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編輯說明
　　艾爾索普撰文說蘇修政策一向是最大限度地向外擴張
　　艾爾索普：《在中國問題上押下的賭注》
　　艾爾索普評尼克松將要訪華
　　艾爾索普文章：《會投第三顆巨型炸彈嗎？》
　　美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回到舊金同后談他的訪華觀感
　　美國記者艾爾索普發自中國的報道
　　《華盛頓郵報》刊載艾爾索普發自重慶的報道：《中國農村新貌》
　　《華盛頓郵報》刊載艾爾索普發自重慶的報道： 《中國人非凡的創造資金的才能》
　　美《時代》周刊載文談艾爾索普寫的訪華觀感
　　約•艾爾索普文章：《中國工業巨人：世界應作好準備》
　　《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
　　美《紐約時報》雜志刊登艾爾索普評中蘇關系的文章： 《干還是不干-----離開中國以后的想法》
　　美《紐約時報雜志》刊登艾爾索普的訪華觀感
　　約•艾爾索普文章《中國的農業成就》
　　蘇《真理報》載文：《敦巴頓大街的紅衛兵》

編輯說明　　

　　美國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長期以來，以寫反共文章聞名。在他的筆下，中國總是被描繪成一個好戰的、擴張主義的形象；中國社會則被描繪成既沒有進展也沒有前途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中，艾爾索普申請到中國的簽證，并獲批準。在中國旅行期間，他發出不少短文，由美國二百五十家報紙登載。回美后，他又在《紐約時報》雜志發麥了兩篇總結性的長文。第一篇發麥于三月十一日，原題目是：《干還是不干——離開中國后的一些一想法》，著重分析中蘇沖突的可能性。第二篇發麥于五月十八日，原題目是：《自己干——離開中國后的一些想法》，全面概述對中國工農業、社會面貌等進展的印象。

　　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于1972年出版了一本《艾爾索普總結中國之行》，其中收錄了《干還是不干——離開中國后的一些一想法》和《自己干——離開中國后的一些想法》兩篇。從1970年開始，《參考消息》編發了一系列艾爾索普的關于中國情況的文章。現將這些文章匯集成冊（包含上述兩篇），供讀者參考。另外，艾爾索普從反華作家轉變為對華較為客觀之后，蘇修極為不滿，發文章辱罵艾爾索普變成了一個親華的“紅衛兵”（蘇《真理報》　1973年3月18日　：《敦巴頓大街的紅衛兵》）。我們將此文編在文集最后。

艾爾索普撰文說蘇修政策一向是最大限度地向外擴張　　

　　蘇修不斷在中蘇邊境集結兵力準備入侵我國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5

　　【本刊訊】美《華盛頓郵報》二十九日發表了約瑟夫·艾爾索普的一篇文章，題為《美國今天酷似三十年代中期的英法》，摘要如下：

　　目前，美國同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英國和法國頗為相似。

　　青年人像牛津大學學生，那些學生曾下定決心，決“不替國王和國家拿起武器”。老年人拒絕正視全國局勢中出現的新的嚴酷現實，正如英國和法國的大部分人拒絕正視希特勒當時所造成的嚴酷現實那樣。

　　普遍存在的自欺欺人情緒實在是比較可以原諒的，因為今天我們沒有希特勒式的人物用明白的言詞告訴我們我們的處境究竟如何，我們自己的情況實際上已經變了，這主要是由于蘇聯的表現已有了相當劇烈的變化。由于蘇聯的表現從來不都是那么迷人的，因此容易忽視現在已經發生的極其危險的變化。

　　從頭說起，蘇聯表現中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容易看出來的。首先，純粹是由于我國現在已經消極地放棄了我們以前在核戰略力量方面的巨大優勢。

　　與此同時在蘇聯內部還發生了另一種變化，也許是非常深刻的變化。只從軍事領袖能夠指定他們自己的頭目——國防部長這個含意上看，蘇聯今天實際上已成為二十世紀大國中獨一無二的國家，只有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可以作為例外。

　　格列奇科被指定領導國防部這個相當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在很久以前首次在本欄發表的。當軍事領袖能夠指定自己的頭目時，這只能意味著，軍人在社會政治方面已占了非常大的優勢。

　　僅僅這一點就使得當前的蘇聯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十分不同，甚至同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也十分不同。在這方面，還要加上這個事實，官方的文職頭目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團中是這位蘇聯元帥的主要同盟者，又是他們的重要的政治支持的主要受益者。

　　蘇聯的政策一向是最大限度地擴充蘇聯的力量，只要這種擴充在不冒很大風險的情況下是可能的。

　　正如世界在可憐的捷克人倒霉時所看到的，蘇聯政策的風格的純軍國主義成份已經大得多了。

　　過去，只有在看來是有機可乘的時候，蘇聯才采取重大的危險行動。請記住，當有機會出現的時候，不花代價地抓住這種機會是一回事。但是，在長時期內，用心冷酷地進行工作以創造有效地應用軍事力量的新機會，這完全是另一回事。這種做法的軍事計劃的味道比民事決策的味道要大得多。這是我們現在必須正視的蘇聯表現方面的主要變化。

　　除了為中東目前的沖突作長期的不斷的準備以外，也在為同共產黨中國可能發生的戰爭作長期的不斷的準備。美國分析人員以前常常說，只有當蘇聯在與中國接壤的邊界上的師總數超過三十個的時候，才開始有必要對此表示擔心。

　　今年夏季，蘇聯迅速加強了力量。在邊界上的師的總數現在基本是三十五個，很可能有四十五個，更為不祥的是，蘇聯調進了三支裝備有“斯凱爾博德”導彈的特種部隊。“斯凱爾博德”導彈是定做的，是為了摧毀中國的核能力。總之，至少在考慮對中國發動預防性的核攻擊，雖然誰也猜不出什么時候。如果這還不足以證明已經出現了一個新階段的話，那么誰也不知道可能還需要什么證據。

艾爾索普：《在中國問題上押下的賭注》　　

　　說尼克松想同我建立國家關系，但又不公開拋棄蔣幫，并且在一九七二年美國大選之前就這樣做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6.19

　　【本刊訊】美《國際先驅論壇報》十四日刊載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發自華盛頓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在中國問題上押下的賭注》，摘要如下：

　　如果你想下一大筆賭注，那么就把你的錢放在這樣一邊：美國將同共產黨中國建立國家關系，而不公開拋棄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大選之前就這樣做。在當前政治氣氛之下，由于非常明顯的原因，尼克松總統希望在選舉到來之前在北京能有一位大使。從他最近的行動來看，對任何人來說，這一點應該都是清楚的。

　　非常大膽地放寬對中國共產黨人采取的愚蠢的貿易限制曾遭到國防部的強烈反對。對愚蠢的船運規定作出的更加重要的改變（這些規定已使得美國失去了從同共產黨集團進行貿易中可得到的所有利潤）曾遭到勞工方面的更強烈的反對，在國會中也有許多反對者。這些事實應足以使人們看出總統的最終目標。

　　事實上，在上面提到的賭博中，只有一個條件使它成為一場賭注很大的賭博。研究中國問題學者中的一些比較糊涂的人含著眼淚宣布，如果我們要同北京建立正式的關系，我們確實必須公開地并且十分怯懦地宣布拋棄臺灣政府。

　　這是戴高樂將軍在同“偉大的中國”建立關系時付出的代價。這也是加拿大人和其他人已經付出的代價，盡管他們是以一種屈辱程度較小方式付出的。論點是中國人將經常要求付出這樣的一筆代價。妨礙中國作出更加劇烈得多的改變的真正障礙肯定是臺灣問題。尼克松總統肯定不會放棄中國國民黨人而去討好中國共產黨人。然而，他將非常喜歡同兩者都建立關系。

　　只要中國人認為美國在北京建立大使館將有助于改變蘇聯的估計的話，那么美國和共產黨中國之間建立關系決不是不可能的。

艾爾索普評尼克松將要訪華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7.28

　　【本刊訊】美《國際先驅論壇報》二十二日刊載了約瑟夫·艾爾索普在華盛頓撰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玉衣》，摘要如下：

　　基　辛格　博士的秘密的共產黨中國之行甚至帶來了很重要的學術新聞。在基辛格同周恩來進行的二十小時會談的休會時間中，還為美國訪問者安排時間去參觀了共產黨中國的考古學家最近發現的最重要的文物。

　　在中國全部豐富的、往往是驚人的考古學史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同這些珍貴的文物相比擬。這是在紀元前兩世紀初期的偉大的皇帝漢武帝的兄弟的墳墓中發現的一對玉衣（姑且用這個名詞）。

　　因此，尼克松總統在中國問題上采取的重大行動甚至給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一些專家帶來了一些令人興奮的東西。

　　現在看來，白宮和紫禁城早在今年一月——當然是通過第三方面——就開始互通信息了。

　　因此，可以滿懷信心地認為，在一直進行到決定派基辛格去作環球旅行的這種初步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所有真正重要的障礙都已經消除了，無論如何在原則上已經消除了。

　　首先，關于共產黨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可以肯定，美國不會放棄它明確反對同時驅逐國民黨中國的立場。但是，預料美國人在這個雖然不重要但是麻煩的問題上可能用比較低的調子說話。

　　而且，從長遠看，可以肯定，總統不打算像很多民主黨參議員所主張的那樣把臺灣倒到陰溝里。但是，也有理由認為，隨著美國同大陸中國關系的發展，棘手的臺灣問題將被不聲不響地撇在一邊。

　　最后，人們容易作這樣的推論：

　　尼克松總統的中國之行的最初的成果之一大概是正式“承認”，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接著在兩國之間互換大使。

　　如果這些問題事先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至少在總的原則上得到解決，那末派基　辛格　博士到中國去就會是一種發瘋的做法，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出了任何毛病，都會使尼克松總統受到極大的損害。

　　事實上，要是他不能充分保證不出毛病（民主黨人仍然一心希望會出毛病），他在這個問題上本來不會走得這樣遠。

艾爾索普文章：《會投第三顆巨型炸彈嗎？》　　

　　說尼克松投了第一和第二顆巨型炸彈——中國之行和“新經濟政策”——顯然感到很高興；猜測尼克松還要投“第三顆巨型炸彈”，即可能宣布明春從南越撤出所有美地畫部隊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9.14

　　【本刊訊】美國《新聞周刊》十三日一期刊登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在華盛頓寫的一篇文章，題為《會投第三顆巨型炸彈嗎？》。全文如下：

　　尼克　松　先生是否快要準備好投第三顆巨型炸彈了？

　　這個問題有一部分是白宮空氣中的一種氣味引起的——沒有什么實在或者具體的東西，只是一種氣味而已。這個問題還有一部分是局勢的發展引起的，有一部分則是對尼克　松　先生這樣的人的一些了解引起的。

　　總統投了第一和第二顆巨型炸彈——中國之行和“新經濟政策”——顯然感到很高興。由于這兩項政策決定同總統過去堅決擁護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立場完全背道而馳，這種高興的心情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

　　在公布新經濟政策以后，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承認這項政策將強迫白宮班子“大食其言”。頭號食言者是總統自己，但是食言顯然一點也沒有使他患消化不良癥。事實上，總統是謝菲爾定律的活生生的證明，謝菲爾是本雜志采訪國會新聞的首席記者，是這方面的最優秀的政治觀察家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條定律是：“一個政界人物的效能同他堅守原則的程度成反比。”堅決履行義務

　　聯系到這種背景考慮一下越南問題——這個問題仍然是總統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曾經是約翰遜總統的中心問題，的確也曾經是肯尼迪總統的中心問題。在尼克　松　先生擔任總統的頭幾年，他竭力強調他堅決履行對越南承擔的義務，不厭其煩地重復說他將不會成為領導美國接受失敗的第一個總統。但是試想這位食言大師——他也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講究實際和明智的人——必然是怎樣看待越南問題的。

　　第一，他知道十月份舉行的阮文紹對阮文紹的選舉的前景，已使得對美國在越南繼續執行戰斗任務的支持，像路上剩下的最后一些小雨水坑一樣干枯了。第二，他知道，像曼斯菲爾德修正案那樣的一些主張很可能很快在兩院得到通過，曼斯菲爾德的修正案要求總統通過“談判”使所有美國軍隊在一個“肯定的日期”以前從越南撤出，以換取釋放美國的俘虜。第三，他知道反對他的鴿派分子和民主黨人現在仍然指望把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作為一個用來反對他的主要問題。第四點——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知道，繼續留在越南的美國軍隊在執行戰斗任務方面將越來越沒有用處，然而卻越來越容易遭受危險。

　　現在在越南還有不到二十二萬人，這個數目是不小的。按照目前的計劃，到　十二月一日　，將剩下十八萬四千人，這個數目仍然是不小的。美國軍隊的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的比例小得可憐，真正執行戰斗任務的士兵僅僅是這些人中的一個較小的部分。而且連這些執行戰斗任務的士兵也遵照上級的命令避免進行戰斗。重實際的選擇

　　由于這些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美國在越南的軍隊的紀律和士氣正在瓦解，正如阿瑟·哈德利在最近一期的《花花公子》上刊登的一篇出色的報道中令人傷心地表明的那樣。一位明智的重實際的總統對一支紀律和士氣正在瓦解的不作戰的部隊怎么辦呢？回答是：他在后勤和安全考慮所允許的條件下盡快地撤出這個部隊。

　　如果我這個上了年紀的對尼克松進行研究的人的猜測是正確的，這正是尼克松打算在最近就要做的事情。如果這個猜測是正確的，人們也有理由猜測，總統將以盡可能富于戲劇性的方式——也許可以說以投巨型炸彈——宣布他的打算。

　　設想一些可能的描述第三顆巨型炸彈的大標題是令人感興趣的。例如可以設想這樣的大標題：尼克松宣布同河內在美國撤軍和交換俘虜問題上達成協議。

　　這聽起來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其所以說有可能，是因為美國和北越毫無疑問地一直在進行秘密談判——的確總統實際上已這樣說了。其所以說可能性不大，是因為共產黨人通常是說話算數的。左派方面經過精心制造出來的一個神話是，北越人已經提出一筆簡單的交易——以美國撤軍來交換美國俘虜。事實上，他們所要求的——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要求的——是：（一）美國方面的卑怯地、無條件地投降；（二）公開地出賣那些一直站在我們一邊在越南作戰的人。（下轉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他們在秘密談判中也許已修改他們提出的要我們既投降又出賣的要求，不過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總是要撤退的——即使沒有其他原因。否則幾乎不能想象任何總統（不管是尼克松還是喬治·麥戈文）會接受他們的條件。

　　或許第三顆巨型炸彈會以某種不那么富于爆炸性的方式扔下來，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扔下來：總統宣布到春天時從越南撤出所有美國地面部隊。只有一小支志愿部隊留下來提供空中和后勤支援。并說美國已經作了“額外的努力”讓越南人進行選擇。

　　總起來看，第三顆巨型炸彈比較有可能以這種方式落下來。當然，會包含一些風險，正如第一顆和第二顆巨型炸彈會包含風險一樣。主要的風險將是，總統將必須取消他以前提出過的一種諾言，就是不做領導美國接受失敗的第一個總統。但是，正如先前指出的，總統是一位食言大師，除了亨利·杰克遜（可能參加美國下屆總統競選的民主黨人，被認為是民主黨內堅持侵越戰爭的——本刊注）外，很難看出任何潛在反對他的民主黨人怎么能夠由于他做了他們敦促他做的事情而使他受到很大損害。有益的問題

　　而且，在美國繼續提供后勤支持的情況下下，南越至少有機會、也許有很大的機會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同他們的敵人安排邦克大使所謂的“東方人的那種曖昧的妥協”。可以肯定，左派民主黨人將要求停止一切后勤支持，這樣就會使南越人遭到嚴重的打擊。但是，除非我們已經達到出賣一個小盟國是在黨派斗爭方面得人心的做法的程度，否則這個問題應當能成為一個對尼克松有用的問題。

　　最后，正如我在許多月以前在本欄指出的那樣，總統在黨派斗爭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法是“先對他的天然敵人——自由主義派的民主黨人的先發制人或者把他們的所有主要爭論問題竊取過來”。他曾以第一顆和第二顆巨型炸彈來采取這種手法，如果他用第三顆巨型炸彈這樣做的話，人們也許肯定不會感到意外。

美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回到舊金同后談他的訪華觀感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12.23

　　【合眾國際社舊金山十二月十九日電】據專欄作家約·艾爾索普說，中國「絲毫不能免除遭到」俄國「預防性核襲擊的危險」。

　　他在十八日對聯邦俱樂部說，在他剛剛結束的對中國進行的一個月的訪問中，他發現「中國的各大城市都有一個地下網，以保護它的市民不受散落物的襲擊」。

　　艾爾索普說，蘇聯每年要花費價值約等于一百一十億美元的經費來維持它同中國交界的邊境一帶的軍隊。他說，他所以被允許去到中國以前禁止進入的地區，一個理由是，「在許多年來，他經常寫關于蘇聯在同中國交界的邊境地區增加兵力的文章」。

　　艾爾索普還說，中國用于國防方面的開支很少。他說，中國針對俄國的軍事部署純粹是「防御性的」。

　　他在談到中國工業和文化時說，「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新中國是有成效的」，雖然他又說，『由于中國作為一個社會是很不自由的，所以，我懷疑它是否會有朝氣蓬勃的藝術和文化」。

　　當有人問到一旦俄國發動進攻，美國是否會幫助大陸中國時，艾爾索普說：「我們應該給人這樣的印象：我們很可能幫助中國」。

美國記者艾爾索普發自中國的報道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0

　　【本刊訊】美《華盛頓郵報》　十二月十五日　刊載約瑟夫·艾爾索普發自南京的一篇報道，標題是《“除了聰明的中國人以外”，什么都發生了變化》，摘要如下：

　　的確，在中國，除了無比堅韌、勤勞和聰明的中國人外，什么東西都發生了變化。生活的質量發生了變化，對過去的統治階級來說大大地變壞了，對其余的所有的人來說大大地變好了。不僅在城市是如此，而且在昔日是邊遠的農村地區也是如此。農村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因為現在那里有樹木和公路，浪費可以長好莊稼的耕地的墳頭不見了。農業發生了許多引人入勝的變化，而且將來還要繼續變下去。至于工業，一九四八年南京這個大都市的工廠不到四十家，而且主要是手工業性質的。現在則擁有六百多家工廠，至少有兩家是雇用大約一萬人的大工廠。

　　的確，如果中國走運的話，我認為中國的變化可能證明比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以后俄國所發生的變化對世界的前途更加重要。在我當了差不多四十年記者的生涯中，我相信我現在在新中國度過的這一個月是我曾經經歷過的最有意義的采訪工作。

　　因此，究竟應當怎樣報道，我當然考慮得很多。也許我現在應當開始寫別的可以更多地成為重要新聞的各種東西。

　　然而看來我最好還是先抓我所采訪過的最大的新聞。這就需要有一個開場白和作一些說明。

　　作為開場白，我必須指出，我主要是在中國政府第一次對蘇曾·瑪麗和我開放的那些省會附近采訪的。這是到了限度了（或者我認為是這樣）。

　　當然，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大部分得通過姚偉的眼睛，姚偉是外交部給我們提供的首席翻譯和總向導、哲學家和朋友。

　　說明就作這些吧。每天要用腿走十四小時，再加上通訊方面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定期作現場報道。雖然為時已晚，但我現在仍將根據我所作的大量的筆記寫一些關于我所提到的那許多場面的報道。因為我認為那些想讀我寫的報道的讀者有權知道我據以作出我的初步結論的那些原始材料。然后就要接著提出我的一些結論，雖然這是極遙遠的未來的事。

　　【本刊訊】美《華盛頓郵報》　十二月二十七日　刊載約瑟夫·艾爾索普發自昆明的一篇報道，標題是《昆明：一度為流放之所，現在為工業之鄉》，全文如下：

　　云南省昆明——在大戰的四年期間，我曾斷斷續續地在這個城市居住過。除了機場、那優美的湖水和湖上的廟宇（“寶貴的文化遺跡”）以外，現在除非有人告訴我它確確實實就是昆明，否則我是認不出這個城市來了。

　　特別是在清朝統治下，昆明是為非作歹的王親貴族和高官顯宦流放之所。富有的流放者為他們自己修造了許多美麗的大宅院。這些宅院是昆明主要的點綴品。此外，它是一個風景如畫的省會（雖然很臟），是異乎尋常地內向的，因為它和中國其他的地方距離非常遙遠，又非常隔膜。

　　昆明的過去和現在之不同正是從這兒開始的。正是由于如此隔膜，所以過去曾被選作流放之所。清朝時，除御用“公路”外，進出沒有任何真正的道路。這種御用“公路”經常是崎嶇蜿蜒在云南山區的在巖石上鑿出來的一層層臺階。

　　一九四五年，當我最后一次看到昆明時，已經做出很大努力，起初是修筑老的緬甸公路，隨后是修筑現已不再使用的史迪威公路，而首先是修筑了把云南省同國民黨中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的另一條主要的公路。還有一條通往鄰省貴州的簡直要報廢的鐵路。

　　今天，鐵路交通很發達。你可以乘臥車直達北京，如果你愿意做這樣漫長的旅行的話。此外，過去這里只有大約　三千公里　的公路，幾乎只有一條孤零零的南北間的路線，現在達到　三萬公里　，其中包括把昆明同一百二十八個縣城連接起來的公路，（農場和市場之間的無窮無盡的小路還未計算在內）。只有內部的空運仍極為有限。

　　對于任何一個真正的工業中心來說，進出的通道顯然是第一需要，昆明正是如此。只舉出兩個統計數字：在共產黨人在內戰中打贏之前，云南省每年生產三百五十六噸鋼，而今天鋼產量達到每年二十四萬噸。同期，該省的工業總產值從一億八千萬中國元增加到三十五億中國元。

　　很大一部分省辦的新工業都不在昆明。但是除了礦業以外，比較大的工廠主要都在這里。因此，簡陋但合用的工人住宅區、有時雇用一萬多人的大型綜合工廠以及隨著工業化而出現的所有其他副產品現在已經吞沒了過去如畫的景色。

　　過去的骯臟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例如，這個城市布滿著縱橫交錯的寬廣平坦的林蔭大街，有充足的電力和一套適當的清除垃圾的系統（這還包括把糞便保存起來供農田使用）。

　　昆明除了作為一個大工業城市和省會之外，應當進一步指出的是，它現在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學城。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幾所中國的國立大學曾在這里避難。

　　然而，這些避難的大學現在已經被不下于八所省立大學（其中有些應當屬于技術學校）所取代，另外還有五所公開稱為技術學校的學校。事實上，昆明的新任務之一是為云南省提供幾乎是所有的醫生、工程師以及該省需要的諸如此類人材。

　　為了免得我似乎把情況描繪得過于光明，我應當說一下：云南省從潛在的資源來說一向是一個富饒之鄉，土地肥沃，礦藏豐富。只是由于該省地處邊遠，才使它的礦藏過去未能較好地開采。由于礦藏豐富，一旦昆明和云南相對來說不再是難于達到的地方，只有計劃工作真正搞得糟糕才會阻礙工業的迅速發展。

　　在這方面，的確，我對我自己寫的這些報道感到有點擔心。我之所以要求看看我過去到過的一些省份，是因為這樣我可以同過去進行對比。但這些省份實際上或從潛力來說都是富饒的省份。例如，我沒有看過中國西北地區一些真正貧瘠的省份的新情況，我也無法判斷。

　　然而，必須面對事實。今日的昆明會使你回想到美國的工業基地正在極為迅速地建立起來的時代的情景。特別會使你想到大約在一九○○年時（美國）中西部的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所不同的是昆明無論如何已不再有任何被流放的富人或其他富人了。

　　【本刊訊】美《華盛頓郵報》　十二月八日　刊載約瑟夫·艾爾索普發自西安的一篇報道，題目是《中國：設法了解文化方面的含義》，摘要如下：

　　中國的西安——西安本身或西安一帶——是中國歷史上五個大朝代建都的地方，它差不多快要有三千年的歷史了，所以這里有很多文物古跡可以游覽。但是這方面有一些意義更重大的含義，所以我將談一些我看到的古跡。

　　西安平原過去曾經是不長樹木、干旱已極的地方，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這里已經綠樹成蔭，有著齊全的灌溉設備了。西安市過去是一個沉睡在明朝遺留下來的古老城墻圈里的城市，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大工業中心。這里還有一個壯麗的博物館，設在美麗的花園里，那里有一些原屬孔廟的樹木掩映的樓閣。

　　我們的東道主首先帶領我和我的妻子去那里參觀。那許多新的文物簡直令人眼花繚亂。

　　參觀唐墓是值得懷念的一天。不過讀者很可能要問：我在本文開頭部分提到的含義是什么意思。

　　首先，武后同秦始皇一起曾經被列為由于其暴行而被人們憎恨了許多世紀的中國統治者，而現在他們則被賦予“正面”地位。武后是一個　暴　君，但她把中國治理得很好。其次，這次參觀古物的過程中處處感受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現在對中國的宏偉歷史充滿了激情。這使我感到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征兆，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后。

《華盛頓郵報》刊載艾爾索普發自重慶的報道：《中國農村新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4

　　【本刊訊】美國《華盛頓郵報》　一月五日　刊載約·艾爾索普發自重慶的一篇報道，題為《中國農村新貌》。全文如下：

　　作為蔣介石的戰時首都，這個城市過去是一個單調的、骯臟而丑陋的、未達到工業化階段的城市；我發現，新重慶仍然是單調的，但卻是高度工業化的，并且不再骯臟了。的確，除去大元帥的巨大的市內公館之外，過去的東西我一點也認不出來了。現在這個公館已被管理這個地方的整個當地的革命委員會所占據。（這樣簡短地報道一個幾乎還沒有讓任何西方人參觀的地方，心里著實感到內疚；但是上面的這番話已能充分地概括我所見到的情況。）

　　但是周圍的農村也出現了同樣的新面貌。

　　早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幾個月，我第一次開始在這里對中國人的耕作的特色非常感興趣。那是在日本人的幾乎連續轟炸的間歇時間的事：在從擁擠的防空洞里出來后，為了呼吸點新鮮空氣，我到伸展到城市邊緣的農田里去散步。我看到一個農夫挎著一個大水桶，在陡峭的山坡田地里沿著一壠壠的作物來回走，用杓子從桶里的液體中舀半杓出來，澆到每棵作物上。我問我的中國同伴，這個農夫在干什么。他回答說，用人糞尿施肥，然后又說，這個農夫只給每棵作物澆半杓，以便不把這種寶貴的液體浪費在沒有種莊稼的土地上。

　　簡單說來，在中國的農村，一直在竭力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取得最好的收成。盡管這樣，對于他們帶我在重慶周圍的人民公社里看的“梯田”，我在精神上幾乎是沒有準備的。

　　你必須知道，在這里附近的農村遍地是石頭，陡峭的山坡很多，連中國人也不想在那里種植稻子。老的辦法（土壤被浸蝕得很厲害）是盡可能多地在山谷中種植稻子，然后在還保留著土壤的山坡上也種植稻子。新的辦法是開“梯田”。巖石被炸藥炸開，以取得所需的建筑材料。然后，根據地的形狀，把沉重的石塊筑起六、七英尺高的墻。最后，運土來填到石墻后面，這樣就開成了梯田。

　　“金鋼”大隊在進行這種艱苦得不可思議的努力方面已經獲得極大成功。大隊長是一個五十歲的健壯而聰明的人，他必定也是個了不起的領導人。這個大隊的所有一度光禿的山頂現在都覆蓋上了樹木。除去只有　二十公頃　的土地以外（“我們將在今后兩年完成綠化工作！”），所有能開梯田的地——并且首先不是稻田——都已開成梯田。由于有了這些樹木和三百多公頃的石頭筑的梯田，整個景色都變樣了。

　　“金鋼”大隊的生活也變樣了。它的四千多人口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農村中的相當于購物中心的場所，有一個小百貨店；有一個出售象糖果和金屬器具的商店；還有一個舒適的飯店兼茶館。這個大隊的主要村莊甚至有自來水，有十四個村莊有電。

　　還有一個巨大的牛棚（對中國人來說，稀奇而又稀奇是開始喝牛奶！），還有一個集體養豬場和一個屠宰房都正在建筑中。這樣你就明白，為什么“金鋼”大隊的新的耕作方法同舊中國的耕作方式僅僅在有限的方面是相似的——除去在仍然要求的熟練、不倦和無限的勞動方面之外。

　　“金鋼”大隊顯然是一個標兵。顯然，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主人選擇這個大隊讓客人參觀的原因。但是鄰隊顯然知道，“金鋼”大隊的方法正在使它的人民取得用中國耕作的標準來衡量是令人羨慕的繁榮。因此當你驅車在圍繞著重慶的山中行駛時，你在大多數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正在開辟著的梯田。由于一個中心的原因，所有這一切都是值得深思的。象這大隊一樣，中國農業的標兵今天距離真正的現代農業只有一兩個階段，而且他們不用多久就會實現現代農業。例如，“金鋼”大隊的人民已經在機器方面投資，以便使中國人在他們的田間使用的成噸肥料的撒布工作部分地機械化。

　　有朝一日，中國將擁有現代農業和現代工業設備，那時它將成為一個難以對付的實體。

　　【本刊訊】美國《華盛頓郵報》　十二月十三日　刊載約瑟夫·艾爾索普發自重慶的一篇報道，題為《關于被當作和藹可親的怪物的經歷》，報道說：

　　大約十天來，我的妻子和我一直感到好象被當作和藹可親的怪物——比方說是一個好心的、頗為可愛的火星人，然而是從另一個星球上來的人。

　　這是因為周恩來總理慷慨準許我們到那些多年來幾乎沒有外國人去過、根本沒有記者去過的地方。這件事本身是有意思的。香港的中國問題觀察家曾肯定地對我說，決不會允許我們到云南省（我們剛去過的地方）和四川省（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去。這是因為據說文化革命后出現了動亂。然而，由于這些地方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實非常熟悉的省份，我大膽地要求去看看這些地方，以便我能夠更精確地判斷一下所發生的變化。

　　我所看到的情況有很多是激動人心的。

《華盛頓郵報》刊載艾爾索普發自重慶的報道：
《中國人非凡的創造資金的才能》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6

　　【本刊訊】美國《華盛頓郵報》　一月三日　刊載約·艾爾索普在重慶寫的一篇報道，題為《中國人非凡的創造資金的才能》，全文如下：

　　當我坐著搖晃不定的飛機前往我在舊中國所最熟悉的另一處地方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在腦海里尋找問題的答案就好像關在籠子里的松鼠追趕自己的尾巴一樣。我剛剛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云南省發生了十分巨大的、令人莫解的變化，當然很想弄清楚發生變化的原因。

　　我認為記憶中的遙遠的往事和最近的經歷終于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我記得在珍珠港事變以前的日子里，曾經在原先的緬甸公路附近舉行過一次有趣的野餐。我們坐在山崗上。在遠處的深邃峽谷中，浩蕩的薩爾溫江奔騰而過。從山頂到江邊，數百塊小片稻田一層一層地分布在陡峭的坡地。

　　當時的情景，我總是銘記不忘，理由很簡單：這些稻田所體現的世世代代永不疲倦地創造資金的勞動使我深受感動。從一無所有，終于在這個貧瘠的山區建成了一些稻田來維持五個孤立的小村落的生活。

　　至于最近的經歷，我認為只有一次云南的殷勤的東道主想要蒙騙我。我曾要求讓我去山區參觀一個比較貧窮的公社，以便同我以前看到的情況作一番比較。然而沒有這樣做，在我就要離開該省的最后一天，他們帶領我參觀了一個位于山腳下的土地肥沃的生產大隊。

　　雖然如此，這次參觀畢竟是一次令人驚訝的經歷，因為人們對他們已經完成的事業是非常自豪的，而他們的成就的確也頗為驚人。這個通常約有四千來人的生產大隊自力修建了一條　七公里　多長的小灌溉渠，可以一年四季長年引水進田。

　　這個公社在山區建成的水庫比別的公社通常擁有的水庫要多，此外，產量高，養豬多，新建了一些小工業，等等。請注意，所有這一切都是人們自己搞出來的，除了上級給一些指導（當然偶爾也會給以威脅）外，沒有任何東西驅使他們這樣做。

　　在飛往重慶的途中，我終于突然想到：最近的這次經歷和遙遠的往事是有著非常直接的和密切的聯系的。這個聯系就是我三十多年前在薩爾溫江的峽谷里所看到的中國人非凡的創造資金的才能。而新中國只不過是把這種才能加以利用和指導罷了；也許這是我過去的看法——現在也如此看。

　　我發現，這樣來看問題，就使我在云南所看到的幾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到恰當的解答。就舉昆明機床廠為例吧，國家對它投資三千八百萬元人民幣（不到一千六百萬美元！）；它擁有數百臺出色的機床，其中有一半是它自己造的，它每年出產幾百臺十分先進的新機床。還有一家紡織廠，大量生產著適宜于在云南的氣候條件下穿用的布匹，這些布匹全都實用、耐穿，其中許多品種十分美觀。它開辦時從云南省政府得到的投資是微不足道的。省政府現在每年收回百分之百的利潤。雖然如此，這個工廠還是靠剩余的利潤不斷擴大。

　　在別的國家誰會想到有這樣的事：靠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一家簡陋的戰時機床廠的殘余，再加上相當于幾十萬美元的人民幣（因為三千八百萬元的人民幣是在十年或十年以上的期間內逐步提供的！）就著手興建一個機床廠？誰又會靠更要少得多的投資白手起家，建設一座紡織廠，而其目標是要變成一個擁有兩千萬人口的省份的主要紡織品供應者？或者關于這方面，誰會想到完全靠人工來挖掘一條　七公里　半長、部分地采用石塊砌成的水渠，以保證幾百公頃的土地可以一年兩熟呢？誰又會設想去做我在云南農村看到的其他種種事情呢？

　　中國人很自然地會想到這一切事情，這就是對上述問題的簡單的答復。在工業方面，他們已經在一些地方，如香港，多次創造過像云南紡織廠那樣的業績。在農業方面，可以證明我的答案的是上面提到的薩爾溫江峽谷的那個坡地。總之，在新中國，有十分大量的東西是舊中國的，但是卻是按照一種完全新的方式把它們組織起來。

美《時代》周刊載文談艾爾索普寫的訪華觀感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21

　　【本刊訊】美國《時代》周刊　一月二十二日　一期上刊登一篇報道，標題是《人民》，全文如下：

　　“到處是扣人心弦和使人高興的……情景，你可以看到人們正在為更加美好的將來勇敢地、勤勞地、聰明地奠定強大的基礎。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業方面，你都可以發現驚人的成就。那么上帝干了什么呢？”這些字句是專欄作家艾爾索普談中國情況時所用的字句。艾爾索普是一個貴族保守分子。他長期以來把北京政權描寫成好像是由魔王直接統治的一個政權，他最近訪問了這個古老的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那里給中國國民黨干過工作。工業的發展和有紀律的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記下了十分豐富的筆記（“積累了大量資料”），以至于他回到華盛頓幾乎一個月以后仍然在中國的電頭下發表贊揚文章。至于他對這個宿敵從內心上所發生的明顯變化是：“我所改變的唯一的基本看法是，中國的工作確實要比我所設想的要好得多。我不能說，我已丟掉任何幻想。”

約·艾爾索普文章：《中國工業巨人：世界應作好準備》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31

　　【本刊訊】美《華盛頓郵報》　一月十九日　刊登約瑟夫·艾爾索普撰寫的題為《中國工業巨人：世界應當作好準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東方紅”——這個中國人最喜歡用的關于將取得最后勝利的說法，對于西方工業社會來說，很可能預兆著相當可怕的麻煩。如果你想到日本要是和中國一樣大那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你就會了解未來無疑會發生什么情況。

　　人們之所以必須說“未來”，是因為所有中國的政策，包括經濟政策在內，目前都是受蘇聯可能發動預防性進攻這一威脅支配的。之所以看到這個威脅，是因為蘇聯在靠近中國北部邊界一帶長期大規模地集結軍事力量。在國防需要居絕對優先地位的情況下，中國工業出口不能有很大的增加。

　　這些問題已在以前試圖總結在中國的一次不可比擬的經歷的報道中寫過了。這篇最后的報道所談的問題是：如果中國領導人斷定蘇聯的威脅已被遏制住，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應當準備應付什么樣的局面。

　　首先應當說，有兩種看待現階段的中國工業的方法。你會說，使用的人員過多是普遍的現象；按我們的標準來看，工業沒有得到合理的組織；中國的差不多所有的工廠仍然帶有他們的手工業的明顯的痕跡。另一方面，甚至更加明顯的是，在一個不到二十五年前還什么都沒有（象上海和滿洲南部等特別工業中心除外）的國家里，可以看到這樣多的工業——包括這樣多的先進工業。從接近于一無所有開始所取得的成就，已經是相當令人吃驚的了。

　　而且還有其它一些要考慮的因素。首先，中國的勞動者是無比地聰明、勤勞和熱心于學習的。就我所能計算的情況看，我所訪問的許多工廠中的平均工資是每月大約四十五中國元——即十八美元。

　　按照中國的驚人低的物價，這些錢可以購買中國人所最關心的東西——充分但是平常的食物，便宜但是狹窄的住房和簡單但是合身的衣服。

　　然后再加上我在中國時所集中注意的另外的工業因素。在我訪問過的所有中國企業（那是很多的）中我都要問問經理人，這種發動機或渦輪機或者那種機床的價格如何。我還要問問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經理們通常總是知道的。這些回答又是相當驚人的。事實上，只要可以知道價格對比的數字，中國的價格差不多總是只有世界市場價格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至于質量，我是無法判斷的。但是我回國以后，已問過十幾位專家。得到的回答總是，在無數方面，從紡織品到機床，中國貨在質量上現在是有充分競爭能力的。

　　總之，我所能做的最可靠的猜測是，中國今天的工業同日本五十年代中期不相上下，只有兩個方面例外。首先是中國地方大，實行的政策是地方自力更生。在可能的情況下，各省都設法在工業上自給自足。可是，其次，和在日本經濟開始上升的關鍵時刻日本價格同世界市場價格相比，中國的價格比世界市場價格還要低得多。因此，在原則上，沒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中國走日本的道路——也就是說，竭力爭取大量出口，然后把利潤作為投資，以進一步擴大工業。實際上，中國唯一不能這樣做的原因是國防占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

　　可是將來某個時候，預料中國必然認真走上日本的道路。中國人很聰明，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機會。在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結果很可能是這個變化著的世界的總的力量對比突然發生變化。

《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　　

作者:約·艾爾索普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03

　　【本刊訊】美《華盛頓郵報》　一月十二日　刊載約瑟夫·艾爾索普的文章，題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摘要如下：

　　現在該是把我在新中國長時間的、幾乎是無與倫比的經驗作一個總結的時候了。這樣做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因為這經驗將強烈地提出一個最驚人的初步結論。

　　簡單說來，從世界史的長期進程來看，很容易看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比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具有更重大的意義。我相信這一點，雖然我很懷疑中國共產主義的方法是否能向其它國家輸出。它們是太中國化了。

　　說實在的，觀察新中國的正確途徑，就是應該忘掉共產主義的標簽，而把這一革命看作是一個特定的中國事件。中國輝煌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事件。

　　事實是，幾千年來，中國曾經經歷過至少兩次也許是三次大規模的、慘痛的、劇烈的激進革新的事件。

　　簡單來說，所有這些事件都具有共同的特征。當它們發生時，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制度早已開始混亂了。于是一個新的、無情的革新政府就取得了政權。以大量人類生命為代價，過去堆積如山的社會渣滓給清除掉了，一個完全新的國家權力機構也就建立了起來。

　　我可以大體斷定，目前，新中國正處在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在中國過去偉大革新的事件中，嚴酷的、獨斷的、極端專制的時期從來是不會持久的。一旦過去的瓦礫完全被清除掉以后，新的國家權力機構就穩固地建立起來，然后再進一步變化。在過去的事件中，它采取了朝代更換的形式。

　　今天要期待這種改變是愚蠢的，但期待另一種變化卻不是愚蠢的——這種變化將不會使新的中國社會變成在我們意義上的那樣具有更多的自由（這對中國來說是陌生的了），但至少會變得更為人道，更少固執，更為溫和，更為靈活。很可能，這種變化已經開始了。在已經取得成功的基礎上，這種變化將可能在經濟上，技術上以及其它許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國的這種成功最后將成為它未來發展的關鍵。周恩來總理一再（不是一次，至少有三次）對我說，“我們不想做一個超級大國”。但是一個真正成功的中國勢將不得不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甚至是一個巨型超級大國。這個國家是如此地大，人口是如此地多，以致于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結果。

　　而正是這一點又使我揣摸，中國革命最后是不是可能會顯得比俄國革命具有更大的意義。如果中國終于取得了它今天似乎很有希望取得的那種經濟上和技術上的成功的話，蘇聯將被遠遠地拋在后面。

　　請想一想日本的經濟自一九五○年以來超過了這么許多別的國家的情形。然后再考慮一下，如果中國真的取得成功的話，世界力量對比最后可能發生多么大的變化。

美《紐約時報》雜志刊登艾爾索普評中蘇關系的文章：
《干還是不干-----離開中國以后的想法》　　

　　文章作者說他感到對蘇最嚴重的問題是“對中國怎么辦？”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4.03

　　【本刊訊】美國《紐約時報》雜志　三月十一日　一期刊登約瑟夫·艾爾索普寫的一篇文章，題為《離開中國以后的想法——（一）》《干還是不干》，摘要如下：

　　（原編者按：這是艾爾索普中國之行以及他從這次訪問中所得出的結論的兩篇文章中的一篇。）

　　目前美國自由派知識界流行的看法顯然完全排除了蘇聯向中國發動一場預防性核進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樣明顯的是，中國強烈認為蘇聯十分可能發動一場預防性進攻——這必然是一場核進攻，因為中國也有核武器。這種感覺到的危險是目前中國制定對外和對內政策的主要依據。這一事實是理解其它各種大大小小事情的根本關鍵。

　　如果我們從非常小的事情談起，那么，正是由于中國意識到這種危險，所以甚至向我開放了中國的大門，讓我去進行一次從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旅行，并且讓我參觀了多年來任何外國記者都沒有參觀過的一些地方。當美國人開始第一次爭先恐后地申請中國簽證時，我并沒有想去申請。我對中國共產黨發展過程中的幾個方面——特別是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兩次動亂——寫過大量的、批評得特別厲害的文章。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從一位美籍華人朋友那里得到一個信息。他剛從北京回來。他說，中國政府中的某些人想知道為什么我沒有申請簽證，因為持有“各種意見”的記者現在在新中國都受歡迎。

　　在出版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關于蘇聯在靠中國北部邊境的地方加強軍事力量的著作后的幾年中，在美國記者以及事實上在歐洲記者中間，幾乎只有我一人一直在經常寫有關蘇聯在靠中國北部邊境的地方大規模地、無止境地、并且耗費巨大地加強軍事力量的文章。基于我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一些具體理由，因此我申請了簽證，我比較迅速地得到了簽證。

　　蘇聯人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就開始在他們同中國接壤的邊界上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但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們為什么加強軍事力量的背后的想法被明顯地透露了。蘇聯人非正式地、悄悄地、明白地——但是當然也采用隨后可以憤怒地加以否認的辦法——尋求美國默默支持向中國發動的一場預防性進攻，這場進攻的目的是要在中國核武器還沒有發展得太強大之前就摧毀它的核武器計劃。在第一階段，蘇聯在幾個國家首都——東京和堪培拉是兩個被選中的首都——進行了武官對武官一級的接觸。這些接觸采取通常在表面上很隨便的形式：“這難道不是一種好主意嗎？”但是由于進行同樣的接觸和反復地進行接觸，因此清楚地表明，進行這些接觸是要讓華盛頓認真加以考慮的。然后在較高一級進行試探。從來沒有透露過其他這些試探的性質，但是人們可以肯定，事實上蘇聯人是進行了這些試探。其簡單的原因是，這樣他們就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得可以作出在武官一級上不可能考慮的那種總統的答復。從絕對可靠方面獲悉，尼克松總統抓住了這個機會，并下令作出尖銳的、怒氣沖沖的否定答復。

　　必須補充說明，如果這些事實今天看起來令人吃驚，那么這只是因為人們有些忘掉了過去不愉快的時刻。在所談到的這個時間很久以前，肯尼迪總統對中國核計劃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下令探索同蘇聯進行某種合作來摧毀這個計劃的辦法。這是克里姆林宮清楚了解的，正是由于有這樣的了解，因此很自然地認為，向中國發動一場預防性進攻可能從尼克松總統那里得到默默支持。應當追述一下，也在一九六九年，爭議很大的邊界事件提供了直接的背景，邊界事件兩次導致了中蘇邊界上的實際戰斗。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對一批華盛頓的報紙和電視記者發表了一次介紹“秘密背景、僅供參考”的談話，他警告說，蘇聯向中國發動一場預防性進攻遠遠不是不可想象的。赫爾姆斯發表那次談話決不是偶然的。后來發表說，這是美國政府的看法，過后還發表說，赫爾姆斯是透露這種看法的人。

　　蘇聯總理柯西金九月中旬訪問了河內。令人迷惑不解的結果是，柯西金飛回莫斯科的航線突然改變了。他到達了遠至伊爾庫茨克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突然轉了一個彎，回頭飛往北京了，他在那里會見了周恩來總理。就在那個時候，蘇聯人后撤而停止交戰了。華盛頓制定政策的人贊成一種看法，總統的立場顯然對莫斯科考慮風險時產生了影響；如果在一九六九年向中國發動進攻，至少在某些方面的危險性比今天發動這樣一場進攻時要大得多。

　　這里提出的論點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蘇聯人在邊界上還沒有似乎足夠的陸軍師，來迅速遏制中國有力的地面部隊反攻。這樣，蘇聯人不得不準備進行相當長久的戰爭。鑒于他們自己在邊界上的供應情況，即使在他們已經使中國的核能力失去作用以后，他們也還必須準備尺度相當寬地使用戰術核武器。戰爭打得越長，冒的風險就越大，這是一個不變的規律。在這次也是如此。自由使用戰術核武器就會顯著地增加降落在日本和朝鮮的散落物的危險，一些散落物也肯定會降落到美國。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所發生的事情有力地支持這種對莫斯科在一九六九年后退而不交戰所作的解釋。在那兩年里，蘇聯在同中國交界的邊境上繼續加強軍事力量，那時情況是那么緊迫，向東調運的軍隊和補給品非常多，因此不止一次地，并且每次有相當長的時間，阻礙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線上的民用運輸。

　　在一九七二年，又進行了同樣大規模的向東調動，但沒有阻礙民用運輸。因此，到目前為止，蘇聯人沿邊界駐有幾十萬軍隊；他們在那里的許多新建的噴氣機場上停放著大量飛機；有大量的裝甲、機械化的裝備和各種類型的大炮；能維持進行長期戰爭的巨大補給庫；并且有大批重型機動的“薄木板式”核導彈，這種導彈具有的射程和威力，能擊中同中國核計劃有關的任何目標。除了在牢牢加固的發射場上的導彈以外，我們必須等著瞧蘇聯今年是否進一步加強軍事力量。

　　可以肯定，基本的意圖主要是進攻性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一九六九年同美國的接觸，加上蘇聯活動本身的整個性質都足以證明這一點。即使這樣，這將帶來一種嚴重的進退兩難的局面。如果認為人們總是要做他們一直在準備做的事情，即使這種準備的耗費是非常巨大的；這在邏輯上是一個錯誤。但是，如果說人們將永遠不做他們一直在以這種方式準備做的事情；那甚至更不合乎邏輯。唯一合乎理性的結論是比較復雜的——蘇聯的所有這些準備都是在克里姆林宮里的重要人物的堅持下進行的，這些重要人物一直敦促在摧毀中國核力量的做法還比較有把握的時候就下手。但是，克里姆林宮里那些不為外人了解的人物（也許是由勃列日涅夫的那個親密朋友、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為首的一些人？）是否將在作出抉擇的最后時刻贏得這場爭論的勝利，那是根本無法肯定的。人們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宮作出抉擇的時刻將會相當快地到來，因為中國已經開鑿出驚人的發射井，這些發射井在以后將儲存能夠發射到莫斯科、列寧格勒和俄國心臟地帶的其它中心的重型核導彈。但是，作出抉擇的時刻還沒有到來，這僅僅是因為中國核力量的發展沒有達到這個階段：蘇聯的預防性進攻將開始具有難以忍受的危險性。只要有推遲作出抉擇的有說服力的主張，各大國政府，其中包括蘇聯政府，總是不愿意作出這種非常抱有痛苦的抉擇的。蘇聯人在一九六九年幾乎達到了作出最后抉擇的階段，但是尼克松總統的怒氣沖沖的不同意見足以在使他們后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至于蘇聯將來發動預防性進攻的可能性，我聽到有人私下引述美國政府里的人的話說，這種可能性是高達一半對一半，如果說出這些人的名字，將會使許多人感到驚訝的。關于這種可能性，我個人打賭不會發動進攻，其理由將申述如下。但是，如果我在這第一次打賭中輸掉了，那么我將以五比一的比數打賭，蘇聯進攻的結果將多少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歐洲的希特勒時代的重演，但是這是世界范圍的，并且當然沒有希特勒。

　　如果蘇聯人最后試圖向中國發動核進攻，那么，他們在政策上所冒的風險比他們以前任何時候所愿意冒的風險都大得多。他們還將使用空前的極端戰術和以前在他們被公認的帝國以外從未見過的公開的殘忍行動。另外，且不說中國邊界的問題，蘇聯用于軍事方面的力量是很大的，至少同蘇聯的資源相比是這樣。以勇敢聞名的院士薩哈羅夫實際上認為，蘇聯每年在軍事方面的直接和間接投資占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十。我們的一些頭腦比較冷靜的情報分析家雖然不象薩哈羅夫那樣極端，但是他們認為，蘇聯這位科學家比美國的科學“專家”正確，美國這些專家基本上希望美國進行單方面裁軍，所以盡一切努力把蘇聯的防務開支說得少一些。如果你回顧一下，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政策的特點恰恰就是冒很大的風險，采取公開的殘忍行動，在軍事上花費很大的力量。如果蘇聯最后向中國發動一次預防性進攻，并且也取得成功的話，那么這些政策特點就會再次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而且，這樣一種勝利對蘇聯在這以后的決策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任何人都不應設想，對中國的核進攻就是故事的終結。倒是應當預料這只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正象希特勒重新占領來因蘭只不過是一個開端一樣。

　　所有這些都是人們最不愿咀嚼和消化的食物，但是必須把這些食物咀嚼并消化掉，因為我現在概括的這些事實已經使我們所處的世界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在中國方面，北京的領導人完全改變了他們以前對美國的政策，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現在等于是部分地和非正式地同美國結成聯盟的做法將會大大減少蘇聯最后發動進攻的可能性。在美國方面，尼克松總統從一開始就特別急于走一半路去迎合中國。這主要是因為尼克松和他的核心顧問們認為，蘇聯的威脅已使中美的利益非常一致了。因此，對兩方來說，當前的目的是“繞過墻角”——這是美國決策人現在對于這樣一個時刻的說法，在這個時刻，中國核力量的增長將需要克里姆林宮作出“干”還是“不干”的決定。對兩方來說，長遠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全新的世界權力制度，主要是以俄國、中國和美國這三大國之間的一種新的更為穩定的三角關系為基礎，這種三角關系是在蘇聯決定“不干”的情況下一定會出現的一種結構。最后，在美國方面，尼克松政府同克里姆林宮進行交易的主要目的一直是為了事先為建立這種關系打下基礎，希望“墻角”將確實會安全地繞過。

　　我重申，在我看來，更大的可能性是，當要作出選擇的時刻到來的時候，克里姆林宮將決定“不干”。請注意我說的僅僅是更大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我認為，為了“繞過墻角”這一具體目的而建立的中美非正式的局部聯盟，已使克里姆林宮作出“不干”的決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但是在“墻角”事實上安全地繞過以前，邏輯和事實使人們不能排除我們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現在完全排除的這種惡夢似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在全世界出現希特勒時代的可能性不超過百分之四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三十，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十，這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聽起來是很可怕的，并且認為是不大可能會發生的。但是，本報道的要點是，對北京的中國領導人來說，這聽起來一點也不會使他們感到可怕，他們也不認為是不大可能會發生的。周恩來總理用了一小時多一點的時間鎮定地、清楚地和透徹地（向我）分析了中國的國內問題。但是，在另外的兩小時中，大部分時間是談蘇聯問題。跟我談話的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給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們肯定不是太容易感到驚慌的人。根據我長期的經驗，我想不起有哪一個偉大國家的任何領導人比中國現在的總理更有力地使人感到他知識極為淵博，態度泰然自若。我至少可以說，所有談話都是以同樣的事實作為基礎而開始的，并且也揭示了同樣的分析態度。象我早些時候提出的中蘇問題總結所說的那樣。如果說有一點點不同的話，那它完全在于中國人一再堅持：中國能夠經受和打敗蘇聯發動的包括大量使用核武器的一次預防性的進攻。

　　我還必須補充說，我的旅行的很大一部分——在遠離北京的中國幾個省度過的幾周——使我確信，對蘇聯人來說，“對中國怎么辦？”這個問題一定比我想象的甚至更為嚴重。到現在，這一點已經是自明之理：蘇聯對中國的擔心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的，而且這種擔心早就比中國對蘇聯在北部邊界的威脅的擔心強烈。周恩來對我說，當阿登納總理訪問莫斯科的時候（實際上是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魯曉夫實際上告誡阿登納要警惕“黃禍”，請考慮考慮這句話！這是德國最后一個皇帝說的一句話！以前在中國的幾個省（中國較遠的部分）旅行的時候，我就開始考慮，蘇聯這種擔心的部分原因會不會是以前的一些蘇聯顧問向他們的政府提出的關于中國的最后能力的警告。

　　但是，在這里，我必須首先承認我有某些偏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四年中，我在中國度過了大部分時間。這幾年使我長期被這個國家和它的歷史所吸引。更重要的是，這幾年使我深為欽佩中國人民的吃苦精神、不知疲倦的勤勞和特別高的平均智力水平。因此，我是從這樣的堅定信念出發的，即中國人在得到一半機會的時候通常是可以完成偉大事業的。而且，我也沒有看到過新中國的最壞的方面。我得到了特別的自由，因為我獲準訪問中國以前沒有被訪問過的重要部分。

　　整個說來，我在中國感到很愉快，這始終是妨礙發表好議人非的評價的一個障礙。然而，甚至在北京，在令人振奮的探查工作到來之前，我不斷考慮的是我的一個朋友、英國的蘇聯問題專家馬克斯·海沃德一度表示的這一尖刻見解：“在蘇聯，什么東西都不在真正起作用，不幸的是，武裝部隊和警察卻在起作用”。與此相反，在北京給我以深刻的印象的第一件事是：看來，中國的消費品分配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好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議呀！在莫斯科，旅行者難得吃到一頓好飯。但是，如果他設法實現這個奇跡的話，在一般情況下，他必須等上兩個鐘頭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在北京，你可以走進一家看起來最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人民飯館”去。在那里有許多的勞動人民只要花相當于三十美分的錢就可以吃上簡單的午餐或晚餐。在那里會有人及時地有禮貌地為你服務，供應一頓十分美味的飯菜。價格之廉增加了你的享受。當我付出每人九十美分的代價而舉行一次真正的宴會的時候，我想起了在紐約的飯館里每人付出二十美元的代價還吃不上那么好的飯菜，不禁大吃大喝起來。更加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在莫斯科，只要一聽到一點關于可以買到稀有的商品的風聲便自然而然地有人排起大隊來。在北京則看不到有這樣一種現象。

　　在中國，顧客們目前只缺少三種商品——書籍、縫衣機和自行車。從中國人很低的工資這個角度來看，后兩種商品還是昂貴的。在中國，大米、食油和棉紡織品也還是配給的，但是，除了食油之外，配給量還是豐富的。而食油的便宜代替品可以自由買到。商店的貨物也是充足的；雖然中國的消費品遠遠說不上是奢侈的，但是物價非常低廉。沒有一項商品具有常常成為蘇聯消費品的特點的那種令人感到沮喪的、不像樣的粗劣制品。當我進一步到各地去旅行的時候，我發現北京是典型的而莫斯科則不是典型的。在蘇聯，只要你離開市中心許多英里，你就一定會發現地方上的消費者的處境要比大城市的消費者的處境惡劣得無法比擬。在中國，情況恰好相反：我發現遙遠的云南省的一個小縣城里有一家具有最令人難忘的質量的“人民飯館”，加上可以說具有北京水平的百貨商店和其他商店；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甚至在一個偏僻的、但是非常繁榮的農村公社里發現貨物充足的小百貨商店。

　　在中國共產黨在一個貧窮的、受到破壞的、基本上沒有工業的人口過剩的國家里取勝之后才二十三年的今天，加上在最近的過去發生了象大躍進和文化革命這樣的動亂，在這種情況下發現中國現在的這種情況是令人驚奇的。俄國革命的發生畢竟已有半個多世紀了。最后一次的國內大動亂，即斯大林的恐怖時期，大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便結束了。這場戰爭結束后幾年，中國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因此，這種對比意味著中國在解決日常的實際問題方面獲得了特別的成功。這種成就遠比人們在俄國或者在東歐所看到的任何成就優越得多。人們真的能在北京看到對中國的這種優越性的某種默認。為外國人而開設的“友誼商店”，不斷地擠滿了俄國人和東歐人，而在一架開往莫斯科的民航總局飛機即將起飛之前，甚至連公眾水果店和菜市場都擠滿了人。但是，所有這一切不管表面上具有諷刺意義和有著更深刻的含意，基本上還是次要的。我在中國發現的其他情況要比它重要得多。這些情況甚至使我的內心充滿了對蘇聯領導人的同情。事實上，除非我發生嚴重誤解，否則“該對中國怎么辦？”的問題將仍然是他們的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即使他們能夠忘掉中蘇的核格局的話。基于同樣的原因，人們能看到的新中國未來的那種事態發展今后可能會深刻地影響其他各種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最簡單地說，我預見到中國將來會在物質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蘇聯人也預見到中國共產黨這種物質上的成功，這必將對他們的思想產生深刻的影響。

　　中國一千多年來的領土擴張一直是一種特別活躍的、持續不斷和甚至是無情的現象。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總是喜歡堅持說，中國不想當超級強國。喬冠華和周總理都對我這樣說，而且特別明顯地加以強調。唯一的老實的和有禮貌的答復是：真正獲得成功的中國只能不僅僅是超級強國，而且將是超級大強國。盡管這種回答含有恭維的意思，但這兩種回答都是不很受歡迎的。然而，情況是清楚的：如果中國沒有受到蘇聯人的削弱，如果中國人也在別的方面獲得成功，中國必然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超級大強國。的確，一個完全成功的中國將在世界上比現有的兩個超級強國中的任何一個有更大的潛在的影響。這些是無法否認的，至少約略熟悉中國的偉大歷史和大致了解有關中國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資源的基本資料的人是無法否認的。假定一個沒有被削弱的中國也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的話，正如我曾經說過的，問題不在于中國是不是會變成超級大強國而是什么時候變成的問題。因此，對蘇聯國防部的計劃人員來說，“該對中國怎么辦？”的問題必然是個大問題。基于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和正統的原因，蘇聯人看到一個遠不是百依百順的共產黨社會的對手擁有全副核武裝，必然會認為是幾乎無法容忍的。簡單地說，中國現在正忙于在共產黨世界這個范圍內粉碎蘇聯的核壟斷，這是夠糟的了。但是，實際上更糟的是看到了中國將來取得超級大強國——并且是作為蘇聯最靠近的鄰國！——的地位的可能性。作為一個美國人，看到這樣的中國將來朦朧地出現，我必須承認我不禁要感謝上帝創造了一個太平洋。

美《紐約時報雜志》刊登艾爾索普的訪華觀感　　

《自己干---離開中國以后的想法》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4.23

　　【本刊訊】美《紐約時報雜志》　三月十八日　一期刊載約瑟夫·艾爾索普寫的一篇文章，題為《自己干——離開中國以后的想法——（二）》，摘要如下：

　　美國人和俄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等等，對于亞洲近二十年間發生的事，都感到大大驚異和大為不安。簡言之，幾世紀來在經濟和技術上一向由西方社會所控制的那樣一個世界的形狀已被砸得粉碎。最富有戲劇性的發展是，一個遭到破壞和部分地手工業方式的日本戰后經濟，已迅速轉變成一個龐大和具有高度技術的經濟。而且，即令在今天，有了日本的例子活生生地在那里引起我們的警覺之后，也還很少有人注意到：每當歸根結底發源于中國古代文化的亞洲社會中任何一個部分開始以充分現代化的方式辦事的時候，將會出現何等令人注目的結果。

　　說他過去對中國的看法錯了

　　亞洲到今天為止所獲得的這些成就，是我寫這中國之行的第二篇報道的必要背景。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我和我的妻子作了一次時間上異常的長、范圍空前地廣的中國之行。前一篇報道談的是：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大規模加強軍事力量所包含的嚴峻意義；那種加強力量的某些動機；特別是中國領導人所闡明的中國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現在權衡一下，我敢打賭，盡管好些年來蘇聯人一直在積極準備，但他們不會終于動手摧毀中國的核設施。無論如何，我們用不了多久就會知道蘇聯的決定。相形之下，要想知道新中國是否能真正取得我現在所預見的那種改變世界面貌的物質成就，至少還需要十年，或許更可能是二十年的時間。

　　未來中國的物質上的成就的前景，確實是我在中國之行中感到真正驚異的東西。我過去總是設想，共產主義社會從其本質上來說決不可能取得象日本和其他較小的亞洲社會所取得的如此觸目的經濟勝利。而且，我應該承認，在我到中國去之前，中國長期發展的前景在我是幾乎看不到的。

　　我現在認為，我都錯了，至少對中國而言是如此，從長遠來看也是如此。可是，如果說我過去錯了，而今天對了，那么我們就必須正視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已經取得引人注目的物質成就并且還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這樣一個中國，勢將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超級大強國。

　　真的，當我在中國旅行時，整整一個月，每天花十四個小時去看，去聽和提問題，我經常想到，中國人自己為他們的國家所起的名字的真實含義。“中國”，通常被翻譯成“中央王國”，其實最好是譯成“世界的中心”。不僅如此，在十九世紀西方工業社會的挑戰開始變得嚴重以前，中國一直是中國人所知道的那個世界的真正中心。而一旦中國的物質成就開始接近日本的物質成就時，我們的世界的真正中心將以很少西方人現在能想象得到的方式發生逆轉。請記住，中國有日本的七倍大。

　　談我農業發展情況

　　鑒于上述理由，那么就值得問一問，新中國到底看來是如何工作的，它將來又可能如何工作。毛澤東的最被忠實地履行的格言之一就是“農業是基礎”。那么，就讓我們從農業開始談起吧！以蘇聯為首的所有其他共產黨社會在這方面一直搞得非常糟糕。美國關于中國的許多神話之一是，中國的土地不能養活它的人口。好久以前，在毛的大躍進接近于災難性的后果中，我還記得曾經有些漫不經心地向我們自己的農業部里一位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高級人員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我問道，假如中國每公頃可耕地的農產品產量幾乎提高到日本產量的水平的話，其結果將如何？我的那位朋友臉都嚇白了，他回答說：“天哪！如果竟然發生那種情況，那么象美國這樣的農產品出口國家就將遇到大量的麻煩。如果中國農業達到了日本農業的水平的話，那么中國就能供給它的人口中男女老少每人每天四千卡洛里的熱量；這樣，他們的體重全都會超重；但是他們還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年產量向國外拋售；這樣一來，世界商品市場就得遭殃！”

　　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即所有中國人現在稱之為“‘三年災害”的一年。到了一九七一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已增加了三分之二，即從年產一億五千萬噸增加到二億五千萬噸。一九七二年由于氣候確實太壞，產量稍有下降。這種情況同蘇聯農業的可憐的紀錄對比起來，實在是令人觸目的。即使如此，中國在最好年成中每公頃可耕地平均糧食產量為二噸半，這個數字約比日本的平均數字低百分之五十。鑒于其他共產黨國家的農業紀錄，我曾經認為，那是制度本身在起著一種阻礙作用。這一結論并非不合邏輯；凡是看到過中國農民干活的人都知道，以一個人對一個人來看，他們和世界上任何農民一樣熟練和勤勞，但卻與俄國的農民全然不同。然而我現在感到很肯定，我早先的結論是不正確的——雖然我應該馬上指出，我能有時間作充分研究的，僅僅是在云南和四川兩省少數幾個農業公社。

　　任何一個熟悉舊中國的訪問者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一直是那么可愛的、豐富多彩的大地風光，其外部面貌已經大為改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年代里，我所知道的中國，那時除了最遙遠的荒無人煙的地區以外，燒炭者和山羊把山上和丘陵地帶的樹搞得精光。但現在，除了沒有人居住的一些地區例外，幾乎所有具有足夠土壤的山脈和丘陵，一律種滿了樹苗和小樹，大都是在前幾年用手工種植或用飛機撒種的。現在已經有了公路了。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夠想象，過去中國大部分地區缺乏任何種類的道路曾到了何種程度。特別是在中國南部，有無數市鎮連吉普車都開不進去，大部分村莊獨輪車算是能夠穿進去的最大的運輸工具了。再說云南，當時你要從陸路進出這個富饒的省份，除非經過通往河內的那條法國人造的窄軌鐵路，還有一條鐵路最遠只能到達鄰省省會貴陽。而所謂“公路”，那實際上只是從山巖中鑿出來的石級階梯，也沒有多少英里長。這種路乃是過去皇朝時代的御道，還是照原來的樣子在山里一上一下盤旋。要在這種路上旅行只能是步行，或者用受過特別訓練的小馬馱東西。可是現在，鐵路網已經大大擴展了，到處都有了公路——這對農業來說實在是更為重要得多。

　　在我所訪問過的公社和大隊里，至少有一半，創造資本的巨大努力已經達到一個關鍵性的新階段。換句話說，從農村到市場的必要的道路已經有了，該建的堤壩和水庫，水渠和運河以及梯田之類的項目剩下的已經不多了。可以稱之為不折不扣的改造土地本身的這個根本任務，距完成也并不那么遠了。這樣，土地已為下一階段的工作做好了準備，這就是進一步大大推進農業機械化，更普遍地施用化肥，更多地采用改良品種。

　　假定中國在氣候上走運的話，那么，人們一定可以合理地期望，中國農業產量在未來的十年中將比一九六一到一九七一年過去十年有更加迅速的猛增。中國北部的干旱和某些省份固有的貧瘠仍將是一個困難。然而，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產量事實上提高三分之一以上——我猜想可以達到——的話，那么我早先憑空提出的關于中國農業達到日本水平的假設性問題就將開始看來并不是毫無根據的了。這樣，中國到一九八三年時的產量就將開始接近日本每公頃的平均數字。在日本，無論肥料的利用、種籽的改良以及高產所需的其他一切輔助手段，都早已達到了飽和點。再者，日本的稻田只能種單季稻，而中國則有越來越多的稻田，由于地處更南方，并有了新的灌溉系統，已開始一年收獲兩季了。

　　簡言之，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象我的朋友、那位農業部的專家曾經相當發愁地估計的那樣，中國成為一個真正大的凈農產品輸出國的時間就將到來。那種大肆渲染的中國購買外國小麥的事，大體來說已只是一種賤買貴賣的辦法；因為在大多數年頭，中國人一直在以高價向國外出售相當數量的大米，用以支付他們所買進的價格比較便宜的小麥。如果真正的凈出口將早在一九八○年開始，我一點也不會奇怪。

　　談我有計劃地發展工農業

　　新中國到處都有計劃，工業上和農業上無不如此。每個人都會告訴你“按明年的計劃”將要進一步做些什么。

　　關于計劃的談論，也都是非常腳踏實地的，但就我所能判斷的而言，新中國依然最不象人們在使用“計劃經濟”這個字眼時通常所想到的那種“計劃經濟”。事實上，他們的計劃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象蘇聯那樣從中央到下面那樣。

　　這種自下而上的計劃制度是強有力的，它足以產生至少四個顯而易見的、極有意義的結果。首先，如果沒有這種制度，就不會給“各盡其力”的原則留下足夠的余地。其次，它鼓勵最大限度地開發當地資源，如小煤礦層，在云南和四川兩省這種小礦層隨處可見。再次，這個系統也替為滿足當地需要而進行的地方努力留下大量的余地，這一點中央計劃人員是遠遠看不到的。最后，它大大地簡化了中央計劃人員的工作。談昆明、重慶的新舊對比

　　我不是一個職業的經濟學家。在工業方面我也沒有經驗。真的，我曾把我所觀察到的事情同受過高等訓練的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美國專家們仔細地核對過，譬如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以及農業和工業的增長率。我發現幾乎在所有問題上，專家的估計都相當接近于中國人所告訴我的以及我在當地所了解到的東西。盡管如此，我仍然強烈地感到，我也許把這一切都搞錯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能肯定，即我至少可以告訴讀者我在舊中國所見到的與我在新中國所見到的有什么不同。我在過去所看到的與我最近所看到的這種不同之處，使我相信新中國的工業變化也已經和農村的變化一樣大了。要知道這一點，只要我把過去最熟悉的云南省昆明和四川省重慶在一九四五年的情況和現今的面貌作個對比就行了。重慶過去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工業簡陋——國民黨政府的少數破爛的兵工廠大部分在這里，在戰爭頭幾年多半隱蔽在山洞里，但是重慶基本上還是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內河港口，再加上天氣陰沉，矮小凄慘的房屋充塞著來自日本占領區的難民，更顯得這個城市破爛不堪。

　　而今日，與之相反，昆明和重慶都已成為現代化的大工業城市了。重慶還是那樣沉悶，但是遠遠不象以前那么破爛了，因為那些矮小的居民區已被高大的、光禿禿的但很整潔的一排排工人住宅區樓房所代替。同樣，山洞里的工廠也被高大的現代化工廠所代替了。而同時昆明，除了它那總是那么美麗的湖和那四季常春的氣候以外，卻失去了它的媚人之處。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同樣的城市圖景，一長排一長排工人住宅大樓和很多工廠，有些廠擁有上萬工人。從無數工廠煙囪里冒出來的煙，早已開始把昆明四季常存的陽光的燦爛光輝弄得混沌了。

　　人們不喜歡夸張。甚至在今天，新中國的經濟中，工業仍然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是農業。但是，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工業的增長決不僅僅局限于上海那樣少數幾個革命以前的工業城市。相反，正如昆明和重慶所顯示的，只要在資源和運輸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目前這種新的工業發展已經遍及全國，從而形成了一個為未來工業進一步增長的全國范圍的基地。而在遙遠省份內的工業增長，也并不是限于現成的中心城市，如省會里。

　　在舊時代，我對云南省的城鎮非常熟悉——至少對那些吉普車能到達的，或者是有空軍設備的，即有飛機場的城鎮。一般云南省的縣，象夢境一樣美，通常隱蔽在高而干燥的群山環抱中豐饒的峽谷之中，由于云南的特殊地勢，它們各自散處在自己肥沃的袋形地帶中。在戰爭年代里，除了某些空軍設備之外，鐵匠爐、手工織布機和陶器制造業是你在云南鄉村一般所能期望看到的最高形式的工業活動了。因此，當我在玉溪縣度過幾天興奮的日子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玉溪縣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在新公路從　八十英里　外的昆明通到這里以前，這地方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而今天，這里是更加嫵媚、引人入勝了，因為在縣城里，雖然有新工業，卻仍然保留著大部分舊的街道，兩旁有精致雕刻的、紅色油漆的房子和商店門面。要想知道玉溪縣所起的變化，只要看看我在過去報道中提到過的玉溪農業機械廠就夠了。這個廠是十年多以前創辦的，主要是一個制造鐮刀和鋤頭的鐵匠合作社，有不到七十個工人。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大的綜合性工業結構了。職工約三千人，有四百多臺機床，主要生產今天農村人民公社所需要的渦輪機和發電機，而不再是生產鐮刀之類的東西了。在這里，“各盡其力”的精神如此深入地貫徹著，近乎全廠一半的車床都是由這個偏僻的農村工廠制造的。

　　說中國工業品將有競爭能力

　　已經談了很多，在我談完以前，還必須提到其他三個影響未來的因素：我不能判斷中國的技術，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不久以前訪問過中國的科學家所提供的證詞加上我們美國關于中國問題的專家們的證詞，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驚人的論點。中國工業的尖端技術，看來差不多已和日本和西方的最好技術一樣先進。運用尖端技術的范圍還是有限的，而且我可以確定它們多半用于國防計劃方面。不過不管哪一種優良技術，只要有一些中國人掌握了它，國內就會有很多人很快學會。這一向是中國人的作法；因此，如果你想低估中國未來的競爭能力的話，靠中國技術落后這點作為論據是靠不住的。

　　至于第二個因素，即關于他們如今已有的競爭能力問題。從頭說起，凡是我所見到的中國工業工廠，看起來沒有一個是真正具有競爭能力的。在我所見到的許多工廠中，只有一個裝備著有組織的西方式的生產線。這就是云南省主要紡織廠中的一個廠。這個廠生產多種花樣新穎、實用耐穿的衣服和布匹；它們出售的價格以我們的標準來看是低得可笑的；而這個廠每年上繳給云南省的款額，竟達到當初建廠時該省投入的少額投資的百分之百！可是，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并沒有要搞西方式生產線的意圖。據我估計在我所看到的工廠中，工人平均工資為每月五十元人民幣。以這樣的平均工資，你可以雇用大量的人力而不會沒有甚至與日本、香港這類地方競爭的能力。正是這種潛在的競爭能力，乃是我在研究中國工業工廠的時候，使我最經常感到和印象最強烈的東西。關于對質量的判斷，我知道我還必需聽從專家的意見，這在我回國以后已經征求過了。正如已經提到過的，所有的專家現在都說中國的工業品，與蘇聯工業品（除武器外）適成鮮明對照，是具有充分的競爭能力的。同時，由于我無法在當地判斷質量，因此在我訪問每一個工廠時，我就習慣地向廠的領導人詢問產品的價格，并且盡可能地了解世界市場上相當的機床和其他工業品的價格。從得到的對比價格中，中國貨價格一般只相當于世界市場價格的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因此可以看出，如果他們決心以日本的方式對工業進一步增長提供資金的話，中國將得到多么大的成就！

　　最后，第三個對未來需要考慮的因素，是中國被認為無法控制的人口增長這個題目。當然，如果真是無法控制，那么人口增長是可以抵銷掉任何數量的工農業增長的。但是我看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確實作了很大的努力，——我相信到一定時候，將會成功的。

　　因此，到一定時候，我想人們就已能看到在這篇文章開頭時我所談到的中國在物質上取得偉大成就的概貌了。這并不是說我愿意搬到中國去住。這也并不意味著，人們就可以忘記中國潛在的成功所付出的道義上的代價。

　　然而，如果說任何可能的和可預見到的發展趨勢將改變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的整個面貌的話，那末，推究這種發展的根源，就需要謹慎從事。毫無疑義，從長遠來看，中國在物質上取得巨大成就將使我們的世界發生急劇的變化。正如如果蘇聯以核力量摧毀中國的話，將在短期內使我們的世界發生急劇的變化一樣。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寧愿看到中國取得物質上的成就，而不愿遇到可怕的另一個圖景。但是，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認為，一個具有超級大強國地位的未來的中國，將會給我們兒子和孫子一代的世界增添舒適。

　　（文內小標題是本刊加的）

約·艾爾索普文章《中國的農業成就》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8.20

　　【本刊訊】美國《華盛頓郵報》　八月十一日　刊登約瑟夫·艾爾索普發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的農業成就》，摘要如下：

　　蘇聯人今年正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大約兩千萬噸糧食，從而又一次突出說明蘇聯的農業老是遭到失敗。另方面，中國人明顯可見地正在農業方面取得十分重大的成就。

　　而且，我愿意打賭，中國在農業方面的這一成就經過十年或十五年時間將達到可以同日本全面的經濟成就相媲美的程度——這將是一件能夠使世界發生變化的事情。

　　對中國人來說，就像對蘇聯人來說一樣，糧食生產是衡量農業成敗的一個基本指示器。因此，讓我們來看一下中國下列四個統計數字。一九六○年，即瘋狂的“大躍進”造成的災難最嚴重的時候，中國的糧食和可以頂糧食的作物的產量只有一億五千萬噸。

　　一九七二年，我很榮幸地在中國作了一次長距離旅行，那一年由于氣候不好糧食總產量低于平均數。然而，到那時，盡管由于又一次出現瘋狂行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造成了暫時的混亂，糧食和可以頂糧食的作物的產量還是達到了兩億三千六百萬噸。

　　當時我曾預言中國的農業產量將進一步大大提高，但是有人指責我被人家“洗了腦筋”——那些比較左的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術界人物發出的指責也不算不厲害！然而，中國去年的糧食和可以頂糧食的作物的產量達到了兩億六千萬噸；今年盡管一些小片地區氣候不好，產量仍然達到兩億七千萬噸；而且有可能達到兩億八千萬噸。

　　中國今天仍然是一個肥料生產和農業機械十分落后的國家，對于任何這樣的國家來說，糧食產量在十五年內從一億五千萬噸增加到兩億七千萬噸，確實是農業生產方面取得的一個使人感到驚訝的成就。但是，事情并不以糧食和可以頂糧食的作物的總產量有這么巨大的提高而告結束。

　　一九六○年，整個中國接近于挨餓，要不是因為中國南部的稻谷收成相當好，整個中國就真正的要挨餓。于是，中國立即轉向在經濟上采取講究實際的做法。

　　雖然一九六○年的稻谷收成救了中國，但是中國那一年每公頃耕地的稻米產量不超過二點四噸。這個產量不算太差，但是比日本的產量要低很多很多。那一年我正好在香港，我有點閑聊似地向我們總領事館的十分精通中國農業問題的專家、博學的約翰·韋恩莫斯提了有關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我說：“一旦中國每公頃的稻谷產量能夠趕上日本，同時還能按同樣比例提高其它農產品產量的話，那將出現什么樣的情況？”

　　韋恩莫斯在一張用過了的廢紙上進行了一長串的計算。當他一步步地計算下去時，他的表情明顯地發生了變化。他最后回答說：“啊，約瑟，不得了，如果中國人做到了你所說的事情，他們就完全能綽綽有余地解決他們全國人口的吃飯問題，而且還能向外出口多達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的糧食”。

　　中國人現在還沒有趕上日本每公頃的稻谷產量——五噸左右。但是，他們已從一九六○年的每公頃二點四噸提高到今天的每公頃三點四噸，而且其趨勢是急劇上升的。事實上，據我估計，中國從長江流域往南的水源比較充足的稻田每公頃的產量大約三、四年內就會達到日本的產量。

　　提出這種預言是有若干扎實的理由的。首先，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我發現土地本身已得到了徹底的改造。水利（包括排灌在內）工作已改善得無法比擬；在過去不長樹的大小山上都種上了樹木；過去沒有道路的地方，現在道路四通八達——這些是中國的大地面貌改變的主要特征。這比以色列改變巴勒斯坦的土地面貌還要引人注目得多。

　　這就是說，中國人已作了驚人的、但是是必需的基本投資。此外，現在已經開始進行真正有利可圖的其他投資，即大大改良種子、大量增加化肥和實現花錢要多得多的機械化。

　　關于機械化，人們還得靜觀。一九七二年已經大量生產馬力更大得多的灌溉用水泵。但是要求設計和生產適應中國或日本式農業需要的那種結實而又非常輕便的拖拉機卻是個艱巨的任務。

　　至于化肥，中國人現在處在中間階段，這個階段是從一九七二年開始的，即建起了數百家以當地煤層為原料的小型化肥廠。至于中國的將來，再過大約三年時間，將興建起十三座巨大的、造價也很高昂的生產以尿素作為基礎的化肥廠。

　　至于改良種子，中國人采取了就地改良當地的稻谷和小麥品種的獨特作法。這使他們免遭突然廣泛發生病害的把握要大得多，而外國引進的種子從來不能免遭這種病害。當我訪問中國時，他們在改良種子方面已開始取得了很大進展。情報機構的消息表明，在過去一年左右時間里，他們在這方面取得了更大得多的進展。

　　此外——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的農業體制給了有成就的、勤勞的農民提供了真正的動力，而這種情況在蘇聯是聞所未聞的。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我才敢打賭說，幾年后，中國農作物每公頃的產量將達到使約翰·韋恩莫斯想起來會臉色發白的地步——因為屆時將同日本每公頃的產量相等。

蘇《真理報》載文：《敦巴頓大街的紅衛兵》　　

攻擊艾爾索普訪華后“吹捧中國，誹謗蘇聯”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3.22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十八日電】題：《真理報》評約·艾爾索普

　　《真理報》寫道，“華盛頓評論員約·艾爾索普炮制已有一年多的關于‘蘇聯對中國威脅’的許多文章中，謊言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今天發表的《敦巴頓大街的紅衛兵》一文的作者謝·維什涅夫斯基指出，“艾爾索普只要一張開嘴，大大小小的謊言就飛出來了”。

　　維什涅夫斯基寫道，艾爾索普承認，他在不久前訪問北京時受到“特殊的接待”之主要原因就是散布反蘇讕言。“評論員回到他的華盛頓敦巴頓大街的住所后就成了那么一個紅衛兵”，并開始頌揚中國當局。維什涅夫斯基指出，“艾爾索普之所以吹捧中國，僅僅是要努力讓關于‘蘇聯威脅’的謊言具有更加近乎情理的樣子。他重復的誹謗是老一套，但是采取了新的形式。目前，他已在援引‘在中國聽到的說法’了。”

　　維什涅夫斯基寫道，“一個有趣的場面正在形成：艾爾索普指著北京人說：他們‘很清楚蘇聯的危險’。而北京則時刻準備聽聽華盛頓這位說假話的挑釁者的意見，說什么他知道關于‘蘇聯危險’的某些情況。沒有中國的原料，敦巴頓大街的謊言制造廠無法開工。而沒有這位死硬反共家伙的產品，北京宣傳家們也過不了日子。反共主義只能這樣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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