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耀邦同志擔任總書記后重新評價的一個重要人物項英，他對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遭遇皖南事變而全軍覆沒，負有眾所周知的領導責任。然而，耀邦同志看了當時新四軍軍部與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之后，為項英同志平了反，認為他是執行中央指示的，因為軍部啟程北移的時間和路線是根據中央指示確定的，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現在，皖南新四軍失敗的主要責任更被某些人歸咎于毛了。

實際上，關于皖南新四軍北移問題，中央對項英屢有指示和批評，但他一直消極抵制，按兵不動。情急之下，毛發了電報申斥項英，要他早日決斷、早作北移打算。項英在中央痛批之下，才不得不安排北移。在此之前，中央根據與國民黨關系的變化，關于軍部北移的時間安排，對項也有過多次指示，其中固然有向國民黨討價還價，爭取最佳條件的緩兵之計，但大政方針早已明示項英，讓他們自己下決心、想辦法實現北移，向敵后發展，不要寄希望于中央與國民黨的交涉。

從事變前一個多月的1940年11月下旬開始，毛數次明確要求項英在事變發生前夕的12月底（這是蔣方規定的時限）北移完畢；項英沒有行動，才招來毛的嚴厲批評。這期間，中央在與蔣交涉中要求展限一個月，以1941年1月底或2月中為限，這是跟蔣討價還價的說法。毛在1940年12月25日把中央與蔣交涉的策略通報了項英，即“復電（指中央復蔣方電報）以拖為宜，拖到一月底再說”，告訴他中央對蔣表態要拖，要為新四軍爭取更多的有利條件。有人據此說毛要項英拖到1月底再北移，完全是曲解毛的意思。毛既沒有要項英再拖，也沒有改變過要項英在12月底前北移完畢的要求，否則就不會有毛在一天之后發出的申斥電了。有人在曲解了毛的通報之后，說毛對項英的指示是朝令夕改，出爾反爾。

新四軍北移的戰略方針是中央在皖南事變前一年就已經明示了的，其后又三令五申。項英早就可以自主決定北移的具體安排，包括時間的選擇，就算中央當時提出過討價還價的緩兵之計（其實已明說是中央的交涉策略），他也沒有必要拘泥于此；因為只要完成了北移，中央的戰略部署就算是實現了，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事實上，中央只是從原則和大的方向上對軍部北移作了指示，從未指定過北移的具體時間和路線，為的就是給新四軍領導人足夠的自主權和臨機處置權，以便他們根據實際情況和敵情變化決定部隊的行止。

項英在報經中央批準的北移方案中，對繞道先向蘇南轉移的具體路線，并未加說明；中央從項英在茂林被圍后的報告中，才得知他們的方位和行軍路線。事變之后中央軍委參謀部分析指出北移路線選擇茂林是一條絕路，這雖然是馬后炮，而如果中央事先知道具體的路線，這個馬后炮也就不好放了。葉挺后來在獄中也認為項英的重大失誤“是對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聞，竟然完全按國民黨頑軍設計的陷阱走，最后鑄成大錯”。

網上有人說，1940年12月23日中央給新四軍指示了具體的北移路線，但在網上卻查不到這個電文，只有對其內容的敘述：一種敘述是關于新四軍北移的整體部署，沒有提到具體路線（這個部署見于24日毛的電報）；而另一種敘述的文字則幾乎與28日軍部的轉移決定如出一轍，不知從何而來，是否把28日看成了23日，又以為軍部轉移的決定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作出的，就把軍部的決定當成了中央的指示。

網上還有人說，毛在事變前故意不把軍部報告的北移路線通知蔣介石，欲借國民黨之手除掉項英的部隊，更是無稽之談。項英行前向中央報告說選擇這個走向是要出乎國民黨方面的意料，顯然是有鑒于國共兩黨的實際關系，防人之心不可無。既然如此，中央怎么能向蔣通報呢？況且中央也未被告知軍部北移的具體路線。這條路線是葉軍長原先與國民黨有關將領溝通過的，但后來又被國方所反對；因而國方是知道這個可能的走向并有所戒備的，這也是新四軍進入茂林后遭到襲擊的原因（現在有資料顯示北移行程可能是新四軍軍部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報告國方的）。

項英同志的責任不僅在于北移時間和路線的選擇上，更在于到達茂林、遭遇到準備圍殲新四軍的國民黨軍隊之后：在包圍圈尚未收攏的情況下，先是拒絕了葉挺提出的及時改變行動路線的建議，坐失突圍良機；后又在長時間里猶豫不決，最終武斷否決了葉挺強攻星潭的主張，使新四軍放棄了理想的突破口，貽誤了最關鍵的戰機；在敵人開始緊縮包圍圈的危急關頭，項英更是竟然放棄領導責任，帶著袁國平、周子昆，背著軍部私自脫離部隊，這種“可恥的怯懦動搖”（中央斥責語）對軍心的影響程度可想而知。

項英離隊后，部隊改由葉挺指揮。而葉挺沒有指揮山地作戰和游擊戰的經驗，盲目地打攻堅戰和陣地戰，導致了新四軍的極大傷亡；項英離隊一天后又歸隊隨軍行動，葉挺在突圍后期沒有及時采納他提出的分散突圍建議，分散突圍太晚，最終鑄成慘敗。項錯在前，葉錯在后。如果項英不脫崗的話，由擅長游擊戰的他來指揮部隊分散突圍，新四軍倒有可能減少損失，避免全遭圍殲。

網上有人說，事變發生后項英屢次電請中央與國民黨交涉，中央置之不理；直到情勢危急時，中央才出面交涉。事實上軍部在茂林突圍的轉戰過程中曾與中央失去了聯絡，1月11日經過中原局才接通電訊。有人說這是毛故意讓電臺靜默，因為中原局收得到電報，毛也應該收得到。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且不說中原局所在的蘇北鹽城，比陜北延安離皖南近得多；更要考慮到在山高林密的茂林地區，處于行軍作戰過程中的軍部，通訊條件絕不可能與常設固定電臺相比。

情況不明之時，當然無法跟國民黨交涉。何況在軍部北移前，中央已經得到過他們遇國方襲擊時，有決心和能力堅決打過去的報告；在茂林遇到包圍后，中央也及時給了他們“乘頑軍布署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的指示。既然這條行軍線路是國方所反對的，沖突就在所難免，交涉又有什么用呢？既然新四軍事先也是有打的信心和準備的，現在打起來了，勝利沖過去就應該問題不大，誰能說本來就是以作戰姿態行進的新四軍就一定會敗于國方之手呢？既然誰勝誰負還不知道，怎么去跟國民黨交涉呢？如果先大喊冤枉，大叫虧了，結果卻象黃橋之戰一樣，反而占了便宜，這不顯得共產黨太虛偽了嗎？

狹路相逢勇者勝，項英不懂得這一點，所以他放棄了打下星潭、突破重圍的最佳機會。國民黨是只相信武力的，你打過去了，他沒有什么話可說；打不過去，你說什么也沒用。事實上，在中央跟苦戰中的新四軍接上電訊后，周恩來受命進行的交涉就毫無結果，因為蔣介石也是看雙方打的結果來決定他的態度的。國方得手了，蔣才敢于公然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的番號。這是他根據國方戰果對皖南事變給出的說法，不然他怎么解釋新四軍軍部的消滅呢？無論周恩來如何交涉他也沒有改口，共產黨只好不理睬他，自行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如果新四軍勝利突出來了，他的說法就不一樣了，甚至可能什么也不說。

抗戰中國共兩黨之間的較量結果差不多就是這么個模式的：國民黨吃虧了，他是不好意思大叫的，因為他往往不在理，叫起來有損形象，只好下次再找機會報復；占了便宜，倒是要裝作氣乎乎的樣子大喊大叫的，以顯示他是在理的，不得已而為之，不是恃強凌弱、以大欺小。共產黨方面則相反，占了便宜是不聲張的，悶聲發“大財”，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得理不饒人？象皖南事變這樣吃了虧，當然是要大叫的，要讓天下人知道國民黨的不義，這樣一來，找機會扳回損失也是天公地道的，毛的原則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雙方都沒占便宜，也沒吃虧，叫與不叫，全看需要。

毛對于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重大損失有沒有責任呢？一般以胡喬木的回憶錄為代表，認為毛在事變前對國共兩黨關系形勢的判斷過于樂觀，對兩黨在軍事上發生沖突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以致過度地把拖延皖南新四軍北移時間作為跟國民黨討價還價的籌碼。這種觀點認為，毛對于時局的態度誤導了項英，使其有理由延遲北移行動，而且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準備不足。這種觀點的依據是毛當時說：“國民黨反共必然繼續，進攻華中不會停止，但大規模內戰與國共分裂目前是不會的”；“只要蔣不投降，大舉進軍（指剿共）是不可能的，始終不過是大吹小打而已”。這個分析在毛給各地的電報和指示中，屢有所見，在重慶的周恩來也有同樣看法。

毛當時對形勢的分析是不是錯了呢？從皖南事變前后的國內政治形勢來看，毛的分析是準確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抗戰形勢之下，國民黨確實沒有也不敢采取大規模的剿共行動，皖南事變后蔣介石甚至親口公開保證“今后將絕無剿共的軍事行為發生”。而皖南事變這個大規模剿共事件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這一點楊奎松先生的文章已經分析得很詳細了，兩黨軍隊大打出手并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這是當時國共兩黨領導人都沒有料到也不希望發生的。

蔣固然準備對不遵命的新四軍進行圍剿，但圍剿不過是迫使新四軍執行他的命令的手段，如果皖南新四軍按照他指定的路線北移，他是不敢大舉圍攻的；但通過國民黨防區時，打是很可能要打一下的，要教訓一下不聽話的新四軍，這么好的機會他不打，他手下仇恨新四軍的將領可是要打的；而打到什么程度，這就不好控制了。正因為國共兩黨軍隊間的這種微妙關系，兩黨間沒有起碼的軍事信任，新四軍才不愿意按照蔣指定的線路北移。而如果新四軍北移時軍事指揮得當，抗命成功，避開了陷阱或者突破了包圍，那就不會成為重大事變，蔣也不敢再打下去，這是抗日形勢的需要。事實上，日本人當時就利用了國民黨調兵圍攻華中地區的新四軍和八路軍的機會，對河南的國民黨軍隊發動了豫南戰役。

毛對國共兩黨關系形勢的判斷也不是盲目樂觀的，他始終要求項英防備國民黨的進攻，在北移中做好戰斗準備，做到有備無患。在共產黨有實力、有準備的情況下，國民黨在雙方沖突中也不會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毛對國共關系的樂觀，一是基于抗戰的形勢，二是基于自身的力量，這是有現實依據的，而不是詩意的浪漫（毛在抗戰中還真沒有寫詩的閑情逸致，找不到這時期的詩作）。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吃大虧，主要是自身的原因，一是作戰準備徒有虛名，二是軍事指揮連連失誤，這就給了國方軍隊組織圍攻的難得機會，使皖南新四軍成了送到國方將領嘴邊的美餐。從根本原因來看，正如葉挺所說，問題在于項英“對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聞”；用政治術語來說，也就是對于王明在抗戰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缺乏足夠的認識。

有人認為，毛對于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失敗，還負有一個責任，這就是沒有調處好葉、項矛盾，這個矛盾最終影響到了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軍事指揮。這個問題確實是毛沒有解決的，盡管毛作了極大的努力來解決葉、項之間的工作矛盾，對項英不尊重葉軍長的職權作過嚴厲批評，并明確強調了葉軍長擁有的職權。但是，項英以“黨指揮槍”為名，在實際工作中仍是獨自專權，排斥葉軍長。毛鞭長莫及，也無可奈何。有人說毛應該早些撤掉項英，問題是項英在新四軍中的地位和影響，也是歷史地形成的，不能說撤就撤的。還有人說這是一個領導體制問題，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其實也不盡然，紅軍早期也有一些非黨高級軍官，特別是一些起義過來的非黨軍官，黨通過派政治委員的方式，團結和改造了這批非黨軍官，并沒有產生軍政主官之間的重大矛盾，紅五軍團這支國民黨軍隊的起義部隊，就是這樣被成功地改造為紅軍的主力部隊的。

葉、項矛盾實際上是共產黨軍隊中軍政主官關系的一種非正常形式，這與軍政主官的個性有很大的關系。例如，林彪就是歷來跟政治委員搞不來的，所以給他選派政治委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徐向前卻是非常尊重政治委員的軍事主官，所以他跟陳昌浩這個很霸道的政治委員也能合作共事。而項英歷來就是一個工作中很霸道的人，陳毅在南方的紅軍游擊戰爭中跟他分任軍政主官，那時項英也是獨斷專行的，陳毅同樣奈何他不得。所以，葉、項矛盾與項英的個性有極大的關系，即使換個黨員軍長，多半也是很難與他合作的；而葉軍長是不能換的，這是國共兩黨唯一能夠共同接受的新四軍軍長。毛在皖南事變前已經準備換下項英，這顯然需要有一個過程。中央在新四軍北移部署中已經明確指示，項英轉移到蘇南后，不隨軍渡江北上，而是到延安參加擬議中的中共七大。

毛沒有來得及換下項英，皖南事變就發生了；而新四軍北移完成之前，毛很難有機會換下項英。只有在新四軍軍部渡江北上之后，因為軍部要跟華中指揮部合并，東南局要和中原局合并，在機構調整重組過程中，中央才有合適的機會換下項英。在這個人事問題上，毛也算是比較寬容和厚道的了，對于不聽話的項英，并不是簡單地一撤了之（項英也算是黨的元老了，雖然貢獻不大，錯誤不少，怎么也得尊重他吧！）。毛等待了很長時間，他仍不醒悟，即使這樣毛也準備給他臺階下。相比較之下，新四軍軍部對于不聽話的最大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紅軍長征后仍然發展起了一支3000人的最大的紅軍游擊隊），卻是未經中央同意就簡單地一斃了之，以致毛去世前一年在病榻上還記得高司令的這個冤案，下令為他平反。

有些人說，把皖南事變中新四軍慘敗的責任歸咎于項英，是毛為了推卸自己的領導責任，樹立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如果毛是那種功歸己、過歸人的領導，打了勝仗，功勞都往自己身上掛，打了敗仗，責任都往別人身上推，他手下的將士，對他還會口服心服嗎？蔣委員長敗仗打得太多，無論怎樣諉過于人，他手下的將領對這個老頭子可就不那么信服呢！項英對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的失敗負有主要責任，這是歷史的結論。翻這個案是沒有歷史根據的，那只是耀邦同志為代表的一些人單方面的意見。現在一些人把皖南事變說成是毛借刀殺人，消滅異己，那更是別有用心的無稽之談，實在不值一駁。如今的這種“污毛化”論調，實際上是80年代“非毛化”的繼續和深化。“非毛化”的效果在30年后已經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污毛化”的努力更是徒勞的，它反而使人們回到歷史中去尋找真實的毛，同時也發現了80年代“非毛化”的偏頗和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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