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者按：雖然作者是體制中人，但作為很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所述還是可供有心人參考的。

王芳：警衛毛主席 　　

王芳，1920年出生于山東新泰，1937年10月參加革命。他曾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早年，他擔任鋤奸科長、保衛部長、敵工部長。解放后，杭州是毛澤東最喜歡去的地方，當時王芳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肩負保衛工作重擔，成了毛主席的“大警衛員”。在“文革”中，他又因經手偵破“18號案件”——揭發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的丑史，被江青點名押解北京、武裝看管審查達七年之久；后經毛主席親自批示，王芳這才獲得自由。“四人幫”倒臺之后，王芳擔任預審組長，后又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檢察員，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查工作。“兩案”結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87年后重履公安，擔任公安部部長兼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第一政委。往日，出于職業習慣，王芳對自己的過去守口如瓶。如今，王芳離休多年，為了保存珍貴史料，公安部指定王芳為撰寫回憶錄的重要對象。王芳這才回首往事，口述鮮為人知的經歷。

毛澤東主席來過杭州四十多次，我直接負責警衛接待的就有三十八次。每次到杭州時毛主席總是說：“到家了！”他的確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鄉。新中國成立后，除了北京，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杭州，讓主席住得那樣長。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澤東與浙江》《鄧小平與浙江》《陳云與浙江》等一系列紀念一代偉人的叢書。這些書寫得都很親切、感人，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偉人的崇敬和懷念，也勾起了我對一些往事的回憶。因為許多事我可以說得上是一個“見證人”。 　　

毛主席第一次來杭州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來杭州。隨主席一起來的有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還有負責警衛工作的汪東興、負責機要工作的葉子龍，江青也來了。主席抵達杭州時，是譚啟龍、李豐平同志和我去火車站迎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劉莊。 　　

劉莊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緒年間，廣東豪富舉人劉學洵看中這個地方，遂用巨資購地建筑了莊園，即為劉莊，后因迫于債務被官府拍賣。1905年康有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座別墅，名曰“一天園”，占地三十余畝，歷時四年，到他死前三年才完工。1954年劉莊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園”并入劉莊，成為現今西湖國賓館的一部分。主席來時劉莊還未改建，只是鐵路部門管轄的一幢房子，臨時騰出來給主席下榻，我和警衛人員也住在劉莊。羅瑞卿、楊尚昆住南山路113號,那里解放前是蔣介石的別墅。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幾位秘書住北山路84號30號樓，這幢房子曾是國民黨將領湯恩伯的別墅，杭州解放后譚啟龍同志住在這里。毛主席來之前，譚啟龍同志堅持要讓出來，準備給主席在杭州期間辦公用。如今別墅前那座平房就是當年主席辦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這里辦公，晚上回劉莊休息。 　　

毛主席此次來杭州的主要工作，是親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沒有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共同綱領》起臨時憲法的作用。1953年，隨著《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所規定的目標基本實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制定中國人民的根本大法 —— 憲法的條件基本具備。中央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委員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等三十三人擔任。  　　

毛主席領導起草的這部憲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經驗總結。它開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依法治國的新天地，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天辟地的偉大意義。 　　

毛主席在杭州住了兩個半月時間，幾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號30號樓辦公。在他辦公桌上擺滿了各種書籍、資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蘇聯、東歐一些國家憲法譯本，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憲法譯本。這些都是主席當時閱讀研究的內容，是起草新憲法參考的資料。主席工作起來精神非常集中，思考研究問題時，會達到忘我的境地。他辦公室的窗口終日冒出縷縷青煙，一天下來，桌上的煙灰缸里堆滿了煙蒂。煙蒂短得不能再短，主席抽煙的習慣是煙快要燒著指頭了，剩下的用煙嘴繼續抽，一直等煙熄了才摳到煙缸里去。還有，主席下班后茶杯總是空的，他常常喝光了茶水，再把茶葉也掏出來吃了。還說茶葉有營養，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六十周歲，兩鬢已有很多白發。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他正好在來杭州的火車上，大概是有意避開這一天的。到杭州住下后，江青對我說，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壽，但我們得有個表示。她建議，1954年元旦快到了，可否請浙江省委以慶祝元旦的名義，請主席吃飯，為他祝壽。我把建議轉達給了浙江省委，大家覺得是個好辦法。 　　

30日晚，浙江省委請主席吃飯，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桌上特地擺上了花生、紅棗和面條，意為慶賀華誕，祝愿長壽。席間氣氛熱烈愉快，大家輪流向主席祝酒，他高興地一一致謝。雖然他平時很少喝酒，那晚卻喝了不少。他對杭州菜也很感興趣。1921年主席曾從湖南到上海、浙江嘉興參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這次實際上是他第二次來杭州了，撫今追昔，怎不令他感慨萬分。 　　

除了向主席祝酒，我還要和北京來的其他隨行人員互相敬酒，差不多喝了一瓶多茅臺。快到結束時，主席面前還有四杯茅臺酒，他發現我的酒量不小，就說：“這里還有四杯，不要浪費，我看還是請王廳長喝掉它。”主席說了，我不好推卻，鼓起勇氣，把四杯酒一口氣喝了下去，足有二兩。主席高興得大聲說：“好！”。 　　

那晚我喝了將近兩瓶茅臺，卻并無醉意。后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關押在北京，大概是那次我給主席留下了喜歡喝酒的深刻印象，主席知道后說，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點就是喜歡喝酒，叫他以后別喝了。 　　

吃完飯，主席興致依然很高，沒有立即離席。于是，大家圍著主席閑聊起來。  　　

羅瑞卿同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公安部長，當時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他陪主席從北京來到杭州。閑聊中，他指著我說：“王芳同志的名字應該改一改。一個山東大漢，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認識的還好，不認識的還以為是個女同志。”  　　

我當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頭去了。不過，當時改名字要報上級批準。因為我那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的任命書上寫著“王芳”，改名字當然得批準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點酒，顯得紅光滿面，談笑風生，也指著我說道：“你們同意，我不同意！山東綠化那么差，到處荒山禿嶺，山上不長樹，有的連草都不長。王芳頭上剛剛長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時候山東綠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的一番話，說得大家開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莫干山郁郁蔥蔥，上山后，主席在蔣介石退到臺灣前住過的澄廬別墅休息。吃午飯時，主席又提起我改名字這事，他說，莫干山應當成為全國綠化的典范，你山東若有一半地方的綠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主席不同意我改名字，從此我就一直沒有改——山東的綠化搞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  　　

從莫干山回來后，主席興猶未盡，作詩一首： 　　

翻身復進七人房，回首峰巒入莽蒼。 　　

四十八盤才走過，風馳又已到錢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間沒有回過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副主席負責處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電話向主席報告當天情況，重大事情則由周總理、小平同志到杭州當面向主席請示匯報。機要部門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這邊。 　　

主席工作很忙。盡管如此，在杭期間，他還聽取浙江省委負責同志關于浙江試辦農業合作社的情況匯報，先后視察了新登縣（現屬富陽市）松溪鄉、德清縣莫干山、紹興縣東湖農場、杭州梅家塢茶葉村和錢江果園。 　　

除了處理這些事情，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憲法的工作上。他幾乎終日伏案工作，和秘書們一起討論研究起草憲法的有關問題。由于他老人家的高度重視，起草班子人員的工作更是非常緊張，絲毫不敢懈怠，連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經常工作到深夜。 　　

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時間最長，一直到第二年3月中旬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來杭州，有時一年來兩三次，最多一年甚至來五次。主席到杭州不是來休息，是來工作的，許多黨和國家事關全局的重大事情都是在這兒討論形成的。如改造資本主義的決定；1957年的反“右”決定；后來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全國農業生產發展綱要（簡稱“農業四十條”）；“大躍進”后中央關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國民經濟建設的方針；關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簡稱“四清運動前十條”）；以及關于開展 “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當時的杭州不僅成了全黨全國政治活動的中心，也是我們警衛工作任務最重、責任最大的地方。 　　

討論“農業四十條”時，因為是研究農業問題，沒有叫公安部長羅瑞卿參加，直到會議快結束要通過決定時，才叫他來杭州。會議代表住在大華飯店，因為住房緊張，羅瑞卿同志被安排在老北樓樓梯口的半間房里。他對農業綱要內容很關心，大會討論時，還提出要加一條，即把農村“地、富、反、壞、右”這些當時作為專政對象人員的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農業發展綱要的內容。主席肯定他說的這一條很重要，還在大會上表揚了羅瑞卿同志。因此，原本只有三十九條的綱要，加上羅瑞卿提出的這一條，就成了四十條。 　　

主席辦公累了，我就勸他多多休息，有時陪他一起散散步。他說：“此次來杭州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把過去在戰爭年代養成的白天睡覺、晚上辦公的習慣改變一下。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改，可是效果不好，舊的習慣勢力太頑固了，看來，要一下子改變長期形成的習慣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晚上沒有睡好覺，眼皮有些紅腫，偶爾還顯得有點煩躁。因此，我根據自己的經驗，請主席去爬山，認為這種方法會對主席的睡眠有所幫助。 　　

毛主席“失蹤”事件 　　

毛主席在杭州期間，興致勃勃地參觀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錢江果園、五云山、獅子峰、天竺山等地方，杭州市周圍所有的山幾乎都爬遍了，有的地方還去過多次，而且差不多每個星期出去一次。他對杭州秀美壯麗的自然風光贊嘆不已，有詩為證： 　　

五云山上五云飛，遠接群峰近拂堤。 　　

若問杭州何處好？此中叫得野鶯啼。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錢塘江北邊，離市區有七八公里，如今屬于城西風景保護區。這里群山連綿，風光宜人。我陪主席先后去過那兒兩次。一次是從錢江果園經獅子峰、五云山到天竺山。主席意猶未盡，又一次直接上五云山，從龍井茶主要產地梅家塢下來。這首詩是主席第二次上五云山后的即興之作，沒有公開發表，卻表達了他對第二故鄉杭州的深情熱愛。  　　

主席每次來杭州，差不多都要抽時間去爬山。有一次還出了意外，搞得大家十分緊張，我也因此挨了批評。  　　

那天下午六點鐘，該是主席吃飯的時候了，可是他還沒有回來。住地工作人員打電話到主席辦公的地方詢問，回答卻是主席下午四點半就出去了。問羅瑞卿、楊尚昆，他們也不知道。七點鐘時，主席還沒有回來。羅瑞卿和楊尚昆急忙趕到劉莊，問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誰也說不清楚。他們擔心主席去了偏僻的地方，會遇上意外的事故。那時沒有隨身攜帶的通訊工具，羅瑞卿、楊尚昆急忙派幾路人馬出去尋找，同時又打電話到幾個公安執勤點查詢。晚上八點多，仍舊沒有主席的蹤影，也沒有任何消息傳來。羅瑞卿、楊尚昆急得團團轉，頭上直冒汗。萬一有個什么三長兩短，這天大的責任誰能承擔得了！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下午，時間已到四點半，主席從辦公室里出來，喚我道：“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沒有睡好覺。我們出去走一走吧。”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較合適？主席的個性是說走就走，不容遲疑。我腦子里迅速思索著，最終決定到錢塘江邊上的錢江果園去。那里的梨花已經開了，地勢比較平緩，山坡不陡，路也不太遠，轉一下回來吃晚飯還來得及。 　　

我們一行數人立即陪主席乘車來到錢江果園。主席健步登上北邊的山坡，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長勢良好的小麥、油菜，空氣中散發著甜甜的清香。主席顯然很高興。我在前面帶路，主席在后面走。我知道主席走路有個習慣，就是從不走回頭路，所以，我特意從山坡的西側帶主席上坡，然后從東側帶主席下坡。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果園轉一圈，估計六點鐘能夠回家。 　　

主席知道了我的意思，停住腳步，朝我笑笑說：“要回家？還早呵！你們不累吧？繼續往前走。”說著，他邁開大步朝獅子峰方向走去。他在前面快步走著，我們不知道他還要走多遠，只好在后面緊緊跟著。到了獅子峰頂，主席才歇下腳來。這里是獅峰龍井茶的產地，坡地上，一層層，一片片，遠近幾千畝茶山，被早春的夕陽映得格外醒目。主席活動活動胳膊，深深地呼吸著茶山清新的空氣。  　　

接著主席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這時太陽快落山了，我想勸主席回家，但主席不走回頭路，繼續往前走，路還長著呢。我心里暗暗著急。五云山是這里最高的山峰，海拔近四百米。上了山，主席佇立山頂，舉目遠望，一覽眾山小。太陽落山了，西邊天空中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錢塘水，滔滔東去，東眺西子湖，平明似鏡。五云山頂有一座廟，主席和我們在廟前拍照留念。相一照完，天立刻暗下來了，我催主席抓緊趕路，因為下午出來家里不知道。已經過了吃飯的時間，還不見主席回家，他們肯定要著急。可是主席說“不忙”，他點上一支煙，悠悠地吸著，安詳地看著五云山下暮色蒼茫，峰巒起伏，煙云繚繞。主席絲毫沒有想走的意思，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還是在思考什么問題，或者是在醞釀一首詩詞。  　　

大家都感到累了、渴了，主席卻絲毫沒有疲勞的神色，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朝前走著。這時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既不能走回頭路，也沒有地方繞近路。過了五云山，只有天竺山一個方向可去，北京來的幾位警衛干部已辨不清方位，我雖沒有到過這里，卻還知道大體方位。出于對警衛工作的敏感和警惕，我和他們一樣，內心很是緊張和不安。四周是荒山野嶺，走的又是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有些路甚至被水沖毀了，根本無路可走。天已全黑，我們幾乎在摸黑行進。不一會兒，前面似乎無路可走了。我說：“主席，不行，前面沒有路了。”主席不慌不忙地說：“魯迅說過，路是人走出來的，這里沒有路，我們給杭州人民走出一條路來。”主席的個性是從來不怕任何困難，越是困難越要挑戰。他加快步伐往前走，越過幾道被大水沖刷過的土坎和亂石，上了陡坡。由于樹木十分茂密，只有零星的幾點星光射進來，主席兩手搭著我肩膀，而我僅憑腳底微弱的感覺，一步一步探著往下走。因為是陡坡，泥土又潮濕，有點兒打滑。主席個頭高大，分量壓在我肩膀上，真擔心腳底打滑就要和主席一起滾下山去。我挺直腰板，穩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挪移著。我思忖，主席為什么喜歡在這荒山野嶺中趕夜路？估計他是在尋找戰爭年代晝伏夜行與敵周旋的那種感覺。  　　

過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這里地勢比較平緩，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辨。主席在路旁一塊大石頭上坐下稍稍休息。幸虧有個警衛員身上帶了一壺水，給主席喝了兩杯。我身上都被汗浸濕了，大家也饑渴難耐。但看到主席這么大年紀了，走了這么多路，還沒有疲勞的表現，誰都不再說聲累，個個顯得精神振作、毫無倦意。 　　

我趕緊叫人到上天竺的浙江省公安干校給住地打電話，告訴主席現在的方位。焦急萬分的羅瑞卿、楊尚昆，立即趕到上天竺把主席和大家接回去，到達住地已是夜里八點半了。他們為主席“失蹤”四個小時虛驚了一場。羅瑞卿同志對葉子龍和我發脾氣，批評我們不打招呼，太大意，還特別叮囑我：“對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點疏忽。”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飛鳳亭邊樹，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  　　

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鷹。 　　

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寫的一首詩《五律•看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公開發表后，大家都說這首詩是對杭州湖光山色的贊美。光從字面上看，這種說法無可非議，是可以接受的。其實不然，主席 是在批評我們的警衛工作。他對警衛工作脫離群眾的做法十分不滿，用寫詩詞的方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在第一次來杭州那段時間。主席有不走回頭路的習慣，于是我們分別從北高峰的正面和東、西兩側爬上去，再從不同方向下山。主席為什么對北高峰特別感興趣，連去三次？我想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歡登高望遠，站在北高峰頂，放眼遠眺，湖光瀲滟，山色空濛，滔滔錢江，煙波浩渺。主席有詩人氣質，對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不大一樣。 　　

社會上有人傳說，過去一些小報也捕風捉影，說主席在北高峰的廟里抽過簽，說他有帝王之相。那是胡編亂造。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陪主席去北高峰，是從北高峰的正面即靈隱寺后面，經上天竺過韜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遠新也跟去了，當時他們都還是小孩子，對天竺廟里有人抽簽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熱了正在擦汗，毛遠新、李敏跑來對主席說有不少人在廟里抽簽算命的事。主席教育他們說，那是迷信活動，等他們長大就見不到了。主席的意思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封建迷信活動很快會被取締，他想讓孩子們把它作為一種生活體驗去接觸面對。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當時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崗1953年10月來杭州時，我陪他去玉皇山，他不僅在玉皇廟抽了簽，是個上上簽，說他是大富大貴之人。當時他非常高興。可是不到一年，因高饒反黨集團的陰謀敗露，不久就自絕于人民，成為歷史的罪人。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從玉泉經鳳來亭過桃花嶺然后上山的。天色已晚，山下炊煙繚繞，正是農家點火做飯的時候。我們路過一戶農舍，只見門戶緊閉，不見一人。盡管事先我就知道這種情況，心中仍覺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確保絕對安全，又要能夠接觸群眾，如何處理好其中關系，需要在工作中不斷努力和探索，但離主席的要求還是很遠。主席和我們站在農舍旁的幾棵大松杉下休息，松杉長得高大挺拔，樹冠大，冬天不落葉，等到春天長出新葉時，風一吹，老葉紛紛落下。主席站在樹下悶聲不響，似乎在思考什么問題，我則準備挨主席的批評。這時，忽然從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雞，它見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們走過來。這時主席才笑著對我說：“廳長，廳長，你把群眾管住了，卻沒有把大公雞管住。是它不聽你管，還是你管不住它？我們到這里，沒有群眾歡迎我們，卻有大公雞歡迎我們呢！”主席用這種風趣的方式批評我們，表示對警衛工作脫離群眾的不滿。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從留下鎮老東岳上去的。那條路用石板鋪成，年深日久，多有破損，而且路面長滿雜草，相當陡，兩旁沒有樹木。雖然已是三月中旬，天氣晴好，空氣卻有些悶熱。登山時主席不住的冒汗，于是他敞開衣裳，拿著扇子扇個不停。當時國內階級斗爭仍然尖銳復雜，浙江又是蔣介石的老巢，敵人的破壞活動很頻繁，中央指示公安機關要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搗亂。因此，我們對主席的警衛工作特別留心。為保萬無一失，凡是主席活動經過的地方，我們都要做充分的準備工作。那天上山前，我們事先派人對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見不到群眾，自然很不高興，也不吭聲。那首《五律•看山》的詩，估計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詩中寫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俯望杭州城，卻不見一個老百姓。北高峰上，只看到“飛鳳亭邊樹”，吹到“桃花嶺上風”。本來是人們來往休息的地方，此時卻見不到一個群眾。鳳來亭、桃花嶺，原名飛鳳亭、桃源嶺，主席在詩中把名稱改了。“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兩句，意思是冬去春來，杭州西湖美不勝收。記得二上北高峰時，他在大松杉樹下休息，春風吹來，“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鷹”，門戶緊閉的農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雞來歡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作為領袖人物、黨的領導干部，現實生活中，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眾緊緊連在一起，以致脫離群眾、遠離群眾，就會產生嚴重的后果。 　　

毛主席時刻不忘教育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和主席在一起，聽他日常的談話，哪怕是一件小事情，他都會引出一番深刻的道理來，讓你不知不覺中接受他的諄諄教誨。記得主席初次來杭州的第二天，說要出去走走，我于是陪他去云棲，就是陳云同志后來題詞“云溪竹徑”的地方。我們從入口處一直走到最里邊，那里環境清幽，滿山修竹，溪水潺潺。繁忙工作之余，到這里走走，主席非常高興。他走路有個顯著的特點，抬頭挺胸，雙目遠視，不看腳前的路面。哪怕腳下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著大步往前走。我走在前面給主席帶路，當時路面高低不平，長滿雜草，路中央還有一堆糞便，我怕主席只管抬頭走路踩著糞便，便提醒他：“主席，當心前面有糞便。”主席停下腳步，朝我笑著說：“你大概不是貧下中農？”我回答道：“我是中農。”主席說：“過去沒有干過農活吧？”我說：“小時候在地里干過輕便活，重活沒有干過。”主席說：“怪不得你害怕大糞。農民看到了就會把它撿起來，拿回去當肥料，給莊稼施肥時還要用手抓大糞。路上看到大糞有什么好害怕的？”雖然主席說的是一件平常小事，像是在跟大家開玩笑，但又意味深長。他時刻不忘勞苦大眾，借各種機會教育我們永葆革命本色，不要忘本，不要脫離人民群眾。 　　

還有一次，主席晚上沒有睡好覺，提出要去爬山。于是，我們決定去爬玉皇山。那時玉皇山下有滑竿，是給上山游客乘坐用的。主席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從來不肯坐轎。主席不愿坐轎，我們就悄悄從留下軍隊駐地那里調來兩匹馬，爬到中途累了讓他騎馬上山。主席見后面有兩匹馬，問是干什么的，知道我們的用意后，很不高興，說是爬山還要去部隊調馬，不像話，命令我們立即把馬送回去。  　　

主席登山不坐轎，中央的老同志來杭州登山也從不坐轎。記得有關方面為此事還專門請示過毛主席，他說，老同志爬山，轎子不要坐了，爬不動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轎子上山，群眾影響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轎子，就被杭州園林管理部門取締了。 　　

毛主席在浙江調查研究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國一樣，是國民黨丟給我們的一個爛攤子。作為一個人多地少的省份，不僅農業生產基礎條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災、水災、風災、蟲災連年發生，糧食產量很低，全省農村平均一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嚴重缺糧，農民生活十分困難。當時全國農業生產情況也很差，這對農村的穩定和新政權的鞏固是個很大的問題，毛主席對此憂心忡忡。他反復對我們說，共產黨打江山，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個缺糧省，今天我們一定要盡快扭轉這種局面，首先讓老百姓吃飽穿暖。 　　

毛主席不僅多次找省里領導了解農業生產情況，還親自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個早晨，主席工作了一個通宵后，說要去新登看看那里的農業合作社。天剛蒙蒙亮，人們還在睡夢中，主席和我們隨行人員分乘四輛汽車來到新登，下車后，我們一行又步行了三華里。那時天氣很冷，路邊積水結了冰，腳踩在路面的冰碴子上格格作響。主席手拿著竹竿，健步走在前面。不久，我們來到路旁的一個自然村，我請主席戴上口罩后，他便大步進了村。這個村有十多戶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個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村中大多數農民自發組織了農業合作社。村口，我們碰見了一位老大娘，和她拉了一會兒家常后，便朝著她所指的民兵連長兼會計的王關林家走去。 　　

主席親切地問了王關林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和生活情況。王關林一一作了回答。接著主席又十分仔細地詢問了農民是否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農具如何折價，土地如何評產入股，如何參加分紅，如何記工算賬等問題。王關林說：“農民入社是自愿的，年終分配都是按政策辦的。原來有幾戶中農擔心吃虧，開始不想入社，看到我們增產增收，后來都主動要求入社。”主席高興地說：“還是組織起來好，合作社增產增收了，大家就會自愿參加。”王關林還告訴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員的勁頭很大，起早貪黑興修水利，改造田地，生產很好。過去水稻畝產只有兩百斤，現在可達到四百斤。今年在農業部門指導下，開始試種連作莰稻，改單季為雙季，產量還可以提高，估計畝產可達六百斤。”主席了解了連作莰稻的插種時間與方法后說：“好，這要好好地推廣。”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關林沒有認出眼前這位和他親切交談的人就是毛主席。隨著王關林家門前的人越來越多，我催主席回去，主席說不忙。他又向大家問了農業合作社的一些情況，回答都和王關林說的差不多。主席和農民在一起交談，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什么距離，就像回到老家一樣，臨走時不少干部群眾擁著把主席送到村口。直到二十年后，王家水碓村的農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來調查合作社的大首長就是毛主席。 　　

離開王家水碓村回來的路上，主席說，“我們是個人口大國，發展農業是當前要務。農業搞不好，國家工業化就是一句空話。”他還說，“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是不能脫離的，那種心中沒有農民的傾向和惡習要堅決克服。” 　　

主席為了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及早解決廣大農民的溫飽問題，達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五十年代，他來杭州工作期間，先后去過蕭山、德清、紹興東湖農場、杭州郊區等地農村，不僅聽取當地領導匯報，還親自走下農田，步入農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搞調查研究，從不滿足于聽匯報、看材料，他常說：“別人吃過的饃不香。”每次聽匯報，從不要我們按照事先準備好的材料匯報，通常是主席一邊問我們一邊回答。主席問得很具體，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體。如果具體問題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會說：“領導干部一定要熟悉情況，多搞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幾個月的時間到基層去搞調查研究，這樣才能真正取得主動權。”因此，主席每到一地，開座談會之前，我總是事先把要求告訴參加對象。這確實是檢驗干部的好辦法。那些平時工作深入的人，聽到主席這個要求時感到很踏實，不管主席問什么，在他領導的那個范圍內都能做到心中有數；而平時作風浮夸的干部此時就會急得滿頭大汗。 　　

1959年8月21日，中央辦公廳下達通知，主席在廬山會議結束后途經金華時要召集地、縣委負責人開座談會。我立即趕往金華，準備迎接主席并確定地委和蘭溪、永康、金華、諸暨負責人參加座談會。座談會是當日下午五時進行的，主席專列上等候的五位地、縣委負責人，個個非常緊張和激動。我告訴大家見到主席和匯報情況時要注意的事項，五點整我帶他們來到主席辦公車廂。這時，主席已在車廂門邊等候了，他見地、縣委的幾位同志傻愣愣地盯著他，就主動伸過手來和大家一一握手問好。坐下后，我逐個向主席作了介紹。主席在紙上一邊記，一邊問每位同志的年齡、籍貫，何時南下的，生活是否習慣。他老人家平易近人的作風很快使大家緊張了半天的心情放松下來。 　　

座談會上主席問得最多的是農業生產問題。他問得十分具體，開始大家回答問題有點遲遲疑疑，主席顯然不太滿意，加重語氣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講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勵下，縣委書記們講了不少實際情況。如匯報到生產指標過高時，主席說：“指標要留有余地，不要說大話，吹大牛，切不可光聽上面那一套。”當匯報基層干部作風時，主席嚴肅地指出：“千萬不可高指標，放空炮，強迫命令假匯報。”他們匯報說，群眾對公社搞“一平二調”、生產隊辦食堂有意見，大家把食堂打的食物，回家重新燒，浪費人力物力。主席又問了其他縣委書記，回答都是同樣的情況。主席堅決指出：“群眾不愿意辦食堂，就應當解散。”還說，“集體的東西不能隨意調撥，要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互通有無。”我把主席的談話內容向浙江省委作了匯報，省委領導聽后有點兒吃驚，沒有對主席的指示進行進一步討論。 　　

主席還問永康縣委書記馬蘊山：“你們永康什么最出名？”馬蘊山搔了一會兒頭皮說：“永康五指巖生姜最出名。”主席笑著搖搖頭說：“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們永康方巖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長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對主席淵博的知識和驚人的記憶力深為嘆服。“其實，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時期的一名清官，他為人民辦了很多好事，人民紀念他罷了。”隨后，又語重心長地說告訴大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離開金華北上，隨即又找了諸暨、蕭山縣委的領導了解農村和生產情況。此前，主席在廬山下來經上饒時，也召集過地、縣委負責人開座談會。他有針對性地調查研究，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實際情況。回北京后不久，中央辦公廳就印發了主席給全國農村生產隊以上六級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辦食堂、不切實際的生產高指標、基層干部浮夸作風等問題也得到了及時制止和糾正。 　　

主席不僅注重聽取正面意見，更加注重傾聽不同意見，尤其是反對的意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種原因，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為了搞清原因，研究對策，主席向全黨發出號召，把1961年作為調查研究年。他不僅以身作則，和全國人民一樣艱苦生活，還把身邊的秘書和工作人員分成三個組，分別到浙江、廣東、湖南農村搞調查研究，并且規定每個工作組要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大隊和一個最差的生產大隊。田家英率領工作組到浙江時，毛主席就住在杭州，他要求半個月后到廣東會合，聽取匯報。由于全黨剛剛經過反右傾，大家的思想被束縛得緊緊的，要對當時人民公社、“大躍進”提出實事求是的批評意見是極其不容易的。盡管如此，工作組的同志仍然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實情況，即造成農業大量減產、餓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災，也不是階級敵人復辟，完全是“五風”（指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區是魚米之鄉，這兩年沒有自然災害，糧食卻大面積減產，這一事實深深地觸動了毛主席。調查工作從1961年初開始一直到5月份結束，在這段時間里主席時常聽取匯報，采納工作組提出的許多重要意見，并對工作組特別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稱贊。接著，主席又親自主持了兩次鄭州會議，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領導責任，深刻地分析了當時經濟建設中“左”傾錯誤的原因，反復強調按客觀規律辦事，要求全黨干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以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再犯大的錯誤。 　　

主席為什么喜歡住在杭州，中央許多重大決策為什么都是主席在杭州醞釀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環境優美，對警衛接待工作滿意以外，從主席日常言談中，他雖然沒有公開表揚浙江省委領導，但對浙江的整體工作仍是十分滿意的。在當時“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風十分嚴重的形勢下，浙江省委努力堅持實事求是、頭腦冷靜、作風扎實，廣大干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一直很高。關于這些，主席在杭州調查研究、深入群眾的過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 　　

酷愛讀書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愛讀書，不管走到哪里，總是書不離身，手不釋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是這樣。他知識淵博，思維敏捷，談古論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經常聆聽主席的教誨，并且他同我談得最多的話題就是讀書和學習。 　　

一次，我陪主席爬玉皇山。那時山頂寺廟里有周武王、姜太公等塑像，都是歷史神話小說《封神演義》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看我，問道：“《封神演義》你看過沒有？”我說：“在家讀中學時看過。”“你知道殷紂王為什么被周武王打敗？”我說：“紂王寵信妲妃，亂了朝政。”主席說：“不對。紂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極防御的辦法，而周武王用的則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所以，紂王敗了，周武王勝了。”主席又說：“看來，蔣介石沒有看過《封神演義》，要么看了卻沒有真正看懂。蔣介石搞的是分兵防守的辦法，我們則集中優勢兵力，所以他被我們打敗了。”主席博古通今，為我所用，隨便抓住一個話題，常常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主席還問我：“你看過《三國演義》嗎？”我說：“在濟南讀書時看過。”主席又問：“你知道關羽姓什么？”我隨口說：“姓關。”主席說：“不是，關羽原來不姓關，也不叫羽。因為關羽生性仗義，在家鄉殺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關，但出關要登記姓名，簽字畫押。為了安全，他便指關為姓，以羽為名，比喻自己像鳥一樣飛出潼關。所以，后來就叫關羽。”主席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事后，我特地查閱了魯迅寫的《古代小說史考》，也咨詢了歷史學家，都沒有查清楚。關羽原來到底姓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 　　

毛主席讀書很勤奮，可以說讀書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與眾不同，一邊堆著各類書，一邊是睡覺的。他的辦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間里，都放著書。毛主席初來杭州時，我不熟悉他的讀書習慣，為他整理書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過來阻止。他說，書是用來讀的，不是裝飾門面的。有些人把書鎖在書櫥里，實際是不看的。我們要做工作，沒有多少專門的時間讀書。我到處放書，隨手拿來，讀上一頁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們陪主席去紹興游東湖，主席一路興致勃勃地與我們談《紅樓夢》，結果湖未游成，談書倒談了兩個小時。 　　

據我觀察，主席讀書非常認真，常常在書頁中圈圈點點，作旁注眉批，寫評論。他讀書很多，涉及范圍很廣，包括哲學、文學、史學、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真是博覽群書。他經常向我們講唐代杰出文學家韓愈、柳宗元勤奮治學的精神。他說，韓愈的《進學解》是篇好文章。“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這是很有道理的，要獲得精深的學識，就得靠一個“勤”字。 　　

毛主席談到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時說,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產生如《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中國狀元寫不出好東西，好的文章通常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窮秀才寫出來的。 　　

毛主席還以杭州西湖的六合塔作比喻，說明做學問先要打好基礎，然后“再一層一層地疊起來”。 　　

毛主席的這些談話和比喻，對我們教育很深。在繁忙的公務中，毛主席還那么勤奮讀書、刻苦學習，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學習呢？  　　

毛主席讀書，很重視開動腦筋思考問題。他常常用孟子的話來啟發我們：“心之官則思”，大腦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用來思想的，它是加工廠，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積極思索，學會分析問題的方法，養成勤于思考的習慣。 　　

主席十分重視把讀書和調查研究結合起來。他對我說，住在北京出不了好東西，要經常到下面去，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調查實際情況，呼吸新鮮空氣，為“加工廠”收集原料。他經常向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基層干部作調查。在浙江視察期間，他主動深入基層；在杭州小營巷，他走進普通居民的家，詳細詢問街道衛生和群眾生活情況；在省農科所，他扶犁耕地，饒有興趣地聽取農機科研工作的匯報；在省軍區后勤部的油庫和金華駐軍的連隊里，他和解放軍戰士親切交談，關心他們的成長；在富陽新登、蕭山西興，他下田察看水稻、蠶桑、絡麻、油菜等農作物的生長情況，設想如何發展農業生產問題；在金華雙龍洞水電站，他仔細察看水電機組設備，熱情贊揚工人們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車車廂里，他接見金華、蘭溪、永康、諸暨、蕭山等縣委書記，向他們調查有關農村工作的重大政策問題；在杭州住處，他親自提名，請上海的幾位著名專家和教授，來杭州共議大政方針。毛主席這種不恥下問、虛心向群眾學習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1959年冬1960年春，毛主席主持讀書小組的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人，在杭州丁家山聚會，華東地區省、市委書記也參加了。會上，主席發表了很多重要講話，田家英負責記錄整理。由于長期工作的關系，我和田家英十分熟悉，他經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講話拿給我看。我看后常常把主席講話的要點摘錄下來，覺得這是我學習的絕好機會。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成了我盜竊黨和國家機密的重大罪狀。 　　

在理論聯系實際中，毛主席不僅重視正面經驗，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經驗。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準備接見外賓，外賓未到之前，他問我，“你犯過什么錯誤沒有？”因為問得突然，我有點茫然，回答說：“政治上的錯誤沒有犯過，工作上的錯誤恐怕不少。”主席說，“你沒有犯政治上的錯誤，這就是你的缺點。”我疑惑地說，“黨內一些領導干部犯錯誤，中央發了文件，我們都認真學習了。”主席語重心長地說，“那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只有正面的經驗還不行，還要學會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錯誤，比如小孩子學走路，摔跤就是犯錯誤，可是不摔跤就學不會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經驗，也要有反面的經驗。只有接受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這段話，至今銘記于心。 　　

毛主席愛聽京戲 　　

主席工作之余，活動時間很少，內容也很單調，除了爬山，就是游泳，他通常是晚飯后，在南屏游泳池里游上個把鐘頭。夏天還游錢塘江。那時，錢塘江水深、流急、風大，但主席喜歡大江大河、大風大浪。我陪主席游錢塘江，他每次都是興致勃勃，風浪越大，他越高興。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況下，主席也參加住地舉辦的舞會。江青也來，她各種舞都跳得很好，舞場上她是當之無愧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隨意，只是跟著舞伴隨著曲子走步。他總是到得最遲，離開最早。因為主席的辦公時間大多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在等他處理。 　　

 主席閑暇時間很少，聽京戲是他休息時最大的樂趣和精神享受了。當時所有京劇名家的唱片，他那里都有。主席極少觀看京劇名家演出，生怕打擾別人。身邊的工作人員搞了一些唱片，平時沒有工夫聽，只是吃飯時聽上幾段。主席有一個特點，干什么都很投入，聽戲也一樣，高興時還跟著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錯。主席最愛聽老生戲，尤其是言、馬、譚、高老生四大派的戲，百聽不厭。如言菊朋的《臥龍諸葛吊孝》、馬連良的《借東風》、譚富美的《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高慶奎的《逍遙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唱出來。 　　

主席在北京幾乎不看戲，來杭州期間倒是在杭州飯店的小禮堂里看過幾次戲。比如，小七齡童的《追韓信》等。看宋寶羅的《朱耷賣畫》時，宋寶羅一邊唱，一邊畫大公雞，一段唱畢，一只大公雞也畫好了，當場送給主席。主席還看過越劇《雙下山》、婺劇《呂洞賓戲牡丹》。他說，這兩個劇種都不錯，應當好好提高和發揚。婺劇本來是金華地區的小劇種，沒有什么影響。1962年進京參加全國地方戲會演，得了獎，從此名聲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歡京戲。一次在從杭州去江西的火車上，我陪主席吃飯，正在放京戲唱片，是筱愛茹的《轅門斬子》和《二進宮》。主席問我：“你熟悉筱愛茹嗎？”我說，“在濟南讀書時，星期天經常跑去看她的戲。她是濟南戲曲學校的老師，很有名氣，也很愛國，日本鬼子侵占濟南后，她堅持不上臺唱戲。不過她有抽鴉片的壞習慣，后來聽說病死在滕縣。”主席聽后十分惋惜。  　　

還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聽京劇言派的戲。當時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找來一位言派的票友唱《臥龍諸葛吊孝》。這個票友長得很胖，扮相不像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僅愛聽京戲，還懂戲，對京戲有不少研究。對京戲人物上場下場，鑼鼓點子時間太長很有意見，說上場就那么幾個動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擺擺水袖，用那么長時間。下場呢，連抬轎子的轎夫都下場了，還一步一擺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騎馬也是那個臺步，走路也是那個臺步。 　　

《蘇三起解》中唱道：“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未曾開言我心慘，過往的君子聽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轉，與我那三郎把信傳，縱使蘇三把命斷，來生變犬馬我當報還。”其中“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那兩句臺詞，主席認為意思不通。蘇三既然離開了洪洞縣，怎么還在大街前？應當是“蘇三要離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說得有道理，可是至今這兩句臺詞仍然那樣唱。 　　

京劇《空城計》中，諸葛亮在城頭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掃凈，準備這司馬好屯兵。諸葛亮無有別的敬，早買定羊羔美酒，犒賞你的三軍。到此就該把城進，為什么猶疑不定進退兩難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兩個，我是又無埋伏又無有兵。”對“又無埋伏又無有兵”這句，主席說，“兵”和“埋伏”是一個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應該是“內無埋伏外無救兵”或者是“既無埋伏又無救兵”，不能說“又無埋伏又無有兵”，這句話不通。 　　

主席講《轅門斬子》中的楊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當時歷史情況。像楊延昭這樣的官在家時應穿紫袍，而且他穿白袍同戲里唱的內容也對不起來。八千歲向楊延昭講情時唱：“那時節不是我將你來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帶袍。”楊延昭唱：“那一陣我楊家得到關照，論功勞才掙下這玉帶紫袍。”這個事我后來還專門作過考證。“文化大革命”中岳飛廟拆了，岳飛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眾強烈要求重建岳飛廟，重塑岳飛像。我請杭大歷史系教授查一查當時歷史，岳飛應當穿什么衣服。他們說，應當穿紫袍。岳飛和楊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應當都穿紫袍。可是不知為什么，如今上演的《轅門斬子》中的楊延昭還是穿白袍。看來，成了習慣的東西，即使錯了也難改。 　　

1959年三四月份，毛主席來往于滬杭之間，并于4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劉莊、汪莊還未改建好，于是主席辦公、休息的地方都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飯時，他因為知道我喜歡京戲，在山東根據地時又演過京戲《黃鶴樓》中的周瑜，就問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說是被諸葛亮氣死的。他說，不對。周瑜不是被諸葛亮氣死的，而是被孫權氣死的。孫策死后，他的老婆大喬年紀很輕，住在后宮很寂寞，因此，大喬經常請小喬去陪她，有時周瑜也陪小喬去后宮看大喬。他去的次數多了，在后宮留的時間又長，因此，孫權對周瑜很有意見，但又不能當面講，就處處刁難他，給他臉色看。再加上軍事上不斷失利，一再敗給諸葛亮，孫權對他的看法更大，臉色更難看。周瑜是個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這種屈辱，憂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毛主席視察小營巷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飯店接見外賓后，準備離杭赴廣州。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飯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吩咐。當時全國正在推行消滅“四害”的衛生運動，毛主席突然提出要看看杭州市的衛生。這時，浙江省委副書記吳憲說，小營巷的衛生搞得最好，于是毛主席說去看看。此時，毛主席的一些警衛和工作人員已提前出發去筧橋機場，他身邊只有我、葉子龍等幾個人。我立即告訴杭州市公安局長前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書記王平夷到場。路上，我又有意識地要司機把車開得慢一些。 　　

小營巷居民區住著兩百多戶居民，房屋較陳舊，大多是太平天國時期建的，一個不大寬闊的墻門里往往住著十幾戶人家。解放前這里衛生條件極差，人們都說那時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豐年少棺材”；解放后，小營巷居民擺脫了貧困和傳染病的禍害，“講衛生、愛清潔”蔚然成風，成了杭州市衛生先進單位。  　　

車子一到小營巷，毛主席走下車，便進了一戶人家。主人不在，只有一個小孩，主席說：“我來隨便看看。”小孩開始未反應過來，主席順便拿起小孩的課本來翻。這時，小孩認了出來，激動地說：“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問道：“你看我像嗎？”小孩說：“您是毛主席！”并轉身到門外喊：“毛主席來了！”這一喊，人群就涌過來了。接著，主席連續走進三個墻門，走進十戶居民共用的灶頭間和幾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工作情況。主席還在一個軍屬家小坐，看了當天的《杭州日報》，閑話家常，參觀了居民俱樂部的墻報和菜園子。 　　

此時，小營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來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把墻門外圍得水泄不通。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心里不免有點著急，催主席趕緊走。主席說：“還早嘛，別急。”當主席被人群簇擁著走出大門時，大門口響起一片歡呼聲。好幾位膽大的年輕人伸過手來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過去。有一位白發老人想擠過來和主席握手，主席看見了，就趕緊走上前去握住老人顫抖的手，那位老人頓時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主席上了車，揮手向群眾告別。人們主動地讓出道來，高呼：“毛主席萬歲！”  　　

主席到小營巷視察，由于很突然，無論是衛生工作還是警衛工作，事先都來不及準備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時一樣的真實情況。警衛工作看似倉促上陣，但預案周密，基礎扎實。我陪主席一邊上路，一邊調動警力迅速到位，點和線上的重點早已不動聲色地控制起來，主席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在群眾沒有事先組織的情況下，整個場面熱烈而有秩序，人群擁擠而不混亂，居委主任和衛生組長也事先沒有得到通知，就主動給主席帶路介紹情況。這些都令主席非常滿意。 　　

離開小營巷，主席又到浙江農科所觀看雙輪雙鏵犁的操作表演，并親自試用了這臺農具。主席除了向該所所長詢問農科所的工作情況，還指示要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進行農具的研究工作。隨后，主席乘飛機去廣州。 　　

后來主席從廣州乘飛機回北京時，空中遇到雷陣雨天氣，飛機中途迫降，非常危險。此后，中央作出決定，為了保證主席出行的絕對安全，以后外出，不再坐飛機，改乘專列。  　　

毛主席視察錢塘江堤 　　

錢塘江在全國來說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卻是覆蓋面積最大的河流，可以說是浙江的母親河，它的支流，布滿半個浙江。錢塘江源出安徽省休寧縣西南懷玉山脈主峰六股尖（高1629.8米）東坡，干流向東經屯溪、歙縣等流入浙江。錢塘江在出口處，因其獨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攔門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觀“錢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來杭州期間。一天，他對葉子龍和我說，要去看錢塘江。我當時以為毛主席要去觀潮，就說了句，現在不是看潮的時候。毛主席說，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局長易成鑄去選好地段，第二天下午就去了。是日，天氣比較涼，毛主席穿了件大衣，我們的車子沿杭滬公路過杭州七堡(具體地址已記不清)就停下來，這里離錢塘江堤大約有六七十米。毛主席走上江堤，沿堤壩步行了足足有一里多路。這段堤壩修得比較好，可能是清朝后期修的，長方形的石塊與石塊之間用特制的鐵條扣住。毛主席顯得比較滿意，但未表示什么意見。1957年春天，毛主席又提出要到錢塘江邊去看看，這次我記得是到余杭翁家埠附近。當時正值農村春季作物即將成熟時期，毛主席看完江堤，意猶未盡，還走到公路旁邊的油菜花田、麥田和桑園地觀看。在桑園地，毛主席待了好一會兒，才乘車返回。 　　

同年9月，毛主席來杭州，又提出要到錢塘江游泳。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到錢塘江游泳。我們立即踏勘現場，作了充分準備。同時，我們建議毛主席去海寧看潮，也得到了他的同意。9月11日，我們安排毛主席到海寧七星廟觀看錢塘江大潮。這天，好像不是農歷的八月十八日，潮水不是很大，但也還可以看。毛主席看了一會兒，回到住地，寫下一首詩：  　　

千里波濤滾滾來，雪花飛向釣魚臺。 　　

人山紛贊陣容闊，鐵馬從容殺敵回。 　　

當天下午，毛主席就到錢塘江游泳。我們坐車到大橋警衛部隊駐地，乘上船，開到江中心，毛主席即下水游泳。我們都陪著毛主席一起游，逆水而上，游過錢塘江大橋橋孔時，浪高水急，水特別涼，我們都有點擔心。這時，毛主席一面游，一面笑著說，潮急一點，水涼一點，沒關系嘛，這樣才能鍛煉人的意志呢！游了將近兩個小時，到聞家堰我們才回到船上。以后又去游過三四次，還有一次，陳毅副總理向毛主席匯報外事工作后，也陪毛主席一起去游泳，每次都是游過錢塘江大橋，到六合塔上船回住處。  　　

毛主席在杭州會見重要外賓 　　

杭州，也是毛主席會見外國黨政、議會領導人及國際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負責警衛接待工作期間，毛主席會見的重要外賓就有二十二次（批）之多。  　　

毛主席在杭州會見重要外賓時，我們警衛工作一般采取內緊外松的原則，嚴密部署，對會見的場地一一精心布置安排，反復檢查落實，做到有條不紊，沒有發生任何問題。1960年5月14日晚，毛主席臨時決定要去杭州飯店回訪金日成，還特別交代我和李銀橋不要事先告訴他。當時我覺得有點為難，怕金日成沒有準備，要是在休息我們怎么辦？但毛主席說走就走，容不得我們考慮。我當即對李銀橋說，我乘前衛車先去，到飯店后我去通報，你陪主席乘電梯慢慢上來。我剛通報好，金日成正起身準備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廳門口。金日成對毛主席的突然回訪有點驚訝，連聲說“歡迎歡迎”！毛主席坐定后，他親自為毛主席點了一支香煙。 　　

毛主席在會見外賓時，風度翩翩，平易近人，談笑風生，顯得自然而親切。交談中，往往深刻地揭示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深入淺出地闡述我國的外交路線和外交政策。他因人而異，根據會見的對象不同，引經據典，妙語連珠，總是給外賓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外賓接見前表情拘謹，非常嚴肅，等與毛主席交談后，就表現得非常輕松愉快。 　　

確保領袖安全  　　

主席來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來這里搞調查研究，思考問題，召開重要會議，作出重大決策的。 　　

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數多，有時一年數次，每次一般住一二十天，有時兩三個月，因此，中央領導來杭州的次數也比較多。如周恩來來過三十次，劉少奇來過十次，朱德來過十二次，鄧小平來過十次（“文化大革命”前）。陳云同志來的次數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時間曾長住杭州。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國務院幾位副總理等也常來。他們或來杭州參加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央重要會議，或來匯報工作，或陪同外賓到杭州參觀訪問等。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來杭州次數多，住的時間長，活動又特別多，作為浙江省公安機關所擔負的警衛任務自然是非常繁重和光榮的。同時,在警衛工作中，我們培養和鍛煉了一支具有優良傳統和嚴謹作風的警衛隊伍,總結和積累了許多至今仍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礎工作、提高安全質量上，我們下了很大工夫，形成了浙江鮮明的特色。 　　

警衛工作要保衛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重要外賓的絕對安全，做到萬無一失，責任大如天；同時又要便于中央領導能夠深入接觸人民群眾，不能只強調安全而切斷領導和群眾的聯系。兩方面不能顧此失彼，必須做到有機統一。 　　

警衛工作無小事，千頭萬緒從何做起？首先要從基礎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開展社會基礎調查，摸清社會基本情況。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會治安狀況十分復雜，明里的敵人雖然已被鎮壓和管制，隱藏起來的敵人卻更加危險。拿中央首長活動最多的西湖風景區來說，社會政治和治安狀況就令人堪憂。那時，全市有廟宇五百余處，在西湖風景區內就有一百六十九處。住持和尚多有復雜的歷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趙連海曾是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警衛組組長，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風景點的商店、茶室絕大部分為政治背景復雜的惡霸特務所把持營業，因此，給社會治安，特別是內外賓游覽西湖的安全帶來極大的隱患。 　　

在調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數的基礎上，我們提出要“打掃院子，迎接客人”。首先在西湖區，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頭子等數百人，對這些人按黨的政策進行適當處理和安置。與此同時，我們對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線和地方，都認真進行調查摸底，適時采取相應措施，確保主席等中央領導的絕對安全。警衛工作的基礎建設不是一勞永逸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情況都在發生變化，因此，搞好社會基礎調查，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無論在平時，還是各種會議上，我反復強調，警衛工作的重點是要加強基礎建設，它看似被動，但我們必須做到主動。我曾在警衛工作會議上多次批評那種工作被動應付的“馬弁思想”。只有扎扎實實地把基礎建設搞好了，警衛工作才能化被動為主動，對周圍情況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鏡”，確保警衛對象的絕對安全。 　　

西湖區是來杭的中央首長和外賓活動最集中的地方。為了確保安全，我們在及時掌握社會動態，做到心中有數的同時，還通過贖買等辦法，將西湖風景區內背景復雜的主要商店、茶室收歸國有。并且，在風景區內建立多個由保衛干部、黨團員、積極分子自覺參與的群眾化、社會化的警衛據點。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視察工作的周恩來總理一個人去龍井，事先沒有與任何人打招呼，又無隨從。總理一到龍井，那里警衛職業點的負責人朱玉林同志便主動接待，陪同總理參觀茶室，介紹生產情況。同時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內部及周圍復雜人員，保證總理安全。總理十分滿意。多年來，總理經常陪同外賓去吃飯的“樓外樓”菜館，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因此他多次稱贊浙江的警衛工作基礎建設搞得扎實有效。 　　

解放初，警衛工作的條件非常艱苦，大家“憑著一桿槍、兩條腿，憑著一顆赤誠之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保證首長的安全”。  　　

隨著國家經濟恢復和發展，警衛工作的條件也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與此同時，中央對警衛工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隨著人民政權的鞏固，社會治安基本穩定，中央領導為廣泛接觸群眾，要求在首長警衛工作中不要崗哨林立、戒備森嚴。但臺灣國民黨當局不放棄進行武裝偷渡襲擾，并派遣特務潛入勾結殘余的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為此，警衛工作形式轉向內緊外松、不露行跡。這就要求我們警衛隊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那時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參加警衛中央首長的人員，嚴守紀律，守口如瓶，在家屬面前也不說實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召開了很多重要會議，從來沒有發生過泄密的情況。一般在主席離開杭州之前，社會上是不知道的。 　　

警衛工作的基礎建設是多方面的，剛到中央工作的領導同志，來杭州時總會提到一個問題，就是浙江的警衛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由浙江省公安廳警衛部門統一負責管理的，這與其他省、市的做法是不同的。浙江警衛工作這種區別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歷史形成的。從1952年成立警衛處開始，我一直主張在浙江省委領導下，警衛、接待不能分開，警衛工作必須統一領導和管理。因為警衛對象外出活動要確保安全，飲食起居也同樣要確保安全，兩者目的任務是完全一致的，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開來。警衛工作和接待工作結合在一起，它的好處是不僅有利于統一領導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政出多門，互相扯皮，而且把首長安全警衛和生活起居各項任務有機結合起來，從根本上提高了警衛工作的安全質量。因此，這樣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顯的，也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機關的同志，想參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難統一起來。所以，警衛和接待合一的體制，全國只有浙江一家，從解放初到現在一直沒有變過。 　　

中央領導對警衛工作的要求是很嚴格的，規定省委領導“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給不要”。每次主席來杭只有我和少數警衛人員去機場、車站迎接他，送到國賓館住下。日常事務均由我統一負責，省委主要領導不參加迎送，也不搞接見和宴請等客套，不準趁中央領導來浙江時提出要這要那。主席還規定，有事請省委匯報，平時不要相互干擾。主席外出時輕車簡從，通常是三四輛小汽車，不鳴警笛，不閃警燈，不張揚，不擾民。主席經常突然改變行動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是考驗警衛工作基礎是否扎實過硬的最好方法。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深入接觸群眾，客觀地了解基層情況。 　　

為確保毛主席、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來浙江的絕對安全，浙江的警衛工作在浙江省委的領導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我前面已講了不少，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建立警衛機構，選調素質良好的警衛人員。  　　

——抓警衛基地建設。現在西湖、西子兩個國賓館（當時叫劉莊、汪莊）和謝家花園（柳鶯賓館）及南屏就屬于這個性質，由警衛處直接管理；根據杭州的情況，省委還決定新建了杭州飯店、西泠飯店和花家山幾幢房子，保障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廳還派出得力干部擔任這些地方的領導。 　　

——抓警衛基礎建設。在首長經常涉足和游覽的風景點等一些地方，建立職業掩護警衛網點，并定期進行培訓。  　　

——抓警衛制度建設。每次任務，都由我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明確任務，做出部署，各負其責；還在調查研究、實踐的基礎上，制訂了住地、路線、現場、專列等警衛方案，每次任務都事先定出方案，對飲食衛生、醫療都有預案，并反復檢查落實。 　　

——為了警衛工作方便，要排除多頭領導。浙江省委決定外事工作歸我負責，當時我還兼任杭州市西湖區委第一書記。  　　

這一切，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安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