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帝國體制分析

已經沒有多少人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觀念抱有認真的態(tài)度了。但中國究屬何種社會形態(tài)卻仍然是智者見智、爭論不休的話題。其中不少人還是習慣于沿用舊有的被冠于“主義”之名的某種意識形態(tài)概念來討論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為意識形態(tài)欺騙和毒害太深的結果。倘若他們能稍稍懂得一點現(xiàn)象學的常識，就不會像這樣用概念去框現(xiàn)實，而是會去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結構。在這種嘗試中，吳思先生提出的中國是“官家主義”的新鮮論斷是頗有見地的。

其實，據(jù)我看來，用“官家主義”這一概念去定義中國的社會形態(tài)仍似有不妥。因為“社會形態(tài)”乃是更為復雜和包容的范疇，而官家主義照我看來只適合描述中國的國家體制。吳思在《潛規(guī)則》里舉出了大量生動的歷史實例詳盡地描述了這種體制。并且他公開暗示，中國現(xiàn)行體制就是這種歷盡兩千年滄桑的帝國體制之延續(xù)。“帝國體制”這個表達式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信息：中國的國家形式是中央集權制帝國。

我們知道，在近代民族國家出現(xiàn)之前，除去城邦、城市國家、自治市、公社和中世紀領主封國這類國家形式外，帝國是主要的并且在人類文化交流過程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國家形式。但是帝國也有很多種類。我們至少可以例舉羅馬、阿拉伯、西班牙這三個典型來分別描述三種不同類型的帝國：殖民帝國、商貿帝國和征服性帝國。當然，現(xiàn)代資本帝國也不能處于我們這里進行的討論的視野之外。

但是，中國的帝國體制迥然不同于上述所有這些帝國。我們知道當西方人第一次環(huán)游世界時曾認定中國是他們所遇到的擁有最先進、最成熟的高度發(fā)達的文明的國家。早期歐洲人甚至在本國借鑒了中國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中國帝國體制的成功從理論上也是不難說明的。經過幾千年的調整和完善，它與小農生產力的磨合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使其可以將這種生產力的潛質發(fā)掘到極限，從而遙遙領先于農業(yè)文明時代古代世界的所有其它成員。這一現(xiàn)狀一直持續(xù)到另一種更為先進的文明崛起在遙遠的北海之濱為止。

中華帝國體制創(chuàng)造了古代世界唯一獲得了綿延千載之生命力的帝國這一事實自然地將我們引向這一問題：到底中國的帝國體制區(qū)別于其它帝國的特殊規(guī)定性何在？我們可以先來對比一下兩個同時代、互相對峙于歐亞大陸兩端的大帝國：中國的漢王朝和羅馬帝國。

正如前述，羅馬帝國是一個殖民帝國。但是管理這么一個龐大帝國的中央政府卻是小型化的。那么羅馬人是如何做到對帝國遼闊疆域的控制的呢？他們統(tǒng)治的秘密就在于聯(lián)合殖民地土地貴族。也即是說，他們并不借重于統(tǒng)治機構的擴展，而是依賴于異地的階級盟友在管理上的幫助。為達此目的，他們甚至在缺少這種階級結構的殖民地有意培養(yǎng)大地主階級。這種統(tǒng)治模式與中國所獨有的一個從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以下一竿子插到底的龐大官僚代理機構的行政運作模式產生了強烈的對照。

統(tǒng)治模式的差異自然根源于統(tǒng)治階級榨取財富之手段并且歸根結底作為統(tǒng)治基石的經濟基礎之差異。羅馬作為一個私有財產帝國，它的統(tǒng)治基石是大土地貴族。直接榨取土地是統(tǒng)治階級財富的主要來源。而中國雖然也擁有形式上的土地私有制，但卻依賴完全不同的統(tǒng)治基礎：成千上萬分散經營的小農。但是這里的矛盾是明顯的。有助于生產力發(fā)展的土地私有制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向土地集中方向發(fā)展的趨勢，而帝國統(tǒng)治的穩(wěn)固又只能建立在小農制的基礎上。兩千年歷史的真正秘密就在于這種帝國體制與土地私有之間的矛盾。中國統(tǒng)治者的所有實踐都要圍繞怎樣去解決這一矛盾展開，也即怎樣用權力和暴力去填平國家體制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鴻溝。

事實上，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完全清楚小農制向大地產制的點滴讓步的日積月累會對自己的統(tǒng)治產生何等樣可怕的威脅。他們是絕不會容忍這種趨勢無限制發(fā)展下去的。從朱元璋開國之初嚴厲打擊江南大地主的史實以及歷史上海瑞、謝瑤環(huán)這些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爺?shù)墓适轮卸伎蓪Υ烁Q見一斑。

農業(yè)文明時代，土地是名副其實的財富之母。但中國與羅馬在榨取這筆財富上卻有著不同的機制。中國作為古代世界再分配式帝國的典范是通過稅收在漫長的代理鏈條上的逐級上傳來實現(xiàn)對財富的占有的；而羅馬人盡管也不可能不利用稅賦形式吸吮土地財富，但稅收本身終究只扮演微不足道的媒介角色。

所有這些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中國人和羅馬人截然相反的兩種心理：羅馬人追求官職是為了獲得土地，官職只是向土地的投資；中國人恰好相反，肯用變賣土地得來的上萬兩銀子捐一個官當，因為他清楚將來會連本帶利撈回來。

中國人對于官職、當官的迷戀正在于：在中國，官職本身就是財富的主要來源。這一事實絕對地根源于中國獨特的帝國體制和小農制經濟基礎。因此，“官”在中國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占有更為重要的位置；它在中國人的潛意識深處也比在其它任何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都有著更重的分量。官僚性、官家主義正是中國這套與眾不同的帝國體制的本質規(guī)定。因而中國的帝國體制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稱之為官僚帝國體制。

讀過《潛規(guī)則》的朋友不會對這一體制感到陌生；即使沒讀過這本書，從當今現(xiàn)實中也不難觀察到大量書中列舉的歷史實例的現(xiàn)代翻版。令郎咸平教授拍案而起的北京二商集團事件相信讀者都有耳聞。重要的是要了解這樣的事在中國絕不是個案。哪個地方政府不覬覦私人財富？哪個行政部門不對送上門的肥肉垂涎三尺？國富民窮、強國弱民正是中國官僚帝國體制的突出特點。

坦率地說，我完全贊同吳思關于中國現(xiàn)行體制仍是官僚帝國體制的判斷。現(xiàn)今的中國政府——不論它表面上的稱謂、名號、理念是什么——正是一個官僚帝國體制下的政府。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的問題出在它的獨裁和專制，似乎獨裁和專制是中國政府區(qū)別于它國政府的本質規(guī)定。我認為這完全是膚淺之談、皮相之識，并且?guī)в刑嘤薮赖囊庾R形態(tài)色彩。中國政府的本質規(guī)定應從它奉行并歸屬于其中的體制中去尋找；至于獨裁專制或自由民主這類政府形式統(tǒng)統(tǒng)都要由體制的特質性去賦予和解釋。不要忘記，德國工業(yè)增長最迅猛的時期發(fā)生在俾斯麥當政期間，而法國資本主義關系推進最迅速的時期發(fā)生在拿破侖掌權期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高度集權的大政府保證了韓國和臺灣的崛起。

成功國家的現(xiàn)代化歷史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威權主義政府是立志崛起的后進國家在政府形式上的絕對必要條件。這一理論為現(xiàn)今所謂國家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的人們所接受。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這種將目光過度聚焦在政府體制的集權的一面上的特點只不過是表明自己在另一個路向上犯了和自由主義者同樣的錯誤。因此他們得出了令人遺憾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哭笑不得的結論：現(xiàn)今的中國政府正是這種能帶領古老東方帝國走向復興的可敬的威權主義政府。似乎在他們看來，中國與上述那些成功國家不同的歷史、社會結構、國際環(huán)境特別是經濟基礎是絲毫不用予以考慮的。

反復強調國家體制才是考察不同國家的核心和正確角度這一點決不是無謂的。因為通過認真比較體制的差異，我們甚至能將同為共產黨國家的中國和前蘇聯(lián)區(qū)分開來；而毛體制不過是蘇聯(lián)體制在第三世界落后國家的變體。因此，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實質上是代表了兩種國家體制的決裂。

聰明的讀者肯定已經想到，鄧小平正是通過復活官僚帝國體制的經濟基礎小農制而成功地召喚了被毛時代所驅除的古老幽靈的。他這樣做有著充分的理由。蘇聯(lián)體制在中國這種落后文化階段上的變異所形成的毛主義的實踐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要重建經濟看來只有繼續(xù)仰賴那套曾經滋養(yǎng)了歷代王朝的土地制度。當然，即使與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風雨飄搖時期的經濟基礎比起來，現(xiàn)代中國的經濟結構也要遠為復雜得多了。鄧小平時代的這套官僚帝國體制面臨的全新挑戰(zhàn)正是如何應對已被引入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古典官僚帝國體制末期曾經遇到的外資叩門問題。但這些完全不妨礙這種體制的主要特點的發(fā)揮以及它的生命力的頑強。鄧小平或者大多數(shù)人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正是：這種體制不但能夠復活而且能夠繼續(xù)很好地生存只不過是證明了一點，那就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大業(yè)不是沒有完成，而是要從頭開始。

吳思顯然是一個親自由主義的學者，但是我很欣賞他的洞察力。我跟他的不同也許也是跟所有其它自由主義者的不同只是在于我對中國未來不抱任何幻想。有人認為中國政府一黨獨裁統(tǒng)治的結束意味著事情將起一個根本上的變化。很遺憾，我不這樣看。并且我認為，如果持這種論點的人能真正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如果他們能更多地運用這種方法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發(fā)生史和它在自身每一階段上所締造的全球共時態(tài)結構，如果他們能更多地了解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運行特點，他們就不會這么自信和肯定了。

注：本文參考了加拿大學者埃倫·M·伍德的著作《資本的帝國》。

　　　　　　　　　　　　　　　　　　　　　　　　　　　　　　      200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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