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鍋飯打哪兒來扯到實事求是再扯到別吵、別抄、別炒！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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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大愛——鄧稼先與許鹿希互相托付的一生》（作者：胡銀芳，出版者：華夏出版社）對我說來，不是一上手就能一直讀下去的書。不僅因為他們夫妻倆的不屈的斗志，不僅因為他們夫妻倆無盡的愛情，而且是因為他們夫妻倆人生的品位和道德的風范，通過作者如詩似畫的傾訴和描繪，使我讀起來心潮難以平靜，讀著讀著就會熱淚盈眶。為了避免眼淚不由自主地流出來，被兒孫們又笑話我“讀《三國》流眼淚——為古人擔憂”，便只好暫時放下，讓心潮平靜一陣再讀。其實，他們并不知道，鄧稼先、許鹿希兩位先生，先后和我生長和生活在同一個時段，算不上是什么古人。但是，小孩子們不懂得，人們有時候也會被同齡人感動和教化的。不過，有一次，我的眼淚還是禁不住大滴大滴地掉下來了，令我不能不背過身去，不讓兒孫們看見。　　

讓我如彼失態的是下面這么一段情節：　　

“鄧稼先生前，由于他功勛卓著，得到過許多大獎。如此，許多人問過他搞兩彈得到多少獎金，鄧稼先總是笑而不答。在鄧稼先病危期間，遠在美國的楊振寧趕回來，到醫院看望他。就在醫院的這次會面中，楊振寧也提到了獎金的事情。當時許鹿希回答，獎金是人民幣10元。鄧稼先補充說，是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楊振寧以為他們在開玩笑，許鹿希說，這是真的，不是開玩笑。1985年頒發原子彈特等獎的獎金總數是1萬元，單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兒。但是九院人多，還得墊上十幾萬元，才按10元、5元、3元這三個等級發下去了。”　　

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在現在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啊！從事原子彈、氫彈研發的主力科學家，每次的獎金只有10元人民幣；而且是需要單位拿出十倍以上的款項來貼補國家獎金之不足，才能達到如此標準：讓每個參與者稍微公平地得到相應的一份！仔細想想，其實，獎金的數目是微不足道的，而獎金的意義才是最了不起的！不過，國家就那么摳門？社會就那么窮？而事實卻正是如此。作為過來人，許多同志是可以用親身經歷來證明它的。情況就是那樣確鑿：全國解放時我們接手的是百業凋零、百廢待興的一個要多爛就有多爛的爛攤子，又被咄咄逼人打上門來的頭號侵略者拖上戰場、不得不進行一場保衛新生共和國的戰斗，隨后還遭遇了老大哥背信棄義的撤消援助與虎視眈眈的囤兵要挾，就連得到了咱們勒緊褲腰帶去幫助過的同志們也翻了臉來算計若比鄰的老兄弟。如果國庫里那時侯還有一點點工人農民的血汗澆灌、凝聚出來的金花銀果，作為兩彈一星的最低的必要的成本再能投入多少？何況還需要有更多的余力施之于其他項目啊！這是我們可想而知的。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受罪嗎？多少年來，中國人民為改變這種態勢而付出了一切啊！那么，我們可不可以不去搞那些不能吃又不能穿的硬家伙、大玩意兒呢？那就得看您怎么說了，那就得說您怎么看了？那時侯，不是我們要閉關鎖國啊！那關是從外邊閉住的，那國是給外邊鎖上的。當然，也可以有不被閉不被鎖的辦法，出賣主權啊，出賣資源啊，出賣國格啊，出賣人品啊。。。。。。世界歷史上有多少國家、民族的不肖子孫，都是如此下作解困的嘛！為什么不學一學？仿一仿？但是，炎黃子孫就是不能學這種樣，就是不能仿這種樣。有事只能自己扛，沒路只能自己開！遠的不去說了，說聞一多，面對法西斯的槍口也不閉嘴；說朱自清，難以度日也不肯去領嗟來之救濟糧！有些人總愛揶揄、奚落中國的知識分子，什么掉價了，什么沒風骨了，什么失去尊嚴了，什么不敢維護正義了。。。。。。等等。要論個別，尚可。要論全體，則不對。繼聞一多，繼朱自清。。。。。。而后，錢學森，鄧稼先，許鹿希，，。。。。。。。等等，就是具有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精神、品格的中國現代新型的知識分子的當然代表。要談論中國特色的話，他們才應該是名副其實，當之無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啊！　　

哈，看到我寫到這兒，您就該說了，兩大功勛，十元獎金，人人有份，差別很近。那是平均主義，不說是典型的平均主義也是八九不離十的平均主義！咱們心平氣和地講吧，你要這么說，我也不能阻攔你。您的話也許并無多大的錯誤。可是，您想過沒有：這種名義上還有點差別而實質上差別不很大的“平均主義”，是從哪里來的嗎？從遠處說，《詩經》里有：“與子同袍”。《禮記》里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起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杜甫曾經寫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井岡山曾經實行過：“分伙食尾子”。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也是中國特色吧？原因就是我們的國家太大，人口太多，家底太薄，百姓太窮，一窮二白嘛！新中國建立才多少年，一下子擰不過來，轉變不過來啊！只能是一床棉被倆人蓋，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老實說，事出無奈，不得已而為之也！這就是被某些人后來不斷詬病的大鍋飯的源頭。據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透露，他研發火箭、導彈的父親，月薪也只有三百多人民幣，而且是一拿好多年（注！）。鄧稼先的月薪比他大概也少不了多少，亦可以算是其時的“高新階層”了。但是，鄧稼先從來沒有給許鹿希拿回來養老育小，家用全靠許鹿希自己的工資開銷，因為鄧稼先大都拿來資助了他身邊的同志們，他們比他拿的可少多了。以當年的兵頭將尾的在下為例，其時月薪剛過70元人民幣，只相當于錢先生、鄧先生的五分之一吧！也得贍養父母，也得撫育兒女，那日子是怎么過來的？現在的農民工、蟻族、家務員、保安。。。。。等等哥兒們、姐兒們，值得同情。那時在基層干活的人們，也值得同情啊！記得，魯迅先生曾經公開表白、申明、誓言：“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多少先哲、前輩、戰友、以至烈士，都是懷抱宏愿這樣地在要求自己，從容面對艱苦，從容面對困難，從容面對災禍，從容面對戰爭，從容面對流血，從容面對犧牲，。。。。。。應該說，錢學森、鄧稼先。。。。。。以及親屬許鹿希。。。。。。等等他們這一輩的同志們，都可以進入魯迅先生所自覺認定的那種人士的隊伍之中，都是值得自豪的，值得景仰的戰友、斗士、英雄、模范、榜樣、典型。相反，人們如果因此而嘲笑、譏諷他們，貶損、指責他們，豈不是有點“缺德帶冒煙”了嗎？可惜，有的人就是這樣地在充當事后諸葛亮，來買弄自己的高明，來顯擺自己的先知。哎，如果他們是年輕人，算是少不更事，童言無忌，也就罷了。如果是老家伙，那就是另有心計了，現在不好揭露，將來總是會有論定的。目前若要指出呢，只能說他們講了瞎話，沒有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為人處世。　　

對在下的上述意見，他們肯定是不會同意的。那理由也可以想見，其中的要害，他們很可能是歷來愛好橫比。那么這里也來橫比一下吧。他們歷來也愛好以西方為例，那么這里也就以西方的美國為例一下吧。美國的國土和我國相差無幾，可是人口卻沒有我國的零頭多，我們至少要比他們多上十個億。那么，我們要多養活多少人？我們能立馬就把鄉下老百姓變成城里居民嗎？我們能從他們那兒買來一個現代化么？。。。。。。。時時處處以西方、以美國為標桿來衡量中國，要求中國，那是脫離現實的胡思亂想。要知道，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有著歷史遺留的巨大差距，有著客觀存在的必要趕超。一步登天當然很好，只是幻想從來成惡搞。不能忘記了環境，不能迷失了自我。要改變這一切，須要努力，須要時間。我們曾經因為性急，欲速則不達。而今也不能性急，亂投醫也未必能治好久病。苛責于過去乃屬無情，自詡于當今則是無知。一切還是以實事求是為好。實事求是地對待過去，實事求是地走向未來！　　

據說，在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當年毛澤東在那兒求學的時候，就曾經有過一個“實事求是”的匾兒。后來我們也知道，毛老人家是很了解“實事求是”的來歷的。他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中寫道：“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7頁）1941年冬天，他最早給中共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這四個大字。以后還多次題寫過（注2）。到1960年12月25日，他為楊穎同志題寫了“實事求是努力為人民服務”。這一次，直接把為人民服務和實事求是聯系在一起了。在他看來，“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而“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到解放之路。”（《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662-553頁）他曾十分明確地、直接了當地指出；“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35-836頁）現在依在下想來，如果我們要講科學，那么首先就要講實事求是。不講實事求是，還算什么科學呢？很久以來，報刊上有那么三句話說的很響亮：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竊以為，如果能把“貼近”二字改成“深入”，那就更實在更可行更有效了：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不僅身入，而且心入，說話算話，說了就干，干字當頭，帶頭去干，老百姓是不會不歡迎的。毛老人家后來題寫“實事求是”的時候，有時還分別添加了“力戒空談”、“不尚空談”、“努力工作”等等的字句，那是頗有深意的。目前，我們就是須要腳踏實地放下身段地去勞動，去做活，去生產，去建設，去從事實體經濟，去改善人民生活。。。。。。。可別再吵了，可別再抄了，可別再炒了！　　

（2009/12/31/子時）　　

注1；“30年里，錢學森月工資僅為333.16元”。（見新華社記者李清華白瑞雪：《大師的遺產——記人民科學家錢學森的生前身后事》，新華社北京11月10日電《北京日報》2009年11月31日）　　

注2；1941年后，毛澤東同志又給黨的《七大紀念冊》題寫了“實事求是力戒空談”。1943年為生產英雄惠中權題寫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1955年12月6日為一次會議題寫了“實事求是努力工作”。（見《毛澤東題詞墨跡選》，中央檔案館編，人民美術出版社、檔案出版社出版，1984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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