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一年后，我降生在嶄新的共和國的土地上，比共和國小一歲。　　

時光如梭，到現在已快六十年了。我是不折不扣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親歷了建國后的兩個三十年。　　

對新中國來說，六十載春去秋來不過是短暫的瞬間，但于我則近乎是老之將至的一生。回首往事，若以一九七八年為界，前后兩個三十年的切身經歷，卻有天地之別的感受。　　

一九六八年我初中畢業，當時學校的教學秩序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我不打算繼續讀高中，決定和許多志在廣闊天地的同學一起報名上山下鄉。由于我體質較弱，學校沒有批準我上山下鄉的申請，把我的檔案轉到了區工業局招工辦公室。　　

離開學校后，我在家安心等待分配工作。那時沒有失業的概念，人人有工作是天經地義的事，壓根兒不用擔心就業問題。國家每年都有招工計劃，待業是暫時的，就是等當年的招工計劃，唯一需要關心的無非是被分配到國營企業還是集體企業。　　

在學校時，我曾搞過無線電遙控的航模和船模，有些膚淺的無線電基礎知識。回家后我拿著學校航模組開的證明到工業局招工辦公室，說了希望分配到電子企業的想法。招工辦的人說，本地區的電子企業并不是年年招工。我說沒關系，我可以等。當年和第二年，招工計劃中有很多大型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包括煤炭、鋼鐵、化工和紡織等行業，惟獨沒有電子行業。為了能到電子企業工作，我放棄了那兩次招工機會，繼續等待。在這期間，我有選擇地自修了高中和大學的一些相關課程，并開始有計劃地鍛煉身體。那時的體育場館，是按照毛主席“發展體育活動，增強人民體質”的精神開辦的，對公眾免費開放，是人民群眾參加體育活動的公共場所。在那里，我先后參加了體委組織的乒乓球、排球、足球、游泳和舉重訓練，健康狀況得到了很好的恢復。一九七零年秋天，新的招工計劃下來了，有電子企業的招工指標，我體檢合格，如愿以償，被分配到一家國營無線電廠，在裝配車間的流水線上做了一名學徒工，成了準工人階級。　　

本來，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從上學到畢業，工作，接下來就是住房，醫療，養老，全部都是國家包下來的，除了找對象追女孩子，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生存壓力幾乎為零，沒有任何后顧之憂，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發揮才能，努力工作，回報祖國。可后來不知為何都下崗了，買斷了，啥也沒人管了，免費醫療和老有所養就更別想了。如今回想起來，三十年前那時候，才真的是以人為本的社會。　　

進廠后我才知道，那是個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廠。工廠的前身是一些街道居民在幾年前白手起家干起來的集體企業，生產幾種簡單的民用電器產品。誰也無法想象，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有個電感元件，竟是這家小廠攻關研制出來的。小廠從此名聲大振，被收歸國營，主要生產軍用通訊設備和高精度的電子檢測儀器。　　

那時大學生很金貴，我這個自修完高等數學和電子工程專業的初中生也派上了用場，還沒出徒就破例調到技術科，和兩位大學生一起搞起了新產品研發工作。　　

說起這段經歷，有人說我很幸運。的確，看看今天的大學生，畢業后就面臨就業難的問題，我豈止是幸運，而是太幸福了。其實，個人的命運往往和時代連在一起，我的幸運是那個時代給予的。那時，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不允許有失業，人才不是商品，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寶貴資源，講得就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當然，大學生分配也存在一些專業不對口的現象。我們技術科就分配來一位數學系畢業的大學生。那時，我國電子工業對數學人才需求十分迫切，上級把他分到我們廠，正是為了充分發揮他的數學專長。但他一心想調到純數學研究單位去，經常抱怨在電子企業無用武之地，沒有想到這也是國家建設的需要。他清高自傲，以專業不對口為由，拒絕參加新產品研制，有“武”不用，最后落得一事無成，這能怪誰呢？相比之下，現在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為了糊口去養豬掃街擺地攤的大有人在，學無所用，絕無“分配”可言，亦無“不對口”之說，更談不上“國家需要”。人才被糟蹋成了商品，這又是誰的責任呢？　　

我懷念那個時代。那是一個純樸、高尚、燃燒激情的時代，是能夠昂首挺胸做一個自強、自尊、自信的中國人的時代。　　

七十年代初，我國電子工業剛剛起步，晶體管生產初具規模，已能生產開關晶體管。由于沒有與之配套的檢測儀器，對開關晶體管的參數測量就遇到了困難。當時，世界上只有日本能生產這種測量儀器。日本儀器用傳統的表頭顯示測量結果，技術上并不先進，因為在毫微秒數量級上用表頭讀取數據，誤差之大顯而易見。盡管如此，價格卻十分昂貴。為了解決這個開關晶體管生產的瓶頸，我們研制組主動請纓，決定研制我國自己的開關時間測量儀。為了在檢測精度上超過日本，我們大膽提出采用先進的數字顯示的技術方案，直接挑戰領先世界的日本電子制造技術。是我們太狂妄嗎？不，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們天生就有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的豪邁氣概，有“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的工人階級大無畏精神，我們所沒有的，只是崇洋媚外跟在別人后面爬行的自卑和自賤。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廠從工人師傅到技術人員，從領導到群眾，沒有人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為國家舍小家，不計報酬，主動加班加點，獻計獻策，上下協調，團結一致，攻克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僅用了十八個月就研制出代表七十年代世界先進水平的晶體管開關時間測試儀，并很快形成了批量生產能力，價格只有日本進口儀器的五分之一，是有百分之百的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制造。每每想到這些，我作為一個中國工人和科技工程人員，那種發自內心的酣暢淋漓的自豪和驕傲，總使我如沐春風，那叫一個痛快。　　

現在，這種美好感覺只能在往事的回憶中尋覓了。我再也不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即使作出再大的成績，我的工作也不過是老板眼里的一種商品。這種商品的價值，不是其使用價值，僅僅是我被雇傭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已。當人的地位從社會的主人變為一件任人挑選的商品時，自主的創造性勞動的自由和激情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在資本壓榨下難以承受的屈辱和痛苦。　　

到一九七六年，我們廠已發展到四百多人，固定資產和年產值也翻了幾翻，成為本地區同行業中舉足輕重的骨干企業。這是我們廠全體干部職工，經過一點一滴的苦干積累起來的物化的勞動價值。現在有人說國營企業破產是我們不思進取，懶惰，靠國家養活的結果，必須該制，走私有化道路。這是徹頭徹尾的無恥謊言，是對我們整個一代人的侮辱。四九年建國，一窮二白，哪一家國企不是我們忘我勞動一磚一瓦建起來的？不是我們節衣縮食無私奉獻干出來的？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用勞動積累起來的財富，今天拿什么來改革？難道那些侵吞國有資產的新貴們是靠空氣一夜爆富的嗎？資改派明修棧道，暗渡陳滄，漫天過海，混水摸魚，用微不足道的經濟代價竊取了我們三十年積累起來的勞動成果。他們利用我們對黨對國家的愛戴和信任，偷梁換柱，以極小的政治成本，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從國家的主人淪為靠出賣勞動力才能維持生命的最廉價的商品。反過來，他們卻污蔑我們是“懶漢”，“刁民”和“屁民”。如果用陰險、惡毒、骯臟和無恥來說明資改派的嘴臉，那也是美化了他們。他們是自有人類以來，歷史上最大最貪婪最無恥和最兇惡的竊賊。　　

在沒有改制以前，我們廠發展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最重要的是產品開發方向始終瞄準世界先進技術水平，從不迷信洋人，堅持自主研發，產品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如果按照這個方向發展下去，始終堅持公有制，現在我們早該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用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在世界上立于不敗之地了。　　

可是，不知不覺間，國家的產業政策卻發生了悄然變化。“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不提了，“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怪論盛行起來，一些領導干部紛紛出國考察。不久，許多重大國防科研項目開始下馬。衛星不搞了，大飛機不搞了，單晶硅不搞了，晶體管和大規模集成電路也不搞了，剛剛建立起來的我國基礎電子產業被無情地厄殺在搖籃里。　　

基礎電子產業荒廢之后，我們廠高精度的檢測產品也就漸漸無人問津，最后只好下馬停產，壽終正寢。從此以后，我們這個有強大科研攻關力量和優秀的高素質技術工人隊伍的國營企業，只好生產一些技術含量極低的收音機、保護器之類的民用產品，企業效益大幅下滑，技術人才大量外流，最后資不抵債，工人下崗，破產倒閉。最后一任廠長，在個人承包的晃子下，變買了廠里的固定資產，中飽私囊，到別處搞投資去了，成了“先富”一族，搖身變成新生的資本家。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搞活國營企業”的口號下進行的。企業非但沒有搞活，反而搞死了。公有資產，一夜之間變成了私人資本。昔日的國家主人，企業的所有者，被剝奪地干干凈凈，掃地出門，重新淪為資本壓迫的奴隸。　　

我仍然比較“幸運”，憑一技之長，被一家私企聘去做了技術總監，混了個白領。然而這個幸運和市場經濟毫無關系，因為我的一技之長是由過去那個時代培育造就出來的。想想過去，看看現在，雖然衣食尚可無憂，但不敢后顧所歸，已然心如死灰，除了苦澀，再也品不出這個“幸運”還有別的滋味。　　

我在街上經常遇到過去的同事，那些和我一樣，曾為共和國的強盛貢獻出寶貴青春的同齡人。他們純樸善良，愛黨愛國，無私高尚，是優秀的技術工人，都有一技之長，甚至有人身懷絕技。沒有他們，共和國不可能在三十年前就取得了讓世界震驚的成就，也不可能有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大國尊嚴。可是現在，當他們頭發花白的時候，資改派使他們曾經堅信不移的所有的國家承諾都變成了一頁廢紙。剝奪了他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力，進而又剝奪了他們工作的權力，住房的權力，休息的權力，生病的權力，甚至衰老和死亡的權力。他們被迫流落在大街小巷，擺地攤兒，買報紙，烤地瓜，掃馬路，看大門，掏糞坑，撿垃圾。還要被工商、城管甚至地痞們訓斥、哄趕和追打。我害怕看到他們，害怕看到他們眼里流露出的目光。那目光只有在今天的美國，在美國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里，從那些缺失了尊嚴的印第安人眼中才能看到，那就是深藏在心里的迷惘和無助的悲哀。令我難過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能讀懂這些讓公正和良知震顫的苦難心靈呢？　　

右派精英們忽悠全國人民說，國企破產，工人們淪為弱勢群體，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是因為國企效率低，工人懶惰無能造成的。好在我們這一代人還沒有被趕盡殺絕，我們還頑強地活著，還沒有忘記那個火紅的年代，知道我們是怎樣用“低效和懶惰無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從一片廢墟上完成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偉大進程，建立起了門類齊全的強大的工業基礎，讓全世界翹首聆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巨人般漸行漸近的腳步。即是在今天，只要想到兩彈一星，想到大慶和大寨，這種可笑的謊言只有腦殘的人才會相信。右派精英們為什么要睜著大眼說這種夢臆一樣的瞎話呢？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掩蓋資改派偷梁換柱剝奪全民財富的原罪，包藏禍心地賊喊捉“賊”。　　

要說工人們“懶惰”，那也不全是瞎話。從八十年代開始，提倡物質刺激，搞廠長負責制，發獎金。我當時以為，這樣一來工人干活會更努力，可事實卻正好相反。有件往事我印象很深。我們廠生產的儀器都是用木箱包裝。木箱全部由木工班來負責生產。木工班只有五個人，過去，都能按時或提前完成任務，班產量最多時曾達到近百個木箱，從未耽誤過儀器裝運出廠，經常被評為先進集體。實行廠長負責制以后，木工班的產量大幅下降，每班只能生產十幾二十個木箱，致使很多生產出來的儀器不能裝箱發運。廠長為此十分著急，讓我和他一起到木工班檢查工作。我先行一步到了木工班，班長從窗戶看廠長也來了，拿起刨子，用釘錘輕輕一敲，正在喝茶，吸煙和閑聊的工人們立刻各就各位，大干起來。廠長見工人們干得熱火朝天，車間里電鋸飛轉，刨花亂舞，心里高興，便主動給工人們當起了下手。他和工人們揮汗如雨地干到下班，只做出五個箱子。廠長無話可說，只好讓工人加班。后來我問木工班長，你們干得那么賣力，怎么只做了五個箱子？他說，這你就不懂了，把刨印往里輕輕一敲，印口小，十刨頂不上一刨，這叫光見出力，不見出活，是做給廠長看的。我說這是何苦呢？明明白班就能干完的活，非要等晚上加夜班干？他說，加夜班不光能掙加班費，還有獎金呀。這話從他的嘴里說出來，我心里覺得很不是滋味。因為他過去是廠里出了名的優秀班長，為了完成任務，曾經大干三天三夜不下火線。那時候沒有獎金，他連加班費都不要。現在，他變了，變得會偷懶耍心眼兒了。他見我表情怪怪的，解釋說，“咳，你個書呆子，別傻了，以前咱是給共產黨干，現在是給廠長干，不一樣啦。”　　

其實我不傻，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變“懶”變“刁”，是因為以前共產黨說他是企業的主人，活是給自己干的。后來，企業的主人變了，分明是廠長，不是他了。　　

后來，廠長和一家木器廠簽了合同，把包裝箱交給他們干。木工班解散，全體下崗，停薪留職，自謀生路。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木工班長，只聽說他病了，是急性青光眼，沒錢治，廠里也不管，不久就失明了。　　

我知道，急性青光眼只要及時做手術，就能得到有效控制，不會導致失明。過去，職工生病，不管是住院還是做手術，都是廠里出錢。職工只要拿著廠里的就診單，交一毛錢的掛號費就啥也不用操心了。他可真是“病不逢時”，沒錢，瞎了，一個人就這么完了。　　

每次想到他的失明的事，我就會再次感嘆自己曾有過的幸運。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正忙著編寫一套新產品生產工藝流程，忽然感到渾身無力，好象是得了感冒，就到廠衛生室去，心想吃幾片感冒藥就沒事了。衛生室的醫生仔細詢問了我的情況后，說我不象是感冒，知道我搞新產品時每道工序都要實際操作，在噴漆車間經常接觸橡膠水和二甲苯等有機溶劑，就讓我到市立醫院去做血象化驗。化驗結果我的血小板很少，只有3800。她懷疑我可能是苯中毒，并立即把我的情況報告給了工會，工會又通知了廠里。第二天，廠里就派人送我到市職業病醫院作了進一步檢查，最后確診果然是苯中毒，隨即留下我住院治療。治療了一個多月后，我的血小板升到5000，恢復正常。我知道廠里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去做，心里著急，想立即出院，回廠上班。沒想到，廠里卻通知我再到市工人療養院去療養一段時間。市的工人療養院建在遠離市區八十公里外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公交車通到那里。廠里沒讓我乘公交車，用北京吉普車把我送了過去。廠里有三部車，兩輛載貨的卡車和一部北京吉普。七十年代初，北京吉普是縣團級干部的配車。當時，我雖然從事技術工作，但只是個以工代干的普通工人，坐在“專車”上覺得很平常，并沒有什么不合適的感覺，因為我知道，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坐這部車去療養院的普通工人。　　

我在療養院待了三個月，直到身體完全康復。從檢查診斷到治療和去療養，都是廠里按國家有關職工福利的規定和制度程序辦的，我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也沒有花一分錢，連掛號費都沒有掏。每天打針吃藥用了多少醫療費，我一概不知，也許只有廠里的會計知道。療養院的伙食費是每天一元錢，一個月三十元。我只需交八元，國家補貼二十二元。　　

現在的人很難想象七十年代初的三十元錢是個什么概念，那是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并供三個孩子上學的錢。因為他們不用做“房奴”，更不必存錢或交保險養老。如今，普通工人的工資比那時看似高了不少，有個千兒八百的，可要養活一個三口之家，若沒有父母的倒貼資助則難以維持。如果失業，也許還能買得起一根上吊的繩子。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發展了還是倒退了。　　

我現在已近花甲之年，不怕別的，就怕生病。可人老了，哪有不生病的？廠里的“就診單”早已成了歷史文物。如果真的病了，高昂的醫療費就會把我擋醫院門外，不知所終。　　

人若不衰老該多好呵。那是夢話。　　

懷念毛澤東時代。這是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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