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
馬來西亞和中國正式建交
我們的內部紛攘正值高潮之際，傳來消息說，在1970年9月接替東姑阿都拉曼的敦阿都拉薩將在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訪問中國。他是應周恩來總理之邀訪問北京。馬來西亞和中國顯然已用了好些時間安排正式建交。的而且確，敦阿都拉薩訪問北京期間，與周恩來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恢復正常關系。阿都拉薩在中國首都受到款待之際，我們襲擊了北霹靂的公路及水壩。我們的目的是要宣示，馬來亞共產黨絲毫不受中國的外交政策所影響。這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即各兄弟黨都能自由行動，不受北京的指示。正巧在大約18個月之前，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約見我，他是奉毛澤東之命，通知我有關中國共產黨有意與馬來西亞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事。在這次的會面中，周恩來向我保證，中國政府會嚴格遵守毛澤東的指導，將國與國的關系和黨與黨的聯系分開。
我們認為我們在霹靂州發動的有限襲擊，發揮了作用
從各方面判斷，我們認為我們在霹靂州發動的有限襲擊，發揮了作用。我們沒有殺害任何人，只對準工地的裝備，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們所要傳達的信息不但傳達出去，也得到了理解。西方的評論大意是指中國并沒有指示馬來亞共產黨發動襲擊。
勿洞西段在1974年8月1日與馬來亞共產黨正式決裂
勿洞西段在1974年8月1日與馬來亞共產黨正式決裂，他們發表一份內容浮夸的宣言，而這份宣言實際上是向他們所謂的“陳平領導的修正主義集團”宣戰。在這份充斥著毛澤東式措辭的宣言中，他們呼吁“黨軍和其他革命組織的同志們”要“分清香花毒草”，要拒不服從舊的領導層，以及剝奪他們所有的權力。這份宣言指責黨的“老修古”利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種族騷亂后的局勢。他們說我們展開肅反行動的具體目的是要毀軍滅黨，進而永遠撲滅革命火種。
勿洞西段造反者利用成功刺殺警察總長及其他激進行動廣作宣傳
這之前三個月，勿洞西段的同一批造反者發動了一次大膽的行動。他們在光天化日底下成功刺殺了途經吉隆坡街道上的馬來西亞警察總長丹斯里阿都拉曼哈欣(Tan Sri Abdul Rahman Hashim)。到了10月，勿洞西段造反者渴望利用成功刺殺警察總長及其他激進行動廣作宣傳，于是在半島各地展開掛紅旗和分發傳單的宣傳運動。為了廣為宣揚他們新近自命的馬列派組織稱號，他們在雪蘭莪、森美蘭、馬六甲、柔佛、彭亨、檳城及吉打各州升起紅旗及廣派冊子。他們甚至將紅旗高掛在吉隆坡獨立廣場的電纜塔上，也在首都各角落分派冊子。
面對如此公然的挑釁，馬來西亞政府不得不采取應急措施
面對如此公然的挑釁，馬來西亞政府不得不采取應急措施。11月1日，也就是紅旗及冊子首次出現的一個星期之后，當時敦拉薩政府的內政部長丹斯里加薩里沙菲宜(Tan Shi Ghazali Shafie)發表聲明，詳細臚列聯邦政府過去超過十年來所收集的共產黨活動簡報。這份聲明說，馬來亞共產黨在1967年發生一場未遂的造反，而我在造反中僥幸逃過被暗殺。此事造成馬共內部分裂。據報三年后又發生了第二次的決裂，起因據說是馬共第八支隊指揮官一江拒絕執行處決敵奸疑犯的命令。
政府聲明提出非常準確的統計
這份政府聲明將我們稱為“舊”馬來亞共產黨，它也提到泰南兩個分裂出來的陣營：馬來亞共產黨(馬列派)及馬來亞共產黨(革命派)。這份聲明跟著提出非常準確的統計，指出馬來亞共產黨共有970名武裝游擊隊員、馬來亞共產黨(馬列派)有150人，而馬來亞共產黨(革命派)則有260人。另有200名游擊隊員在馬來西亞半島南部活動。
內政部長和他的幕僚發動宣傳攻勢
丹斯里加薩里顯然獲得相當好的統計情報。我只能猜測，內政部長和他的幕僚當時是在發動宣傳攻勢，目的是要加劇共產黨陣營的分裂、貶低我的領導聲望，以及遏制更多所謂心灰意冷的青年投奔共產黨。報告的大部分內容極盡抹黑我的人格。
報告說，當我發現有人密謀對抗我的領導時，我即刻下令處決20名被視為“政府特務”的新成員，而且我后來相信了游擊隊營區“遍布特務”的說法，并因此大開殺戒。它指責我在1970年1月或2月間下令處決所有在1962年之后參加馬來亞共產黨、年齡12歲以上的新成員。
加薩里是個態度強硬的行政官
我不曾見過加薩里，但對此人略有所聞。我知道他是個態度強硬的行政官，和他關系密切的人稱呼他“Guz”。他和我年紀相若，我肯定他在136部隊的作戰貢獻。我曾與136部隊有密切關聯。我判斷他在抗日戰爭時累積了收集情報的寶貴經驗。憑此背景，再加上他所掌握的關于陳平的情報資料，我真想問一問他，他怎么會相信我會將小孩子當作徹底消滅的對象，而干掉他們。我后來認為他必是根據宣傳人員的建議行事。我肯定情況是如此。
如果你被權力機關貼上在戰爭中集體屠殺兒童的標簽，很少人會去考究這種宣傳的真實性
戰爭時期的宣傳對象 ─ 群眾，從來不會嚴格檢驗宣傳背后的動機，以及它們想要營造的心理效應。如果你被權力機關貼上在戰爭中集體屠殺兒童的標簽，很少人會去考究這種宣傳的真實性。絕大多數人都會接受這種片面之詞。當你不斷把很多淤泥往墻壁上拋擲，它最終必定有淤泥。1974年11月，英國殖民者及聯邦政府在所有場合用相同手法加倍指責我是殺害兒童的兇手，因此根本不難想象當時陳平的形象是何其面目可憎。
昔羅叛軍曾試圖拉攏我站在他們那一邊
昔羅叛軍雖然自命為“革命派”，事實卻證明他們的斗志遠不及勿洞西段的“馬列派”，而且他們還曾試圖拉攏我站在他們那一邊，一起對抗小章和總部。他們找上我們在曼谷的通訊與交通中心的一名密使，向他說明他們的申訴，并要求他轉達給在中國的我。
密使擔心自己也在通緝名單內，因此決定直接向我報告
技術上而言，這名密使應該向身為代總書記的小章報告此事，因為小章是邊區總指揮。然而，當曼谷警察突襲一些黨員的住家，并將他們收押后，事件變得復雜了。這位密使擔心自己也在通緝名單內，因此決定直接向我報告。公然搭乘飛機到香港的確太危險了，他于是選擇取道陸路。
造反派要我承認他們成立的偽中委會
盡管他們不滿意，但造反派仍要我承認他們成立的偽中委會。我認為他們的要求非常荒謬。我不能和我的中委會搞對抗，尤其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在前線，而我人在后方。我和同樣住在中國的政治局委員非常全面地討論了這場危機。阿海非常不同意小章的作為。他根據本身的經驗，堅持說，這么多特務滲透進黨的說法十分不尋常。政治局唯一的女性委員阿焰則強烈反對阿海的觀點，而我保持中立。整體而言，小章獲得中央委員會的支持， (盡管)中央機關隊和中國的(馬共中央領導)意見分歧。
小章給我呈上報告，陳述他的說法
小章給我呈上報告，陳述他的說法。他闡述了他如何發現游擊隊里的新成員當中有特務，以及他如何著手審查及召開審判會，以肅清奸細的經過。他的報告是經由無線電發送，因此只能轉譯成簡短章節。處理這樣復雜的危機，這肯定不是令人滿意的方式。我問小章，我該如何答復昔羅陣營? 我的處境非常微妙。我無法不顧及小章的感受，斷然否定他那認為必須采取激烈的正確步驟以應對那場特務危機的觀點。
我和小章決定讓那名準備回去的密使陪同康復中的白絲木回去前線
發生造反之前，昔羅游擊隊的資深領導人白絲木突然病重，懷疑患了癌癥。他被送到中國就醫，結果發現他只是患上膽囊病癥。手術完成后，白絲木逐漸康復，而當時我們正忙著應付邊區造反。我和小章決定讓那名準備回去的密使陪同康復中的白絲木回去前線。他們兩人從陸路回程。
白絲木回到昔羅營區后，他的戰友認為他是中央機關隊圖謀重奪領導權的工具
這名使者奉小章之命護送白絲木去中央機關隊，以討論修補裂痕的事。會談是舉行了，但是白絲木回到昔羅營區后，他的戰友認為他是中央機關隊圖謀重奪領導權的工具。他被限令在一個星期內離開營區，結果他很快又回到中央機關隊里了。
早前的肅反行動造成我們在與造反部隊對質時，處于易招怨恨的處境
早前的肅反行動造成我們在與造反部隊對質時，處于易招怨恨的處境。我們認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是名副其實的革命游擊隊員，只不過由少數不滿我們犯下錯誤的機會主義者所領導。無疑地，我們不能把他們都當作是反動分子。
被驅逐出境的同志很快就相信我遺棄了他們
勿洞西段很快就向那些在緊急狀態時期被驅逐到中國的同志們招手。這批人數量十分可觀。陳平被“被驅逐出境者”刻畫成一個在后方，過著舒適生活的人。相對于此，“被驅逐出境者”的生活狀況則非常艱苦。這些被驅逐出境的同志很快就相信我遺棄了他們。
我對這些被驅逐出境的同志真的無能為力
我肯定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面對的難題，但是我對這些被驅逐出境的同志真的無能為力。中國領導人禁止我和被驅逐到中國的同志聯系。他們被當作華僑，而我實際上只是外國客人。他們不再是我馬共的黨員。
勿洞西段迅速在中國廣東省成立馬來亞共產黨(馬列派)分部
勿洞西段的鼓動者不理北京的規定，繼續吸收那些被驅逐到中國、心存怨懟的馬來亞華人。他們發覺竟有這么多同情者之后，便迅速在中國廣東省成立馬來亞共產黨(馬列派)分部。1980年中，勿洞西段游擊隊未經邀請，便派出四人代表團搭飛機經由香港到廣東。他們在廣東要求到北京與中共中央聯絡部會面。
中央聯絡部官員堅持他們得和現居中國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談談
在中國首都，中央聯絡部官員聆聽他們陳情之后，堅持這是黨的內政 — 即毛澤東所說的“內部矛盾”，因此他們得和現居中國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談談。中方向他們建議的會談人選包括阿焰及陳田，但是他們都拒絕了，并且堅持只和陳平談。
我同意會見代表團團長張忠民
此事反而為我們的正式會談鋪好了路。否則，我恐怕也不會考慮到要有這場會談，因為我知道小章必會極力反對，而他的不悅將使事情變得更為復雜。我同意會見代表團團長張忠民。此君的名字含義是“忠于人民”。會談在北京舉行，我從湖南的廣播電臺專程前往北京赴會。
中央聯絡部官員決定在我抵達北京之前，先和這群造反者直接會談
中央聯絡部官員決定在我抵達北京之前，先和這群造反者直接會談。他們明確地告訴這四名代表，小章從不被視為“修正主義者”或敵方特務。他們解釋說，小章曾在中國住了很多年，他們非常了解小章。他們可以保證小章的革命資歷。他們也說，陳平并無過失，發生糾紛時，他根本不在泰南。
中央聯絡部人員央請代表團秉持兩項具體宗旨與我會面
中央聯絡部人員央請代表團秉持兩項具體宗旨與我會面。一、我們的會談必須以結束馬來亞共產黨內部派系斗爭為目標；二、不同派系之間必須停止公開武裝沖突。我到達北京時，中央聯絡部向我匯報情況，并要我專注于解決他們已向張忠民的代表團提出的議題。北京官員非常了解問題所在。他們知道這些人已經泥足深陷，也理解不可能在一夜之間達成和解方案。他們也知道我們在這之前曾盡力化解問題，以及這些努力何以徒勞無功。
張忠民首先為攻訐我的領導地位而道歉，然后將話題集中在肅反行動
張忠民首先為攻訐我的領導地位而道歉。我告訴他不必為此事道歉。然后他便將話題集中在肅反行動。他問道：“你怎么看小章所下的命令，以及隨之而來的處決?”于是我提醒他要記得黨的慣例。雖然我身為總書記，但也不能背著黨中央批評黨的決策。他最后終于向我保證，情況將會改善。不過，當他回到勿洞西段后，糾紛仍在。據我所知，他甚至對追隨者說，陳平并不同意小章處理特務危機的方式。
我要求中央聯絡部允許張忠民和昔羅營區的代表團到中國與我個別會面
較后，我要求中央聯絡部允許張忠民的中委會里，曾參加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委員與我在北京會面。與此同時，我也要求允許昔羅營區也派來一個相等的代表團到中國，與我個別會面。
兩方人馬及時抵步
兩方人馬及時抵步。昔羅代表先抵達。他們非常坦率，我十分欣賞他們的率直。他們要我堅決地表態，到底馬共北馬局在1970年肅清被疑是特務的游擊隊員，是否正確。我再次依黨的慣例行事。我不能背著黨中央發表個人的意見。
我不在意他們唐突的態度，只要我們能夠結束黨內的派系斗爭和武裝沖突就心滿意足了
昔羅代表把話說白了，除非他們得到明確的答復，否則繼續與我會談也毫無意義。我不在意他們這樣唐突的態度，只要我們能夠結束黨內的派系斗爭和武裝沖突，我就心滿意足了。后來看到的結果是昔羅陣營對抗中央機關的方式，僅限于以冊子攻訐中央機關，我們再也沒有和這群造反派發生小規模戰斗或駁火。
勿洞西段曾經向小章的部隊發動，四、五次武裝攻擊
相反的，勿洞西段曾經向小章的部隊發動，四、五次武裝攻擊。結果這些動作反而造成他們本身的游擊隊員士氣低落。這些游擊隊員不要成為一個自相殘殺的運動的一分子。
這兩個陣營的造反派都要我正式支持他們對抗小章
這兩個陣營的造反派都要我正式支持他們對抗小章。他們并沒有覺察到我早已表明立場，即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里的多數意見支持小章。即使在造反派代表團抵達中國之前，中央聯絡部一位官員已婉轉暗示我應該在情況惡化之前發表公開聲明，說明我對肅反行動的立場。我解釋說，我要是公開支持造反派，必將加劇黨內分裂。如此一來，馬來亞共產黨將自毀。
馬列派及革命派雙雙向泰國政府投誠
最后，馬列派及革命派雙雙向泰國政府投誠。
到了1987年，他們在泰國政府特別安排的兩場投誠儀式上，逐一繳械，然后換回一朵紅花，并拍照。那些參與所謂“重返社會”計劃的人，被錯誤描繪成陳平所領導的馬來亞共產黨的黨員。
對于投誠，他們都有各自的解釋和理由
我覺得何其諷刺的是，這些投誠的人竟然是過去超過15年來自命為“革命派”與“馬列派”，以強調其革命熱誠者。他們自詡為出眾的革命者，而且嚴厲攻訐我方領導人為“修正主義者”。對于投誠，他們都有各自的解釋和理由，我曾經花了些時間嘗試跟進此事，但坦白說，后來我放棄了。
時至今日，我仍然相信，當那群造反者在1987年投誠時，他們的領導人再也不能聲稱是受到意識形態的驅使。我為那些部隊成員感到難過。然而，當時我不能說出我的想法。我不想被非議為羞辱異己。
取自《我方的歷史》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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