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革為鏡，構建新民主　　

一、民主不民主，到底誰作主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雖然當事人大半已經蓋棺，卻尚未定論。贊之者稱文革為偉大的大民主運動，而在北大才俊余杰，還有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等時賢的筆下，文革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專制的時代，而毛/澤/東也是歷史上最大最壞的專制君王。　　

我有一事不明，但凡讀過一點中國歷史，多少知道五代的四分五裂，元朝的人分四等，以及近代的南京大屠殺。難道文革比這些還黑暗還專制？　　

或許，在時賢眼中，國家分裂算不了什么，神州陸沉算不了什么，只有斯文掃地才叫大事。而且人家不是有“先三百年殖民地然后現代化”的高論么？　　

我更奇怪的是，民主那話兒，竟是一個使女，由得人們涂脂抹粉。你說你民主，我說我民主。然則，民主不民主，到底誰作主？　　

二、文革前的中國民主嗎？　　

歷史書很是贊揚文革前的中國，這是可以理解的。劉鄧當家，民主決策，大家有商有量，當然比聽命于毛澤東個人要來得愉快。　　

吾生也晚，沒有趕上這個黃金時代。但是按長輩的述說，文革前的中國卻是一個控制嚴密的等級社會。　　

在職業和婚姻問題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極其嚴格。在政治上，宣揚劉少奇的《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　　

假如我是那時候的一個普通工人，工廠里的班組長就有權剝奪我的自由和經濟利益。如果我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把我捉將官里去。　　

其他地方無不如此，支書，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都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反對他們就是反黨。到了1966年初，則變成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　　

那么，對于我這個普通人來說，文革前的中國，什么集體領導，什么民主決策，那是上層的民主，與我何干？　　

一言堂雖然不好，但是換成官僚集團的集體統治，對于民眾的根本利益并無區別。只不過是一個主子變成了一群主子而已。　　

事實上，上層的你爭我斗，比上層的鐵板一塊對民眾來說更有利。角逐權力的一方，至少會暫時討好民眾，求得民眾的支持。這就是為什么歷史上有很多獨裁者，雖然受精英辱罵，卻大得民心的緣故。　　

即使是某些人時時放在口中的現代民主，其起源也不過是因為英　國　君主，為了和封建貴族爭權奪利，而與資本家聯合的一個過程。國王本來一個掛名的職位，英國國王通過出售特許權和爵位等方式，實現了與資本家階級的勾結，慢慢地才強化了自身的力量，后來又和資本家合伙，利用強大的力量，通過取消封建土圍子的稅卡等，先是在經濟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圍子的勢力，逐步地實現了真正的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這個過程，對于下層來說是民主，對于上層來說則是實實在在的集權。　　

因此，上層的民主跟人民的民主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就算如某些人之愿，毛澤東在1958年死了，中國也不會變得更平等和民主些。事實上正好相反，　　

事實上，正因為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的深惡痛絕，再加上他的特殊威望，才遏制了官僚集團的常規化和制度化。　　

三、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當然，毛/澤/東不是神，官僚集團不會因為他的苦口婆心，就自動放棄既得特權利益。官僚集團非但聽不進毛澤東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練地將歷次運動的矛頭都轉移到普通群眾合知識分子身上，變本加厲地讓后者承受代價。　　

在文革初期，官僚集團仍沿用了這一模式。在那五十多天里，學生和市民被拳腳棍棒和銅頭皮帶鎮壓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這些史實，至今仍不見于正式史書。或許從楊小凱所披露的抓黑鬼運動可以窺其一斑。　　

抓黑鬼運動是由陶鑄所支持，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搞的。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參與的五類分子都受到打擊，有的被單位關押，有的被關進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活躍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單位關押、批斗。　　

種種情景，令毛澤東大為震怒！他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他下決心，用”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的方式，即大民主的方式，來揭發我們黨和國家的陰暗面。　　

在湖南，毛澤東派去的欽差大臣為受迫害的學生和市民平反，燒毀了歧視迫害市民的黑材料。可以想象，被解放的市民學生是如何熱情地喊“毛主席萬歲”。時至今日，農民家里掛的還是毛澤東像。年年九月九，毛澤東紀念堂排起長龍。這實在讓官僚和幫閑文人很不爽，于是把帽子大扣特扣，什么個人崇拜呀，奴性呀。這真是奇哉怪也，毛澤東帶領我們造反，我們不崇拜他，難道還能崇拜你們這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　　

四、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　　

關于文革的目的，毛澤東自己說：　　

“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　　

毛澤東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早在延安時期，即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如何克服歷代政權興亡的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后來毛澤東以更明確的語言說道：“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在毛澤東講話的基礎上，制訂了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 的“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這一思想隨文化大革命到來轉變為“大民主”，則是順理成章的。　　

文革是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國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在公開講壇、大字報和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不滿和希望等等。　　

1975年修改憲法時，就把游行示威和“四大”規定為公民的權利。毛澤東說：有些官僚，怎么樣也打倒不了，結果大字報一貼，上街一鬧，他就怕了。　　

大字報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對文字的壟斷，成為最典型的群眾文化。「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我們應該相信黨。」這里，「群眾」和「黨」（共產黨）一樣，是個既抽象又具體的詞。反右的時候，一個小單位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小科長、班組長就代表「黨」。到了文革，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將軍元帥就都不是「黨」了，不但不是黨，連是不是「群眾」都成了問題。　　

五、大民主和小民主　　

我有個同事，非常崇拜美國，特別是美式民主。某天在街上跟一個老外換了幾張美金，然后回到公司顯擂，說他也有美刀了。結果大家一看，是假的，呵呵。　　

當然，我不是說美國的民主也是假的。雖然美式民主經常會鬧些丑聞，而且總是跟金錢扯不清關系。這是選舉制民主從娘胎里帶來的毛病，就連超級女聲這樣一場游戲，也已經成為了選手間的“非唱功實力”之爭，誰有背景、誰有錢，誰有本事在短信上砸更多錢，誰就能走得更遠。就算你老老實實，印傳單、做海報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吧？難怪張美娜的母親感嘆，家有超女是一場浩劫。　　

雖然有種種弊端，但一人一票的民主畢竟還是個好東西。但是，僅僅有這個還不夠。　　

由公民投票選國家領導人，這是民主的。但是，既然普通民眾被排除出政權之外，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既然官僚集團作為一個整體擁有生產資料，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處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產品并亨有對剩余產品的優先分配權。那么，無論民眾選出何等樣的領導人，他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團進行統治，而不是依靠民眾進行統治。因此都不可能改變被統治被壓迫的事實。　　

在美國，四年一度的驢象之爭已經演變一場騙局，就如同古時候那個養猴的人，他對猴子說：我早上給你們三顆果子，晚上四顆。猴子都反對。養猴人馬上改口：那就早上四顆，晚上三顆。猴子們就都高興了。　　

在統治者看來，猴子們真的是很好騙的。當然，幫閑文人可以美其名曰“善良”。　　

臺灣議會的公開吵鬧也是一場騙局，目的是使臺灣人民看到議會中的吵鬧，就誤以為是自己在當家作主，產生一種心理滿足感，他們就不會搞武裝起義了。當然，如果議會上鴉雀無聲，那么當然不算民主。但也不能說，在議會中大吵大鬧，就是民主。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一人一票是民主的。但是，你可以選總統，但是，當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館打工，就不許你投票了，你的一舉一動都要聽老板的，老板可以隨時炒你，讓你下崗失業。可見，在真正關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就根本不講民主了，這才是最大的不民主。　　

而毛澤東恰恰是主張在關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實行民主，廠長無權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評廠長，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并主張最終消滅一切等級差別，實現人人當家做主。　　

自由主義者認為，只要保證起點公平，只要政府不干涉公民個人私事，公民之間也互不干涉，只埋頭于自己的私事，那么就可以保證各階級的自由流動，世界上就沒有什么不民主不自由的事情了。　　

從理論上說，如果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當人上人，當統治者，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平等和民主的問題了。正如幫閑文人說的："只要你遵守規則，老老實實給我干活，將來就有希望也成為奴隸主。"　　

毛澤東是寧愿做車輪下的小草，也不愿意做橫行霸道的車輪。和毛主席比起來，自由主義者們就太小家子氣了，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太低了，他們太安于當奴隸了。實際上他們連實施小民主的氣量都不具備，他們不正是在充當美國政府的奴才嗎？他們把持了各主流媒體，令到非主流學者只能在網絡上尋找出路，這里面哪有一點費爾潑賴精神呢？　　

而且，在實際上，只要還存在人壓迫人的制度，就無法保證起點公平。無法保證自由流動。只會一些人越來越富、一些人越來越窮，富人就有能力出錢收買窮人的自由，使窮人世世代代成為奴隸，貧窮成為世襲。以富欺窮、以強欺弱的現象變得司空見慣，甚至得到法律的保護，前幾天重慶警方就公然提出，要為知名企業家提供特殊保護。政府實際上成為富人剝奪窮人的自由的幫兇。　　

在自由主義者們看來，造成不自由的唯一原因就是政府干預。這二十多年來，他們令到政府威望越來越小，國有財產越來越少，但是，民眾的日子因此好過了嗎？　　

問題在毛澤東看來，世界上造成不民主不自由的原因太多了，除了國家暴力壓迫，還有階級壓迫，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種族壓迫，婦女所遭受的壓迫，舊風俗、舊習慣對人們的壓迫，等等等等。要想擺脫這重重束縛、重重壓迫，就必須積極地和各種壓迫的根源作斗爭，就必須聯合民眾，組織民眾，不斷地斗爭，不斷地革命，直到取得徹底的自由解放。　　

六、是歷史的倒退嗎？　　

一說毛澤東的好話，自由主義者就質問："難道還要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毛澤東時代？"這根本是個假問題。就算起毛澤東于地下，他也肯定不會主張簡單地回到二三十年前。毛主席從來都是主張不斷前進、不斷革命，反對保守倒退，還主張和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他怎么會同意回到二三十年前的社會中去呢？　　

而且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包括文化大革命，主題就是對舊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揚棄。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的頭十年，倒是拋棄自己的獨立探索、向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回歸，比如：恢復種種蘇聯式的工業管理制度，恢復專家和技術官僚統治，取消政治掛帥，取消群眾運動，取消文化思想斗爭，實行物質刺激，培養高薪階層等等。　　

現在大吹特吹的國退民進，一私就靈。近代以來，世界上搞的不都是這一套嗎？怎么會惹來那么多革命與動亂？按照精英的理由，企業私有化后，管理層成為企業的所有者，積極性確實提高了。但是，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從企業的主人翁變成了奴隸，積極性從何而來？沒有絕大多數民眾的參與和努力，靠那么幾個精英，難道就能發展起來？這真是荒天下之大謬。然而，精英們就是這么想的。　　

要我說呢，私有化也不是壞事。只是要化得徹底。現在哪怕一個小小廠長或者處長都化得有頭有臉，而國家領導人反而化不了，拿阿扁來說，偶爾化了一下下，就鬧了個灰頭土臉，至今不得脫爪。這樣怎么能調動領導人的積極性呢？所以私有化要徹底，就得把整個國家都化了，化為領導人之所有，化成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子領導人才有動力啊。按照私有化的邏輯，不倒退到兩千多年前是不行的。　　

到了今天，工人被剝削，被欺榨，被搜身，被日本人打耳光，被韓國人強迫下跪，諸如此類的新聞不絕于耳（在2004年4月23日，東莞興昂鞋廠發生數千名工人抗議，主要原因是興昂鞋廠拖欠工人本身不夠生活的工資。工人每天工作11個小時，一周工作六天，每小時的工資只有不到2.5元人民幣！在事發之后，根據工廠提供的工人名單，東莞長安公安局拘捕了大約70名工人）。這跟人民自己管理上層建筑的時代相比，是進步呢還是倒退？那個時代不叫民主，難道今天這樣子才叫民主？　　

分田到戶被說成是中國農民的創舉，然而，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不就是這樣單干嗎？難道不是這樣反反復復地重演著治亂的悲劇嗎？而真正的歷史創舉——農業合作化被破壞以后，治亂的悲劇又將重演了。農民已經說，農村現在什么也不缺，只缺陳勝和吳廣！　　

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是主張民主自由的。毛主席說，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他說過，不要怕群眾批評，不要怕群眾鬧事。是誰走北洋軍閥的老路，把坦克開上天安門呢？是毛主席以后的某些領導人。　　

毛主席親自建議，把人民群眾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和工人的罷工權利寫進憲法。是誰把這些人民的民主權利從憲法中取消呢？是毛主席以后的一些領導人。　　

七、大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須諱言，文革中存在種種暴力行為。文革前17年中國社會積累的矛盾，壓抑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爆發則必速、必烈。我們不會因為害怕歷史的代價而放棄革命，但也不能不認真吸取歷史的教訓。　　

文革中的暴力行為，無不為“無產階級專政”為名。其中有部分確實是年輕幼稚、成分不純的造反派所為。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是官僚集團打著紅旗反紅旗。　　

文革初期，官僚集團按照過去歷次運動的經驗，先拋出一些知識分子當犧牲品，而當革命師生堅持把矛頭對準黨的當權派時，則由上級黨組織派出工作組進行鎮壓，以保護本集團的利益。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在給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確指示：“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把他們揪出來”，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中學教師要集中交代問題”，“不管學生、老師，只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隨后王光美在“清華園”將八百名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殘酷斗爭，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廣全國，無一校幸免。（坐飛機“就是王光美”在四清“時發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廣的”）并進一步蔓延到企事業單位及整個社會。各單位黨組織及官辦“文革會”用前十七年的習慣手段鎮壓所謂“牛鬼蛇神”－－知識分子及領導認定的落后群眾，尤其是敢起來造反的少數派，進行無情打擊……這就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當文革深入后，高干、軍干子女背叛革命，大都參加了那個臭名昭著的”聯動“組織，為保爹保媽，轉移斗爭大方向，他們橫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識分子當犧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蠻橫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無情鎮壓挺身而出的造反派。　　

而在當權派與造反派的較量中，造反派所持者，無非是毛澤東的支持這一政治資源，然而當權派打著紅旗反紅旗，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資源與喪失迨盡。再加上造反派在組織資源中遠遜當權派，因此其損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例如江蘇，68一69年，許世友將軍將徐州造反派的頭頭押在籠子里進行游斗，還把江蘇反對他的”踢派“造反群眾按在馬路上學”小爬蟲“爬。在廣西，也是1968年，以韋國清將軍為后臺的保守派”聯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著鵝卵石成批地處決。　　

為什么會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根本原因是革命成功后，沒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讓官僚集團專了人民的政。　　

雖然說革命政黨的精英出于對革命理想的忠誠，出于堅定的意志，在一個時期內能夠為工農階級攝政，為普通勞動人民謀利益。但是，官僚精英對革命理想的忠誠、對革命初衷的執著是靠不住的，而領袖個人也無法阻擋他們的蛻化。　　

因此，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無產階級被架空了，只有專政是真格的。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如果造反派過于依賴暴力工具，只會令到自己頭破血流！　　

大民主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外的東西，而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靈魂。而這個民主的主要內容，決不僅僅是有些人所熱衷的多黨制和投票選舉，而是民主的真正含義：那就是全體人民參加討論、辯論，關心國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實質，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協商一致，形成超乎個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體實現方式，除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之外，當然包括選舉，但更重要的是群眾監督、隨時罷免、公務員領取普通工資等巴黎公社原則。　　

如果沒有大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可能獲得勝利！　　

八、民主不是制度，而是歷史進程　　

四十年前，多少人在毛澤東麾下，披堅執銳，想當年，造反派一呼百應，是何等的意氣風發！然而，一旦毛澤東辭世，當權派一場小小的宮廷政變，就把他們“鐵帚掃而光”了。甚至在大本營上海，也沒有人吱一聲，民眾的冷漠一至于斯！這是為了什么呢？　　

造反派當初之所以得到民眾支持，乃是因為他們以平等和大民主為目標，對官僚政治的抗爭和顛覆。而造反派的失勢，文革的失敗，根本原因在于平等和民主目標的失敗。到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并但沒能取代當權派，解決“換班子”的問題；而且自我孤立，內斗不斷，部分人甚至迅速蛻化，腐敗程度比老當權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怎么能不失去民心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造反派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　　

既然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那么，造反派對官僚集團的抗爭是否毫無意義呢？文革的大民主實踐是否失敗了呢？那也未必。　　

毛澤東是不在了，文革是失敗了，但是官僚集團也得到了教訓。當他們板起臉訓人的時候，也會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們不得不作一些讓步，給予民眾一些權利。甚至到現在，“文革”、“毛澤東”這些字眼還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惡夢，還是懸在他們頭上斯摩達利劍。　　

文革把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平等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文化啟蒙因素深深地播種到民族的精神中，為中國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偉大文化解放的火種。文革前的蘇聯式官僚主義體制一去不復返了。而沒有經過文革鐵帚清掃的蘇聯東歐國家，無不在世紀之交遭受慘敗。　　

三十年來，雖然不準講階級斗爭，雖然取締了大字報，雖然從憲法中抹去了游行示威和罷工自由的條款，但是，民眾卻越來越清晰地回憶起毛澤東生前所曾預言的“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等。這些話語盡管當時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已經深深種植于民眾的心中。直到現在，毛澤東主義仍是民眾與官僚集團斗爭的主要思想武器。　　

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個超穩定結構。在中國歷史上，往往要經過改朝換代，“天街踏盡公卿骨”，精英階層才會作一點點反思，作一點點讓步。　　

文革前的中國也是如此。在官僚政治下，民間基本上處于“政治無意識”狀態，也無法通過程序選舉等方式來產生政治平衡力量。一般說來，只要沒有戰亂，只要上層不發生分裂，就無法打破這個超穩定結構。　　

所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借助其個人權威，發動起特殊的大民主運動，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發起民眾的政治競爭意志和政治意識。　　

在這個意義上，大民主運動確實是取得盡可能多的成就，盡可能減少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即所謂的“成績最大，代價最小”。　　

當然啦，最好是一勞永逸地打碎舊國家機器，一步到位實現大民主，但是，在中國，那只能是空想。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是一種制度，具有客觀、普遍的評價標準。知識精英的任務，是設計出最優的民主藍圖。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說服人民接受這個制度藍圖。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建設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紙上完成的，而是在實際做的過程中實現的，體現在與天斗、與地斗特別是與人斗的實踐中。　　

毛澤東說得好，“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文革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后來又曾經說過“一個世紀來三到四次”。無非是通過周期性的大民主運動，才能激發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斷沖擊官僚體制，促進社會進步，最后實現質變。除此之外，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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