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劉少奇，又一則謊言的破產

蕭甫

原文：http://hi.baidu.com/wmquan/blog/item/9533970a2fdde81595ca6bc1.html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了一則在文革中參與劉少奇治療護理工作的當事人顧英奇的回憶文章（見附錄）。人家作者一開始就說到：“在他（指劉少奇）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看完后我就納悶了，劉不是在文革中被“飽受迫害，直至死亡”么？上初中高中時從課本上學的就是“黨內最大的冤案”，其子女在回憶錄中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控訴“十年浩劫”對其父的“迫害”，而且還有模有樣：

—— “當知道媽媽和孩子們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再加上不給足夠的安眠藥，強迫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這種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如今又發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后跟著的看守戰士準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動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來吃。工作人員去飯堂打飯，被人罵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飯，只好打一次飯，吃幾頓。爸爸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身體更虛弱了。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里，弄得滿臉滿身都是。”（《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頁）

—— “這一切，使得爸爸身體愈來愈壞，經常生病。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判斗爭會，一邊檢查病情還得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有一次，爸爸實在忍受不了，抗議道：“你們給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們越看越重。” 接著，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藥D860也停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頁）

—— “1968年仲夏的一個晚上，爸爸發起高燒。大夫來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轉成肺炎，引起多種并發癥，隨時有死的危險。上面得知后，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搶救呢？當時中辦的負責人對醫護、工作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誰都知道，對像爸爸這樣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輩子，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白色恐怖、出生人死的考驗，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共產黨員，最大的摧殘、最沉重的打擊，莫過于‘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了。會診醫生提出離開監護環境住院治療，被拒絕了；醫生請求摘掉臥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絕了。他們就是要讓爸爸這樣活受罪，活受折磨。這以后，爸爸雖然沒有癱瘓，卻再也無力起身活動，每天在嚴密的監視中躺在床上。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人給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13—214頁）

而顧文中的回憶卻有著天壤之別：

——“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那時，少奇同志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于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復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看到這些鮮明的對比，應該知道什么叫“農夫與蛇”了吧！應該知道什么叫“狗咬呂洞賓”了吧！應該知道什么叫“恩將仇報”了吧！先撇開毛主席、周總理多次指示不說，人家工作人員辛辛苦苦的搶救，精心備至的護理到頭來得到了什么？——“殘酷迫害”、“你們給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們越看越重”、“精神和肉體的折磨 ”、“爸爸完全像囚犯一樣，不！連囚犯還不如”（《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212頁））

“精英”們不惜用造謠污蔑的卑劣手段制造歷史，忽悠老百姓，其政治目的能好到哪里去？其政治品質能好到哪里去？要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能用這種暗地里搞陰謀詭計，造謠誹謗來實現么？顯然不能！

三十年來， “精英”們壟斷話語權，隨心所欲的解釋歷史，沒有“冤案”，制造“冤案”，沒有“迫害”，制造“迫害”。有利于他們的東西，擴大百倍的宣傳，不利于他們的東西，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踏上一萬支腳，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有利于丑化毛澤東和文革的，無條件堅決擁護；凡是不利于丑化毛澤東和文革的，無條件堅決反對。這僅僅是“精英”們謠言中的九牛一毛、冰山一角，所以的謠言都沖著一個目標而去 ——反毛，而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變著花樣的造，正像魯迅先生說的：“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撤謊時，他就躲了，另外又來一批。”

2009-11-25

附錄1：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378942.html

2009年11月15日09:11 來源：《重慶晚報》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祿居。

1967 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系，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后勤部）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1968 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被調回中南海并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并詳細記錄于病歷。

那時，少奇同志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1968 年4月，少奇同志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少奇同志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意見：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在“打倒”聲中搶救劉少奇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按照醫患之間的關系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輕視和懈怠。

當時，少奇同志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后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并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只是要盡力救治。

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后，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里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復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

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

1968 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干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于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凈，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 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瑯、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杰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云，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于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復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洛陽

少奇同志在我們的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后，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云兩位置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并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和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療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察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講述人：顧英奇，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醫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副主任，總參警衛局保健處主任軍醫，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等職。

附錄2：關于劉少奇臨終前醫療護理情況的八種說法

老田

老田按：許多網友根據“深揭狠批四人幫”時期的宣傳口徑，認定劉少奇是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政治詞匯“迫害致死”轉換成法律術語就等價于“謀殺”。老田注意到：在為劉少奇平反的五中全會決議中間，使用的詞匯是相對含糊的說法“被迫害含冤逝世”，決議的用詞特別“嚴謹”就主要體現在“模糊”上，措辭沒有用“被迫害致死”的字樣，改而用了一個相對含糊的組詞“被迫害”“含冤逝世”——這可以理解為本人逝世時仍然是處在“含冤未雪”狀態，也可以理解為“因迫害致死”——如果是這樣的話就需要找出“兇手”來——而按照劉氏家屬的兩種說法臨終前劉少奇身邊的醫護人員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法律責任，但許多年來追究醫護人員在為劉治病時“迫害”他的程序從未采取。在另外一個最高權威的官方文獻里——鄧小平所致悼詞中間，在后句使用了“不幸病故”同時在前一句使用了“殘酷迫害”，這給人的印象是把兩者分開來講的，沒有引導人們在“迫害”和“病故”之間建立因果聯想。

與官方的模糊定性不同，深揭狠批時期的報章宣傳則力求“明確”，特別是在劉少奇臨終前的醫護待遇方面提供全面的說法，這些說法大部分來自劉的直系親屬，以及另外兩位身份不明的化名人士文章。相對晚近的時候，劉氏臨終前的兩位親歷者也終于打破沉默說話了，他們提供的說法，與早期報章宣傳的說法大相徑庭。一般而言，親歷者提供的第一手文獻七說服力要優于其他通過“聽說”來敘述的第二手文獻，但是第一手文獻的提供者只是兩位小人物（劉臨終前的護士），反過來，早先在官方大報發言的卻是高門大戶、煌煌貴胄，這對于中國許多人的理解力而言不無影響，因此，在文獻的說服力方面就不好按照常規來理解了。

本文收集了相關文獻，羅列了各有不同特點的八種說法，供網友自行判斷。其中關于劉少奇臨終前的醫療和居住狀態，這些說法相互矛盾，網友可以自己據以判別。主要的分歧和矛盾之處如下：

1、 劉少奇去開封是“押送”還是“戰備疏散”，劉去開封與林彪的“一號命令”有無關系；

2、 劉少奇在開封的駐地是“特別監獄”、“醫院”還是其他性質的地點；

3、 劉少奇從1968年生病后是否享受到適當的醫療救護，或者醫護人員是否“批斗”或者對他施加過“迫害”；

4、 劉少奇臨終前，搶救人員是“四分鐘之后”就趕到了，還是“兩小時之后”才趕到的；

5、 劉少奇病中生活是否受到不合理對待：例如下飛機是“拖下來”的還是“抬下來”的，死前是否缺乏照顧以至于頭發“一尺多長”；

6、 劉少奇臨終前是否仍然受專案組控制；

7、 劉少奇骨灰盒上的名字與姓名權問題等等。

其中：

官方定性說法兩種

親歷者說兩種

官方研究機構的說法一種

劉氏親屬說兩種和朱卞說一種

一、 官方的“定性”說法兩種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一九八O年二月二十九日通過）》稱：“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強行從北京押送到開封‘監護’，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劉少奇追悼大會上的悼詞（1980年5月17日）》稱：“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們黨的缺點和錯誤，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同志在河南開封不幸病故。”

二、 親歷者說兩種

1、劉少奇在最后日子的醫療護理真實情況

來源：環球視野 作者：王凡 東平

    劉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醫務人員對他的治療和護理是積極認真的。

    自從進到中南海后，作為門診部主任的卞志強大夫，就一直告誡門診部的其他醫務人員：“組織上讓我們到中南海來，就是搞醫療保健工作，沒有別的任務。我們的 具體服務對象，可能是‘紅’的領導；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領導那里，但不管是‘紅’的還是‘黑’的，我們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們的業務工作。”

    然而劉少奇的情況與其他“黑”了的領導人，還是有些區別的。劉少奇已經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對面的批斗，《人民日報》也已經陸續發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針對 是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過沒有點名而已，劉少奇基本上已經被劃到毛主席的對立面去了，就差一個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公開確認了。

    馬曉先記得，她參與對劉少奇的護理工作初期，劉少奇的身體狀態已經非常不好了。在１０月１４日的《劉少奇病情報告》上，已經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臟有冠 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惡化，今后如再發生嚴重反復，即可能無法救治。這就是說，他已經瀕臨危險的邊緣。

    當時常出現反復的是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一旦發作就處于高燒狀態。每逢出現這種情況，馬曉先他們就分外的忙碌和緊張。因為倘若控制不住，劉少奇的病情將更 加惡化。在馬曉先的記憶里，還有過從北京醫院等醫院請專家到福祿居里會診搶救的印象。馬曉先說在給劉少奇進行救治的過程中，醫務人員還是竭盡全力的，對劉 少奇的治療和護理是積極認真和負責的。當時為劉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搶救組，還從空軍總院、陸軍總院請來了呼吸科的專家會診。

    馬曉先參與了護理工作，包括給劉少奇打針和喂藥等。她清晰地記得當時醫生給劉少奇開的藥，都是最好的。針劑和服用的藥，都是進口的，抗生素藥片一片十好幾 塊錢，相當于那時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所用的針劑也是十分昂貴的。這些藥用下去以后，能夠比較快地把支氣管肺炎和高燒控制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以后，中央警衛團的李留壯醫生就被調走了，卞志強和馬曉先感到僅由兩個人照顧劉少奇人手有些不夠，有關方面就又從中國人民解放軍３０１醫院調 來了黃宛大夫。黃宛大夫是國內著名的心內科專家，他在醫術上是很有經驗的，而且曾經多次參加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會診。

    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北京赴河南的醫護人員都奉命返回。

    黃宛大夫來的時候，帶了兩個護士，他們來實際上就是接替卞志強、馬曉先，負責此后劉少奇的醫療保健工作的。經過一段交接，馬曉先他們就離開了。那兩位護士，后來一直護理到把劉少奇送到河南開封。

    馬曉先回憶說：在和黃宛大夫他們交接時，劉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轉，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頭發也漸漸變黑了。當時，他們擔負劉少奇的醫療工作期間，每天是如何 進行醫療護理的，都作了詳細記錄。當治療顯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轉了，他們就馬上給劉少奇拍了照片，這實際上也是出于謹慎的考慮，留下一個直觀的證 明。馬曉先推測說，他們當年記錄下來的這份文字東西，應該保存下來了。“這份文字記載可以說明我們當時在劉少奇身邊，是遵循了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準則，遵循 了人道主義精神，對患者進行積極認真負責的治療的。”

    馬曉先雖然不知道劉少奇離開北京去開封時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發生了怎樣的情況，但她相信北京的這些大夫和護士，都是會全力以赴地對劉少奇進行診治和護理的。

    根據有關資料的記載，處于重病中的劉少奇，由于從北京到開封的“途中顛簸受涼，到達開封后病情進一步加重。１０月２４日、３１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癥狀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后脫險……”

    但就在“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從北京來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負責。”11月10 日，當劉少奇的病再次發作時，進行搶救的只剩下當地的醫務人員，他們也采取了相應的救治措施，但劉少奇的心臟還是于11月12日早晨6時45分停止了跳 動。

（《環球視野》摘自《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2、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師振德（原解放軍155醫院工作人員）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點鐘的時候，教導員通知讓我跑步上院長辦公樓。隨后幾個醫生護士都過來了。院長說：軍里給我們一個特殊任務，我們醫院選派你們去接受任務，家里的事你們不要管，你們只帶牙具、換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準帶，紙條也不能帶。我們就回家拿了東西，一輛上海鳳凰轎車把我們拉到西院。這時候叫我們上樓，我坐在西邊的沙發上。當時軍里王景春副政委問：你們都是黨員吧？我說不是，石斌也說不是。他說不是沒關系，以后爭取。接下去他說：同志們沒想到吧，劉少奇要來開封了，派我們去執行這次特別任務，也就是說，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保證他的生活，誰走漏消息，殺誰的頭，黨員開除黨籍，你就是見著親人，見著什么人都不準說；讓張院長領著你們，可能是開封，也可能是別的很遠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說你們吃飯吧，吃完飯就走。我們坐上車，轉了轉，一看就到了北土街這里。警衛連的戰士正在打掃衛生。我們一來趕緊脫了衣服也參加打掃。晚上7點的時候，一切才算就緒。院長叫廚房開飯，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點鐘之前，保衛處長張金貴通知我隨他到機場接人。我坐上一輛救護車，他坐上一輛上海轎車，出新開門往南一直到開封機場。到機場僅3分鐘，從北方來了架飛機。飛機上面有紅燈。天空比較灰暗，陰沉沉的。這時候，從機場西邊來了一輛轎車，燈光很亮，是一輛蘇式伏爾加轎車，淡青色的，下來河南軍區政委王新。飛機停下來，從上面走下一個人，就是專案組副組長老邢。他們在一塊接頭后，我們的張院長通知我說：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還有幾個人，都不太認識。上去了以后，一看機艙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著，護送人員在給他換被子。他蓋的是醬紫色的毛巾被，這時換上粉紅色的棉被。在換被子的時候，我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個鼻飼管。換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為當時我年輕力壯，我抬后面，旁邊一些人抬前邊。擱在救護車上放穩以后，我們和北京來的醫護人員同車出了飛機場。下車的時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門進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醫務人員和開封醫療組的劉醫生，讓我負責內務。又從醫院調來常文秀等三個護士。北京來的同志一個姓曹，一個姓紀，他們向我們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療和飲食等方面的情況。

少奇當時是鼻飼，比如雞蛋湯、雞肉湯、豆漿、牛奶都是從鼻子灌食。還寫了一個飲食單，每天按照這個，定量是五頓。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給他洗洗腳、梳梳頭。

少奇同志到這以后，沒有說過一句話。我們過來他眼睛瞅瞅就閉上，面容很自然。

治療是由劉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療方案治療，我們在這里又給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療。

　　因為機艙溫度高，少奇同志來這第二天就受涼感冒了，體溫比較高，來這后就輸液打針。北京的兩位同志在這留了一個星期，我們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從警衛連又挑選了六個戰士參加監護。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點鐘起的床，過來一看，很多人正在搶救。當時搶救我在是在，但來得晚，因為我不是搞護理醫療的。呼吸停止5分鐘還不行就終止搶救了。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凈凈面。然后在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長照的。

　　后來火化我也去了。出發是在夜間，很晚了。我和六個戰士抬遺體。六個戰士分兩邊，我在前面引導。當遺體抬到前院中間的時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給我一塊大三角巾，說把臉蒙著。我接過三角巾，把遺體移過來，把三角巾往上一擱。當時開來一輛大六九車。我上了車，戰士把擔架遞給我，我把擔架放穩。戰士上來，我從前面車樓跳下來，轉過來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點，我拉上布蓋好。前面引導車坐著老邢、李衛士長、我們的院長。

　　到了火葬場，我先下來等著。院長先辦手續，辦完手續一擺手，我就命令戰士把遺體抬下來。抬遺體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穿白大褂的在這噴灑藥水，可能是我們院長派人噴灑的。我們把遺體抬到火化爐前。這時過來一個人，也就30多歲，把火化爐打開。我托著擔架前面，六個戰士拉著褥子托著，慢慢擱在傳送車上。火化完了我們就回來了，大概是凌晨1點多。

三、 官方權威研究機構及其研究者的說法

【老田按：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劉少奇傳》的副主編是黃崢，《劉少奇年譜》1966-1969年的編輯者也是黃崢，《劉少奇的最后歲月》中間的引述部分也是黃崢，此人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劉組”的組長，這三個文獻的作者實際上是一個人，但是詳略和重點還是頗有不同。下文引述的王光美的兩個說法，也是此人采寫的。】

本來就處于重病中的劉少奇，由于途中顛簸受涼，到達開封后病情進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癥狀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后脫險。在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從北京來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負責。

十一月十日，劉少奇的病再度發作，連續高燒不退。當地醫務人員參照上兩次的辦法醫治。十二日凌展一時許，劉少奇病情出現異常癥狀，吸氧后也不見改變。值班護士在六時三十八分緊急通知醫護人員搶救。六時四十二分醫護人員趕到，還沒有來得及采取措施，六時四十五分，將滿七十一歲的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076頁）

本年（按：1968年）劉少奇繼續被單獨關押，從年初起陸續發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多種疾病。四月上旬出現神志不清、表情呆滯、動作反常、站立不穩、小步態等癥狀。七月上旬，在慢性支氣管炎基礎上發生支氣管肺炎。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病情嚴重，經搶救脫險，但以后又多次發作，到十月份共發生較大反復五次。十月九日以后完全不能自行進食，靠鼻飼維持生命。十月十四日《病情報告》記載：劉少奇的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惡化，今后如再發生嚴重反復，即可能無法救治。（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劉少奇年譜》）

（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上飛機，送往河南開封，秘密關押于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原“同和裕銀號”舊址。到達開封后病情進一步加重，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十日三次病危。

11月12日晨六時四十五分，在河南開封逝世。（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劉少奇年譜》）

飛機到開封機場著陸已是21點30分。同機跟去的還有一名醫生、兩名護士和原衛士長李太和。劉少奇被抬下飛機直送監護地點—開封市革命委員會機關一號樓小天井院。（黃崢編著《劉少奇的最后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60頁）

到開封沒有幾天，劉少奇的病情就發作了3次。第三次是在11月12日，劉少奇又高燒不退。當地醫護人員限于水平和條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療。

11月12日凌晨1時許，劉少奇身體狀況急趨惡化，發生點頭張口呼吸、嘴唇發紫等現象，吸氧后也不見改變。值班護士仍按原處方用藥，到6點38分，發覺情況不妙，連忙叫其他醫護人員來搶救，然而為時已晚。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3分鐘后，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1歲。（同上第361頁）

火化手續是從北京趕來的專案組人員辦的，登記申請人時冒用了劉原的名字。對死者則填了“劉衛黃”這個劉少奇少年時曾經用過但不為外界所知的名字。（同上第361頁）

四、 “劉氏妻子說”、“劉氏子女說“和“朱卞說”

1、 劉氏妻子——王光美說

    少奇同志和她分開以后，于1968年在看管中得了肺炎，逐漸臥床不起。過去，少奇同志的生活都由她照料，現在無人敢再去過問了。雖然也曾經進行過一些治療，但那是為了要在1969年4月九大開幕時留個活靶子。1969年9月林彪的所謂一號通令下達后，10月里，少奇同志就在重病中，光著身子被卷在一床被子里，運去開封“監護”。這年11月12日，71足歲尚差12天的少奇同志就在開封被活活折磨得咽了最后一口氣。談起這些，王光美同志的聲音低了下來，她的眼里閃著淚光。戶她不愿多談細節，我們也不忍心多問，去讓那些悲痛的回憶再度刺傷她的感情!（黃崢編著《劉少奇的最后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5頁，《王光美談劉少奇的最后歲月》，這是黃崢于1980年5月訪問王光美時的說法）

少奇和我被關押以后，遲群向警衛二中隊宣布說：“你們現在的任務變了，不是保衛，而是監視。”這樣一來，警衛戰士、醫生、護士和辦公室工作人員都自身難保，生怕被說成喪失立場。他們受到的壓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還是盡量照顧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謝！有些受蒙蔽的群眾，對少奇同志有過火行動，我能諒解。他們是執行者，責任不能由他們來負。當時，他們在看管少奇問題上各自向上寫報告，并且互相監視。那段時間少奇瘦得皮包骨頭，吃飯、穿衣、行動都很困難，有誰敢去幫助他？少奇得了多種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療。有時來個大夫敷衍一下，還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開封。11月12日，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之《不堪回首的歲月(3) 》）

2、劉氏子女——劉平平、劉源、劉婷婷說

這一切，使得爸爸身體愈來愈壞，經常生病。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一前先開一陣批判斗爭會，一邊檢查病情還得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有一次爸爸實在忍受不了，抗議道：“你們給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們越看越重。”接著，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藥D860也停了。（劉平平　劉源　劉亭亭《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歷史在這里沉思》第一冊，華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0頁，作者注：本文是應《工人日報》、《中國青年》雜志之約而作。1980年4月完稿于北京。）

1969年10月17日，根據林彪“一號手令”，將爸爸送往開封。

林彪在河南的那個死黨親自把爸爸關進一個特別監獄。這里圍墻高大，電網密布，戒備森嚴。

這正是初寒的大氣，爸爸在擔架上因為沒有穿衣服，一著涼肺炎又復發了，高燒39℃，嘔吐厲害。雨林彪在河南的死黨卻聲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后才降到37.2℃。（同上第45頁）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開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發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領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詢問了解，原來——

    11月10日晚發高燒，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后才取出，體溫39.7℃，“當時不能確診是肺炎”，但卻按肺炎治療，不讓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嘴唇發紫，兩瞳光反應消失，體溫40.1℃。第二天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報；5分鐘后，6點45分心臟停止跳動。兩分鐘后，值班醫生、護士趕到現場。兩個小時后，“搶救”人員才趕到….…（同上第46頁）

火化后，專案組宣布紀律，要用黨籍和腦袋擔保，誰也不準透露出去。并舉行酒宴，宣布：“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同上第47頁）

3、朱可先、卞卡說

《最后的27天》（1980年3月1—10日開封—鄭州）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同上書第49頁）

這是原開封市人民醫院。院內有一座獨特的天井小院，國民黨時期的金城銀行就設在這個小院內。四座三層高樓對峙聳立，與其說雄偉，倒不如說森嚴。（同上第50頁）

少奇同志的病情惡化了。

請求調撥藥物。答復是：根據當地條件進行治療。實際上是被拒絕了。

幾天前組織起來的一個醫療班子，不知因為什么原因，一直沒能出現在少奇同志床前。（同上第52頁）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從口腔進食了，全靠從鼻飼管中打進的流食，維持著奄奄一息的生命。醫護人員只有定時做流食，定時幫他翻身，進行簡單的藥物治療。（同上第52頁）

五、 關于“一號命令”與對劉少奇的“押送”問題

“10月17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去江蘇省的蘇州市，住在一個以前曾是宋美齡私人別墅的院子里。因為林彪是以‘緊急戰備’為由疏散到這里的。”“他這次讓給黃永勝打個電話也是這樣。大意是：蘇聯談判代表團將于10月20日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作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要立即疏散，各種重要裝備、設備及目標要進行偽裝和隱蔽；通訊聯絡要經常暢通，國防工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也要作好發射準備等等。林彪一共講了六條，差不多一句話就是一條。這顯然是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向全軍下達的一份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口述命令。” “兩個小時以后，即當晚七點鐘左右，我用電話把林彪口述的六條指示傳給了在北京的黃永勝。過了幾天之后我從軍委的收電中才知道，黃永勝通過總參作戰部向全軍傳達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條(有關二炮的一條不向其它單位傳達，另一條是關于武器生產的，也不向部隊傳達)，并給冠之以一個十分顯眼的標題：‘林副統帥一號戰斗命令’。林彪口述這個‘一號命令’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但可苦了全軍百萬指戰員他們奉命疏散，在嚴寒的季節里一直遠離營房，挨了一冬的冤枉凍。我的一個弟弟當時正在部隊服役，他在數年之后復員還鄉，但一提‘一號命令’還是怨聲不絕。” “林彪發出‘第一個戰斗號’之后，我軍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與此同時，敵人方面似也進入了同樣的戒備狀態。據情報消息，沿中蘇、中蒙邊境一帶的蘇軍，全都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隊調動頻繁，有些部隊似有向我前沿推進的趨勢。駐在太平洋地區的美軍，也奉命開始全面戒備。連在臺、澎、金、馬的國民黨軍隊，也進入一戰備狀態。各個方面的動向，確有一種劍拔弩張之勢。”（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316-320）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的《周恩來年譜》記載

【1969年10月17日】

△林彪作《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次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據毛澤東意見和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京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及其干部家屬被“戰備疏散”到外地。

六、 關于劉少奇問題的兩種定性

劉少奇在文革期間遭到嚴厲批判，有兩種不同的定性，一是作為黨內反了路線錯誤的干部，針對的是劉少奇文革前、1936年以后的工作表現，這是以內部矛盾對待的，這在時間段上截止于1967年3月之前；二是劉受到叛徒內奸工賊三項嚴重罪名的指控，這主要是針對劉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的工作表現，大量的批判文獻中間還反復提到1936年的北平監獄61人出獄問題，這是把劉少奇作為敵我矛盾來看待的并最終于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開出出黨。

后一嚴重指控主要是依據專案組的材料，當時的專案組組長是周總理。比較專案材料和后來的平反材料，1925年在長沙，劉被同鄉葉開鑫具保釋放屬于正常，不應該小題大做上綱上線；1927年的事情兩份材料依據不同的證人證言作為依據，因為無法判別真偽，后人難以判別；但是，1929年的事情，即便拋開供詞和翻供，后人也有可能做出獨立判斷的，關鍵在于劉少奇到底是以“政治案”還是“工潮案”被抓捕的，如果是作為共產黨身份被抓捕的政治案，顯然快速釋放就不合常理了，如果是因工潮案被抓關押一段時間被釋放還可以理解，對于這個案子到底是政治案還是工潮案，相信網友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官方定性中間，強調了第一個“定性”——即劉少奇被文革派指控為“資反路線”的決策者，在第一個定性中間，劉氏作為“反文革派”的代表人物在黨內外都是有很正常的“持不同政見者”；對于第二個定性，官方文件僅僅強調證據不足，把劉氏都被迫害與第二個定性進行了脫鉤處理。劉氏家人則根本不提劉氏在黨內的工作表現（特別是文革初期的工作表現）以及與對立面的分歧問題，而是改而認為劉氏是“懷璧其罪”——因為劉氏掌握了對立面需要的政治權力，所以才受到對立面的“迫害”。

李雪峰在接受師東兵的采訪時，對于1936年的時期他說過一點看法，他說：“我在戰爭年代里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后，又用同志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于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后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么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么。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師東兵《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