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評論

作者：閻明復

原載：百年潮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在中蘇關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的過程中，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對當時的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作過一些評論，而且隨著雙方分歧的加劇，對赫魯曉夫的評論也逐步升級，從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上升到半修正主義以至修正主義。這些評論對中蘇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時，我作為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見證了這個過程。
　　
　　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
　　
　　
　　從1958年起，中蘇之間發生了一系列導致關系惡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提出建立“共同艦隊”的建議，引起毛澤東、中共中央的堅決抵制。毛澤東指出，赫魯曉夫“舊病復發”，又想控制中國了。7月底，赫魯曉夫來華向毛澤東解釋。12月以后，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從“沉默”、公開評論發展為公開批判。1959年9月，蘇聯政府就中印邊境沖突事件發表聲明，偏袒印度，譴責中國，向全世界公開了蘇中分歧。特別是赫魯曉夫的訪美，自以為“開辟了蘇美關系的新紀元”、“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自以為成了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締造者”。10月，赫魯曉夫懷著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心情來華訪問并參加新中國10周年大慶。其間，赫魯曉夫在慶祝宴會上講話，教訓中國不要用武力試探資本主義的穩固性，并在中蘇兩黨領導人的會談中粗暴地攻擊中國的內外政策，以致雙方發生了激烈爭論，赫魯曉夫提前結束訪華回國。
　　1959年10月4日，毛澤東送走赫魯曉夫后，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同赫魯曉夫的會談。在周恩來匯報了同赫魯曉夫會談的情況后，與會人員進行了議論，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國當局表面上所謂“愛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本質。他說艾森豪威爾和我們一樣“愛好和平”。赫魯曉夫這么講，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有修正主義傾向。這只能由美國來教訓他。現在我們無論怎樣講，他也是不會聽的。對美國的問題，對印度的問題，他都聽不進我們的話。我們是贊成和平共處的，這是外交政策問題，但是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當做路線，他相信蘇聯跟美國、社會主義跟帝國主義可以永久和平共處下去，可以實現他提出的所謂“全面徹底裁軍”。對于中蘇之間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的分歧，我們暫時還不同他爭論。我們要有耐心，要等待，讓客觀事實和歷史進程來教育他。毛澤東在會上說，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很重要的教員是反面教員，像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這樣的反面教員。用反面教員來教育他，往往比我們跟他辯論，跟他講道理，會起更好的作用。會議作出結論，認為目前應采取以團結為重、不搞爭論、冷靜觀察的方針，但應看到國際上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
　　赫魯曉夫離開中國后，對中共領導人的強硬態度一直耿耿于懷。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發表訪華歸國后的公開講話中影射攻擊中共領導人“像好斗的公雞”。10月31日，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國際形勢的報告中再次影射攻擊中共領導人，把中共領導人比做托洛茨基，把中國的對外政策比做托洛茨基的“不戰不和”政策。12月1日，他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出了“對表論”，不指名地批評中共領導人開始驕傲起來，這就會符合敵人的利益。
　　面對赫魯曉夫的再次挑釁，12月4日至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和中共的對策，包括赫魯曉夫12月1日提出的“對表論”。會前，毛澤東親自起草了《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其中寫道：“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邊界事件，九月兩黨交換文件，十月北京會談，抵制了朋友的謬論……同年，1959年，在三月至今，我們朋友與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和鐵托修正主義組織一次反華大合唱。”“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他對中國極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怕東歐各黨和世界各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而相信我們……‘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 毛澤東根據這個講話提綱，在會上發表了講話。要點是：
　　第一，帝國主義的戰略目的是保存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也要消滅民族獨立運動。這如同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一樣。帝國主義現在使用兩套辦法，一套辦法是用戰爭手段，另一套辦法是用和平手段。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彈、導彈，搞軍事基地，準備用戰爭的辦法來消滅社會主義，但是它打的也還是和平的旗幟。這點要看清楚。另外一套辦法也是打著和平的旗幟，發展文化往來，甚至經濟往來、人員往來，準備用腐蝕的辦法，從內部搞演變的辦法來消滅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總是這樣的，能夠消滅的就立即消滅，暫時不能消滅的就準備條件消滅之。這兩套辦法可以同時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據對象不同采取不同的辦法。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拉攏的對象，帝國主義盡力擴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從內部通過和平演變來搞垮社會主義。
　　第二，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形而上學始于斯大林。歷史上我們跟蘇聯的分歧很多。赫魯曉夫這個人也不是全部是錯的。在國際上他還是要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到現在仍然支援中國的建設。在國內他搞農業、工業、七年規劃，他還是要搞社會主義。他在和平過渡問題、中印關系問題、對美國看法問題上同我們的分歧還是一個指頭的分歧。這個分歧是不是會擴大到幾個指頭，那還得看。赫魯曉夫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繼續向嚴重惡化的方向發展；一種可能性是改變，向好的方向發展。從同赫魯曉夫這么多次接觸看，這個人不大懂馬列主義，比較浮淺，不大懂階級分析的方法，有點像新聞記者，隨風轉，容易變。因此，我們對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認真對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認真了。他有時候說話是興頭上沖口而出。當然這也反映他本質的一個方面。現在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但應該相信他的這種錯誤到頭來是會被糾正的，應該有這個信心。最好是他自己來糾正，如果自己不能糾正，那么蘇聯黨內會有力量來糾正他。我們應該保持這種革命的樂觀主義。
　　
　　第三，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硬著頭皮頂著，在一個時期不批判他們。對他們好的、正確的、先進的經驗，我們要好好學。對他的行動、言論，凡是正確的、有利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運動的，我們就支持、擁護；否則我們就反對，但也不要馬上反對，要等一個時期看，不能跟著他走。我們的方針還是以團結為重，很難想象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鬧分裂，不可能，也不應該，應該有這樣的信心和決心。
　　第四，現在國際上反華浪潮來勢洶洶，其中有美帝國主義，有民族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也有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鬧得特別兇的、表現特別積極的、態度特別惡劣的，就是南斯拉夫黨，這是不足為怪的。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次反華浪潮也是好事，一來可以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二來可以激發各國人民的覺悟。應該看到，這種反華現象是因為我們堅持原則、堅持維護馬列主義純潔性、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這必然會遇到國際上各種各樣反動勢力的反對。對于這種必然性，我們自己要心里有數。我們應當盡快把中國的獨立工業體系建設起來，盡快建設我們自己的尖端國防科學技術，應該加強黨內的團結，首先是1萬多高級干部的團結。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可以說是總結了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后中蘇關系的變化，并確定了中共應采取的方針，即以團結為重、硬著頭皮頂著、暫不公開爭論、從容觀察的方針。對赫魯曉夫個人的評論，則認為他在某些方面有修正主義傾向，他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
　　
　　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了，
　　但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
　　
　　1959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中蘇領導人之間發生爭吵后，兩黨、兩國在各個領域的關系開始急劇惡化，雙方的分歧也被帶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場合。
　　1960年2月4日，在赫魯曉夫主導下，華沙條約締約國在莫斯科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赫魯曉夫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他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全面徹底裁軍”的建議，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的方針，為定于5月在巴黎舉行的四國首腦會議造勢。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為中國觀察員參加了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康生在會上宣讀了中國政府的聲明，稱:“中國一貫主張普遍裁軍，但是，由于美帝國主義一貫在國際關系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都不能對中國有約束力”。在蘇聯政府舉行的宴會上，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中共，說有人主張以蘇聯為首是假的，有人對人民不負責任，好戰，影射攻擊毛澤東是“老套鞋”等。2月5日，蘇共中央派人向康生等宣讀了口頭聲明，給中共戴了許多帽子，攻擊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是什么狹隘民族主義、制造國際緊張局勢等等。
　　2月22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以及他后來采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說明他為了要同西方達成妥協，就要遷就西方，要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會議決定，對赫魯曉夫的反華要準備必要的反擊，并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時發表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
　　4月，我們以《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了《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列寧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根據毛澤東關于“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評的觀點，具體的只引南斯拉夫報刊的觀點。蘇共是我們團結的對象，不要直接批評它”的指示，這三篇文章集中對美帝國主義的本性進行揭露，對南斯拉夫進行批判，沒有直接提到蘇聯及赫魯曉夫，但文章中很多地方明顯是有所指的，實際上是批判蘇共的一系列觀點和對外政策。
　　5月16日，蘇、美、英、法四國原定在巴黎舉行首腦會議，討論柏林問題。但5月1日發生的美國U－2間諜飛機侵入蘇聯領空被擊落事件，使得四國首腦會議最終流產。5月16日，赫魯曉夫仍然按原計劃從莫斯科飛到巴黎，隨后發表了一個強硬的聲明，要美國對U－2飛機侵入蘇聯領空公開道歉，并保證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但遭到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拒絕。
　　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四國首腦會議流產和對赫魯曉夫的看法。在會上，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作了分析，指出赫魯曉夫有兩面性，去年他在戴維營會議后把艾森豪威爾捧上天，這次為了U－2飛機事件，兩人對罵起來。赫魯曉夫以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沒有變，他這次以強硬的姿態同艾森豪威爾對抗，是因為美國派飛機入侵蘇聯，把他置于非常難堪的地位。他只能強硬對待，不能示弱。毛澤東指出，對赫魯曉夫，正面教育可以起點作用，但有限。對他能起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員，像艾森豪威爾這樣的人。毛澤東指出，從這兩年間的情況看，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他的傾向是修正主義的，但也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是一個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不甚高明的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家，同這個人相處比較困難。我們從他搞掉貝利亞、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現在又搞掉伏羅希洛夫，連波斯別洛夫這樣一個書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擠，同此種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蘇關系，時好時壞，反復無常，1954年還比較好，1956年就不行了，1957年好一點，1958年又不行了，就是這么反反復復，不好相處。這個人不可信賴。他和我們簽訂了原子技術合作協定，他突然單方面撕毀了。就是說，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講什么條約、協議，是很難信賴的人。毛澤東強調，赫魯曉夫做得對的，中國還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對的，就要反對。現在是內部批評，不公開指名罵他，用今天正面表態的辦法講道理。將來說不定要公開批評，但絕不為天下先。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有了
　　比較完整的綱領、路線和理論體系
　　
　　1960年5月在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作出半修正主義的評價后，中蘇兩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在國際組織中，在國際會議上，經常有所反映，而且愈演愈烈，常常爆發激烈的爭吵。
　　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聯理事會第11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中蘇工會代表團圍繞會議報告和決議發生了激烈爭論。中共領導人在同參加會議的一些國家工會代表中的兄弟黨黨員座談中批評了蘇共的觀點。這就給赫魯曉夫和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范圍內組織對中共的“圍剿”提供了機會。
　　1960年夏，赫魯曉夫利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機會召開布加勒斯特會議，精心策劃了對中共的突然襲擊，動員幾十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圍攻中共代表團，對中共的內外政策、對毛澤東進行了猛烈攻擊。對此，中共代表團進行了有力反駁，揭露了赫魯曉夫破壞中蘇關系的錯誤，譴責了赫魯曉夫極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的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的行為。
　　會后,赫魯曉夫采取了一系列嚴重破壞中蘇關系的措施，并把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7月16日，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決定于9月1日前召回在華工作的專家。不久又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議、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技合作項目。
　　1960年9月，在越南黨領導人胡志明的勸和下，中蘇兩黨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談。會談涉及到許多問題，如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關于中印邊境事件、關于赫魯曉夫美化帝國主義、關于蘇聯將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領域等等。由于兩黨之間的分歧太大，會談無果而散。
　　10月至11月，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針對當時的局勢，毛澤東、中共中央多次開會，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毛澤東提出，赫魯曉夫現在代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向無產階級馬列主義路線進攻。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蘇分歧是原則性的，但從整個中蘇關系和世界斗爭的全局來說仍然是局部性質的，存在著克服分歧的積極因素。我們的目的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恰當的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更好更堅固的團結。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示，由劉少奇、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赴會。會議期間，赫魯曉夫在發言中多處影射攻擊中共，鄧小平發言進行了反擊。在討論會議聲明等文件時，雙方也是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好在雙方最終達成了修改意見，會議在通過宣言、呼吁書后圓滿結束。

　　莫斯科會議結束后，中蘇關系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緩和期。1961年1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肯定了莫斯科會議的成果。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說，我們現在在黨內要講團結，在國際上跟蘇聯要講團結，跟社會主義國家要講團結，跟兄弟黨要講團結。全會決定對蘇采取緩和的方針停止論戰，把力量集中在國內經濟調整工作上。幾乎同時，蘇共中央也召開全會，提出了今后對待中共應繼續執行加強友誼的方針，最好同中國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不斷地進行協商，互通情報，一如既往地給予中國物資技術援助。僅僅在1961年上半年，中國就兩次派出經濟、科技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商談經濟、技術合作問題。在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中蘇兩國代表團也配合得很好。不過，好景不長，到1961年底，中蘇之間的論戰又重新點燃。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舉行，中共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出席大會。大會通過了新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赫魯曉夫作了總結報告和關于蘇聯共產黨綱領報告。中蘇雙方圍繞批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蘇共二十大、評價斯大林等問題發生了爭論。赫魯曉夫完全拒絕中共代表團的勸告，甚至表示，在蘇共二十大以后，當他們開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時，他們還需要兄弟黨的支持。他說，“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10月23日，周恩來以準備全國人大開會為由提前回國。
　　蘇共二十二大召開前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討論《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時，再一次談到對赫魯曉夫的看法。1961年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于9月5日、9月15日討論了《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在討論中，陸定一認為《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有兩面性，它不僅比1957年《莫斯科宣言》倒退了，也比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聲明倒退了。他認為，《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反映了赫魯曉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不講階級斗爭，不講階級分析，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討論過程中，毛澤東有很多插話。他說，總的估計，這兩年我們的斗爭沒有能夠完全拖住赫魯曉夫，更談不上改變他的基本立場。他是很頑固地堅持他的立場的。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或者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赫魯曉夫對兄弟黨、兄弟國家就是要欺壓，就是要把你壓服，壓不服就整你，把兄弟黨、兄弟國家當做敵人，搞顛覆，這是典型的大黨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另一個方面，對帝國主義，赫魯曉夫是怕帝國主義的，他口口聲聲說要搞裁軍、搞談判，實際上是要爭取在帝國主義的舞臺上有一席地位。赫魯曉夫說我們是民族共產主義，說我們單干，其實我們搞的是自力更生。我們同赫魯曉夫的斗爭是階級斗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在國家關系上是國際主義同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同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我們并沒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說，現在，赫魯曉夫又來挑戰了，我們怎么辦？我看，我們要做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壘，就是把我們內部整頓好，做好物質建設，也要做好思想建設。另一件事情就是要準備斗爭，現在要準備可能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有一場斗爭，也可能斗爭很激烈，也可能只攻擊阿爾巴尼亞不攻我們，也可能圍攻我們，我們要做這個準備。說修堡壘不是說我們把自己封鎖起來，不讓人民知道赫魯曉夫這一套東西。我們要發表赫魯曉夫這個綱領，等他們通過以后就發表，利用這個東西來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釋為什么說他們提出的這些觀點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為什么我們要堅持反對他的錯誤觀點。劉少奇在發言中說，《蘇聯共產黨綱領草案》是蘇共領導赫魯曉夫從蘇共二十大以來執行的錯誤路線更加系統化、理論化。概括地講，可以叫做“三和兩全”，“三和”就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就是全民國家、全民黨。這個“三和兩全”是赫魯曉夫路線的概括，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違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違反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的。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歸根結底，這個綱領草案是要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不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不要繼續革命了，實質上是這么一個問題。劉少奇還特別強調，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形成了。
　　蘇共二十二大結束后，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不同的會議上多次談到蘇共二十二大，他們都認為，蘇共二十二大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大暴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分裂的危險。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談到中蘇關系時說：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的廣大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無論什么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要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至于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做反面教員，從他們那里吸取教訓。毛澤東在談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發展時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頂峰是蘇共二十二大，他在大會上搞“四反”（即反斯大林、反“反黨集團”、反阿爾巴尼亞、反華），好像是囂張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經到了頂點，接著就是走下坡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有比較完整的綱領、路線和理論體系，這就是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綱領》和赫魯曉夫所作的報告。這就是他的頂峰，從此就走下坡路了。
　　毛澤東的這個談話預示著中蘇關系將進一步惡化，再也沒有逆轉可能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