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影響了青年周恩來 
  
　發布時間： 2006-08-11 14:12　中華讀書報
 

　　沃爾特·李勃曼（1889-1974）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他一生寫了上萬篇時政文章，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發表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和《新聞周刊》上的“今日與明日”專欄是20世紀美國報刊史上歷時最久、內容最廣、影響最大的專欄，對美國歷史上許多重大國務和外交事件都
有重要影響。1946年9月間，周恩來曾三次與李勃曼談話，談個人與革命的歷史。本文摘自《周恩來自述》中周恩來與李勃曼的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21.00元）

　　我從事于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后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里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里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下農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里還有農民的成分。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三十五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不買地，只有房產。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臺高筑，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貽淦已去世，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游記》，后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梁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我們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來的壓迫和環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愿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面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生抵抗力。但大多數人是被壓迫的，只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滿洲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后又去沈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歷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給我介紹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復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志。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給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后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十五歲(一九一三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后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當主席。一九一五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后，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留學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后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治天津)。被釋后，去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日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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