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談毛主席
　　
        師東兵 　　

聽到我要采訪他時，紀登奎在電話里對我說：“千萬別提采訪。我沒有什么可采訪的，如果你想得到一些素材，我們可以共同學習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和有關的歷史文獻，我也想聽聽你的高見，如果你同意這樣，你就來我們一起坐坐，但是千萬不能提采訪二字。”我想了想，這不過換了一個說法而已。既然紀登奎不愿意用那兩個字詞匯，那就說共同學習吧。只要能達到我的一些目的就行，用什么樣的詞匯無所謂。我就說：“那好，我們就共同坐一坐吧，認識你我很高興。”于是，在80年代最后一個秋高氣爽季節的幾天里，我和紀登奎談了幾次，每次談話，都由他給我念一些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開始，果真成了他所說的“共同學習”，同時他也講了若干的歷史片斷。
這個曾經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來的省委領導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來的時候是作為“可以教育好的走資派代表”進入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曾經戲謔地問道：“你說批判你一點好處都沒有嗎？”紀登奎說：“大有好處”。于是，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講話時，就拿紀登奎作為例子：“紀登奎也遭受過批斗，但是他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正確地對待群眾，正確地對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為什么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象紀登奎同志那樣呢？”紀登奎的因禍得福，果真成了毛澤東的老朋友。
紀登奎對我說：“毛主席把我們這些懂得農業的許多省委領導同志調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國的農業真正地搞上去，解決好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毛主席給我講過：[農業是基礎，就是我的屁股。把農業搞上去，我們解決了吃飯問題，屁股就坐穩了。中國的農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這么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國際上反華勢力總是在封鎖和制裁我們，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我看他制裁個屁！] 這就是毛主席當時的基本出發點。”
我說：“你到了中央以后，親自目睹了毛主席解決林彪和后來的鄧小平復出及再次被毛澤東打倒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重大事件。你能否就這幾起事件，談談你的看法，講一些歷史的事實，以便讓人們更多地知道一些情況嗎？”
紀登奎說：“這些，毛主席都重要的文件，看了那些你就知道全部的情況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伙吵吵嚷嚷地要設國家主席的時候，中央委員吳桂賢就說：[毛主席不主張設國家主席，你們為什么還要設？這是聽毛主席的話嗎？]  就這一句，周恩來聽了高興地說：[ 吳桂賢有頭腦！] 所以在黨的十大上專門把他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時候，黨的干部都是從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的需要來提出和解決問題的，從來也沒有花錢買官這一說。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真是清廉呀，無論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真是忠心耿耿地為人民服務。”
他滔滔不絕地對當前的腐敗大發感慨，我急忙說：“咱們今天只說歷史不說現在，你看好不好？你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后，進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當時毛主席怎么和你談的呢？”
“從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之后，毛主席就采取了摻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為北京軍區第三政委，我對毛主席說：[ 我沒有在軍隊里任過職，恐怕難以勝任呀。] 毛主席對我說：[ 現在是什么時候？你還要推辭！我們的軍隊是黨管的，黨的干部都可以參與軍隊的管理。現在的軍隊要做大的調整，軍隊干部都要調整。] 林彪事件發生后，毛主席把張春橋任命為總政主任，王洪文成為軍委常委，原來計劃讓姚文元也在軍隊里任職，是他自己向毛主席推辭的。毛主席說：[那好，將來打起仗來，你們都要參軍去，都要在軍隊里掛帥。] 這就看出來，毛主席是從那時開始，準備改變軍隊里的領導成份，讓大量的地方干部到軍隊里擔任重要的職務。這本來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由于老人家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再直接地進行大的舉動了，再加上總要有一個休整的階段，毛主席才再一次提出了安定、團結的部署。但是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樣：[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這是批判鄧小平的話，但是也是針對當時全國的整個形勢而講的。毛主席這個人一輩子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表現了一個革命家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這是絕無僅有的偉大領袖。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確是幾百年出這么一個領袖。毛主席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驕傲，是我們這個世紀的驕傲。”紀登奎說：“當時，毛主席就是準備在黨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把張春橋選為黨的副主席，是增補而不是把林彪選下來。作為一個過渡最后解決林彪的問題。這一點，毛主席在小的范圍已經打了招呼，和我就談過。他說：[黨的核心里還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個武的。文的要年輕一點的，經過文化大革命考驗的。]  我問道：[ 張春橋是否可以？] 他點點頭。看得出來，毛澤東對上海的那幾個人有好感，是想重點培養的。但是毛主席這個人有他自己的領導藝術，那就是真正地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搞自己的小山頭、小宗派。這一點，毛主席是光輝的榜樣，值得歷史大大地稱道。他說：[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不是只是少數人。反對我的人，也要選幾個代表。] ”
我問：“你是自始至終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當過走資派，也挨過整，最后到了中央，當了政治局委員，其中經歷的事件也很多。根據你的觀察，你說毛主席究竟是站在哪一邊的？他究竟在歷次所謂的路線斗爭中是支持誰的？”
紀登奎笑了笑，喝了口茶水，說：“你提的都是一些十分敏感的問題呀。不過，到了今天這一步，我看還是實話實說吧。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毛主席當然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識地樹立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的威信。特別是自決定打倒劉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國全黨奠定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后，她周圍團結了一批類似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樣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識地為他們最后登上最高領導權的地位在掃平障礙。這一點，連周恩來也看出來了。周恩來在1975年初，在和我談話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主席想把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交給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可是他們要團結多數呀。如果總是搞小團伙，怎么能擔負這么重的歷史重任呢？] 我清楚，總理講這樣的話的目的，是要給毛主席傳遞信息，對江青這些人有所教育，這也說明了總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這一點，我們從林彪的最后垮臺里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說：“毛主席想讓張春橋取代林彪，林彪自己也看出來了嗎？林彪在和一些人的談話中已經作了流露。這個，林彪自己的確感覺到了嗎？”我再次落實這個問題。
“當然感覺到了。”紀登奎說：“毛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就說過：在中央全會上，我們還可以再補充幾個黨的副主席。有了武的，還要有文的嘛。這樣才可以使黨的工作更好地開展起來。對此，林彪明明知道，但是他要裝糊涂。在九屆二中全會前，他就給他的死黨們透露，他要整張春橋和姚文元，矛頭主要指向江青的。這實際上是在打招呼，以便上下結合。據我們所掌握的情報，林彪叫人給許世友都做了工作，讓他揭發張春橋的問題，許世友保證：[只要林副主席發令，我們堅決做到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張春橋他算老幾，他想造反，老子一個槍子兒就要了他的命了。]這話和他與林彪的關系，許世友至死也沒有講。毛主席說：[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會象你們那么細致，林彪已死，只要有些人搞不起來就不要打擊面過寬。] 毛主席還是把許世友當作依靠力量來使用。這一點，我們心里都清楚。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作了那個反革命的動員令后，華東組的討論中陳勵耘首先跳了出來，他跳是因為林立果特意給他打了招呼的。華東組的組長是許世友，副組長是楊得志、韓先楚和王洪文。中央的領導人張春橋、陳云、王震和徐景賢、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韋祖珍、彭沖、南萍、熊應堂、陳勵耘都在華東組……”
“許世友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如何？”我問道。
“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會開幕，林彪作了講話。24日上午除毛主席、林彪之外，所有的人都聽林彪的講話錄音，連放兩遍。當然，江青也沒有聽，后來才知道，江青為此大發脾氣：[怎么把原定的程序都推翻了？全會究竟是聽誰的？] 但是沒有人理睬她。”紀登奎說：“從8月24日下午開始討論，華東組因為有張春橋和王洪文這些人抵制，開會的時候王洪文、徐景賢等人借口陳云沒有來，非要等他來了再討論，結果他們沒有討論成。許世友和陳勵耘在這天晚上給林彪、葉群等人分別報告，說：[有人干擾華東組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  到了25日上午討論時，許世友發言了，他說：[林副主席的講話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們的光輝榜樣，這一次又給我們樹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范例，我們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樣地來和一切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斗。] 同時，陳勵耘也出場了，他殺氣騰騰地說：[林副主席在開幕會上的講話是有所指的。現在就是有人膽敢反對林副主席，他們就是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反對林副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偉大理論就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親自決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對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東西！有那么一些人自不量力，還要反對我們軍隊的干部。這些人應該站出來，有膽量的就站出來，把問題交代清楚！你為什么要反對林副主席？你為什么要反對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這時，許世友也大聲地說：[ 老陳，你講得對，我堅決支持你！你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軍隊干部的意見！] 你看，就連華東組都鬧騰起來了。在這以后，葉群和吳法憲等人煽動，許多組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紛紛聯名寫信給毛主席和林彪，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要求毛主席重新擔任國家主席。這實際上是林彪策劃的陰謀，但是相當的多數并不知道。”
“毛主席巡視南方的一系列指示，你是什么時候知道的？”我問。
紀登奎說：“1972年3月17日發出的中共中央的十二號文件，公布了毛主席關于巡視南方的談話紀要，中央的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談話，以路線斗爭為綱，總結了我黨50年來十次路線斗爭的經驗，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個基本原則問題，明確指出1970年廬山會議的斗爭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反復強調對犯錯誤的干部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毛主席的談話，是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加強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有力武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談話，進一步開展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斗爭進行到底。]
這個通知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的，也是他們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經對我說：[張春橋和姚文元對我的思想吃得很透，總結我的理論要點也很精粹。林彪反對他們，林彪有這個水平嗎？陳伯達也沒有這個水平呀！是他們在嫉賢妒能，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沒有一套，但是在搞陰謀詭計上卻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是張和姚最后定稿的，總結得很好，這對你來說，也會有作用的。] 這個話，我沒有弄懂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我非常仔細地研究了談話紀要，其中也有毛主席9月12日13點10分在北京豐臺在車廂里和我、李德生、吳德、吳忠的談話。”
我說：“你把毛主席同你談話的情況給我講一講好嗎？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從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要慌慌張張地逃跑的。”
紀登奎說：“我把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談話紀要給你念一念，遺漏的再做些補充，這樣好一點。現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的示，都是經過加工的，許多重要的東西都給刪去了。我最反對的就是斷章取義，把毛主席的好多東西刪改得不象樣子。比如華國鋒他們公布的所謂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經過刪改的。說江青、張春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他們在篡改。好了，我給你念念。”
他有聲有色地宣讀起來：
“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了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我們這個黨已經有50年歷史了，大的路線斗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斗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當，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么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
念到這里，紀登奎補充道：“毛主席說這些的時候，還常提到江青，說：黨內的十次路線斗爭，江青直接參與的是兩次，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的斗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斗爭，她在外圍，沒有介入到核心里來。這個人，頭腦清醒。但是她的言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傳聲筒，但是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說完，他繼續往下念：
“毛主席逐次講了十次路線斗爭：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81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里面有我說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后補委員撤了。后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后，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臺了。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64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搞光了。從1931年到1934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臺了。”紀登奎不住地喝水，邊喝邊念：“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以后，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30萬人，到陜北剩下2萬5千人。中央蘇區8萬，到陜北只剩下8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愿到陜北去。那時不到陜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陜北，那怎么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么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么多根據地呢？到了陜北，張國燾逃跑了。”
這時，紀登奎又作了解釋：“毛主席講到張國燾的時候，幾次提到了許世友這個人。他曾經是張國燾第四方面軍的人，曾經跟張國燾很緊。到延安后又想逃跑被林彪抓了回來，關進禁閉室，是毛主席把他放了出來。在巡視到南昌后，毛主席把許世友專門派飛機叫來，給他傳達他在湖南等地的講話精神，毛主席說張國燾搞偽中央，你許世友是清楚的，同時也批評了他在武斗中的一些錯誤，勸他要刀下留人。毛主席還這樣講過：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嘛。長征時，同我們一起的右路縱隊，有四軍、三十軍，這兩個軍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他們當時把槍丟給干部團的學生，我還是要他們把槍帶上，他們愿意回去就回去，張國燾有命令嘛。他們不愿意回去，我們也歡迎。當時不能幫忙，都拿著槍啊。張國燾打電報讓他們回去，他們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許世友都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后來還是回去了。你許世友是和張國燾一樣不對的，你們都要接受這個教訓。當時，許世友是連連點頭。”講到這里，紀登奎拍著我的腿說：“現在什么都有假的，整人的時候，明知是假的，也要硬上。明明張春橋對許世友是很好的，是支持他的。但是把張春橋抓起來后，許世友硬是要說張春橋是反對他的。誰也不敢替張春橋說公道話了。可是，在林彪倒臺后，許世友逢人就說，他和王洪文的關系如何好呀，和張春橋的關系如何好呀，還說公道話：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我的，凡是有人反對我的時候，他都要站出來說我的好話。這些我都不會忘記，等等。”
我說：“這個問題，我已經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杜方平反對許世友和他的老婆田普，是張春橋講話點名批判杜方平的，聽說還把杜抓了起來。張春橋這樣為了保許世友也算做到家了。”
紀登奎笑笑，繼續給我往下念：“毛主席接著講第七、八次路線斗爭：[全國勝利以后，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里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么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搞成。] ”紀登奎抬頭看了我一眼，說：“這回毛主席講到林彪、陳伯達這一次路線斗爭……”
講到這里，我好象看到了紀登奎在給他的部下傳達中央文件的樣子，他儼然把我看作了是來聽他傳達什么指示的人了。我感到一陣好笑，但是我馬上收斂了笑意。這不是紀登奎多年來養成的習慣嗎？
紀登奎還在照本宣科：“再就是1970年廬山的斗爭。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見心里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后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天才問題是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么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么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并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林彪同志的那個將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以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么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后，又趕快收回錄音。既然有理，為什么要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
我靜靜地聽著，注意著紀登奎那副一本正經的面孔，看得出來他對毛澤東的感情是很深的，對林彪的氣憤至今令人不寒而慄。他一邊念，一邊埋怨：“毛主席對林彪集團的人采取象鄧小平這樣的果斷措施就好了。起碼可以保證在幾十年之內不出問題，老人家是既想這樣，又要那樣，結果把事情都弄壞了。”
這倒是個新觀點。但是我到底也沒有真正弄懂他說這些話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念道：“1959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斗爭，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跟劉少奇的斗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廬山這一次的斗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么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林彪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次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使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聽，等于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么[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么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念到這里，紀登奎又解釋：“這個話，毛主席早在廬山會議期間就和一些領導同志說過，和總理、康生、春橋、江青等人都講過。毛主席還說：張春橋在這個問題上有先見之明。他給我講過：恩格斯一貫反對別人給他祝壽，他說：[我一向厭惡這類場面]，多次[ 都順利地避開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等等1891年11月28日，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歌舞團準備舉行音樂會慶祝恩格斯71歲壽辰，恩格斯立即寫信制止，說：[馬克思和我都從來反對為個別人舉行慶祝會餐，除非這樣做能夠達到某種重大的目的；我們尤其反對在我們生前為我們個人舉行慶祝活動。] 此外，恩格斯也不愿意讓別人稱他為導師。1894年5月，普列漢諾夫第一次給恩格斯寫信時，稱恩格斯為導師，恩格斯便回信指出：[首先請你不要稱我為導師，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呀。這不僅僅是謙虛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原則。我去掉什么天才、創造等詞匯，是為了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
我說：“這些，我也從經典著作那里看到了。現在我們稱呼毛澤東同志為導師，也是正確的。他所經歷的那么多的偉大斗爭和軍事戰爭，是當之無愧的。”
紀登奎點點頭，繼續給我念道：“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后，我采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墻角。批了陳伯達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么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再增加一些人，這就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墻角。你們對廬山會議怎么看？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位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干部都不讓知道，這怎么行呢？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的意見提出來的，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我插話說：“毛主席的辦法就是多，他在解決政治斗爭中的勇氣是罕見的。林彪父子們，再加上他的老婆，可是完全低估了毛澤東的氣魄和全國的政治形勢，他們已經被九大以來的對他們的宣傳沖昏了頭腦，自以為毛澤東已經78歲，好景不長，可以由他們發號施令了。林彪也以為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寫進了黨章和即將出籠的新憲法，毛主席不一定會公開地支持張春橋，但是錯了！毛澤東絕對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的人物。毛澤東的氣魄使林彪最后驚慌失措，落了個粉身碎骨的地步。”
“那當然，毛主席的這種勇氣和膽量是任何領袖都少有的，他的原則性和決定大事的反潮流精神也是一般人所少有。”紀登奎感嘆了幾句后，繼續給我念道：“毛主席說，要謹慎。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要謹慎。不要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的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制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后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念到這里，紀登奎解釋道：“毛主席這話說了好多次，在北京就這樣說。同時，他調動了軍隊，對北京的部隊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對中央警衛局和8341部隊也作了安排。當時，毛主席對汪東興也是不那么相信的，但是為了穩定形勢和政治上的需要沒有動他。加上林彪也并不那么信任他，所以毛主席并沒有動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邊觀察。當時，毛主席曾經對我和張春橋、江青，還有幾個軍隊的干部說：你們對汪東興不要再說什么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會說，你們看連毛澤東的警衛局長都反對他，可見他到底怎么樣？我身邊的人，你們可以觀察，也可以替高警惕，但是不要驚動，這是大局。這就是毛主席的態度。這個，我可是第一次給別人講，你要注意公開的火候。”
我放下鋼筆，點點頭說：“這個你放心，不到時候，我是不會公開的。”
“毛主席說：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抓軍隊工作，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講團結。軍隊歷來講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贊成。但是解決團結不能雷厲風行，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紀登奎又解釋道：“毛主席這話對好多人講過，對我也講過。對張春橋和姚文元就講得更加露骨了，他說：[春橋你已經在軍隊里有了職務了吧？我看你要多注意軍隊的工作，要抓軍隊的干部，要過問軍事，文將其實完全可以變成武將。以后軍隊的重要事情你都要過問，就說是我說的，不服不行，誰不服可以動用組織措施，我這次就是要動用組織措施來解決廬山的問題。]這話在選編時沒有選進去。”他繼續念道：“[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真研究四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情，還要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顛倒了？] 師東兵同志，毛主席的這句話十分重要呀，是毛主席決定要在全國糾正軍隊管理地方事務的開始。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還有一句話，是：[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將退位，小兵回營。] 也就是要糾正軍隊支左后出現的那種不黨、不政、不軍、不民的現象了。這是好事呀！”
他接著繼續給我念毛澤東的話：“過去我們部隊里在軍事訓誡中有制式教練的科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的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還有那些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線問題。路線不對，那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就開不好。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還是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他笑著說：“這個材料整理得很好，把毛主席的話連貫起來了。你看毛主席說得多么好呀。毛主席還說：[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寫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么！我們唱了50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斗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斗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后，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你看看，毛主席講得多么好！，多么正確。隨著時間的發展，還會證明毛主席的英明論斷。”
我說：“毛澤東這個人，活了一輩子斗爭了一輩子。只有他，可以說是把整個一生包括他的家庭和一切，無私地獻給了他的事業。他生前沒有過過半次好日子，死依仍然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真是赤條條來去呀。”
紀登奎的眼睛有點紅了，他繼續為我念，也是給他自己念，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共同學習毛主席的指示”。我聽到他的聲音多少有些嘶啞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八項注意的第一條與第五條，這幾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就是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紀登奎扶了扶滑下來的眼鏡，對我說：“你看毛主席說得多么好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作為已經是78歲的人，好多的人都在哄著他，盡管毛主席是個很聰明的人，但是別人并不都聽他的話，這就決定了他所說的很難得到真正的實行。”我說：“是的，毛主席的身體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明顯的老態，使得一些人早早地就準備后路。政治上是非常現實的，為什么林彪在那個時候迫不及待地要跳出來，就是他們不那樣做，就認為會失去良機了。政治利益決定了他們非冒險不可！”
紀登奎沒有再說什么，繼續往下念：“毛主席說，廬山會議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后多讀點書。高級干部連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都不懂，怎么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么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么大的權。我的秘書只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他放下文件，對我解釋道：“毛主席這樣的話給我們講了多次，廬山會議以后，毛主席和我、張春橋、江青等人談話的時候，講了許多林彪辦公時的笑話，他說：[你們大概能夠看得出來，我對江青和自己的子女們要求是很嚴格的，親者嚴、疏者寬嘛。我對江青的批評在下面也很嚴厲，她幾次都掉了`淚。不這樣批評，她怎么能認識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承認，江青有她自己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和陳伯達、林表達的錯誤，都是她首先覺察到的。這一點，我應該向她學習，你們也要學呢。] 這些話，都是毛主席對江青的培養和愛護。我們現在好象不能講這個了，連毛主席說過的話都不能講，這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
我說：“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思想，才能夠準確地判斷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原因和決策的得失和教訓。”
紀登奎繼續往下念：“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獲。損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還站不出來。我們的干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總是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么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的同志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么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他終于念完了。我不失時機地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
紀登奎很認真地說：“因為你是研究文革歷史的作家，而且你已經掌握了許多的情況，所以我不能對你說假話和空話。我可以對你說，毛主席實際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的，毛主席對他們花費了大量的心血。整個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說毛主席沒有識破他們，那完全是一句空話，毛主席怎么能不了解他們呢？毛主席為他們掃除了多少障礙，幾乎所有被打倒的人都是江青認為是壞人的人。林彪死后，毛主席經過再三地考慮，把鄧小平解放出來，委以重用。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第一，鄧小平口口聲聲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愿意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繼續做些工作；第二，林彪是要往死里整鄧小平的人，鄧小平也對林彪有深仇大恨；第三，鄧小平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抓經濟工作上有一套辦法；第四，江青自己也提出：[這些經過文革批判再站出來的領導干部，一般都小心謹慎，生怕犯錯誤，變得聽話，好領導了。連鄧小平都是這樣。]毛主席認為，鄧小平站出來后，會很好地盡職盡責；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周恩來是在鄧小平等人問題處理的主要責任者，許多專案的批示都是周恩來批的。毛主席分析來分析去，認為解放鄧小平利大于弊。所以，毛主席在鄧小平站出來以后，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華國鋒等人說過這樣的話：[鄧小平站出來了，還要有這么一批愿意改正錯誤的人陸續都要站出來，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果，是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鞏固的結果。這就在世界上說明，我們搞這場革命不是個人的恩怨之爭，也不是個人的權力之爭，確實是個路線問題，方向問題。只要犯錯誤的人愿意改正錯誤，我們都采取歡迎的態度和幫助的態度。古人講用人不疑，我們使用鄧小平就是要給他權力，給他職務。這就叫充分放手，認真觀察，依靠群眾，團結干部。]至于后來發生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那也同樣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鄧小平再堅持他認為的錯誤的結果。鄧小平看到毛主席病重，再次錯誤地估計了毛主席對他定的既定方針的喜愛和對前途的追求的力量，結果第二次被毛主席打倒。因為毛主席那時在病中，毛主席給江青再三交待：[你就是觀察國內的動態，研究各種力量的對比，少講話，少表態，少出風頭。國內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很復雜，你要研究這個問題，組織好自己的階級隊伍。]這些話我們聽了都受到教育，但是江青沒有很好地理會。最后還是毛主席為他們找到了突破口，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你看過1976年3月3日發出的四號文件嗎？我看我們還是共同學習一下吧。”
我看著他從自己的寫字臺的抽屜里取出了一份文件，接著給我講道：“這份文件，是姚文元負責起草的，毛主席逐字逐句地審閱了他的指示和文件的通知，在1976年3月3日臨晨6時批示：[同意]。這個文件的通知這樣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親自發動和領導回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中，作了多次重要談話。中央根據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經毛主席審閱批準。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級以上干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學習貫徹情況，請綜合報告中央。]打倒江青以后，鄧小平曾經親自追查這份文件和毛主席指示的出臺經過，證明這里面沒有江青和張春橋他們的半點虛假，完全是在華國鋒的親自領導下進行的。毛主席的話，批判太嚴重的內容都沒有選進來，選擇的都是大家可以接受得了的內容。選擇的時候，張春橋曾經這樣說過：[子彈不要一下子打完了，留下點余地，逐步地發表。這樣便于我們進一步地發動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有步驟地把這場斗爭打好。] 江青也說過這樣的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實際上是196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那次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充分地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進行的。一度時間里打破了各地各省的界限，把原來的省委和各級領導都打亂了，開展了群眾性的奪權斗爭。這種方法是在那種情況下進行的。現在不是那樣了，是在各級領導和黨委的統一部署下的發動群眾，不讓群眾組織戰斗隊，不準進行串連和打亂黨委部署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另一種革命的形式，我們要充分地掌握各種斗爭的技巧，把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地調動起來。]我敢說，江青說不出這樣的話，這肯定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圖的。”
我對紀登奎所做的這種分析表示了贊同。我說：“我們今天不對毛主席的決策發表評論，首先要分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江青他們自己的東西，哪些是其他領導人的內容。只有準確地分清這些界限，我們才能對當時的情況作出科學的結論。”
“我念的這些毛主席的指示，都是經過毛主席的審閱批準的，這在中央文件里特別作了說明。”紀登奎再次作了說明后，又象剛才那樣有板有眼地念了起來：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么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什么[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1949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新提階級斗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階級斗爭嘛。劉少奇說階級斗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斗爭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紀登奎抬起頭來，笑瞇瞇地問：“你看毛主席講得怎么樣？我重新念這些，就象又看見老人家在和我們談話。他的話在晚年清新易懂，都是帶有哲理的東西，沒有過多的深奧色彩了。他把中國的問題和社會都吃透了，他處處是在改革，和傳統的東西大不相同。當時，江青就這樣說：[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開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點就是處處革命，時時創新。他和一般人的思維是不那么相同的。這也是一些人總是跟不上的原因。]這話現在認為也是有道理的。他對鄧小平始終在研究，是在觀察。鄧小平的東西，毛主席總是讓身邊的人員給他念，給他講。后來他對我們說：[我以為他重新站出來能有什么新東西，搞了半天還是那些老生常談的內容。唉，這個人改也難了。我每次都對他抱有希望，可是他總是使我大失所望。] 這話，我們沒有選進去。”
我馬上說：“現在下這樣的結論我認為尚早，中國是嘗到了鄧小平改革的甜頭的，現在我們還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試點，讓我們再看看歷史的發展再作結論。”
紀登奎繼續念起來：“毛主席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原諒。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的很。]師東兵同志，你看看，毛主席講得多么誠懇呀！”
我說：“經過林彪事件后，毛澤東從神秘的帷幕里走了出來，讓人們看到了他并不是神機妙算的超人，而是一個非常聰明、非常有經驗、非常有人情味的偉大領袖，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必然會犯錯誤。比如對林彪的認識就是錯誤。他大大地衰老了，他從后臺走到了前臺，講的話人們都要分析了，研究了，因為今天跟你聽你的，明天你說的話還算不算數？靈不靈？擺在有資格有水平的政治家面前的這個問題，令所有的人都在考慮。所以，毛主席在那個時候心里清楚，但是力不從心，他要等待時機，他要重組織力量，他有耐心，他有觀察問題的能力和理論水平。但是，他畢竟老了。”
我的這些話，紀登奎聽得很認真，但是他沒有對此表態。只是繼續往下念：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么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么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只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搞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于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斗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沖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的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規，有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對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念到這里，紀登奎補充說：“毛主席對蒯大富、聶元梓這樣的學生領袖最后很失望，他說：[這些青年人最后發展到誰的話都不聽的地步，那還有什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他們最后只會搞小動作，小道消息，聽王力、關鋒、戚本禹那樣的人的話，對張春橋和江青他們的材料他們也要整，要反對總理這些人，這就決定了他們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下，我們才清楚了，這些學生領袖最后是要反對江青這些人的。這也是他們滅亡的一個原因。”
我點點頭：“這個情況我已經知道了，我有他們的罪行材料。”
紀登奎繼續說：“毛主席還指示：[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國榮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提到鄧小平的時候，毛主席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么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干部，那么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談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有一些區別，鄧自愿作自我批評，而劉、林根本不愿。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這就是1976年四號文件的全部內容。我們重新學習了這兩個重要的文件，我也聽說你要來才決定和你一塊學習的，就是想弄清楚毛主席晚年的基本思想。這對我們真正總結歷史的經驗是極為重要的。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臨終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已經不遠了，他看到了后果的嚴重，除了自己親自解決這場斗爭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歲月，他還是采取了斗爭策略，即：把葉劍英和鄧小平區分開來，撤銷鄧小平的職務，讓葉劍英靠邊站，讓他養病去，把軍權交給陳錫聯主持。再者，就是不讓江青、張春橋他們出面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而是讓華國鋒出面。這里有著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不讓他們樹敵過多，同時也是讓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領導干部來接受批鄧的現實。但是，江青和張春橋那些人似乎感覺不到呀。我曾經向江青建議：[你不要沖在前頭，主席是要你隱蔽一點呀。] 江青沖著我喊道：[ 我不沖在前頭不行呀，有幾個在真心實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辦事，我著急呀！] 弄得我無法再說什么。”
我說：“華國鋒說他抓江青是奉了毛主席的遺囑辦事的，是繼承毛主席遺志的，究竟這里有什么奧秘嗎？”
“他吹牛！在這方面，他比鄧小平差得不是一點，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的勇氣令人敬佩！相比，華國鋒才是一個騙子，他在頭幾天神神秘密，好象他手里有什么毛主席的秘密指示，后來他的真相一天天暴露，大家才發覺上他的當了。但是木已成舟。結果他被鄧小平為首的革命家趕下臺，這好，這是歷史的必然。我對此心服口服。”
到了這一步，我對紀登奎有了更新一步的認識。
　　
　　選自師東兵--《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

附文：

對付陰謀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公開

師東兵

http://maningdong.blog.sohu.com/118757429.html

2009年5月23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發表《師東兵造假涉及的前領導人夠組成一屆中央政治局》的文章，聲稱“最近經過網站記者的一系列采訪，我們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這個‘最敢講真話的作家’是一個偽造‘歷史’的造假專業戶”。

文章特意表明：“隨著我們采訪鋪開，師東兵編造歷史的更多事實陸續浮出水面。華國鋒同志的家屬轉告我們，《政壇秘聞錄》里所謂對華國鋒的訪談純屬師東兵的編造，并授權我們發表了聲明。華國鋒紀念網也發表了同樣的聲明。”

“3月14日，網站記者訪問了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閻長貴同志，閻長貴還告訴我們，幾年前他在地攤上曾買過兩本師東兵寫的《汪東興傳》，其中一本送給了汪東興同志本人。汪東興看后，氣得不得了，說要到法院告師東兵。閻長貴同志當著我們的面，給汪東興同志的女兒汪延群撥電話，未接通。晚間，閻長貴同志又給汪延群女士打電話，汪延群告訴閻長貴:師東兵根本沒有采訪過我父親，他那本《汪東興傳》完全是胡亂編造，是政治造謠。汪延群女士還說:師東兵的《短暫的春秋——華國鋒下臺內幕》出來后，我父親曾經親自問過華國鋒同志，是否接受過師東兵的訪談，華國鋒說根本沒見過師東兵，師東兵書中（見《政壇秘聞錄》）發表的那張“師東兵與華國鋒的合影”，是用拙劣的技術手段“嫁接”的。網站記者為此又專門向華國鋒紀念網求證，得到的答復是:華國鋒同志的秘書說，從沒有見過師東兵，也沒有見過那張所謂“合影”照片。”

這是迄今為止，“胡網”最為明確的一段指控，提到了具體事實和具體人證，盡管華國鋒已經死了，但是總還有人活著。而且網站不僅否認“訪談”是假的，而且是“根本沒見過師東兵”，書上發表的那張照片“是用拙劣的技術手段“嫁接”的”。

聰明！“胡網”和那些女士、先生們確實聰明！可惜聰明得有點過頭，他們拿出來的是一把刀子，足以能把師東兵殺死。連照片都敢偽造，豈不是大騙子嗎？

幸虧現在是一個科學高度發展的世界，能造假也能破假。現在，我就公布三張照片，連同書上發表的那張照片一起呈在讀者和網民面前，讓中國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福爾摩思偵探們都來鑒定，師東兵和華國鋒的照片究竟是真是假？是嫁接還是原汁原味？師東兵究竟見過沒見過華國鋒？其中兩張是我和華國鋒的夫人的合影，這位善良的老人還健在，可以辨別一下真偽基因。

先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其他的事情好辦。如果連簡單的事情都搞不定，要把師東兵搞臭談何容易！除非再學過去極左時期的政治流氓，再來個陷害或莫須有的罪名。

不過，我還是相信法律是無情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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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兵中共高層《政壇秘聞錄》風波
 
 
 
 
作者：袁凌 饒智      時間：2009-07-31   來源：鳳凰周刊2009年第22期總第335期
  
  　　在日前原深圳市長許宗衡案件帶來的網絡震動中，一宗“作家師東兵討伐許宗衡”事件意外成為焦點。在此焦點背后，連帶出一宗更富有意味的事件，即中共數位前領導人子女不約而同對作家師東兵的“紀實文學”和政要訪談錄提出強烈質疑，指其編造訪談情節、虛構歷史內情，影響了這些前領導人的形象，干擾黨史權威性。
　　這些前領導人親屬包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侄兒葉選基、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的長子紀坡民，以及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親屬等。
　　此前，前中共高干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親屬亦自行通過海外網站發表了否認師東兵訪談文章真實性的聲明。
　　質疑的焦點除了師東兵的著作《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中虛構訪談情節以及在《短暫的春秋》、《早逝的英華》等多部“政治內幕文學”著作中“歪曲史實”外，對其“編造歷史”的指責集中在師文中披露的胡耀邦對華國鋒“不忠不孝”、“當代王莽”之類評價上。爭端從華國鋒逝世后開始，恰在許宗衡案發前后達到焦點，適逢胡耀邦逝世20周年。相關人士稱，“他造謠誹謗的領導人可以組成一屆政治局”。按照胡德平的說法，爭議關系到中共黨史和重要歷史人物真實性的問題。觀點可以多樣，但歷史事實不能編造。黨史專家更認為，此種爭議牽涉到多年來大陸及本港“政治文學”的背景，師東兵并非孤例。

　　“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價”爭議緣起

　　根據師東兵博客的自我介紹，師東兵是一名政治文學作家，出版有40余部、2000多萬字的作品，大多在香港出版。師東兵自稱是中國作協會員，本刊通過中國作協求證了這一身份。
　　關于師東兵是否采訪過胡耀邦的爭議，起自師東兵在90年代出版的兩本書《政壇秘聞錄》和《早逝的英華》。2008年華國鋒逝世后，有網友將師東兵《政壇秘聞錄》中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價傳播開來，主要內容是胡稱華“不老實”，“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王莽，謙恭在外，奸詐在心”，并稱“四人幫”干的壞事華都有份。而在華國鋒逝世的官方報道中，給與了華較高評價，肯定了其在粉碎“四人幫”和撥亂反正中的重要作用。師著作的相關內容引發了網友質疑。

　　此后，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出版的網刊《耀邦研究》登載了高勇、林京耀等人的一組文章，對師東兵書中內容提出批駁，其中胡耀邦原秘書高勇的文章《師東兵寫的東西太離譜》一文，比較詳盡地對師東兵采訪胡耀邦的真實性和師東兵著作的嚴肅性提出質疑和否定。2009年3月，香港《開放》雜志刊登一組名為“一場有關華國鋒的論戰”專題文章，登載了師東兵的《胡耀邦對華國鋒的看法》和署名江海河的文章《究竟是誰在歪曲歷史》，而此文來自師東兵博客《究竟是誰在捏造和歪曲歷史？——評高勇等人對師東兵的攻擊及其政治觀點》一文，并配發師東兵與胡耀邦兒子劉湖夫婦合影。另一篇署名“馬寧東”的文章《胡耀邦的所謂秘書究竟要干什么》則來自江海河的博客。

　　據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人員介紹，此后網站致函《開放》雜志提出批評，并收到了《開放》雜志主編金鐘的回函。金鐘稱，將師東兵的文章刊登出來，并不等于肯定他。而在今年第五期的《開放》雜志上，卻又刊登了師東兵的文章《哭皇天》散曲，其中有“自從祖爺歸了天，遺老遺少哭皇天”、“頭戴‘秘書’冠，身披‘機要’衫，一文一武兩羅漢”等詞句，并配發了師東兵與胡德平的合影照。此后，《耀邦研究》2009年第5期編發了一組文章“事實還是謊言——與《開放》和師東兵的一場爭論”，包括《師東兵造假涉及的前領導人夠組成一屆中央政治局》以及《李漢平、高勇談胡耀邦和華國鋒》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中包含了胡耀邦秘書李漢平、高勇的揭露及劉湖對合影的說明，還集納了華國鋒親屬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親屬聲明師東兵造假以及“師東兵對趙紫陽、汪東興、紀登奎、楊成武也進行了誹謗和傷害”的內容，稱這些被誹謗和傷害過的人加起來，足以組成一屆政治局。

　　與此同時，師東兵在其博客中發表了《小談作證兼回應“胡網”的近期攻擊》、《捧腹大笑中的無情歷史》、《對付陰謀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公開》系列文章，對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相關批評文章作出回應和反駁，稱自己采訪情節真實，無一虛構，反駁中有“骯臟黑手”、“攪屎棍”等不雅字眼。博客中還發表“師東兵與華國鋒”、“師東兵與華國鋒夫人”的合影。而江海河的博客也刊載了署名江海河和師東兵的系列文章，對相關批駁文章進行反批駁。

　　胡德平否認師東兵采訪過胡耀邦

　　《政壇秘聞錄》自述：“1988年春天，我兩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條胡同里，敲開了耀邦同志的院門，在他的客廳里和耀邦同志談了兩次話。”
　　胡耀邦前秘書、中央文獻研究室前秘書長高勇和胡耀邦秘書、負責胡耀邦生活和警衛的李漢平都稱，在當時的情況下，師東兵不可能采訪到胡耀邦。李漢平稱，胡耀邦退下來之后，凡是要見胡耀邦的人都必須通過他聯系作出安排，因胡“主要任務是休息”，除了一些領導人及熟悉的老中青朋友們經常登門拜訪外，完全不認識的人，都被他拒絕，“師東兵這樣的作者根本不允許他來”。

　　高勇對本刊記者回憶了胡耀邦1988年的行蹤，指出春節到4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于5月中旬外出考察，就此質問師東兵是“1988年春”哪天去訪問的。
　　“父親沒有見過他，”胡耀邦長子、中央統戰部前副部長胡德平接受《鳳凰周刊》記者采訪時說，“當時我父親下來后，也不是隨便什么人按個門鈴，要見胡耀邦就能見。多么親民的官員，生人要與之見面，也要一個介紹人吧？平常百姓之間也應如此吧？”胡德平本人接受過師東兵短暫采訪，師東兵稱先見到胡德平然后見到了胡耀邦，胡德平稱這是師東兵的故意混淆，因為兩人見面是在90年代末，其時胡耀邦已經去世。接受師東兵采訪的動機，是胡此前已經聽說過師東兵的名字和看到其作品。二人見面后，胡德平主要說明胡耀邦和華國鋒還是關系很好、很合作的，并不像他書中所說那樣。胡德平說：兩人見面之后，再無來往。其交泛泛，可見一斑。
　　至于師東兵與劉湖的合影，胡德平轉述劉湖的話說，劉湖在香港華潤集團工作，在朋友飯局中偶然認識，飯后合影，是近年的事。劉湖講，合影前，師東兵的名字，他都未聽說過。胡耀邦史料信息網提供的劉湖的相關證言說，“師東兵在父親生前不可能見過父親，我更沒有引薦過。李漢平同志最清楚。”胡德平和劉湖稱，他們二人先后與師東兵的合影，都不足以證明師東兵采訪過胡耀邦。

　　對于師東兵訪談錄中的一些細節，高勇在《師東兵寫的東西太離譜》一文中進行了諸多質疑和分析，包括胡耀邦進“牛棚”后由家屬送飯、胡德平本人被打成“聯動分子”的經歷、胡耀邦邀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團代會上致辭、胡耀邦與鄧小平電話通話討論批判《海瑞罷官》的意圖等，指出對于這些情節師東兵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任意編排和張冠李戴之處難以枚舉。如鄧小平代表中央致辭不可能出自胡耀邦特別邀請，而師東兵文中所稱鄧小平祝詞中的中國與蘇聯建設的“汽車和毛驢”之優劣的比喻，高勇當時在場，并未記得有此一說，經查證為鄧小平同年初在清華大學講演中的譬喻。
　　師文中被批駁的一段關鍵情節，則是描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胡耀邦當選中共中央主席之后的當天晚上，胡耀邦和李昭的一次談話。師文中稱，李昭問胡耀邦，黨內是中央主席大，還是軍委主席大。胡耀邦回答說是黨指揮槍，當然是中央主席大。李昭擔心胡耀邦的脾氣和性格不能勝任，胡耀邦笑稱小平同志都說我是黨的主席的合適人選，你敢說不勝任。

　　胡德平和李漢平稱，這種“活靈活現”的編造過于荒誕，編造者近乎是在自我神化采訪的本領。
　　關于師東兵訪談錄中所稱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價，胡德平說，這方面的歪曲是不可容忍的。耀邦同志認為領導之間可以有不同意見、觀點，但應尊重彼此的人格、尊嚴。他與人為善，無防同志之心，更無害同志之心。師文中稱胡耀邦說堅決不能再讓華國鋒進政治局，“我父親恰恰堅持應保留他做副主席啊。這在當時也是公開的。我們對華國鋒的評價都包含了正面的內容。”據胡德平日記記載，胡耀邦的追悼會之前的1989年4月18日上午9時，華國鋒到胡家吊唁，與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談話十分懇切。胡德平還提到，打倒“四人幫”之后，如果華國鋒對思想解放沒有一個容忍的態度，完全可以封殺《光明日報》和撤胡耀邦的職。《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胡績偉的回憶文章，從側面印證了胡德平的話。胡績偉提到，當汪東興批評《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華國鋒在場，但并未表態。
　　在高勇與李漢平的《談胡耀邦與華國鋒》一文中，李漢平表示，胡耀邦曾經和華國鋒上下級共事，配合很好，華國鋒在“文革”中被選為接班人，胡耀邦也是擁護的。胡耀邦始終認為華國鋒是一個工作上優秀、有魄力、忠厚老實的人。胡耀邦公開批評過的華國鋒的弱點主要是不應該接受“偉大英明領袖”和“萬歲”的吹捧，這項評價見于《胡耀邦思想年譜》1980年11月19日會議的記錄。

　　對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網、胡耀邦親屬和秘書的上述批駁，師東兵對本刊記者提出辯解，稱他當面采訪胡耀邦是通過“一位資格很老的政治家”引薦，無需通過秘書或警衛，也不需要子女知道，僅憑秘書和親屬，不足以證明他未采訪過胡耀邦。他手頭有與胡耀邦合影的照片，到了關鍵時刻會拿出來。他與胡德平和劉湖的交往也不是泛泛，“一桌人吃飯，有人闖了來，大家就一起照相，這可能嗎？”
　　師東兵還說，關于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價，他是多年以前寫的文章，當時胡家人并未提出質疑。華國鋒逝世之后，相關文字也并非他本人貼到網上，何以引出如此風波，使他感到不解。這應該與華國鋒身后評價上升和胡耀邦逝世20周年都有聯系。

　　關于胡耀邦和李昭夜談情形，師辯解說，他雖未目睹二人夜談，卻曾聽耀邦講敘過他和李昭夜談情形，其中的語言、觀點是真實的，表情和語氣則出于文學的加工，是紀實文學合理的手法。但在記者追問之下，他又稱自己的訪談錄全然是真實的記載。同時師東兵承認，自己的作品雖然追求真實，但并未達到百分百的真實，受制于材料和寫法。

　　華國鋒和其他領導人親屬的證偽

　　師東兵的前政要訪談錄還涉及華國鋒、趙紫陽、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而其紀實文學《短暫的春秋》也以華國鋒“文革”前后的經歷為主題。對此，這些前高干的親屬也一一予以否認。

　　師東兵的《政壇秘聞錄》中有一篇《歷史需要有膽識的人來寫——訪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對此，華國鋒的家屬今年3月12日在華國鋒紀念網站上發表聲明，稱師東兵從未采訪過華國鋒，文章的全部內容系師東兵編造而成。并稱依法保留對師東兵偽造所謂“訪談錄”造成的不良影響的法律訴訟權。這項聲明也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站上發表。

　　此外，《政壇秘聞錄》中還發表了師東兵與華國鋒的合影。對此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女士向本刊介紹說，父親汪東興曾詢問華國鋒是否接受過師東兵訪談，華國鋒說根本沒有見過師東兵。汪延群說，師東兵與華國鋒的合影是偽造的，照片中的陳設不是華家客廳的布置。

　　師東兵對此辯稱，他不止一次見過華國鋒，照片也是真實的。關于照片的真實性，旁人的說法不足為憑，可經科學鑒定。至于華國鋒親屬的否認，師東兵說，他的書出版多年，華國鋒生前為什么沒有出來辟謠，而在華逝世后由他的親屬提出質疑？為應答批評，師東兵在其博客上張貼了據稱是與華國鋒夫人的合影，稱“這位善良的老人還健在，可以辨別一下真偽基因”。

　　為辯護自己《短暫的春秋》一書的史料真實性，師東兵在其博客上張貼了據稱是沒有公開的他與華國鋒的一段談話，主要內容是一份《華國鋒、王洪文、江青、紀登奎、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1976年7月28日深夜接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部分成員時的講話》的文件。師博文稱，文件顯示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前一個多月傳達了毛的“按既定方針辦”的指示。公開的黨史認為，“按既定方針辦”是毛逝世后江青等人偽造的所謂毛的“臨終遺囑”。師東兵在這段文字中稱，華國鋒當權時收回和銷毀了這份文件，并在受訪時囑托師東兵不要對外講。師東兵稱“這是事情的一段真相”，并以此作為華國鋒“不老實”、“當代王莽”的論據。

　　本刊查證關于此段公案，存在諸多疑點，其中閻長貴、萇江在2008年第三期的《文史精華》發表文章稱，華國鋒確實曾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提到毛“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擔任記錄的陳斐章錯抄成了“按既定方針辦”，被江青等人利用，華國鋒發現錯謬后要求停止傳播。閻長貴表示，毛澤東說過“照過去方針辦”，并不能改變江青等人偽造毛澤東“臨終遺囑”的事實，更不能由此得出華國鋒“不老實”、“不忠不孝”之類的結論，因為毛身后的打到“四人幫”是出于歷史需要和人民意愿，并非華國鋒個人的行為。對這段歷史的斷章取義恰恰說明了師東兵在掌握材料和理解歷史上的片面，其歷史和政治觀念是非常陳腐的。而將胡耀邦等領導人牽扯進去，則是此次爭議的導火索。
　　葉劍英元帥的侄子葉選基親身參與過“粉碎四人幫”前后的歷史事件，他對本刊記者稱，以華國鋒違背毛的某個指示為由稱其為“當代王莽”，實際是將華國鋒、葉劍英等領導人集體完成的“粉碎四人幫”這一歷史轉折定性為篡黨奪權的政治陰謀，完全否定了這一歷史轉折。2008 年8 月5 日，在海外的華夏文摘網站上，發表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親屬聯名的聲明，聲明稱，師東兵《 政壇秘聞錄》 中“對四位原中共政要的訪談”子虛烏有，“該‘訪談錄’純屬捏造”。本刊記者就此發郵件向華夏文摘網站核實，得知該聲明確實為相關當事人授權發布。
　　對這些聲明，師東兵仍以“當事人親屬子女不能代表其本人”，以及“當事人在世時為何不出來質疑”作答，稱當時采訪時這些政要即使“不知道師東兵的名字，但是看了那些訪談的文字，他們也會恍然大悟：原來那個某某就是師東兵”。
　　
　　葉選基對此認為，就訪談錄寫作來說，即使是采訪了當事人，一個負責任的采訪者應該忠實地傳達受訪者意思，經受訪者審閱后方能發表訪談錄。而偶然見面的只言片語，更不可與正式的訪談混淆。

　　紀坡民、汪延群否認師東兵曾采訪其父親

　　師東兵《 政壇秘聞錄》 一書中收有一篇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訪談錄。此外，尚有一部著者為“師東兵”的《汪東興傳》，標注為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在批駁文章中，引述了紀登奎和汪東興子女否認師東兵采訪過其父親的證言。
　　本刊記者就此采訪了紀登奎的長子、原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紀坡民，以及汪東興女兒汪延群，二人均對本刊否認了師東兵有采訪其父的可能。
　　師東兵《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一文記載，師在80 年代最后一個秋高氣爽季節的幾天里，和紀登奎談了幾次．每次“都由他給我念一些毛澤東的講話和指示開始”, 類似于共同學習文件，同時紀也講了若干的歷史片段。文中主要內容是前述講話的摘抄，包括1972 年3 月17 日發出的中共中央12 號文件，內容為毛澤東巡視南方的談話紀要，其中涉及毛澤東通過安排紀登奎等人到軍隊任職對林彪集團軍事政變的防范；另一份是1976 年3 月3 日發出的4 號文件，主要內容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紀坡民說，他看過這篇訪談錄之后，明白文章其實是撮合兩份文件的內容，加上師東兵的一些個人敘述，其中師東兵個人敘述，如許世友和林彪的關系，是非常靠不住的。而兩份文件當時并非是機密文件，都下發到了基層黨員一級。師東兵對紀登奎神情的描述、采訪中一些動作的描寫，如“笑瞇瞇地”、“扶了扶滑下來的眼鏡”純屬向壁虛造，他的父親是一個嚴肅而有個性的人。
　　紀坡民說，師的訪談錄在時間上有硬傷，他的父親紀登奎于1987 年心臟病去世．根本不可能在“80 年代最后一個秋高氣爽的季節”幾次接受師東兵采訪。訪談錄中稱紀登奎隨身攜帶有兩份文件，并從抽屜中拿出一份文件給師東兵念，也是對紀登奎晚年生活狀況不了解產生的不合情理的虛構。“我父親下臺之后，家里的文件都收走了，裝了兩卡車，這是按照中央領導離職的規定，我們家里沒有留下任何文件。”紀坡民還委托本刊發表給師東兵的公開信，“以澄清事實”。
　　汪延群則對本刊記者稱。師東兵從來沒有見過汪東興，“我爸從來不接觸媒體”。她披露，她父親前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看到《汪東興傳》 后，曾于1988 年以本人名義起訴師東兵，書面委托了律師，訴狀最后未被北京市二中院受理，原因是起訴書中的兩個被告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和作者師東兵，“一個不承認出過這本書，一個找不到”。為此事新華社當時發了內參。
　　汪延群稱，在法院宣稱找不到師東兵之后，他們曾委托父親的戰友在師東兵的老家山西侯馬尋找師東兵，見到了師家的老房子，人去房空。當時法院稱師東兵是香港人，找不到。最后有關方面動員汪家撤訴。
　　至于《汪東興傳》 中的失實之處，汪延群說，汪東興是在保護鄧小平，師書中卻說是監視鄧，類似歪曲不一而足。她認為師的文章是拿到一些材料添加自己的杜撰和觀點。
　　有關與汪家子女的爭端，師東兵對本刊記者堅稱其采訪過汪東興，并在博客中稱“師某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號樓（現在分成蓉園賓館），曾和汪東興相見并談話”。此外，師東兵還稱他“沒有寫過訪談錄也沒有和任何人提起此事，更沒有寫過什么他的傳記”，稱他的親屬的聲明完全是無的放矢，沒有任何意義”。在師東兵提供給本刊的著作目錄中，沒有提到坊間流傳的題名為師東兵著的《汪東興傳》 。師東兵否認自己是《汪東興傳》的作者，似乎與20 年前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否認是該書出版者遙相呼應。
　　師東兵堅持說自己采訪過紀登奎，采訪的主要過程確實是紀登奎念文件，但這個過程是真實的。對于紀坡民所說的紀下臺后身邊已沒有中央文件，師東兵沒有具體解釋。

　　葉選基批評師東兵大量細節失真

　　作為“文革”末期和撥亂反正期間一些重要歷史場景的親歷者，葉選基就師東兵書中涉及的鄧小平、胡耀邦、華國鋒、楊成武等重要歷史人物的經歷以及歷史細節提出了否定和辯駁，認為師東兵在寫作歷史題材時缺乏認真負責的態度，并有違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原則。師東兵在訪談錄中提到，胡耀邦說，“我是粉碎四人幫后第一個見到鄧小平的人”。葉選基說，胡耀邦不會這么講，因為胡耀邦與鄧小平打倒“四人幫”后第一次見面是1977 年2 月，當時胡準備就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到西山15 號樓見葉劍英，中間提出要見鄧小平，由葉劍英安排倒換車輛去25 號樓，倒車過程之中葉選基在場。在此之前鄧小平住院期間，已有很多老同志去探訪過。胡不可能是打倒“四人幫”之后第一個見到鄧小平的人。
　　師東兵在《短暫的春秋》一書中稱，“四人幫下臺后，師到北京醫院看到陳云，陳云說粉碎“四人幫”后，葉劍英讓葉選平開一輛買菜的吉普車去接陳云。葉選基說，接陳云的是他，開的是小臥車。葉選平和陳云從未有過接觸。多年以后葉帥病重期間，陳云看望葉帥，一見葉選基即呼其名，并未忘記此事。而且葉選基奉葉帥之命接陳云復出的事情，載于《陳云傳》下冊。這件事情上師的說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葉選基著重指出的是師東兵《政壇秘聞錄》 其中一篇對延安時期毛澤東夫人賀子珍的描述。這篇訪談錄以受訪者的口吻說，賀子珍在延安時期對毛澤東態度非常不好，并且因為精神分裂在個人作風上不嚴肅，有種種乖張的情節和后果，造成毛賀之間的矛盾。葉選基稱，有關賀子珍的這種說法，為至今所僅見，僅根據賀子珍與毛澤東結婚和生女的時間即可確證訪談錄內容之荒謬，尤其是一些描述涉及對賀的個人隱私編造和人身攻擊，既無起碼的歷史寫作道德，也無法律意識，對尚在世的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后人也是極大的傷害。這樣的寫作對于被提及的當事人和歷史本身都極端不負責任。
　　胡德平也對本刊記者稱，他和其他前領導人子女對師東兵的批駁并非出自個人意氣，而是要對黨史負責。“有些歷史問題的爭論，觀點可以不同，但是我們黨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圍內，有一定的組織，對公開發表的東西事實是真是假、是黑是白進行審核，事實不能錯”。在黨的一個正式會議上，他早先已經發表過這種意見，當時尚不是針對師東兵事件。至于類似師東兵這種“野史”現象的長期存在，有正史不透明等復雜原因，師東兵并非孤例。但“他確實比較突出”。

（實習生陳天白亦有貢獻）

來源：鳳凰周刊2009年第22期總第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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