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
　　武漢大學經濟系北美經濟研究室
　　商務印書館 1978年第一版 北京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危機的到來
　　　　一、1972-1973年出現“高漲”的因素
　　　　二、“高漲”的結束和危機的爆發
　　　　三、駁“石油危機”引起經濟危機的謬論
　　第二章 危機的進程
　　　　一、危機期間美國經濟的萎縮和惡化
　　　　二、經濟危機與財政金融危機的交織及其相互加重的影響
　　　　三、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同時并發
　　第三章 美國政府的對策與若斷若續的經濟回升
　　　　一、戰后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措施的破產
　　　　二、這次危機爆發后政府的對策
　　　　三、經濟“回升”中表現的虛弱性
　　第四章 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
　　　　一、經濟危機使勞動人民進一步貧困化
　　　　二、公司利潤的增長和兼并浪潮的興起
　　　　三、經濟危機加深了社會危機
　　　　四、美國工人運動新高漲
　　第五章 國外矛盾的加劇
　　　　一、美帝同第三世界國家矛盾更加激化
　　　　二、美帝同第二世界國家矛盾的加劇
　　　　三、美蘇爭霸斗爭的復雜化和尖銳化
　　結束語
　　

　　戰后初期，正當美帝國主義憑借其戰時膨脹起來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橫行肆虐、不可一世的時候，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于 1947年12月指出：“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增強起來的經濟力量，遇著了不穩定的日趨縮小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這種市場的進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濟危機的爆發。”①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的無比正確性不僅為戰后初期的歷史所證實，而且得到戰后迄今三十多年歷史的充分證明。毛主席的這一科學論斷是我們研究戰后美國經濟危機問題的強大理論武器。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即生產過剩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是“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時縮小之間的矛盾激化的結果。歸根結底，其深刻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生產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內在的基本矛盾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地周期地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1825年以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史，就是周期爆發的經濟危機史。每個周期大體上經歷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四個階段。危機的爆發標志著前一周期的結束和新周期的開始。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生產就是處在這樣一種周期性的惡性循環之中。但是，每一次危機的發生都有其特定的具體歷史條件，而每次危機的進程及其后果也都各有差異。
　　①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1258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0年，美國先后在1948—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年發生過五次經濟危機。在國內外矛盾空前激化的條件下，1973—1975年美國又爆發了戰后的第六次經濟危機。
　　進入七十年代，美帝更加腐朽沒落，國內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經濟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通貨膨脹的加劇，美國無產階級貧困化進一步加深，國內市場愈益相對縮小，使得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七十年代，“天下大亂”的國際形勢有了新的發展，世界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美國的國外市場問題顯得更加尖銳。第三世界的興起，成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斗爭已從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政治領域擴大到爭取經濟獨立、改造舊的國際經濟關系的經濟領域。他們向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沖擊。特別是1973年中東戰爭后，阿拉伯人民拿起“石油武器”，狠狠打擊了美帝及其追隨者。第三世界國家聽任帝國主義者宰割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帝國主義壟斷國際經濟的局面即將結束，今后向第三世界轉嫁經濟危機將越來越困難。西歐、日本等第二世界國家越來越不甘受美帝的奴役和控制。近年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擴大，加強了西歐聯合起來抗衡蘇美兩霸的陣勢；由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日本、西德等國的經濟實力有了相當的增長，它們在同美國爭奪原料產地、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上展開的爭斗更加激烈。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崩潰以后，美國、西歐、日本的貨幣浮動不定，加劇了西歐、日本同美國之間的貨幣戰。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在“緩和”的煙幕下正在進行著空前激烈的爭奪，它們的爭奪貫穿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遍及世界各個角落，鬧得全世界很不安寧，同時也加劇了美蘇的政治經濟困境。
　　由于上述國際國內條件，使得這次經濟危機成為戰后以來美國最深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它對美國經濟的打擊也最為沉重。這次危機持續的時間之長、工業生產下降幅度之大，失業人數之多，都是三十年代危機以來所僅見的，在戰后是創記錄的。而危機過后，回升的異常緩慢也更加說明了這次危機的嚴重。這次美國經濟危機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第一，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同戰后以來空前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相交織；第二，美國的經濟危機同其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大體上同時發生，具有同期性，是資本主義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因此，一方面，在周期性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的夾擊下，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顧此失彼、進退維谷；另一方面，美國與西歐、日本同時陷入危機，國外市場進一步縮小，轉嫁危機更加困難。這樣就使這次美國經濟危機變得無比復雜和深化。
　　今天，我們研究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列寧指出：“危機揭露了社會生產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謬現象”。①研究經濟危機，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對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一歷史規律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認識美帝腐朽沒落的本質，增強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勝信心。同時，因為“危機是政治變革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之一”，②美國經濟危機必然導致世界各種矛盾的激化，促使戰爭因素和革命因素的增長。因此，密切注視和深入研究美國經濟危機問題，對于我們掌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貫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爭取形勢向更有利于革命人民的方向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①列寧：《危機的教訓》，《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頁。
　　②1882年1月25日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8頁。

　　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同以往歷次危機一樣，絕不是什么偶然因素引起的，而是戰后美國第五次經濟危機過后，在周期性“高漲”階段生產與市場之間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為了理解這次危機的原因，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危機前“高漲”的形成過程。
　　一、1972-1973年出現“高漲”的因素
　　1969年11月—1970年11月，美國經歷了戰后第五次經濟危機。危機過后，經濟回升乏力，工業生產上下起伏，使蕭條階段延續約有九個月之久，其后經過四個月的復蘇，于1972年1月，工業生產總指數才開始超過第五次經濟危機之前的水平，美國經濟進入了周期性的“高漲”階段。這次周期性的經濟“高漲 ”，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造成的：
　　（一）固定資本投資的急劇增加。經過戰后美國第五次經濟危機的破壞，美國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生產與市場的矛盾暫時地、強制地得到解決，商品庫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散，資本主義生產與相對低下的消費水平暫時得到適應，新的訂貨在增加，物價在繼續不斷地上漲，利潤在急劇增加，在這樣一種有利的市場條件下，資本主義企業，特別是壟斷資本企業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同時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對付日趨激烈的競爭，都拚命更新機器設備，改進生產技術，這是固定資本投資急劇增加的內在原因。直接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壟斷資本增加固定資本投資，減少納稅就是其中一項。1971年6月，美國政府公布了新的“加速折舊法”，把企業的機器設備折舊的時間一下子縮短了20％，這樣增加了每年的設備折舊費，使企業賬面上利潤減少了，從而逃避企業應納稅額。據估計，僅此一項，即可使壟斷資本一年少納稅款24億美元。同年8月，美國政府宣布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恢復了1969年曾一度暫停實施的投資減稅優惠辦法，規定對新設備投資一年內減稅10％，三年內繼續減稅7％。此外，美國統治集團還采取了降低利率等金融方面的措施，為壟斷資本增加固定資本投資創造有利條件。美國商業銀行放款的平均優惠利率最高的時候（1969年下半年）曾達8.5％，此后不斷下降，到1972年第一季度最低的時候只有4.89％，計下降了42.5％。這對于松動銀根，為壟斷資本通過金融市場發行公司債券和得到貸款都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因而使他們可以籌措到更多資金來進行固定資本投資。上述內外兩方面原因，促使美國的固定資本投資在1972—1973 年間得到了急劇增長。據統計，1972年美國的固定資本投資為1,168億美元（按1972年價格計算，下同），比1971年增加了8.0％，1973年增加到1,313億美元，比1972年增加了12.4％，其增長幅度之大，在戰后僅次于侵越戰爭開始擴大的1965年。1973年美國的工商業新廠房及設備支出，由1972年的884億美元，增加到997億美元，計增加了113億美元，這是戰后的空前紀錄。
　　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和擴大，引起了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新的需求，使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訂貨增加，產品銷路擴大，生產增長，并進而推動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的生產上升。所以，固定資本投資的急劇增長，為1972-1973年美國經濟的周期性高漲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
　　（二）壟斷資本大肆擴大消費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所謂消費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都是壟斷資本為了推銷“過剩”商品、加強對勞動人民的債務奴役和高利盤剝、攫取高額利潤的一種重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壟斷資本為了擴大商品銷路，維持市場的虛假繁榮，總是乞靈于擴大消費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特別是在1969—1970年經濟危機之后，美國壟斷資本更是千方百計對消費者布下越來越大的信貸羅網。除了大量的，也是最常用的分期付款和不動產抵押貸款以外，近幾年來，又有上萬家銀行、百貨公司和大商店發行了數以億計的五花八門的“信貸卡”和“空自記賬單”，持有這種卡片或記賬單，就可以到指定的商店去賒購各種商品，也可以賒住旅館，賒租汽車，賒打長途電話和電報，賒雇修理工，甚至可以賒雇律師，或者把它拿到銀行去借錢交學費、繳稅款等等。但無論是分期付款（包括信貸卡），還是不動產抵押貸款，都是一種使勞動人民預支未來購買力、“寅吃卯糧”的辦法，也是一種變相的高利貸。因為債務人除了必須按規定的期限償還債務以外，還得按照規定的利率償付利息。在一般情況下，銀行利率的高低，對于消費者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的增長速度有直接的密切的聯系。為了刺激經濟，從1969年戰后美國第五次經濟危機發生以后，美國聯邦儲備局即不斷降低銀行利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1971年一年內曾經六次調整貼現率，由年初的5.25％降到年底的 4.50％。1972年全年始終維持在4.5％的低水平。在銀行利率降低的刺激下，消費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歷年增加如下：
　　1969—1973年間消費信貸和抵押貸款的增長額（億美元）

　　消費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的猛烈增加，人為地增加了消費需求，制造了虛假的購買力，在短時期內為壟斷資本的“過剩”商品找到了銷路，同時，這種虛假繁榮，也對美國壟斷資本擴大固定資本投資起著促進作用。
　　（三）美國政府擴大財政支出，維持巨額軍費，大搞赤字財政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不斷增加，財政赤字也越來越大。據統計，五十年代美國聯邦政府有六個年度出現財政赤字，合計275億美元，六十年代有八個年度出一現財政赤字，合計605億美元。赤字財政已成為美國經濟必須經常服用的一劑“烈性藥”，戰后前幾次經濟危機開始年份或一年份，聯邦政府財政都出現盈余，危機爆發后的蕭條、復蘇年份都出現巨額赤字。實行赤字財政是戰后美國歷屆政府“反危機”的一項重要措施。1969—1970年經濟危機以后，美國政府也毫無例外地擴大財政支出，大搞赤字財政政策。1971年度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支出為2,114億美元，財政赤字達230億美元，1972年度和1973年度的財政支出分別達2,319億和 2,465億美元，財政赤字分別達到232億和143億美元，三個年度的財政赤字竟相當于六十年代的赤字總額，比五十年代的赤字總額增加了一倍多。在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支出中，軍費支出是其中最大的項目之一。1971年度美國的直接軍費支出雖比侵越戰爭最高峰時的1968年度有所下降，但仍達777億美元，1972年度和1973年度分別達774億和751億美元。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對美國經濟起了人為的刺激作用，特別是美國政府保持高額的軍費支出，更是直接刺激了軍事工業部門生產的上升。
　　（四）出口貿易額的增加。西歐、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先后發生危機后，于1972—1973年間，先后進入了周期性的經濟高漲，而這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向是美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這些國家的經濟“高漲”，使它們有可能更多地吸收美國出口商品；再加上美元于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兩次正式貶值，也增強了美國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因此，美國的出口貿易額在這期間有了顯著的增長。據統計，1971年美國的出口貿易總額為435.5億美元，1972年為491.9億美元。1973年猛增至708.2億美元。 1971年美國的出口貿易額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1％，1973年增加到5.4％。美國的對外貿易由1971年和1972年的逆差變為1973年的順差。
　　由于以上幾方面的原因，1972年1月—1973年11月，美國經濟出現了周期性的“高漲”。1973年11月，美國的工業生產總指數比1972年1月增加了17.0％。
　　“高漲”是危機的先導。在“高漲”發展過程中，形成危機的條件也逐步成熟了。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規律。這次“高漲”也不例外。
　　二、“高漲”的結束和危機的爆發
　　從1972年1月開始的“高漲”階段到1973年11月結束了，歷時僅23個月。這是戰后美國歷次經濟危機后“高漲”時間較短的一次（僅比1957— 1958年危機后的“高漲”階段稍長一些）。1973年12月，工業生產指數開始下降，揭開了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的首頁。為了進一步了解這次危機前“ 高漲”之所以如此短促，危機之所以必然到來，我們可從高漲因素的消失和危機的醞釀成熟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方面，“高漲”因素逐漸消失，并走向反面；首先，固定資本投資（按1972年價格計）的增長速度，從1973年第二季度起開始降低，第三季度的增長率僅達1.4％，而第四季度又幾乎與第三季度相等。固定資本投資的停滯，使經濟增長失去重要的推動力量，同時，也表明生產能力見過一年多來的大量擴充后，過剩現象已日益嚴重起來。據1976年 11月聯邦儲備局發表的新修訂的活計數字，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或稱設備利用率）到1973年7月達到88％的高峰后開始下降，12月達87.4％，相當于1973年初的水平。①其次，消費信貸和不動產抵押貸款是擴大市場需求的一種“寅吃卯糧”的措施。在勞動人民貧困加深的狀況下，這兩種貸款不可能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同時，進入1973年后，金融市場利率的上漲，對這兩種貸款的擴大，也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消費者分期付款債務凈增長額，從第二季度起開始降低，到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幾乎三分之一，抵押債務的增長額，從第一季度起開始降低，到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30％。②這兩種貸款的增長速度降低，意味著刺激消費需求的興奮劑的功效已趨于削弱。再次，美國政府長期實行赤字財政政策的結果，造成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就必然加劇美國經濟中的各種矛盾，特別是生產同市場的矛盾。最后，隨著西歐、日本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于1972—1973年間相繼進入周期性經濟“高漲”階段后，世界市場上對許多原料的需求急劇增長，于是原料價格不斷上漲并出現若干原料供不應求的局面。美國也是一個對國外原料依賴性較大的國家，所以這種局勢的發展又反過來為美國國內生產的增長帶來了不利的條件。總的說來，支持美國這次“高漲”的各因素都缺乏堅實的基礎，其中如信貸擴張和財政赤字，更只是造成一時“繁榮”似象的興奮劑。所以，僅僅從這些因素的虛弱性來看，已足以說明這次“高漲”必然是短命的。
　　①[美]《聯邦儲備公報》，1976年11月號，第903頁。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7月號，第107頁，9月號，第106頁。
　　另一方兩，危機爆發的條件也逐漸醞釀成熟：市場增長趕不上生產增長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因而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歷次周期中支持“高漲” 的各因素不過起暫時緩和或掩蓋這個矛盾的作用。當這些因素逐漸消失并走向反面時，生產與市場的矛盾本身就充分暴露出來，并日趨尖銳化，終于導致危機的爆發。所以，生產與市場的矛盾激化的過程也就是危機條件醞釀成熟的過程。1972-1973年的情況就是如此，主要可從美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加深中看出來。
　　在這期間，美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加深首先表現為實際工資的下降。隨著物價的加速上漲，美國政府從1971年8月起至1974年4月止，在所謂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中，曾實行不同形式的管制工資和物價的辦法，除了兩次下令對工資和物價實行短期凍結外，所實行的管制辦法，有時稱作“ 嚴格管制”，有時稱作“自愿限制”，最后又稱作“強制性管制”。這些辦法名義上對工資和物價都實行管制，實際上卻允許資本家在成本上漲的借口下繼續提高商品售價，而工人要求調整工資則受到種種壓制。因此，工人的實際工資，從1972年末起不斷下降。到1973年10月，美國非農業的私人企業工人的平均“可開支”（即扣除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后的數額）的周工資（按贍養三個家屬的工人計），按1967年價格計算，比1972年10月下降了3.21美元，即 3.4％。實際工資的下降大大縮小了勞動人民的購買力，因而相對地縮小了市場上的消費需求。
　　①美國商務部：《工商業統計》，1975年版，第85頁。
　　其次，大量工人的失業是這期間美國無產階級貧困化加深的又一表現。戰后，美國失業問題一直嚴重。近年來由于自動控制、電子技術的廣泛應用，美國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更加嚴重。所以，在經濟“高漲”階段，雖然固定資本投資急劇增加，但就業卻并沒有相應增加，在整個“高漲”階段仍然存在著大批失業工人。據美國官方統計，1972年，美國全失業工人人數平均為484萬，1973年為431萬。1972年1月至1973年、11月，整個“高漲”，階段平均每月全失業人數達458萬，比戰后歷次“高漲”階段的失業人數都高。大規模失業工人的存在，無疑是使美國國內市場的擴大趕不上生產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勞動人民貧困加劇的同時，生產仍在盲目增長。1972年全年，美國工業生產比1971年約增加9.2％，到1973 年11月達到最高點時，又比1972年12月約增加4.6％。由于國內市場容量的擴大趕不上生產盲目增長的速度，銷售停滯和下降的現象已在1973年上半年開始出現。按1972年價格計算，零售商銷售額于1973年2月達到高峰后，就在較低水平上徘徊；①制造業對消費品和原料的訂貨額于1973年5月達到高峰后也開始下降；②制造業和商業的銷售額則于1973年11月到達高峰后也開始有較大的下降；③私人企業對增添廠房和設備的合同和訂貨額也于1973年 11月到達高峰后開始下降。④可見作為生產盲目擴大的結果，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銷售不振，到1973年末已充分顯示出來了。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號，第110頁。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號，第98頁。
　　③[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號，第110頁。
　　④[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號，第98頁。
　　銷售不振是生產過剩的表現，在建筑、汽車和鋼鐵三大部門中，到了1973年，已可以看到明顯的生產過剩現象。在建筑部門，私人住房建筑在1972年1月達到高峰后，幾乎已有一年的徘徊，從1973年2月起就開始有較大的下降，到2月已比同年1月幾乎減少三分之一。①造成住房建筑業急劇縮減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地價上漲、造價高昂以及抵押資金來源因利率上漲而縮小等，但1971—1972年間盲目蓋建住房所造成的房屋過剩情況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除了私人住房建筑外，工商業建筑的合同簽訂里（以建筑面積計）于1973年7月到達最高點，8月也開始下降。②汽車工業的生產過剩情況也發展得較早，在美國個人消費支出中用于購買汽車的支出，從1973年第二季度起己開始下降，到第四季度下降將近四分之一。汽車產量（以制造廠家的銷售量計）在 1973年上半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973年7—9月急劇下降，10月、11月有較大的回升，但12月又大幅度下降。③鋼鐵部門的粗鋼產量于1973年 5月到達高峰后也開始下降。④可見，由于生產過剩，幾個主要工業部門在經濟危機全面爆發前已開始了減產的行動。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7月號，第107頁。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號，第106頁。
　　③美國商務部：《工商業統計》，1975年版，第183頁。
　　④同上書第152頁。
　　此外，美國政府從1973年初起實行的信貸緊縮政策，對生產與市場的矛盾激化起了加速和加劇的作用。由于美國通貨膨脹加速發展，物價上漲速度從1972 年第四季度起急劇增長，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不利于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正常進行，同時還會激起美國勞動人民更大的不滿，動搖壟斷資本的統治。所以，美國聯邦儲備局不得不從放松信貸轉而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以收縮信貸。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從1973年1月15日起，開始逐步提高貼現率，在半年內從4.5％提高到 6.5％，下半年更提高到創紀錄的7％和7.5％。①在聯邦儲備銀行貼現率提高的影響下，商業銀行對大客戶放款的優惠利率，從1973年第一季度的 6.11％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03％，第三季度的9.13％，第四季度更高達9.81％。利率的上漲使信用膨脹的速度大為放慢，金融市場處于緊張狀態，銀行機構和工商企業向金融市場借入資金越來越感到困難。所以，工商業貸款的季度增長率，從1973年第三季度的4.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1.4％。信貸籌措的困難，對各個經濟部門都產生嚴重的收縮壓力。
　　以上兩方面的分析表明，早在1972年末和1973年初，美國經濟中已開始出現經濟危機的征兆；到1973年第三、四季度，某些經濟指標已發生停滯或下降現象，而到1973年末，一場新的經濟危機風暴的到來已成為不容否認的事實了；同時，還表明，這次危機發生的根源依然在于生產同市場矛盾的激化，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因此，在性質上依然是周期性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不過，也必須看到，1972-1973年間美國通貨膨脹的加劇，在促使“高漲”因素較快地消失、生產與市場鴻溝加速擴大的過程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①[美]《聯邦儲備公報》，1975年12月號，第A6頁。
　　三、駁“石油危機”引起經濟危機的謬論
　　正當美國的一場新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醞釀成熟、即將爆發的時刻，第四次中東戰爭于1973年10月6爆發了。戰爭爆發后，中東產油國家團結起來，拿起石油武器，保衛自己的經濟權益，狠狠打擊美蘇霸權主義及其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它們采取直接打擊美帝國主義的行動，主要有下列兩項：
　　（1）石油提價：1973年10月16和12月23波斯灣六個石油生產國—科威特、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先后兩次決定將石油市價和標價提高，其中標價從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1.56美元。其他產油國如委內瑞拉、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印尼等，在這期間也修訂了原油標價，其中有些國家比波斯灣六國的標價定得還高一些。
　　（2）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1973年10月18至21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巴林和阿曼八國，先后宣布停止對美國輸出石油。到了1974年3月18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埃及、卡塔爾、科威特等六國決定取消禁運，阿爾及利亞決定在6月1日以前臨時性地取消禁運。
　　由此產生的美國市場上石油價格上漲和歷時五個多月的石油禁運，無疑地加劇了美國原已存在的“能源危機”。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除了對阿拉伯國家放出準備軍事入侵的空氣來恫嚇和訛詐外，還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肆散布“石油危機引起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引起經濟危機”的謬論，妄圖把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歸咎于阿拉伯產油國運用石油武器反侵略斗爭的正義行動。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御用經濟學家也別有用心地把石油漲價說成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對于這種荒謬論調，我們必須予以駁斥。
　　我們知道，經濟危機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周期地爆發的，它的產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作為其表現的生產與市場之間矛盾的激化。每次周期性經濟危機，按其性質來說，都是生產過剩危機，而不是什么物資短缺或者物價上漲所造成的危機。美國的這次經濟危機也是如此。正如上節指出的，早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前，美國市場上已出現銷售疲弱、訂貨不旺的現象，而重要生產部門，如建筑業、汽車制造業等，由于銷路呆滯而減產的情況更為顯著。所以，把國外石油提價和禁運說成是造成這次經濟危機的原因，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與事實是不相符的。
　　至于說到石油提價和禁運引起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問題，這也不過是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用來嫁禍于人的謊言。誰都知道，美國的通貨膨脹由來已久。據統計，美國消費物價在五十年代每年平均約上漲2％，六十年代每年約上漲2.3％，進入七十年代后，物價上漲加速，1971年比1970年上漲4.3％。早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前一年，即1972年第四季度，美國物價漲勢已變得更為猛烈，批發物價在1972年第四季度平均上漲0.9％，1973年第一季度平均每月上漲1.8％；消費物價在同期平均每月分別上漲0.3％和0.7％。①可見，在那時美國通貨膨脹已發展得很嚴重，這與1973年末的石油提價又有什么聯系呢？
　　①[美]《商情摘要》，1977年3月號，第97、99頁。
　　再從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以后的情況來說，石油產品價格的猛烈上漲對美國的物價水平在一段時間內發生了一些影響。但石油漲價并不是連續性的，因之，它不可能成為導致通貨膨脹繼續發展的一個因素。這可從美國批發物價指數的增長情況中看出來：
　　1973—1974年批發物價指數（以1967年為基期）的增長率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工商業統計》，1975年版，第45—47頁。
　　以上數字表明：1973年第四季度和1974年第一季度石油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但1974年第二季度起漲勢已經緩和，第三季度的上漲率已降低至批發物價總指數和工業品批發價格總指數上漲率之下。可見石油漲價只在1973年至1974年的兩個季度內起了較大的作用，但當時其他與石油無關的物價也在迅速上漲，所以，批發物價總指數和工業品批發價格總指數的加速上升，還反映其他物價的上漲動態，而石油產品的漲價在其中不過具有一部分影響而已。1974年第二季度以后，中東石油禁運已解除，第三世界產油國的石油標價也并沒有繼續提高，美國批發物價指數中石油產品的價格上漲率因之大為降低，而物價總指數的增長卻大為加速。可見，這時期美國通貨膨脹仍在繼續發展，而決定這種發展趨勢的，并不是石油的漲價。至于通貨膨脹本身，也不是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關于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來了。
　　當然，國外石油提價和石油禁運在一定程度上確是打擊了美帝國主義經濟。據美國官方發表的材料，石油在美國當時所需的能源中約占50％，其中國內生產的石油占33％，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占6％，來自其他國家的石油占11％，故1973年10月間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后，據美國估計，當時國內的石油供應量大約短缺17％。①所以，美國政府于1973年11月間宣布一些節省石油的“緊急措施”，包括某些石油產品的配給、限制消費等辦法。這對于使用石油作為燃料或原料的工業部門的生產以及與汽車業有關的服務行業都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另外，石油產品的漲價還提高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據美國官方統計，在制造業中燃料費用約占生產成本的2％到3％，而石油在燃料中所占的比重約為45％。②所以，石油漲價對制造業部門生產成本的影響，大約在0.9％—1.35％之間。成本增加不僅促使價格上漲，而且在許多場合下還會導致減產。
　　①這個數字可能估計過高一些。
　　②[美]《聯邦儲備公報》，1974年9月號，第616頁。
　　從以上的情況可以看到，在1973年第四季度至1974年第一季度，石油漲價和石油禁運對美國物價的上漲和生產的縮減有一定的影響，但這些影響總的說來是有限的，對當時經濟危機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僅僅起了加速的作用。正如上節指出的，到1973年末，美國經濟危機爆發的條件已十分成熟了，而這些條件的成熟基本上發生在石油漲價和石油禁運之前。所以，盡管中東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后所采取的石油提價以及對美國的石油禁運，是對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打擊，并對當時在美國開始發展的經濟危機起了一定的加速和加重作用，但并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把中東國家的石油提價和石油禁運說成是引起經濟危機的原因，完全是帝國主義及其辯護士捏造的謊話。
　　還必須指出，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提高的石油標價與國際市場上以及各國國內的石油實際售價是有區別的。標價只是“稅收參考價格”，是產油國政府用來作為向開采石油的石油公司征收稅款的計算依據。石油的實際售價，是由石油公司或產油國政府機構根據市場情況決定的。中東戰爭后，各石油壟斷組織利用產油國提高標價、實行禁運和減產的時機，在國際石油市場上興風作浪，加強對供應量的控制，哄抬石油售價。所以，這時期石油產品售價的急劇上漲，除了由于第三世界產油國提高標價外，其中有一部分是石油壟斷組織渾水摸魚有意抬高的結果。以美國最大的石油壟斷企業埃克森石油公司來說，1973年這家公司的石油銷售量只比1972年增加8％，而利潤卻增加60％。由于美國各石油壟斷組織在美國國內哄抬石油價格，1974年初，美國石油公司在美國出售石油所得的利潤平均已增加到油價的三分之一，其中一些質量較高的石油，利潤更高達油價的五分之三。1974年國五家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潤比1973年都有增加，最多的一家增加33％，有三家增加20％多，最少的一家增加15％。可見在那時期，美國國內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并非完全由于第三世界產油國的標價提高，美國石油壟斷巨頭乘機撈一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在那次美國國內石油漲價中，美國石油壟斷組織進一步加強了對美國勞動人民的剝削，獲得了更多的利潤。美國壟斷資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貧富鴻溝有了進一步的擴大，因而在這意義上，加劇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加深了經濟危機。但這絕不是說，美國這次經濟危機是由“石油危機”引起的，更不能說是由中東產油國運用石油武器所造成的。

　　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以1973年12月工業生產開始下降作為起點，到1975年3月工業生產下降到最低點為止，共歷時十六個月。這十六個月的時間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1973年12月至1974年9月，是工業生產下降比較緩慢、有時處于徘徊狀態的時期；后一階段從1974年10月到1975年3月是美國經濟全面急劇惡化的時期。
　　在前一階段，經濟危機發展的勢頭還不十分猛烈。工業生產指數從1973年12月起連續下降了三個月，下降幅度不大，其后又稍有回升，到1974年10月才急劇下降。但國民生產總值中“物品”生產總值（包括工農業產品）和建筑總值（都按1972年價格計）①從1974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都連續下降，中間并無回升或徘徊的現象。所以，總的說來，在這一段時間內美國生產已處于危機性的連續下降狀態中。
　　從1974年10月起，美國經濟危機進入猛烈發展的階段，工業生產指數從1974年10月起逐月急劇下降，到1975年3月達到最低點，比1973年11月下降了15.1％，②超過了戰后美國歷次經濟危機期間的工業生產下降幅度。國民生產總值中“物品”生產總值和建筑總值在這三個季度也加速下降，到1975年第一季度這兩項總值合計比1973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3.4％。①
　　①這兩項總值合計即等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扣除服務部門后的物質生產總值，在1973年第四季度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6.8％，而在危機最低點的1975年第一季度為52.6％[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7月號，第25頁。
　　②[美]《聯邦儲備公報》，1976年6月號，第479頁。
　　在美國經濟危機史上，也有危機期間工業生產在初期緩慢下降，出現徘徊反復的現象，例如，1957—1958年經濟危機歷時十四個月，其前半期工業生產指數有六個月的徘徊，其中三個月也略微回升一些，不過沒有像這次那樣超過危機前最高點罷了。②
　　①[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7月號，第75頁。
　　②據美國聯邦儲備局1976年6月以前公布的工業生產指數，在這次危機期間，從1974年2月至6月連續回升，但仍比1973年11月的最高點低一些，7月起又逐漸下降。但1976年6月，聯邦儲備局公布新修訂的工業生產指數，則回升到1974年6月超過了1973年11月的指數，7月起又輕微下降，但連續三個月都稍高于1973年11月，到1974年10月才下降至1973年11月之下。因之，美國報刊目前多數把這次危機開始時間改從1974年 7月算起，我們認為這樣算法，把1973年12月至1974年6月排除在危機階段之外，是不符合美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的。所以本書仍以1973年12月作為這次危機開始的月份。

　　美國這次經濟危機，無論就其延續時間、生產下降幅度、或對整個經濟打擊的范圍和程度來說，都是戰后最嚴重的一次。
　　（一）工業生產下降：首先，從月度數字看，依據美國聯邦儲備局1975年新修訂的工業生產指數，按產品完成程度分組的工業產品的生產下降情況如下：
　　工業生產指數的下降情況（1967年＝100）

　　工業生產總指數從，1973年12月起下降，三個月后又略微回升，從197年6月至9月都稍高于1973年11月水平，我們在這里未把這個特別情況計入，仍以 1973年11月為最高點，其理由見上頁。
　　資料來源：〔美〕《聯邦儲備公報》，1976年6月號，第479頁。
　　再從年度數字看，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數下降如下：
　　工業部門的年度生產指數下降的比較（1967年＝100）

　　資料來源：（美）《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77年1月號，第79頁。
　　在戰后美國歷次經濟危機中，工業生產的年度總指數一般只下降一年，1960—1961年危機中年度指數甚至不下降，僅增長率大為削減，而這次危機中工業生產的年度指數卻連續下降了兩年，①其中1975年的下降幅度又是戰后歷年來下降最大的一年。公用事業的年度生產指數在戰后過去幾次危機中都沒有下降過，而1974年也下降了。可見這次危機對工業生產打擊程度之深和打擊面之廣在戰后都是空前的。
　　美國工業中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是兩個很重要的部門，對整個國民經濟具有巨大的影響。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這兩個部門的減產幅度比整個工業生產下降的情況更為嚴重。以美國汽車工業而言，它通常耗用美國鋼產量的十分之一，全國六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間接地與汽車工業有聯系。早在1973年6月，汽車產量就明顯地下降，10月和11月稍有回升，12月起又猛烈縮減，到1975年1、2月達最低點，比1973年10月的最高點下降竟達55％。1975年的全年產量比1973年減少29％。鋼鐵生產在軍備生產和開發能源所需的設備投資的支持下，在1973年末和1974年上半年還能維持較高水平，但從1974年下半年起開始明顯地下降，到1975年7月達最低點，比1973年5月的最高點縮減三分之一以上，1975年全年產量比1973年下降22.5％。
　　①1969年辦法戰后美國第五次經濟危機后，1970年和1971年的工業生產指數都低于1969年，其中1970年比1969年下降3％，但1971年卻已回升，超過了1970年，只是沒有恢復到1969年的水平，故那次危機期間，實際上也只有一年下降。
　　按照美國官方現行統計方法，建筑業不包括在工業生產的范圍類。在這次危機期間，美國建筑業生產下降的情況比工業部門更為嚴重。私人住房建筑開工數早于 1972年10月到達最高點，其后逐步下降，1973年全年比1972年已下降13.2％，而1974年又比1973年下降竟達34.6％，到1974年 12月達到最低點時，比1972年10月下降幾乎達65％，接近三十年代大危機期間的下降幅度。1975年全年比1974年下降了13.3 ％。當時福特政府也承認：“房屋建筑的蕭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和最嚴重的一次。”
　　（二）失業激增：危機爆發后，資本家首先向工人開刀，關廠減產，大量解雇工人，并縮短開工的時間，把更多的工人推入失業和半失業的困境。所以，從1973年11月起，失業人數和失業率逐步增加，1974 年9月失業人數突破500萬，10月，失業率高達6％。1975年1月起失業人數更扶搖直上，到5月達825萬的高峰，①比危機前增加一倍多，失業率也達 8.9％高峰，無論在人數上或失業率上都創194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還是官方大大縮小了的統計數字。據1975年4月21日《紐約時報》的估計，實際失業人數比官方公布的數字多一倍。
　　在危機期間，不僅失業人數急劇增加，而且失業者的平均失業時間也大大延長。1973年10月，失業者的平均失業時間為10.3周，1975年6月增至15.3周，到12月又增至17周。②
　　①1975年美國《每月勞工評論》發表的1975年5月失業數字為854萬，但后來這個數字改為825萬，見《每月勞工評論》，1976年3月號，第68頁；失業率也相應減低一些。
　　②[美]《每月勞工評論》，1974年4月號，1976年1月號。
　　除了上述的全失業工人外，還有大量的半失業工人。在官方的統計中有由于“經濟原因”而做“部分工”（每周做工不滿34小時）的“部分就業工人”，這些“ 部分就業工人”就是半失業工人。1973年這類半失業工人人數全年平均為252萬，1975年增至375萬，增加了48.8％。
　　在工業部門中，失業工人增加最多的部門是建筑業、制造業和交通運輸業。1975年5月，全國建筑工人失業率高達20.9％，制造業達11.9％，都突破戰后紀錄。 1975年1月，處在最底層的美國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中的16-19歲的青年工人的失業率高達41.％以上，①有些地區黑人和西班牙人青年的失業率已接近 60％。
　　總之，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資本家總是首先把危機造成的損失盡可能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這樣，失業工人就成為危機的最先、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失業工人的激增又成為經濟危機深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①[美]《每月勞工評論》1975年3月號，1976年1月號。
　　②[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7月號，第25頁；《商情摘要》1974年9月號，第109頁。
　　（三）消費開支縮減、商品銷售額下降：前面已提到高漲末期中商品銷售困難和庫存激增是生產過剩發展的表現，它成為經濟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次危機爆發后由于失業激增、勞動人民收入下降，在官方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個人消費開支（按1972年價格計），從1973年第四季度起開始下降，到1974年第四季度達最低點時，比1973年第三季度下降了2.9％，1974年全年比1973年全年也下降了1.1％，這是戰后1947以來年度數字的第一次下降。 ②勞動人民收入下降，消費開支縮減，迸一步增加了商品銷售的困難。1974年零售商銷售額（按1972年價格計）比1973年下降4.9％，幾乎倒退到 1972年水平。工商業銷售額（按1972年價格計）從1974年第一季度起連續下降五個季度，其后回升很慢，故1974年和1975年全年數字連續下降兩年，這也是戰后前五次危機期間沒有出現過的現象。①
　　工商業的庫存，在經濟危機爆發前后，通常經歷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在危機爆發前夕和爆發后初期的急劇增加，后一階段是在危機深入發展后，隨著生產的持續下降和工商業進貨的急劇減少，商品庫存開始逐步消散，為危機階段過渡到蕭條和復蘇提供前提。這次危機爆發后，工商業庫存（按1972年價格計）于1973年第四季度急劇增長后，1974年一至四季度繼續膨脹，但每季增長已顯著下降；到 1975年第一季度開始了逐步減少的趨勢，這是存貨消散的表現。②
　　這次危機期間，由于銷售困難，積壓顯得最為突出的是汽車和私人住房。 1974年美國本國制造的汽車銷售量下降了23％；1975年，盡管美國汽車制造商實行種種削價推銷的辦法，但頭五個月的銷售量仍比1974年同期減少 20％。到1975年4月，全國小汽車的存貨相當于兩個半月多的銷售量，其中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存貨相當于三個多月銷售量，貨車的存貨達到五個月的銷售量。③1975年頭四個月私人住房建筑開工數比1974年同期減少約40％，盡管大量減產，賣不出去的住房仍不斷增加，到1975年5月底，找不到買主或住戶而空著的新建私人房屋達64萬套，約相當于八個月的產量。①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10月號，第110頁。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9月號，第72頁。
　　③[香港]《經濟報導》，1975年25期，第7頁。
　　（四）股票價格大跌、企業紛紛倒閉、個人破產案件激增：股票市場一向被看作資本主義經濟情況的“晴雨表”。股票行情下跌往往是經濟危機來臨的先兆。這次股票價格的跌風是從1973年1月中旬開始的，到1974年10月初，幾乎是直線下瀉。道.瓊斯公司30種工業股票平均價格在1973年1月達 1,026.82的高峰，隨著1974年下半年的猛烈跌落，到12月6日僅達577.6,下降了45 ％，下降幅度和下降持續時間都創戰后新紀錄。標準.普爾公司的500種工業、公用事業、鐵路股票的價格指數（1941-1943年＝100），也由 1973年1月的118.42猛跌到1974年9月的68.12，下降了43％。后來，由于政府采取放松銀根的措施，市場利率下降，股票價格才稍見回升，但到1975年3月，道.瓊斯公司30種工業股票的價格仍只達1973年1月價格的74.5％。
　　股票價格狂跌不僅幅度之大，而且范圍之廣也是罕見的。不僅中小企業的股票價格猛烈下跌，許多大壟斷企業股票的信用也大為動搖。卷入跌風中的，不僅是陷入嚴重不景氣的汽車業和建筑業的股票，而且還有石油、化學、電子、公用事業、服務業以及金融業的股票。以1974年11月6的股票價格與同年年初的最高點相比，通用汽車公公司的股票價格下跌45％，埃克森石油公司股票價格下跌39％，國際電話及電報公司股票下跌48％，萬國商用機器公司（IBM）股票下跌30％，杜邦化學公司股票下跌49％，美洲銀行股票下跌30％。據統計，僅紐約股票交易所經營的股票票面價值，1973年下跌了1,700億美元，1974年的頭九個月又下跌2,500億美元。從 1973年1月到1974年10月不足兩年的時間內，股票所有者就損失了6,000億美元的股票票值。美國所有股票市場的股票成交總額，1973年為 1,779億美元，比1972年減少23％；1974年前七個月成交總額僅達739億美元，比1973年同期又減少28％。
　　①[香港]《經濟導報》，1975年第25期，第8頁。
　　馬克思在分析危機期間股票跌價與企業的關系時指出：“股票的價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權要求的收入減少了了，部分是由于它們代表的往往是那種帶有欺詐性質的企業。在危機時期，這種虛擬的貨幣資本大大減少，從而它的所有者憑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幣的力量也大大減少。這些有價證券在行情表上的貨幣名稱的減少，雖然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無關，但是和它們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關系極大”。①可見股票跌價固然無損于企業的廠房、設備等現實資本，但股票所有者的支付卻因此大為削弱了。這就大大地增加了許多資本家和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助長了信貸市場上的緊張局面，從而又削弱了很多企業渡過危機的能力。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9頁。
　　由于銷售困難、營業不振、商品積壓、收入銳減，而借貸又發生困難，于是許多力量薄弱的企業便紛紛破產倒閉。所以，企業倒閉的激增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結果，在這次危機期間，從1973年12月至1975年3月的十六個月中，破產倒閉的企業達13,786家，其中制造業和礦業2,181家，批發和零售商7,210家。1974年全年的破產家數為9,915，比1973年增加6％，1975年全年又增至11,432，比1974年增加15％。企業倒閉率即平均每一萬家企業中所占倒閉家數，1975年為36.4, 1974年和1975年分別增至38.4和42.6。到1975年1至5月，企業破產達到高潮，4月份破產的企業有1,202家，平均每一萬家有52家破產①。不少規模較大的銀行也加入倒閉的行列，例如列在美國第二十位的紐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圣地亞哥的美國國民銀行、紐約長島安全國民銀行、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銀行信托公司、休斯頓的富蘭克林銀行、芝加哥的州清算銀行、阿肯色的蔡得斯特銀行等。銀行倒閉現象的嚴重在戰后美國歷次危機中也是罕見的。遲至 1976年6月，即美國經濟被認為已進入所謂復蘇的時候，還有三家銀行因無力償付而被其他銀行集團接管。②
　　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開設的企業，處境更為困難。在汽車城底特律，黑人開設的供應汽車零件的小店鋪，為數眾多，但都生意清淡，處于停業狀態，據1975年2月間美國報刊報道：當時“驅車經過黑人店居住區大街，就會看到很多商店櫥窗內是空的”。③洛杉磯磯黑人企業家協會的150家成員中，90％以上瀕于破產。
　　①[美]《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75年12月號。第150頁，1977年1月號，第150頁。
　　②[美]《檔案材料》，1976年，第495頁。
　　③[美]《呼聲》，1975年2月號。
　　個人破產案件激增也是這次危機期間的突出現象。過去，個人破產案件發生最多的是在1967年，達208,000件。據估計，在1974—1975年度個人破產案件約在230,000—245,0000件之間，大大地超過1967年紀錄。許多借債上大學的大學生，因無力還債而根據法律宣告破產。據美國政府估計，由政府擔保的學生貸款將有24.3％收不回來。危機使個人破產案件激增，社會上對個人破產已司空見慣，對破產者也不像舊時那樣加以蔑視了。①
　　（五）生產能力過剩現象加劇、固定資本投資萎縮：生產的猛烈縮減加劇了美國工業中早已存在的開工不足、生產能力利用率低下的現象。制造業和原料工業生產能力利用率（即設備利用率）分別從1973年7月和8月的最高點88％和93.1.％下降至1975年3月的69.6％和69.7％，前者的下降幅度為 20.9％，后者則達25.1％。②這表明在這次危機期間，生產能力利用率的下降幅度較大于生產縮減的程度。這是因為在危機期間新廠房和設備投資項目陸續不斷地完工交付使用，使生產能力繼續盲目擴大，從而造成在危機中生產能力過剩加劇的程度超過生產縮減的程度。到1976年第四季度，制造業和原料工業的產量、生產設備能力和生產能力利用率與1973年第四季度比較如下：（見下頁）
　　由此可見，到1976年第四季度，美國工業產量經過危機和蕭條后的復蘇階段，已經勉強接近危機前的水平，但生產能力利用率仍然低得多。這就是說，通過經濟危機，美國工業中生產設備能力的過剩現象更為加劇了。
　　①[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75年4月7日。
　　②[美]《聯邦儲備公報》，1976年11月號，第904－905頁。
　　危機前后工業生產、生產設備能力和生產能力利用率的比較

　　*生產設備能力是按1967年產量的％計算的，故表中生產能力利用率就是生產設備能力除以當年產量得出的。
　　資料來源：[美]《聯邦儲備公報》，1976年11月號，第903—905頁。
　　還必須指出，在這次危機期間新廠房和設備投資也表現顯著的下降。據美國商務部編制的國民生產總值統計，其中非住房的固定資本投資，①按1972年價格計算，于1974年第一季度到達最高點后，連續下降六個季度，下降幅度達17.5％，就下降持續的時間和下降幅度來說，都超過戰后過去五次經濟危機期間的紀錄。這也是一個反映戰后美國經濟空前惡化的重要標志。不僅如此，由于生產能力過剩情況在危機期間更為加重，危機過后固定資本投資額的恢復和增長也十分緩慢，從1975年第四季度開始回升起至1976年第三季度，雖然經歷了一年的時間，僅恢復到1974年第一季度的88％，大大地落后于工業生產回升所達到的水平，而這次工業生產的回升，總的說來，也是極其緩慢的。所以，固定資本投資恢復和增長的緩慢已拖長了復蘇的時間，看來今后它還將成為新的周期性高漲不穩定和不能維持多久的一個重要因素。
　　①通常用來反映美國工商業固定資本投資的指標是美國商務部編制的“工商業新廠房和設備開支”，但這個指標是用現行價格計算的，我們未找到折合固定價格的數字，故這里改用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統計中的“非住宅的固定資本投資”數字。

　　二 經濟危機與財政金融危機的交織及其相互加重的影響

　　戰后美國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日益加劇的結果，不僅使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日益頻繁地爆發，而且還形成了多種危機的交織現象，除了周期性經濟危機外，最為突出的是財政金融危機，其主要表現是通貨膨脹的逐步加劇。這次周期性經濟危機是在財政金融危機加劇中發生的。這兩種危機交織在一起，使美國經濟陷入更加難以擺脫的困境。
　　戰后美國財政金融危機是逐步形成和加重起來的，是戰后美國經濟中的一個長期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病癥。它首先是從財政危機的形成開始的。從戰后初期起，由于美帝國主義大肆擴軍備戰，實行高度的經濟軍事化，并先后發動了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又采取一些“反危機”的財政措施，因而政府財政預算，連年入不敷出，赤字累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美國政府不斷地增發公債，增發貨幣，使社會上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經常超過生產增長的速度，因而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貨膨脹。同時，美國壟斷資本為了刺激消費，推銷過剩產品，推行形形色色的擴大消費信貸辦法，如“分期付款”、“抵押貸款”“信用卡”等，也起了助長通貨膨脹的作用。隨著通貨膨脹的發展，國內物價不斷上漲，美元購買力逐步下降，結果，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日益削弱，“美元危機”頻繁爆發，經過 1971年和1973年兩次正式貶值后，美元對外匯率繼續下跌，至今仍然不穩。這也是美國貨幣金融危機加深的一個重要標志。反過來看，通貨膨脹的發展，物價的不斷上漲，又使國家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因而又加劇財政危機。總之，戰后美國財政金融危機是在財政危機和貨幣金融危機兩者密切結合而又相互加重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
　　戰后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就是在上述財政金融危機逐步加重的條件下發生的，但這并沒有改變周期性經濟危機本身的性質，只是使經濟危機加速發生，發生后又難以恢復。反過來看，經濟危機的發生和經濟周期各階段的交替也加劇了財政金融危機，使財政金融危機更加難以制止。這兩種危機的相互繆響，在最近兩次經濟危機、特別是在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前后，表現得更為突出。現將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前后的時間分為三個階段略加論述如下：
　　（一）經濟危機爆發前的“高漲”階段：在戰前一百多年來的經濟危機史上，一般說來，每當周期性“高漲”到達后期時，隨著資本家擴大投資、搶購商品（特別是生產資料）等投機活動的白熱化，往往出現通貨膨脹（主要導源于信貸的過度擴張），物價暴漲的現象。但這種現象通常是短暫的，在經濟危機爆發后即告消失。它是經濟危機風暴即將來臨的前奏，按其性質來說，不是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財政金融危機的表現。在戰后年代，特別是是從六十年代末期以來隨著美國財政金融危機的逐步加劇，每次周期性“高漲”階段后期所出現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現象，還與當時財政金融危機所發生的作用結合起來，使物價漲勢更為猛烈，通貨膨脹的發展更為加劇。在1972—1973年“高漲”階段后期，這種情況發展得更為嚴重，因為一方面在這兩年間工業生產增長速度較高，壟斷資本集團的投機性擴張活動也大大加強，所形成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壓力也就很大，而另一方面，財政金融危機又正在加速發展。①在兩者結合下，消費物價的上漲年率從1972年的3.8％上升到1973年的9.1％；工業品批發物價的上漲年率在同期從4％上升到12％。以月度數字計，消費物價的上漲年率從1972年10月份起達到“兩位數”（即10％以上），工業品批發物價的上漲率從同年8月份起達到“兩位數”，12月份竟達24.9％。②應該說，那時物價的急劇上漲是財政金融危機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加劇與周期性“高漲”對市場的沖擊力量合并起來造成的結果。
　　物價的急劇上漲反過來又縮短了“高漲”的進程，促使經濟危機迅速到來。正如第一章第二節指出的，這次“商漲”之所以歷時僅23個月，與財政金融危機的加劇有一定的聯系，因為后者對“高漲”因素的消失和生產同市場間矛盾的激化都起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二）經濟危機期間：一方面，商品滯銷、銀根緊縮，起了削弱物價上漲、甚至促使物價下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危機期間聯邦、州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狀況惡化，促使通貨膨脹發展的因素并沒有消失，因而財政金融危機繼續有所發展。這兩種相反作用相互抵消的結果，使危機階段的物價不像戰前歷次經濟危機期間那樣表現為急劇下降，而是表現為上漲速度的放慢，其結果，一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經濟危機階段的嚴重程度，但另一方面又削弱了物價對生產和市場所起的調節作用。這樣，經濟危機階段發展到末期時，生產過剩和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減輕得不夠充分，因而拖長了危機過后的蕭條和復蘇時間。
　　①1972—1973年度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達143億美元，1973-1974年度減少為34.6億美元，而聯邦政府主辦的五個主要信貸機構發放貸款凈額，1972年增加到35.8億美元，1973年激增162.1億美元。可見1973年政府信貸的增加額大大地超過了財政赤字的減少額。這說明當時財政金融危機進一步發展的根源，仍然在于“擴展性”的政府財政信貸政策。
　　②[美]《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77年10月號。
　　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的惡化表現得很突出。除了聯邦政府財政的惡化將在下面第三節中有所論述外，美國各州和地方財政危機的加劇也成為美國壟斷資本統治集團所面臨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打擊下，由于生產下降，工商業凋敝，財政收入減少而支出卻不能相應壓縮，于是美國各州和州以下地方政府大多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到1974年底，各州和州以下地方政府積欠的公債凈額合計高達2,064億美元，比1973年底增加169億美元，到1975年底又增至2,161億美元。①據美國城市聯盟于1975年3月2日發表的67個市政府財政調查報告，由于財政困難，36市政府準備推遲固定資本投資項目，21個市政府解雇人員或凍結雇用人員；43個市政府預計本年入不敷出，28個市政府計劃增加稅捐，23個市政府打算縮減市內公共服務項目。
　　①[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8月號，第2頁。
　　美國最大城市紐約的財政危機鬧得最兇，震動全國。1975年度，紐約市財政赤字達8億美元，長短期負債額達130—150億美元；市政府不得不減少開支，計劃解雇4,000名職工，關閉43所學校，3所醫院，8-10所圖書館，但全年財政赤字估計仍達6.42億美元。1975年9月和12月，經過紐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先后提供信用保證和借款，紐約市政府暫時勉強度過了財政難關，但財政危機遠沒有結束。①
　　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的加深，表明美國財政金融危機在這次周期性經濟危機期間還在繼續發展。
　　（三）回升時期：上面已指出，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在經濟危機階段，生產過剩和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減輕得不夠充分，使回升比較困難，從而拖長了蕭條和復蘇的時間。早在上次經濟危機發生時，經濟危機也是與當時財政金融危機交織的，不過，其交織情況還不像這次嚴重。但上次經濟危機過去后，從1970年12月到1971年12月出現了13個月的蕭條和復蘇階段，比戰后前四次危機后的蕭條和復蘇階段長得多。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工業生產下降到1975年3月達最低點，從4月起開始緩慢的回升，到1976年12月才超過危機前的水平，所經歷的蕭條和復蘇階段達20個月之久，超過了上次危機后的蕭條和復蘇階段。從最近兩次經濟危機后回升時間的延長趨勢，可以看到經濟危機與財政金融危機的交織所產生的后果還在蕭條和復蘇中表現出來。
　　①[美]《檔案材料》，1975年第3—5頁，299、494、702、930頁。

　　三、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同時并發

　　美國的這次經濟危機，基本上是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同時并發的。因此，這次經濟危機具有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性質，這就大大增加了美國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和復雜性。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①所以，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地爆發時，幾乎每次都具有明顯的世界規模。從1825年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共發生過十三次周期性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第二次大戰后的初期，由于大戰對西歐、日本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造成的影響程度不一，同時又由于戰后各國在經濟恢復和重建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周期進程很不一致，因而各國經濟危機的發生時間也參差不齊。到1957-1958年，才爆發戰后第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恢復了戰前一百多年間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的“同期性”。最近，從1973年底開始的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是戰后第二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②。
　　①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4頁。
　　②1969—1971年間，美國和其他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生經濟危機，但在時間上參差較大，嚴格來說，他們還不形成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在這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美國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爆發時間與工業生產下降幅度，可對比如下：
　　1973—1975年美國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開始時間與工業生產下降幅度（工業生產指數：1967年＝100）
　　（按開始年月先后排列）

　　*英國、西德、法國在到達最高點前已有下降一段時間的情況，在到達最低點前也有反復，本表以最后的月份為準；關于美國危機開始的時間，論證見第一章第二節和本章引言的附注。
　　資料來源：[美]《商情摘要》，1975年9月號、1976年9月號、1976年11月號。
　　從上表可以看到，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這次經濟危機，在發生的時間上表現了明顯的同期性，特別是美國同日本、西德和英國發生危機的時間幾乎相同，都在1973 年10月至12月。不僅如此，同期性還表現在生產下降和回升的情況上面：
　　第一、在生產下降方面：這次危機爆發后，美國工業生產在1974年上半年約有半年時間的徘徊，到1974年7月起開始連續下降，從10月到1975年3 月下降特別猛烈，其中僅1975年1月份，工業生產指數下降3.4％，折合“復合年率”達34％。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也有類似的情況，1974年下半年都急劇下降，到12月，西德比半年前下降6.8％，日本下降10.5％，意大利下降15.7％。法國工業生產從1974年9月起才開始下降，到12月，在四個月內下降11.8％。①可見美國經濟危機的急劇惡化在時間上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大致相同。
　　第二、在回升方面：美國工業生產于1975年3月到達最低點后開始緩慢的回升，回升的時間長達19個月之久，比戰后歷次經濟危機過去后所經歷的回升時間長得多。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除日本比美國早一個月停止下降而開始恢復外，都比美國較晚幾個月才到達最低點而開始回升，回升的進展也較慢。美國工業生產從1975 年4月起開始回升，一年之后約比最低點提高14.7％，而日本、西德、法國和加拿大的工業生產，于回升一年后，約比回升前最低點僅分別增長 12.4％，9.4％、13.4％和4.5％。英國情況更壞，英國工業生產從1975年第二季度至1976年第二季度停留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意大利工業生產從1975年9月以來，比美國恢復得較快，但波動很大。②
　　美國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幾乎同時爆發，同時惡化，使得美國壟斷資本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上轉嫁危機的余地大為縮小。反過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轉嫁危機同樣遇到困難，所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同期性的加強對各國經濟危機起著相互加重的作用，而對危機后的回升又起著拖延的作用。
　　①[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號，第52頁。
　　②據1976年11月號[美]《商情摘要》所載數字推算。
　　此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還使資本主義國家國內和國際間原來就很嚴重的經濟問題更加嚴重，如各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問題、各國之間的收支不平衡問題、各國貨幣對外匯率的浮動和不穩定問題、國際游資(“歐洲美元”和其他“歐洲貨幣”等）擾亂國際金融市場問題。這些問題更難于解決又為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的發展增添了復雜因素，并使危機過去后經濟回升更加困難。這里因限于篇幅對這些問題不能一一論述了。

　　一、戰后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措施的破產

　　戰后三十多年來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縮短、危機頻繁化的歷史，就是一部美國統治集團實行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措施失敗的歷史。這次經濟危機的發生及其嚴重情況，又進一步表明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措施的徹底破產及其對美帝國主義經濟所造成的無法消除的后果。
　　凱恩斯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壟斷資本的辯護士，列寧曾痛斥他是“一個人所共知的資產者，布爾什維主義的死敵 ”①。在三十年代，正當資本主義國家陷入嚴重危機和蕭條時期，美、英等國的壟斷資本統治集團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凱恩斯從唯心主義出發，編造出一套“經濟理論”，以他杜撰的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各種“心理因素”為依據，說什么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危機和失業激增，是由于社會上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有效需求” 不足。他鼓吹利用國家的力量來干預經濟，擴大社會上的“有效需求”，借以擺脫經濟危機，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從蕭條和停滯中恢復過來。他所提出的一套“反危機 ”措施，實質上就是大大地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推行赤字財政、實行通貨膨脹為主要手段，來刺激經濟，制造虛假“繁榮”，以求治好資本主義的痼疾。
　　①列寧：《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31卷，第191頁。
　　但是，凱恩斯鼓吹的由資產階級國家推行赤字財政、實行通貨膨脹的“反危機”的結果，必然是劫貧濟富，使國民收入進一步作有利于壟斷資產階級的再分配。正如列寧指出的：“國家同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①所以，凱恩斯的這套辦法只能是加深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再從另一方面看，凱恩斯鼓吹通過擴大國家壟斷資主義來干預經濟、調節生產，也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狀態，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是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合為一體的壟斷資本主義，它并沒有改變作為生產無政府狀態根源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只能加劇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總之，凱恩斯提出的“拯救”資本主義的藥方不可能消除經濟危機，而只是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加深并更加復雜化。
　　①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171頁。
　　戰后三十多年來，凱恩斯提出的這套“理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得到廣泛的流傳。一些美國壟斷資本的御用學者如漢森、塞繆爾遜、克萊因、海勒等大肆宣揚凱恩斯的“經濟學說”，在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形成了一個喧囂一時的凱恩斯學派。戰后美國歷屆政府大多奉行凱恩斯主義信條，多年來采取一系列財政、金融措施，妄圖刺激經濟增長，制止經濟危機的發生和發展。這些措施包括：（1）擴大政府的財政支出、特別是大量增加軍費支出，長期奉行赤字財政政策；（2）實行一套有利于壟斷資本的減稅、免稅、退稅辦法；（3）發行政府貸款，資助與壟斷資本企業利害攸關的事業，并適應壟斷資本企業的需要，由政府直接撥款舉辦一些公共工程和公用事業；（4）通過聯邦儲備系統運用調整利率（貼現率）、賣出或買入國庫券等辦法操縱貨幣和信貸市場；（5）利用國家力量，加強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擴大不等價交換，向外轉嫁危機。此外，美帝國主義為了實現不斷對外擴張的野心，維護其霸權地位，戰后還發動了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給美國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帶來畸形的戰爭景氣。擴軍備戰和發動戰爭固然是由帝國主義帝的侵略本性所決定的，并不單純以逃脫經濟危機為目的，但在實行過程中也起了“反危機”作用。所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凱恩斯就曾津津樂道地說什么戰爭也和其它天災人禍一樣，“可以增加財富”。這樣，擴軍備戰和發動戰爭也就成了凱恩斯主義者用以“反危機”的一劑靈丹妙藥。
　　三十多年來的歷史發展表明，美國統治集團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反危機”措施，對美國經濟只能起短暫的刺激作用；從長期看，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其結果不是使帝國主義經濟中的各種矛盾有所緩和，而是使這些矛盾發展得更為深刻化、復雜化。因此，實行這些“反危機”措施不僅不能醫治經濟危機這個資本主義痼疾，而且還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另一個嚴重病癥，即財政金融危機。當1969—1970年戰后美國第五次經濟危機爆發時，美國統治集團對于這兩種危機的夾擊，已感到招架不住，處于兩頭不能兼顧的困境。1969—1970年經濟危機過去了，財政金融危機卻繼續惡化，特別是在1972—1973年周期性“高漲”階段，通貨膨脹有了加速發展。所以，當這次經濟危機爆發時，財政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交織所產生的影響更加嚴重，使美國統治集團更加處于手忙腳亂、無所適從的境地。盡管近年來，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頻繁爆發，經濟更為惡化，凱恩斯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也已聲名掃地，臭不可聞，但美國壟斷資本的謀士們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仍不得不從凱恩斯“經濟理論”中撿起“膨脹”和“緊縮”兩張老藥方，換湯不換藥，對美國經濟進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有時甚至妄圖雙管齊下，恨不得把兩劑藥同時灌入病人口內。然而四年來“治療”的結果，美國的“停滯—膨脹” 并發癥不但沒有治好，而且其副作用卻使美國經濟中的矛盾里加深刻和尖銳。

　　二、這次危機爆發后政府的對策

　　為了進一步說明在經濟危機和財政金融危機夾擊下，美國政府在對策上顧此失彼的狼狽狀況，我們現將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到1973年初的四年多時間分為五個階段來簡略地敘述一下：
　　第一階段從1973年底到1974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被迫辭職前。在這一階段，尼克松政府不承認美國經濟危機的到來，把通貨膨脹的加速發展看作當時國內經濟的主要問題，但對抑制通貨膨脹，實際上已“無可奈何”，并沒有采取積極措施。1973年底，經濟危機爆發時，正處于尼克松政府于1973年8月開始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的重點是制止通貨膨脹，而以所謂“管制物價和工資”為主要內容。實際上，所謂管制物價是掛羊頭，賣狗肉，真正受到干預的是工資的調整。所以，在此期間，物價繼續上漲，而實際工資卻下降。1974年初，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休伯斯•斯坦曾坦率地說：“我不認為，要是不實行管制辦法的話，通貨膨脹的狀況會有很大的不同。”1974年4月30日“新經濟政策”第四階段所依據的法律期滿失效。這時尼克松政府也不準備搞什么新花招了，只有聯邦儲備委員會，作為美國的主管貨幣和信貸事務的機構，加緊推行通貨緊縮的措施，力圖通過緊縮來抑制物價的高速上漲。結果，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貼現率從1973年初起步步上升，從1月的5％提高到1974年4月下旬的8％。然而這種片面的通貨緊縮政策無助于遏制物價奔騰上漲的浪潮，反而在新的經濟危機來臨下造成信貸市場上的緊張局面，加劇了整個經濟的危機感。到了1974年夏季，尼克松政府面臨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又受水門事件的攻擊，已處于計窮力盡的地步了。
　　第二階段是從1974年8月上旬尼克松辭職、福特接任總統開始到11月上旬止，在這一階段，美國政府繼續把制止通貨膨脹作為政策重點。8月12日福特向國會作首次演說，承認美國的經濟“并不那么好”，并認為“通貨膨脹是我們國內的第一號公敵。”①8月24他簽署了國會按照他的建議通過的一項法案，成立一個“工資和物價穩定理事會”，其任務是對工資、物價、利潤、紅利、利率等進行“監視”，但這個機構并不擁有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所以這不過是福特初上臺時所作的姿態，表明他對物價問題的重視。接著，美國經濟急劇惡化，于是在美國國內展開了一場經濟危機與通貨膨脹在當時哪一個是主要向題的爭論。以福特為首的美國政府堅持以制止通貨膨脹為主。在1974年9月27—28日舉行的一次有八百多人參加的“最高級經濟會議”上，福特把美國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杜撰的“停滯一膨脹”（或簡稱“滯脹”）名稱接了過去，并表示要采取緊縮金融與削減財政支出的措施來制止這個“停滯一膨脹 ”并發癥。實際上，他仍然想以制止通貨膨脹為主。10月26日，福特向國會提出了反通貨膨脹的三十一點方案，似沒有得到以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的支持。他還發一個所謂“立即制止通貨膨脹”的運動，號召大家節約開支、多買低檔商品、少買高級貨、削減消費等。美國報刊對這個運幼的反應十分冷淡。不久，這個運動便煙消云散了。①國會中民主黨議員那時唱著不同的調子，要求采取制止“衰退”（即經濟危機）的有力措施，但他們提出的建議也為國會中共和黨議員反對，未獲通過。
　　①[美]《檔案資料》，1974年第707頁。
　　①到1975年3月8日，這個運動正式宣告結束。
　　第三階段從1974年11月中旬起至1976年上半年止，是美國政府從醞釀到實行大規模減稅、退稅以刺激經濟的時期。由于經濟危機急劇發展，1974年 11月12日，福特總統的發言人內森不得不公開承認美國“正進入一次衰退中”。12月11日，福特本人也承認美國經濟處于“艱難的困境中”，并表示將謀求 “一個能夠戰勝國內三個惡魔—通貨膨脹、衰退和能源困難的平衡不偏的計劃。”這樣，他從原來否認“衰退”變為承認“衰退”了。1975年2月4日，他在總統經濟年度報告中更進一步承認美國“經濟是處于嚴重衰退之中”。1975年3月，正當工業生產下降到危機期最低點時，經過以總統、共和黨國會議員同民主黨國會議員的雙方妥協，拋出了一項“1975年減稅法”。這個法案削減1975年的個人和公司所得稅共147億美元，又把1974年已繳納的稅款一部分（約 81億美元）退回給納稅人，兩者合計共228億美元。②很明顯，這樣巨額的減稅和退稅勢必造成龐大的財政赤字，那么，美國政府又有什么辦法來制止通貨膨脹的進一步發展呢？
　　福特的回答是，他的減稅方案，本來是同削減政府支出，并以一年為期凍結政府一切新的開支計劃的建議聯結在一起的。他說，如果他的減稅、退稅與削減支出齊頭并進的方案獲得實施，1975年度的聯邦財政赤字額估計為520億美元，但如果國會不通過他的削減支出方案，聯邦財政赤字額將達720億美元。③可見當時福特政府的做法：一方面宣揚政府的減稅、退稅和削減支出齊頭并進的方案，另一方面又把制訂削減政府支出法案的責任輕輕地推到國會身上。關于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將在下面再進行分析。
　　①[美]《檔案材料》，1975年，第71頁。
　　②減稅、退稅總額為248億美元，扣除另有增稅20億美元的項目后，凈額為228億美元，見[美]《檔案材料》，1975年，第212頁。
　　③[美]《檔案材料》，1975年，第212頁。1976年度預算實際執行結果，財政赤字為656.1億美元。
　　第四階段是從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1月福特卸任。這時美國經濟處于危機過去后回升乏力的狀態中，福特政府的對策是聽任經濟緩慢回升，并強調要以抑制通貨膨脹為重點，實際上采取“拖”的辦法。美國工業生產于1975年3月下降到最低點，全失業人數和失業率也于同年5月達到最高點后，整個經濟于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緩慢地回升，但到1976年下半年又有停頓之勢。在這期間，福特政府除了把“1975年減稅法”的有效期一再延長，并簽署一些增加公共工程就業項目和擴大公共服務職業的法令外，并沒有炮制更多的刺激經濟的興奮劑，而是把減輕物價漲勢當作他的政府的“成就”，在當時的總統競選中加以宣揚，并把制止通貨膨脹作為共和黨競選綱領中的一個重點，以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特吹噓的通過擴大政府支出來減少嚴重失業現象的綱領相對抗。其實，福特手中并沒有、也不可能有制止通貨膨脹的具體方案，只是繼續做出重視節約政府開支的姿態，并把不再進一步采取膨脹性的財政金融措施作為政府對遏制通貨膨脹的“貢獻”。這實際上就是用無所作為的辦法來應付當時正在重新抬頭的“停滯—膨脹”癥。《華盛頓郵報》在1977年1月20日的一篇評論中指出：“ 對通貨膨脹的高度敏感使得福特政府為恢復繁榮選擇一條‘慢就是好’的道路。”其實，所謂“慢就是好”也不過是用來掩蓋福特政府不愿于1976年11月總統選舉揭曉前在經濟政策方面采取新行動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第五階段，是卡特于977初就任總統后一年來，在“反停滯”與“反膨脹”政策的矛盾中繼續采用減稅措施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時期。1976年是美國經濟回升斷斷續續的一年，工業生產于9、10月一度下降，11月略有回升，12月超過危機前的最高點，但1977年1月又下降一些。失業人數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所以，1977年1月20日卡特上臺后，便于2月22日向國會建議，對1月間福特卸任前提出的預算概要加以修改，擴大用于激經濟增長的項目，如退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稅標準額、增加投資減稅額等，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建議1977年度個人所得稅中每人平均退稅50美元，社會保險津貼每人一次補發50美元。但從這一年3月起，美國工業生產、零售商銷售額等都開始表現較快的增長，失業人數也下降了一些，但通貨膨脹重新惡化。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當局不能不耽心大規模退稅、減稅對物價上漲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所以，到4月14日，卡特宣布放棄他在預算案中提出的，對個人退稅50美元和對企業增加投資減稅額或削減為社會保險計劃繳納的稅款這兩項建議。國會大體上按照卡特的建議，于5月16日通過了 “1977年降低和簡化稅收法”，并于5月23日獲得了總統的鑒署。根據這項法律，估計減稅的總數，1977年度為26億美元，1978年度為177.5 億美元，1979年度為138億美元，三年度合計達340億美元。由于減稅、免稅減少了聯邦政府的收入，同時，支出又有增加，1977年度預箕（1976 年10月至1977年9月）執行的結果是財政赤字達450.4.億美元。①1978年度預算的赤字額，據1977年5月間初步通過的數字，達646.5億美元。②可見盡管卡特放棄對個人退稅50美元等措施，但實際上實行的，仍然是以“反停滯”為主旨的膨脹性的赤字財政政策。
　　①[美]《檔案材料》，1977年11 月5日，第835頁。
　　②同上，1977年5月28日，第40頁。
　　持續的龐大財政赤字使通貨膨脹又加速起來。所以，卡特政府，正如福特政府一樣，于實行減稅、免稅的同時，又不能不作出一些“反通貨膨脹”的姿態。 1977年4月15日卡特提出向“極其困難和有害的通貨膨漲問題”進攻的一套“協調計劃”,其目的據說要把物價上漲率每年降低兩個百分數，到1979年底，使物價上漲年率降低至4％。卡特強調要壓縮財政支出，并表示決心要在1981財政年度實現聯邦政府預算收支平衡。但實際上，物價于1977年又出現加速增長的趨勢，消費品物價的全年上漲率達6.8％，而1976年則為4.8％。可見卡特政府的所謂“反通貨膨脹”的計劃并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1977年下半年不僅通貨膨脹加速，而且經濟回升又放慢了步伐。8、9月間工業生產再度出現下降和停滯的狀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第二季度起也逐季降低。1978年初卡特向國會提出經濟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我國經濟恢復的情況并不令人滿意。”①所以，他于1月23日向國會提出的1979年度（1978年10月至1979年9月）預算咨文又建議減稅250億美元，為美國經濟的增長打氣，而預算的赤字額達606億美元。這樣，直到1978年，盡管通貨膨脹已重新加速起來，而美國政府對策的重點仍然不得不放在“反停滯”上面。
　　①《人民日報》1978年1月27日，第6版。
　　從以上美國政府對策演變的五個階段，我們看到下列幾點：
　　第一、大規模減稅、免稅是美國政府對付這次經濟危機的一張“王牌”。戰后美國政府，在前幾次經濟危機期間也實行過一些減稅辦法，例如在1953— 1954年危機期間以及1969—1970年的危機和蕭條年份，都曾實施過一些減稅辦法，但那時的減稅辦法絕大部分是以中等階層納稅人和私人企業為對象，其目的著重在促進投資、扶助私人企業，而這次減稅、退稅法令，除了繼續類似上述的辦法外，還對一般納稅人給以一定數額的一次退稅款，其目的是直接擴大社會購買力，增加社會上消費開支。同時，這次減稅、退稅的規模比過去幾次擴大得多，成為美國統治集團用來刺激經濟回升的一項主要措施，過去幾次并不象這次那樣占主要地位。總之，這次減稅、退稅之所以數額較大、對象較廣，正是因為這次生產過剩較過去嚴重，美國統治集團不得不采取對國內市場大量“輸血”的辦法。很明顯，這種“輸血”辦法仍然不出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措施的范圍，所以，它的效果和危害性也必然與過去的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措施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
　　第二、名為“膨脹”與“緊縮”兼施（或如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最近鼓吹的那樣，所謂“松緊搭配”），但實際上無論從目的或從效果來看，這次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以膨脹為主。在表面上，1975年福特政府實行減稅時，是以削減政府開支和凍結政府新開支的建議聯結在一起的，同時還期待美國聯邦儲備局通過“公開市場活動”對貨幣和信貸市場施加“緊縮”的壓力。1977年卡特上臺后，如上所述，于實施所謂“降低和簡化稅收法”的同時，也提出了向通貨膨脹進攻的“協調計劃”。這種表面上“膨脹”與“緊縮”齊頭并進、雙管齊下的做法，也許是美國政府在這次危機期間的一種“創造”吧。實際效果又如何呢？這里不妨簡略地考察一下：
　　在聯邦政府的財政方面，1975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開始爬出危機的深淵走上蕭條的階段時，失業現象十分嚴重，為了避免使失業問題更加惡化，根本不可能像福特要求的那樣，實行大規模削減政府支出。如果勉強實行，豈不是剛好抵消減稅、退稅所產生的擴大社會購買力的作用嗎？事實上，從1975年度至1977年度聯邦政府的財政支出總額和赤字額都比1973年度和1974年度，有大幅度增加，具體數字如下：
　　1973—1977年度聯邦政府財政支出和赤字額
　　（億美元）
　　財政年度*        財政支出總額        赤字額
　　1973            2,456.3                143.0
　　1974            2,683.9                34.6
　　1975            3,246.0                436.0
　　1976            3,656.1                656.1
　　1977            4,019.0                450.4
　　1973—1975年的財政年度都是從上年7月至本年6止，1977年財政年度，按照美國立法新規定，是從1976年10月至1977年9月止。1975年7—9月另編“過渡時期”數字，這里未列入。
　　資料來源：[美]《聯邦儲備公報》，1975年12月；[美]《檔案材料》，1977年11月5日，第835頁。
　　以上1975年度至1977年度的財政赤字都創戰后的新紀錄，大大超過侵越戰爭期間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度）的251.6億美元。彌補赤字的辦法主要靠發公債。從1974年6月至1977年6月，國債總額從4,862億美元增至6,852億美元，①三年內計增加41％。可見自從這次經濟危機爆發以來，聯邦政府的財政收支只見“膨脹”，根本沒有什么“緊縮”可言。所以，通貨膨脹的壓力并沒有減輕，而是正在繼續發展。
　　①[美]《聯邦儲備公報》，1977 年9月號，第A32頁。
　　再從金融方面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穩定物價，確是十分賣力地試圖控制貨幣供應量。1975年3月，由于實行減稅、退稅以及增加由于這次危機所造成的財政支出，全國貨幣供應量突然擴大起來，于是聯邦儲備委員會于6月采取一些“公開市場活動”，對貨幣、信貸市場施加“緊縮”的壓力，結果，商業銀行對大客戶的優惠利率改變了上半年逐步下落的趨勢，從7月18日起從7％回升到9月中旬的8％。于是又出現了來自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上的要求放松銀根的壓力。聯邦儲備委員會終于從9月下半月起不得不采取比較“溫和”的擴展性金融政策，因而市場短期利率又回降了一些，貨幣供應量則較原計劃提高一些。①在這期間，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恩斯兩次到參、眾議院的預算委員會作證時指出：制止通貨膨脹必須限制和削減聯邦政府支出以減少財政赤字，單靠聯邦儲備委員會控制貨幣供應量是做不到的。②由此可見，要求金融方面的緊縮同財政方面的膨脹搭配起來，齊頭并進，是做不到的。
　　①[美]《新聞周刊》，1976年11月22日。
　　②[美]《聯邦儲備公報》，1975年10月號，第631頁。
　　“膨脹”和“緊縮”既然不可能同時迸行，那么，交替采用，行不行？這就是說，能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交替采用這兩種政策，實際上美國政府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即第五次經濟危機前后，曾經實行過，其結果不是交替達到目的，而是交替產生副作用，即實行擴展性財政金融政策時加速了通貨膨脹的發展，而實行緊縮政策時又加強了經濟停滯的趨勢。這次經濟危機爆發的前夕和爆發的初期、即1973年至1974年間，美國政府正在繼續實施“管制物價和工資 ”的法令并實行金融緊縮政策，但實行的結果，不但沒有平抑物價的上漲，反而加速和加劇了經濟危機的發展。繼1975年大規模減稅、退稅后，1976年在美國大選前，福特總統又擺出“反通貨膨脹”的架勢，強調平抑物價上漲的重要性，并把制止通貨膨脹作為共和黨競選綱領的一個重點。但實際上，福特政府當時并沒有采取重大的制止通貨膨脹的措施，物價漲勢之所以稍見緩和，主要是由于危機和蕭條造成市場萎縮的結果。1977年，卡特政府也侈談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性。 1978年1月19日卡特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的國情講話中，更強調美國“通貨膨脹率仍然太高”，“我們必須降低通貨膨脹率，不讓它上升”，并說要“重新發動對通貨膨脹的進攻”。但實際上，卡特政府的做法依然是以膨脹性的減稅、退稅等措施為主。所以，前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評論卡特政府的政策時說：“1978年有沒有什么反通貨膨脹政策呢？答案是什么政策也沒有。”①可以說，在當前美國經濟中重重矛盾的交織下，美國統治集團是找不到、也不可能實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制止通貨膨脹的辦法的。幾年來，美國政府所實行的政策始終是為美國經濟“輸血”和“打氣”的“反停滯”措施，而由此造成的財政赤字的大幅度增長，以及相應的信貸擴張，又繼續成為通貨膨脹加劇的源泉。至于“反膨脹”措施，迄今為止，還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或干打雷、不下雨的插曲而已。
　　①[香港]《經濟導報》1978年第1—2期，第84頁。
　　第三、更換總統、改選國會的花招也解決不了問題。美國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到目前，已經歷了兩次全國性選舉（即1974年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和 1976年11月總統和國會選舉）和三任總統（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更替。我們知道，不論國會到期改選也好，或是總統任滿改選也好，都是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用來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塊民主幕布。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這兩大資產階級政黨都是美國壟斷資本統治的工具。在經濟危機期間，這兩黨在競選中圍繞著經濟政策展開了激烈的爭辯，互相攻訐，似乎各有一套辦法。壟斷資本集團正是利用兩黨政策在表面上的分歧來欺騙人民，通過選舉的把戲，在必要時，把一黨作為替罪羊而拋出去，把另一黨推上臺，用調換班子的手法把混亂的棋局繼續走下去。所以，在1974—1977年間，不論總統更替也好，或是國會改選也好，其實質，正如列寧指出的，都是“兩個資產階級政黨利用它們之間的慮張聲勢的，無內容的決斗來欺騙人民，轉移人民對切身利益的注意”。①正因為這樣，舊總統卸任，新總統上臺，而美國政府對付經濟危機的政策卻表現了很大的連續性。主張緊縮的，到頭來卻大搞減稅、退稅，而主張以“停滯”為主的，一轉瞬間也大講要“反膨脹 ”了。福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格林斯潘于福特卸任時指出，這兩屆新、舊政府的計劃，就其在1977年將產生的影響來看，“并不存在重大的不同之處”。①本來，同是代表壟斷資本的利益的，怎能發生重大的不同呢？
　　①列寧：《美國總統選集的結果和意義》,《列寧全集》第18卷，第397頁。

　　三、經濟“回升”中表現的虛弱性

　　前已述及，美國工業生產指數于1975年3月到達最低點后，4月略有上升。整個經濟于1975年第二季度開始出現回升的跡象。這主要是由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發展的規律決定的。1975年3月間福特政府提出的大規模減稅、退稅措施，從第二季度起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比起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中固有因素的作用來，其效果是較為短暫的，而且又是片面的。
　　經濟危機本身所帶來的必然后果，如部分生產力的破壞、存貨的消散、物價的下跌（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表現為物價漲勢的降低）等，都給經濟回升提供了條件。1933年斯大林在資本主義經濟于危機后開始有些恢復和回升時曾指出：“資本主義的內部經濟力量在這里也起著作用”。②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況已有很大的變動，但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發展的規律基本上仍然有效。在美國這次經濟危機期間，我們也可以從存貨和物價兩方面看到促使美國經濟從危機走向回升的一些“資本主義的內部力量”：
　　①約瑟夫.克拉夫特：《卡特繼承的遺產》，《華盛頓郵報》，1977年1月20日。
　　②斯大林：《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7頁。
　　（1）存貨：在危機期間，由于銷售不振，制造業和商業存貨的賬面值于1974年逐月增加，10月增加額達到666億美元的高峰，但進入1975年后，1 月僅增加12億美元，2月起到7月逐月下降，這表明存貨正在不斷消散。而消散最多的是在5月，計減少了239億美元。①隨著存貨的下降，制造業和商業的存貨額同銷售額的比率即“存銷比”（按固定價格計）也從1975年4月起開始下降，從年初的1.89下降至9月的1.74。②
　　（2）物價：前面第二章第二節中已指出，在戰前歷次經濟危機和蕭條階段，由于社會購買力下降、商品滯銷、銀根緊縮，一般物價表現猛烈的下跌。戰后隨著美國通貨膨脹逐步發展，在1953-1954年危機期間，物價只有輕微的波動，不再大幅度下降；從1957-1958年危機起，物價不僅不下降，還繼續上漲；不過，一般說來，物價漲勢還是有所減輕。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及其隨后的回升時期（包括蕭條和復蘇兩階段）的情況也是如此，見下表。
　　1973—1976年物價指數平均每月上漲率（％）
　　

　　資料來源：[美]《商情摘要》，1977年3月號，第89、97頁。
　　①[美]《商情摘要》，1977年11月號，第67頁。
　　②[美]《商情摘要》，1977年3月號，第67頁。
　　由此可見，消費品價格和批發物價漲勢的削弱，早在1974年第四季度至1975年第一季度，當經濟危機達到最嚴重的時刻，就已顯露出來。這是經濟危機本身對物價上漲起著抑制作用的結果。
　　除了存貨和物價變動所起的作用外，美國壟斷資本還通過大量解雇工人、提高工人勞動強度等辦法來加緊剝削工人，并通過壓低國際市場上原料價格、抬高工業品和糧食價格、加強不等價交換、傾銷剩余農產品、擴大軍火輸出等辦法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剝削、轉嫁經濟危機的負擔。這些行徑使美國工業生產的下降經過一段時間后得以暫時穩定下來，從而為經濟回升提供一定的條件。關于這些方面的情況，下面第四、第五兩章還要加以敘述。
　　由于以上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美國工業生產從1975年4月起開始回升，制造業的新訂貨額（不論耐用品部門或消費品和消費品材料部門）也從這一月起回升。這些情況顯示了危機到達最低點后整個經濟已有回升的跡象。而這時聯邦政府實行大規模減稅、免稅措施，對回升也起了相當強烈的刺激作用。但這種人為的刺激措施，以及與經濟危機交織的通貨膨脹的繼續發展，反過來又使生產過剩和生產能力過剩在危機階段不能得到充分的消除，因而使這次回升具有下列的特點：
　　第一，回升時期拖得特別長：工業生產從1975年4月起開始回升，到1976年11月才勉強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并略微超過一點，共歷時19個月，比戰后過去五次危機后的回升時間都長得多。戰后第五次危機（1969-1970年）后回升時間比前四次都長一些，因為那次回升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蕭條階段，但整個回升時間也不過13個月。這次回升時間超過上次時間達46％。
　　第二，這次回升從1976年第二季起到第四季初出現了停滯現象。工業生產從1976年 5月以后月增長率很小，9月、10月兩個月連續下降。按當年價格計算和按1972年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第二季度起連續三季下降。回升期間所經歷的這樣顯著的停頓現象，也是戰后歷次危機后的第一次。
　　第三、在這次回升期間失業人數下降很慢。工業生產于1975年3月到達最低點后，官方公布的全失業人數卻繼續上升，到5月達到825萬的最高峰（失業率為8.9％，也是最高點），后來才緩慢下降，到1976年5月下降到691萬。隨著經濟出現停滯的情況，從6月起又連續上升。到11月，盡管工業生產已略超過危機前1 973年11月的水平，但失業人數卻達765萬，比1973年11月的425萬高出80％。①經濟回升并沒有顯著地緩和危機期間十分惡化的失業情況，這是當前美國經濟中的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
　　①[美]《每月勞工評論》，1974年12月號，1976年6月號、1977年4月號。
　　第四，在這次回升期間，回升速度較快的是個人消費支出，這與政府的減稅、免稅等措施有一定的聯系。而私人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和私人住房投資都增長得很慢。比危機前最高點相差一大段。個人消費支出從1973年第三季，高峰到1974年第四季，最低點下降2.9％，到1976年第四季，已超過1973年第三季度7.7％，而1976年第四季度私人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支出還比危機前1974年第一季度的高峰低11.7％，私人住房投資支出還比危機前1973 年第一季度的高峰低21.7％。在危機期間，這兩類投資都急劇下降，前者到1975年第三季度的最低點時下降17.5％，后者到1975年第一季的最低點時下降45％。①這兩者在危機期間下降的猛烈，說明這次經濟危機的深刻性，而在回升期間恢復的遲緩，又說明這次回升的軟弱無力。我們在這里再用工業生產指數來對照一下，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次回升的虛弱性。美國工業生產指數中消費品生產指數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下降12.8％，到1976年11月已超過危機前最高點4.5％；而企業設備生產指數在危機期間約下降14.3％，到1976年11月比危機前最高點還低4.7％；原材料生產指數在危機階段下降 20.4％，到1976年11月比危機前最高點還低3.3％。可見，由于固定資本投資恢復遲緩，生產資料生產的回升落后于消費資料生產的回升，這就不能不影響整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能力。
　　①[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7月號，第24頁；1977年4月號，第9頁
　　以上四個特點說明，這次經濟危機后的經濟回升是十分疲弱的。工業生產總指數于1976年11月恢復到危機前的最高水平。按通常的每個經濟周期各階段的交替順序來說，這意味著回升告一段落，一次新的“高漲”階段到來了。然而實際上，從那時起，一年多來美國經濟狀況還是不妙的。1977年上半年經濟有所增長，但下半年又出現下跌和停滯局面。工業生產于1977年1月下降，2月起又上升，到下半年又趨于停滯，8月再度下降，8至11月只上升0.6％。固定資本投資在1977年第1季增長較大，其后增長率又放慢。制造業的設備利用率于1977年有所提高，但到10月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失業情況仍很嚴重，1977年4月以來失業率保持在6.9—7.1％之間。①1978年初總統經濟報告中也承認美國國內還有650萬人找不到工作，325萬人只能找到部分工作，還有100萬人由于長期不能就業而不得不放棄尋找工作的希望。② 1977年美國經濟最惡化的領域是對外經濟關系。外貿逆差全年達280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外貿逆差最大的一年。外貿形勢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對日本逆差擴大和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性增加。1977年全年美國進口石油共花了450億美元，而1973年僅為85億美元。③巨額的外貿逆差導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增加和美元匯價的下落。以1977年12月的匯價同年初相比，美元對日元、西德馬克和瑞士法郎分別貶值約20％、11％和18％。股票市場也不振，1977年 11月2日，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比1月3日下跌20％。④
　　①[香港]《經濟導報》，1978年第1－2期，第73頁。
　　②《人民日報》，1978年1月27日，第六版。
　　③《人民日報》，1978年1月27日，第六版。
　　④[香港]《經濟導報》，1978年第1－2期，第74頁。
　　在農業方而，隨著1976年美國小麥和玉米的豐收，1977年的收成也較好，而世界其他主要的糧食生產國也獲得較好的收成，于是在美國又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跡象。到1977年中，小麥儲存量已達十四年來的最高水平；小麥售價每蒲式耳已跌至2美元以下，而在1977年2月，每蒲式耳還是2.8美元，1974年初則在5.5美元以上；據美國最大產麥州堪薩斯的309家銀行報道，它們的農場主顧中有86％正在賠錢中過日子，有8.7％無力還債，有 36.2％只能以土地作抵押舉借新債來償還到期的舊債。①反映農場收入價格與支付價格對比關系的“平價比率”（1910—1914年＝100），1973 年高達91，1974年為86，1975年和1976年分別為76和71，1977年繼續下降，到1977年8—10月間僅為64。②可見農業凋敝的情況正在繼續發展。
　　以上一切表明，從1976年11月以來，籠罩著美國經濟的，依然是不景氣而不是通常的“高漲”。這是這次經濟周期表現的又一特點，而這個特點又是與1973—1975年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與財政金融危機交織所造成的復雜性有密切聯系的。
　　①[美]《檔案材料》，1977年8月13日，第612頁。
　　②[美]《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77年10－11月號，第139頁。

　　一、經濟危機使勞動人民進一步貧困化

　　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如同在過去歷次經濟危機中一樣，美國壟斷資本為了維持高額的壟斷利潤，減輕在危機中所遭受的損失，總是采用解雇工人，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消費品價格，壓低工人工資等種種手段，千方百計地把危機帶來的沉重負擔和造成的巨大損失轉嫁到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因而，使工人階級貧困化，不論在相對意義上或是在絕對意義上，都有顯著的增長。正如偉大導師列寧所指出：“危機和工業停滯時期使小生產者更加陷于破產，使雇傭勞動更加依賴資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階級狀況的相對的而有時是絕對的惡化”。①
　　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就是指工人階級“在社會收入中所得份額的減少”，“在財富迅速增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比較份額愈來愈小”②。美國統治集團為了掩蓋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真相，在所編制的經濟統計資料中，玩弄種種手法，力圖表明全國“工薪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甚至在經濟危機期間，似乎沒有大的變動。實際上，美官方公布的國民收入統計中的“工薪收入”包含許多虛假成分，其中很大部分不是勞動者的工資，而是公司高級職員和董事經理的薪金。但就是從這些不可靠的、被歪曲了的美國官方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中，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最近四年間，美國的生產工人的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例如，礦業和建筑業生產工人的工資在該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連續下降，從1972年的67.5％、 1973年的66.5％下降到1975年的61.1％。制造業生產工人工資在該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從1973年的45.3％下降到1975 年的42.3％（見附表）。這三個生產部門是美國除農業外的主要物質生產部門，工人收入在這三個部門的“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下降，充分說明了在這次經濟危機的襲擊下，美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相對貧困化的加深。
　　①列寧：《修改黨綱的材料》，《列寧全集》第24卷，第434頁。
　　②列寧：《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化》。《列寧全集》第18卷，第430—431頁。
　　礦業、建筑業、制造業工人工資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變化（億美元）

　　資料來源：[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10月號，第二部分第81頁；1976年4月號，第16頁；[美]《就業和收入》，1976年1月號，第164—165頁。
　　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化，就是指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愈益惡化。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加深，更是觸目驚心。具體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失業工人激增。大量解雇工人是壟斷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轉嫁經濟危機的重要手段。1975年是戰后美國遭受經濟危機打擊最沉重的一年，也是失業最嚴重的一年。美官方公布的1975年全年的失業率達8.5％，超過了戰后歷次經濟危機期間的失業率，達到194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1975年全年的失業人數平均達780多萬，比危機前的1973年的430萬增加81.9％，其中失業十五周以上的人數比1973年增加兩倍以上。失業人數的激增，失業時間的延長，大大地增加了失業工人的痛苦。
　　還必須指出，美國官方的失業統計明顯地被縮小了許多，甚至連資產階級報刊也指出，這是“蓄意要掩蓋真相 ”。因為官方給失業下的定義，沒有把尋找工作時間太長，在每月進行調查前四周內已放棄尋找職業的人，和找不到全日工作而做零工或部分時間工作的人計算在內。如果把這樣一些人計算在內，實際的失業人數約達1,500萬。在如此龐大的失業隊伍中，大約只有數百多萬人能領到微薄的失業保險津貼，勉強維持生計。許多失業者為了尋找謀生的機會，夜以繼日地冒著冬季嚴寒或者夏季酷暑，在各地職業介紹所外排長隊等候。成千上萬的失業者未來尋找職業，拖兒帶女，“像游牧民族一樣”，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很多人身無半文，不得不依靠社會救濟度日。許多大城市，街上排隊領施舍菜湯的人數達到五十年代以來的最高峰。在亞利桑那州的塔克森市，要招一個掃垃圾的工人，結果有一千人提出申請。1975年底，四萬人白天黑夜在舊金山灣區的一個公園前而排隊，爭獲二千個工資極低、半天工資的職業。無數失業工人因長期找不到工作，憂慮成疾，有的甚至被迫自殺。許多家庭因丈夫失業出走而破裂。
　　第二，實際工資下降。由于美國壟斷資本抬高價格，通貨膨脹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繼續發展，物價飛漲。1974年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上漲12.2％，創造了戰后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食品、住房、燃料、醫療等生活費用上漲幅度更大。1974年，食糖上漲274.5％，食油漲價50％，手紙漲價44％，肥皂漲價3O.1％，嬰兒食品漲價 29.3％，電費漲價22.1％。1975年的消費物價比1974年又上漲了7％。
　　由于通貨膨脹加速發展，物價飛漲，美國在業工人的貨幣工資，雖經廣大工人的不斷斗爭，跟在物價后面，有所提高，但貨幣工資的增加遠遠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因而工人的實際工資表現了連續下降的趨勢。據美國官方發表的數字，全國非農業的私營經濟的生產工人每周平均“可開支”工資（按1967年價格計）①，于1972年10月達到97.81美元，以后逐步下降，到1975年4月達最低點87.59美元，共下降了10.4％。②制造業生產工人的每周平均“可開支”工資（按1967年價格計）于1972年12月達到 111.37美元后逐步下降，到1975年2月達最低點98.09美元，共下降了11.9％。③
　　①按四口之家的稅率扣除稅款后的工資收入。
　　②[美]《就業和收入》，1976年3月號，第126頁。
　　③[美]《勞工統計手冊》，1974年，第251頁；[美]《每月勞工評論》，1976年1月號，第102頁。
　　美國壟斷資本集團還勾結了一些工會的上層頭目，在簽訂勞資合同時，強加了許多壓迫和剝削工人的條款，削減工人的實際工資，借以轉嫁經濟危機。據美國《幸福》雜志透露，1975年在石油、鐵路和零售商店店員等工會與資方簽訂的合同中，工人的實際工資分別下降了11％、13％和5％。
　　第三，勞動強度增加。壟斷資本集團在大批解雇工人的同時，還大搞加時、超速和“合理化”操作制度，增加在業工人的勞動強度，加緊剝削工人。
　　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為了追逐更多的利潤，完全不顧工人的死活。機器的發明、技術的革新、流水作業線的廣泛采用和“合理化”操作制度的推行，勞動時間的延長，勞動強度的增加，都是資本家加緊剝削工人，向工人階級轉嫁危機的手段。廣大工人像牛馬一樣被束縛在高速流水作業線上操作，成年累月緊張地反復從事一種單調動作。工人在勞動中緊張得連喝水、抽煙、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甚至因過分緊張而暈倒在地。美國官方一項報告承認，美國的大多數工人“就像被判終身從事單一動作的苦刑囚犯一樣”，簡直成了機器的奴隸。
　　在危機期間，資本家還采用“減人不減產”，即只裁減工人，而不減生產任務，由較少的工人加班加點來頂做原定的生產任務，借以剝削在職工人。還有的資本家借口營業清淡，以解雇相威脅，強迫工人除了完成原定的工作外，還兼干別的活，例如把一部分裝卸工解雇了，而由車間的生產工人兼干裝卸活。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在職工人的勞動強度。
　　勞動強度的增加，造成工傷事故層出不窮，工人中患職業病的人越來越多。從1950年到1975年，隨著機械采煤的發展，美國的煤產量增加了一倍多，煤礦工人從48萬減少到13萬多人，越來越多的超額利潤源源不斷地流進煤礦資本家的腰包里，但廣大煤礦工人卻不得不為自己的健康和生存而斗爭。從1969年到1976年第一季度，美國煤礦工人因爆炸、水淹事故致死的達1,016人，在1975年一年內因工傷殘的就達7,000人。據美國官方統計，1974年美國私營企業部門因工傷事故而傷殘的和因工致病的達 590萬人，即平均每十個工人中就有一個工人因工傷殘或患職業病。①
　　第四，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工人更加貧困。現在美國黑人工人有 900多萬，其中43％是產業工人，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工人長期以來深受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他們干的活最臟、最累、最危險、收入最低、政治上備受歧視，在每次經濟危機中，黑人總是最早被解雇，最后獲雇傭，遭受危機的打擊最為嚴重。據美國官方統計，1975年3月美國白人的失業率為8％，而黑人的失業率則高 14.2％，幾乎接近白人失業率的兩倍。美國青年的失業率為20.6％，而黑人青年的失業率更高達41.6％。②在一些大城市里，黑人青年的失業率甚至高達60—70％，幾乎三個人中有兩個人失業。1975年6月9日的《紐約時報》報導說：“在每次衰退中，不管是什么原因，黑人首先付出最大的而且持續時間最長的代價，許多人永遠恢復不過來”，對他們來說，“生活就是處在接近于失業的邊緣或周期性的失業”之中。
　　①[美]《每月勞工評論》，1976年1月每，第2頁。
　　②[美]《前衛》周刊，1975年4月30日。
　　隨著失業情況的惡化，在業工人勞動強度的增加，實際工資的下降，工人階級的生活更加貧困。據美國商務部1976年3月公布的全國處于貧困線（非農業的四口之家年收入5,500美元）以下的人數從1973年的2,340萬人增至1975年的2,590萬人，計增加250萬人或10.7％。處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連最起碼的生活也很難維持。據美國報刊發表的材料，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實際有將近4,000萬人經常處于饑餓狀態之中。在得克薩斯州，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窮人。該州居住的貧困家庭，即使領到救濟金和食品券，也僅達聯邦政府最近公布的貧困線每年收入5,500美元的40％。全國各地許多窮人因付不起伙食費，只好到雜貨店買狗食充饑。據估計，在貧民區的雜貨店出售的狗食罐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吃了的。有的窮人因付不起房租，只能住在廢棄的汽車殼或雞舍里。在離美國政府繁華的白宮不到兩英里的貧民區，人卻“像狗一樣生活”。
　　經濟危機使美國窮苦老人的處境更為悲慘。據統計，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人在美國有2,185萬，其中大多數人維持生活的主要來源是靠所謂的“社會保險津貼”。由于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退休的老工人被迫要拿出他們每月領到的社會保險津貼的80％支付房租，以致每月只剩下很少的錢來購買食品，因而大批退休者被迫靠政府補貼的一餐熱湯湊合著過日子，而且有的老人被迫撿垃圾堆里的東西以果腹，冬天無錢取暖，饑寒交迫，貧病交加，在冰冷的房間里悄然死去。
　　經濟危機使美國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女求學更為困難。據估計，目前美國史學青年的實際人數已超過340萬。由于失業嚴重，生活貧困，很多勞動人民無錢送自己的子女上學，有些人即使進了學校，由于家庭經濟所迫，也不得不中途退學去尋找工作，以便養家糊口，但在經濟危機嚴重的情況下，連失業的成年人都很難找到工作，青少年找職業更是難上加難。
　　經濟危機還使美國大城市的“貧困區”更加惡化。在美國各大城市中，都存在日益擴大的貧民窟和貧困區。這里主要是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工人的棲身之地。如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經揭露過的英國曼徹斯特的貧民窟一樣，現在美國的貧民窟也是住房骯臟，破舊不堪，擁擠狹窄，陰暗潮濕，空氣污染，到處是臭水溝和垃圾堆，簡直不適于人住。平時這里的勞動人民在貧困線上掙扎，經濟危機期間生活更加惡化。據1976年9月加拿大《多倫多星報》記者訪問美國第五大城市底特律的報導，該市市區中心靠右的三個行政區基本上是黑人聚居的地帶。在這里黑人失業率高達25％，不滿二十歲的黑人青年失業率幾乎達50％。住房又骯臟、又破舊，有些房屋好像經歷了一場災禍一樣，只留下燒焦的墻壁，打破的窗戶。白天市區內的主要馬路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晚上更是一片凄涼。而在底特律的郊外，卻另外發展了一個漂亮、舒適、整潔的住宅區，那是白人資產階級集中居住的地帶。①所以，目前存在著兩個底特律，一個在市區內，貧窮而骯臟的底特律；一個在市郊外，華麗、富有的底特律，兩者同時并存，形成多么尖銳鮮明的對照！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美國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影。
　　①[加]《多倫多星報》，1976年9月11日。

　　二、公司利潤的增長和兼并浪潮的興起

　　美國工人階級貧困化的增長是美國壟斷資本轉嫁危機，加強對工人階級剝削的結果。所以，在危機期間，我們看到一方面工人階級狀況日益惡化，另一方面壟斷資本集團的利潤收入繼續增長，他們所掌握的財富有了進一步的擴大。
　　美國公司公開發表的利潤數字是大大縮小了的。在過去歷次經濟危機期間，官方統計中公司利潤一般都表現下降。最近，美國商務部為了消除嚴重的通貨膨脹對利潤計算的影響，使利潤指標與其他按固定價格計算的指標可以進行對比，曾對近幾年公司利潤作了某些調整，①并按1972年價格換算。這樣調整和換算的結果表明，1975年的納稅后公司利潤比1974年增長17.9％。1976年又比1975年增長23.0％（據1976年第一至第三季度數字估計）。②這是這次危機期間的一個突出的情況。正因為危機期間公司利潤仍然在增加,1975年利潤中分配給股東的紅利總額（按當年價格計）比1974年增長 4.2％，1976年又比1975年增長9.3％。③
　　不僅企業利潤繼續上升，大企業經理人員的收入也有大幅度的增長。從以下幾個例子，可以看到大企業經理人員的“薪金”、“酬勞金”等收入在危機期間成倍增加的窮苦。
　　①這里所說的調整是指消除物價上漲對“存貨估價”和“折舊提存”兩項的影響。這兩項數字是計算公司利潤額的必要材料，調整后使歷年利潤額的可比性得到改進。
　　②[美]《商情摘要》，1976年11月號第68頁；1977年2月號，第68頁。
　　③[美]《聯邦儲備公報》，1977年3月號，第A.38頁。[美]《現代商業概覽》，1977年3月號，第S－2頁。
　　大企業經理人員“薪金”、“酬勞金”等年收入（萬美元）

　　資料來源：〔美〕《商業周刊》。
　　除了“薪金”和“酬勞金”收入外，大企業經理人員實際上還享有什么“低價選購股票權”、“健康保險待遇”等名目的變相收入，未計入上列數字內。僅以上列兩項數字計算計，1975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的年收入約為全年工作的一個美國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的42倍。如把“低價選購股票權”等特權所得利益計入，聯合工藝技術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格雷的收入高達166.2萬美元，約為一個美國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的120倍。實際上，這些經理人員本人也是大資本家，他們都擁有高額的公司股票和其他證券等財產，這些財產收入還沒有計算在上列數字之內。
　　由于壟斷資產階級的收入連年迅速增加，據美國財政部統計，在美國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大富翁1948年僅有13,000人，1962年增至67,000人，1972年增至180,000人，據估計1976年已增至 240,000人。現在，僅占美國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這一小撮百萬富翁就擁有4,170億美元的凈資產，占美國全部個人凈資產的12％，包括全部公司股票的五分之一。①由此可見，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在經濟危機期間繼續大量積累財富，這是通過以千百萬工人及其家庭的流離失所、無以為生為代價來實現的。
　　①《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76年7月21日。
　　隨著壟斷資本家財富的增長，美國工業部門近兩年來又刮起了兼并風。美國工商業的兼并活動曾在六十年代后期達到高峰，成為三十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次兼并浪潮。七十年代初期，兼并運動走向消沉。在這次危機階段，兼并也不十分活躍，1974和1975兩年兼并事件分別為1,805起和1,288起。可是，到了 1976和1977年，兼并運動又發展起來。最近兩年來的兼并運動具有下列特點：
　　第一、兼并事件總數仍低于六十年代末，但其中大戶頭的兼并事件顯著地增加。1976年，出價1億美元以上的兼并事件達39起，1977年預計增至43起，而1973、1974、1975年僅分別為28起、15 起和14起。在大戶頭的兼并活動中最突出的，是1976年12月“通用電氣公司”以21.7億美元的股票吞并“猶大國際公司”。這是迄今在吞并中出價最高的一起。在1976—1977年間，還有3起出價在5億美元以上，1起在4億美元以上，4起在2億美元以上。①。
　　第二、近兩年來企業兼并活動，不像以往那樣以大企業或特大企業吸收同行中瀕于破產的中小企業為主，而是大企業兼并別的部門或別的行業的大企業或中等企業；兼并的對象也不是在風雨飄搖中，因而要價較低的企業，而是那些經受危機襲擊后營業比較有起色的企業。
　　①[美]《商業周刊》1977年11月14日，第177頁。
　　第三、兼并的目的是以實現經濟活動的“多樣化”或吞并一些與能源有關或擁有原料資源的企業為主。在六十年代后期通過兼并曾出現不少“跨部門企業的聯合 ”（Conglomerates）。最近，這種兼并形式已不那么流行了。目前的“多樣化”兼并形式發生在業務上雖不同屬一個部門，但性質還比較接近或具有某些聯系的企業之間（例如1975年底特律市的弗呂霍夫公司吞并密爾沃基市的凱林公司，前者生產雙輪拖車和運貨箱，后者生產起重機、掘土機等），而“跨部門企業的聯合”發生在一些互不相關的部門（例如機器制造業與食品工業或旅游業）的企業之間。①還有一些容易成為兼并對象的企業是與能源有關或擁有自然資源的企業。上述的“通用電氣公司”吞并“猶大國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攫取后者的煤礦資源。②
　　第四、以英國、西德為首的外國壟斷資本也進入美國市場購買美國企業。例如，1977年西德貝爾公司購買邁爾斯實驗室，瑞士納士列公司購買阿爾康實驗室等。據美國方面的統計，以歐洲公司為主的外國公司，于1975年兼并了39家美國公司，共付價款3.38億美元，1977年1至9月，兼并了59家，共付價款5.9億美元•
　　①[美]《華爾街日報》，1977年2月18日，第1、17頁。
　　②[美]《商業周刊》，1977年2月18日，第179-180頁。
　　根據美國報刊的報道，近年來美國企業兼并運動之所以又流行起來，主要是由于美國壟斷資本企業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加強對內和對外轉嫁危機的負擔，大大地減輕自己蒙受的損失，因而能繼續積累巨額的現金。它們急于要為這些巨額的現金尋找投資的出路。但目前工業中生產能力過剩現象仍較嚴重，而機器、設備等價格又不斷上漲，因此，許多壟斷資本企業不愿把全部過剩資金供建立新廠房或創辦新企業之用。同時，由于經濟回升乏力，投資活動呆滯，股票市場上一般企業股票價格較低，所以，壟斷資本又認為建立新工廠，創辦新企業，不如購買舊企業較為有利，目前在美國投資界流傳的所謂“購買比自建要低廉得多”的說法，就是反映這個情況。此外，美元匯價的不斷下降又大大地促進外國壟斷資本涌入美國市場。這樣，外國資本、特別是西歐資本在最近的美國兼并運動中也占了一個重要地位。
　　列寧指出，危機“大大加強了集中和壟斷的趨勢”。①這次美國企業兼并高潮雖然是在危機過后的回升時期興起的，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仍然是這次經濟危機發展的結果。通過最近兩年的兼并活動，美國壟斷資本的勢力顯然又有了若干的擴大。一方面美國無產階級貧困化加深了，另一方面美國壟斷資本的財富卻進一步膨脹起來，這就意味著美國壟斷資本同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將更加趨于激化。
　　①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集，第201頁。

　　三、經濟危機加深了社會危機

　　在深刻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的雙重打擊下，美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更加陷于貧困和破產的境地，他們積極投入反對壟斷資本轉嫁危機的斗爭，但也有不少人，特別是失業、失學的青少年，找不到工作做，生活困難，精神苦悶，對現狀不滿，于是以搶劫、打架、行兇等行為來表示對社會制度的反抗；還有一些人陷入消極悲觀的絕望之中，于是通過酗酒、吸毒來麻醉自己，不但殘害自己的健康，而且還破壞社會秩序、家庭安謐，有的甚至還走入自殺的絕境。另一方面，美國壟斷資本在國內外矛盾加劇下，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瓦解人民的斗志，以維持其反動統治，更加加緊用糜爛、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來毒害人民、特別是毒害廣大青少年。因此，在經濟危機期間，就有更多的人走上了墮落和犯罪的道路，使美國原已存在的社會危機更加嚴重起來。以下從犯罪案件激增、吸毒盛行、自殺增多、家庭分裂和離婚增加等方面，對這個問題略舉一些事實來加以說明：
　　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公布的數字，1974年在美國發生的“嚴重犯罪”案件（包括殺人、強奸、搶劫、盜竊等）達1,019萬多起，比1973年增加了17.6％，相當于1960年的三倍，成為聯邦調查局自1930年開始搜集全國犯罪資料以來的四十五年中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年。據此推算，1974年在美國平均每天發生的嚴重犯罪案件竟高達27,923起，每小時有1,163起，也就是說平均每三秒鐘即發生一起嚴重犯罪案件。1975年，在美國發生的嚴重犯罪案件將近1,130萬起，比1974年又增加10％；1976年上半年，僅紐約市的嚴重犯罪比上年同期又猛增了18.5％。這些數字還沒有包括數量更大得多的一般犯罪在內。
　　從六十年代初以來，除少數年份外，美國的犯罪率呈逐年增加、扶搖直上的趨勢。從1960年到1975年的十五年間，美國的人口增加了15％，而在這期間，搶動、偷盜等犯罪活動卻增加178％。同期，嚴重犯罪率上升了180％。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經濟危機而造成的大量失業、失學，迫使許多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1975年，在美國因犯罪曾被捕過的800萬人中，有340萬、即 42％是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聯邦司法部在一項調查報告中驚呼：“學校里的暴行問題嚴重，損失巨大，現在已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必須由聯邦政府予以解決。”另一個現象是，近幾年來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的活動特別猖獗。據官方估計，在美國現有50多萬人是所謂“職業犯罪者”和“有組織犯罪者”。他們以犯罪為主，裝備著重型武器，有組織地進行著一系列危害美國人民生命財產的犯罪活動，弄得社會不安，人心惶惶，商店不敢照常營業，學生不敢上學，警察不敢單獨巡邏，使美國許多地區成了恐怖世界。
　　恩格斯指出：“當無產階級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一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而“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①。近年來，美國犯罪活動的大量增加與嚴重的經濟危機有直接的聯系。一位黑人社會工作者說，犯罪活動的增加，這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犯罪集團問題，而是一個青年問題，一個社會問題，主要是由于經濟危機造成的大量失業、失學的痛苦和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的毒害，迫使許多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底特律警察局證實，該市每個犯罪集團大約有三十至四十成員是長期失業需要救濟的。紐約市市長比姆也公開承認：“國家的經濟狀況可能是犯罪增加的主要因素，不但在紐約如此，而且全國也這樣”。
　　①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9、175頁。
　　嚴重的犯罪活動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和社會輿論的嚴重不安。美國資產階級報刊不得不承認“犯罪的增長十倍于人口的增長”，驚呼美國“害了一種嚴重的流行病 ”。1975年10月蓋洛普“民意”調查，城市居民把犯罪看作城市最嚴重的公共問題，而在1949年同樣的調查，則把犯罪問題僅列為城市中第六位嚴重問題。①
　　近幾年來，美國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口號下，采取了增加執法經費、增建監獄、增加檢察和執法人員，恢復死刑等措施來對付犯罪活動。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會員銀行設在全國的4,700個營業機構中，有97％的出納處裝有防盜警鈴，99％的現金庫房和貴重財物貯藏室裝有防盜警報器，80％的接待室裝有照相設備。②但是裝備現代化的警察和防盜設施仍然解決不了犯罪問題。1975年財政年度中，對金融系統作案的，增加近51％。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給闊老們提供私人保鏢的行業生意發達，每年平均增長10-15％。目前，這個行業已遍布全國，雇傭人數估計達50萬到100萬人，一年營業額達120億美元。
　　社會動蕩，生活艱難，精神上的苦悶和絕望情緒的滋長，造成毒品泛濫，吸毒更加盛行。據估計，美國吸食大麻的人數已達 2,000多萬人，占美國總人口10％以上。吸食烈性毒品海洛因上癮的人數已由1974年年初的30萬人迅速上升到1975年6月的72.5萬人，①比 1974年增長1.5倍。二十年前吸食海洛因者還只限于少數過夜生活的人，十年前發展到城市貧民，而今天已波及到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軍隊中吸毒也十分普遍。
　　①[美]《華爾街日報》，1976年4月4日，第6頁。
　　②[美]《聯邦儲備公報》, 1975年12月號，第844-845頁。
　　吸毒嚴重地摧殘了美國人民的健康，對美國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許多青少年因吸毒而喪失勞動力，大量的人因吸毒而中毒死亡。美國醫學界人士1970年下半年在美國參院作證時透露，六十年代后期，美國國內已有14萬青年因吸食大麻和迷幻藥中毒死亡。據白宮專家說，現在美國每年因吸毒而死亡的有15,000人以上，每年用于吸毒的費用達100億至170億美元。白宮專員憂慮不安地說：“所有這些現象都是不祥的征兆”。②
　　生活困難，前途渺茫，還使更多的人走上自殺的道路。據美國官方公布的顯然大大縮小了的數字，1955年美國自殺的人數為16,760人，1973年上升到24,440人。 1974年頭兩個月自殺的達3,560人，而1973年同期是3,400人。據統計學家說，如果把所有自殺的案件都列上名單，那末自殺將占死亡案件第四到第五位。③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老年人的自殺率，一般是最高的，青年人自殺的人數急劇上升。今天，自殺在美國青年中是最普遍的死亡原因，僅次于工傷事故。 1974年7月至1975年6月，15—24歲的青少年中間企圖自殺的，大約有7萬到8萬人，其中約有3,500人到4,000人自殺而死。耶魯大學副院長、精神病學副教授庫默在對許多自殺者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作了廣泛調查后承認：“引起自殺事件增多的原因不僅是個人問題，而且有巨大的社會因素。”在經濟危機日益深化的美國，許多青年面臨“畢業就是失業”的困境，在四處碰壁，走投無路，對個人前途失去信心，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極端不滿的情況下，被迫紛紛走上自殺的道路，以消極的方式來反抗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
　　①[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75年6月30日，第29頁。
　　②[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76年6月30日。
　　③[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74年7月1日。
　　離婚問題越來越嚴重，家庭關系極不穩定，這也是美國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據美國官方統計，1974年，美國離婚的有96.5萬對，比1973年增加6萬對，離婚率為43.2％。Q① 1975年，結婚的有210萬對，比上年減少24％；離婚的第一次超過100萬對，比上年增加了6％，比十年前增長一倍以上，離婚率達到了新的高峰，上升到48％；①市面上“賀”人離婚的卡片已大量出現，卡片上公然寫著“祝賀你離婚了”。這充分反映美國生活方式的極端腐朽和社會道德的墮落。
　　現在，美國有一千多萬兒童只跟一個家長（父親或母親）生活，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由父母離婚所造成的。父母離婚，家庭破裂，減少了父母對子女的管理和教育，有些孩子忍受不了困苦的家庭生活和繼父母的歧視虐待，便紛紛逃離家庭，流浪街頭，男孩淪為刑事犯，女孩淪為娼妓。
　　①離婚率：指當年結婚對數與離婚對數的比例。下同。
　　②[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975年10月27日，第32頁；[美]《華爾街日報》，1976年4月27日。
　　所有這一切都是美國社會危機加重的癥象。在美國歷史上，我們也常常看到經濟危機的發展導致社會危機加重的現象，但這次經濟危機特別嚴重，因而它對加重社會危機所起的作用也特別顯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和頻繁化，已經表明了美帝國主義腐朽性和反動性的日益增長，而社會危機也隨之惡化，這又進一步表明美帝國主義己病入膏育，正在加速走向衰敗和沒落。

　　四、美國工人運動新高漲

　　哪里有壓迫和剝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爭。在美國壟斷資本家轉嫁危機的重壓下，美國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為反對失業和解雇、要求獲得工作、改善勞動條件、保證生存權利，掀起了戰后空前規模的罷工浪潮。據美國官方統計，1974年全年的罷工斗爭共6,074起，達到美國官方有罷工統計以來的創紀錄數字，參加的人數達278萬人。罷工使壟斷資本家損失的工作日達4,800萬個，比1973年增加43％。1975年工人罷工斗爭繼續發展。廣大工人喊出了“他們要削減工人，我們要堅決反擊” 的口號。他們用罷工、示威、集會抗議等形式展開斗爭。1975年發生了5,031起罷工，參加的人數達175萬人。罷工使壟斷資本家損失了3,124個工作日。①
　　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的罷工斗爭，不但參加的人數眾多，而且斗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僅在1974年，10萬人以上的罷工斗爭就有：2月份10萬自備卡車司機在42個州范圍內舉行的罷工，6月份11萬成衣工人的全國大罷工，8月和11月份12萬煤礦工人的兩次大罷工。萬人以上的罷工更是多次發生。有很多起罷工堅持幾個月之久，有些甚至堅持一兩年。例如有名的法拉赫公司成衣工人大罷工堅持了22個月并取得了勝利；加利福尼亞州墨西哥族農業工人罷工堅持了一年多；加利福尼亞太陽谷橡膠工人的大罷工堅持了兩年多，煤礦工人的全國大罷工使分布在美國全國25個州的4,600多個礦井被迫關閉。這些礦井的產量占美國全國煤炭總產量的70％。西方通訊社指出：這次規模巨大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對于“美國正在下沉的經濟”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對鋼鐵、汽車和鐵路等部門打擊最重，使美國壟斷資本家損失了約50億美元。
　　①[美]《每月勞工評論》，1977年3月號，第127頁。
　　許多行業和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的職工，沖破政府不準罷工的禁令和黃色工會頭目的阻撓和破壞，冒著被罰款、逮捕的危險，舉行了罷工，1974年4月，美國一家通訊社的工人舉行了該社成立17年來的“第一次罷工”；6月，在3個州100多個城市的11萬名成衣工人舉行了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大罷工。賓夕法尼亞州電燈公司的5,000名電表查電員、安裝工人、電廠運轉工人也舉行了這個州公用事業、企業中的“第一次罷工”。7月，洛杉磯水電部門的5,000多名職工不顧法院的禁令而舉行了罷工，這也是30年來的第一次。1975年7月，在康涅狄格州格羅頓一家為美國海軍制造核潛艇的工廠的10,000名工人舉行了罷工，這是該州15年來最大的一次罷工。向來較少舉行罷工的醫務人員和學校教職員等，也因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越來越多地開展罷工抗議斗爭。1975年3月，紐約市21家公、私立醫院的4,000醫生，為了改善勞動條件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罷工，迫使醫院當局接受了醫生們選派的代表參與決定工作時間和工種限制。底特律克雷斯特伍德地區的教師沖破了該州禁止教師罷工的法律，于1974年12月至1975年1月舉行了罷工。
　　斗爭鍛煉了工人，工人在斗爭中加強了團結。在很多地方，在業者和失業者，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共同開展反擊壟斷資本家轉嫁經濟危機的斗爭，反映了美國工人階級互相支持，團結戰斗的精神日益增強。舊金山市市政工人大罷工時，得到了這個城市其他各行各業的支持。墨西哥族農業工人的罷工和法拉赫成衣工人的罷工都得到了全國各地的支持。在美國幾十個重要城市里，都組織了有各界人士參加的支持法拉赫制造公司女工罷工委員會。他們所開展的抵制這家公司產品的運動，極大地鼓舞著堅持長期罷工的女工的戰斗意志，有力地打擊了這家公司的資本家，最后迫使資本家承認了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佛羅里達州市梅德蝦肉加工廠的女工，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的罷工達半年之久，粉碎了廠主企圖用失業黑人沖擊罷工工人的糾察線，制造種族沖突，分裂工人運動的陰謀。罷工工人臂挽著臂，組成一道人墻，高呼：“白人、黑人團結起來，我們決不動搖”。1975年4月26日 ,來自許多地方的60,000名在業工人、失業工人以及其他階層的人，包括鋼鐵工人、成衣工人、通訊工人、郵政工人、貨車司機、電氣工人和市政雇員等各行業的工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大規模的群眾集會，要求保障就業和改善經濟條件，強烈抗議資本家向勞動人民轉嫁經濟危機。許多地方的工人喊出了這樣的口號：“工人們團結起來！共同的敵人，共同的戰斗！”伯利恒鋼鐵公司的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多次聯合起來同壟斷資本家進行斗爭。一些鋼鐵工人為了加強各廠工人之間的聯系，交流斗爭經驗，還籌辦了本行業的全國性報紙。由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組成的反擊壟斷資本家轉嫁經濟危機委員會在一個又一個城市出現。盡管當局進行鎮壓，但一些城市的這類委員會卻更加發展壯大，更富有戰斗性。
　　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經歷和一再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使美國許多工人越來越認識到，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工人失業和生活困苦的根源，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繼續進行戰斗。1975年12月底，來自30個城市、70多個組織的 1,300名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代表，在芝加哥召開了全國性會議。一些代表在會上憤怒指出，造成工人大批失業、工人遭受壓迫和剝削的根源在于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號召在業工人、失業工人和各階層人民進一步加強團結，共同開展反擊壟斷資本家向工人進攻的斗爭。
　　1976年，美國經濟雖略有回升，但自夏季開始又出現明顯的停滯，物價繼續上漲，失業人數由6月份的686萬增加到11月份的780萬人，美國工人運動又出現了新的高漲。全年共發生罷工5,600起，參加的人數達250萬人，比1975年多75萬人。罷工使資本家損失3,800萬個工作日。①1976年美國工人罷工斗爭不但聲勢浩大，參加的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而且還涌現了更多的富有戰斗性的普通職工的組織。失業工人也成立了30多個地區性組織，并向全國性組織發展。美國《革命》月刊指出，這些組織為工人階級的運動訓練了戰士，提高了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性，對斗爭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一些革命組織還注意將工人的經濟斗爭同政治斗爭相結合，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反對超級大國的戰爭準備！”“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斗爭！”等政治口號。
　　①[美]《每月勞工評論》，1977年3月號，第127頁。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在接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曾高興地表示：“寄大的希望于美國人民”。①當前，美國的工人運動正在尖銳的階級斗爭中發展，顯示了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正在進一步覺醒。隨著美國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美帝國主義的日益腐朽沒落，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美國工人運動必將有更大的興起，美國人民是大有希望的。
　　①毛主席1970年12月的一次談話，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

　　與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發生的同時，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生了經濟危機。所以，美國這次經濟危機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斯大林指出：“世界經濟危機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各種矛盾的暴露和尖銳化。”①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國家，它的工業生產、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都占世界首位，美元仍是世界上主要的儲備貨幣。在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壟斷資本加緊向外進行經濟擴張和轉嫁危機，就必然要加劇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國家的各種矛盾。
　　①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7頁。

　　一、美帝同第三世界國家矛盾更加激化

　　美國壟斷資本為了擺脫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除了加強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把危機的損失轉嫁到國內勞動人民的身上以外，并且以鄰為壑，利用下列方式向第三世界國家轉嫁經濟危機：
　　（1）加強不等價交換：美國壟斷資本組織在經濟危機期間利用自己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上較大的買主或賣主地位，竭力壓低原料產品的進口價格、抬高工業品和糧食的出口價格以榨取更多的利潤，并通過加強不等價交換，使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獲得更為有利的條件。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材料，“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初級產品（燃料除外）價格（以美元計算），1975年4月比1974年同期下降56％。其中倫敦國際市場上的銅價從每噸1,268英鎊猛跌為561英鎊，西非的棕櫚油從每公噸1,455美元跌至444美元。美國大量進口的糖、橡膠、咖啡、可可等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幅度都很大，例如菲律賓的糖出口價從1974年第四季度到1975年8月下降57％，巴西的可可出口價從1974年第四季度到1975年7月下降37.6％。與此相反，本來一直高昂的美國工業品價格卻繼續上漲。1973年第三季度，美國出口價格指數為127.2（1970年＝100），1974年第一季度為147.1，1975年第一季度又增至 178.5，計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上漲了40.3％。美國出口貿易中以工業品占多數，所以，美國出口價格指數的上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美國出口的工業品價格的上漲。
　　美國每年還出口大量農產品，而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價格在這幾年內也很高昂。我們知道，在1972-1973年糧食年度，世界糧食歉收，蘇聯乘機在美國和世界糧食市場大肆搶購了近3,000萬噸糧食，使小麥和其他谷物價格暴漲。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蘇聯于1975年再次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搶購大量糧食，又造成世界市場上糧食供應緊張。美國壟斷資本利用這個機會把糧食價格繼續保持在高昂的水平上。1972年美國墨西哥灣口岸的小麥批發價平均每蒲式耳不過1.90美元，1973年漲至3.81美元，1974年高達4.90美元，1975年保持在4.06美元；玉米批發價格1972年平均每蒲式耳1.48美元，1973年和1974年分別漲至2.48美元和3.36美元，1975年保持在3.03美元。①
　　總之，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工業品和糧食價格都很高昂，而重要進口原料價格卻劇跌。這樣，第三世界國家（石油輸出國除外）同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的交換條件大為惡化，因而在對外貿易中蒙受很大的損失。
　　（2）擴大軍火輸出：在這次經濟危機打擊下，美國百業蕭條，而軍事工業卻“一枝獨秀”。美國壟斷資本大做軍火生意，把擴大軍火輸出作為轉嫁經濟危機的重要手段，而第三世界國家成為美國推銷軍火的主要市場。1974年美國軍火出口達83億美元，比1973年的39億美元增加一倍多，相當于六十年代后期年銷售額的7倍，其中大約70億美元的軍火是輸往中東地區的。通過軍火出口，美國從第三世界國家吸收巨額的外匯，使大量的“石油美元”②流回美國，改善了美國國際收支。1974年美國武器外銷額約相當于同年美國進口石油總值的34.5％。可見，美國統治集團已把軍火出口作為奪取“石油美元”流回美國的一張王牌。
　　在國外軍事訂貨的刺激下，美國軍事工業生產不斷增長。以1975年1月同1973年11月相比，美國工業生產總指數下降12.5％，而“國防和空間設備”工業的生產卻上升了3.6％，1975年美國軍事工業總產值比1974年增加9％，而工業生產總指數卻下降8.9％。隨著生產的增長，軍事工業的利潤也增長很快。1974年，研究導彈裝置和電子設備的雷西安公司的利潤達19億美元，比1973年增長21％，為十年來最高紀錄。美國報刊承認：“對美國武器制造商來說，向國外出售武器，已經成為他們業務中獲利最高的一項。”
　　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1977年8月號，第35—37頁
　　②自石油提價以來，石油輸出國組織向國外輸出石油所得的外匯盈余，因絕大部分是以美元收進的，故通常稱作“石油美元”。
　　（3）資本輸出：在經濟危機期間，第三世界國家，在帝國主義加強對它們進行不等價交換的剝削下，對外支付能力越來越被削弱，國際收支經常發生巨額逆差。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和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投資和貸款方式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本輸出。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發展援助委員會”報告，1975年美國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公私資金共達173.66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國民收入的1.15％，創美國歷史最高紀錄。①在這總數中有美國壟斷資本的資本輸出，也有美國政府的“對外援助”資金。美國壟斷資本就是利用擴大資本輸出來支持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商品輸出，并力圖以日益增多的投資和貸款為手段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控制和掠奪。從其作用來看，現階段這種資本輸出與美國壟斷資本向本國勞動人民提供的消費信貸、房屋抵押貸款、信用卡等等有若干相似之處。
　　①《國際貨幣基金概覽》，1976年10月 13日，第336頁。還必須指出，壟斷資本集團向國外投資，當然首先是為了攫取高額利潤。據美國商務部發表的數字，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獲得的利潤額，1973年為58.4億美元，1974年為79.3億美元，1975和1976年分別為67.0和69.7億美元。（[美]《現代商業概覽》，1977年8月號，第42頁）
　　（4）利用種種借口限制若干外國商品的進口：美國政府往往以反對外國商品“傾銷”或或保護本國工業不受損害為名給外國若干商品的進口規定限額或設置其他障礙，例如，1974年美國限制墨西哥一系列傳統商品進口，使墨西哥輸往美國的紡織品數量下降了80％；墨美邊境貿易因受美國的限制而大量縮減，使墨西哥原來依賴美國出口市場的若干加工工業企業紛紛減產或關閉。
　　美國壟斷資本向第三世界國家加強轉嫁經濟危機對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巨大的困難如下：
　　第一、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逆差擴大：除石油輸出國因石油提價獲得較大的貿易順差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情況大多數顯著地惡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石油輸出國以外的“欠發達國家”（約略相當于第三世界國家）在1973—1975年間對美國進出口貿易總值變動如下：
　　“欠發達國家”（不包括石油輸出國）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總值（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貿易方向，1970—1976年》。
　　上列數字表明由于進出口價格的對比不利于第三世界國家，1974年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的出日貿易總值增長速度落后于進口貿易，到1975年甚至還下降，其結果是貿易逆差急劇增加。
　　第二、國際收支惡化、外使激增：隨著外貿逆差增加，國際收支情況也惡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的材料，75個非石油輸出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逆差，合計從1973年的70億美元增至1974年的324億美元，1975年的422億美元。由于國際收支不平衡加劇，這75個國家的外債總額（政府和私人外債合計）也從1973年底的930億美元增至1975年底的1,408億美元。①
　　第三、進口工業品價格的飛漲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4年拉丁美洲國家的通貨膨脹年率超過15％的有16個，而在1961—1972年間不過有三、四個這樣的國家。非洲國家通貨膨脹年率超過15％的也有二十多個。東南亞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也都創本國的最高紀錄。
　　第四、以上三方面情況不能不影響第三世界國家國內的整個經濟發展，使許多國家生產萎縮，失業人數激增。以東南亞國家為例，1974年馬來西亞的紡織業減產25％；菲律賓的銅礦開采由于銅價下跌而趨于停滯；新加坡工廠倒閉的有160家；截至1974年11月底泰國工商業企業倒閉的有1,213家，占企業總數的21％。各國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1974 年，菲律賓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7％，半失業人數占20％；印度尼西亞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9％，半失業人數占25％。非洲和拉美國家經濟的惡化情況也與東南亞國家相類似。
　　①《國際貨幣基金概覽》，1977年9月5日，第282—283頁。
　　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在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重損害下，加強了反對帝國主義控制、掠奪、剝削和轉嫁經濟危機的斗爭。首先，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進一步團結起來，以石油輸出國為榜樣，成立更多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和原料生產國組織。近年來，這兩類組織已各有二十多個。參加原料生產國組織的第三世界國家有八十多個，它們生產和出口石油、鐵礦砂、鋁土、天然橡膠等二十多種原料。①這些經濟合作組織正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發展，例如拉丁美洲國家在已建立的四個區域合作組織的基礎上，于1975年8月成立了全洲性的拉美經濟體系，它目前已擁有25個成員國；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區國家集團的成員國已從 1975年6月成立時的46個發展到1977年的52個；石油、鋁土、香蕉、可可等八個原料生產國組織正在商討成立統一的世界原料生產國協會理事會。②
　　其次，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通過雙邊關系，加強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還建立了一些不受國際金融壟斷組織控制的金融合作機構，為第三世界發展民族經濟提供援助，例如石油輸出國除了通過雙邊關系提供大量資金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外，還于1976年成立8億美元的特別基金，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或進行發展項目而需用資金的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息的長期貸款，1977年又把這個特別基金擴大到16億美元。又例如非洲經濟發展阿拉伯銀行，從1975年成立以來到 1977年，已向26個非洲國家提供26項基本建設工程的資金。
　　第三、在重要國際會議上，第三世界國家協調立場，密切配合，為爭取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斗爭，特別是在保證原料的合理價格、采用商品綜合方案來避免原料輸出國貿易條件的惡化、維護領海權和海洋管轄范圍、減輕外債負擔等重大國際經濟問題上，都發揮了團結戰斗的強大威力。同時，為了加強反霸的經濟力量，第三世界國家還積極發展與第二世界國家的經濟聯系。1975年，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46個國家同西歐共同市場九國簽訂的“洛美協定”以及中東石油生產國分別同西歐國家、日本簽訂的直接供應石油的協議，都有助于改善第三世界國家的對外經濟地位。
　　①《新華月報》，1977年第8期，第274頁。
　　②《新華月報》，1977年第8期，第274—275頁。
　　最后，第三世界國家還采取果斷行動，擺脫外國壟斷資本的侵入和控制，并根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緊發展民族經濟。許多國家對設立在國內的外國跨國公司企業實行限制、監督和管理，在很多情況下還實行國有化。同時，還大力扶植民族工業，以逐步擺脫對外國工業的依賴，并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糧食自給，改變單一種植制，實行多種經營的方針。
　　總之，經過這次經濟危機，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今后美帝國主義企圖通過加強對外經濟擴張和剝削繼續轉嫁頻繁發生的經濟危機，必將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

　　二、美帝同第二世界國家矛盾的加劇

　　經濟危機加劇了美帝國主義同第二世界國家、特別是同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和日本的爭奪市場斗爭。斗爭是在貿易、投資和貨幣領域展開的。爭奪的主要對象既包括雙方相互間的市場、也指向第三世界和蘇聯的市場。
　　（1）美帝同西歐、日本相互爭奪對方市場的斗爭：
　　在貿易方面，西歐國家和日本在美國出口貿易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1973年，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出口值約占美國出口貿易總值的23.5％，對日本的出口值約占總值的11.6％,兩者合計約占美國出口貿易的三分之一以上。反過來，同年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值約占西歐共同市場出口總值的 7.5％。（因共同市場國家相互間貿易量很大，致使美國市場所占比重較低），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值卻占日本出口總值的25.9％。①可見，美國在日本出口貿易中所占地位比在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出口貿易中所占地位高得多。但如果在西歐共同市場的出口貿易中除去共同市場國家間的相互貿易額，那么，美國在共同市場國家的出口額中所占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為美國同西歐、日本的相互貿易十分巨大，又由于這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幾乎同時襲擊美國和西歐、日本，所以，1974年以后，雙方為了爭奪對方的市場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明爭暗斗。例如，在降低關稅問題上，美國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多邊談判（即從1973年9月開始的所謂“東京回合”，后來移至日內瓦舉行）中，提議與會國對各種商品的進口一律削減50％，而西歐共同市場國家針對美國關稅稅率平均比共同市場高這一事實提出高關稅多減、低關稅少減的方案作為抵抗，從而使談判長期不能達成協議。此外，美國在農產品貿易問題上，一再要求西歐共同市場改變農業政策，對美國農產品擴大開放，但為共同市場所拒絕。隨著這次經濟危機的發展，美國同西歐和日本在撤銷或限制“非關稅壁壘”問題上也不斷發生爭吵。所謂“非關稅壁壘”就是美國在通常征收關稅以外所采取的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的措施，如增收“反傾銷稅”，規定進口商品的限額等。美國工商界曾要求政府對從西歐、日本進口的鋼鐵、汽車等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作為開征“反傾銷稅”的準備，美國政府考慮到西歐國家和日本有可能采取報復措施，才未采取這項行動。
　　①國際貨幣基金：《貿易方向，1969—1975年》。
　　總的看來，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從1974年到1976年，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的出口值歷年有所增長（按當年價格計），但在出口貿易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數，于1974年和1975年稍見下降，1976年略有上升，但仍未恢復到1973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的貿易順差卻有較大的增長。至于美國對日本的出口貿易，1975年下降較大，1976年稍見恢復，但仍未達到1974年水平，在美國出口貿易中所占的百分數，于1974年和1975 年連續下降，1976年也不過維持1975年的水平。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也有擴大，1976年的逆差額約相當于1973年的3.5倍。可見，經過這次經濟危機的襲擊后，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的出口貿易，在美國出口貿易總值所占的地位變動不大，但順差卻有較大的增長；對日本的出口貿易無論在相對地位上或進出口差額上卻都惡化了。1973—1976年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的出口貿易在美國出口貿易總值中的地位見下表：
　　1973-1976年美國時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的出口貿易（億美元）

　　減號：逆差；加號：順差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貿易方向，1969-1975》；《貿易方向》，1977年4月號。
　　反過來看，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貿易在這次危機期間卻都是惡化的，特別是在1975年，不論在出口值方面或是在所占比重方面都顯著地下降，1976年雖有所恢復，但在比重方面仍比1973年低得多，具體數字見下表：
　　1973—1976年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貿易（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貿易方向，1969—1975年》；《貿易方向》，1977年4月號。
　　把以上兩表的數字結合來看，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1975年，一方面美國對日本、另一方面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對美國的出口貿易都顯著地下降，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的出口貿易也基本上保持1974年的水平。這說明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襲擊下，美國同西歐共同市場、日本通過貿易的渠道相互轉嫁危機，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而雙方相互貿易的萎縮又反過來加重了經濟危機。（2）到1976年，美國同西歐共同市場、日本的相互貿易比危機前的 1973年已有了較大的增長，但雙方所占的比重都還沒有達到1973年的百分數。這表明美國、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在這期間都加緊向其他地區特別是第三世界的石油輸出國進行貿易擴張，以達到轉嫁危機的目的，所以，美國同西歐、日本相互間貿易所占的百分比有所下降。（3）在第二世界國家中，通過這次經濟危機，美國同日本在貿易領域中矛盾的激化最為突出。到1970年，日本對美國的出口貿易在絕對值上有大幅度的增長，但在日本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還沒有恢復到1973年水平，而美國對日本的出口貿易不僅所占的比重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而且逆差又大為擴大，所以，美國同日本相互爭奪對方市場的斗爭在目前階段是十分尖銳的。
　　在投資方面，美國同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和日本相互間都有巨大的投資。從1973年底到1975年底，美國在歐洲的直接投資額從332.6億美元增至495.3億美元，約增加30％，其中大部分是在西歐共同市場國家。而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在美國的直接投資總額同期從102.5億美元增至136.3億美元，約增加33％，可見，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稍快一些，但雙方的增長率相差不遠。同期，美國在日本的直接投資總額從2.59億美元增至8.58億美元，約增長2.3倍，①近年來西歐和日本對美國的投資雖然增加很快，但由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較大，西歐和日本資本的大量涌入，目前在美國經濟上、政治上還不發生顯著的影響。不過，這種趨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勢將改變美國、西歐和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加劇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
　　最后，在貨幣方面美國同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也有矛盾。自1971年和1973年美元兩次正式貶值后，建立在美元霸權地位上的資本主義貨幣體系已告崩潰。近年來，各國貨幣（包括美元）的對外匯率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在市場上“浮動”的辦法。由于匯率的漲跌直接影響進出口貿易，同時還影響長期和短期資本的輸、出入，美國同西歐和日本的貿易戰和投資戰也經常在貨幣戰中得到一定的反映。
　　美元自 1973年2月第二次正式貶值后，美元對外匯率下降幅度較大。1974年初，美國政府撤銷了過去為了“保衛美元”而實施的限制私人資本輸出的一些辦法，私人資本的外流因而有所增加，這又起了壓低美元對外匯率的作用。這樣，在各國貨幣各自“浮動”下，1974年，用全年平均匯率來比較，美元對西德馬克的匯率比美元兩次貶值前的1970年下降34％，對法國法郎下降20％，對瑞士法郎下降42％，對日元下降16％。②美元匯價的下降有利于美國出口貿易的擴張。 1974年美國出口貿易總值比1973年增長38％，雖然一部分是反映出口價格的上漲，但如消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后，仍然有較大的增長。造成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元匯率較低也是其中之一。作為美國的競爭對手，西歐國家和日本對美國出口貿易因美元匯率下降而處于較為有利地位，當時都感到不滿。1975年 5月，法國總統德斯坦就曾對美國記者說：“從經濟現實情況看，美元的貶值目前是沒有道理的，我認為我們必須回到一種比較穩定的制度上來。”所以，圍繞著建立新的資本主義貨幣體系，協調各國貨幣的匯率等問題，美國同西歐國家、日本等不斷發生爭吵。
　　①[美]《現代商業概覽》，1976年8月號，第35—39頁。
　　②據聯合國《統計月報》登載的平均匯率計算。
　　1976年是歐洲各國貨幣匯率動蕩的一年，英鎊、意大利里拉、法國法郎都表現不穩。因此在國際外匯市場上出現了美元匯率堅挺的現象。同時，美國出口貿易又有停滯的趨向（1976年金年出口貿易比1975年僅增加6.8％），貿易逆差也顯著擴大。于是就輪到美國方面來攻擊西德馬克和日元的匯率過低了。當時美國要求西德馬克和日元升值，也就是使美元時這兩種貨幣的匯率下降。1976年10月18日，西德馬克對參加“聯合浮動”的西歐其他貨幣實行2—6％的升值，美元對西德馬克的匯率也相應降低了一些。但美國壟斷資本還認為不足，特別是對日元匯率不滿，繼續對日本施加壓力，要求讓日元向上“浮動”，也就是升值。所以，圍繞美元同日元的匯率問題上，美日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2）美帝同西歐、日本爭奪第三世界市場的斗爭：
　　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打擊下，美帝同西歐、日本不僅相互間加緊爭奪對方市場，而且還展開爭奪第三世界市場的激烈斗爭。在目前階段，第三世界市場又可分為石油輸出國的市場和非石油輸出國的市場兩部分。由于石油輸出國的外匯儲備充裕，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力強，不論美國也好、或第二世界國家也好，都力圖在石油輸出國市場上大量推銷商品，吸收“石油美元”的回流。據國際貨幣基金統計，1972—1976年間“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對石油輸出國的出口貿易數字如下：
　　1972—1976年“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對石油輸出國的出口貿易總值（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貿易方向，1970—1976年》，第8、56、162、254頁。
　　上表的數字表明，經過這次經濟危機后，到1976年，美國在石油輸出國的商品進口市場上仍占領先地位，但在個別年份，西歐和日本的增長速度曾超過美國。同時，西歐共同市場對石油輸出國的出口總值要比美國大得多，日本也有逐漸接近美國之勢，所以，今后從較長期看，美國在這個市場的優勢是不易維持的。
　　再從進出口貿易差額來看，由于美國、西歐和日本都進口大量的石油，隨著石油提價，石油輸出國對美國、西歐和日本都有巨額的貿易順差。1973年以來，石油輸出國對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貿易順差變動如下：
　　1973—1976年石油輸出國對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貿易順差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貿易方向，1970—1976年》，第8、56、162、254頁
　　可見，美國對石油輸出國的出口貿易雖有較大的增長，但貿易逆差也在擴大，而西歐和日本對石油輸出國的貿易逆差卻有縮小或穩定下來之勢。就這一點而論，美國所處的地位也是比不上西歐共同市場國家和日本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近年來對進口石油依賴程度不斷增長的結果。
　　再從爭奪“石油美元”回流的角度來看，上述美國、西歐、日本對石油輸出國出日貿易的急劇增加，以及石油輸出國對美國等國家貿易順差的減少，都意味著石油輸出國通過向美國、西歐、日本大量進口商品，已動用了“石油美元”，此外，美國、西歐等國家還向石油輸出國以出售軍火、推銷債券和股票、通過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等方式，使絕大部分剩余“石油美元”流回到美國、西歐等國家去。由于美國在出售軍火、推銷債券和股票等方面的活動較多，它吸收“石油美元”的數量，在 1974—1976年期間，每年保持在100億至115億的水平，除了1974年比英國吸收的較少外，其余兩年都比其他國家大得多。但隨著美國進口石油的數量不斷擴大，美國必須爭取更多的“石油美元”回流。而面臨著西歐國家和日本對石油輸出國市場的激烈競爭，美國今后要實現這一點，將會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
　　至于在第三世界市場的另一部分，即非石油輸出國市場上，近年來美國同西歐共向市場和日本的競爭也是十分激烈的。1973—1976年間，美國、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對“發展中國家”（不包括石油輸出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口貿易變動如下：
　　1973—1976年整個世界、美國、西歐共同市場、日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值（億美元）

　　資料來源：聯合國《統計月報》,1976年6月號，1977年6月號。
　　由此可見，從1973年到1976年，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中西歐共向市場已比美國略占優勢。我們知道，近幾年來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積極采取措施，改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關系，例如，前面提到過的，1975年2月與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46個國家簽訂、并于1976年4月生效的“洛美協定” 以及1975年與地中海沿岸國家簽訂的經濟合作貿易和財政“援助”協定等，都是有助于發展西歐共同市場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的。此外，西歐共同市場國家近年來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的政府“發展援助”款項也有較大的增長，1975年的交付額為60.1億美元，比1973年增長49％，而同年美國政府的 “發展援助”交付額為40.1億美元，日本為11.5億美元，比1973年分別增長35％和14％。“發展援助”額的較速增長，對促進出口貿易的發展顯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3）三次“高級經濟會議”中暴露的美國同西歐、日本的矛盾：
　　隨著爭奪市場、轉嫁危機的斗爭加劇，美國和第二世界的主要資本主義因家企圖舉行國際會議以協調各國的經濟政策，并調整在貨幣、貿易方而的相互關系。在三十年代大危機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1933 年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這種嘗試，但由于資本主義國家間爭奪市場、相互轉嫁危機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那次會議以失敗告終。這次經濟危機發生后，美國同西歐、日本等國家于1975年11月、1976年6月、1977年5月也先后舉行了三次“高級經濟會議”。①在這三次會議上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協調參加會議各國的經濟政策以促進經濟的回升，如何撤銷貿易障礙，擴大國際貿易以加速各國經濟的增長，以及如何發展與第三世界的經濟關系。但實際上，在回升中，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都面臨著失業嚴重、物價繼續上漲等難以解決的問題，矛盾重重，自顧不暇，各國政府都必須首先為本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打算，不可能在根本上與其他國家協調經濟政策。在國際貿易方面，雖然與會國都表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提倡“開放”的貿易制度，表面上支持“多邊貿易談判”，實際上，多邊的削減關稅談判曠日持久，未見成效；而“非關稅壁壘”則明的、暗的層出不窮。至于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關系，在第二次“高級經濟會議”期間，西方通訊社報道：“法國希望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采取比較和解的立場，而美國則希望建立一個強硬的統一的西方陣線。”這表明第二世界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為了反霸和自己發展的需要，已開始重視改善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不愿跟著美國走了。在上引貿易數字中，我們看到近年來西歐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出口貿易的增長比美國略占優勢，就是西歐國家改善同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關系的具體結果。
　　①第一次會議在法國朗布依埃舉行，有美、西德、法、英、意、日六國參加，第二、第三次會議分別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和英國倫敦舉行，除上述六國外，還有加拿大參加；第三次會議還有歐洲共同市場委員會主席參加。

　　三、美蘇爭霸斗爭的復雜化和尖銳化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①今天，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斗爭就是爭霸斗爭，斗爭的范圍遍及全球，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城。因此，美蘇兩霸由于經濟危機的襲擊而加劇的經濟領域內的斗爭又不能不與政治、軍事領域內的爭霸斗爭密切結合起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于 1977年1月卸任時，在一次同《紐約時報》編者談話中透露：“當我們〔指尼克松政府〕來到這里時，我們發展了連鎖理論（（the theory of linkage）。這個連鎖理論就是：蘇聯會得到經濟讓步作為政治穩定的交換條件。”接著，他解釋說：“在1971年柏林協定之后我們第一次給蘇聯一筆信貸。我還要說，我們與蘇聯達成的經濟協議總是與一項政治協定相平行的，沒有一次例外。”①從基辛格的這幾句話反過來看，我們可以說，美國為了從蘇聯方面獲得“經濟讓步”，也會以達成一項政治協定作為交換條件。正是由于美蘇兩霸在政治、軍事上的爭奪與在經濟上的爭奪密切結合，這次經濟危機不僅加劇了美蘇在經濟上的爭奪，而且使整個美蘇爭霸斗爭更加復雜化和尖銳化。
　　①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二卷，第810頁。
　　（1）雙方在貿易和經濟關系中進行勾心斗角的爭奪：幾年來蘇聯統治集團一直在急切追求同美國搞所謂“大規模的長期的經濟合作”，一再伸手向美國要技術，要貸款，要最惠國待遇，以加強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了獵取美國的貸款和貿易優惠，蘇聯統治集團的頭目竟在幕后放寬蘇聯猶太人出境限制為條件，同美國于 1972年10月簽訂了美蘇貿易協定。但隨著蘇美軍備競賽的加劇，蘇美爭霸斗爭的激化，1974年美國在貿易、貸款方而對蘇聯施加一次又一次限制。3月，美國進出口銀行決定不對開發西伯利亞資源提供貸款。6月，美國國會明令禁止向蘇聯出口任何可能增強其軍事潛力的技術裝備。7月和9月，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修正案，禁止進出口銀行在國會討論“1974貿易法”前向蘇聯提供貸款、擔保、保險或信貸。12月，美國國會正式規定有關進出口銀行的法案和 “1974貿易法”，前一法案規定美國進出口銀行給蘇聯的貸款在四年內不得超過3億美元，后一法案授權總統以蘇聯政府保證蘇聯猶太人更多地“自由移居”國外為條件給予最惠國待遇。這些“苛刻”條件使蘇聯政府企圖從對美貿易中獲得大量利益的奢望得不到滿足，于是蘇聯政府于1975年1月干脆宣布美蘇貿易協定無效。
　　①[美]《國務院公報》，第76卷，1963號，1977年2月7日，第106頁。
　　然而蘇聯對美貿易的活動勁頭并不因此削弱。隨著1974—1975年蘇聯國內糧食的歉收，蘇聯于1975年重新向美國采購大量谷物，企圖像1972年那樣，從進口美國谷物中得到優厚的利益。蘇聯大量采購美國糧食，對緩和美國農產品過剩是有好處的，但如果采購過多，又會抬高美國國內糧價，并影響其他物價，因而助長美國的通貨膨脹。所以，當蘇聯向美國分批采購谷物大約達980萬噸時，美國政府使于1975年8月間宣布暫停對蘇出售糧食，并利用停售的壓力，促使蘇聯于10月間與美國達成協議，規定從1976年10月1日起，以五年為期，蘇聯每年向美國采購600萬到800萬噸谷物；①同時，作為交換條件，美國還發表了一件“意向信”，準備同蘇聯締結購買石油的五年協定，但這項石油協定后來并沒有訂成。另外，美蘇于1972年還簽訂海運協定，規定蘇聯向美國采購的糧食必須交由美國船只裝運一部分，但實際上蘇聯以美國船只索取運費太高為理由，并沒有按規定比例裝運。因此，美蘇間為此發生了爭吵，到1973年3月才又簽訂一個新的海運協定。
　　以上兩件事例說明在美蘇兩霸的貿易和經濟關系中雙方在每一項買賣拍板成交前，為了從對方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往往爭吵不休，而且還不斷提出附加條件或交換條件，使談判更加復雜化。近幾年來，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雙方在談判中你爭我奪、討價還價的激烈程度更是有增無已。
　　①1975年美國谷物產量估計達2.4億噸，在過去15年間，收成最低的年收獲量為2.26億噸（《檔案材料》，1975年10月25日，第773頁。）
　　（2）在歐洲互挖墻腳：隨著這次經濟危機的發展，美蘇兩霸爭奪歐洲，更為激化，爭奪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歐洲是兩霸的重要投資場所和商品銷售市場，而且在于歐洲在美蘇爭霸世界的斗爭中占極其重要的地位。
　　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蘇聯針對西歐國家對國外市場和原料的迫切需要，打著發展“全歐經濟合作”和“緩和物質化”的旗號，大肆鼓吹西歐同蘇聯加強“合作” 的好處，說什么只要西歐同它擴大“經濟合作”，就可以為西歐提供新的銷售市場，新的燃料和原料來源，有利于改善西歐工人就業情況、緩和經濟危機等等。同時，蘇聯又竭力挑撥西歐同美國的關系，一再在美國同西歐的經濟矛盾上大做文章，企圖削弱和排擠美國在兩歐的勢力。
　　為了擴大對西歐經濟滲透，近年來蘇聯在西歐國家開設了不少“合股企放”和“獨資企業”。目前，蘇聯在十幾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設的這兩類企業共69家，在西歐的就有59家，起中包括6銀行以及海運和貿易公司等。蘇聯還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的時機，向西歐國家大量借債。據美國官方消息，到1977年初，歐洲國家和日本向蘇聯提供不受限制的信貸共達100億美元。①
　　①[美]《國務院公報》第76卷，1963號，1977年2月7日，第106頁。另據別的估計，蘇聯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債務到最近共計已達二百幾十億美元。
　　設立銀行和貿易公司并獲得信貸都有助于促進蘇聯對西歐的進出口貿易。據蘇聯統計，蘇聯從西歐進口的機器設備和運輸工具，從1971年的7.3億盧布增至 1975年的25.9億盧布，1976年更增至30億盧布。蘇聯還利用國際市場上石油提價的有利形勢，大量增加向西歐國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氣。蘇聯向西歐十六個國家出口的石油和石油產品，從1970年的3,836萬噸增至1976年的5,482萬噸。據蘇聯貿易統計，1973—1976年蘇聯對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增長如下：
　　1973—1976年蘇聯對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值（億盧布）

　　*指占蘇聯全部出口或進口貿易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蘇〕《對外貿易》附刊：《1974年蘇聯對外貿易（統計概要）》；《1976年蘇聯對外貿易（統計概要）》。
　　以上的數字表明近年來蘇聯對西歐共同市場的進出口貿易，無論從絕對值來說，或從在進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來說，都增長得很快。從1973年到1976年，蘇聯對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值約分別增加1.25倍和1.2倍，而美國同期對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僅分別增加17.5％和51.7％。可見，在貿易擴張的速度上美國已落在蘇聯的后面，不過，在貿易絕對值上美國仍占較大的優勢。
　　為了抵制蘇聯利用經濟危機的時機加緊對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滲透和擴張，美國一方面繼續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基礎上加強在政治上、軍事上同西歐國家的盟國關系；另一方面也努力保持自己與西歐國家的密切的貿易和投資關系。盡管從這次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到1976年，美國對西歐國家的出口貿易增長得比蘇聯慢得多，但從美國的全部出口貿易來看，基本上還保持了在西歐共同市場上的地盤，對西歐的投資也有增長。在對蘇聯提供信貸的問題上，1976年舉行的第二次“高級經濟會議”，在美國提議下，通過了與會國對蘇聯提供出口信貸的共同“方針”，從而減少了西方國家在對蘇貸款上的競爭，加強了美國同西歐國家在經濟方面聯合抗蘇的陣容。
　　另外，美國近年來還利用蘇聯“大家庭”的裂痕，加強對東歐四家在經濟方面的“和平滲透”。美國積極與車歐國家建立雙邊的“經濟技術合作”關系，并以發展貿易為名，向東歐國家輸出它們迫切需要的糧食和石油，借以減輕東歐國家對蘇聯的依賴性。美國還以給予“最惠國待遇”為誘餌，吸引東歐國家擴大對美國的貿易關系。
　　可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期間以及隨后的經濟回升時期，美國和蘇聯分別在東、西歐互挖墻腳的斗爭更加激化了。
　　（3）對第三世界的爭奪：廣闊的第三世界是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角逐場所。多年來蘇聯高喊“友好”、“合作”等騙人口號，以“經援”，“軍援”為誘餌，從各方面時第三世界進行滲透、掠奪、控制和擴張。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估計，1974年蘇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經援”協議額約7億美元，凈交付額為5.5億美元，而1973年協議額為10 億美元，凈交付額為3.75億美元。可見，1974年凈交付額比1973年有較大的增長。1974年，蘇聯同47個“發展中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根據這些協定，蘇聯承擔516個項目。蘇聯打著“技術援助”的幌子，還從“發展中國家”吸收大批留學生，1974年達15,000名，其中三分之一來自非洲。
　　蘇聯，也像美國一樣，近年來大量輸出軍火。1974年蘇聯軍火出口額達55億美元，比1973年的25億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其中45％是出售給中東國家的。
　　在一般貿易方面（不包括軍火貿易），蘇聯對第三世界的進出口也有增長。據蘇聯官方發表的對外貿易統計，近年來蘇聯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數字如下：
　　1973—1976年蘇聯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億盧布）

　　

　　*指占蘇聯全部出口貿易或進口貿易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蘇〕《對外貿易》附刊：《1974年蘇聯對外貿易（統計概要）》；《1976年蘇聯對外貿易（統計概要）》。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到，近年來由于蘇聯加緊向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經濟擴張和侵略，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出口貿易從1973年到1976年約增加27.3％，進口貿易同期約增加61.3％。但與蘇聯對其他地區的貿易相比，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貿易進展還不算很快，在蘇聯全部進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有下降之勢。這表明蘇聯在爭奪第三世界市場的活動中正在遇到美帝國主義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劇烈競爭；同時，也表明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于奮起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同時，也逐漸識破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擴張進行抵制，從而使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貿易受到一定的打擊。①
　　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兩年來蘇聯對爭奪第三世界國家的斗爭正在投入越來越大的力量。除了繼續進行貿易和經濟的滲透和擴張外，還悍然不顧一切地加強政治、軍事方面的活動，力圖利用政治、軍事力量在第三世界的若干國家取得突破，以擴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地盤。這種侵略、擴張行徑已把蘇美在世界范圍內的爭霸斗爭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①這里最突出的例子是埃及。近年來埃及為了捍衛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利益，進行了反對蘇聯侵略擴張的斗爭，使蘇聯受到沉重的打擊。蘇聯對埃及的出口貿易，從1973年的2.77億盧布減少到1976年的2億盧布，占蘇聯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的比重，從9.4％降低到5.3％。

　　1973年底爆發的戰后美國第六次經濟危機，又一次證明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伴侶，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從這次經濟危機還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和危機的規律性并沒有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國民經濟軍事化的加強或由于壟斷資本控制的國家政權采取任何經濟政策措施而在實質上有所改變。壟斷資本的辯護士說什么經濟危機的概念已經“陳舊過時”，說什么“古典”的經濟危機周期已為“現代”的“經濟增長周期”所取代，說什么現階段即使發生“衰退”（應讀作“危機”），也將是“不流淚的衰退”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說法，在這次經濟危機的嚴酷事實面前，都已徹底破產了。
　　這次經濟危機，按其性質說，仍然是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妄圖把這次經濟危機說成是由石油提價和和中東國家對美國的石油禁運造成的，或是由于通貨膨脹而引起的，都是與事實不符的欺人之談。
　　這次經濟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迄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我們知道，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把這兩次經濟危機加以對比，對于我們了解經濟危機的規律性和分析美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的前景，都有幫助。由于時代背景不同，這兩次經濟危機當然有很大的差別，例如（1），三十年代工業危機是與農業危機交織的，因而加重了危機的深刻性；而這次經濟危機期間，由于國際市場上對農產品需求較為旺盛，美國農業暫未發生危機，只是到了 1977年才在美國出現農業生產過剩、農產品價格下跌的現象；（2），三十年代危機的嚴重性還表現為物價急劇下降，通貨極度緊縮；但在這次經濟危機期間，卻是通貨膨脹繼續發展，物價不斷上漲，不過上漲的速度有所減緩而已；（3），三十年代初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沒有很大的發展，到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臺，才有較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而在這次經濟危機爆發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有較大的發展，在危機期間，國家又采取了更多的財政金融措施來干預經濟，盡管這些措施不可能擺脫或消除經濟危機，但對危機的進程還是發生了短期的、有限的影響。
　　正因為如此，在危機的持續時間、生產下降幅度、失業的規模等方面，這次經濟危機所表現的嚴重程度比不上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兩者在程度上的差異外，還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點：
　　第一、股票市場崩潰，銀行紛紛倒閉，是十九世紀以來歷次經濟危機爆發時伴隨著發生的重要現象。三十年代經濟危機期間，這些現象表現得特別嚴重。美國這次經濟危機期間也出現這些現象，其嚴重程度雖比不上三十年代危機時期，但與二次大戰后過去五次經濟危機相比，也是相當突出的。這說明資本主義生產與市場矛盾的尖銳化已動搖了美國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第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期間，隨看1931年英鎊脫離金本位、1933—1934年美元貶值，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貨幣關系也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在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前，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霸權已告垮臺，戰后以美元霸權為基礎建立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也已瓦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對外匯率都處于“浮動”狀態。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各國貨幣對外匯率的“浮動”幅度大為增加，英鎊、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等都多次發生匯率急劇下落的危機，美元匯率近兩年來也逐步下降。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難以建立起來，國際金融市場繼續處于混亂狀態。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與三十年代危機時期各國貨幣混亂情況是相似的。
　　第三、經濟危機的嚴重性還導致蕭條和復蘇階段的拖長。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從 1929年9月起至1932年7月，長達35個月；從1932年8月至1936年11月是蕭條和復蘇階段，長達52個月，①超過了過去歷次經濟危機后的蕭條和復蘇所需的時間。這次經濟危機從1973年12月至1975年3月歷時1 6個月；從1975年4月至1976年11月是蕭條和復蘇階段，歷時20個月，也超過了二次大戰后過去五次經濟危機后的蕭條和復蘇所經過的時間。
　　①這是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編：《工業生產》，1971年版發表的工業生產指數計算的，于過去有關著作和文件中提到的三十年代危機的起訖年月稍有出入。
　　第四、經濟“復蘇”后出現的“高漲”階段又很疲弱而短促。三十年代蕭條和復蘇后，到1936年11月，工業生產才恢復到1929年危機前水平，而到 1937年6月又開始下降，發生了一次新的經濟危機。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年5月這一段時間僅為6個月，在這期間工業生產僅增長6.7％。①這次經濟危機過去后經過20個月的回升時期（即蕭條和復蘇階段），工業生產于1976年11月到達1973年危機前水平，從12月起直至1978年初，按通常經濟周期各階段的交替順序來說，應已進入“高漲”階段。但最近一年多來，工業生產增長很慢，有時處于停滯狀態，有時出現短暫的下降，失業人數降低不大，這種疲弱情況基本上與三十年代危機后的1936—1937年情況相似，都表明經過嚴重的經濟危機打擊后，美國經濟已呈現極端虛弱的狀態。
　　①這里是根據1971年美國修訂的工業生產指數計算的（資料來源，同上附注）。
　　從以上的對比可見，盡管這次經濟危機從通常的意義來說，已經過去了，但今后美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仍然是十分暗淡的。還必須看到，作為經濟危機的政治后果，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發生后不到十年，即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這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襲擊下，革命因素和戰爭因素也都在增長，特別是當前蘇美爭霸斗爭正在愈演愈烈。所以，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有所準備。
　　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是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落后于社會主義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用二十九年的時間走過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用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路程。這二十九年的事實，已證明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來說，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戰后美國六次經濟危機表明，危機已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難以擺脫，這就使今后美國經濟很難有迅速的增長。所以，只要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奮斗，我們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在經濟上趕過美國，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注：
　　① 本表所列美國戰后歷次經濟危機開始和結束時間是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局1976年修訂的工業生產指數（1967年＝100，季節調整過）確定的。以歷次經濟周期中指數最高點所在月份的下一月為危機開始月，指數最低點所在月份為危機結束月。歷次危機階段工業生產下降幅度是根據指數最高點和最低點計算的。
　　②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附注①。

　　資料來源：《周期指示手冊（《商情摘要附刊》）》，1977年，第91頁。《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77年10-11月號，第79頁。

    本書基本上是于1976年下半年到1977年上半年編寫的，所需的統計資料大部分引用至1976年底。在修改、定稿時又補充了一些1977年資料和少量的1978年初資料。由于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書中關于 1977年和1978年初的資料是不夠全面的，請讀者注意。
    我們編寫初稿時武昌造船廠和襄樊卷煙廠的工人同志們大力支持和幫助，我們在這里表示衷心的感謝。
    由于水平的限制和定稿時間的倉促，本書一定存在著不少錯誤和不妥之處，誠懇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指正。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武漢大學經濟系北美經濟研究室

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轉載請注明
　　http://wengewang.com/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