先將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和國防大學所編的《徐向前年譜(1901～1949)》關于1935年7月6日前后有關事件的陳述的原文引出——
《歷史的回顧》有關敘述：
【張國燾從兩河口回返茂縣途中，經下東門見到了我。他對會見中央領導及兩河口會議的情況，不愿多談。只是說：中央紅軍一路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時的情形差不多。我最關心的是下一步向哪個方向打?他說：中央的意見，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圖發展。我看還是先取川西南比較好，否則，糧食、給養都不好辦。我說：北打有北打的困難，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難。平武那邊，地形不利，硬攻不是辦法;松潘地區不利大部隊展開，我和昌浩商量，準備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擊，或許能夠取勝。南下固然能解決目前供應上的困難，但一則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長久立腳之地，萬一拿不下來，北出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張國燾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堅持南取邛崍山脈地區的意見。因此起草了一份電報給中央，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當面向中央陳述他的意見。翌日，因李家鈺部猛撲我威州前沿陣地，戰局緊張，我要指揮部隊作戰，無法脫身，結果沒有去成。
張國燾回茂縣后，又來電話，要我們仍按中央的決定，攻打松潘。具體部署是：以王樹聲率四個團于岷江東岸，控制北川至茂縣一線陣地，繼續阻擊和牽制川軍，并吸收胡敵南向;以陳昌浩率一部（右路），我率一部（中路），分路經黑水、蘆花北進，出毛兒蓋，迂回松潘。七月六日，我和陳昌浩分別率部隊從理縣、茂縣出發。
就在我們出發的當天，中央慰問團抵雜谷腦，慰問四方面軍。慰問團成員有李富春、林伯渠、羅邁(李維漢)、劉伯承等同志。張國燾去雜谷腦，迎接慰問團。后來我聽說，張國燾曾在那里借口“統一軍事指揮”，向中央要權。還煽動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議由我當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當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當總參謀長等。陳昌浩也發電報要求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線總指揮，周恩來兼總參謀長。我當時被蒙在鼓里，對這些事情一概不知。】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84～第2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徐向前年譜(1901～1949)》的有關敘述：
【7月6日……
△與陳昌浩分別率紅四方面軍組成的中路軍和右路軍，從理番、茂縣出發;王樹聲率岷江東岸部隊，控制北川至茂縣一線陣地，繼續阻擊和遲滯川軍，并吸引胡宗南南向。
△張國燾向到紅四方面軍駐地慰問的中央慰問團成員李富春提出解決“組織問題”。李富春從雜谷垴致電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張聞天，反映張國燾“尤關心統一組織問題……建議充實總司令部…以徐（向前）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等，“我以為此事重大，先望考慮”。】
——《徐向前年譜(1901～1949)》第205頁，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這兩個陳述，都與相關史實嚴重不洽!
這段歷史的本來面目，實際上系在一個關鍵的地名上——東門外。張國燾在兩河口開完會后，是在哪里跟徐向前、陳昌浩見的面?他回過茂縣沒有?他是在哪里召開會議向李富春發難的?徐向前是不是真如他人所撰的回憶錄所述，對會議商定的內容“蒙在鼓里”、“一概不知”?這個會，徐陳是否在場?是徐陳離開后才開的，還是徐陳在的時候的開的?會后，是不是真如回憶錄和年譜所述，“與陳昌浩分別率紅四方面軍組成的中路軍和右路軍，從理番、茂縣出發”，趕赴《松潘戰役計劃》中各自的指揮位置?……
筆者考證的結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回憶錄撰稿者和年譜編者，都大有“為尊者諱”之嫌——《年譜》編者引用李富春電報時，刻意隱去了對回憶錄撰稿者的敘事不利的關鍵性內容，是為治史者之大忌!這既是對讀者的不尊重，也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哩?
兩河口會議結束后的6月30日，張國燾啟程回理番(今理縣)，林伯渠、李富春、劉伯承等所率的中央慰問團與之同行。7月2日，張國燾將同行的中央慰問團安排在距雜谷垴約20里處關口村紅軍大學住宿，自己則先行去了雜谷垴(或理番縣城薛城鎮)。當晚21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中革軍委，對松潘戰役部署提出建議，大意是松潘戰役可由紅四方面軍擔任主力，“一方面軍可以占阿壩一帶，創造后方，暫休息補充，作四方面軍預備隊”。
這個聯署電報是否是張、陳、徐三人在一起商量后簽署的，是在何處發出的，目前尚難作出最后確認。根據林伯渠次日的日記記載，因為雜谷垴是紅四方面軍后勤部門和中共川陜省委所在地，所以慰問團到達這里后，決定林伯渠留在這里慰問紅四方面軍同志，李富春、劉伯承則前往東門外去看望徐向前、陳昌浩：
七月二日，晴，早六時行(注：從大秋地出發)，行約八十里到關口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宿營。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時抵雜谷腦，部隊及番人群眾均列隊街口歡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東門外訪徐、陳、原總兵站部部長吳先恩。余留此。
這里的“東門外”是一個極易產生誤讀和混淆的地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筆者也跟很多研究者一樣，想當然地認為這個“東門外”，指的就是雜谷垴或薛城的東門之外!筆者曾經查閱過《理縣縣志》和《理縣地名錄》，也曾到當地尋訪群眾，始終沒能找到這個“東門外”。后來想到此間縣治在幾十年間多有變化，于是又查閱了相關鄰縣的地名錄。最后終于發現，這個“東門外”實際上是一個當年屬理番縣而現已歸汶川縣龍溪鄉轄一個村寨名!現名為東門口村或東門寨，“東門外”得名之緣由是因為這里曾是古霸州城的東門之外。這個地方距薛城20公里以上、距雜谷垴(今理縣縣城)40公里以上，距岷江畔的威州(今汶川縣縣城)約10余公里，距茂縣縣城約60公里。
這個村子，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曾經提到過——只不過徐的稱謂是“下東門”：
【李先念率八十八師和九軍一部出發后，為便于指揮前線部隊作戰，我即移住理縣下東門(引者注：這就是“東門外”)。張國燾、陳昌浩仍在茂縣。下東門為岷江和雜谷腦河匯流的地方(引者注：實際上離匯流處還有20里路)，是塊平壩子。四周環山，林木蔥茂，蹦跳騰竄的猴群，嬉鬧在山林間，逗人喜愛。有時我和警衛員、參謀一大早起床，站在山邊看猴子玩耍，別有一番情趣。】
徐向前的這段回憶中的地理要素與環境與如今的東門口村極其相似，但徐自陳的此間活動軌跡與筆者在當地的調研有些出入：徐當時并不是從茂縣移駐東門外的——紅一、四方面軍在夾金山北麓會師的6月12日，張國燾曾通過李先念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通報過張、陳、陳三人當時所在位置：“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縣”。而據理縣有關史料稱：1935年6月7日～8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曾在理番境內的佳山寨駐節，12日又西遷至雜谷垴。徐向前移住東門外，應該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從東門外趕往茂縣后，他就再也沒有回到過這里。
如此，7月2日21時這份聯署電是三人一起商量后發出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種：張國燾7月2日晚上就趕到東門外見到了徐陳，在取得一致意見后又聯署了該電。但平心而論，這種可能性很小!很小的原因是：果如此，張國燾這一天要走近200里路(7月1日張國燾與中央慰問團同宿于九軍二十七師駐地大秋地，距雜谷垴尚有百里之遙)。或者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徐、陳首長當時在雜谷垴，張國燾是在雜谷垴與徐、陳見面并商定相關作戰部署后聯名發出此電的——不過如此一來，徐、陳次日不留在雜谷垴迎接中央慰問團卻直接返回了東門外，也就顯得十分不合情理了。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2日晚，張國燾是在雜谷垴或理番縣城(今薛城鎮)用電話與在東門外的徐、陳就作戰問題進行了商量，在取得了一致意見后，由張國燾簽發了這份聯署電。3日或4日，張國燾又繼續趕往東門外與徐、陳相見。據陳昌浩回憶，張國燾與其見面后，“中央好的東西一點也沒談，談的都是攻擊中央特別是攻擊毛主席的東西，把遵義會議之前的錯誤領導和遵義會議之后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混為一談”。
盛仁學所著《張國燾年譜及其言論》稱：7月5日，張國燾即在雜谷垴召開會議，散播對中央不滿和對中央路線懷疑的情緒，挑拔紅一、四方面軍的關系——這里的“在雜谷垴召開會議”似不確，因為據《林伯渠日記》稱，張國燾、李富春、林伯渠一起從東門外回到雜谷垴的時間是7月7日晚。如果7月5日張國燾召開過這個會議，那就只能是在東門外而不可能是在雜谷垴召開的。
而且很難想象：徐、陳沒有參加這個會議或者不知道這個會議的內容。
圖1：雜谷垴附近地理要素略圖
關于這個問題，李富春于7月6日凌晨1時簽發的致中共中央領導人電可資佐證——這份電報是在東門外而不是雜谷垴發出的，在這份電報中，李富春轉達了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關于“統一組織問題”的“具體意見”：
【朱、周、王、毛：
張國燾來此見徐、陳，大家意見均以總指揮迅速行動，堅決打胡為急圖，尤關心于統一組織問題，商說明白具體意見，則為建議充實總司令部，徐、陳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慮。立復。
富春
六日一時】
“大家意見”——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
張國燾哩?沒明說，當然只能是“更高”!高到哪里去?黨中央自己去想。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稱：兩河口會議后，張國燾先經雜谷垴與徐會面后回到茂縣，7月6日再從茂縣趕往雜谷垴迎接中央代表團，而當日他與陳昌浩已分別率隊出發，對此間或此后“要官”之事“蒙在鼓里”且“一概不知”。筆者認為此說不確。李富春1935年7月6日1時致中央電言明的信息可印證張國燾與徐、陳見會見的時間以及7月5日在東門外開會的大體內容，同時也說明：會議的內容，徐向前、陳昌浩是知道的……
而且，張國燾是先于中央慰問團與徐、陳見面的。
這份電報并不長，請問《年譜》編者為什么不全文引出?想隱瞞什么?避諱什么?
還有，這份電報是7月6日凌時1時從東門外發出的，說明這個會是7月5日開的，形成了“大家意見”，并不是年譜所言，是徐陳離開后才開的，這樣刻意顛倒事件的發生時序，是什么意思?想掩飾什么?遮蓋什么?
7月6日，徐、陳“由理返茂”，并沒有“分別率紅四方面軍組成的中路軍和右路軍，從理番、茂縣出發”——也就是說，徐向前并沒有按《松潘戰役計劃》預定部署從理縣經雜谷垴趕往馬塘、蘆花自己的指揮位置。7月7日，張國燾則與李富春、劉伯承一起返回雜谷垴。
實際上，《歷史的回顧》本身的敘事，也是前后矛盾——回憶錄中后文中陳述了徐向前從黑水河下游往上游前進時與彭德懷會面的場面，如果徐向前真如回憶錄前文所述率從理縣趕前馬塘、蘆花去指揮中路軍的話，那他與彭德懷就不可能在黑水河兩岸相向而行中碰面了。
圖2：徐向前、彭德懷沿黑水河相向而行，在亦念（今云林寺村）相會
如今已為黑水縣辟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瓦缽梁子徐向前舊居可謂是一個無言的證據：徐向前當年就是從此沿黑水河向上游趕往蘆花的。如果真如回憶錄或年譜所言，徐向前是經理縣去指揮中路部隊這的話，那他就不可能經過瓦缽梁子且在此間住留。
圖3：黑水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瓦缽梁子的徐向前舊居
考據史實，一定要注重地理要素的辯析——這太重要了!
這是筆者的經驗之談，各位方家不妨參考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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