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想沙龍·第二期】紅色書刊的海外傳播：經驗與教訓

開始時間: 6月26日 周六 15:00
結束時間: 6月26日 周六 17:00

講演題目：

紅色書刊的海外傳播：經驗與教訓

何明星先生以故事的形式娓娓道來，講述紅色書刊在日本、印度、非洲……等國家的傳播，以及種種現象引發的思考。

現場或許有神秘的點評嘉賓出現

時間：2010年6月26號下午3點

演講1.5小時，提問互動0.5小時，每位提問者將獲得出版社的贈書一本，現場也將有書銷售。

作者簡介

何明星，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長期致力于出版文化研究，曾有三十幾篇論文，被《新華文摘》、《新聞與傳播》（人大復印資料）、《出版發行研究》等期刊發表或轉載，并在《出版人》《出版營銷》等雜志常年開設專欄。著有出版文化史專著《著述與宗族—清人文集編刻方式的社會學考察》（中華書局，2007年9月）一書。

內容簡介

　　本書用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以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的發展歷程為立足點；以翔實的數據、資料，描繪了一幅中國書刊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歐、北美、蘇俄和東歐地區發行傳播的全景圖，并用傳播學的理論視角對60年來中國書刊在海外傳播的文化特征、傳播效果、經驗教訓給予了分析和總結。
　　歷史總會對未來指明方向。未來中國書刊該如何“走出去”？怎樣做才能走得更遠？中華文化如何才能對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可供參考的路徑，都在曾經的歷史印跡之中。

推薦

毛澤東著作在世界的傳播

——“紅色世紀”留給當代中國的巨大文化遺產（何明星）

2008年11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古巴訪問，古巴的現任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唱起了《東方紅》，作為表達對中國最高領導人到訪的敬意。這一當代國人久違的旋律，令很多青年人詫異：為什么古巴的領導人會唱這支“老掉牙”的歌兒？中國有那么多好聽的歌兒怎么不會唱？

其實，這是上一個世紀——紅色的二十世紀留給今天中國最偉大的文化遺產。無論后人如何評價，毛澤東都是20世紀中國給世界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毛澤東沒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澤東思想卻在這些地方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毛澤東著作有組織的出版和有系統、有計劃的發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1978年的29年時間，是新中國以突破當時外部世界“政治、經濟封鎖”為目標的而進行的有組織、有系統、有步驟的文化輸出時期。當時的亞（現中東地區）、非、拉是側重點，新中國成為這些地區一些國家、地區爭取民族獨立的榜樣，因此蘊含“中國經驗”的毛澤東著作首當其沖成為中國圖書輸出的大宗產品。據方厚樞先生的《毛澤東出版紀事》記載，1949年10月1日建國后即組建國際新聞局，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等機構專門承擔翻譯出版《毛澤東選集》外文版的工作，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中國國際書店（今中國圖書貿易總公司）承擔專業對外發行工作，并由中央直接領導。中國國際書店自1952年至1967年9月止，共對外發行毛澤東著作11624171冊；截至1967年10月止，世界各國以65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共853種，其中《選集》48種，單篇本、文集、匯編本、語錄等805種。有54個國家與地區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有39個國家與地區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詩詞》；有20個國家以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語錄》，共有35種版本。毛澤東著作成為20世紀中國出版最多、發行量最大的圖書。

半個世紀的文化傳播結出了豐富的果實。毛澤東著作曾經在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很暢銷，許多國家的普通人都知道毛澤東這個名字。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思想成為世界許多國家擺脫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解放和經濟自給的理論之一。應該說，毛澤東著作的對外傳播，是自明末西方傳教士傳播中國文化開始至今，近400多年間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歷史中主動傳播的第一次。今天重新回顧那并不久遠的一段歷史，總結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對二十一世紀中國不僅要成為經濟大國，還要建成文化大國的路徑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

　　中蘇兩黨蜜月期，斯大林首先提出翻譯《毛澤東選集》

把毛澤東思想向世界傳播，早在二十世紀的20年代就開始了，那時還是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1927年5月27日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就用俄文發表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譯《毛澤東選集》，并派出理論家尤金來到中國。中國由陳伯達、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師哲組織負責中文譯成俄文工作。在編譯的過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閱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之后便交給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該刊在1950年12月（總23期）發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報》全文轉載（史料見馬祖毅的《漢籍外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第97——98頁）。此后，毛澤東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紹到蘇聯，當時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就是中蘇關系處于兄弟加同志的時期，因此斯大林提出翻譯中共領導人著作，并不稀奇。

　　英國勞倫斯出版公司英文版《毛選》，首印1萬2千冊

有組織的大規模向外發行毛澤東著作，是在屬于建國以后。據方厚樞先生《毛澤東著作出版紀事》中記載，在1949年10月1日建國后，國際新聞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義出版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當時師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長，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亞、阿拉伯文出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在剛剛組建不久的專門對外機構——中國國際書店，1950年的工作任務中就提出，中國要“輸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介紹到外國去，特別要介紹給東西方被壓迫民族”。經劉少奇批準，1953年5月25日中國國際書店經理邵公文與英國勞倫斯出版公司代表湯姆斯·羅素簽訂在英國出版《毛澤東選集》英文本的協議，這是中國建國后第一本委托翻譯出版的書籍。英國勞倫斯出版公司是英國共產黨所屬的出版社，在新中國建國之初，毛澤東著作的主要發行對象就是世界各國共產黨、左派團體等書店和會員。

協議議定，中國國際書店（甲方）將《毛澤東選集》的正式英譯本在英國出版與普遍發行的全部權利賦予勞倫斯出版公司（乙方）。雙方同意，《毛澤東選集》英文本卷數及各卷內容與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負責制作各卷初版紙型，其所有權在合同有效期滿后仍歸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權稅，按銷售冊數的每本零售價10％計算。本合同自簽字之日起有效期為三年，期滿后經雙方同意可續訂。

勞倫斯出版公司在英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英文本(1—3卷)分為4冊，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000冊，主要面向歐洲大陸以及英語國家發行。此后該出版公司一直下設“中國書店”，發行各種中國雜志和圖書，如12種文版的《中國畫報》，在1957年能夠每期發行26萬冊，英、法、日三種文版的《人民中國》能夠每期發行6萬冊，英文版《中國建設》每期發行59000冊，與中國合作長達三十年時間。

　　1952年，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曾在日本發行30萬冊

在近鄰日本，與剛剛組建的新中國一直保持聯系的是日本共產黨等左翼組織。據馬祖毅的《漢籍外譯史》記載，日本在1952年就陸續出版了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3卷，其中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印數達到30萬冊。1957年《人民日報》刊載了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論》就刊載了由亞細亞通訊社翻譯、竹內實校閱的全文。

日本共產黨等左翼組織成立了“毛澤東選集編譯委員會”，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冊出版了日文版《毛澤東選集》第4卷，7000冊首印，僅一個月時間便搶購一空。從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澤東文獻研究會編輯出版了10卷本《毛澤東集》，總共收錄了毛澤東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補卷》、《別卷》收集了《毛澤東集》以外毛澤東少年時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這套龐大的文獻資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蒼蒼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澤東文稿1132篇，計3659頁，約349萬7千字，是外國學者編輯收篇最多、編輯最系統的一個版本。

　　伊拉克、敘利亞分別出版阿拉伯文版《毛選》，暢銷中東地區

改革開放之后的1989年，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曾經專門組織一些文章回憶錄，來紀念中國國際書店成立40周年。屠琳芳、景連如兩位同志曾長期從事中東地區的圖書發行工作，據兩位回憶文章記載（見《中國國際圖書總公司40周年紀念文集》第69頁），中國圖書尤其是毛澤東著作在中東地區的發行，經過1952——1954年的初創期，從1955——1961開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發展。可以說，六、七十年代是最輝煌期。

經銷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達出版社、莫珊那書店，其中莫珊那書店是伊拉克歷史最悠久的書店。當時伊拉克政府積極謀求擺脫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國取得獨立勝利的經驗，他們組織學者翻譯、選譯毛澤東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發行量為9萬冊，到1959年達到33萬冊，1955——1961年累計發行超過50多萬冊。

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出版社，經理艾迪卜·東巴基三次訪問中國，組織學者翻譯阿拉伯文版《毛澤東選集》1-3卷，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多種，此外還有《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幾種圖書，并把中國圖書發行到沙特、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等國家和地區。大馬士革出版社與中國合作長達三十多年，迄今仍是中國圖書在阿拉伯地區的轉運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發行公司、和平書店、環球書店等此間也積極發行中國圖書，尤其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國堅定地站在埃及一邊，支持埃及收回運河主權，因此帶動中國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長，從1955年的不足1000冊，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萬冊。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與敘利亞組成阿聯，由于阿聯當局在國內掀起反共浪潮，毛澤東著作的發行受到限制和禁止。兩個地區扣留《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書的阿、英、法三種文版6000冊，曾長期經銷中國圖書的民族出版發行公司、和平書店被查封，負責人被捕。此時黎巴嫩長期從事中國圖書的法拉比書店也大量退貨。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著作成為非洲大陸的“超級暢銷書”

據《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 周年大事記》記載，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非洲許多國家自覺把中國當作取得民族獨立、擺脫殖民統治的榜樣，學習中國的經驗成為許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選，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在非洲最大。1960年，中央外事小組在制定外宣工作規劃進一步提出：為了適應世界人民革命斗爭的需要，要大大加強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澤東選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積極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推廣發行。1962年在《關于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中進一步把以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確定為基本政策，“通過發行書刊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出口總方針是配合國際革命運動的發展，經常地、系統地、千方百計地而又穩步地向全世界特別是亞非拉地區發行我國書刊，首先是外文書刊，以毛澤東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書刊為主”（資料詳見《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周年大事記》第47頁、58頁）。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國國際書店發行國家名單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陸國家：

埃塞俄比亞、突尼斯、塞內加爾、喀麥隆、塞拉利昂、蘇丹、索馬里、象牙海岸、烏干達、坦桑尼亞、尼日利亞、摩洛哥、加納、貝寧、馬達加斯加、索馬里、尼日爾等國家和地區，幾乎包含了整個非洲大陸。

　　其中埃塞俄比亞、貝寧、馬達加斯加、加納等幾個國家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向中國人民學習，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因此，毛澤東著作在這些國家大受歡迎，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在一些國家幾乎人手一冊。

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學校成批購買；一些學校經常開辦中國問題講座。毛澤東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貝寧的一些國營公司還曾在1975——1978年三年間訂購中國圖書20多萬冊，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學習用的政治書籍。

最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亞，一切向中國學習是政府當時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訂購中國圖書累計97萬冊，其中大量是毛澤東的著作。該國的人民書店曾來信稱：“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其中“埃塞俄比亞圖書文具店”長期以來是中國國際圖書進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關系一直保持到改革開放后。1986、1987兩年間，仍然訂購《鄧小平選集》、《周恩來傳略》《了解中國》等圖書54萬多冊。

加納政府在恩克·魯瑪執政時期，曾大力向中國學習，并由“人民書店”、“星書刊社”、“黨書店”等單位常年銷售中國圖書和毛澤東著作。據中國國際圖書進出口公司的統計，1962——1966年五年間，中國書刊在加納的發行量為138萬冊，坦桑尼亞53萬冊，尼日利亞85萬冊，阿爾及利亞64萬冊，埃及56萬冊。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在非洲大陸是名副其實的超級“暢銷書”。

中國與非洲大陸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圖書從此開始進入主流市場，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國文化專業機構充分利用的發行網絡。如埃及的“金字塔報發行公司”、阿爾及利亞的“報刊圖書發行公司”、摩洛哥的“謝里夫報刊發行公司”、“突尼斯報刊發行公司”，坦桑尼亞的“每日新聞發行公司”、尼日利亞的“貝魯大學書店”、加納的“加納大學書店”、塞內加爾的“塞內加爾報刊發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圖書唱片公司”、喀麥隆的“喀麥隆報刊發行公司”、馬達加斯加的“馬達加斯加報刊發行公司”等大型國營公司成為中國圖書的經銷商。一些骨干發行書店，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仍在發揮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書店”、馬達加斯加的“東方書店”、“綜合書店”、毛里求斯的“學生書店”、埃塞俄比亞的圖書文具店、加納的“萊西翁公司”、尼日利亞的“柯達書店”、烏干達的“米梯亞納書業中心”、坦桑尼亞的“友誼書店”、“卡塞書店”等。這些書店的經理、負責人都是多次訪問中國，并成為中國人的忠實朋友。

新中國在非洲大陸有組織、有系統、有步驟地文化傳播至今已經結出豐富的果實。在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國家，到處可見“毛澤東大街”、“毛澤東大橋”、“毛澤東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亞，普通司機知道兩個中國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澤東；盧旺達的國家電臺曾常年向全國人民教“漢語問候語”；在剛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國人就喊“中國，毛主席”；南非總統姆貝基在一些演講中，經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論斷表述自己的觀點。最為重要的是，時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當時一大批看著中國圖書、畫報的青年學生已經成長起來，成為這個年輕大陸的主宰者。

1982年，中國國際圖書總公司在坦桑尼亞的達雷斯薩拉姆舉辦博覽會時，中國圖書展臺前經常有一些大人領著孩子前來詢問一些當時國內也少見的圖書，如《狼牙山五壯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員很奇怪，問到他們是怎么知道這些書的，這些大人告訴說：他們小時候經常看這些書，還讀過很多中國畫報和其他中國書，并當場背誦出一段毛主席語錄證明對中國的了解。

2003年12月26日，前非洲統一組織秘書長薩利姆·艾哈邁德，面對前來采訪他的新華社記者，拿出了一張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69年，年僅27歲的薩利姆出任坦桑尼亞駐中國大使。他說，“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向毛澤東主席遞交了國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也是我一生中一個非常難忘的回憶。”從1970年到1980年，身為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大使，薩利姆為爭取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盡了自己的力量。他還指著書柜中全套的《毛澤東選集》說到：毛澤東本人從未到過非洲，可許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這是因為他的思想已融進了中國援助非洲人員的行動中。可以這樣說，沒有毛澤東思想在理論上的指導和中國在經濟上的無私援助，非洲國家在擺脫殖民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獲得國家獨立和經濟自給的道路上將花費更多的時間，付出更多的犧牲，走更多的彎路，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2006年，在北京成功舉行48個非洲國家元首參加的中非合作論壇，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繼承“紅色世紀”留在非洲大陸文化遺產的開始，但相比上一代中國人在深耕播種所期望的，顯然還僅僅是開始。

　　在拉丁美洲，讀著毛澤東著作而成長起來了一大批人，包括現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

王文秀曾經是中國國際書店專門負責拉丁美洲發行工作的老員工，她在中國國際書店成立40 周年的回憶文章中總結到（《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周年史論集》第94頁）：毛澤東著作在拉美地區發行推廣，與非洲相近，大體也經歷了1952—1961年的初創期、1962—1976年的發展期、1977—1988年的調整期。

　　在初創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國家的共產黨、左派書店來合作，如在巴西有共產黨所辦的勝利出版社、旗幟書店，還有對華友好的法羅比書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勝利出版社曾組織翻譯過葡萄牙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劉少奇的《論黨內斗爭》等政治圖書。旗幟書店發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每期2500冊，是巴西發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產黨創辦的勞太羅出版社、迪爾普萊書店發行最多。迪爾普萊書店也是阿根廷經銷中國圖書、期刊最多的一家，圖書每種3000冊，《人民畫報》每期3000份。墨西哥共產黨創辦的人民文化基金社和圖書代辦社，曾大量發行毛澤東著作，每種訂貨都在1000冊以上，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每期2000份，并積極向厄瓜多爾、波多黎各、秘魯等轉口。

烏拉圭共產黨所創辦的人民聯合出版社，曾翻譯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外還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國哲學史》、《春蠶集》、《李有才板話》。毛澤東著作每種訂貨基本在1000冊以上，每期發行《人民畫報》1100冊，兒童讀物2500冊。

在古巴，1959年推翻獨裁政權后，古巴人民社會黨所辦的古巴書店、新民主同盟所辦的光華書店，都積極發行毛澤東著作，由每種2000冊至5000冊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報》西班牙文版創刊后，也曾發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時期是中國書刊在古巴發行的鼎盛時期，1961年在哈瓦那曾舉辦“中國經濟建設成就展覽”。

1962—1976年，中國圖書在拉丁美洲地區的發行有過很大的起伏，此段歷史時期歷經中蘇關系破裂、中古關系冷淡，尤其是智利、烏拉圭等國發生軍事政變，但由于初創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拉美地區的發行仍然取得一些新進展。比如在墨西哥，六十年代主要依靠里納書店和美洲發行社發行中國書刊。美洲發行社是墨西哥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小組成員埃梅里·烏洛來所辦，在1967年訪華時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到了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協和國際補償公司成為發行毛澤東著作主力，每次訂購數量均超過萬冊，1974年進口中國圖書20多萬冊，其中毛澤東五篇哲學著作8萬冊。1975年又曾經提出訂購30萬冊，其中《毛主席語錄》10萬冊。

在哥倫比亞，主要是從哥倫比亞共產黨退出后另組建的黨派所辦書店經營。如克拉維爾公司，就是工學農運動領導人阿培亞在1963年4月訪華后所建。到了七十年代，發行力量由左翼革命運動組織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組織來擔任，由于正值哥倫比亞獨立運動期間，各種革命黨派、革命組織如雨后春筍，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長，從首都、省會到偏僻鄉村，紛紛來信，要求訂購毛澤東著作和各種政治小冊子，各類圖書由1967年6萬多冊猛增到1971年的40多萬冊，期刊由1967年的30多萬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萬份。

在智利，六十年代初期，由智利共產黨分離出來的斯巴達克派與中國國際書店取得聯系，大量發行中國圖書。1970年，社會黨人阿連德當選總統，當時智利形成了一股學習中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智革共、社會黨、激進黨、左派革命運動等黨派紛紛創辦書店，一些工人、教師甚至農民都要求發行中國圖書。因此，1971年期刊批發量每期達到15125份，訂戶達到30600份，圖書總量為258280冊。可惜不久，阿聯德政府被推翻，中國書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銷人流亡到國外。

在秘魯，主要是在1972年胡安貝拉斯科總統取消對華圖書禁令以后，中國圖書取得長足進展。秘中文協、第三世界出版社、安泰書店、“我們的美洲書店”是中國圖書的長期經銷戶。其中“我們的美洲書店”曾大利翻印毛澤東著作，《人民畫報》每期3000份，《中國建設》每期2000份，《北京周報》每期1500份，是秘魯銷售最多的一家書店。

在委內瑞拉，1970年曾在中國新華社工作期滿的西班牙文專家維克多．奧喬亞，回國后與人合辦東風股份公司，下設東風書店，專銷中國書刊，1975年又開設東風畫廊經營中國藝術品。奧喬亞積極發行，曾經發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每期達到4000份，《北京周報》3000份，《中國建設》每期2000份。1972年、1975年兩次訪華，得到中國國際圖書公司的支持。時光轉到在1992年，根據馬祖毅教授的《漢籍外譯史》記載，阿根廷一家書店自發翻印西班牙版《毛澤東選集》兩卷本，面向拉美各國發行，結果很多書店供不應求，在委內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銷售1000部之多。委內瑞拉僅有600萬人口，而且文盲極多，這樣一個銷量，應該是暢銷書的紀錄了。

與非洲不同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對拉美地區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思想文化輸出，表面看來成果不大，比如至今與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書店屈指可數，如哥倫比亞的“新時代書店”、“新文化書店”、“新書書店”；秘魯有“我們的美洲書店”、“安泰書店”、“拍賣書店”等極少數。但從長遠來看，讀著毛澤東著作而成長起來了一大批人都成為這個地區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據查韋斯總統親自主持的委內瑞拉電視臺“您好，總統”電視節目資料顯示，查韋斯說：“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他推崇毛澤東關于軍民關系的理論，在不同場合提起“軍民魚水情”、“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以及“人民戰爭”等話語。更令人驚奇的是，他甚至能說出毛主席某段語錄出自《毛澤東選集》的第幾卷。這表明六七十年代有規模有計劃的毛澤東著作出版發行，已經打下了深厚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基礎。

紅色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毛澤東著作在世界的發行與傳播，今天看來，這是新中國建國后有組織的向世界其它地區、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首次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更是自明末以來至今400多年歷史上主動向世界傳播中國的第一次。文化輸出過程中盡管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如濃厚的“反帝”“革命”特征曾帶來一些負面作用。毛澤東在1968年就兩次批示糾正這種現象：“一般地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的太多，不應說的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是強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宣傳外國的人民運動是由中國影響的，這樣的宣傳易為反動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運動”（《中國國際圖書總公司40周年大事記》，第101——102頁）。當時對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量文化產品輸出，有相當比例是非貿易形式，即便是一些貿易銷售，記賬式銷售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等等。今天看來盡管存在著許多不足，一些經驗和做法也值得深入探討。但新中國在遙遠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依然給當代中國留下了一筆巨大的文化遺產。

首先是為當代中國的文化專業機構開辟了一個遍布世界的中國文化產品發行網絡，其次是培育了一大批中國文化的潛在讀者群，再次是如此大規模的專業發行，為今天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專業文化出版機構積累了寶貴的對外傳播經驗。然而最為主要的是，從20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經過去了，當時的一些青年學生已經成長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的中流砥柱，毛澤東著作在這些地區的巨大影響，都是“紅色世紀”留給今天中國的一筆巨大文化遺產，如何繼承并為當代中國成為世界大國服務，顯然不是石油、礦山等能源合作合作那樣簡單，這是擺在今天新一代中國人面前的政治大課題。

（本文發表在《南風窗》2009年2期，發表時有刪節）

新中國書刊曾大量發行印度？

（何明星）

中國書刊曾經大量發行印度？這個問題若是問今天的出版人，恐怕大多都是搖頭。我若不是寫作《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一書，也一樣是知之甚少。

其實中印之間曾經有過密切的書刊交往，文字記錄不見于任何公開出版的史料，而是在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內部的大事記里。這個自1949年12月組建的新中國唯一對外書刊發行機構（1983年之前稱為“國際書店”、“中國國際書店”），在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間，曾經把大量新中國書刊發行到印度的大街小巷，創下了一段輝煌的記錄。

1950年4月1日，中印兩國建交，印度是非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對印度進行第一次正式訪問，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發表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作為新中國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中印之間良好的政治關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書刊在印度的發行。截至1958年，中國書刊發行量達到150萬冊，其中圖書年批發量達50多萬冊，期刊批發量60多萬份，1959年中國期刊訂戶達8萬份。這一時期中國發行到印度的期刊主要是英文《中國畫報》以及一些英文圖書。中國圖書刊通過印度14個邦的40多家書店建立了書刊貿易聯系。除此之外，還和10多家大書商建立了業務關系。作為中國書刊主要的代理商——印度共產黨所創辦的新德里人民出版社，在14個邦設有分店，西起孟買東到加爾各答，北自阿姆利則南至班加羅爾、馬德拉斯各大城市，都有該出版社的分支店，社會基礎好，發行力量強，為中國出版物在印度的發行起過重要作用。那時候，在印度社會的上層辦公室里，基本都能看到中國出版的英文版刊物《中國畫報》，以及一些專門為印度讀者出版的印地文、泰米爾文中國讀物。

遺憾的是，因為1959年由于西藏少數分裂分子發動叛亂被粉碎，印度在中印邊界挑起領土爭端，致使兩國關系迅速惡化。1962年，中印雙方發生大規模邊境沖突。自此之后，中國書刊對印度的貿易活動驟然中止，40多家代銷關系中斷往來，8萬多個期刊直接訂戶全部失掉，專門為印度出版的印地文、泰米爾文圖書幾乎無法發行。

對于這一段雙方互相隔絕的歷史，中印雙方從業人員，都十分惋惜。董效壁是195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國際書店，長期從事亞洲出口工作的老職工，一直到1988年退休，他親身經歷了中國與印度關系破裂時的艱難歷程。他在1988年的回憶文章中寫到：

“在初創期除了少數資商外，我們的出版物主要依靠各國共產黨主辦的書店來發行，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印度都是通過各國黨辦書店PPH（Peop1e ’e Pub1ishing House）人民出版社來發行我國書刊的。印度的人民出版社多達九家，它們分布在西起孟買東到加爾各答，北自阿姆利則南至班加羅爾、馬德拉斯，各大城市無不設有該城市的分支店，社會基礎好，發行能力強，為我國出版物在該國的發行起過重要作用。在政治形勢動蕩的情況下，這些同業先后與我們中斷往來。印度政府更明令禁止我國書刊進口，使我國出版物對印度出口一落千丈，對其他國家的發行也面臨同樣的局面。

……
中印邊境武裝沖突發生后，許多同業通知我們停止發貨，斷絕往來，甚至對我們進行謾罵，但我們也收到過這樣一封電報，電文如下：‘不幸的沖突，引起可怕的民族仇恨，請停止發貨’。該電是印度當班書店系統中僅次于新德里人民出版社的民族書店（Nationa1 Book House）發來的，該店位于加爾各答，總經理是巴蘇（S.Basu），思想進步，能力很強，對我國一向很友好。…這封電報經不少同志看過，都認為電文值得推敲，確實有些不同。看來，這封電報與其說是通知我們停發貨，不如說是該店為了避免當局的迫害而采取的一種權宜措施，以后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十年動亂結束后，當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中印關系稍有松動，第一個與我恢復書刊貿易關系的就是這位巴蘇先生。

另外一家位于新德里南部坎普爾（Kanpur）的潮流書店（Current Book Depot） 不僅未要求停止發貨，反而要我繼續發貨，只是要求我們少發一些。這家書店的老板曾對我有關人士說：‘只要能收到中國寄來的一本書，我就可以翻印’。同時，印度仍有少數讀者來函訂購我國書刊。當時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滿足這些人的要求，只是成效不大。例如，我們通過第三國將書刊寄給印度讀者，盡管封套上貼有第三國郵票，仍被印度海關退回我店”。

在印度方面，曾經親身經歷中印文化交流相互隔絕20多年的印度新書中心職員斯瓦奔·幕克霍帕德里亞（S wapan·Mukhopadhyay）,在1988年也深有感觸地寫道：
“中國現在正實行開放政策以及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在熟練的處理當前矛盾方面不受舊體制的束縛，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更注重生動的實踐。這一點我們通過國圖公司現在發行的書刊中得到了解，并在討論中加深了認識。我們之間的合作是同歷史和未來緊密相連的。
1951年，也是國圖公司成立后的兩年，加爾各答的國家圖書發行局（NBA）和孟買的人民出版社通過發行國圖公司的出版物擔負起在印度社會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責任。1962年是中印邊界沖突處于極端嚴重的時刻，它深刻反映了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尖銳矛盾。在那些日子，沒有人能從中國進口圖書，那時，我們一些獻身于印度人民事業的老同志遭受很大打擊。1967年，在納薩巴里農民運動期間，國圖公司的書刊從歷史和現實中闡明群眾路線觀點幫助了我們。……那時，中國書刊在印度的發行不是由任何書商，而是由我們的一些同志從尼泊爾轉送進來的……1976年，印度新書中心作為國圖公司的代理商，在印發行除《北京周報》以外的所有圖書和期刊。現在，新德里圖書中心、新世紀書店（馬德拉斯）正與印度新書中心等一些書店一起在全印發行國圖公司的出版物并發揮著作用”（參見何明星的《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中印之間這種急速降到冰點的國際關系一直到1976年后才開始恢復，互派大使，并逐步開展文化交流。根據國圖公司的大事記，恢復文化交流的第一項是1980年3月，國際書店參加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書展，這是1962年兩國中斷外交關系之后，中國圖書、期刊第一次在新德里展出，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國際書店的新德里書展，既是一次文化行為，同時又帶有一定的政治意義。時任印度總理的甘地夫人親自來到中國展臺參觀，并接受了中國國際書店的贈書。通過這次書展，在1950——1961年第一個十年建立的書刊貿易渠道又開始恢復聯系，比如阿萊德公司、柯莫斯書店、星出版社，新建立聯系的有全印度圖書供應公司等等。

在中國全面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新時期，中國與印度的書刊交流呈現了與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現在圖書期刊藝術品的展覽、展銷活動大幅增加，并成為拓展印度中國書刊發行傳播網的主要手段。比如繼1980年第一次書展之后，1982年國際書店又派員參加第5屆新德里國際書展，這次展出的圖書、期刊更多、更全，獲得了印度主辦方頒發的外國展臺一等獎。


中國國際書店在此次展出的中國科普讀物，尤其是一些教科書受到印度讀者的歡迎。印度政府把中國歷史作為高等學校的選修課，一些英文版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受到印度人民的喜愛。與第一個十年有些相同的是，反映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發展的書刊得到印度知識界、文化界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整個社會的發展速度十分吃驚。同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對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印交往更加頻繁。比如1990年8月，國圖公司邀請印度新德里、馬德拉斯兩家印度共產黨所屬書店經理皮萊、摩爾瑅先生來訪；1992年2月1日至9日，國圖公司派人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第10屆世界圖書博覽會；1994年2月又參加新德里舉辦的第11屆世界圖書博覽會，此次中國展臺共設13展架，約40平方米，展出圖書747種，5300多冊圖書。同時展出藏文圖書100多冊、109種藝術品；1995年4月17日，國圖公司邀請老同業印度潮流書店經理阿坎丹夫婦應邀來訪，就在印度繼續擴大期刊征訂、轉發和推動整個圖書發行問題會談；1999年11月，印度UBS出版物發行公司經理Amrit Sharma來訪，該公司是國圖公司新時期在印度的主要發行代理商，也是中國藏文圖書的主要客戶。Amrit Sharma還在本次訪問中訂購了1452冊藏文圖書訂單；2001年5月印度共產黨人民出版社負責人Shameen Faizee對國圖公司進行業務訪問；到了2002年，國圖公司與印度往來達到5次，如2月份，國圖公司專門派出財務部、業務部等人員共同到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考察，催收以往舊款，并同時尋找新渠道、新的代理商；11月，印度出版物進出口公司Sharman經理就《大藏經》供貨問題會談、印度出版物進出口公司Sharman經理就印度期刊、學術圖書在中國發行問題等訪問國圖公司。

總結中印兩國書刊交往的歷史可以發現，在1978年之前，中印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1978年后至今天，書刊交流互動逐步深化，開始由前三十年單純的實物輸出到嘗試圖書出版合作、以進帶出等方面的探索，文化交往中的政治影響日漸變小，經濟因素逐漸增大。

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印之間的書刊交流，數量比之1950至1960年的十年少很多，同時相比中國書刊在歐美地區的輸出數量、交往頻次以及在資本層面上的股權收購、合資合作的力度，也顯得力度不夠。

近幾年，中國在非洲、拉美等地區出現了經貿發展與“文化軟實力”建設嚴重不對稱的現象，在印度這個南亞最大的國家同樣陷入中國文化影響薄弱的困境。以華為公司為例，根據商務部網站公布的資料，自1999年進入印度電信市場以來，2005年站穩腳跟，2006、2007年銷售額分別為2億和6億美元，2008年華為公司在無線、光纖網絡、核心網、數字通訊、微波等領域全面突破印度市場，先后與Re1iance電信、Airte1、BSN1、TATA電信等主流運營商簽訂了包括GSM、CDMA在內的設備及服務合同大單，簽訂合同總額逾20億美元，實現銷售額13億美元，取得歷史性的突破。華為印度公司的雇傭員工數量已經超過1000人。但中國電信行業在印度的高歌猛進，卻屢屢受到印度媒體、印度輿論的批評和負面影響，以至于嚴重影響華為公司在一些項目上的招投標，凸現中國新時期文化“軟實力”建設在南亞地區的嚴重不足。這背后不能說與新時期中國新聞出版業與印度交流的密度、頻次大幅降低沒有關系。中國圖書出版，如何在文化層面上給予未來中國經貿發展以強有力支持和保障，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重任。

（本文曾在2010-1-28《中華讀書報》發表，發表時有刪節）

目錄

序言 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程曼麗教授
導論
第一章、新中國書刊在亞洲及日本的發行傳播60年
第一節、亞洲諸國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新中國書刊在亞洲傳播的第一階段（1949—1960）
一、新中國書刊在朝鮮、越南、蒙古的發行
二、新中國書刊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南亞國家
三、新中國書刊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
第三節、新中國書刊在亞洲發行的第二階段（1961——1977）
第四節、新中國書刊在亞洲發行的第三階段（1978—2009）
一、新時期中國書刊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亞國家
二、新時期中國書刊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三、中國書刊在東南亞的新挑戰
四、新時期中國書刊在韓國的發行
1、中國書刊在韓國的傳播歷程（1988—2009）
2、中國書刊在韓國的影響力
第五節、新中國書刊在日本發行傳播60年
一、新中國書刊在日本發行傳播的第一階段（1950——1972）
二、新中國書刊在日本發行傳播的第二階段（1972——1988）
三、新中國書刊在日本發行傳播的新時期（1989——2009）
四、新中國書刊在日本60年傳播效果
第六節、新中國書刊在亞洲發行的特點——悠久歷史傳統上的新枝葉
第二章、新中國書刊在中東、非洲地區發行傳播60年
第一節、中東、非洲的歷史概況
第二節、新中國書刊在中東、非洲發行傳播的前30年（1949—1978）
第三節、新中國書刊在中東、非洲發行傳播的后30年（1978——2009）
一、渠道的調整（1978——1999）
二、出版物內容的轉變（1978——1999）
三、經營方式的轉變 錯誤！
四、政治、經貿蓬勃發展而書刊往來相對沉默的新世紀（2000——2009）
第三章 、新中國書刊在拉丁美洲發行傳播60年
第一節、拉丁美洲的歷史概況
第二節、新中國書刊在拉丁美洲的第一階段（1952—1961）
第二節、新中國書刊在拉丁美洲的第二階段（1962—1977）
第三節、新中國書刊在拉丁美洲的新時期（1978——1988）
第四節、中國與拉美文化交流的新時期（1988——2009）
一、與跨越式發展的中拉經貿關系相比，書刊交流滯后
二、新世紀中國在拉美的艱巨挑戰
第四章、新中國書刊在西歐、北美發行傳播60年
第一節、新中國書刊在北美、西歐發行的第一階段（1950——1962）
第二節、新中國書刊在北美、西歐發行傳播的第二階段（1963——1977）
第三節、在北美、歐洲發行傳播的調整期（1978—1999）
一、發行品種的調整
二、曾經業務的恢復與新市場開發
三、經營機制的改革
四、渠道的調整與新生
1、友好團體主辦的中小書店（包括華僑書店）
2、北美、西歐地區各國共產黨、左派團體所辦的圖書發行機構
3、友協系統的中國書刊代銷網絡
4、北美、西歐地區的大中型批發商
5、北美、西歐地區的個人代銷戶
第四節、中國書刊發行傳播的新世紀（2000——2009）
一、中國書刊發行傳播的多元化、多樣化和國際化
二、中國書刊在歐洲、北美等西方文化核心區的傳播重任
第五章、新中國書刊在蘇俄、東歐地區發行傳播60年
第一節、新中國與前蘇聯、東歐地區的書刊往來（1949—1960）
一、中國國際書店對蘇聯圖書期刊的進出口
二、中國國際書店對東歐等國家的進出口
第二節、新中國與前蘇聯、東歐書刊往來的第二階段（1960——1980）
第三節、新中國與蘇俄、東歐地區書刊往來的新時期（1981——2009）
一、中國與蘇俄的書刊進出口
二、文學影響——文化政治時代的巨大遺產
三、中國與東歐國家的書刊進出口
第六章、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60年的傳播效果、經驗與教訓
第一節、新中國書刊在海外發行傳播60年的效果評估
一、以德、法兩國為例，看新中國書刊在歐洲的傳播效果
1、法國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接受：
2、德國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接受
第二節、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的經驗
一、前三十年以民族獨立勝利的經驗為傳播核心，成功塑造了新中國國家形象
二、奠定了中國書刊海外發行網的基礎，培育了一大批中國文化的讀者、愛好者以及文化事業的堅定伙伴
三、發展改革三十年，探索經營文化、輸出文化、作大作強文化之路
第三節、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的教訓與啟示
一、文化傳播行為的生命周期？
二、文化傳播的核心目標？
三、文化機構的組織核心原則？
后記

《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書摘一

　　　　  　斯里蘭卡，一個“紅色書店”的誕生

              （何明星）

提起“斯里蘭卡”，人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南亞印度洋島國的內戰。其實，斯里蘭卡是錫蘭島的僧伽羅文古名，意思是光明、富饒的土地。不僅風光秀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極為重要，是進出印度洋的要道。1972年5月22日，宣布把國名錫蘭改稱為斯里蘭卡共和國，1978年8月16日改國名為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與這個名字所預示的變革一樣，新中國書刊曾經大量來到過這個島國，“紅色書店”應運而生。

中斯友好交往歷史悠久。中國歷史上稱斯里蘭卡為師(獅)子國或僧伽羅國。公元410年，中國晉代高僧法顯從印度赴斯游學兩年，取回佛教經典并著有《佛國記》一書。明代航海家鄭和曾多次抵斯。15世紀，斯里蘭卡一王子訪問北京，回國途中在福建泉州定居，被明皇賜姓為世，其后代現仍在泉州和臺灣定居。斯里蘭卡淪為西方殖民地后，中斯關系一度中斷。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斯政府承認新中國。1957年2月7日兩國建交。此后，中斯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高層往來不斷。先后有周恩來總理(1957、1964)、鄧穎超副委員長(1977)、耿飚副總理(1978)、黃華副總理兼外長(1981)、吳學謙國務委員兼外長(1985)、李先念主席(1986)、李鵬總理(1990)、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1994)、陳慕華副委員長(1997)、李瑞環政協主席(1999)、朱镕基總理(2001)、賈慶林政協主席(2003)先后訪斯。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1961、1972)、總統賈亞瓦德納(1984)、總理普雷馬達薩(1979、1988)、總理維杰通加(1989)、外長卡迪加馬(1995、1998)、總統庫馬拉通加夫人(1996)、總理維克拉馬辛哈(2003)等先后訪華。斯現政府領導人對華友好，班氏家族與中國老一輩領導人關系密切。現任總統庫馬拉通加夫人系班達拉奈克夫人之女。　　

中斯之間良好的政治關系，使新中國書刊從一開始就迅速在這個面積不大的島國發行傳播開來。斯里蘭卡經銷中國書刊的人很多，這其中有斯里蘭卡社會上層古達瓦達夫人開辦的普拉加出版社，后改為黎明書店，還有斯里蘭卡普通青年開辦的維納斯書店等等。中國書刊在20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發行量達到高峰。比如1967年發行數量達為30萬冊，1976年猛增到70多萬冊，期刊發行量曾是當時全世界中國書刊發行數量最高的國家，擁有訂戶4.2萬份。尤其是普拉加出版社用僧伽羅文、泰米爾文出版發行毛澤東著作單篇本10萬多冊，并常年穩定擁有《人民畫報》等中國期刊丁戶1萬多個。當時整個斯里蘭卡的人口數為1000萬人左右，10萬冊毛澤東著作等同于“超級暢銷書”。

新中國書刊影響了一大批斯里蘭卡青年，有許多從讀者變為一生從事新中國書刊的經營者。其中斯里蘭卡維納斯圖書中心的經理阿利雅帕拉（A•D•Ariyapala）就是這樣的典型。一個斯里蘭卡“紅色書店”就是從一本《中國建設》雜志開始誕生的。他在1988年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記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

“我出生在斯里蘭卡中部的一個小山村。我的家鄉甘波拉——一個茶園環繞的農村城鎮。上學的時候，我就特別喜歡收集期刊和雜志。即使在我成為地區合作社的一名雇員后，我還繼續這種愛好。在這里工作期間，我買了第一本《中國建設》，我被它的內容、插圖、版式迷住了，后來就成為這本雜志的長期讀者，每次都要從書攤出售的五本中買走一本。

那時，斯里蘭卡當權者正限制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印刷品。反對紅色中國的宣傳一時很囂張。發動分子對喜歡這類印刷品的人進行恐嚇。因此不敢直接訂閱，只能從報攤上購買。

值得慶幸的是我在一本《中國建設》雜志里找到了一份訂閱單，使我有機會成為一名訂戶并定期獲得刊物。同時，中國建設雜志社還發出通函希望訂戶給這本雜志介紹訂閱者，我通過當地經營蘇聯和中國出版物的人民出版社介紹訂戶，作為試驗，隨即采用此法我自費征集了11名訂戶。因為我的訂單沒有得到答復，我就親自去了人民出版社打聽，而他們無禮的對待我，并粗暴地把我轟了出去，這一切使我傷透了心。我從他們的言行中看不到一點他們所宣傳并聲稱支持社會主義的進步思想。我把這一切告訴了中國建設雜志社。很快我的11個訂戶就收到了所有的期次。

這個時候，官方就開始懷疑上我及我的工作，并把我當成了一個共產黨分子。因為宣傳中國的出版物，我被開除，丟掉了我的工作，然而我并沒有心灰意冷，卻下定決心要完成我的事業。起初，我以小本經營中國文具、藝術品為掩護，取得了相當的成果。由此，我能自由地、獨立地去實現我的理想。在這以后的1962年，我為中國建設雜志社征集了43名訂戶。

當1963年中蘇意識形態出現分歧的時候，我的業務出現轉機。錫蘭（今斯里蘭卡）人民出版社中斷了同中國的關系，卒然停止了在這個國家發行中國書刊。在這個關鍵時刻，國際書店提出要我做代銷商，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和榮幸。這是我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一件大事。在那以后的28年間，我們沒有辜負肩上的重任，全心全意的工作，發展貿易。在國際書店的幫助下，我全力以赴使中國出版物深入人心，并使我國人民對中國的巨大變化產生興趣。越來越多的斯里蘭卡人消除了對中國的偏見。1974年，我征集了16000名中國期刊訂戶就是明顯的例子。為了表彰在全亞洲取得這樣好的成績，我很榮幸地作為一名客人應邀訪問了你們的國家。1975年，我第一次離開了我的祖國，我對國際書店組織這次活動身懷謝意。

從中國回來后，我躊躇滿志，準備改組我的業務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要…在重要的城市，我們成功地舉辦了幾次中國圖書、藝術品、畫冊、圖片展覽，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知名人士稱贊我們組織能力很強。國際書店資料室里的照片將證實這一切。我的生意興隆，其他各種中國出版物的銷售也穩步增長。

遺憾的是1977年情況轉變了，由于政府的更迭，暴力事件屢有發生。從事進步活動的人們經常受到懲罰。我成了眾矢之的。我的書店和家舍被付之一炬，反動分子對我騷擾，并阻止我重新營業。我無路可走只得背井離鄉另求活路。

我兩手空空地來到科倫坡，幾個月來饑寒交迫，由于朋友的幫助我才幸存下來，并于現在這個地方開了一家小書店，漸漸地生意又好起來。國際書店照常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我，安慰我，使我重新站了起來。由于國際書店的幫助以及我本人不懈的努力，我們的工作出現了生機。

過去的8年，我積勞成疾，但是我身殘志堅。我很高興能繼續為增進斯中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貢獻。我目前最強烈的愿望就是能夠再次訪問中國，會見我的老朋友，親眼看看中國現代化的巨大成就”。（詳見何明星的《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版）

通過阿利雅帕拉（A•D•Ariyapala）的回憶可知，新中國書刊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歷程，這個歷程與時代的國際政治局勢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僅文化交往如此，就是經貿往來也是如此。

1952年，斯里蘭卡在未與新中國建交的情況下，不顧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同中國簽訂了米膠貿易協定，開創了中斯兩國友好的經貿合作史。此后兩國經濟貿易一直到1982年，屬于長達30多年的記帳貿易時期。這個時期，新中國也曾對斯里蘭卡進行數量不菲的援建項目。

前斯中協會秘書長吉尼斯 • 席爾瓦曾撰文寫道：“中國是在多方面向斯里蘭卡提供援助的主要國家之一。班達拉奈克會議中心及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展覽中心就是兩國良好關系的佐證。建成于1971年的會議中心耗資約3500萬盧比。而應已故總統賈亞瓦德納個人請求援建的最高法院大樓也體現了中斯關系的成功。另外，中國為興建位于維哈拉瑪哈德維公園附近的文化中心提供了2000萬美元。”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1983年，兩國貿易開始以現匯方式結算。2003年，中斯貿易額為5.2億美元，同比增長49.3%，其中中方出口額為5.0億美元，同比增長49.8%，進口額為0.2億美元，同比增長38.2%。根據外交部網站的資料統計，中國從斯里蘭卡進口的主要產品有橡膠及其制品、紅茶、寶石和椰油等，主要出口產品有紡織品、機電產品、建材、小五金、醫藥等。目前，中國一些名牌產品，如海爾、輕騎摩托車等開始進入斯市場。

始于50年代的文化交往進入21世紀后，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2005年中國與斯里蘭卡簽署了孔子學院文化協議，2008年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孔子學院對外招生。中國文化在斯里蘭卡的傳播開始在這個風光秀麗的島國真正落地。

（2010-3-25）

《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書摘二

        從“援建”大軍到塔鴿塔書店

——新中國書刊在外蒙大草原的60年

（何明星）

對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說起“援建”這件事，恐怕大多數都是一臉茫然。對于出生在六十年代的我而言，也是沒有什么印象的。但是寫完《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一書之后，我卻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勒緊褲腰帶，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援建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印象最深的細節，就是新中國曾經派出2萬多建設大軍在蒙古國援建，而一同來到外蒙大草原上的還有新中國書刊。

20世紀五十年代初，新中國建立伊始，蒙古國就邀請新中國援建蒙古。1955年4月，中蒙簽訂了《關于派遣中國員工到蒙古幫助建設的協定》，當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中國工人半數以上在烏蘭巴托，其余遍及蒙古各省，分別在二百多個企業里同蒙古人民一起參加勞動，并主動傳授生產技術，提出合理化建議。援蒙人員幫助蒙古國建筑了許多現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寬闊堅固的街道，建設了很多蒙古急需發展的經濟項目。1960年9月，中國又根據協定，向蒙古派遣第二批援蒙人員，前后兩次，中國共向蒙古派出了兩萬多名專家和工人，幫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廠、磚廠、水泥廠、木材加工廠，修建了瀝青公路、現代化橋梁、運動場、體育館、三十萬平方米的現代化住宅等。

為了滿足2萬多中國援建隊伍的閱讀需求，1953年，大量的中國圖書由中國外交部提供給烏蘭巴托中國工人俱樂部。1954年以后，蒙古國家書店成立，該書店統一辦理中國書刊的進口業務，1953—1960年8年間，國際書店累計發行中國書刊55萬冊。此間，也有一些少量的蒙文版圖書，從1951年就開始對蒙古發行，但發行量不大，最多的一年僅為2500冊。《人民畫報》蒙古文版最多的一年有7700冊。但中國書刊從此開始在蒙古國扎下了根。

在這段歷史時期，由于中國國內政治運動影響，朝鮮、蒙古、越南三國進口中國圖書隨著國家間政治關系的波動也經常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比如六十年代開始，蒙古受中蘇關系破裂的影響，也逐漸削減中國圖書的進口量，到1969年僅為1.3萬冊，后來就更少。70年代蒙古曾大肆驅逐援建后留在當地居住的中國華僑，曾一度達到70%的人回國。此一時間彼此的文化聯系基本中斷，直到中國改革開放后才恢復。

自80年代至今，兩國關系發展迅速，成果顯著。1994年，雙方重新簽署《中蒙友好合作關系條約》，奠定了兩國交往的政治、法律基礎，在官方層面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愈來愈多。比如根據外交部網站的資料顯示，1994年雙方簽署《中蒙文化合作協定》；1997年，文化部長劉忠德率中國政府文化代表團訪蒙，這是中蒙建交以來中國文化部長對蒙進行的首次訪問；1998年，蒙古教育部長其賽汗比列格率政府代表團訪華，雙方簽署《中蒙1998—2000年文化交流執行計劃》；1999年4月，文化部副部長艾青春率中國政府文化代表團訪蒙；2001年4月，文化部部長助理常克仁率政府文化代表團訪蒙，雙方簽署兩國政府“2001-2003年文化交流合作執行計劃”；2001年5月，蒙教文科部長倉吉德訪華；2002年3月，蒙古廣播電視局長岡包勒德訪華；2004年4月，文化部部長孫家正率團訪蒙，并參加了首次在蒙古舉辦的“中國文化周”活動；2005年4月，蒙教文科部長查干訪華，“蒙古文化周”活動在中國舉行；2008年5月，蒙古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揭牌。

塔鴿塔書店（塔鴿塔：蒙語，意為和平鴿）是蒙古國唯一一家以銷售中文圖書為主的書店，2005年由中國內蒙古新華發行集團投資200萬元人民幣建成，書店里擺滿了來自中國的圖書、音像制品以及文化用品等。從開業至今，塔鴿塔書店以良好的服務吸引了蒙古國各階層的顧客。比如，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蒙古語念誦經集》，引起蒙古國僧侶的濃厚興趣。《蒙古語念誦經集》由中國內蒙古大學民族博物館館長賀其葉勒圖搜集、整理、校注完成。念誦經以內蒙古梅日更廟各類法會上念誦的蒙古語念誦經為主，共收入了念誦經108篇，另附部分梵、藏文名詞術語和500余條注釋。讀懂傳統蒙古文的幾位喇嘛特意經常來到塔鴿塔書店購買這部精美的念誦經。蒙古國大多數公民信仰藏傳佛教，而蒙古國大多數寺廟在政府的鼓勵和學者高僧的支持下，正在推行用本國、本民族語言念誦佛經的活動。這一活動也受到了廣大佛教徒的歡迎。塔鴿塔書店榮獲2009年度蒙古國圖書出版行業優勝獎,中方經理達林太也被授予優質服務獎。

除了塔鴿塔書店，烏蘭巴托有好幾家蒙古國本土書店也日漸開始做起中國圖書的生意。烏蘭巴托市最大書店之一的英特爾大書店就引進了一大批中國出版的圖書，銷路很好。而位于英特爾大書店和塔鴿塔書店中間，蒙古國國立大學南側的教育書店則引進了新出版的中國圖書，品種、門類更為齊全。如中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原版英語、德語、俄語詞典在這家書店基本都能找到。此外，建筑設計、廣告裝潢、文藝美術類的書也以價格低廉、制作精良等特點深受專業人士和大學生的歡迎。

新中國書刊自20世紀50年代隨著援建隊伍走進外蒙古大草原之后，到了21世紀，又迎來一個全新的歷史發展時機。

（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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