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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兩位副總理故事鑒證歷史

陳旗 · 2010-06-2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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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兩位副總理故事鑒證歷史

陳旗

毛澤東向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點災難就是了。多災多難啊!”

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問他,毛主席為什么一定要你發言呢?他說:“被關押批斗那一段時間,我曾經‘坐飛機’100多次,這件事毛主席聽說了,大概他認為我是他希望的那種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干部。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很喜歡像我這樣能夠‘和群眾在一起廝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谷牧的兒子劉會遠回憶“1979年9月,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筆外國政府貸款。 “我奶奶在電視里看到了,拿拐棍敲著地板說:漢奸,漢奸。”他成為日后大規模利用國外貸款的先行者。

紀登奎: (1923-1988)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37年參加革命,加入犧盟會。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3年-198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

1977年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8年兼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兼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

1980年辭職請求,提請免除他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1980年辭去副總理職務。

1988年在北京逝世。

谷牧: (1914-2009)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32年以共青團員身份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投身革命。因怕連累家人,改名“谷牧”。

1975年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980年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2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任命為國務委員。

1978年底到1988年在國務院中主管對外開放工作;曾兼任國家建委主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國家對外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是開放政策的探索者和推行者。在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部利用外資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85年卸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1988年離開國務院。

2009年在北京逝世。

兩位前輩,一生有許多共同處,都是三十年代參加本地革命。

紀登奎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谷牧27歲以共青團員身份轉入中國共產黨。

兩位前輩在中國政壇上,人生頂峰如下:

紀登奎1973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提請辭職。為中國革命建設約43年。

谷牧1975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82任國務委員,1980-1985任書記處書記,1988年離開國務院。為中國革命建設約51年。

兩位前輩共同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在毛澤東時代,不斷的成長,紀登奎是地方大員,谷牧是從事國家經濟工作,他們文革時都受到沖擊,紀登奎受到了批斗,谷牧靠邊站,1975年兩人同時任職國務院副總理。

紀登奎1980年提請辭職請求后得到批準。谷牧1988年離開國務院。谷牧是完整的經歷了改革時代,他同時也是最初開放政策的探索者和推行者。兩位前輩為國效勞一生。

讓我們摘取紀登奎、谷牧兩位前輩所經歷的歷史片段,議論中國六十年中三件大事

一.三年自然災害
自從建國以后,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群眾中去。一旦出現在群眾中,人們就會像潮水般地涌來,山呼萬歲,如癡如狂。到各地去聽取匯報,地方要員總是拿著寫好的稿子念,稿子大都重復著他說過的話,大講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他要聽真話,不聽那些正確的廢話,一聽就煩。
毛澤東此時的心情是復雜的。他說自己走到哪里,都聽不到真實情況。他與老百姓是那么近,卻感到是那么遙遠。因為此時的毛澤東已被神化,被一種無形的障礙把他與實際隔開了。
對于他想聽的情況,特別是地方領導自己治下的問題,老百姓的疾苦、生活情況,他們不是隱情不報,就是避重就輕,挑著說。這使毛澤東很不高興。
當時河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自從1957年夏,省長吳芝圃以大批右傾機會主義為名,把省委書記潘復生搞下去,取而代之,當上省委第一書記后,河南浮夸之風就越演越烈,簡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1958年,全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而省委竟吹估為702億斤,最后導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購。哪個基層干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像土改斗地主那樣被斗,哪個農民若是交不夠糧食,就要對其實行捆綁、吊打,甚至關押拘留,拆毀房屋。1958年11月底,在河南密縣就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1959年春天,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泛濫和死人的事態便蔓延開來。
196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云到河南搞調查,河南領導人告訴他,河南的糧食比上一年翻了一番還多,不但不需要國家向河南調糧食,還可以把河南的糧食調出去。
陳云反復問河南有多少耕地?能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照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幾筆賬算下來,情況就很清楚,糧食差得很遠。陳云說:“我不希望你們調出糧食,你們農村征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
河南的領導不服,說河南城市人口糧食夠吃,自己能夠解決。
1960年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李富春轉來一份材料,心情很不平靜。材料是中組部、中監委的四名干部寫的,內容是關于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方面的問題調查。
報告中說,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8萬多人,現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人,現增到近10萬人。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報死600余人,現揭發死人近4000多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大隊人口死亡達到35%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個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遭受極大摧殘,生活異常困難,說十室九空、家貧如洗也不為過。
毛澤東看了,將材料批給劉少奇和周恩來:“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1960年12月26日,是他67歲生日。他把身邊工作人員找來,有秘書、有警衛,一共7個人,請他們吃飯。毛澤東與他們圍坐在一張飯桌上,沒有酒,沒有肉,只是油比平時多了一些。
毛澤東把筷子拿起來去夾菜,還沒有夾上菜就把筷子放下了,看著大家說:“現在老百姓遭了災。你們都去搞些調查研究。那里到底是什么問題啊?把情況反映上來。”
晚上,毛澤東還對給他按摩的封耀松說:“我不放心哪!他們許多事情瞞著我。我出去到哪里,他們都能有準備。你們要下去,你們能看到真實情況,要告訴我真實情況……”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毛澤東陷入了沉思和苦惱。

摘引:毛澤東為啥信任紀登奎?程秀龍2010年06月24日人民網

議論:從上文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的處境,用陶鑄話:大權旁落。

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從長遠和現實的需要出發,53年第一次提出自己處二線時,出了“高饒”爭權事件;當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拒不接受,各民主黨派人士聯名提出的:請毛主席再任四年國家主席到62年時,就決定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形成,君權神授,天命難為,這是上祖們的訓言。而當“高饒”事件后,進行了黨內團結教育,但到了58年老人家處在二線多時,各路大員們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政治、經濟和生產任務,為了向老人家表功,為了在自已的山頭的領袖面前立功,采取了極為偏激的態度,開始虛報作假、大夸海口、進行了狂熱的吹牛比賽,大刮五風: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當自然災害來臨時,一切變的不可收拾,河南、四川和安徽省的不少縣的地方領導采取了非人的手段,致使這些地區的農村和城鎮人民陷入絕境,三年中大量民眾死亡。

毛主席他老人家當時的處境則是上面文中所說的狀況,直到1960年10月實在壓瞞不過去了,老人家才知道。只有嘆言“我不放心哪!他們許多事情瞞著我。我出去到哪里,他們都能有準備……。” 他老人家陷入了沉思和苦惱。

如果說劉、周、鄧等在一線沒全身心的工作肯定是亂說,劉、周、鄧等配合的好壞,各山頭的大員們水平是否仍是落后和官僚式的。當時幾乎所有官員對毛主席的感情都是真切的,但不能說他們就有能力勝任本職工作。

當人民度過大災和人禍后,有兩個問題很重要:為什么河南、四川和安徽省的不少縣和全國部分地區,會產生如此嚴重的死亡問題?為什么人民的疾苦難以伸訴,人民為什么只能選擇接受,大量正直官員們為什么起不到護民的作用,相反有的官員大力壓制和封鎖人民的不幸,多數官員不講、也不敢講真話?

指責和痛恨這些官員是容易的,列舉和估計數據也是容易的,而要從這一痛苦和不幸中,尋找到警戒的手段和防止的辦法,從而根除類似的不幸事件,只有如此才是對我們有益的,也是我們要做到的,中國現在還有黑磚窯、童工廠、奴隸廠等非人事情,就是大罪過,要切實的限時打擊,每發現一起此類案件,就要有人頭落地。如再出現這種事件和允許存在,還用這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來搪塞,那就滾蛋去吧,你們只會扯蛋。

這就是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回歸本位,決心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壓官員、下啟人民)的根本原因。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大會上發言的共九人。周恩來、康生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陳永貴代表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紀登奎的發言代表革命干部。
當輪到紀登奎發言時,毛澤東扭過頭,在身后的主席團成員坐席上尋找,沒有見到,問身旁的周恩來:“紀登奎同志在哪里?”
周恩來指著前面的代表席,答道:“紀登奎同志在下面。”
這時,紀登奎從代表席上站起來,走向主席臺發言席。當他走到毛澤東前面的時候,毛澤東微笑著對他說:“請你講話。”
紀登奎走到發言席,還沒有講話,毛澤東就向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點災難就是了。多災多難啊!”
聽到毛澤東的公開介紹,人民大會堂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紀登奎十分激動,更是熱情贊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對我教育太深了。”他在10分鐘的發言中,居然有37處提到毛澤東。他在發言的最后,一連呼了許多革命口號,其中一個口號是“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
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曾問他,毛主席為什么一定要你發言呢?他說:“被關押批斗那一段時間,我曾經‘坐飛機’100多次,這件事毛主席聽說了,大概他認為我是他希望的那種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干部。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很喜歡像我這樣能夠‘和群眾在一起廝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摘引:毛澤東為啥信任紀登奎?程秀龍2010年06月24日人民網

議論:如果各位相信孔慶東教授所說,他兒子的最初記憶是在娘胎的話,我也想在此說些我的文革記憶:文革爆發時我不滿四歲,生活在城市,正好住在各種游行示威、武斗最經常的地方,晚上大街上(馬路上)和巷子里常有隊伍跑動聲,外婆(家庭主婦不識字)晚上緊張的將我抱到自己房里護著睡,白天大街上很多人一隊隊的行進,也有人頭戴藤編安全帽、手拿紅纓槍(稱苗子),不時有大規模的進退跑動,街上有不少磚瓦,聽大人言有死人,傷的有,我記憶中見過幾輛板車上躺著受傷的人,時間不長。再就是大字報,在我的記憶中大字報鋪天蓋地,晚飯后,人們都去讀大字報,也有不少人刷貼著新寫的大字報。很多人晚上站在大街上談論著、爭論著到深夜,我為什么有記憶,因為很多地方張貼著寫有我父親(中學教師、教導主任)的大字報和罵我父親的標語口號。而我父親晚上都要去看,我父親常帶著我去。我鄰居一家有四個人在印刷廠工作,晚上八九點常帶回大量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最高指示傳單,我們很多個小孩就在當晚,在大街上分傳單,有時向天空上拋。后父親學校的學生幾次到我家抄家,大量的書籍被拿去。我父親沒有受皮肉苦,也沒有受批斗,父母工作和家里生活照常,67年暑假全家到江西和福建住了一個多月。文革主要內容是:大字報、大辯論、武斗、串聯、批斗、游街、抄家等,約一年半就平靜了。

上述記憶,前后順序不一定就是如此,但是我所描述的是我的經歷過的記憶。

文革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最不可思議的事件,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封建歷史沒有過的事,當時可能很少的人能夠理解,從有些史料中感到周總理和王震將軍等當時都不理解,如果沒有社會差異變化好壞對比,文革會被歷史忘掉。

文革好壞成敗得失,如從單個事件上論文革是得不到什么的,僅經歷、處境、時間等不同都會有不同的結論,用思想眼光等因素就更是不同;從階級、主義上論文革又會在名詞定義上和指代上,出現理解不同而爭執,會陷入自我駁論中。

人的一生掐頭去尾,15歲進入社會到75歲,也不過60年,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快滿22歲時(編印《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散發)才進行社會斗爭。長壽者80、90歲,如遇社會變動激烈,因為有強烈的感受和對比,會看到三個社會形態:好壞好;壞好壞(絕大多數人民最終認定的)。中國封建各王朝,如正常,人們最多只能經歷兩個社會形態:好壞,壞好。這是因大多數人壽命不是很長,皇帝統治時間相對長,理國馭民有延續性。

只有在國家極度危險、戰爭時期和很貧困的社會狀況,才會出現紀登奎14歲就進入社會斗爭的這種很特別的事情。人們在自己生存的時光中,是不太愿意攪動正常的生活習慣的,就是逆來順受,這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在某種意義來說,這就是最基本社會形態,諷刺和指責是沒用的,他們才是決定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人當時是非功過的最后評定體---民心民意。而文革就是一種人民,特別是青年人和學生,在老人家的引領下自覺自愿的投身到中國社會斗爭中。

文革當時的意義:是人民對三年自然災害中的人禍進行的清算,包括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種缺點和不足的批評打擊,也是民眾對自身生活改善、掃盲、國家民族過去恥辱得到清刷、相對好的社會地位和保障等的滿意,而對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領導的一種感恩性的自愿行為。中國廣大民眾49年前的生活和建國之后的成就,讓人民內心有一個對比,盡管因各種原因,物質生活不足不豐富,出現大躍進和三年災害問題等問題,在廣大人民內心中確實普遍存在這種擔心:會不會再回到過去苦難生活中去。所以中國建國前的土地運動和肅反,以及建國后歷次斗爭中出現過火過激的事情和事態,是極為正常的,包括文革和以后我們所經歷的斗爭。過火過激,當時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因素很多相互參雜。

文革長遠意義:是一次中國人民全體性、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民權的覺醒運動,盡管仍是以無限崇敬毛澤東和帶有狂熱的方式進行運動,也有大量的按今天標準是非人道的行為和傷及不愿參入的人問題,但文革使中國在較長的時間內不會因為人民一時不滿而爆發內戰。

李清平網友的觀點: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完美經典性的高潮。不是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想或要搞封建社會,而是,當時社會人民的物質、科技、工具、文化、精神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水平,就處在這樣的狀態和時代中,當完美資本主義社會和完美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出現時,完美封建社會就是人民心中向往和懷念的,還會有很多的人和黨派,再來進行老人家實現過的實踐。

 如孔慶東教授所說,中國人民原本可以沒有禁忌的分析和總結毛澤東時代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可中國人民沒這個命,或者說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接受和容忍這種事情,即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負面分析。盡管出現了大量的負面評說文章,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他們的評說是站在非人民的立場上的,用非當時的實際狀況,所以中國人民用行動和時間作了回答,不僅拒絕,而且連反思意愿也沒有,這也是中國的命。

否定毛澤東就證明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是一幫無能的笨蛋。而事實是:如網友于澎所言, 1949年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后,短短二十幾年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果。在毛主席時代,中國15年就完成了從洋火柴到成為核大國跨越,20年中就從一個不能生產普通的釘子的國家到發射衛星上天。在短短20幾年中,人口壽命從35歲提高65歲。文盲的比例從解放前的80%以上,下降到30%。毛主席去世時的學生在校人數,直到90年代都是歷史最高記錄。

27年人口從4億多增加到8億多。在我小時侯時,一家如只有一個小孩,這一家大多是有原因,不少是抱養的,有一家四五個小孩同時上學,當時有五個以上小孩的家庭很多。這種情況下,物質生活肯定不會豐富,有時會很艱難。

僅從以上幾個鐵的事實,我們就能分清是非功過。中國沒有人否認三年自然災害大難、政治斗爭擴大傷害和物質供給欠缺問題。

這三十年不時有誹謗、侮辱和謾罵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事件出現,民眾中間無知、曲解他老人家的不少,為了出風頭、以顯才華、實現自己利益的人,而誹謗、侮辱和謾罵毛澤東他老人家的現象很多。將人民看成阿斗的人,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人民眼中是何物。有良心道德的人、正直和憂國憂民的人民,是極為不滿的,中國主管當局盡管在有些方面做了一些正確的事,但是還是沒有放在國家安危的高度對待。

誹謗、侮辱和謾罵毛澤東人最終只能達到兩個結果:一是迫使人民忍無可忍,進行無情的殺戮,特別是在社會處于不理想狀況時,更會如此。二是造成我們后代(四、五十年后見分曉)形成新的毛澤東崇拜和神化,會出現我們現在無法理解的方式和手段固定下來。

為什么又說是關系到國家安全?

如果國家政權和領導集團,讓人民接受這種無恥的誹謗、侮辱和謾罵,人民如果抗不過國家政權和領導集團,人民只會以敬祖的方式,以求得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的保佑,當國家和政府受到大災大難時,人民不會有任何的同情和出力,當國家受到外來侵略時,中國人民是不會拼命的,這就是不足二百年中發生的事,八國聯軍二三萬就打進中國的北京和日本人初期侵占東北三省,歷史為我們完整的體現著危機。當國家、政府、社會失去民心后,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幾門大炮架在邊境就能征服中國的事是不會再有,但幾架飛機和幾條船飛橫在中國,中國就低頭伏首的事情就不見得沒有。

如果國家政權和領導集團容忍這種無恥的誹謗、侮辱和謾罵,只會造成中國人民的不滿,別將我們的后代當傻瓜,他們將以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的文字和精神,進行社會斗爭,將摧垮一切看似不可能的動搖事物。

世界上,沒有人會相信的事,連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都不敢想的事,照樣在他老人家面前發生了:以李燭塵、榮毅仁為代表中國資本家將財產裝在半人大信封中,交給國家,接受國家贖買;老人家認為有生之年不可能完全解決土地問題,結果成功的完成土地國有化和集體化。由此可見正確的對待人民和對手,人民和對手也會付出最大的貢獻,毛澤東他老人家之偉大,只有當時的人民和當事人可經歷到。

一切都是會變的。一切也正在變化。

所謂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的清白、真相和你不知道之類的事,已經不重要了,未來中國歷史將是圍繞著毛澤東他老人家不停頓爭斗的歷史,會不會出現讓我們不愿看到的事情,只有天道,每個做父母的要教育好自己的兒女。在人類世俗世界中,無論是民眾、官員和國體等等將永遠被毛澤東胸懷、精神、智慧和偉業所牽引,直到人類全部進入佛界。人世間美妙動人的樂曲歌曲很多,但是世間最美妙最動人的樂曲是佛音佛曲,最深情最真誠的歌曲是頌毛澤東主席歌曲。

三.改革開放

1976年中國人民當時的選擇,決定了后來有的一切。當時人民迷惑了也好,社會發展的必然也好,領導人的失策也好,……總之,中國社會從此向現在的這種方向發展。(1976年是中國年代,大事和大事件最多最重要的一年,因能力和經歷等沒有能力分析,很望讀到大家和網友論述1976年的心得。)

谷牧的兒子劉會遠回憶“1979年9月,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筆外國政府貸款。 “我奶奶在電視里看到了,拿拐棍敲著地板說:漢奸,漢奸。”谷牧成為日后大規模利用國外貸款的先行者。

(有一文章是說,劉會遠將這件事說給他父親谷牧,谷牧聽后笑了。)

議論:谷牧的母親1979年估計有80多高壽,這位老人為什么會有這個結論,一有可能是因借日本的錢,再就是老人家已經預感到此事的最終結果。從劉會遠評說此事來看,他奶奶是預感到此后的最終結果。

中國人誰想成為漢奸、走狗、賣國賊?這可是建國三十年中最大的罪名,別的罪名還行,漢奸、走狗、賣國賊罪名的等號是死亡。此時的谷牧為中國革命建設工作快五十年了,那怕上天給他一個漢奸的命,他也不會做漢奸。

問題出在那里?只能說閱歷和眼光,谷牧比不上他母親。長壽者80、90歲,如遇社會變動激烈,因為有強烈的感受和對比,會看到三個社會形態:好壞好;壞好壞(絕大多數人民最終認定的)。

最主要的是,當政治斗爭勝利后,中國人民也贊成擁護,接身搞了個新的“洋躍進”,后面的一切好壞得失,所有的中國人只有接受,包括后面歷代領導人只有承受歷史的評說,誰也不能幸免。

谷牧如果還在世上,聽到十二條似他參加革命時年齡的生命,以跳樓方式在深圳富士康工廠結束了,會痛心不已。谷牧和所有改革開放的先驅們,一定同意:“一位中央領導從深圳回來后說:除了五星紅旗還在外,別的什么都沒有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和有遠見,而不是當時所說的僵化保守。

客觀的說還是能力和決策上的問題,一個國家的財富多少和人民物質豐富程度,不是國家強盛和人民幸福的決定性因素,這個結論,最有力的證明是伊朗,伊朗在巴列維時期(約六十年代到七十代初):經濟、人民生活、軍事國防、文化體育等方面,按照今天中國人的標準:伊朗是當時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國家,伊朗當時確是亞洲最強的國家,財富方面強過西方,但一夜之間伊斯蘭大革命,看似正常發達富有強大的國家,但人民不滿意,伊朗巴列維王朝從歷史上消失,這之間可能有外國利用伊朗,設計想搞亂中東地區。但從大多數伊朗人民贊成伊斯蘭大革命,說明當時伊朗人民精神和宗教信仰不接受改革開放引進美國生活形態,也說明財富、豐富物質和所謂的自由,并不是廣大人民最終需要的東西。中國要從伊朗伊斯蘭大革命推翻了,當時最成功改革開放巴列維王朝的歷史中吸取教訓,盡管現在的伊朗可能人民生活不似過去,也會有些人不滿意,還會出現新的改變,但我們可以看到民心民意到了某個忍耐極限時,會不顧及一切的作出自己的選擇。

議論歷史是為了獲取智慧,正視自己的良心來對待生活,希望自己的國家民族人民在發展成長過程中平順點,人為的災禍盡量少些,不是為了否定現在已有的發展和進步,而是要警醒世間的存在危險、陰謀。

如果一個國家讓人民心寒(自殺一個接一個、礦難不斷……)的事都無能解決,說的再好,做的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中國:以史為鑒

培根;讀史使人明智

今不如昔的,不理智,不可取,常諫常責;

辱罵祖宗的,有娘養,無娘教,當殺當剮。

佛滅后,一切生者忙著尋找自己的新世間佛,以引領自己到佛國,可惜五千年后才有可能出一個新的世間佛,我慶幸自己同佛度過了近十四年光陰。

 共同欣賞兩段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同紀登奎談話。

1.

毛澤東突然向他發問:“你挨過整嗎?”
紀登奎感到十分突然,把杯子放下,不知道毛澤東為什么問他這個問題。
他抬頭看著毛澤東,毛澤東也正看著他,等待他的回答。
紀登奎未加思索,立刻直言不諱地說:“挨過,挨過兩次。”
毛澤東對他的坦誠感到滿意,馬上聯系到自己,坦率地說:“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接著又說:“挨點整,有好處。”像是在安慰他。
說完,毛澤東看著他又問道:“人家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
紀登奎說:“整錯了。兩次都整錯了。”
毛澤東注視著他,沒有說話。
紀登奎從毛澤東的眼神中,似乎覺得在問他為什么整錯了。接著,他簡略地介紹了自己在冀魯豫兩次挨整的經過。
毛澤東聽了,話題一轉,又反問他:“那么,你整過人嗎?”
紀登奎依然誠實地說:“整過。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錯過沒有?”
紀登奎說:“有,也整錯過。”
毛澤東突然嚴肅地問道:“你殺過人沒有?”
紀登奎稍稍怔了一下,心想主席怎么問起這個問題。毛澤東的眼光正對著他,他沒有再猶豫,立刻答道:“殺過人。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毛澤東又盯著他,問:“殺錯過人嗎?”
紀登奎答道:“也有殺錯的。”
他見毛澤東聽得那么認真,便進一步解釋了殺錯的原因,說那是在情況非常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最后承認:“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毛澤東聽到這里,緩緩地說:“還是要刀下留人,能不殺的不殺,能少殺的要少殺。”

2.

9月22日,毛澤東在從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經過鄭州時稍作停留,劉建勛、王新、紀登奎應召登上毛澤東的專列。
毛澤東一見紀登奎,就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紀登奎,老朋友啦!”
紀登奎握著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毛主席好,毛主席萬歲!”
各自坐下,劉建勛說:“紀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鍛煉了,他在運動中被關了四個多月,挨批斗,坐飛機可多了。”
毛澤東看著紀登奎說:“啊,真是多災多難啊!你說,這一點好處也沒有嗎?”
紀登奎馬上說:“大有好處,能夠鍛煉人。”
毛澤東聽說過批斗有坐飛機的事,但沒有見過,感到稀奇,問起紀登奎挨斗的滋味:“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噴氣式飛機是什么樣子?”
紀登奎報告說:“挨斗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飛機就是把頭低下,兩只胳臂背向后面,就跟割麥子差不多吧。”說著比劃著學了個噴氣式的姿勢,然后說:“站著不能動,腿上得有勁。要說也沒什么,也是個鍛煉。”
毛澤東樂了。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比劃了一個噴氣式,彎腰,低頭,把兩只胳臂朝身后高高地抬起,問:“是不是這個樣子?”
“是,是。”紀登奎說。
大家見狀,都笑了起來。
毛澤東回到椅子上坐下,點燃一支煙,抽著。紀登奎說:“我們這些人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建勛同志帶出來的。”
毛澤東表揚說:“劉建勛給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沒有倒。”
后來,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講紀登奎如何挨斗、坐“噴氣式飛機”,夸獎他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
紀登奎每到一地,都能夠聽到“向紀登奎同志學習”、“向紀登奎同志致敬”的歡呼聲。

引自:毛澤東為啥信任紀登奎?程秀龍2010年06月24日09:16 人民網

非黨非派,以此文祝毛澤東主席締造中國共產黨生日快樂。

201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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