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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預報始末

劉巍 · 2009-09-1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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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預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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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城地震預報,被譽為人類首次對7級以上地震的成功預報,它的故事至今仍在國內外地震學界引發“余震”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遼寧省海城市大白橋北岸,一座土褐色紀念碑巍然聳立。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站在碑下,抬頭仰望,只見紀念碑縱向開裂的墻體上,巨幅日歷顯示:“1975年2月4日”。
  這是海城地震發生的時間。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在遼寧海城、營口一帶發生7.3級強烈地震。震前,遼寧省當地政府與地震工作者發出預警,避免了巨大的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這被譽為人類首次對7級以上地震的成功預報。
  地震前半小時,預防地震的緊急通知傳至營口縣(現遼寧大石橋市)禮堂。這里正在舉行軍民聯歡,會議臨時中斷,幾千人安然步出會場……這樣的故事,今天還在海城的坊間流傳。
  海城地震發生在人口稠密、現代工業集中的遼寧腹地,受災人口830多萬。如果沒有震前預報,按同等情況推算,至少10萬人將死于地震,而海城地震直接死亡人數是1328人。
  地震預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據遼寧省地震局統計,1975年9月至2003年12月,共有31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位學者到震區考察。
  美國學者雷利震后不久來到現場,他對遼寧省地震辦公室工作人員說:“通過地震前后的衛星照片對比,確實是作了預報,所以我才來到海城考察!”
  三十年后,2005年5月20日,海城地震紀念碑落成。中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揭幕儀式上說:“海城營口地震的預報成功,是地震預報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人類探索預報地震,抗御地震災害進程中的一個成功范例。”
  這已是海城境內立起的第三座地震紀念碑。前兩座立于1982年,是遼寧省地震局為方便國內外學者考察而建,分別位于海城地震的物理震中岔溝和宏觀震中毛祁鎮。
  本刊記者站在岔溝村的小山頂上,紀念碑旁,地震裂縫已難以辨識,而遠處的青山蒼翠欲滴。
  
不是一次成功的預報?
  海城地震后,一位美國記者將海城地震預報稱為“科學的奇跡”。奇跡不可復制,這句話在贊嘆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之時,也隱含著難于總結海城經驗的困惑。
  “海城地震預報了嗎?”“海城地震發出臨震預報了嗎?”事實上,從震后開始,就不斷有人發出這樣的詰問。
  2008年6月13日“財經網”登載《海城地震預報迷霧》一文,再次對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性提出質疑。文中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除了結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預報。它在短期或者說臨震預報方面,能夠給我們留下的清晰的科學借鑒非常之少。”
  2009年5月12日,《科學時報》刊載《海城地震預報:難以傳承的“經驗”》,文中引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夏新宇的觀點:“海城地震的‘預報’完全依賴于足夠多的前震,其經驗卻被錯誤解釋了,虛假宣傳造成了‘地震可以預報’的觀念。”
  “說地震不可以預報是不對的。”原遼寧省地震局副局長、海城地震預報工作的親歷者顧浩鼎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另一位當事人,遼寧省地震局研究員李榮安說:“海城地震不是沒有臨震預報,地震當天上午省革委會(注:“文革”時期相當于如今的省政府)的通知就相當于臨震預報。”
  海城地震究竟如何得以預報?34年前地震工作者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如果沒有預報,為何巨大的人身與財產損失得以避免?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地震學專家們普遍認為,海城地震的預報首先和一份國務院文件密切相關。
  “國務院〔1974〕69號文件,是中國防震減災史上一座里程碑。”中國地震局(1998年之前稱國家地震局)研究員耿慶國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首先拿出了這份文件。
  1974年6月,國家地震局召開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會商會,提出:渤海北部地區一兩年內可能發生5~6級地震。會上有人根據強震活動規律的歷史情況及大區域地震活動的綜合研究,以及氣象與地震的關系等,提出華北地區有發生7級左右強震的危險。
  “當時有部分權威學者認為,遼南50年內無大震。但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等人通過對華北地區旱情的分析,結合遼寧的前震預兆,提出遼南的金(縣)、遼(陽)、海(城)、蓋(縣)地區近期有7級地震的說法。”周榮鑫(時任中共中國科學院核心小組副組長,當時的國家地震局歸中科院主管)的女兒周少華在《周總理和我的父親周榮鑫》一文中回憶道,“我父親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各種不同觀點,果斷地簽發給國務院的書面報告,預報遼南一兩年內有6級以上地震。”
  1974年6月29日,國務院以國發〔1974〕69號文件把中科院的報告批轉給華北及渤海地區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和遼寧。
  耿慶國回憶道,之所以提出華北地區有發生7級左右強震的預測意見,是依據他本人提出的“旱震理論”。
  耿慶國總結了從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到1971年華北及渤海地區發生的大地震。在這2202年間,華北及渤海地區共發生6.0級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懷來6.5級地震,震前二年大饑,災因不詳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溝6級地震,震前一年大風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9次。總而言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時間內大旱為67次,占地震總次數69次的97.1%。
  1972年,耿慶國發現這一年華北和渤海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大旱,構成8級地震或兩組7級地震的物理背景,三個特旱區一個在遼南一帶;一個在河北唐山灤縣一帶;一個在石家莊、邢臺、忻縣一帶。
  其后在以上三個地區,先后發生了1975年海城7.3級地震,1976年唐山7.8級地震,而第三個特旱區沒有發生7級以上強震。耿慶國承認,這構成了一次“虛報”。
  國務院69號文件在正文中提到,“由于目前地震預測預報的科學技術水平還不高,因此,在報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內可能發生強震,只是一種估計,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備無患。”
  “69號文提出的防震減災思想確實是高瞻遠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李玶說,“69號文件內容應該得到更大的重視。”
  
是那個大地震嗎?
  “1969年以前,遼寧省沒有專門的地震工作隊伍。”遼寧省地震局高級工程師唐銘麟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1970年召開的首屆全國地震工作會議,將遼寧省劃為全國重點地震監視區。會后遼寧省地震工作辦公室(下稱省地震辦)成立。
  1972年,沈陽地震大隊在海城縣建立地震觀測站。姜成田成為觀測站6名臨時工中的一員,因讀過中專,他被委任為技術負責人。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儀器設備有六四型煙熏式地震儀、水氡分析儀,還有的就是土儀器了。”
  1974年夏,國務院[1974]69號文件下達后,遼寧省貫徹文件提出的“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方針,1974年下半年,在遼南地區先后建立群眾測報點2273個,到年末,遼南已形成專業隊伍和群測人員相結合的地震監視預報網。
  1974年11月,東北三省地震預報趨勢會商會提出:“營口、大連等地是近期發生破壞性地震危險性較大的地區,是今后工作的重點區。”
  12月中旬,遼南地區開始出現從未有過的異常現象。在嚴寒的天氣里,冬眠的蛇紛紛出洞,凍斃于雪地,老鼠成群出現在人們面前并表現癡呆。丹東市九連城等四個公社的一些水井,水突然變渾、變味并出現大幅度的水位漲落。
  12月22日這天,天一亮姜成田就往地震站跑,進屋直奔自動記錄的“土地電”,他又驚又喜地看到,儀器記錄到了“土地電”突跳。此前,他根據1年零9個月的觀測,已確認震前“土地電”突跳與地震存在關聯。
  上午,海城站內的會商卻成為一場爭吵,站內的人認為:“咱們文化水平低,又沒經驗,還能報出地震?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報不準怕人家笑話”,最后為了人民利益,大家還是向遼寧省地震部門發出預報:“提出在我站東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將發生4~5級地震。”
  12時43分,遼陽葠窩水庫庫區發生了4.8級地震。
  這次地震預報的成功,給海城站觀測人員以極大震動。有人說出了心里話:“我算服了,這些土儀器還真行啊。”此后,海城站職工都開始用心觀測。
  “這次地震,遼寧省地震辦以簡報的形式作出了預報。”唐銘麟回憶道,“這使省革委會開始重視‘省地辦’的預報,省革委會主要領導李柏秋在一次常委會上,強調各地方領導都要重視地震發展趨勢。”
  葠窩水庫發生了4.8級地震,這是預料中的那個大地震嗎?
  更多的宏觀異常(人的感官能直接覺察到的地震異常現象稱為宏觀異常)在更大的范圍內繼續出現,從遼陽、本溪、鞍山一直到錦州和大連。當時正值冬天,然而蝴蝶開始在冰冷的空氣中飛行,夏天才可以見到的螞蟻、蜈蚣也開始出現。專業的地震工作者發現,地應力、水氡和地傾斜異常均未結束,似乎對應著更大地震。
  遼寧地震部門分析后認為,4.8級地震不是預期將要發生的地震,遼南仍可能有一次更大的地震發生。
  
臨震預警發出
  1975年2月前,中國地震工作者雖然認定在遼南地區可能有一次5~6級地震,但地震會在哪里發生?
  “事實上地震發生的地點在預報意見中并不具體”,遼寧省地震局研究員鐘以章告訴本刊記者,“針對宏觀異常出現的地區,遼寧省地震工作者比較關注營口、金州(1987年金縣更名為大連市金州區)。直到1975年2月3日18時以后,海城地區的地震活動由幾次驟增到幾百次,才將注意力轉移到海城—營口地區。”
  2月1日起,營口石硼峪地震臺開始觀測到越來越密集的小震活動,具體情況為:2月1日,一次;2日,七次;3日,突增至幾百次。
  1975年2月3日18時38分,海城—營口地區發生3.1級地震,這是有記載以來該地區的第一個有感地震。
  2月3日這天,姜成田正在省地震辦,他是為修放大器來到沈陽。當晚19時,地震辦值班室電話一個連著一個,海城連續發生小震群,營口有感,姜成田感到問題嚴重,趕當晚最后一班列車返回海城。
  2月3日晚,針對2月1日以來地震頻度越來越高、強度越來越大的情況,省地震辦業務組組長朱鳳鳴認為形勢嚴峻,決定馬上向省革委會匯報。
  “大約在晚上11點半左右,我開始起草報告。”已從中國地震局地殼應力研究所退休的80歲的朱鳳鳴告訴本刊記者,由于緊急,他直接在一張紙的背面起草了震情報告。
  這份于2月4日0點30分編寫出的第14期《地震情報》提出:“很可能后面有較大地震,必須提高警惕。”
  1時許,朱鳳鳴乘坐一輛“130卡車”,趕到遼寧省革委會,當時領導們都已睡下,他把報告交給了工作人員。
  2月4日一早,朱鳳鳴找到省地震辦負責人劉益民。8時,劉益民和朱鳳鳴趕到省革委會,向辦事組組長華文匯報了震情。華文說,“現在震情很緊張,你們打算派人下去看一遍再布置防震工作,怕來不及,你們最好確定個地點,由我們通知有關市縣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
  最后確定由省革委會通知營口、海城兩縣到海城開會,布置防震抗震工作。
  10時30分,距大地震還有9個小時,省革委會向全省發了電話通播,并向海城、營口兩縣發出防震指示,指示的主要內容為:劃出戒備區,采取緊急措施,組織晝夜值班巡邏,不堅固的房子,借宿睡覺;市、縣、公社,在震中區值班,要堅守崗位,有問題及時報告,采取措施;工廠、礦山、建筑物、水庫、橋梁、坑口(煤礦)、高壓線等要有人戒備,堅守崗位,專人看管,發現震情要報告。
  14時,距大地震不足6小時,省地震辦在海城召開了緊急防震會議,省地震辦工作人員李福祥在會上說,遼陽去年12月22日發生的4.8級地震,并沒改變金縣水準測量變化的異常趨勢,雖稍有下降,但積累的能量還較大,估計要在6級以上,有的人估計還要大些。當前,地震來勢很急劇,而且逐步升級,大震可能要在近幾天內發生。
  
大地震到來之前
  2月4日晨,姜成田回到海城,看到路面上的雪已融化,天空中霧氣蒸騰。他一口氣跑到地震站。
  同事們已一夜沒合眼,姜成田拿出全部圖紙仔細審看,發現2月4日2時25分突跳信號較大,按平時掌握的規律推算,應在7時半左右發震。
  海城縣科委主任李久揚正在現場,他問姜成田:“是不是那個大的?”姜成田回答:“不是。”李久揚囑咐:“不是大的,你可要看住啊!”
  7時48分,海城英落公社發生4.7級地震,部分房屋出現掉瓦和倒煙筒現象。
  8時15分,在海城縣以南30公里的營口縣,縣委常委召開了防震工作緊急會議,決定成立防震抗震總指揮部,作出四項防震決定:“一、從現在起,城、鄉停止一切會議;二、從現在起,城、鄉停止一切文體活動;三、從現在起,停止一切營業;四、從現在起,停止一切生產。”
  會議決定:“立即通知各公社,黨員包戶,民兵包人,城鄉要有民兵值班,把所有群眾動員到安全地區,要加強黨的領導,如果地震緊張,來不及通知,各社隊各自為戰,要保證人離屋、畜離圈。”13時50分至14時,海城地震站,“土地電”連續突跳6次,幅度很大,記錄指針已經出格。
  姜成田喊起來:快給地震辦打電話,晚上有大震。
  16時,姜成田寫出了正式的書面預報意見,提出當晚7~8點鐘,海城東南方向將發生大于5級地震,之后站內每接到詢問電話,就告知說當晚7~8點鐘有大震,需要預防。
  16時20分,海城地震站王立華騎車,將書面預報意見當面交給了海城縣地震辦的尚爾存。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此時距大地震發生只有3小時16分。
  據《海城縣志》記載:“17時,中共海城縣委再次召開防震緊急電話會議,進一步督促落實防震措施。與此同時,各社隊一方面用有線廣播宣傳,另一方面派干部挨戶動員群眾撤離危險住房,把老弱病人轉移到防震房屋。”
  遼寧省地震局工作人員王洪明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他擔任位于地震震中的海城縣岔溝公社的韓家大隊書記,2月4號下午接到通知后,大隊當即用大喇叭廣播,由于不放心,他又派出基干民兵從傍晚17點鐘開始挨家挨戶通知。
  17時,岔溝公社岔溝村村民陳文東聽到了村里的廣播通知,之前,他已從街上聽到了消息。“通知內容是:今晚有地震。”他告訴本刊記者。
  將近19時,姜成田給縣地震辦打電話:“拉警報問題誰負責?”回答是,這就不用你管了。
  姜成田等待警報拉響,但沒聽到。當晚19時,距地震發生僅36分鐘,他抄起電話,再次向海城東南方向14個公社發出預警:“今天晚上有大震,注意預防。”
  時任海城郵電局話務班長的由銘向本刊記者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幕:她接到姜的電話,迅速接進了長途話務室,由話務員喬秀蘭,通知了14個公社。
  陳文東一家人呆在2月4日當天搭好的院中簡易房中,東北正處于隆冬,孩子冷得受不了。陳文東喊了聲:“回家去!”
  陳文東不是特別恐懼,頭天晚上發生過有感地震。“地震來時,會有地聲”,陳文東想,“再跑也沒問題。”
  一家人進房不到十分鐘,地下就傳來“呼嚕嚕”的響聲,陳文東的妻子反應很快,她光著腳帶著孩子率先跑出房子,大地開始猛烈地波動,陳文東自覺站在一個皮球上,又被人踢了一腳,由于事先敞開了房門,他在踉蹌中跑出屋內。
  震后,陳文東發現一條街上的房子全平了,由于震前得到了通知,村民們采取了預防措施,2600多人的村莊,只有10余人不幸遇難。
  “這些人有些年齡大不愿意離開(房屋),有些是怕冷又返回了家中。”陳文東說。岔溝村是海城大地震的震中,陳文東的4位親人因為在屋中沒有及時跑出,不幸遇難。
  在海城地震站,姜成田與他的4位同事在房內堅守崗位。19時36分,地光劃破夜空,霎時天地翻覆。轟的一聲,間壁墻倒了,滿屋塵土飛揚,房屋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
  海城站職工把電話搬到桌子下面,此時,室內已斷電,伸手不見五指,他們用手電觀測儀器。姜成田注視著“土地電”,發覺不論大地如何顫動,儀表的指針紋絲不動。
  
是“蒙”上的嗎
  海城地震預報有效減輕了災情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在受災人口830多萬,城鎮房屋破壞面積508萬平方米,農村房屋86萬間的情況下,直接死亡人數1328人,僅占總人數的0.016%;地震烈度Ⅸ度以上極震區的686個村屯,有493個村屯震后無一人傷亡,占總數的72%。重災區這樣低的傷亡率是人類防御地震災害史上的奇跡。
  海城地震預報取得了哪些經驗?李榮安告訴本刊記者,“宏觀異常對這次預報的意義重要。從宏觀異常出現到臨震,異常的程度與數量不斷上升,具有重要預警作用;另外,前震比較明顯,比較多。比如葠窩水庫震群,這使群眾的預防意識比較濃厚。”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遼寧省領導處置果斷,那時‘抓革命、促生產’,預防地震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產生很大影響。2月4日,省革委會領導華文、李柏秋得知震情緊迫后,迅速指示省地震辦:馬上到海城召開防震會議。營口縣預防得最好,死亡人數很少,營口縣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曹顯清為此做了很多工作。”
  海城地震預報是否也有不足?遼寧省地震局專家認為,7.3級地震三要素的預報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偏差:
  ——海城地震震級只預報了5~6級,偏差較大;
  ——地點的預報,在1975年2月3日前, 雖然認定在遼南地區有一次5~6級地震,但地震到底會在哪里發生?在預報意見中并不具體。當時主要注意了營口和金州兩個地區,直到2月3日有前震以后,才將注意力轉移到海城至營口地區;
  ——當海城地區出現頻繁的小震活動之后,臨震預報意見只提到近期有5~6級地震發生,但具體的發震時間并不明確。
  鐘以章認為,“地震專家在預報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有一定偏差,這正說明地震預報是復雜的、艱難的。正是這樣的偏差才說明預報是真實的。如果,人類歷史上對第一個7級以上地震的預報開始就十分完美,那是不符合認識規律的。”
  李榮安說,“地震預報很困難,預報在全世界都不過關,但說海城是‘蒙’的,是不對的。海城地震預報是有依據的,也有運氣的成分。有依據是指綜合各方面的情況,有前震,有宏觀;有運氣是說有預報,但不托底,地震來了和心里的想法對上了。”
  顧浩鼎說,“海城的經驗表明:在成功的幸運背后,仍存在失敗的可能,客觀規律未解決。西方個別科學家認為是不能搞地震預報的。我們不能這么說,地震預報是民眾需要。盡你所能,(預報)是科學和公眾需要之間的關系問題。”
  他認為,“地震科學不斷積累地前行,總有一個開頭。海城是一個開頭。大的自然現象、大的地震一定會有前兆異常,說地震不可以預報是不對的。”
  朱鳳鳴說,“科學理論上的三要素都精確的預報在現實中是做不到的。2月4日發出的震情報告,畢竟沒有寫時間、地點、震級。”
  他認為,海城的經驗表明,依據地震的前兆信息發出預警,向人民打招呼,采取措施減少損失是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2月4日發出的震情報告,就是臨震預報,起到了臨震預報的作用。
  “中國的地震預報事業正在驚人地發展著”,日本學者尾池和夫在海城震后評價道,“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通過實踐獲得豐富資料是發展預報研究最有力的基礎性手段,等待基礎研究完成再把它實用化的觀點,即就觀測技術而言是正確的,但就地震預報實用化的意義而言,結果它只能是拖延實用化的日期。”□


“土儀器”預報了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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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成田受到這樣的質疑:地震預報是世界難題,難道只讀過兩年半中專的人,加上幾臺“土儀器”,就能準確預報出大地震?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1975年2月4日清晨,35歲的姜成田站在玉皇山頂心神不寧。
  這天早晨的空氣使人透不過氣來,他的腳下是鱗次櫛比的遼南民居,抬起頭,他看見天有異象,頭頂上的煙云成圈形流動,北往東、東往南、南往西、西往北、好似一個巨大的漩渦……
  大地震似乎就要到來,凌晨4時剛從沈陽趕回海城的他,不能確定地震發生的時間、震級。他離開山頂,回到山腳下的工作崗位。不曾想到的是:這天夜晚,自己及生息于這片土地上的萬千民眾,命運于此轉折……
  當晚19時,姜成田發出地震預警。這之后,他收獲了當地民眾的尊崇,也不斷感受到來自業界的質疑:地震預報是世界難題,難道只讀過兩年半中專的人,加上幾臺“土儀器”,就能準確預報出大地震?
  69歲的姜成田現在已退休在家,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他面帶微笑,神態平和,交談時,習慣性地抱肘于胸前。
  “大地震時,海城站的職工都冒著生命危險堅守崗位,預報是海城站所有職工共同努力的結果。”他交給本刊記者當年的工作日記,“一切都在里面了。”
  
捕捉地電突跳
  姜成田1959年考入鞍山市農業學校。因家貧,在讀了兩年半中專后,退學務農。
  1969年渤海地震后,國家地震局加強了遼南監測。1972年10月,沈陽地震大隊在海城縣郊的玉皇山建立了地震觀測站。
  姜成田以臨時工身份進入觀測站,被委任為技術負責人。
  1973年3月15日,土地電、土傾斜儀、土地磁等土設備安裝完畢。
  姜成田在1973年4~9月的工作日記中總結道:“觀測各種儀器變化,只有土地電有突然跳動或回零值等現象,不知何故?需掌握規律。”
  這之后,姜成田開始發覺地電突跳與地震之間的某種對應關系。
  1973年9月27日中午,土地電突變到零值,地傾斜強烈報警。站內同事們研究認為,近期可能有大于5級地震發生,地點在東北方向。因為怕報不準,沒向上級匯報。
  9月29日8點40分,吉林省東北部的輝春發生7.7級深震。
  這一天晚上,姜成田一宿沒睡好。他后悔沒有把意見上報,“這次地震給我的教訓很大,這么大的地震真要發生在腳下報不出來,不知要死多少人?!我是個業務負責人,看我怎辦?群眾打不死我,罵也罵完了,臉往哪丟?!”
  1973年國慶節,24時,他寫道:“通過長海、輝春二次地震,加上平時我對地電摸索的規律,(從)地電在震前有突變、回零現象,地傾斜報警看,地震是有前兆的,還需要繼續摸索規律。”
  1974年3月14日地震站接到遼寧省震情簡報,遼西地區連續發生小震群。
  姜成田想起,地電在遼西震群的前一天突跳頻繁達百余次。那么,是每一次突跳就預示著一次地震?
  姜成田決定改變值班制度,地電突跳一瞬而過,一天記錄兩次不行,必須連續觀測。
  1974年8月1日起,為了抓住地電突跳,海城地震站6位工作人員日夜值班,連續觀測。連吃飯、上廁所也不離人。
  捕捉地電突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瞬時發生即過,憑肉眼捕捉,稍不留神,苦等幾天、幾十天,可能一轉身就漏掉了。大家在觀測中忘了吃飯,深夜靜坐在微安表前睡著的情況時有發生。
  疲勞觀測極易漏掉震情,能否想辦法改用自動記錄?姜成田向多方求援,得到的答復是:“辦不了!”
  為此,姜成田幾天睡不好覺,震情越來越緊張,儀器已出現各種異常。在遼南,動物、地下水等宏觀異常也出現了,可“土地電”的自動記錄還沒著落。
  12月17日天剛亮,躺在床上的姜成田腦海里念頭一閃,根據地震儀拾震原理,能否利用地震儀記錄功能捕捉地電突跳?
  經過反復試驗,12月20日終于改制成功,姜自覺千斤重的擔子落地了。
  
預報意見寫了兩個小時
  1974年12月21日16時,鞍山湯崗子療養院泉水出現斷流,四小時后恢復正常。泵房反映:“從古至今這是頭一次。”
  為什么這么巧合?姜成田想,站內傾斜儀也是當天16時報警。
  次日晨4時,姜成田無論如何也睡不著了,21日出現的異常,反映震情緊張,可地電突跳為何沒出現?
  22日天一亮,姜成田來到地震站,他發現:儀器自動記錄到了突跳信號!
  姜成田向遼寧省地震部門發出預報:“提出在我站東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將發生4~5級地震。”
  12月22日12時43分,在海城站東北方向的遼陽葠窩水庫發生了4.8級地震,這次地震預報的三要素基本準確。
  這次預報成功大大增強了海城站觀測人員的信心。
  1975年1月16日,上級讓海城站把“土地電”改回來,恢復原有狀態。領導說:用地震儀記錄地電突跳,土不土洋不洋的,難道就能預報地震?
  姜成田急了,“還讓不讓我預報地震了?在這緊要關頭,前兆不要,要馬后炮,這是為什么?!”他氣憤地回電話:“不是讓我負責業務工作嗎?我就有權改革,想要再改回決不同意!”
  經過據理力爭,最后領導沒有再反對姜的做法。
  回到家中,家人勸他,身為臨時工,就應該聽領導的話。為預報地震,姜整天不回家,父親病在床上3年,沒有得到他的照顧,家人也不理解。
  姜成田在日記中寫道:“真是淚水往肚子里流啊,心如刀絞一樣不是滋味。”
  2月4日一整天,姜成田和海城站的同事們堅守在“土地電”旁,等待突跳的到來。
  13時50分至14時,“土地電”突跳6次,記錄指針發出“嚓嚓”的劃紙聲。
  16時,海城站發出書面預報意見:今晚7~8點鐘,海城東南方向將發生大于5級地震。
  姜成田說,“預報意見之所以寫了兩個小時,是因為內心思慮萬千。雖然之前預報過地震,但這么大的地震沒有報過,報了不震怎么辦?”
  
爭議與榮耀同來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來到位于海城市(1985年撤縣設市)王石鎮的地震觀測站。1987年,觀測站由玉皇山搬遷至此。與中國地震局系統的大多數臺站不同,海城站自建站以來的36年,一直使用“土地電”。
  在今日的中國,“土地電”是十分罕見的儀器,它是1967年中國人發明的地震前兆監測設備,特點是簡單易行,成本低廉,在地下埋兩個鉛板就可以監測地震,1975年海城震后風行,一度在全國形成自己的臺網系統。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地震局泉州會議認定“土地電”缺乏科學性,其后,“三土”(土地電、土地磁、土地應力)在全國范圍被清理。
  遼寧省地震局原副局長盧造勛告訴本刊記者,“在技術手段上有爭議是正常的,但(用土地電預測地震)時間精確到當晚,那是不太可能的。”
  李榮安對本刊記者說,“海城站的‘土地電’,從科學上分析,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但最重要的作用是省政府的通知。”
  他認為,“這么大的地震,土地電肯定是有異常的,就看怎么分析,海城是8方土地電,還可以自動記錄突跳。從技術上講是可能的,是可以提出預報地震意見的。但預報的程序有問題,有預報意見,但上邊沒定,就向外發,這是不對的。”
  王立華說,“這次地震,海城地震站根據土地電和地傾斜儀配合預報出具體時間。即使海城地震站不發出預報,省局通知也起到了臨震預報作用。”
  他表示,預測地震發生的時間,必須準確,才能起到預防作用。海城地震站有比較準確的預報時間,但或許也沒有起大的作用。這是因為2月3日晚上的有感地震已讓人們提高了警惕。
  1975年時任海城縣委副書記的趙長心對本刊記者說,“海城地震預報,地震臺立下了大功,(預報)準確及時。工作人員都不是專家教授,頂多是高中學歷,但都特別認真,盯著儀器不放,極端地負責任。”
  1975年3月12日,海城縣地震觀測站與遼寧省其他5個基層地震觀測單位,因對地震預報有功受到國務院通報表揚。
  國務院下發的[1975]41號文件寫道:“這次遼寧省南部地區地震預報工作的偉大勝利,有力地說明,地震不僅是可以預測的,而且是可以在震前預報的。事先做好防御工作是可以大大減少損失的。”
  1975年4月20日,姜成田坐上國家地震局的小車沿著北京的長安街一路長行,他作為海城地震預報的有功人員抵京參加第三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看見了天安門和毛澤東的畫像,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快樂與榮耀。
  姜成田和與會代表,受到了當時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王震、谷牧的接見,他還上臺介紹海城經驗,講完后,掌聲持久熱烈。
  1985年,在海城市市長胡勁松的提議下,海城市常委會議通過決議,海城地震站5人:姜成田、王立華、趙士海、喬昌滿、郝維英由臨時工轉為國家事業編制的技術工人(刁文貴因心臟病,在震后去世)。
  1999年,姜成田以高級技術工人職稱退休。現在,他翻找出父親遺留下的祖傳秘方,通過賣藥改善一點生活。姜成田的住房普通,2008年秋天,家里添上了兩件特殊的物件:西屋放置了一臺土地電,東屋放置了一臺地傾斜儀。□


李玶:海城經驗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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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城地震的實踐證明,雖然地震預報未在科學上完全解決,地震前給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巍 實習生王旭光

  地震構造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李玶,日前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認為,海城地震預報既有成功之處,也有失敗之處,“海城經驗值得好好地總結”。
  李玶說,作為老地震工作者,他不能忘記周恩來總理的囑托。“1966年邢臺地震后,周總理說過,外國人沒有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來做。為什么外國人做不到的,我們中國人就一定做不到呢?周總理的思想是‘為了人民的要求’。”
  1966年3月9日,邢臺地震發生的第二天,周恩來趕到救災現場,在隆堯縣聽完匯報后說:“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價,這些代價不能白費!我們還可以只留下記錄嗎?不能!必須從中取得經驗。希望轉告科學工作隊伍,研究出地震發生的規律來……知道這在外國也是從未解決的問題,難道我們不可以提前解決嗎?”
  “我是搞地質構造的,不是搞地震預報的。”李玶說,“但是每一次大地震,只要地震局通知,我就一定到現場考察。每次參加專家討論會,我都提意見,‘盡管地震還不能在科學上精確地預報,但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我們還得非預報不可’。”
  李玶1924出生于湖北大悟縣,1947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地質系,1959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1978年該所劃歸國家地震局地質研究所。
  他在地震構造方面的研究為中國許多重大工程的地震危險性評價提供了重要科學依據。多年來他先后承擔長江三峽大壩工程、大亞灣核電站選址等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地震安全性評價工作。
  
“現在是應該好好總結的時候了”
  《瞭望》:海城地震預報成功了嗎?
  李玶:海城地震過去了34年。1975年,海城地震后,當時的地震局領導胡克實,打電話讓我和地震局的幾位專家到他的辦公室,因為新華社記者寫了篇稿子準備發,稿子的大概意思是“從海城地震說明中國地震預報取得了突破”。胡克實問,“你們有什么意見?”一位專家說:“現在只是預報了這么一次,就說我們國家地震預報取得了突破,是不是早了點?是否再等幾年,假使以后的大地震也能多次成功預報,再報道也不晚。”
  對“海城地震預報”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海城地震成功預報了,另一派認為海城地震預報具有偶然性,是“碰”的。海城地震預報是否成功,我的具體回答是成功,但是,有條件。
  一派意見說“成功”,有對的一部分,另一派反對意見說“不成功”,也有對的一部分。我覺得把二者各取其長,各補其短,不是更好?
  《瞭望》:海城地震預報的缺失在什么地方?
  李玶:有些專家認為,“小震鬧,大震到”經驗,無法應用到所有地震。唐山地震震前沒有“小震鬧”現象,海城地震預報總結的這條規律不全面。
  二是海城作出地震預報依據的是地形變測量,而其測量的結果在允許的誤差范圍內,不能作為地震預報的證據和依據。
  這涉及到一個小故事,中國地震考察團曾到國外去,國外地震專家對海城地震預報問了幾個問題。專家問,“你們預報地震是根據什么?”當時回答的是形變測量。
  專家又問,“形變測量的儀器是什么?”考察團的人就告訴了用的是什么儀器,因為都是專家,一聽到這個儀器,國外專家就感言,“假使是這樣,怎么能行?這個儀器的測量結果是在允許的誤差范圍內,是不能用作地震預報的。”
  這一事例說明一個重要的問題:海城經驗因為歷史原因,有些東西沒有作出客觀總結,現在是應該好好總結的時候了。
  《瞭望》:海城地震的預報應該總結何種經驗?
  李玶:從地震前觀測到的依據來看,海城地震預報并不是完美的。但是依然預報出了地震,所以說從不同的角度,我又認為海城地震的預報是成功的。應該說海城地震預報不是從理論上,而是從人民群眾需要出發,在地震前給黨和人民“打招呼”,在這個方面取得了突破。其經驗我認為有三點:
  一、中央重視。由于中央的重視,下面的有關領導和科技人員都動起來了,這個“動起來”很重要,心里頭“有”和“沒有”差距很大。
  二、確實有一些儀器上的微觀信息。現在看來海城地震站的“土地電”就是一個重要的信息。但這應該更好地加以總結。
  三、動物異常。海城地震前發生了大量宏觀動物異常現象。
  對于動物異常現象靠不靠得住?這在國際上曾引起過很大爭議。但現在他們也有轉變,外國人利用動物來監測地震也是有的。
  
“實踐也檢驗出新苗頭”
  《瞭望》:當年對海城地震是有中長期預測的。國務院1974年69號文件提出:“一些地方今明年內可能發生強震,只是一種估計,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備無患。”今天應該如何看待這種防震減災思想?
  李玶:69號文提出的防震減災思想確實是高瞻遠矚。我希望地震局予以重視,這應該是我們未來工作的方針。耿慶國根據他的旱震理論,提出華北地區要發生大震,這是地震學家的一種意見。耿慶國的旱震理論,搞了幾十年。對決策部門來說,他的預測應該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69號文件內容應該得到更大的重視,現在對群測群防工作有所忽略了,群測群防點基本上很少了。這次汶川地震,當地群眾看到了好多地震前兆現象,卻沒有意識到。
  《瞭望》:地震預報最難的是臨震預報,如何評價“土地電”與基層群防群測的地震工作者在海城地震預報工作中的貢獻?
  李玶:姜成田用“土地電”發布臨震預報是事實的話,我的態度是支持。假如我見到他,我會對他說“搞下去”。這個人對于地震預報工作是一個“亮點”。國家應當重視,支持姜成田將地震預報工作搞下去,因為特異的現象可能就是一個“生長點”,將現象與理論結合,會是一個突破。
  地震前后,地殼的電場、磁場都有變化,“土地電”就是測量電場的變動。他的工作值得做,“土地電”有價值,有苗頭。
  至于靠不靠得住?地震學專家多得很,我認為應該請有關專家檢查有關資料,是否屬實?如果確認,那么應該加以推廣。周總理曾經倡導過群測群防,這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有人提出“土地電”監測范圍有限。但一座城市面積也是有限的,保衛自己的家園足夠了,可以起到“大地哨兵”的作用,把中國的大城市都保衛起來。“土地電”花費很少,利于推廣,也適合于開展群測群防。
  《瞭望》:為什么是姜成田,一個基層的實踐者發出了“準確的臨震預報”,而不是在理論上更為高超的業務領導者?
  李玶: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而為什么像姜成田這樣的人那么自信?不相信的那些人是在聽著地震預報意見,不結合現場;而姜成田們是在盯著前兆儀器,又結合實踐。有些人認為地震不能預報,全世界都說地震不能預報,所以不能預報。
  實踐檢驗出真理,實踐也檢驗出新苗頭。有的人發現了新苗頭,加以總結、發揚與光大。有事業心、有責任心的人,為人民利益著想,他們有成果,對他們存在的成果,不應百加指責,而應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地震前給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
  《瞭望》:中國地震預報水平在國際上處于何種地位?
  李玶:中國的海城地震預報可以說是世界首次。雖然有不足之處,但是總理的指示、地方的合作、群眾的動員,避免了大量死難者并減少了國家財產損失。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海城地震前是做出了預報,人們才跑出來。這次預報,有人說是靠不住,但事實擺在眼前。至于說中國地震預報工作水平,我認為中國地震預報雖然做得不夠完善,但是海城地震預報經驗值得借鑒。
  《瞭望》:你對地震預報有什么建議?
  李玶:對中國地震危險區的老百姓,進行全面的地震知識普及。現在我們國家有很多人都在做地震預報工作,包括以退休的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耿慶國為代表的非主流地震研究者,將這些人形成一個專家系統,把大家的預報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將結果報送地震局,再由地震局交由國家來決策。
  我建議要結合主流地震研究者與非主流研究者的成果,同舟共濟,團結合作,目的就是共同做好地震預報工作。
  至于預報意見的準確性,我認為,提出有震的信息,比不提要好,也不要去怪他們:“有時候,為什么你們說的不夠準確?”畢竟世界上都沒達到很準確預報地震的水平。
  海城地震的實踐證明,雖然地震預報未在科學上完全解決,地震前給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海城地震預報雖有不足之處,但值得總結。
  海城經驗表明,中央領導高度重視與各級干部踏實執行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辦大事的組織能力很強,奧運會開幕式就說明了這一點。中國人下決心辦大事,是可以辦到的。經驗表明:前兆異常、動物等宏觀異常、“土地電”再結合專家意見,這些綜合起來,地震預報就可以大踏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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