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探索

         ——《論十大關系》的發表

甄巖

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歷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復雜的問題。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不可能憑主觀去想象。這個問題，只能從社會實踐中逐步認識，逐步解決，首先要求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的探索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當時我國的基本國情是：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這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但是，我們在生產力發展方面還十分落后。毛澤東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工作要加緊一點。現在我們的主動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農業改造方面主動更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面主動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面沒有主動。大多數重要裝備要從外國進口，精密的儀器不能造，大的機器不能造，這上頭我們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又說：“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為此，他要求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1月20日）

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更鮮明地提出，我們要大發展，“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毛澤東文集》第7卷，P2）

毛澤東提出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步伐，同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分不開的。自朝鮮停戰以來，經過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國際緊張局勢日趨緩和。毛澤東認為，現在有可能給我們十二年的和平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他還看到，美國的軍隊現在這個擺法不像個打仗的樣子，到處都是基地，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樁，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樁上，動都不好動。他認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時間，就可以爭取更多一點的和平時間。當然，毛澤東還估計到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搞突然襲擊。

正是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歷史性探索——搞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

（一）毛澤東為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十分緊張而勞累的調查研究工作。《論十大關系》形成前后的調查和探索。

從1955年12月開始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在處理繁忙的日常國務之余，抽出大量的時間，從事調查研究和聽取匯報的工作。

1，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主席乘專列由京廣線南下杭州，又經滬杭、滬寧、津浦線回京。除在杭州修改《高潮》一書的序言外，從保定、邢臺開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談話，作了一路的調查工作。

回到北京后，一天薄一波去向他匯報工作。偶然談到，劉少奇正在聽取一些部委的匯報。毛主席很感興趣，即對薄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這就有了前后歷時兩個多月的、總共34個部委的匯報。這是毛主席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處于高潮，為指導即將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走適合中國國情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次重要的調查和探索，直接為他提出和論述十大關系問題，提供了主要的資料。

2，聽取34個部委的匯報的日程安排。

匯報按“口”的順序進行。每個“口”先由國務院主管辦公室作綜合匯報，然后才有各部匯報。從重工業“口”開始。具體日程是：2月14日國務院“三辦”（主管重工業），15日電力工業部，16日石油工業部，17日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機部、城建局，22日二機部，25日重工業部，26日石油工業部，27日地質部，29日煤炭工業部；3月1日國務院“四辦”（主管輕工業）、紡織工業部，2日地方工業部，3日輕工業部，4日手工業管理局；5日“六辦”（主管交通、郵電），6日鐵道部，8日交通部，9日郵電部、民航局；13日國務院“七辦”（主管農林水利），15日農業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業部、氣象局；19日國務院“五辦”（主管財政貿易），26日商業部，27日外貿部，4月8日農產品采購部，9日財政部，10日人民銀行；18、19、20、21、22日計委。《大事記》中沒有勞動部匯報的記載。勞動部于7月7日向毛主席作了書面匯報。按照這個記載，34個部委，指的是29個部委行局加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的五個辦公室。

3，繼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匯報。3月中旬，正在34個部委緊張匯報期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賈拓夫、王首道、薄一波開會，傳達毛主席指示：準備組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匯報，要我們分別擬出工業、交通、農林水、財金貿等各方面的匯報參考提綱。各方面的提綱擬好并由計委匯總后，3月30日毛主席親自起草中央通知，發給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請他們立即著手準備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時間來京匯報。這個匯報于4月下旬開始。到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談論十大關系時，已邀湖北、廣東兩省委和武漢、廣州兩市委開了四天的匯報會；在這前后，中央還收到廣東、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四川、貴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轄市委給毛主席的書面匯報材料。

再之，毛主席還采納了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二百到三百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一書面匯報。不久，幾百個工廠、工地的書面匯報，也雪片似地飛向中南海。

4，在聽取匯報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匯報，他帶著疲乏的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匯報，穿插著處理日常工作，聽完匯報就上床休息。情況確實如此。現舉2月15日這一天為例，這天早上9時40分開始，劉瀾波向他匯報電力工業部的工作，13時左右結束；17時20分，毛主席去勤政殿，會見西哈努克為首的柬埔寨王國政府代表團；19時10分會見結束，回到頤年堂，繼續聽匯報，一直到22時10分才結束。聽匯報勞累，除了時間緊湊，“連續作戰”以外，還因為我們一些經濟部門整理的匯報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條條或數字，沒有事例，使他聽起來非常吃力。有一次，聽一位部長匯報，他緊皺眉頭，忽而抬起頭來說，聽這樣的匯報，“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有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要請我的客，又不給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半個月來的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繼《高潮》按語之后，對我們經濟部門的文風又一次尖銳的批評。

5，毛主席把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和聽取34個部委匯報，看成是他建國后的兩次調查。兩次調查僅隔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前一項調查已經艱苦備嘗。為什么時隔一個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氣，專心致志地進行這么一項大規模的“匯報工程”？這充分說明：毛主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真是費盡了心血。對于這個問題，毛主席《論十大關系》本身和后來有關的講話，已有明確的說明。《論十大關系》一開頭就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毛澤東文集》 第6卷，P82）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會議上講：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1958年5月18日在八大二次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講：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總結》中進一步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這些論述告訴我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以蘇為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是聽取34個部委和地方黨委匯報的目的。

從1953年開始，在蘇聯幫助下，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成績卓著，舉世矚目。但是，同社會主義改造比較起來，在建設方面我們自己的創造比較少，農業方面、商業方面比較好一點，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計劃管理、金融、統計等方面，基本是照搬蘇聯的。這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沒有管理現代經濟的經驗，知識不足，經濟技術落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又對我國進行了全面封鎖和禁運。而蘇聯有了近20年管理社會主義經濟的經驗他們的經濟和技術，相對來說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那時（斯大林時代）蘇聯幫助我們也確實是真誠的，例如：他們把全塑計劃和管理機構動員起來，幫助我們搞出了一個有計劃（按比例）建設的輪廓，又承擔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156項骨干工程的設計、設備供應和技術指導的任務。可是，從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發生的事情，包括貝利亞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假錯案被平反，對農業的加強，圍繞以重工業為中心的方針發生的爭論，對南斯拉夫態度的轉變，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換等，已使毛主席和黨中央陸續覺察到斯大林和蘇聯經驗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毛主席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到那時，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已積累了一些經驗；同時，也陸續發現蘇聯的某些經驗并不適合我國國情。因此，同社會主義改造一樣，能否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進行、少走彎路的一個大問題。

（二）認真聽取34個部委和計委的匯報；醞釀論十大關系。

1，毛主席2月14日聽薄一波匯報國務院三辦工作（即34個部委匯報的第一場）時有一段開場白，講的是發揮地方積極性問題。他說：“我去年出去了幾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也不通知他們；他們的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曾希圣意見最多，對商業部很有意見，對不批準他們辦肥料廠很有意見。看來是要有點約束，否則豈不是無政府狀態？你們條條住在各地的機構，有沒有不接受他們監督的地方？”“你們大家都來自地方，到中央就講中央的話了。講也要講，但要讓他們監督。”（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P483）聽各部委匯報時，毛主席有許多生動的插話。這些講話、插話無疑是他后來構思十大關系的思想火花。

例如，在匯報到設計問題時，毛主席講了一段認識論。他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圣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講到技術問題，毛主席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這和行政措施不一樣，行政措施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技術就非學不可。

關于降低生產資料利潤問題，毛主席認為這是件大事，影響到整個人民生活。降低利潤，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在講到本位主義問題時，毛主席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他說：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制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毛澤東傳》1949-1976，P472）

關于重視發展輕工業和沿海工業的問題，他在聽取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匯報時，就明確指出：“你們野心不大，斗爭性不強”，“王道太多，霸道太少，象小媳婦不敢斗爭”。“重工業部門都積極抓，你們也要積極搞。你們有理由，要有些霸道”。在談到機械工業部不能滿足輕工業部門對機械的需要時，毛主席說：“凡是重工業部門不干的，你們自己干。你們干起來，將來交出去也好。”（（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P483-484）

又例如，關于學習外國問題，毛主席在聽取重工業口各部匯報時就指出：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這里，毛主席著重談了“一長制”問題。他說：你們為什么對“一長制”那么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制”，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壞。你們講“一長制”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只有八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群眾、精通業務等問題并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蘇聯內務部不受黨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毛澤東傳》1949-1976，P473）軍隊和企業實行“一長制”，我們就不學。過去蘇聯有電影部，沒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們相反，有文化部，沒有電影部，只有電影局。有人就說我們同蘇聯不一樣，犯了原則錯誤。后來，蘇聯也改了，改成跟我們一樣：沒有設文化部、電影局，取消電影部。蘇聯原來男女分校，講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現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學習蘇聯也得具體分析。我們搞土改和工商業改造，就不學蘇聯那一套。陳云同志管財經工作，蘇聯的有些東西，他也不學。總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國迷信還是外國迷信。我們的后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P484）

2，2月16日，毛主席在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根據前兩天的匯報，毛主席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什么意見。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

毛主席再一次批評一長制。他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復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只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毛主席又講到好大喜功的問題。他說：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歷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關于學習蘇聯，毛主席采取分析的態度。他說：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云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

2月17日，繼續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

毛主席稱贊國務院三辦的匯報有議論有比較，有三年來的總結，講了遠景，講了可能性。講遠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較。總之比較生動活潑。

當二機部匯報說到1962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時，毛主席斷然地說：全部自給，北京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毛主席還批評了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面性。他說：多快好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干？

毛澤東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他說：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1921年到1941年整風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1953年各部還沒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布。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1953、54、55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么管工業。去年由于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

最后他說：目標是為八大做準備。五月中央全會（指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這次全會是在1956年8、9月間召開的。）上提出工業問題才好，農業問題沒有了，搞個高級社章程就行了，知識分子問題督促一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是基本問題。在這三個月中間，我們這些人就研究工業問題。

2月19日、20日，分別聽建筑工業委員會和建筑工業部匯報。一上來，毛主席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萬里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主席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匯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當劉秀峰談到一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時，毛主席說，你這些都不寫，只寫骨頭（指事先送給毛主席的書面匯報。——引者注）。一個工人砌磚，從四百塊提高到一千二百塊，要把這些肉寫上嘛。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后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較。

匯報結束后，薄一波對毛主席說：幾天來向主席匯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毛主席要薄一波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后一起討論一下。

2月21日，聽城市建設局和二機部匯報。萬里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毛澤東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

2月22日，聽取二機部關于原子能工業的匯報。毛主席對幾天來的匯報比較滿意，說就是這樣匯報，七搞八搞總可以搞出些東西來。

2月25日，聽重工業部匯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后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它，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這時，周恩來插話：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經驗。毛澤東接著說：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主席所說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

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很贊成，說：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

2月26日、27日，先后聽取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匯報。毛澤東稱贊這兩次匯報，認為收獲很大。

2月28日，聽電力工業部匯報。當聽到1955年發電量為98億度時，毛澤東感慨地說：就這么一點，怎么不受人家欺負呢？匯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50年才能趕上美國。毛澤東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并且超過它。

2月29日，聽煤炭工業部匯報。毛澤東稱贊煤炭工業部的報告有材料有議論，大有進步。匯報結束時，薄一波說：我們匯報了13天十四次，第一輪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贊成，沒有任何意見。

重工業部門的匯報完了。3月1日起，輕工業部門匯報。聽了十幾天的匯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3月1日，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四辦和紡織工業部匯報。講到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時，毛澤東提出：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面的潛力很大。此前，2月17日聽匯報時他就提出：“技術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帶革命性的。”

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強調：“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與此相聯系的，關于上海、天津企業是否內遷問題，毛澤東說：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

在匯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系時，毛澤東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范圍。

“新建一個八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匯報中的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啟發。他肯定地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3月2日，聽地方工業部匯報。毛澤東先講了一段怎樣作匯報，怎樣寫文件的問題。他說：有什么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匯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于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只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

從地方工業部的匯報中，引起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他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么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這表明，毛澤東關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已經萌生。

在匯報到由于考慮國防安全的緣故對沿海工業要采取限制發展方針時，毛主席說：“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發展，不能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在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么來提高生產？” 3月3日，聽輕工業部匯報。在談到農業部門供應的煙葉等原料質量下降時，說：“你們心平氣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斗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門作斗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這次匯報，也談到了沿海地區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毛主席說：“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么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他不贊成匯報中關于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說：“上海地區不作大的擴建，還值得考慮。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么不好？這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毛澤東又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1元，回來4元、3元，為什么不搞？”

講到培養干部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搞得落后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干。”

3月4日，聽手工業管理局匯報，毛主席沒有發表多少意見。

3月5日、6日、8日、9日，先后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六辦、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匯報。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不時地詢問一些具體情況，比如：建國后新修建的幾條鐵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線造價是多少，固定資產包括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各類運輸營業人員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當匯報到鐵路基本建設自從1953年批判冒進以后，又產生了右傾情緒的時候，引起了毛主席對歷史的回憶。他說：一九五三年反對急躁冒進，中央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同時還提出反對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有好處無壞處，反主觀主義的好處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后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時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在延安我們還找到對黨外關系的正確態度，既不是只有團結，也不是只有斗爭。對于黨內的關系也不再是“無情的殘酷的斗爭”。這是講從前的反主觀主義。我們想，搞建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是否會短一些。

毛主席聽了交通運輸基本情況的匯報后說：我國海船總噸位不到百分之零點三，這表現我國太窮。我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容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他說：交通運輸一定要與工農業發展相適應。要多修公路。發展地方工業和修公路，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在講到進一步改造合營航運公司時，毛主席說：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列寧想干而不能干，那時對資本家無利益。中國資本家的特點之一是許多人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干應放在領導地位。

講到肅反，毛澤東認為交通系統的肅反數字太多了，叮囑說：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以上均引自毛澤東聽取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2月14日至3月9日）

3，3月13日，聽取國務院主管農林水利的七辦匯報。

3月15日、16日、18日，先后聽取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匯報。

3月19日到21日，聽取國務院主管財貿金融的五辦匯報。

3月26日、27日，分別聽取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匯報。

4月2日、5日、8日，分別聽取供銷合作總社、糧食部和農產品采購部匯報。

4月9日到11日，分別聽取財政部、人民銀行匯報。

從3月13日到4月11日，這十幾次匯報，沒有留下記錄。在這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同時作著另一件重要而緊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蘇共二十大特別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出來的涉及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他多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并主持起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聽各部門的匯報只能時斷時續，但他終究堅持聽完了最后一個匯報。

4，34個部門匯報整整用了37天。結束后，為了增加工業建設方面的感性知識，從4月12日到4月17日，毛澤東又連續六天參觀了機械工業展覽。這個展覽設在中南海瀛臺。展覽的規模不算小，幾乎占滿了瀛臺幾個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陳舊的，但展品則是現代的，代表當時中國一流水平。內容很充實，使人開眼界，長知識。毛澤東每天下午來到瀛臺參觀，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三個來小時，看得十分認真。有時不滿足于講解員的解說，找來一些有關的圖書和資料進一步鉆研。

5，從4月18日起，新的一輪匯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和計委向毛澤東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24日結束。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34個部門作系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后綜合。每次匯報，毛澤東都有插話。他的認識在深化，在發展，進行歸納和理論概括的工作。《論十大關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澤東聽匯報時，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認為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又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系。他是這樣說的：“三個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他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就在這次聽匯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澤東一種形象的說法，即接受監督的意思。這個思想后來被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4月20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系。他說：“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

他還說：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

4月21日，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4月23日，毛澤東指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歷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4月2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系，即：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以上均引自毛澤東在聽取第二個五年計劃匯報時對若干問題的指示紀要，1956年4月18日至24日）毛澤東不久又提出四個關系，成為十大關系。

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建國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四）“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1，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是他歷時一個多月調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從4月15日開到28日。出席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之后，會議便集中討論這篇講話。

“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貫穿《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思想。

毛澤東在聽取34個部委匯報時，正值蘇共召開二十大。蘇共二十大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暴露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間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這些，對正在思考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毛澤東來說，無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毛澤東文集》 第7卷，P23）“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5月18日）

2，《論十大關系》的主要內容。

《論十大關系》重點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系，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大關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是有重點的。毛澤東后來說過：“在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開過幾次會，進行討論。由于部署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國際形勢緊密相關，考慮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等問題，直接涉及對未來戰爭爆發可能性的估計，因此政治局會議，除了一致同意概括出十大關系之外，中心是分析國際形勢估量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問題。1955年有兩大國際會議是很有影響的。一是四月間在印尼的萬隆亞非會議，提出了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二是四月到七月舉行的日內瓦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停戰。這就如同毛主席后來所總結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毛主席和黨中央逐漸感到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政治局會議認為，新的侵華戰爭或世界大戰短時間內打不起來，可能出現十年或者更多一點和平時期。據周恩來總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傳達，基于這種分析，“毛澤東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現在把國防工業步子放慢，重點把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加強，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彈、導彈、遙控裝置、遠程飛機搞起來，其他的可以少搞”。（《周恩來選集》下卷，P236）這可以充分看出，在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上，毛主席是多么有遠見卓識！

建國后第一個五年軍費支出占國家預算支出的24%，這樣政治局會議設想第二個五年減到20%以下，15%的樣子以便騰出更多的資金用于經濟建設。把國防工業發展步伐放慢，各類經濟比例就比較好安排了。這是安排十大關系，尤其是前五大經濟關系的重要一環。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主席于25日第一次講《論十大關系》，他講后，連續討論了三天。5月2日，毛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上午，第二次講《論十大關系》，下午討論。討論結束時，他作了結論。

兩次講《論十大關系》的記錄，十個小標題相同，而內容有所不同。4月25日講話，批評斯大林內容多些，5月2日講話，理論分析多些，補充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三天討論和省市委書記匯報時提出的一些意見。

1965年12月27日，根據中央建議，并經毛主席同意，中央將《論十大關系》作為黨內文件印發到縣團以上黨委學習。這次印發稿，以4月25日講話為基礎，吸收了5月2日講話中的部分內容。整理時，有關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處理農輕重關系和民族關系的批評，對斯大林的批評，以及因過高估計戰爭危險而忽視發展沿海工業、某些方面照搬蘇聯的缺點錯誤等內容，都沒有收進去。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向毛主席建議，重新整理《論十大關系》講話。重新整理稿于7月13日鄧小平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版選集時再公開。”

這次對講話的重新整理稿，是在胡喬木主持下完成的。這個整理稿忠實地體現了原講話中“以蘇聯為鑒戒，總結我國已有經驗”的主要精神，恢復了1965年整理稿中許多沒有收進去的內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但由于考慮到當時國內外形勢，還是有些具體內容沒有收進去。1991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曾“根據兩次（主要是第一次）講話的記錄，就以蘇為鑒戒和有關國際形勢問題所講的內容，作些補述。”如下：

談到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關系問題時，毛主席說：“不用說有了十年、十二年，我們應當辦好沿海的工廠，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時間，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辦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來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評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業建設時還說：“好像原子彈已經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說三千公尺的上空沒有原子彈，就是一萬公尺的上空也沒有原子彈。”

談到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時，毛主席說：“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減少軍事經費、發展和平經濟問題，英國、法國談得最多，美國有時候也被迫地談一下。現在是和平時期，軍政費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軍現狀時，他批評了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初期的錯誤，說：“那時的紅軍，由于肅反擴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戰略指導思想是要御敵于國門之外，國內不修工事，有攻無守，結果希特勒打進來，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諸葛亮的辦法，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直退下來。在這些方面，我們現在都比他們那個時候強。”

在談到國家與農民關系時，毛主席批評了蘇聯推行義務交售制的錯誤。他說：“據說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蘇聯糧食的產量還沒有達到沙皇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是大問題了。如果真是這樣，集體化機械化的優越性在哪里？社會主義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說呢？”（注：1913年沙俄谷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為8250萬噸，確實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產量達到8850萬噸，總算是趕上或超過了沙俄時代的最高水平。）

在談到中央和地方關系問題時，毛主席說：“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因為起草憲法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一些同志：是不是應該這么寫，據說蘇聯是這樣，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但美國似乎不是這樣。美國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聯邦憲法打架，比如憲法上并沒有剝奪黑人權利這一條，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這一條。似乎財政和稅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統一。美國這個國家很發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實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這么一個發展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來，我們也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地方的權力過小，對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

在談到黨與非黨關系時，毛主席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他們是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產黨的辦法，很少能聽到不同意見。毛主席吸取蘇聯的教訓，總結了我國多黨聯合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著名觀點。

在談到革命和反革命關系時，毛主席說：“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其實，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趕走的，季諾維也夫也是可以不殺的。至少可以讓他們當個政協委員吧！”“特別重要的是，不割腦袋的辦法可以避免犯錯誤。人的腦袋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如果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說階級斗爭越斗越尖銳，“這在一定時間是真理”，“過了這個時間就不是越斗越尖銳”。

談到是非關系時，毛主席說：“我看在這一點上，斯大林有點像趙太爺，犯了錯誤就殺掉，錯誤與反革命界限不分，錯殺了很多人。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

談到中國和外國關系時，毛主席著重講了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做過的錯事。他說：“第二次國內戰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戰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他說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不是用聯共，而是用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黨組織的名義，由聯共中央轉發來的電報提出的——原書注）；仗打起來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那個時候，除了黨內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蔣介石一個人天天替我們辯護，不用工資，替我們做義務宣傳，說我們不是鐵托。講起斯大林，我們有三肚子火。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P487-490）

這些未發表的材料說明，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斯大林的錯誤，當時就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當年4月5日發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鮮明地表明了我們黨的原則立場。這是舉世周知的。至于上述對斯大林的種種具體批評，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那完全是從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著眼，避免給人以口實。這些內部批評，后來我黨中央都通報給蘇共中央了。

3，《論十大關系》發表的國際國內背景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針。

1956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國際國內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整個形勢趨向緩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比如說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戰爭打不起來。在國內，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的改造已基本結束。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為適應這種變化，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系》，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路線和方針。這對于指導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著重大意義。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在合理安排工業布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上，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強調三個方面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給對方更多的權力和獨立性，發揚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在黨和非黨的關系上，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上，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為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抓少殺。在是非關系上，講黨內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強調要好意地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上，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也要學習。

綜合起來說，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P44）這就是《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方針，這就是毛澤東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

（五）《論十大關系》發表的重大意義。

《論十大關系》的發表，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條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系統的路線。之后，毛澤東在總結建國后歷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成都會議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毛澤東文集》 第7卷，P369、370）他在《十年總結》中又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213）

20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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