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也是我們的萬世師表!(12)
——亂讀隨抄之九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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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給錢老起外號“化學系”
為了讓“四人小組”盡快步入衛星和星際航行這一尖端科技殿堂,錢學森還采取多種方式培養他們,其中一項就是讓他們為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講授《星際航行概論》。
1961年9月18日,錢學森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的大階梯教室開啟了《星際航行概論》的第一期課。當時場面十分火爆,“不少人都是自己帶著小馬扎過來聽課。”而實際上,這門課還沒有教材,每次都是由錢老的兩個助手給大家印發講義。
“那時讓我們替他講這門課,感到很有壓力,我們就很刻苦地研讀教材,錢老還鼓勵我們提出自己對教材修改的意見。”正是在錢老的鼓勵下,“四人小組”很順利地完成了講課任務。
當然,“四人小組”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小組。他們透露:曾經給錢老起過外號——“化學系”。錢學森給熟人寫信,簽名比較潦草,“錢”字寫得像“化”,但“學”字不怎么走樣,“森”字則有點像“系”。于是他們就給錢老起了個外號——化學系。每當給“四人小組”寫紙條或者批示文件,“四人小組”一看簽名,就會笑著說:“化學系又來了。”
(本報記者于建:《“四人小組”披露錢氏教學》,《北京晚報》2009/11/03)
(H13)不敢發言遭受唯一一次批評
錢學森培養“四人小組”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讓他們擔任星際航行座談會的秘書。這個座談會是1961年由錢學森、趙九章、竺可楨等知名科學家發起的不定期學術活動。1961年至1964年,座談會共舉行了12次。
“四人小組”回憶,有一次,由一位空間醫學專家作空間生理學和生物學的報告。隨后的討論中,錢老說,運載火箭振動對人體的影響是載人航天必須研究的重要問題,“首先要分析振動對人眼球的影響,從力學觀點看,人的眼眶就像是一個彈性支座,眼球就像彈性支座上的質量,它的共振頻率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正是錢老的這些發言讓“四人小組”大開眼界。
不過,錢老對“四人小組”要求極高,不僅要求他們去聽座談會,還要主動參與發言。孔祥言回憶:“第一次參加座談會,看到與會的都是科學界的頂尖人物,我們幾個誰也不敢發言,后來錢老就批評了我們,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批評我們,他真的是希望我們盡快成才。”
他們的確是成才了。1964年5月,在錢學森的推動下,上海機電設計院以“四人小組”為骨干,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衛星總體研究室——第七研究室。1965年5月,該研究室完成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方案設想》;1966年至1969年,完成了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方案設計。“四人小組就是我國早期研制衛星探索的種子,而錢老就是這粒種子的播撒者。”
(本報記者于建:《“四人小組”披露錢氏教學》,《北京晚報》2009/11/03)
(H14)親自編寫《導彈概論》等相關教材
王永志記得,為了幫助年輕人掌握導彈、火箭基礎知識,錢學森親自編寫《導彈概論》等相關教材,舉辦導彈技術訓練班。班上的許多年輕人后來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重要骨干。
錢學森那時候在各個研究機構四處開班講學。系統學討論班設在一間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經常座無虛席,窗外還站了許多做筆記的年輕人。楊利偉從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的老同志那兒聽說,錢學森經常來講學,有段時間幾乎是每周來一次。他的博學敏思和學術風采令人折服。
王永志說,他現在對錢學森的思想體會越來越深,“個人的生命有限,越是有強烈的事業心,就越會注意培養年輕人,讓事業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種事業心不是‘我怎么樣就行了’,所以他把知道的事情都會告訴年輕人。”
(余建斌:《錢學森的航天情懷》,《人民日報》2009年11月16日)
(H15)為我軍高級將領講《導彈概述》
2004年4月里的一天,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紀念館即將開館。
那天錢學森秘書接到一個電話,是二炮老司令李旭閣夫人耿素墨打來的,說家里整理書房時,發現一個筆記本,是1956年元旦錢學森在為我軍高級將領講《導彈概述》的記錄稿。
1955年,在美國長島被幽禁5年的錢學森,經馮·卡門學派師生的奔走,以及新中國政府的多方交涉,終于獲準回國。
赤子歸來,印證了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將軍的判斷:一個錢等于五個美國海軍陸戰師。歸國后的錢學森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并被任命為負責導彈開發制造的國防部五院院長。家還未安頓好,錢學森就開始向從戰爭中走來的高級將領描繪中國戰略導彈發展的藍圖。
1956年元旦,第一場春雪剛剛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辦公的總參作戰部空軍處參謀李旭閣,被處長楊坤叫進辦公室,遞給他一張入場券,說下午3時總政排練場有個秘密報告,你去聽聽!
李旭閣騎車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總政排演場大廳不遠。他匆匆步入會場,已座無虛席。令他吃驚的是聽講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上將、大將,他們都是三總部和駐京軍兵種的領導,許多人都是他熟悉的。主席臺上,擺著國防部副部長陳賡大將的名字。滿堂高級將領,惟有他一個人年紀最輕,職務也最低,佩戴少校軍銜。
剛剛落座,電鈴就響了。陳賡大將率先走出來,身后跟著一位穿中山裝的學者,兩個人坐下,陳賡大將便介紹說,這位就是剛剛歸國的錢學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氣動力學家,今天由他給大家講世界上最先進的尖端武器——導彈。頓時,全場掌聲雷動。
錢學森教授站起來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揮筆寫了一行字:“關于導彈武器知識的概述”。
李旭閣在一個新筆記本上記下這一行字,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關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紹。他聚精會神地聽,一絲不茍地記,記下錢學森教授介紹的導彈結構的用途和美國、蘇聯的發展現狀。然后他饒有意味地說,“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議中央軍委,成立一個新的軍種,名字可以叫‘火軍’,就是裝備火箭的部隊。”以后,錢學森又于1960年3月22、23日在高等軍事學院講授火箭和原子能的運用,李旭閣再次前往聽課。
2004年4月份,李旭閣在整理過去資料時,意外地發現了自己當年的筆記本,打開一看,竟然是1956年元旦聽錢學森講課的詳細手記。錢學森兒子和秘書得知后,立即專程來到他家,將原件拍照和復印,放到上海交大錢學森紀念館展出。
2005年11月12日,錢學森歸國50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出席的嘉賓中,錢學森夫人蔣英特意加上李旭閣的名字。會上,蔣英握著李旭閣的手說,錢老讓我轉告你,他從未曾想到,在當年聽他講課的高級將校官中間,一位最年輕的少校,成了他當時建議成立“火軍”的中國戰略導彈部隊的司令員。
(徐劍;《見證奇跡》,《人民日報》2009年11月18日)
(H16)最后宇航出版社將這些講義結集出版
“錢學森與中國航天”課題組另一位負責人、宇航出版社副社長石磊告訴記者,他們于2006年和2008年出版了兩本錢學森的著作,一本是《導彈概論》、另一本是《星際航行概論》,這兩本書的底稿是錢老當年從美國留學回來后給學生講課的講稿,當時幾乎所有人都沒有見過導彈,沒有見過衛星,錢老就自編講義,給學生上課,最后宇航出版社將這些講義結集出版,“可以說,這是錢老最早的兩本原創性著作,非常珍貴。”
(本報記者蔡文清許前程:《出版書籍寄哀思》,《北京晚報》2009/11/91)
(H17)“全國誰搞得好,誰能干,就安排誰干”
“錢老一輩子都愛國。我1957年報考力學所的研究生,就是因為仰慕他的愛國之情。”錢學森的學生、中科院院士俞鴻儒回憶說,“他凡事都始終站在國家的層面考慮問題,沒有私心,只要是為國家好的事,他就去做。他是力學所所長,但實際是全國力學的領袖,他在全國辦了很多力學班。他的觀點是:全國誰搞得好,誰能干,就安排誰干。”
(本報記者 趙永新 余建斌 楊雪梅 趙亞輝:《 科學巨星 教育大家》,《人民日報》2009年11月1日)
(H18)放手讓下面人來負責
“父親的忙和我們印象中的忙還不太一樣:他是‘委托式管理’,除了自己該做的事,其余的放手讓下面人來負責。”錢永剛回憶說,父親那時承擔著非常大的壓力。“那時候和現在是天壤之別,國家就那么點錢,又要做成那么大的事,只允許試一次,一次就得成功。這樣他就累了,方方面面都得考慮得很周到。為什么后人這么敬重‘兩彈一星’的功臣?就是當時的環境和條件遠遠不能和現在比,完全是憑著他們的智慧、勇氣和奉獻‘拼’出來的,不是‘試’出來的。”
(本報記者趙永新:《兒子眼中的錢學森》,《人民日報》2009/12/10)
(H19)“更重要的要靠年輕人”
原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劉紀原:錢學森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輕人,要靠他們敢想,中國的科學技術才能夠發展”。
(本報記者趙喜濱于 建:《錢學圖譜[1911-2009]》, 見《北京晚報》2009/11/06)
(H20)引導年輕的留學生在學中干在干中學
1958年4月,孫家棟從蘇聯歸國后,組織上分配他到當時國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的前身)總體部報到。讓他去搞導彈總體,他真是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他能在國防尖端科技部門工作,可以為國家干一番事業;擔心的是,他自己學的是航空專業,導彈是什么樣子?怎么設計?怎么制造?心里一點底也沒有。那年“五一”節前的一天,孫家棟參加了錢學森主持的一個會議,孫家棟在會上第一次見到了院長錢學森。
此時,蘇聯提供的第一批導彈的圖紙資料到達,相繼交付到孫家棟他們手中,仿制導彈的工作隨之展開。可那時,面對一堆圖紙,除了錢學森以外,孫家棟他們誰也沒見過真導彈。再一看周圍的同志,有學力學的、數學的、化學的、紡織的、文史的,五花八門,就是沒有一個學導彈理論的。孫家棟所學的航空理論還算與導彈專業離得最近。由于孫家棟從事導彈總體設計工作,精通俄語又懂技術,很快他翻譯掌握的東西就比別人多了一些。當時,錢學森親自編制課程大綱給大家講授導彈概論。他講的課深入淺出,大家都愛聽。錢學森還請莊逢甘教授講空氣動力學,請梁守槃教授講火箭發動機,請朱正教授講制導,引導孫家棟這些年輕的留學生在學中干,在干中學。
那時,錢學森非常重視總體部的工作,經常來檢查工作。他只要有時間就會來到孫家棟他們工作的設計現場和大家討論問題。開始孫家棟面對這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有點緊張,他總是暗地里悄悄觀察錢學森,發現錢學森長得慈眉善目,寬寬的前額,眼睛里總是滿含笑意,他的神態和藹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尤其對青年人特別關懷、愛護。孫家棟在錢學森面前的拘束感逐步消除。他常常帶著圖紙上琢磨不透的問題請教錢學森,而錢學森在解答問題時總是有問必答,有板有眼,令孫家棟非常敬佩。錢學森對孫家棟開始直呼其名,后來有時叫小孫,有時叫家棟。這時錢學森已經發現這個年輕的小伙子所提的專業性問題越來越有深度。特別是孫家棟對建立導彈總體思路、制定總體方案,使得錢學森對他刮目相看。于是,院長錢學森與孫家棟接觸的次數便多了起來。7月的北京,盛夏酷熱的一天晚上,孫家棟他們正在通宵達旦地翻譯資料研究導彈,這時錢學森率機關工作人員帶著西瓜前來慰問大家,使所有導彈總體部門在場加班的人非常感動。大家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更加高昂。
(馬京生王建蒙:《錢學森與孫家棟:科學巨星情深誼長》,《北京日報》2009年11月20日)
(H21)“設想是不是要比猜想會嚴謹一些?”
孫家棟在緊張的工作之余,重新找出來蘇聯火箭專家寫的一本俄文版的《導彈概論》。那本書是從導彈原理論述到設計方案的技術參考書,書后還有一些德國搞V2火箭和美國火箭發展的過程,其中有一段講到火箭飛行脫離地球引力達到宇宙速度的論述。孫家棟想,既然串聯火箭逐級飛行可以產生加速度,那么并聯火箭與零重量的關系呢?與脫離地球引力的宇宙速度是什么關系?火箭達到了宇宙速度就可以飛出大氣層,那么就可以放飛衛星啦。
帶著這些問題,孫家棟去情報資料所查找資料時遇到了當時的所長,就把自己最近對放衛星的有關問題向所長提了出來。所長非常感興趣,建議孫家棟把這些想法寫成一篇文章。后來孫家棟以他和情報資料所所長兩人的署名在研制快報上發表了題為《對蘇聯發射衛星采用火箭的猜想》一文。沒想到這份快報送到錢學森手中引起了錢老的注意。錢學森仔細閱讀了這篇只有兩頁紙的文章,感覺很有價值,就把孫家棟叫到他的辦公室專門與他討論這個問題。錢老說:“你的想法很好,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論。我想,你的文章題目是否可改一個字,把‘猜’改為‘設’,因為我們都是搞科學的,設想是不是要比猜想會嚴謹一些?”
果然,不出錢學森所料,孫家棟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爭論,而錢學森積極支持了孫家棟敢為人先的科學設想。錢學森認為孫家棟在從事導彈總體設計方面不僅制定方案認真嚴謹,而且對發射衛星設想大膽,思路開闊,很有那么一股創新的勇氣。兩位科學家達成了共識,導彈技術是衛星發展的基礎,現在中國已經有實力研制衛星了。
(馬京生王建蒙:《錢學森與孫家棟:科學巨星情深誼長》,《北京日報》2009年11月20日)
(H22)向聶榮臻元帥推薦孫家棟
1967年3月,國家要加快衛星研制速度,加強衛星總體工作,擔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的錢學森思前想后誰最合適擔此重任。他認為,將孫家棟由火箭總體調去搞衛星總體是最合適的人選,雖然孫家棟出身不是“紅五類”,當時中蘇關系緊張他又在蘇聯留學8年,但是他愛國敬業,是一個可信任的有培養前途的中青年專家。于是舉賢薦能,向聶榮臻元帥推薦孫家棟,讓孫家棟擔任衛星總體技術總負責人,領導我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研制工作。
調令是1967年7月29日午后傳達給孫家棟的。在錢學森的推薦下,孫家棟當天由搞導彈轉入了搞衛星。他的人生轉折來得如此迅速,第二天“八一”建軍節,他便走馬上任了。
當時正是“文革”時期,造反派奪權,行政領導干部靠邊站。錢學森決定特事特辦,來找孫家棟談話,談話的地點選在位于北京白石橋的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大樓一間新騰出來還沒有整理好的房間。
錢學森用期待的目光看著面前的孫家棟,語重心長地說,盡管我們面前有很多的困難,我們也要集中精力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加快衛星研制速度,實現1970年將中國的人造衛星發射上天。
從此,孫家棟挑起了這副 “天字號任務”光榮而沉重的擔子。在錢學森的直接領導和幫助下,孫家棟面對著“機遇和風險并存,困難與希望同在”,他有了施展才華的大平臺。
(馬京生王建蒙:《錢學森與孫家棟:科學巨星情深誼長》,《北京日報》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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