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

劉實

重慶在皖南事變之后就停止了發展黨員。到1945年，重慶掀起了民主運動的高潮，這時才重新個別吸收黨員。據我所知道，在抗日戰爭勝利前雖然開始發展黨員，但是很慎重，被吸收入黨的是很少的。對停止發展黨員以后幾年來在職工活動和斗爭中涌現和受到鍛煉納進步骨干，則建立了黨的外圍組織——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的時間是在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9、10月間。許多工人民主工作隊的成員把參加民主工作隊的時間記成抗戰時期，這是因為他們那時已經參加了黨所領導的工人運動和斗爭，他們早就清楚自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工作的。但那時為了保護進步力量，避免遭受國民黨的打擊，沒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組織，而是采取建立據點的形式，也就是經過交朋友，三五個人在一起，很自然地結合起來，是進步力量的集結，也是群眾斗爭的核心。在工人中建立黨的外圍組織，則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從建立這個組織的名稱上也可以看清楚，它叫民主工作隊，也就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明確要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奮斗。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之前，這部分進步工人就在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開展活動。青年組與這部分進步工人聯系的主要是：青年組組長劉光同志，他是在1940年7月接蔣南翔同志任青年組組長的，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朱語今同志，他那時與學生聯系比較多，也同工人聯系過，1988年病逝于北京；張黎群同志，當時用名張佛翔，他與工人聯系最多，現在北京；黎智同志，他與工人聯系過，現在武漢。那時，南方局是通過多種渠道與群眾建立聯系的，其中南方局青年組的工作是很活躍的。青年組在我黨所辦的《新華日報》上辦了《青年生活》副刊，用公開的形式來影響和指導青年，同時在學生、工人、職業青年中廣交朋友，發展進步力量，工作不僅限于重慶，而且擴展到成都、昆明等許多地方。到1945年，國民黨統治區內民主運動進入高潮，青年組在南方局領導下在學生和工人中開展了許多斗爭，例如1945年2月重慶“胡世合事件”斗爭就是青年組直接組織的一場大規模的工人斗爭，逼得國民黨不得不把特務田凱槍決。到1945年，劉光同志曾經把在復旦大學進行活動的杜棲梧同志、在中央大學活動的吳佩綸同志、在育才學校當教師的徐鐵馬同志（從事職業青年活動）和我(從事工人活動）召集在一起，交流學生、工人和職業青年斗爭的情況和經驗，當時劉光同志講笑話，說這是幾大領袖的會議，說明那時已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
可以說，在重慶1942年到1944年是我們黨重新積聚力量的時期，到1945年在一些單位里都有了進步的骨于。經過我聯系的進步工人大致上是：
1、江北青草壩的民生機器廠里有：李詠賡、馬貴庭、陸毓梅、周文明（又名周哲）、王忠顏、蔡杰、周家忽、張興和、晏家賢等，原在李家坨的鄧祥同志后來也轉到了這個廠；
2、江北植物油廠有李文范（又名李永范）等；
3、江北貓兒石的順昌機器廠有張傳圣等；
4、余家背的紡織機械廠有張亮、熊XX等；
5、小龍坎的中央無線電廠有李平等；
6、小龍坎的豫羊紗廠有尚道法等；
7、菜園壩的機械生產合作社有譚照富、黎國民、王麟等；
8、第十兵工廠有侯杰(又名侯德才)；
9、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XX廠有楊福潮（又名楊捷）、鄧祖安等；
10、大渡口鋼鐵廠有項東山、楊光明、孫致和等；
11、李家坨原上川公司機械廠后改為坦克車制造廠有張維銘（也有時寫成張維明）、劉伯超（又名劉杰）、陳亞平（又名陳群）、蔣子貴等；
12、李家坨恒順機器廠聲張正楷、王信和（已去世）、張華鏞等；
13、華西中國汽車公司有李憲、談成允等；
14、XX廠有穆舜堯等；
15、李家坨毛紡織廠還有幾位女工(名字記不起來)。
以上是我直接聯系過的同志，在他們的周圍還有一些進步工人。
還有一部分進步的印刷工人，主要是經過在當時國民黨印鈔票的中央印制廠當職員的周迅同志在這個廠發展的，如何詣靜、商元君、王尚允、胡敏政、任庫綸等等；還有由老工人吳在明在一些小印刷廠發展的。印刷工人這部分原來是青年組直接聯系的，到1945年也交到我這里，經過我聯系，我當時用什么名字同他們聯系的，我也記不起來了，他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所以他們填寫這一段可能不會很清楚。
由于以上這種情況，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是分為兩部分的。一部分稱為重慶機械工人民主工作隊，主要是機械工人，分布的面比較廣，在李家坨工業區有幾個單位，所以建立了區隊，主要由張維明同志負責，他是抗日戰爭初期在浙江參加過黨的，后來掉了關系，1942年起又與黨有了聯系。在民生機器廠因為力量比較強，建立了中隊，那個廠的工會過去是由國民黨派的一個工賊當理事長，到1945年他們想玩一點假民主的把戲，我們就趁機把他們唱的假戲真做，選擇了進步工人李詠賡同志當了理事長，使這個工會基本上由我們來掌握，到1946年李詠賡同志回到上海，就由民主工作隊的隊員張國雄同志接任理事長，后來被國民黨逮捕，英勇犧牲。這個廠進步工人的活動原來是我直接組織的，抗日戰爭勝利時我離開這個廠，由鄧祥同志負責。像其它的各個單位，就建立小隊。還有一部分稱為重慶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隊，主要的是棗子嵐埡的中央印制廠的力量，還有吳在明同志聯系的力量。雖然是兩部分，章程都是一樣的，只是分別聯系，不發生橫的關系。
建立工人民主工作隊，是劉光、張黎群同志找我到辦事處去談的。當時他們講可能出現一段和平時期，可能要進行公開的合法的斗爭，這就需要一個黨所領導的進步組織來進行活動。他們講是黨組織決定要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實現黨的新民主主義的主張。他們要我起草一個章程，這個章程是經過青年組直接審查修改的，從劉光同志的談話中可以體會出是經過黨組織批準的。按照這個隊章，隊員入隊要經過兩個隊員的介紹，并由工作隊組織批準；隊員要承認隊的綱領，遵守工作隊的紀律，完成工作隊交待的任務，保守工作隊的機密。所以，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是在斃的領導下；有明確的宗旨和嚴格的紀律的進步工人組織：
建立民主工作隊，發展民主工作隊隊員都是很認真的；但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黨長期地細致地在群眾中進行工作的結果。從我自己來說，出身于東北軍軍官的家庭里，抗戰初期做為流亡學生到了四川，在羅江縣（現撤縣屬德陽市）的國立六中四分校讀書，受到黨員方敬教師（離休前任西南師范大學副校長）和進步同學的影響，追求進步。在皖南事變時國民黨要逮捕進步學生，我和張亮及另一同學離開學校。到1941年底和1942年初，在重慶與南方局青年組劉光同志又取得了聯系。我開始曾在一個窯業廠做小職員，感覺這樣做仍然難于直接接觸工人，于是和張亮同志兩人一起到小龍坎新基機械廠學徒，我學的是車工，大約半年就出師了，輾轉了很多工廠，如小龍坎無線電廠、上川公司機械廠等等，根據黨的要求，在工人中交朋友，開始是生活上的互助和關心，進一步就是思想上的溝通，政治上也有了共同的目標。很多老工人給了我很深的教育，我的師傅甄國英（又名頤佳頁，1944年經青年組介紹去延安搞大生產運動。解放后，甄國英任太原重型機械廠總工程師）、老工人李詠賡、馬貴庭、吳在明等等，他們受到過黨所領導的工人斗爭的影響，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也有很好的思想品質。就是年輕的工人朋友，我們也是心氣相通，有苦同吃，有難同當。我所交的這些朋友，他們又在自己的周圍交了許多朋友，這樣就在黨的領導下，在工人中發展了進步力量。到1944年，劉光同志曾對我說，民生公司所屬的民生機器廠，有兩千多人，對川江這個運輸大動脈很有關系，要我在這個廠里多下功夫，把這個廠能夠形成培養進步工人骨干的一個重要據點，來影響重慶的其他工廠。我從1944年到抗日戰爭勝利就在這個廠做工，邊做工，邊從事黨領導的工人工作。我高興做夜班，晚六點到早六點，在防空洞里做十二小時工。白天就可以少睡些覺，騰出時間跑到李家坨、余家背等等地方去活動，大約每個單位每隔—周到十天就要去碰—次頭。在民生廠，我在半山腰里租子一間做蚊煙的房子、周哲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劉光、張黎群等同志來，或者民生廠主要骨干開會，周哲同志就自覺地到屋外去放哨。那時，我們還編印了兩份刊物：一份是《青年工人》，是一種啟蒙性的；一份是《鍛冶廠》，是總結、交流斗爭經驗的，只給最主要的骨干看。這兩份刊物是油印的，刻蠟板和油印的就是我在六中四分校時的同學、后來在重慶當小學教師的韓村梅（后名為韓柏村，現在武漢）。那時交朋友，主要是談心，進一步也閱讀《新華日報》和進步書籍，也閱讀我們自己編的刊物。當時的斗爭環境是很艱苦的，和我一起離開學校、一起當學徒、一起在黨領導下從事工人工作的張亮同志（原名蕭力山），就是在郭家坨五十兵工廠因為看進步書籍被特務盯上后被捕的，他到1945年才被放出來。我自己則是把進步書籍和刻蠟板的工具放到竹床腿里隱藏起來。
我們這部分進步工人，在自己的周圍都交了許多朋友，也運用了一些工人群眾熟悉的為工人群眾服務的形式進行活動，如搞堆金會（把舊的起會改變成為互助性質的）、同鄉會、拜姐妹、辦伙食等等，來更廣泛地聯系群眾。這種日積月累的細致活動，雖然只是黨的活動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卻也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心臟里活動的力量。到了土1945年革命的形勢進入高潮，在南方局領導下開展的“胡世合事件”斗爭中就起到發動廣大群眾、壯大斗爭聲勢的重要作用。—隨后民生機器廠工人也為無理開除工人趙順陽到重慶市政府去請愿，還為發大水淹死工人舉辦了隆重的悼念活動。李家坨的工廠和余家背紡織機械廠等單位都進行了許多斗爭。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后開展的全市性的大斗爭是合理遣散斗爭。抗戰勝利了，國民黨大官們乘著飛機、坐著輪船到從前他們丟掉的地方去“劫收”，丟下為抗戰背景離鄉、流血流汗的工人，或者有家歸不得，或者由于工廠外遷停工而落得失業。這場斗爭既是為工人解決還鄉和就業等實際問題，也是揭露國民黨上層獨吞勝利果實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顧。這場斗爭遍及全市各行各業。所以叫合理遣散，是因為有一些工廠是民族資本家辦的，也要考慮他們的實際困難。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之后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總結幾年來重慶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斗爭的經驗，學習在新形勢下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指示。那時是把主要骨干分別就近集中在一起，用幾天的時間進行總結租學習，劉光、朱語今、張黎群同志分頭去和這些骨干見面，一起談論。雖然時間很短，對大家提高認識卻起了很大作用。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之后，面臨的形勢是眾多的從各地到四川來的工人要回到各地去，黨也需要為各地開展工人運動和開辟黨的工作提供骨干。大部分外地的工人民主工作隊員，在黨組織的統一安排下，經過轉關系，分別到各地，與各地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系。比較多的是到長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如到武漢和大冶的就有二、三十人，到南京永利化工廠的就有四、五個人，還有的到了上海和北方的一些城市。不論留在重慶的，還是到各地的，絕大部分民主工作隊隊員都被發展成了黨員。最早是在抗戰勝利前夕，其次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還有的是在1947年陸續被吸收入黨的。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隊員，把重慶抗戰中、后期斗爭的經驗，在各地結合實際加以運用，開創了新的斗爭局面，為黨的事業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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