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讀書生涯和政治實踐

刊發時間：2009-07-11 　光明日報

主講人:陳晉（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編者按：在全民閱讀活動蓬勃開展之際，最近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和新聞出版總署共同主辦中央國家機關“強素質，作表率”讀書活動，邀請著名專家學者在讀書活動主題講壇上開講座。從本期起，《讀書》版將選登讀書活動主題講壇精采的內容予以刊出，期待與更多的讀者分享讀書的盛宴。
 
 

一、毛澤東作為“讀書人”的形象

　　提出毛澤東作為“讀書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的歷史定位，而是說，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澤東這樣酷愛讀書、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確實非常罕見。對毛澤東來說，讀書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選擇，不是簡單靠興趣支配的選擇，甚至也不只是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種精神存在和思想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基本的生活常態，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

　　我接觸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難理解，毛澤東治黨、治國、治軍的實踐是那樣精彩，在內政、外交、國防各方面的活動是那樣的豐富，他的行動能力是那樣的突出，但他讀的書，卻并不一定比一些終生治學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學問家還要多。人們很難相信，這卻是事實。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讀書廣博而偏深。

　　毛澤東住在中南海頤年堂里面的一個院子，叫菊香書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書屋的書，有9萬多冊。不能說所有的藏書他都讀過，但這些書是他進城后逐步積累起來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書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畫。而毛澤東讀而未藏的書籍，或讀過藏過但后來丟失的書籍，就更不知幾何了。總的說來，毛澤東的閱讀范圍，可以概括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學、書法、報紙雜志、叢書工具書，共11大類。

　　以上是毛澤東讀書之廣博。所謂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馬列經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澤東還有興趣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流傳不廣的書，并注意其中一些細瑣的觀點。例如，長征剛到陜北，他就同斯諾談到了英國科幻作家威爾斯（H.G.Wells）的作品，后者寫有《星際大戰》、《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經細讀過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多次在一些會議上談論書中的一些觀點。讀《徐霞客游記》，他注意到書中提出長江的發源，是“金沙江導江”，而不是傳統說的“岷山導江”。讀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他細細圈畫其中關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證文字。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輯和整理毛澤東的著作和談話時，對一些引文做注釋，需要查很多書，有的就很難查到出處。例如，編《毛澤東文藝論集》時，對毛澤東提到徐志摩說“詩要如銀針之響于幽谷”這句話，就沒有查到原始出處。毛澤東經常講拿破侖說過一支筆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還寫進了給丁玲的詩：“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問了許多專家，都沒有弄清楚出處。還有一個例子，1972年發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飛機外逃，有關人員問毛澤東怎么辦，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這句話肯定是一個俗語，但這個俗語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這些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慶年間一個叫張南莊的人寫的一本講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說，叫《何典》。毛澤東最晚是在1941年就讀了《何典》，那時他曾托人為遠在莫斯科的兩個兒子從中國帶去一些書，其中就有《何典》。毛澤東晚年在一次會議上講過:“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是說吃藥只能醫那些不會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藥是治不了的。他用這句話比喻像花崗巖一樣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這句話也是來自《何典》。

　　第二，活到老、讀到老。

　　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講這個話是希望領導干部們抓緊時間讀書學習，毛澤東自己確實做到了這一點。1975年他82歲了，眼睛不好，還專門請一位大學老師給他讀書。我們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的，根據當時的記錄，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滿了管子，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過來就看書、看文件，共11次，2小時50分鐘。這當中，他已說不出話來，敲了三下木制床頭，工作人員開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當時日本正在大選，毛澤東或許是要看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著三木的材料給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時37分,此后再也沒有醒過來,7個多小時后便逝世了。這樣的情況很感人，可以說已經不是活到老，讀到老，而是讀到死。

　　第三，真讀真學，不是做樣子。

　　毛澤東讀書，是發自內心的對知識、對真理的一種渴望。有這種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真思考。什么叫真讀真學？具體表現在這么幾個方面：

　　一是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毛澤東曾對人說，他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讀了十幾遍《共產黨宣言》，為了學英文，他找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對照起來，在一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里還留有他的批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他經常閱讀的。《資本論》很難讀，但毛澤東讀《資本論》留下的批畫有四個時間，說明他起碼在四個時間段里讀過《資本論》，當然不一定是全讀。在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對人說，《紅樓夢》他已經至少讀了5遍，此后他也讀過，還讓人從北京圖書館手抄過一部胡適收藏的《石頭記》。

　　一是相同的題材內容，毛澤東習慣把不同的甚至是觀點相反的版本對照起來讀。例如，他讀美國歷史，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還專門寫條子說，不光要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關于《拿破侖傳》、《楚辭》，他都找來不同人寫的和不同人注釋的版本來讀，《楚辭》曾經要了十幾種版本對照起來讀。1957年，他對領導干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

　　一是除了寫讀書批注外，毛澤東注重討論式地閱讀。他不光是自己悶頭讀，讀完以后常常和別人討論，有時是邊讀邊議。比如，延安時他專門組織了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讀書小組，每天晚上讀10多頁，然后各自談看法。1959年底還組織讀書小組專門到杭州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了兩個月，議出了許多好的思想。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就是毛澤東在這次閱讀中提出來的，這是我們上世紀80年代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的認識源頭。參加這個讀書小組的同志后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記錄，印了兩卷本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二、毛澤東讀書歷程

　　毛澤東早年有個外號叫毛奇。關于這個外號的來歷，一說是因為他崇拜當時的德國元帥毛奇，一說是他常講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種說法，毛澤東是把讀奇書當作成為奇男子的第一個條件。

　　早年毛澤東讀書的目的，先是說為了“修學儲能”，然后說要尋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義”。概括起來，對他影響比較大的書有四類。

　　第一類是傳統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國學功底就是靠這時候打下的。在傳統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明清實學和晚清湖湘學派的著述，諸如顧炎武的《日知錄》、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以及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論語類鈔》等等。這類書在立志、修身、處世方面很有用。第二類是近代以來介紹西方的著作，比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社會學）肆言》以及盧梭、亞當·斯密等人的著作。閱讀這些書使毛澤東能夠跳出中國傳統思維來看世界。第三類書是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國內學者傳播新思潮方面的書，特別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著述。第四類是《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

　　五四時期，一批知識分子首先傳播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建黨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產兒也是知識分子，換句話說都是讀書人。他們對各種理論思潮做了認真的比較，最后選擇和確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經確立，就為它獻身，一直干到底，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思考，從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讀真學，追求真理的精神風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作為宣傳家和實踐家，感到精神非常“饑渴”，其讀書主要是為了實踐的需要。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主要在偏遠農村開辟根據地，領兵打仗，環境變了，常常是無書可讀，很苦悶。這與青年時代“讀書”，建黨前后辦文化書社“賣書”，大革命時期“編書”，形成強烈反差。于是，他給當時上海的黨中央寫信說，無論如何給他搞一些書，還開了一批書單，說“我知識饑荒到十分”，“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小事棄置。”可惜毛澤東開的書單沒有保存下來，他當時想讀哪些書不得而知。不過，在一封信中他曾經點名要斯大林的《列寧主義概論》和瞿秋白的《俄國革命運動史》。1932年，他帶領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搞了一批書，其中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讀完第一本推薦給彭德懷看，寫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讀完第二本毛澤東又推薦給彭德懷看，寫信說，“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在艱苦的環境中，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澤東是多么渴望讀到有用的書，讀書之用非常明確。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讀書的一個高峰期。他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和精力來讀書并提倡讀書。他以前沒有時間寫日記，唯獨到了延安以后開始寫日記，為什么寫日記？日記的開頭說:“20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他的日記事實上是讀書日記，記錄了哪天讀了哪本書，讀了多少頁。從這個日記看，1938年2、3月間他讀了李達的850多頁的《社會學大綱》，還有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和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等等。梁漱溟訪問延安時，毛澤東讀了他的《鄉村運動理論》，寫了不少批注，還花好幾晚上同他討論。

　　毛澤東當時為什么特別提倡在黨內要形成讀書學習的風氣？一個重要原因是，總結歷史、分析現實急迫需要理論，但黨內理論素養準備不足，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最好辦法，就是讀書學習。從思想方法角度講，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閱讀和理論創造，確立了毛澤東此后看待實踐、分析問題的兩個最根本的方法和一個根本主張。所謂“兩個根本方法”，一個是事實求是，一個是對立統一。所謂“一個根本主張”，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科學理論的指導。要被全黨接受成為領袖，光會打仗不行，要有理論創造。土地革命時期，王明、博古這些人在黨內占據領導位置，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理論方面說得一套一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掌握得比較多，但他們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革命的實際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論上的創造，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豐富的實踐基礎上，通過真讀真學，在哲學上寫出《矛盾論》、《實踐論》，軍事上寫出《論持久戰》等，政治上寫出《新民主主義論》，文化上還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些理論創造，全黨上下都服氣。正是在延安的窯洞里，他完成了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從政治領袖到理論權威這兩大跨越。陳云1941年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以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時1943年在中央高級學習組上說，1931年他到中央蘇區，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著狹隘經驗論，沒有馬列主義理論’”，“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他的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讀書更多更雜。這里只講講他晚年讀文史古籍的情況。從1972年開始，他先后開列有86篇作品，讓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領導人讀，他自己當然是細讀圈畫了。這些作品涉及史傳、政論、詩詞曲賦。按時間劃分，從1972年到1973年7月讀的主要是歷史傳記；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讀的主要是歷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韓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詩詞曲賦。這些，都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與毛澤東晚年的復雜心態有關。讀詩詞曲賦的時候，政治、社會，理想、現實，壯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瀾，從中尋求心志的勉勵和撫慰。他晚年反復讀庾信的《枯樹賦》，還考證一些詞句的意思，比較各種注解，讀到“樹尤如此，人何以堪”這樣一些句子時，年逾80歲的一代偉人禁不住淚水縱橫。

三、編書、薦書和講書：毛澤東習慣使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編書、薦書、講書，前提都是讀書，而且是要精讀之后才能去編去薦去講，最終讓別人讓社會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毛澤東是政治領袖，又是讀書人，兩種身份的結合，自然引出這一特殊的政治領導風格和工作方法，把書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作為理論創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澤東始終相信，人們以各種方式所接觸到的知識、理論、觀點，有助于他們在實踐行為上的選擇，對現實社會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養高素質的領導干部，與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讀書學習，就是“授人以漁”。因此，需要解決什么現實問題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氣氛的時候，他總是開列出一些有現實針對性的書目讓干部們去讀，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會議上印發他選編的著作篇章，有時候還親自在會議上逐一講解。這是他比較鮮明的政治領導風格。

　　關于編書。

　　編書就是根據某種需要擇書而讀。早在讀師范的時候，毛澤東就曾開列77種經史子集給同學，認為是國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大革命時期，他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后來又專門從事農民運動，這期間他做的一項重要事情，就是編了兩套書。一套叫“國民運動叢書”，毛澤東親自開列書目，還聘請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文學家沈雁冰（茅盾）作編纂干事。此后又編了一套“農民運動叢刊”，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版了26種。延安時期，毛澤東編的書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來》這部黨的文獻集，成為當時參加整風學習的高級干部的必讀書，效果非常好。這個做法，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文獻編輯事業的先河。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文獻研究室跟蹤式地編選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二大以來》一直到《十六大以來》，成為輯納黨的方針政策的文獻系列。1955年農業合作化時期，毛澤東又讀了大量文稿，選編了一本90多萬字的書，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為其中的104篇文章寫了按語。這本書在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化的百科全書”。除了編選一些政治書，毛澤東還編過一些看起來是閑書的東西給領導干部們讀。例如，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編了一本《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一本《詩詞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印發與會者。他講:“我們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匯報，就說糧食產量怎么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我們可以解決鋼鐵的問題，煤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讓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別是在四川開會，讓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況，以擴展他們的知識領域。1961年，根據國際形勢的需要，他指導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從古代筆記小說中編選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細讀之后還幫助修改了序言。

　　關于薦書。

　　毛澤東薦書，是一種常態化的事情。一是在會議上公開向領導干部們推薦，目的是要倡導或糾正什么風氣。一是私下里向一些個人薦書，用意更具體，往往是針對一些人的情況，希望他們能從所薦之書中有所領悟。這里只講講毛澤東晚年私下薦書的情況。李德生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毛澤東向他推薦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可以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他還讓許世友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將軍讀《紅樓夢》，說許世友有些像漢初大將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許世友覺得《紅樓夢》沒有什么好讀的，那是“吊膀子”的書，毛澤東就對他說：“你要讀《紅樓夢》，讀五遍你才有發言權”。回南京后，許世友讓秘書抄成大字本給他讀，據說直到去世也沒有讀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澤東對他的表現不滿意，就讓他讀《后漢書》里的一篇《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他讀不懂，就讓上海的朱永嘉給他講。西漢末年，赤眉農民起義軍要選一個人當皇帝，就從參加這支起義軍的幾十個劉氏后裔中，找出三個血統最近的來抽簽，結果被一個叫劉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劉盆子當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務正業，經常和一幫放牛娃嬉耍，終于沒有出息失敗下臺。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無非是提醒他，憑資力、能力，王不夠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萬不要學劉盆子，要注意學習，長進。傳達出毛澤東對王洪文的隱憂。

　　關于講書。

　　如果說薦書是希望人們自己領會，給人講書，則是直接向人宣達他的思想觀點。1942年整風學習期間，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逐條講解斯大林的《關于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斯大林的這篇談話提出了一個黨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必須具備12個基本條件。毛澤東的講解，是一次相當深入的黨性黨風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解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意在讓干部弄清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些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被丟棄的觀點。1959年4月，他在上海會議上講解《明史·海瑞傳》和《三國志》里的《郭嘉傳》，目的是提倡領導干部講真話、講實話；做事情、訂計劃要“多謀善斷，留有余地”。這些，也是為了改變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暴露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風。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史記》中記載的劉邦善于納諫而取得勝利，項羽一意孤行而最終失敗“別姬”，是要在黨內倡導民主作風。1967年在中央會議上講解《戰國策》中的《觸說趙太后》一文，則是提醒領導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鍛煉下一代的問題上，要注意不能讓子女“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

　　讀書是獲取未知的知識，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澤東把讀書作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東西對他有一種極強的誘惑，要以有涯之生盡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間。讀書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種獨特的心靈對話，思想交流。在對話交流中除了實現思想境界的提升外，還會實現一種只有讀書人才樂于尋求和可能獲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悅和審美滿足。其中感受，或許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讀書、編書、薦書和講書，形成了毛澤東鮮明而獨特的文化個性，從而散發出的一種令人折服的文化氣息和智慧力量。通過毛澤東的讀書生涯，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對前人和同時代人創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識，積累的經驗，是如何吸收、揚棄和發展的。毛澤東留存世間的功業，多多少少也可以從他倘佯的書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線。也就是說，從毛澤東通過讀書積累和營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過實踐行動積累和創造的“人間天地”，是有跡可尋的。

　　當然，時代已經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毛澤東那時喜歡讀的書和他強調必須讀的書，以及他所發表的有關評論，我們很難一一地去遵循。講讀書之重要，體會毛澤東讀書、編書、薦書、講書的故事，也不能走向讀書治國的誤區或回復傳統的“半部論語治天下”什么的。

　　但無論怎樣講，毛澤東結合實際的讀書精神是永恒的。從毛澤東身上，我們能夠感受到，對領導干部來說，讀書學習是一種歷史責任。

　　（本文根據陳晉在中央國家機關“強素質，作表率”讀書活動主題講壇上的講座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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