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按：下面的內容，是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記的原始面貌。凡宋體文字均為日記原文，有些同學、老師的名字以××隱去；附注均以仿宋體標出，以示區別。至今，這幾頁日記整整保存了43年。當年我19歲，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系一年級的學生，造反派中的普通一員。在“八·一八”前夕決定公開這幾頁不起眼的日記時，我想到一句話：再淡的墨水也勝過最強的記憶。　　

　1966年7月14日　    星期四　　

中午，接到爸爸　7月11日　寄來的一封信。信上就文化大革命問題，針對我給他匯報的一些情況，提了五點意見，希望我“學好毛主席著作，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與壞人劃清界限，積極參加運動，在運動中受教育”，并說我在信中表示的在運動中的態度，是對的。　　

　7月15日　  星期五　　

下午，收到林森　7月10日　寫的一份“具體參考意見”，認真看過。“意見”共十六點，題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認為意見基本上正確，對我參加運動，會大有啟發和幫助的；有些地方不能接受，如“多數人錯了是認識問題，少數人錯了是立場問題”等。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即復旦大學新聞系二年級）的十一位留校同學貼出一張大字報：《四十個為什么》。　　

上午十點鐘，（上海）市委政教衛生部常溪萍部長召開座談會，我們（新聞系一年級）“十二人戰斗小組”有吳聚芳、甄大軍、朱振良、張家厚四位同學參加。據他們傳達，常部長說：“復旦黨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證明王零（時任校黨委代理書記）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組。懷疑不能作結論”；“關于‘追窮寇’問題，就是不斷革命，這個問題提得好”，“對于《紅纓槍》，同學應當鼓勵。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頌二周（指的是復旦大學　歷史系　教授周谷城、周予同），還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黨委領導的？不僅《紅（纓槍）》，就是所有的大字報都是黨委領導的。應當抓，應當領導，不領導是不對的。”“這個墻報主要是搞批判，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創造重點批判的經驗。復旦走得快，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紅（纓槍）》與徐震又可以聯系，又可以不聯系”，“徐有問題，《紅（纓槍）》不一定有問題。”“假如復旦光這個東西，沒有揭露其他的問題，那就壞了，實際上復旦揭了不少黨內外牛鬼蛇神。假如這個小組只搞這些東西，不參加其他同學揭露其他問題，那就有問題，這是陰謀。”又說：“運動發展過程，都是先從黨外，然后到黨內。”并“希望反映情況的同學自己考慮一下，不對的不要堅持，自己加以改正。”　　

l          據歐陽靖回憶：王零讓“十三太保”（嚴格地說這個稱謂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開的，現在采用此名是為了行文的方便）辦一個內部刊物，刊名也是他親自起的，他說“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紅纓槍》吧。”刊物的內容包括理論探討、調研報告、時事述評等。……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辦了幾期，文革就開始了。“紅纓槍”結束了自己“內部理論交流”的使命，走到　前臺　，試圖扮演一個指導復旦文革、對復旦輿論舉足輕重的新角色。（參見歐陽靖《復旦生與死》）　　

l          　7月3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復旦大學陶增衍、歐陽靖、譚啟泰（當時均為“紅纓槍”成員）的文章，點名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在此前后，號稱“復旦黨委機關報”的《紅纓槍》在校園中心區“南京路”張貼了批二周及十論“追窮寇”等一批墻報。　　

l          徐震當時任校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原為中文系黨總支書記。６月２５日，中四的安文江等同學（“過河卒”小組）貼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報，接著又貼出了《二論徐震是什么人》、《三論徐震是什么人》。（見安文江《我不懺悔》）　　

l          　7月12日　，復旦造反派開始把《紅纓槍》與徐震（黨委常委、宣傳部長）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提出“徐震問題必須挖根”的口號，并質問:“誰為徐震保駕?”顯然，這個矛頭是指向校黨委及王零的。　　

l          　7月16日　,新聞系二年級十一位同學（“殺閻王”小組）貼出長篇大字報:《四十個為什么——關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問》,矛頭直指復旦大學黨委，點了王零的名。　　

l          ７月２6日，中文系黨總支組織百余人貼出《徹底打倒徐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陰謀》的綜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個為保車而丟棄的卒子。（見安文江《我不懺悔》）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幫忙去系里張貼了有我簽名的《新聞系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記》。　　

下午，去長海醫院探望張家鳳（同學）。　　

晚上，在系里與×××同學交談。所談的一些問題，如對徐震——伍必熙——馬××的看法，關于思想改造的問題，等等，意見基本一致。他說：徐（震）壞透了。這個家伙寫的雜文，非常露骨，他還說他“不反毛主席”呢！我還對他講了這么一番話：有一定的事實作根據，對校黨委產生一些懷疑，有疑問就擺出來，我以為這不算瞎懷疑，是允許的。在懷疑的同時，對黨委的正確指示，堅決執行，絕對服從；如果黨委的做法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執行黨的指示，我們就堅決斗爭，堅決抵制。×點頭表示贊同。　　

　7月18日　    星期一　　

（新聞系）三、四年級的同學從鄉下回來參加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說：“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　　

如果“只從單方面看”，一定會鉆進死胡同，鉆牛角尖，或者把本來“簡單”的問題（容易解決的）弄得“復雜”（糊涂）起來，或者把復雜的事物看得十分簡單，這樣，就要跌跤子了，給革命造成損失。　　

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不相信大多數的黨團組織、領導干部是好的，瞎懷疑，亂懷疑，其結果必定是不相信自己，否定自己。　　

　7月19日　　　

上午：“孫悟空”戰斗小組（聯系人：哲一胡守鈞）用大字報的形式，將“北京新市委大學部許無敏回答北京林學院學生提出的問題”的材料公布出來。有人說這是一個“反革命的大陰謀”，該材料“完全是造謠”，是由北京幾個反動學生“別有用心地捏造”出來的，也有人說是“被人篡改”過了的。　　

上午：九點半許，鄭子文同志（校黨委副書記）召集全班干部同學、指導員陳（××）和聯絡員王××開座談會，要求我們從今天起團結起來，不要抓住同學的幾句錯話不放，由于認識不清，說錯幾句話也是難免的。槍口要對準敵人。同學之間有意見分歧，這并不奇怪，應該心平氣靜地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加以解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鄭子文同志說話之前之后，好幾位同學發了言，對我們戰斗小組不指名地提出了批評和指責，說我們“浪費了子彈”，“打內戰”，將同學之間交換意見說成是“圍攻”，將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說成是“保皇派的馬前卒”。其中有些批評是正確的，我們一定要經過自我檢查，修正錯誤。但也有好些指責是沒有根據的。例如：×××等同學怒氣沖沖地指責“有些人”（十二人戰斗小組）“懷疑上海市委”。真不知這是從何說起！我們對市委是堅信不疑的，要不，我們怎么會三番五次去市委匯報情況？當甄大軍問他是哪個“懷疑上海市委”，并說明了我們的態度后，他們又說什么“你們懷疑完全可以嘛！” 懷疑黨中央毛主席肯定的上海市委，我們認為是大錯特錯的，×××他們也是這樣認為的（要不然，他不會提出來指責），既然是這樣，為何又主張“完全可以懷疑”呢？這無異是在重復他們前一時期的調子：“讓他們去放吧！”即“讓他們去犯錯誤吧！”這難道也是與人為善的同志式的態度嗎？（“讓他們去放吧”中的“他們”指我們。）　　

l                    這時造反派還沒有“懷疑上海市委”，只是把矛頭指向王零及復旦黨委。校黨委通過各系領導直到政治指導員給造反派同學施加壓力，暗中記黑帳，在同學中制造輿論，說造反派是右派翻天，五七年右派就是這個樣子，還有什么五七年哪個系哪個年級百分之三十九的學生被劃成右派。王零暗中還放言，現在在外面跳來跳去的就是這些人，讓他們放，讓他們跳出來，民主再發揚兩個星期就收網。（參見曹為平《復旦大學八·六斗鬼風》）　　

　7月20日　    星期三　　

主席說：“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作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是反革命。”我想，我們是不是犯了“左”的毛病？　　

　7月21日　    星期四　　

晚上，指導員來我們寢室。小熊問：“指導員，你看余××在這次運動中表現怎么樣？”指導員（吞吞吐吐地）：“不大積極呵……”吉：“他寫了很多大字報！”江：“不能這樣看。”吉：“是寫了蠻多的啊。”熊：“看問題要看本質。”　　

7月23、24日    星期六、日　　

23日，給三石回了一封信，對陳的問題提供了幾條線索，另外還談了其他一些有關參加文化革命的問題。　　

24日，回了菡的信，談到吳的問題時，寫道：我們同他們（像吳這樣的舊知識分子）有感情，說明我們身上有缺口。現在該是“堵缺”的時候了！（大意）　　

　7月25日　    星期一　　

白天休息。　　

晚上，王零同志作關于文化革命的報告，對前一時期工作作了檢查，對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幾點意見（筆記見《英雄》本）。報告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全班分小組討論王零同志的報告。關于成立文化革命小組的意見，基本上統一了，即認為成立這樣的小組對搞好文化革命，對走群眾路線、團結對敵有利，這是一個革命化的建議。上次討論時，很多同學的意見和態度是錯誤的，因為該建議是我們（十二人戰斗）小組一個同學首先提出的，他們便不分青紅皂白，向我們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提出異議和質問：“團支部是不是爛掉呀？！”“這要樹立什么人的優勢呀？！”“是不是要他們（指我們）來領導？！”等等。當時我的意見是：文化革命代表小組，湖北省委王樹成同志的報告中提倡過，這是一個革命的新生事物，革命的組織，應該肯定。至于我們班要不要搞，可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討論。我認為：全班人數不過三十一，機構（組織）太龐雜了，可以不成立這樣的小組。不過，以后指導員、團支部工作時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見。　　

　7月27日　    星期三　　

下午，“十二人戰斗小組”貼出一張大字報：《這樣的“標兵”是誰樹的？》。新二部分同學給《支部生活》編輯部的一封信，對它不調查研究的作風進行了批評，建議它派人來調查譚啟泰的情況和群眾的反映，我也簽了名。　　

晚上，看電影（三個紀錄片：《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海上文化工作隊》、《山村新苗》）。　　

（新五）“尖刀連”貼出一張大字報，歡呼張××等八同志的一張揭發和批判徐震之流篡改辦系方向的大字報（《徐震、李龍牧等人是周揚黑線的積極推行者》）。　　

　7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班上選舉了王根發、沈海榮、朱振良、秦紹德、楊煥文五同學為文化革命代表小組的成員。　　

馬××、張××等十二位教師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姚××、居××同志：你們要不要革命？》，摘要于下：（一）系總支姚同志，對教師寫大字報從不過問，從不支持，自己寫的很少，質量很差。系里幾位教師組織起來，奮戰十天后，于25日夜寫出了初稿《徐震、李龍牧等人是周揚黑線的積極推行者》。姚在王零同志報告后，一反常態，對這張大字報插起手來，根本未看初稿全文，只看了“培養目標”一段，擅自大筆刪改起來，把揭露系領導“革命化不要了，勞動化不要了，系總支要以什么作為培養目標呢？——那就是向雜家方向發展”等句刪去（后來作者又加了上去）。姚沒提供一點材料，卻要居代簽了名。居把他的名字簽在前頭，大家不同意，后來移在后面。（二）揭發徐震的第一批大字報貼出后，一位教師走訪姚。姚說：“現在的問題復雜啦，要用毛澤東思想衡量才行！”接著又說：“有個同學問我：‘　姚　老師，你對揭發徐震的大字報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說：‘徐震如果有問題，我老早就揭了！’哈哈……”。（三）　7月14日　，伍必熙作檢討的會上，姚首先說：“伍必熙同志的檢討，大家一定是不滿意的。”伍的檢討是經過總支討論的。姚后來又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會后寫大字報。”在伍檢討后，同學紛紛要求發言，姚為何老是企圖限制他們，想把會早些結束掉呢？第二天，居又把伍列為教師文化革命核心小組成員之一，僅僅一天之隔，伍就從文化革命的絆腳石，搖身一變為“積極分子”。這究竟玩的什么把戲？（四）系總支一些負責人與徐震、李龍牧、呂梁、伍必熙合作共事多年，應該最了解“內情”，但是他們所寫的大字報卻寥寥無幾，已揭發的也是人所共知的。是否到現在還想為四大罪魁打掩護？（五）自己不積極革命，而且不支持別人革命。下鄉搞搞四清同志剛回來時，當前主要任務等等都不甚了解，迫切需要領導介紹、引導。但十天來，既沒同這些同志開過會，也根本沒找其中任何一個人談過話。（編號：606）　　

新四龔學平等六位同學寫了一張大字報：《請求系總支立即澄清馬××等教師們的大字報的事實！》。1、姚改稿的事實真相如何？在何種情況下改稿的？出于何種考慮？2、姚對徐震的談話是在什么時候講的？怎么會講這種話的？3、伍是否參加教師文革核心小組？（編號：627）　　

　7月30日　    星期六　　

《向馬××提兩點質疑》（編號：637），作者：新一，王、沈、劉、王；新四，龔學平等八人；新五，季中興、黃冬元、丁法章。內容摘要于下：（一）據了解，馬自己承認“核心小組”是出于他自己之口，出于他自己的理解。居當時對馬說，這是學習小組。馬還申辯：此事與系總支領導根本無關。那么請問　馬　先生你為什么要在這張歪曲事實的大字報上簽名？（二）據余××的大字報《擁護汪××等同志的大字報》揭露：伍檢查后，馬說：“伍不過這么一些問題。”我們要問馬，你的居心又是什么？在伍檢查以后，許多同學站起來發言，尖銳地批判了伍在文化革命中的行為，總支也一再表示，要大家繼續揭。馬這么早給伍下結論，是不是向群眾運動潑冷水？馬必須立即回答這二個問題！　　

我對這張大字報的看法是：毫無道理，效果惡劣。我們將進一步調查事實，對此表示自己的意見。　　

*                         *　　

王零同志代表黨委作一次簡短報告，決心依靠革命青年、革命同學。拜同學為師，搞好文化大革命；完全支持同學們關于召開全校革命學生、職工、教員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倡議。　　

　7月31日　    星期日　　

    外三孫月珠等同學提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黨委作參謀”的口號，引起一場大爭論。很多同學貼出大字報，說這個口號是“反革命的”，說他們想“奪權”，等等。隔了兩三天，孫月珠她（他）們重申“一切權力必須歸文化革命委員會”。　　

　8月2日　、3日    星期二、三　　

陶增衍等《紅纓槍》編委沉默了一個時候后，突然拋出一批大字報，對革命群眾運動評頭品足，大潑冷水，激起了廣大同學的義憤。　　

陶增衍們借同《孫悟空》討論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為名，打著“重在表現”的幌子，攻擊外文系革命同學的革命大字報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論”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　　

陶增衍們比瞎子還要瞎！　　

外文系領導班子的成員，盡是些資本家、地主的兒女，所有教職員，僅一個是貧農出身的，留校工作的畢業生、研究生沒有一個是工農子弟，各年級工農子弟所占的比例最高的是51%，最低的75%。外三革命同學把這樣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擺出來，既擺事實，又講道理，這樣的“列表式”好得很！外三革命同學“唯成分”，又分析領導人員平時的政治表現（不是“表面”），“唯成分論”的帽子戴不到這些同學的頭上，只有戴到那班走剝削階級的“階級路線”的老爺們頭上才恰如其分：他們對工農子弟百般刁難、排斥，對資產階級“權威”關懷備至，他們是十足的“唯成分（剝削階級成分）論”者！外三同學就外文系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一問校黨委”，“二問”……黨的階級路線在我們學校貫徹不下去，黨委不能不負有責任，他們問得有理，問得好！“把文化革命引入歧途”，這是胡說！陶（增衍）們的胡說不得人心，外三同學的革命行動得到了全校廣大工農同學及其他革命同學的熱情支持，這是理所當然的！　　

l                    　7月24日　，外文系三年級孫月珠等六人小組貼出大字報《就外文系存在的嚴重問題一問黨委》。　　

l                    　7月31日　,“孫悟空”小組（胡守鈞等）貼出《我校文化大革命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字報,指出某些校系領導批周予同、批陳傳綱、批高教六十條,而不聯系本校實際,這是一個“大陰謀”,是“錯誤的方向”。　　

l                    據曹為平回憶：　8月1日　（？），外語系三年級孫月珠等六個學生貼出了大字報《一問校黨委》就這個問題向復旦黨委提出質疑。受到了學校造反派的贊揚。這張大字報貼出后據說復旦黨委“頭痛得不得了”。對于《一問校黨委》復旦黨委沒人出來回答。只是在私下里讓政治指導員等人非議，說這是唯成分論，要重在表現。這種議論受到了造反派的公開反駁——不過在當時造反派絕大多數人還不是要打倒黨委，而是要黨委好。（見曹為平《復旦大學八·六斗鬼風》）　　

　8月4日　、5日    星期四、五　　

學習了主席有關分清敵我的教導，有幾點體會：　　

（一）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當前這場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們也一定要牢牢記住主席的這個教導，分清敵我，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否則，或者會讓牛鬼蛇神溜跑，或者要傷了自己的同志。　　

在　7月19日　的座談會上，×××同學“控訴”說：“新五有人（指‘剌刀連’的成員）說毛主席的分清敵友的教導過時了，民主革命適用，社會主義不適用了……”很明顯，這個謠言不是×××制造的，他不過是作了一下傳聲筒而已。我們覺得好笑：這樣的謠造得實在太蠢了！我們都是工農子弟，是黨一手培養長大的。我們對主席著作無限熱愛，無限崇拜！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我們句句都要聽！我們會說出那樣的話來？！　　

如果誰膽敢說主席著作“過時了”（哪怕是一句話！）我們就堅決和它斗，斗到底！　　

（二）我們要“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注意：主席特別強調了“真正的”！）在今天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階級敵人往往不是明火執仗，而是采取比拿槍的敵人更隱蔽、更狡猾、更陰險、更毒辣的手法，打著“紅旗”反紅旗。因此，這些不拿槍的敵人往往不容易一下子被識別，甚至有時候還會把他們當作朋友。這是一伙更帶危險性的“真正的敵人”！我們一定要同他們劃清界線，越是不容易劃清，越要認真劃清。　　

（三）怎么樣劃清界線，揪出牛鬼蛇神？毛主席說：“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毛澤東思想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用這面鏡子照一照，再狡猾的狐貍的尾巴也要露出來。革命的大字報，就是把許多大是大非問題擺出來，詳細地占有材料，以毛澤東思想作武器，進行階級分析。“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大膽揭露問題，充分暴露矛盾，才好弄清問題的性質。”（《中國青年報》社論：《階級斗爭是青年的一門主課》）有些人，以先弄清問題的性質、“分清敵友”為借口，壓制我們大膽地揭問題（特別是領導的問題），動不動就把“敵我不分”的帽子往我們頭上一戴，大放“是牛鬼蛇神就揭”的謬論，他們所謂的“分清敵友”，其實是認敵為我，對待徐震的問題便是一例。　　

（“是牛鬼蛇神就揭”就是說，尚未暴露的或尚未充分暴露的牛鬼蛇神不要揭。）　　

l                    　1966年8月6日　，“八·六斗鬼風”席卷復旦園。據《陳丕顯回憶錄》說：“　8月5日　，復旦大學校園內刮起所謂‘斗鬼風’。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專家與干部被戴上高帽，臉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風’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領導干部和教授被作為‘牛鬼蛇神’、走資派揪斗。批斗過程中頻頻發生打人、罰跪等無視人格尊嚴、踐踏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諸如此類的造反鬧劇越演越烈。”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斗鬼風”，本日記無一字記錄。據本人回憶，當時現場所見，被粗暴揪斗的盡是些教授（新聞系拉出來一個寫雜文的林帆，他當時還是個講師），不見其中有什么領導干部、“走資派”；也沒有看見一個認識的造反派同學參與揪斗、打人。事實證明，“斗鬼風”這場“造反鬧劇”其實是由校黨委為轉移斗爭大方向而一手導演，自上而下在背后“吹風”，組織保守派刮起來的。造反派則處于旁觀者狀態。（參見曹為平《復旦大學八·六斗鬼風》、安文江《我不懺悔》）　　

　8月9日　    星期二　　

一、二、五級四十二位同學（包括我）簽名的大字報：《堅決搬掉阻礙新聞系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姚××》貼了出來。剛一貼好，“我們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的特大號字樣樹在我們大字報的對面，簽名的同學多極了。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是先看過我們大字報內容的，據說簽名的同學是預先登好了記的。譚啟泰同學是同意我們觀點的，不知怎的名字也被強簽上去了。譚（啟泰）等同學發表了聲明。　　

　8月11日　反駁我們大字報（《堅決搬掉……姚××》和十二人戰斗小組的《王××，請快快回去吧》）的一批大字報陸續出來。　　

　8月11日　    星期四　　

譚啟泰、歐陽靖兩同學的萬言大字報：《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一早貼了出來，全校轟動。一部分同學要求廣播，另一部分同學反對。有同學向黨委請示，黨委同志答應商量一下，在八點鐘以前答復。八點鐘過后，黨委未答復，外文系廣播臺要廣播，一部分同學反對。最后，鄭子文同志答應在大禮堂廣播譚、歐的大字報。　　

廣播以后，堅決反對罷黨委的官的大字報紛紛貼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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