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張宗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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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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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主人公網
|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 －－張宗魯 |
作者: wjs
日期: 2006-08-08 06:34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2005年7月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目錄
一、引言
二、文革的歷史必然性
（一）歷史唯物主義
（二）資本社會規律
（三）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一般過程
三、文革的社會原因
（一）社會科學的幾個概念
（二）社會主義制度
（三）最初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
（四）文革是社會根本矛盾激化的結果
四、文革是不得不立即進行的革命
（一）五七年整風
（二）五八年“左”的錯誤
（三）廬山會議的反右
（四）共運中的論戰
（五）社教運動
五、理論上的文化革命
六、事實的文化革命
（一）文革的各階級狀況
（二）文革的發動和領導
（三）文革的過程
七、文革失敗的必然性
（一）基本理論（馬列毛主義）
（二）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法
（三）客觀必然的作用
（四）改造社會的主體
八、文革失敗后的世界
（一）中華民族
（二）共運逆潮
（三）資本主義的暫時繁榮
（四）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
九、文革的意義
（一）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
（二）對中華民族的促進作用
十、文革的經驗、教訓
（一）毛澤東主義
（二）革命活動中的自覺成分
（三）兩類不同的規律
（四）思想改造
（五）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史命
（六）社會人才
十一、為迎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奮斗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引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快三十年了，今天談論它是因為它與社會前進的需要有關。首先它是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發展的最高峰，目前的世界是從這個高峰跌落回來的社會。它要向前發展無法繞過文化革命的。
其次是文革失敗的原因是，當時勝利的條件不具備。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制度僅有十年的歷史，全世界最早的社會主義制度還不足五十年。它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還不為人們認識，有些還沒有充分地顯露出來。直接受益的民眾不理解不覺悟，受損害的官吏出于社會本能，把它看成洪水猛獸，以百倍仇恨的心理，十倍瘋狂的統一行動去鎮壓。即是發動領導它的人，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也不得不用一些過時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詞句來掩飾其本質。其他的人，幾乎都用私有制的觀念看待、要求、改造它。直到今天左派中的多數人，依然認識不到它的本質和規律。我們作為曾經最積極、最主動參加過它，作為文革新思潮的承載人，出于責任感，是應該發言的。
第三，世界的局勢發生了轉化，需要恢復歷史的本質面目、需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需要產生出自覺改造世界的力量來。改造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繼續革命，刺激了國家機構中的所有當權者，使其社會本能迸發了。他們就一起背叛信仰、出賣靈魂，否定自己的前史，去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公有制成分，恢復私有制度，投身于資本帝國陣營中去。這就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社會主義制度被取消，使人類社會進入到以美國政府為霸王的世界壟斷的資本主義中去。
私有制的全面恢復導致了社會的腐敗墮落無法救治，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使得人間的不合理不公平，登峰造極、無以復加。不到五年（1992-1997）以金融危機為名稱的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銀行壞帳、呆帳，工人下崗失業，農村三農問題、商業過剩、工廠停產倒閉、世界摩登、環境污染、物種滅絕等；也就粉碎了“精英”們歌頌私有制、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恥濫言。無權的民眾也要活下去，也想享受生產力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給社會帶來的好處。于是自然自發的生存斗爭，前赴后繼地開展起來。國際共運由低谷開始了來潮。
世界的現狀迫使先進的人們尋求真理，尋找人類的出路。于是學習研究已有的理論，研究歷史，重新認識面對的世界成了目前人類最高的、最迫切的需求。這時現代史上最大的事件，曾席卷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歷時十年，波及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文革，也就首先提到人們的面前重新認識。盡管反文革勢力，憑借著他們壟斷的黨政軍財文大權，對它進行了三十年的攻擊、污蔑、歪曲，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大潮是阻止不了的，即將到來的國際共運高潮是無法阻擋的。
第四，我們雖然積極、主動地參加了文革，是文革新思潮的承受人，在每次受壓制、被打擊時，都想找到文革的本質和規律，上升到理論。為此受到了反文革勢力的反復鎮壓和迫害。不僅受到社會職業暴力、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反復鎮壓，而且又受到了復辟后的私人財權地限制，以至連思考問題的時間都給剝奪了，不用說講話、講學、理論研究的權力。近來，年老體衰失去了勞動能力，又遇到了年輕左派們的無私援助，才有可能撥動已經老化了的大腦，勉強地進行“理論思維”。我們有責任把這一段歷史整理成理論認識供后人參考。
二、文革的歷史必然性
（一）歷史唯物主義。它不以歷史人物的思想意志為準則看待歷史事件。相反，它要求人們研究認識、產生歷史人物的這種思想意志，而不是相反的或其他的思想意志的客觀原因。
“存在決定意識”，歷史人物的思想意志是社會存在反映在他們的大腦中產生的精神事物。他們的大腦在反映客觀存在時，也免不了帶入個人的主觀成分，免不了受他個人所處的具體環境和條件地限制，免不了存在缺點和錯誤。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正是反對奴隸主義，實行“民主”，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的思想理論根據。我們認識文革，首先要拋棄歷史唯心主義，認識它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
（二）社會規律。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發明了蒸汽機，它在個別國家中的普遍使用，就使那里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遠遠超過了社會需求的發展，商品過剩地經濟危機也就周期性的產生了。在這個客觀的物質基礎上，也就產生出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科學共產主義。自此人類社會開始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社會大變革。一般從《共產黨宣言》發表開始。
顯然在這之后資本主義制度還有一個上升發展的階段。因為當時世界上進入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還僅僅是幾個國家，其他地方都還很落后，資本可以通過占領殖民地、開辟國際市場。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創造出廣闊的天地。因為社會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中存在發展的根本障礙是市場。市場本質上是指消費人口，消費人口本質上是指消費剩余價值這部分產品的人。我們通過簡單的計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資本生產方式中的剩余價值率、以生產力發展的近平方倍增長，其剩余價值特別高，消費人口的增長無法趕上剩余價值增長的需要。這就嚴重地阻礙了資本的正常存在和發展。資本的代理人和頭腦人物的社會職能，就是確保資本地正常存在和發展。為此，他們的絕大多數的精力都要用在為資本開辟和創造市場上。開辟、創造市場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戰爭。這就是資本主義從它一出世，就要到處侵略占領殖民地的理論根據。當世界被資本占領瓜分完畢之后，也就進入了資本帝國主義的階段中去。帝國主義時代中的存在和發展，也只能通過資本的世界大戰來重新瓜分和創造市場向前發展。戰爭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的根本屬性--排除其他所有人之外的個人獨占獨享性，決定的社會現象，不以那一個人或社會集團的意志或想象為轉移。在私有制下，道德倫理觀念都是從反面反映社會的本質--私人所有權的屬性的。所以用道德倫理觀念看待社會，只能得出錯誤的或相反的結論。
因為人的根本屬性是“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由“人”這個最小的物質單位組成的物質實體--社會的特殊性全在于人的根本屬性，在于“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為此，對于社會規律來說，具備了物質的客觀條件還僅僅是基礎、是一種可能，還必須具備必要的主觀條件才能發生作用。例如：有了工具原料和勞動的人，沒有圖紙、施工方案、計劃等，怎么能把原料變成要生產的產品呢？既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的超過了社會需求的發展，那么私人所有權和確保它正常存在、行使的國家法權、對人類的統治，也就成了嚴重地限制和阻礙人類正常地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力量。這就為人類社會提出了“消滅私有制”創造公有制的歷史史命。在這個史命面前，組成私有制的社會權力系統的人，是反對這種社會改造的的本能力量，受這個社會權力系統限制約束的人，是改造這個社會權力系統的本能革命力量。“本能”僅僅是可能，是客觀條件，還需要“精神的作用”，需要主觀的條件。一句話：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變革，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它繼續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前進運動的一種新方式。
（三）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一般過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的第一階段，是依據最先進的國家中的實際情況：包括經濟運行規律、上層建筑的結構職能、無產階級自然自發的生存斗爭等研究認識社會的本質與規律，制定出“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基本理論系統。這一任務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主，輔助于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完成了。這就是馬克思第一次把人們對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創立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系統，有科學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策略。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基本理論、具體理論、實踐前確定的具體任務和完成任務的具體方法，以及實踐過程中的認識和認識對實際動作地調整，是根本不同的精神事物，需要人們嚴格地區別。不能讓它們攪亂了自己的思想，免得使實踐中的行動混亂，造成實踐的失敗。所有這些差別全都產生于“人”的大腦，反映“客體”的根本方法上，無非是共性、特殊性、局部性、單一性的問題。
在共運基本理論系統創立、傳播的同時，資本主義制度迅速的擴大發展。19世紀后期發明了電動機、并很快普及。資本主義制度也由自由競爭經過行業壟斷進入金融壟斷。世界市場也就被瓜分、占領完畢，資本主義制度也就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資本帝國主義階段。在帝國主義階段中，各資本帝國發展得很不平衡。后起的帝國具有朝氣，采用最先進的工具設備、科技成果、工藝流程等，其生產力發展的加速度很大，卻又缺乏世界市場。老牌的帝國暮氣很重，不能一下子丟掉過時的工具設備，生產的組織結構、管理方式，其生產力發展緩慢，反而占據著廣大的世界市場。這樣以國家集團為單位的資本爭奪市場、料源、投資場所，科學頭腦的斗爭，醞釀著世界大戰。
在這個階段中，出現了自然自發（因為沒有科學理論做指導）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偉大事件，巴黎公社。馬克思以它的斗爭為根據得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產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策略，為他身后的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改造社會作了重要的指導。
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的第二階段。以列寧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結合當時世界和俄國的具體情況實踐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適應當時情況的具體理論，指導實踐，奪取政權，剝奪剝奪者，變革所有制，創造了社會主義制度。最后發展成一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陸地四分之一，有十幾個國家組成的強大社會主義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個國家。
這個階段是兩個社會陣營對峙、較量的階段。除了先前的兩次資本大戰外，就是接連不斷地局部戰爭。資本帝國發動戰爭首先是為資本生產方式人為地創造市場。因為可以通過戰爭，把過剩產品、過剩資本、過剩人口消耗掉，使資本生產有了市場，生產過程不會中斷，也就保證了職工的充分就業，不去鬧事、奪取政權、剝奪剝奪者。既然戰爭能為資本創造出市場，也就能使資本主義權力系統控制下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其二是通過戰爭可以封鎖、扼制社會主義制度的擴展和影響，阻止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發生。既然戰爭對資本帝國有這么大的好處，資本的代理人和頭腦人物，又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原因。
在這個階段中，社會主義陣營迅速地壯大發展，帝國主義陣營節節敗退，日漸衰落。資本帝國為了延長壽命，也從社會主義國家中學習了一些它能接受的方法。主要是建立了很多“國家所有的企事業”，對資本實行了“高額壘進稅”制，把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集中在國家政府手中開支。進行大規模的社會福利建設，縮短工人的勞動日，大搞社會救濟、在確保私人財權的原則下擴大民主，用相對剩余價值的剝削代替絕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在對外政策上，以新殖民主義代替舊殖民主義。也就是在支持援助經濟建設的名義下，開辟市場，取得資本的投資場所，掠奪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高薪收買“科學頭腦”；代替軍事占領殖民地的方法。同時各壟斷集團也制定企業內部的經營、發展計劃。這樣第二次大戰后帝國主義也就進入了“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中去。在這個時期內，世界生產力在兩個陣營對峙和局部戰爭中發展，進入了以電腦和原子能為標志的世界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中去。
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第三階段的起步。列寧創造、斯大林堅持的最初形態的社會主義制度，限于當時的世界環境、主客觀條件，缺陷太大，矛盾很大且尖銳。從南斯拉夫看，它剛完成了“剝奪剝奪者”變革所有制，就變成了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就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披著共產黨的外衣，起著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作用。南斯拉夫的情況不為人們重視，作為個別和特殊被放過。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輕松愉快地政變上臺，大反斯大林，推行沙文主義，反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質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再結合希特勒的的“國家社會主義”、“民族沙文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這就不能不引起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集團、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之間地大論戰。“論戰”就要重新學習、研究理論，研究歷史，重新認識面對世界的本質與規律。從而也就產生了：“社會主義是階級社會，必須進行革命和繼續改造”的理論。這就是毛澤東的后期思想，也有人稱之為毛澤東主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后期思想的實踐。它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變革所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后，繼續改造社會的第一次革命。它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第三步的一個開端。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改造社會建立了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這個任務的完成，距它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制度還很遠。用毛澤東的話說：“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為此，無產階級變革所有制，并鞏固后，就必須對這個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繼續進行改造。這符合社會前進運動的規律，是共產黨人的任務。
三、文化革命化的社會原因
（一）社會科學的幾個概念。為了講清文革的社會原因，先講明社會科學中的幾個概念。1、社會制度。社會制度是以生產關系為根本關系形成的整個社會關系網。生產關系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制度。生產活動是社會的根本活動，其他一切社會活動都可以看成是從生產活動的總過程中分化獨立出來的。實際的生產活動是由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兩個方面結合而成，叫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是一種實在的有形的生產活動可以通過人的感官直接感覺到。要認識生產方式直接到生產活動中去感覺就可以了。不同的生產方式的區別，全在于生產關系的不同。生產關系是生產活動中最主要的人與人的關系，決定著生產活動能否組織起來，正常地進行下去，表現為生產活動中的權力。生產關系有三個內容：一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二是生產活動的組織、領導、指揮權；三是產品的占有處置權。在這三種權力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根本權力，由它分化產生出后兩種權力。后兩種權力是第一種權力的表現形式，它們的行使方式全都由第一種權力的性質、內容來確定。如果后兩種權力行使的方式方法不適應所有權的性質、內容的需要，所有權就被架空，或者改變了性質或者改變了主人。
這里要注意的是，權力和社會關系是不同的。權力是單向作用的社會力量。社會關系是相互作用的社會力量，它包含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兩個方面。單說權力只是突出了社會關系中的主要方面、主要作用，而掩蓋、隱沒了社會關系中的次要、從屬方面。事實上，有一種社會關系就有一種權力，有一種社會權力也就有一種對應的社會關系。為此，兩個概念有時候可以混用。
在社會的實際活動中要形成權力，就要用其他方法和力量，將這種權力的反作用力或叫做反權力，事先化解平衡掉，從而只讓社會關系中的主導方面起作用。生產活動和其他經濟活動中的反權力，是通過上層建筑中的權力來化解、平衡。這種化解平衡經濟活動中的反權力的職能是社會上層建筑的社會職能。與此相應，上層建筑的社會職能，作為一種權力，作為一種單向作用的社會力量，也同樣具有反權力或反作用。平衡化解掉上層建筑中的社會職能的反作用力的力量稱為上層建筑的自身職能。這樣由經濟活動的權力產生出上層建筑的社會職能，由上層建筑的社會職能產生出上層建筑的自身職能，從而構成了一個社會權力系統。社會權力系統僅僅是突出了社會關系網中的主要方面、主要作用。從本質上看，社會革命就是集合、組織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的各種權力的反作用力，粉碎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組建新的、適應于已經發展了的生產力需要的社會權力系統，組織管理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也就是說將社會關系網中的次要從屬方面，組織聯合起來，轉化成主要方面，以適應已經發展了的社會生產力的需要。事實上，一個社會權力系統、社會關系網，是把社會上的所有人固定在一定的社會地位上，完成一定的社會職能的社會力量。由它來具體實行社會分工，并決定著社會上各種類型人的日常活動的規則和規律，決定著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也叫命運）。正是因為社會權力系統的作用，才使得社會有了一定的組織結構，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特定職能，社會也就成了一個有形的社會，叫社會形態。
綜合社會權力系統、社會關系網的所有作用、功能，概括社會上各種類型人的日常活動規則、規律的概念叫社會制度。在社會制度中，社會關系網是其本質，社會權力系統是社會關系網的主導方面是社會制度的實質。在社會關系網中，生產關系是根本關系，在社會權力系統中，生產活動中的權力是根本權力。為了簡便期間，區別社會制度，只要區別生產方式中的生產關系就可以了。生產關系是生產活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生產勞動的人或構成生產力的人與生產關系的代表、保護人之間的人與人的一種關系。
2、私有制度。簡單的說私有制度就是以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為根本權力形成的整個社會權力系統，用它來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私人所有權的根本屬性就是排除其他所有人之外的個人獨占獨享性。排除的根本方法就是暴力斗爭。暴力有個人暴力、集體暴力、職業暴力、社會職業暴力。社會職業暴力就是國家。正是由于私人所有權的根本屬性決定了，化解平衡它的反作用力的力量，只能是社會職業暴力--國家的社會職能。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的根本職能，就是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使所有者不參加生產勞動，反而能凌駕在生產勞動者頭上享樂腐化，作威作福。
私人所有權表示的是，經過人們改造過的“野獸與野獸之間的弱肉強食關系”，可以簡稱為“人與人的弱肉強食關系”具體的說就是主人、奴才、奴隸的關系。在人與人的生存斗爭中，勢力強大的人就做主人，其次就是奴才，力量弱小的就只好當奴隸，為主人和主人的奴才們生產出物質生活資料和其他日常服務。社會力量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人的組織聯合力量，是組織紀律的力量。為此，處在主人地位的人，是絕對不允許自己的奴才和奴隸們違背自己的意志組織、聯合起來的。私人所有權把整個社會的人，客觀的分化成主人、奴才、奴隸三個等級，在這三個等級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人與人的平等、民主、自由等。
私人所有權存在本身就說明了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根本就沒有或缺少這種權力。如奴隸制度中的奴隸，封建制度中的依附民（他們沒有領地，只能依附在國王的領地上生存，“合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由民”的小塊土地怎能不是國王領地的一部分）。資本制度中的無產者。沒有或缺少這種權力的人，要正常生存下去，就只能去當主人的奴隸，最多是奴才。
私人所有權的權力行使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民從服從官吏，全體服從一人。這一人就是所有者，是主人。私人所有權的組織結構是，等級森嚴、嚴格限權、分工細膩、互相制約的寶塔式結構。私人所有權的行使方法是依靠著社會職業職力，自上而下的逐級行政命令。所有這一切全都是體現私人所有權的根本屬性的。
私有制社會有三種具體的制度，是由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的內容及具體地行使方式方法不同造成的，同時也是由人類大腦發展的程度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決定著。當一個人的勞動產品有了微少的剩余時，勢力強大的氏族、部落，通過戰爭的手段剝奪了其他民族部落人的人格、人權作為生產工具占有、使用時，也就造成了奴隸制度。當發明、普及了鐵制手工具后，一個人可以進行獨立的生產，生產勞動者又對奴隸制度反抗，也就迫使社會承認生產勞動的人也是人，從生產資料中分化獨立出來；國王領地的一部分作為生產資料分割到一家一戶中使用，并強迫居住在國王領地上的居民遵守國王制定的法規，向國王交租、納稅、服徭役來養活王族及其奴才，并供給國王的國家開支，這就形成了封建制度。當生產勞動的人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成了“自由”的勞動者，以出賣勞動力取得工資而生活；組織領導生產活動的人，用購買來的勞動力和自己的生產資料結合成生產力，進行生產時，也就成了資本的社會制度。
資本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勞動力成了商品，勞動者成了工資雇傭奴隸。勞動力的買賣就是剝奪勞動者的意志，讓他們服從購買使用勞動力的人的意志。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任務就是消滅生產勞動者成為工資雇傭勞動者的社會條件，使自己同其他人一樣平等地成為社會的一員。使社會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權力，享受到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好處。因為社會生產力和科技成果，都是整個人類“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無限反復”，歷史地累積起來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中的最能動部分，應該成為現存所有人的公共財產，不應該成為個別人限制、管理、使用其他所有人的工具和力量。從交換價值本質來看，創造交換價值的人受剝削、壓迫更是背理的。
3、公有制度。與私有制完全相反，公有制的實質就是用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的社會權力系統。公共所有權的含義是人人都有平等的一份。它所代表的是人與人的平等、互助、協作關系。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就是說參加這一社會活動的人，都是一種平等、互助、協作關系，既不是隸屬關系，也不是依附關系，也不是勞動力的買賣關系，也不是上、下級關系或其他從屬關系。
公共所有權的行使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高度的集中。公有制中的民主集中，是集體中的每個人都有發表個人意見和主張的絕對權力，盡管這種意志和主張是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張”也允許講出來，既不是錯誤，更不是犯罪，也不會受到懲罰。而后通過“理論斗爭”，批駁論戰的“文斗”方式，將無窮多的個人意志統一成兩個或幾個不同的意志，再通過表決，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形成決議，確定一個意志為集體的意志。在這個基礎上推選出代表，組成執行委員會，組織人力物力執行決議。集體中的每個人都有權監督決議的執行，有權對代表和一切執行決議的人監督、批評、指責，超過選民的多數隨時可以對代表和有關公職人員進行撤換。對執行中的決議，也可以隨時提出批評和修改意見，但在沒有形成新決議，對原決議進行修改或停止執行前，依然要服從執行委員會的領導指揮，執行原來的決議。
公有制社會必須按照公共所有權的行使原則，組建出一種社會常設機構，來確保集體中的每個人行使公共所有權，包括行使公共所有權解決個人生存發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問題。這種常設機構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叫“公社常務委員會”。公社是公有制社會的物質上層建筑。它是確保居民行使公共所有權，禁止行使個人或小團體的意志的。它沒有社會職業暴力，可以用不脫產的民兵進行安全保衛工作。但“民兵”的權力建立和行使，需要嚴格遵守上述“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絕不允許它向行使公共所有權的任何居民使用暴力。
總起來說，公有制是高于私有制度的，是人類大腦發展到“自覺理性”階段--即有相當數量的人，具有了“科學觀念”，能夠很快的認識到面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而又自覺地改造限制約束個人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時，所創造的社會組合方式。
（二）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史命是“消滅私有制”，創造公有制。從理論上看，沒有改造之前的社會是私有制社會，而且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就是國家法權確保資本職能的社會權力系統。改造完成的社會就應該是公有制社會，也就是共產主義制度。共產主義制度的實質是用公共所有權去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社會權力系統。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事物的改造都有一個時間過程。龐大而復雜的事物的改造就需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而且要根據輕重緩急確定先后改造的次序。無產階級改造社會是對整個地球人組成的社會的改造。因為資本沒有國界，為資本開辟世界市場的歷史早就把地球上所有的人，聯系成一個統一體了。象這樣一個復雜龐大事物的改造，必然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也要分成不同的若干階段。從一般的意義上講，人們都可以把從私有制到公有制改造的整個過程的社會形態，叫做社會主義制度。并且可以根據具體改造的情況和內容，將社會主義制度分成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改造的內容、方式方法、動力、阻力都會不同。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制的社會成分，和私有制的社會成分并存，而且進行著生死搏斗的社會形態。公有制的社會成分，應該從幼芽開始，不斷成長壯大，而私有制的成分，應該從占據整個社會空間的龐大軀體，不斷地分化、瓦解、減小著。在這個社會改造中，對一個人或社會集團來說，關鍵的問題是站在私有制一邊，還是站在公有制一邊，是自覺的、還是本能的站，是始終如一的站，還是今天站這邊，明天站那邊的風派人物。懂得馬列，知道面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而又自覺地“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人，是能夠逃出個人的社會本能的限制，作用于社會的。馬、恩、列、斯、毛等人，都是這樣的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分。
上面講述，社會制度的實質是社會權力系統，其中生產活動中的權力是根本權力，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上層建筑中的權力，除了代表自身職能的部分外，就是確保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的權力能夠正常存在和行使的社會職能部分。這就決定了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一般步驟是：形成民眾的大聯合“奪取政權，利用‘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剝奪剝奪者、變革所有制，使社會成為最初形態的社會主義制度，此后用公共所有權去限制和代替國家法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使國家“消亡”。
（三）最初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制的幼芽與私有制的社會軀體并存，而且進行著生死搏斗的社會形態。我們從本質上看問題，也就是從整個社會關系網，以及它的主要方面--社會權力系統上看問題。公有制的幼芽是，生產資料被宣布為公共所有，并寫在了憲法上。與這個幼芽相適應的是，實行了一系列的“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政策。也就是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的名義上，將社會上所有的人組織在各種不同的集體中生產、學習、科研等活動。私有制的龐大軀體，首先表現在物質生活資料的取得和消費，依然是個人的私事；其次是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的組織管理活動仍舊是資本的職能；其三是物質上層建筑照常是社會職業暴力--國家，而且比資本主義的國家還要完備、系統、科學；最后精神上層建筑中，還是法權觀念占絕對統治地位，輔助于道德、倫理觀念，而科學觀念非常微弱，幾乎不起作用。
公有制的幼芽的產生。首先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共產黨，啟蒙教育引導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讓他們放棄奴隸主義，法權觀念，反對壓迫、剝削，奪回自己的勞動成果，并組織帶領他們拿起武器，粉碎保護地主、資產階級私人財產的國家，建立起由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使用的社會職業暴力，也就叫奪取了政權。此后用國家的力量“剝奪剝奪者”，沒收地主資本家及其國家官吏的財產，宣布為“全民所有”分給工人、農民使用。并利用國家的力量，將小私有者農民、家庭手工業者、個體工商業者的細小生產資料組織聯合起來，成為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樣就將社會上所有的人，組織在不同的集體中，進行勞動、工作、學習，走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道路。
這時生產資料雖然被宣布為公共所有，限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卻沒有創造出行使和確保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機構和社會權力系統，也就不能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所有社會活動的組織和管理，全都由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憑借著國家法權確保的資本職能去進行。整個社會權力系統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國家法權不論從權力行使原則，還是權力的組織結構，還是權力行使的方法上，都是私人所有權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存在方式。這就造成了公有制的名義與國家法權的尖銳、劇烈的矛盾與斗爭。
“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是體現公共所有的內容的。它卻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格格不入。我們必須明白，沒有這些政策，也就組織不起無產階級革命的勢力奪取不了政權，也就沒有力量和理由“剝奪剝奪者”，將小私有者手中的生產資料組織成公共財產，讓共產黨的領導人支配。這些政策正是限制國家法權和資本職能的，也就是限制官吏們的權力和利益的東西。主要表現在官吏的薪金與生產勞動者的工資差別不太大，不準許任何人（主要是官吏，尤以上層官員）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發財致富。具體的辦法是限制貨幣的職能，只能做交換媒介、不準做資本使用。采用的措施是：定死物價，不許變動，限制或關閉自由市場；生產資料不經過市場采用調撥制，整個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積累等全部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正是這些政策捆住了官吏們，特別是“大官們”的手腳，使他們深惡痛絕，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和借口改掉它。為此，凡是在這些政策上放開了官吏手腳的共產黨的執政人，都可以稱他們是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沒有這些政策，讓國家官吏自由自在的任意所為，公有制的幼芽也就不存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立即變成資產階級專政、法西斯專政，比希特勒的專政還要厲害得多。這是毛澤東文革前就認識到了的。
我們看私有制的龐大軀體。物質生活資料的取得和消費是個人的私事。這是私有制的一個基本問題，僅次于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因為人要生存，首先需要有物質生活資料。不管占有領地、生產資料，還是組織生產、交換、教學、科研、文體活動等一切社會活動，都是手段，都是使自己擺脫生產勞動，反而能取得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享樂腐化，能夠凌駕于生產勞動者頭上作威作福。這是說取得物質生活資料是私有制社會中，任何人從事任何活動的一般目的，其他目的都是在這個目的有了保證之后，才能談到的。也就是說，只要物質生活資料的取得，依舊是個人的私事，這個社會的大部分就要屬于私有制的部分，而且私有觀念也必定是社會的主要意識。
我們再看生產勞動和其他經濟活動。工資（包括工分）勞動、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利潤核算都屬于資本的職能，也就是列寧叫做“多勞多得”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東西。正是國家法權是確保行使資本職能的，我們才叫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叫這個社會權力系統為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國家是私有制社會的物質上層建筑，法權觀念、奴隸思想是私有制社會最主要的意識形態。這樣從經濟活動到上層建筑整個社會空間，都被私有制的軀體占據著。
總起來說，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其本質是公有制的名義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制度。這種結合全在于掌權者是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先鋒隊中的先進分子。反對無產階級改造社會，全力復辟私有制的人，稱這種先鋒隊中的先進分子“極左”，犯了“左”的錯誤，也就不奇怪了。誠然，這種社會制度剛出現時，整個社會居民承襲著私有制的習慣和傳統，對公有制是什么，公共所有權是什么，如何行使等毫無意識，也就沒有行使的要求和意志，而且“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政策，使他們感到解放，歡心鼓舞，國家法權的行使也非常順手，也就顯不出矛盾。當這種社會制度穩定下來，民眾開始行使公共所有權，解決個人生存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也就特別地尖銳、激化起來。這時懂得馬列，知道社會本質與規律的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人就要發展壯大公有制的幼芽，限制、分化、瓦解、縮小私有制的軀體；站在國家法權立場上的人，就要消滅、鎮壓公共所有權的行使，拋棄公有制的名義，改掉“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政策，也就消滅了社會主義制度，恢復了私有制度，而且非常容易。
（四）文革是社會根本矛盾激化的結果。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決定了無產階級必須對它繼續改造。在這個社會的本質中，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這就在客觀上使他們成為資產階級的社會勢力。不管他們史前的信仰多么堅定，道德品質如何高尚，理想愿望怎么正確，歷史上為共產主義事業付出了多少代價，建立了多大的功勛；只要不懂馬列，沒有社會科學知識，認識不到面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也就逃不出社會本能對個人的支配，轉化為革命的對象。
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自然自發地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革命家才要在自己還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時，千方百計不遺余力地發展公有制的幼芽，有步驟地限制、分化、瓦解、縮小私有制的軀體。盡管一般民眾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覺悟，作為自覺的革命家，也要對他們啟蒙、引導，創造條件讓他們進入“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社會活動的實踐中去認識、體會面對社會的本質和矛盾。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是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改造社會的人，他們知道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強調“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他們有責任，也有能力在“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中有所作為。他們要用實踐證明自己的認識先于他人而正確。這種發展壯大公有制成分，限制縮小私有制成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論與那種消滅公有制的幼芽，恢復私有制度的人（包括本能的和有意識的兩種）的矛盾，尖銳激化到一定程度時，也就產生了文革。
四、無產階級文革是一種不得不立即進行的革命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先鋒隊，其史命就是“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不僅是名義的公有制而且必須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最初的社會主義本質是公有制的名義掩蓋著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在公有制的包裝下的、完全徹底化了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謂“公有制的包裝”有兩層含義：一是宣布了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并實行了一系列的“集體勞動、共同富裕”政策；二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的人，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有兩層含義：一是整個社會幾乎所有生產資料全都集中起來，由國家官吏行使資本職能，支配使用；二是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地組織管理，不是使用公共所有權，而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法權。這種社會必須繼續進行改造，否則無產階級革命付出的代價，就要前功盡棄，革命的力量就會在好聽的名義、美麗的包裝下自行瓦解，革命的成果就會變成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中行使權力的那些人的私有物，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全面復辟，人們都不覺察。南斯拉夫的先例，斯大林去世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變化，都已經證明了這個道理。
見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和矛盾性質的認識，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不能走南斯拉夫和蘇聯變修的路，需要開辟向共產主義前進的新道。所有制變革之后，除了進行經濟建設之外，還必須限制國家的職能、擴大民主，千方百計地讓民眾認識到“公有制”的內涵，產生出使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的要求、意志和決心。
五七年共產黨開門整風是讓一定范圍內的民眾（有文化的人）參加到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去。這是所有制變革后第一次擴大民主，限制法權的社會運動。在這個運動中發明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理”四大民主。這是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最基本形式、并且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然而、正是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行為，使得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緊接著到來的是“反右斗爭地擴大化”。反右擴大化，顯然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第一次斗爭，是國家法權鎮壓、消滅公共所有權的行為。
開門整風，讓一些民眾對執政黨和一些掌權者批評、提意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群眾包括資產階級右派，由于他們用私有觀念看待、要求所有制地變革，及變革之后的社會，從而對公有制的東西進行抨擊，提出一些消滅公有制幼芽的主張和諫議。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改造社會的人，對這種情況反駁、批評，是必須的應該的。不同意志之間的論戰，批駁反批駁，也就是理論斗爭，是公有制下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最基本方法。通過理論斗爭，一、可以提高人們學習理論的興趣，促使人們深入地研究認識有關問題，提高人們的理論思維水平。二、讓人們的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認識上去，為使正確地意志主張，占據社會活動的主導地位打下基礎。“文斗”的方式，是公有制社會中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本方法，也是推動社會前進運動的動力。用批駁、論戰的方式反右，無疑是正確的。
“反右擴大化”卻不是這樣。它不是用“文斗”的方式，而是用國家法權的力量壓服，完全是當權者對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民眾地一種打擊報復，是國家法權鎮壓、消滅公共所有權的行為。毛澤東發現了“反右擴大化”后，進行了制止和糾正，但已經鎮壓下去的公共所有權，在短期內是無法恢復的。結果開門整風走向了反面，從而鞏固和強化了國家法權對社會的統治。
五八年“左”的錯誤。它是所有制變革之后，試圖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大搞經濟建筑，加速改造“一窮二白”的社會面貌。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結果走向反面，使中華民族長期處于經濟困難之中。這里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的根本指導不對，而是沒有認識到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社會權力機構，不適應于在公有制的名義下，大規模地組織起來的民眾，形成的社會生產力；沒有解決好組織管理經濟活動的權力--即生產關系問題。生產力的性質變了，生產關系中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雖然宣布為公共所有，然而，生產活動地組織、領導、指揮權，產品的占有處置權卻不符合公共所有權的需要；而是國家機構中遠離生產勞動的官僚一人說了算（一般是縣、地、省的官員）。他們一般憑借著手中使用的“社會職業暴力”，驅動下屬奴才推行個人的意志。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又強化了國家法權對社會的統治，鎮壓消滅了最初行使的公共所有權；使民眾、下屬不敢講出與官吏、長上意志相違背的意見，更談不上抵制和反對那種違害民眾利益的錯誤領導了。官吏們只愿意聽下屬、民眾的恭維、吹捧、歌頌的話。
“公社”本來是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一種社會權力機構。它沒有社會職業暴力，用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警察，用“巴黎公社”全面選舉、撤換制、選出的代表，代替舊官吏、組成公社常委會。這個委員會的社會職能是確保行使公共所有權，讓民眾去參加公社中一切集體活動的組織管理，并解決社員個人生存發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問題；而不是舊官府強迫民眾服從上級官府的意志法規的機構。而且代表和一切公職人員的待遇，不得超過一般社員的物質生活水平。“公社”這個光輝的名詞被濫用了。正是生產力的性質與生產活動中的權力性質完全相反，才造成了一場令人難于平復的大災難。
“浮夸、虛報、瞎指揮、干部特殊、一平二調三收款”的五風猖獗，搞形式、裝門面應付上級檢查，炫耀權勢、威風、高貴、以上凌下，從而使大量的人力物力無故地毀滅掉。所有這些全都是國家法權的本性造成的。只有民眾當家，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才能根除國家法權無故毀滅人力物力的現象。因為，人力是民眾肌肉收縮的力量，是生命的損耗，物力是民眾的汗水，生命損耗而造成的勞動成果。那一個人能對自己勞動力和勞動成果的無故毀滅不切齒不痛恨呢！有什么辦法，當權者憑借著社會職業暴力、國家，有勢無恐，可以隨時對不聽指揮，抗拒命令的下屬、民眾，進行批斗、拘捕、審訊、關押、懲處等。民眾、下屬在國家法權地威脅下嗦嗦發抖，誰還敢違背官吏長的意志講話呢？一句話，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不適應大規模組織聯合起來的民眾形成的巨大生產力的需要，國家法權這種私有制的上層建筑，不適應公有制的經濟活動的需要。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達到了白熾化的程度。
廬山會議的反右。客觀矛盾是一回事，對客觀矛盾的認識理解又是另一回事。行使國家法權的人，就要消滅公有制的幼芽，確保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的存在，確保“令行政通”，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落后的生產力與先進的社會制度（即社會權力系統）的矛盾。”站在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立場上的人的結論是“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不適應經濟基礎”但面對著從國家官吏中刮起的“五風”造成的災難，迫于幾千年私有制的習慣勢力，民眾不覺悟，對于這種矛盾，既不能明確講出來，還必須默默地忍受，吞噬“五風”的苦果；既要保住公有制的幼芽，還必須積極地解決面前的困難、穩住時局，等待時機再求前進。
五八年底毛澤東最先感覺到了社會的根本矛盾，開始對“五風”制止糾正。雖然他是當時黨、國家、社會的最高領導人，卻面對著“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難能為力，大半年的反“左”效果不大。經濟建設中暴露出來的“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使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集團內部產生了兩大政治派別。五九年廬山會議的斗爭是共產黨的最上層領導集團中，代表公有制的社會勢力與代表國家法權的社會勢力的第一次交鋒；是在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保住公有制的幼芽，還是消滅這個幼芽的斗爭。站在國家法權的立場上的人，借著反“左”去消滅公有制的幼芽，消滅社會主義獨有的生產方式，即在公共所有的名義上，組織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集體勞動，生產活動中的權力卻由國家官吏來行使的生產方式。這就不能不由會議前期的反“左”，轉到了后期的反“右”上去。
經濟建設中暴露出的矛盾，不具備解決的條件，只能實行戰略退卻。為了保住公有制的幼芽，團結盡可能多的人，發揮各方面的能動性，克服眼前的困難，渡過難關。這就撤換了國防部長，讓出了國家主席的職位。此后，大興“調查研究”確立了農村人民公社的“三級核算，隊為基礎”，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工業四十條等限制國家法權的具體措施，才暫時緩和了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
國際共運中的論戰。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是最初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內部的矛盾，是所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中共有的，不單是中華民族的特殊問題。站在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立場上看，尤為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最難解決。因為公有制的勢力太微小，僅是名和精神力量，私有制的勢力太強大；更科學更系統的社會職業暴力和權力機構，再加上幾千年形成的私有制的觀念。這個矛盾的解決不是一個民族的事，而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大事，尤其是涉及到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國家地生死存亡的大事，需要有國際的力量來互應配合。抓住國際共運中的大論戰，就成了提高人們的思想水平，形成繼續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的一個重要環節。論戰中的理論深度，徹底與否，參加進去的人的數量和廣狹情況，決定了即將到來的斗爭的曲折情況和能否勝利。
論戰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是階級社會的理論，從而否定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不再是階級社會的錯誤認識。至于說到底有哪些階級，各階級的本質是什么，改造社會的根本任務是什么等，全都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東西。直接論戰的參加者為各國共產黨內的最上層領導人，認真學習進入理論思維的人依然屬于極少數，可以看作個別。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在防修、防變、防止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防御性口號下，進行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教育，并樹立了雷鋒、焦裕祿、大寨、大慶的先進典型讓人們學習。在這個思想基礎上開展了六四年的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教運動。這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再一次較量，是在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有了新的認識指導下進行的。在這里形成了兩個司令部，分別代表著公共所有權和國家法權兩種社會勢力。不搞群眾運動，不限制著國家法權，放手發動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是無法推動“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這一社會根本矛盾解決的。讓這一部分官吏整治那一部分官吏，或讓官吏組織的工作組包辦代替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一部分一部分地整治下層干部，工作組撤走后復職的干部對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民眾打擊報復，從而鞏固強化國家法權；等到官吏們非常討厭群眾運動，群眾也暈頭轉向，對上層官吏的意志無所適從，從而消沉后，再發動政變，搬倒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表人，來消滅公有制的幼芽，恢復完全的私有制度，成為資產階級的方略。
人們必須懂得，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不是封建制度中的“清官和貪官的矛盾”，而是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不是封建制度中的“讓官吏為民作主”，而是民眾是社會的主人，創造并普及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原則、方式方法，組建確保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上層建筑，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去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逼著“代表”和一切公職人員做民眾的公仆和服務員，讓國家“消亡”。可是人們只會按照封建時代形成的，早就過時的私有制的觀念去看待、要求、改造已經變化了的社會。處在當權地位的人、只想當個“清官”好“皇帝”，建立一個“公正廉潔”的政府，讓那些處在下屬奴才、奴隸地位的人，整日跪著乞憐哀求“為民作主”；連目前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民主”“人權”都不敢設想和提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頑固地站在國家法權的立場上，提出虛幻的“清官與貪官的矛盾”，來代替現實的“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以掩蓋矛盾的實質，轉移斗爭的大方向，等待時機，以求一逞。
在社教中，資產階級司令部已經形成，它統帥著“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官吏們，組成的社會力量，鋒芒畢露。不掌權的民眾卻處在自在的狀態中尚不知覺。在這種局勢下，無產階級革命家如不立即采取能夠動員民眾的辦法進行抗爭，不僅他要為國家法權的力量趕下臺去，他所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勢力也要被無聲無息地清除掉，公有制的幼芽被無聲無息地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得而復失，又不為人知道原因，那才是歷史的悲劇。這對于在最艱難、最復雜的條件下，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來說是不會容忍的。
到這里我們得出結論：無產階級文革是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尖銳激化到不得不立即發動進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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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2）－－張宗魯 |
作者: wjs
日期: 2006-08-08 06:38
五、理論上的文化革命。
理論上的東西，也就是在人們的思維中，依據有關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排除其具體空間、時間中的具體條件的干擾和影響，去考慮這一事物的運動過程，以供認識和實踐中的人作參考。這是人們學習和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一種普遍方法。
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制的幼芽與私有制的軀體并存，而且進行著生死斗爭著的社會形態。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由于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性質相反，不能同時行使，所以是對抗的性質。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初創性，才決定了所有制變革完成并鞏固后，就必須進行無產階級繼續改造社會的革命。
社會的根本矛盾造成了社會上存在著兩個生存條件和根本利害對立的階級。一個叫民眾階級，一個叫官僚壟斷階級。民眾階級是不掌權的人的集合體。官僚壟斷階級是使用社會職業暴力，處在社會權力系統的上層，行使個人意志的大官們的集合體。見于民眾階級是靠工資（包括工分）生活這一點，是可以叫做無產階級的。見于官僚壟斷階級，是處在確保行使資本職能的國家機構中這一點，是可以叫做資產階級的。不過為了區別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了不讓人們混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不至在實踐中造成思想混亂，行動混亂而失敗。我們就應該主張使用民眾階級和官僚壟斷階級這兩個概念。我們根據社會權力系統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組織與結構及其職能。上層官員是行使意志的人，中下層官吏是貫徹執行上層官員的意志，并在貫徹執行中很容易加入個人意志的成分。我們把上層官員的集體，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大官們”叫官僚壟斷階級，把中下層官吏的集團叫中間階級。中間階級是聯結兩極的中介橋梁，具有兩面性，正常時期依附于官僚壟斷階級生存，屬于官僚壟斷階級的奴才層，革命時期可以分化。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人也就客觀地分化成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和斗爭著的三個階級。
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階級矛盾與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階級矛盾，是兩個不同社會制度中的矛盾，有著本質的差別。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階級矛盾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有一個公有制的幼芽。也就是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并寫進了憲法，還有一系列的“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政策。這個公有制的名義和這些政策，本質上是對國家法權和資本職能的限制。它是表明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限制和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是合乎憲法、合情合理、名正言順的事情。相反，大官僚和他們的奴才，使用國家法權的力量限制、剝奪、鎮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行為，是違憲背理的事情，既不名正又不言順，是憑借社會職業暴力胡作非為的罪惡。
其次是處在“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機構中行使權力的人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他們的史前狀態是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先進分子。他們堅信過共產主義，發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并付出過巨大代價，立過功勞。單從慣性作用來看，他們對“使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革命”的阻礙，也會比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國家官吏要小得多。正是因為這個公有制的幼芽和精神力量時時處處產生著對國家法權和資本職能的限制作用，并且在適當的條件下，存在著迅速地轉化為物質力量（群眾運動）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根本矛盾，以及表現這個矛盾的階級矛盾的特殊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革命的特殊性。它首先表現在革命的本質和根本任務是“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這種社會改造上。這就決定了在革命中，那些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民眾，以及保護、支持、贊揚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個人、集體、社會集團屬于革命勢力；那些反對、限制、鎮壓、剝奪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個人、集體、社會集團屬于反革命勢力。其次是革命的階級不覺悟，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革命的目的是促使革命階級覺悟，讓他們懂得：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之后，民眾就成了社會的主人，干部和一切公職人員就成了民眾的公仆和服務員。為此，他們必須學會使用公共所有權去解決個人在生存發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學會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學會使用管理公仆和服務員的方式方法。第三革命的對象是由史前的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中的先進人物轉化而來。就他們的史前狀況和思想觀念來看，是和目前他們的社會本質完全相反的。這就告訴人們：除了個別人之外官僚壟斷階級反對文化革命，不是個人的責任，而是“國家法權”不屬于公有制社會的上層建筑，而屬于私有制社會的上層建筑，生產活動中官吏一個人說了算的權力與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的性質完全相反。同時告訴人們，一個人或社會集團的社會本質，是他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不是他史前的狀況或他的思想觀念。將其史前的狀況當成目前的本質是形而上學（即不動不變論），將思想觀念當成本質是唯心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確認：官僚壟斷階級的社會本質，就是壟斷生產資料的國家法權的社會職能。
上述三個特點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中無產階級繼續改造社會的革命，是黨、國家、社會的最高領導人，限制著社會職業暴力的使用，放手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群眾運動。這種革命只能是“文化革命”，不能武斗，只能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學習，只能根據民眾的覺悟、要求，改造社會權力系統和權力機構。這種革命的特殊性決定了對革命對象的態度是：要尊重他們的人格，要創造條件轉化他們的思想，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尊重人格”，就不能污辱、體罰、觸及皮肉，不減少他們的物質生活待遇，不剝奪他們的公共所有權，只剝奪他們使用社會職業暴力，強迫或威脅下屬和民眾服從個人意志的特權。“創造條件，轉變他們他們的思想”，包括從他們手中奪權，把他們從“國家機構”中解放出來，組織他們學習馬列的基本理論系統和社會科學，啟發、幫助他們回憶過去的革命活動，將他們革命時期的功勞、苦勞、熬勞、疲勞整理成文字，上升到理論。還要和他們一起研究、討論共產主義的理想，尋求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就是通過上述的思想轉化工作后，就要恭敬地請他們下山，參加組織管理社會活動的工作，參加到“老、中、青三結合”中去，一起行使“公共所有權”，拋棄國家法權，創造公有制的新生活。
這種革命的特殊性要求，革命勢力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是無產階級自覺革命的成分，也就是自覺地“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人，作中堅骨干。需要他們懂馬列、學習過社會科學（不是法權觀念和道德倫理信條），能夠認識到面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他們能夠按照社會前進運動的具體情況，動員并帶領起民眾完成歷史的史命。可見那種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反對普及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反對社會科學的教學；只教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只進行法權觀念、道德倫理觀念灌輸，而又處在“人民教師”的地位上，對社會產生的“人禍”是有著重大責任的。也就是說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后，需要一批像蔡元培、楊昌濟這樣的，按照改造社會的需要，違背官吏的意志，培養社會人才的校長和教師。
六、事實的文化大革命
四十年前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隨著他的去世失敗了。文革的失敗、共運的特大逆潮，不僅暴露了共運中的一大批叛徒，同時向人們顯露了列寧創造、斯大林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初創性”，其本質內部的矛盾太尖銳、激烈，而且“公有制”的成分太少了。它還告訴人們，不普及馬列的基本理論系統，輕視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教學，是要受到歷史的無情嘲弄和懲罰的。那么多的“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可以說是當時人類社會本質最高的一部分人，無可耐何地背判信仰、出賣靈魂、否定自己的前史，成了歷史的罪人，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還不是沒有學懂馬列，對社會科學理解的太膚淺了，不知道社會的本質和規律，也就無法逃脫社會本能對自己的擺布嗎？什么“命運”，什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機遇”，把自己沒有能力認識、理解的東西神秘化，還能叫“科學”嗎？還不如叫新的“造神論”更好些。
（一）文革前的各階級狀況。上面講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存在著民眾階級、中間階級、官僚壟斷階級三大部分人群分化。我們看一下它們在文革前的具體情況。民眾階級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革命階級，只有這個階級覺悟了，進行斗爭，取得勝利，才能完成“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這個階級的覺悟、斗爭過程，也就是革命勝利的過程。革命的階級不覺悟，是不會革命的，其奴隸思想、自卑感、法權觀念等也是其社會本能的另一個方面，而且是占主導地位的方面。從歷史上來看，革命階級很難自發覺悟，必須有先進分子的啟蒙、教育、組織、帶領工作，讓他們的一些人進入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斗爭中去體驗才可以。
文革前的民眾階級是從以往的幾種生產方式的滅亡、解體中轉化而來。他們包括封建生產方式中的農民、富農、地主、家庭手工業者；資本生產方式中的工人、資本家，為資本服務的職員、個體工商業者；還包括國民黨政府解體時遺留下來的士兵、警察、特務、職員、官吏，還有一些沒有正當生活手段的流民無產者等等。由于所有制變革完成的時間還很短，受文化水平的限制，神學觀念的影響，他們的認識遠遠落后于社會的變化。總是從過去造成的習慣思想看待要求已經變化了的社會。從過去對立的階級中轉化過來的人，還抱著往日的宿怨互相仇視著。從以往剝削階級的滅亡中轉化過來的不少人，還抱著以往的思想，夢想著他們失去的天堂--恢復他們的私有制，而與新的社會環境格格不入。不過他們的人數極少，除了思想影響之外，在物質方面是毫無力量的。從以往的被剝削的階級轉化來的人們，從過去的生產方式中解放出來，歡心鼓舞地進入了新的生產方式。他們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是談不到的，至多是一些直觀的感覺的材料。他們承受著歷來的私有制的傳統觀念--法權觀念、道德觀念、奴隸思想等，只知道對官吏的服從和盡忠，更何況新的官吏在他們的解放中出過大力，被看成救星。他們除了敬仰，感恩戴德還來不及之外，是不會把干部當做服務員和公仆的，更談不上革命、造反、奪權的事。對五八年“五風”造成的經濟災難，也多歸結到“命運”上去，也有一些隨和著私有制勢力的代表者的議論，簡單的歸結到所有制的變革和三面紅旗上去。一句話，民眾階級中的各種成分還處在融洽過程之中，人們還處在一種不認識、不理解的本能活動階段，只是一個自在的階級。參加文革完全處在響應最高領導人的號召的“法權觀念”下活動。
官僚壟斷階級是由共產黨的上層領導人，隨著所有制的變革轉化來的一個階級。他們原來是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中的先進人物，是先前階級搏斗中的勝利者，有著嚴密的組織紀律性，是當時社會素質最高的一部分人。他們雖然看了不少馬列的書，卻是采用實用主義的學習方法，是為了單純解決眼前斗爭的實際需要，解決如何“令行政通”的問題；不是為了認識社會的本質和規律去學習。他們也不知道一個人或社會集團的社會本質，就是他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會隨著他在社會權力系統中的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他們也不理解他們所在的社會權力系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利系統，不知道生產資料被宣布為公共所有之后，公共所有權競和國家法權不能相容，使他們成了無產階級繼續改造社會的障礙，進而成了消滅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社會力量。
正是共產黨的上層領導人不懂馬列，他們處在國家機構中行使權力的地位上，以私有制的觀念為標準，錯誤地認為：只是盡心盡力地完成“國家壟斷”的社會職能，當一個“清官”“好皇帝”，能“為民作主”，就是共產主義者，就是為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解放出力建功。他們把無產階級革命等同于封建時代朱元璋領導的農民革命。他們不能從所有制的變革中，認識到民眾成了社會的主人、干部和一切公職人員應該成為民眾的服務員和公仆。他們完全按封建官吏的“為政者，令行為上”看待自己；憑借著手中的社會職業暴力發號施令，對不服從指揮不聽從命令的下屬和民眾，立即懲處。這就和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完全對立起來了。反右擴大化、“五風”災禍、廬山會議上“分田經營的主張”、社教中“清官與貪官的矛盾”等都沒有讓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都不去想“公有制是什么”“公共所有權如何行使”，“它與國家法權到底有什么關系？”所有這些還不證明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正確嗎？在這里，史前狀況、道德品質、意志、信仰、理想、誓言等精神的東西，與社會權力系統中的地位比，不能不退居次要的、從屬的被決定的地位去。
這就是文革前兩個敵對階級的基本情況，他們的行為全都由資本主義社會權力系統的地位所決定的社會本能支配著。結果是憲法上的“公共所有”和人民權力的規定，僅僅是一紙空文。真正能行使意志和權力的人是國家機構中的當權者；實際上，不管那一個下屬和民眾，只要講出違背上司、官吏的意志的話，就要當即受到制止、批評，如敢堅持就要受到打擊和批斗，不要說抵制、反對了。這就是“五風”猖狂成災的原因。毛澤東從58年底到62年，絕大多數的精力都用在調查研究、認識解決這個矛盾上，卻無能為力。
（二）文革的發動和領導。毛澤東的偉大英明，就在于學懂了馬列、掌握了最先進的社會科學，也就能最快地認識面對社會的本質和矛盾，找到解決矛盾推動社會前進的基本辦法；不在于單純的“道德品質、正義感、良心”等意識形態的東西。所有制變革后，與發展生產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開展“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他要解決的是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社會權力系統、社會制度內進行經濟建設的問題，也就是為哪一個階級、為誰搞經濟建設。難道殷糾王建鹿臺、秦二世造阿房宮、慈禧建頤和園不都是“搞經濟建設”嗎？在反歷史的人眼里，武王伐紂、大澤鄉起義、武昌暴動都是錯誤的，因為“耽誤了經濟建設”。
毛澤東針對文革前的各階級的情況，發動領導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革命，完全是按照自己對當時社會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地認識，知己知彼有條不紊地進行的。他利用法權觀念破除法權觀念，利用道德觀念反對道德觀念；正如十五世紀未到十七世紀歐州資產階級革命，運用宗教反對宗教，十九世紀中頁洪秀全利用封建神學反對封建神學那樣，打破人們的思想禁錮。他利用在黨、國家、社會中最高領導人的地位限制著社會職業暴力的使用（《公安六條》、“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的口號）放手讓民眾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權，當家作主。這樣啟蒙、開導人們去正確地認識、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認識理解“公有制是什么”，去創造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原則、方式方法，創造公有制的社會上層建筑，造就出志立于改造世界的人才來。以便在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完成“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的任務。
既然是“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革命，他本人雖然是處在國家法權的頂峰，是行使國家法權的首腦人物，卻不去使用國家法權。他只能嚴格地限制著國家法權、限制著社會職業暴力的使用。他不使用社會職業暴力的這部分、對付那一部分，像封建制度中解決所謂的“清官與貪官的矛盾”那樣。他也只能行使公共所有權來發動、領導文化革命。當然這并不否定在必要的時候，會使用“全民武裝”去消滅叛亂的“社會職業暴力”，按照馬克思總結的巴黎公社原則改造社會。
毛澤東發動領導文化大革命化，使用的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共所有權，也就是“寫論文、發號召”，對群眾中的先進典型在道義上肯定、支持、推廣，對錯誤的典型，在道義上進行批評、制止、糾正。他依據公共所有權中的“群眾組織”，組織使用了“中央文革小組”，掌握著“兩極一刊”這個文斗陣地。他廢除了私人所有權的行使方法--依靠職業暴力確保和維護的“自上而下的逐級行政命令”。
“寫論文發號召”是講道理，讓民眾（公有制社會的主人）去確定那個道理對，哪個道理錯，哪個號召應該響應，哪個不能響應，哪個應該批評反對；而且還要通過社會下層集體的群眾會議的決議形式，確定為集體意志才能執行。號召不是依靠社會職業暴力，強迫下屬和民眾執行的“法律”、“命令”，它可以響應執行，也可以置之不理，還可以批評反對，但都不屬于犯法、犯罪行為，也不會受到社會職業暴力的懲處。這就為共產主義制度中的帶頭人，組織領導居民的社會活動，開創了新的方式方法。
共產主義社會也要前進發展，也有新與舊、先進落后、正確錯誤的矛盾與斗爭。它的斗爭方式方法是“文斗”，是讓新的、先進的、正確的東西，更容易更迅速地成為社會意志，變成居民的行動，去改造限制約束人類生存發展的“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使舊的、落后的、錯誤的意志，不能成為社會意志，不能形成物質力量，作用于社會或自然界。也就是使社會規律失去了自然自發地起作用的條件，將社會規律置于人類的“理性”管理之下。“文斗”的核心是“理論斗爭”，批駁論戰，首先在對有關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認識上統一起來，而后結合具體時間空間的具體條件論證意志的正確。涉及到需要實踐的個人意志時，需要拿出藍圖、施工方案、計劃，進行講演、論證、辨論，需要有關集體會議形成決議，變成集體的意志，最后選出代表組成執行委員會、組織人力物力去執行決議。
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文化革命，從理論斗爭（與蘇修論戰）開始，到文藝批判（其本質是：面對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還是封建制度中的“清官與貪官的矛盾”），再到學生運動，最后是全體居民幾乎都卷進去的群眾運動。運動中：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一個撤換民眾（也就是公有制下的主人）信不過，看不慣的代表和有關公職人員（也就是奪權），再加一個應該做而沒能做的“社會改造”--即把行使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改造成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有什么辦法呢？整個居民不覺悟，沒有社會科學常識，不知道社會的本質和規律。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都分不開；只是把社會的痹病、唯心主義的理解成“個人的道德品質”上，把物質的力量當成精神的東西。可以這樣說：即使是真理，科學的真理，也僅僅是精神中的事物，只能存在于人的大腦之中，它與大腦之外的物質和物質力量純粹是兩碼事。一個民族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古老文明，連物質與精神的區別都分不開，社會怎能前進一步呢？沒有社會科學常識的人，不懂得無產階級改造社會，是改造客觀的物質的社會力量--私人財權和確保私人財權的國家法權；迷信精神的力量，迷信個人的道德品質，錯誤地認為，不改變社會權力系統的性質、內容，只要把秦始皇換成劉邦或慈太后，也就改變了封建制度。這是一種愚蠢的無知，對社會科學的無知！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已經進入了原子能和電腦時代，可社會科學對、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來說，還停留在直觀感覺的表面現象的認識之中。自然自發地起作用的社會規律懲罰人類，還能延續多長時間呢？
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文革，全都是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的發明創造，都是為了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參加社會活動的組織管理工作，解決人個生存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做的準備。然而國家法權是不允許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難道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的“道德品質”不高嗎，本領不大嗎？為什么一進入國家機構中當了“大官”，就要堅決地、毫不猶豫地鎮壓消滅民眾行使的公共所有權？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到哪里去了，他們的誓言又有多大的作用，歷史上的功勞、苦勞、疲勞、熬勞，為什么阻止不了他們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復辟私有制度的行為！所有這些事實；一百五十多年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付出的代價，還不足以讓人們重視研究認識“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社會的本質與規律嗎？十年文革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進行生死搏斗的歷史，是民眾行使憲法規定的公共所有權，人民權力，而國家法權卻堅決鎮壓、消滅，公共所有權進行反抗的歷史。為了認識這一點，我們來研究文革的一般過程。
（三）文革的過程。文化革命是毛澤東按照憲法規定的生產資料公共所有的內涵，發動領導的“使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一次社會大改造，而不是把“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的權力行使人，由張三換成李四。在這里有新的社會權力系統的發明創造，以及如何對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進行更替的問題。也就是兩種社會權力進行生死搏斗的過程。其勝負由代表兩種權力的社會勢力的大小，自覺能動程度，斗爭過程中雙方勢力的消長速度，以及有關“人的意識能力和思想水平”來決定。文革過程分四個階段，下面就概述一下。
1、發動階段。前面提到在這之前有一個較長時間的準備過程。也就是理論準備和人才的準備。這是對五八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的不同認識，到理論斗爭（同赫魯曉夫的論戰），產生了新的理論認識和接受了新理論的人。在新的理論指導下，想用教育的方式（社教運動）解決矛盾已不可能時，才被迫著采用了文化革命的方式。文化革命從文藝批判入手，到大學文科的停課討論和大字報，再到學生運動，最后是全民參加的群眾運動。它使舊有官吏靠邊站，停止了國家法權對內的絕大部分職能，僅能行使《公安六條》的規定，從而讓民眾放手地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試圖按《十六條》的原則，改造“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
發動階段，也是粉碎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段。在這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使用官府和官府組織的“工作組”去發動領導文化革命。它不符合文革的本質，并與這個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目的完全相反。它達不到文革的目的，啟蒙、引導、教會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它只能強化國家法權的職能，增強民眾的奴隸思想和依賴性，也就是迷信、乞求和等待“官吏為民作主”，幻想“包文政、海瑞”再世。這已經為“社教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證實了。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寫論文發號召，限制國家法權的對內職能，廢除私人所有權的依靠社會職業暴力實行的自上而下的逐級行政命令的權力行使方法，放手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社會歷史學上用“公共所有權”，政治學上可用“民權”）進行群眾運動，才與文革的實質相符合。
文革中群眾使用的四大民主，群眾組織，大串聯，是行使公共所有權的三種基本方式，全都得到毛澤東的贊成和推廣。毛澤東采取了八次接見紅衛兵的方式，使大串聯深入到工廠、礦山、農村、深山、僻地中去。在這一階段中毛澤東代表了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勢力，也就是文革勢力。劉少奇代表的是國家法權的勢力，也就是反文革勢力。這種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卻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它要貫通于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即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變革的整個歷史過程中。
就整個文革來看，革命的民眾階級還處在自在的階段，其中的帶頭人和積極分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規律都還不認識理解，僅僅出于對毛澤東的信任和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而參加進去。這本身就屬于“法權觀念”支配下的行為，與“自覺地行使公共所有權”參加社會活動的組織管理工作，處理個人生存發展所遇到的一切困難，還差十萬八千里。為此，運動中他們缺乏“認識改造社會，爭取相對自由”的史命感，沒有勇往直前的發明創造精神。
革命對象，最初同樣出于對毛澤東的信任和堅定不移的法權觀念，服從了毛澤東的意志。如果他們懂得馬列，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規律，而又站在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立場上，文化革命的阻力也就很少了。如果他們事先知道了文革的實質，又站在國家法權的立場上，堅決反對文化革命也就發動不起來。不過，我們從這個階級的史前狀況，以及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來看，可以預見會有一些人能夠沖破個人的社會本能站到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立場上來的。因為人類的理性是發展的，理性總是要在調節個人的動物本能和社會本能中起使用。
2、奪權斗爭階段。從上海“一月風暴”到“九大”召開，這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分毫不讓的反復搏斗過程。奪權斗爭的矛盾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柱石--軍隊的矛盾。文化革命中的奪權就是民眾行使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根本權力，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對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職人員，隨時進行撤換的具體條件下的具體實施，也是公共所有權行使的最高形式。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只有嚴格地限制著社會職業暴力的使用，在四大民主、群眾組織、大串聯的基礎上進行。將來共產主義制度中的“奪權斗爭”由于沒有社會職業暴力--國家，而且有了確保行使公共所有權的上層建筑，有了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正常秩序和習慣，四大民主、群眾組織、大串聯，選民的多數隨時撤換他們信不過、看不慣的代表和其他公職人員的形式是會變化的。這種變化是發展不是取消，是會變得越來越容易，越來越輕松愉快。
奪權斗爭一開始就出現了“二月逆流”。不過有毛澤東在，他們形不成反文革的司令部，推選不出司令長官，也只能由國家機構中的官吏們“各自為戰”，使用自己還能使用的“社會職業暴力”，違反《十六條》和《公安六條》，踐踏憲法，抗拒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本能地消滅文革勢力，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根本權力--公共所有權，保住和奪取地方的局部權力。這就足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文革勢力鎮壓下去。
“二月逆流”來自軍隊、警察的介入。三支兩軍的結果走向了反面。這是因為軍隊是私有制社會權力系統的柱石，在社會動蕩時，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占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誰就可以通過軍隊行使自己的意志，推翻其他所有人的意志。出于軍隊的本質，“支左”人員只能是國家法權和私人所有權的載體，只能是公共所有權的對立物，從而與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勢力產生矛盾和沖突。“帶槍的資反路線”被提了出來。由于軍隊在現實社會中的決定作用，決定了不能用解決行政部門問題的辦法去處理。這就不能不采取妥協退讓的辦法，等待人們在斗爭中的覺悟，等待條件的具備。這就要挫傷批判“帶槍地資反路線”的鋒芒，穩住軍隊，保住自己的陣地。
“二月逆流”在上面雖然是“懷仁堂會議”中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功臣，下面實行的卻是“支左”中的部隊干部。反逆流不提“帶槍的資反路線”，但在“反逆流”群眾斗爭的聲勢下，撤換支左部隊，進行學習檢討。以此借用保護私人所有權的力量，來暫時保護“公共所有權”的行使。這就把林彪推到了社會矛盾的頂峰，接受考驗。
林彪被提升為國防部長后，取消軍銜制，提出政治工作的“四個第一”大力號召學習毛澤東著作等，為文化革命的準備和發動出了不少力，立下了功勞。“三支兩軍”中卻暴露了他的社會科學知識太少，大腦中只有直觀感覺的歷史材料的堆積，不理解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因此也就不認識面對社會的根本矛盾和文革的本質。也就逃不出社會本能對自己行為的支配作用。這就使他成為“九大”后的、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勢力的總代表。
奪權斗爭反復進行。充分顯露出兩個問題，一是公共所有權的行使，受到了社會職業暴力的阻擋，二是受到了人們的思想水平、意識能力的限制。從第一個問題看解決公共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的矛盾，關鍵在于如何處置軍隊和警察等。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提出了“用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和警察的辦法。那是處國軍隊圍困巴黎時的對外戰爭時期。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完全贊成馬克思的主張，但在“十月革命”后，依然建立了“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了紅軍。五八年“公社化”是在和平建設時期，軍隊不介入民事，“全民皆兵”失敗了，沒起多大作用。“一月風暴”的上海公社，沒有觸及社會職業暴力的問題，不去建立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所以改成了“革命委員會”。
第二個限制是奪取權力的人，同樣不認識社會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同樣不理解文化革命的實質和任務。也就不知道創造確保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上層建筑，不去制定和確立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原則和程序，建立行使公共所有權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正常秩序，進行推廣和普及。不能用“公有制”的思想理論去統一各派群眾勢力的思想和意志，去化解與革命對象的矛盾。反而按照私有制的思想方法、私人所有權的根本屬性，全力打壓自己的對立面和異己勢力，搞什么“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私人所有權的一套。強行推行個人的意志，或使用舊的社會職業暴力或組建新的社會職業暴力（如文攻武衛隊）；結果就站到了“國家法權”一邊去，消滅公共所有權。這樣只要不改變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無論換上誰掌權，都是不能“防修、防復，防止工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新上臺的人，沒有受到民主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地長期鍛煉與考驗，社會本能對他們的支配作用，就更直接更明顯。
革命受到了人們的思想水平，意識能力的限制，無法前進半步。“反逆流”進行了大半年后，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不得不妥協退讓，想用“斗私批修”的道德教育、改變人們的私有觀念，顯然是不起作用的。在社會動蕩時期，除了像毛澤東這樣的“自覺理性”的人之外，各種社會勢力的代表，全都撕掉了面沙，顯露著自己的社會本能。毛澤東面對著文革受到了人們的思想水平、意識能力的限制，沒有其他辦法。只能用“三結合”的方式，任其發展，等待人們的覺悟和條件的成熟，或維持現狀再想辦法。
奪權斗爭進行了兩年半的時間，人們還認識不到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反而按照私有觀念、認為是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派別斗爭。人們開始疲倦厭惡了，行使“國家法權”的社會職能，暫時落到了“三支兩軍”的人們手里。林彪成了他的最高代表人物。
奪權斗爭一開始，革命的對象就已經“清醒”了，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意識到公共所有權與他們的社會地位是絕對不相容的，從而產生了消滅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回到私有制去，來保住并擴大“大官們”這個社會集團的利益。這個覺悟本質上是對自己社會本能的意識，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徹底背叛。恢復文革前的使用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管理所有人的正常社會秩序是第一步，等完成了這一步，再變共同富裕為部分人富裕也就毫無阻力了。“部分人富裕”就是徹底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徹底砸爛工人、農民等不掌權的民眾的鍋灶、飯碗”，讓民眾整天跪在掌握黨、政、軍、財、文大權的人面前乞求生存，跪請“官吏為民作主”。這就把“造反的民眾”治理得服服貼貼，也就絕對服從當權者的擺布與指揮了。難道五、六千年的私有制的正常秩序還不是這樣嗎？
3、復辟與反復辟地斗爭。這一階段是從“九大”閉幕到林彪出逃。由于人們不懂馬列，缺乏社會科學常識，更不會應用馬列的基本理論認識面對社會的本質和本質內部的矛盾，因此也就不知道文化革命的實質。文革一旦發動起來，“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斗爭的規律就起作用。“九大”后，產生出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從中央文革小組到文革勢力的頭頭、骨干，也包括毛澤東之外的中央一級的新老領導人，更不用說一般群眾和反文革勢力。大家都認為：文革進行了三年多了，全國進行了全面奪權，勝利的召開了“九大”，與修正主義的矛盾已經解決了，應該恢復到“文革前的正常社會秩序”中去，全力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提出“建立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新秩序，在新的社會秩序下建設現代化”。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的林彪，就成了這一社會勢力的總代表。
恢復文革前的正常社會秩序，就要消滅文革勢力，消滅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權”，恢復使用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秩序。這是對文革綱領《十六條》的背叛，與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造反有理論、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文革的實質相對抗。這樣，林彪就從文化革命的領導人一下子變成了聯合反文革勢力、復辟資本主義的總司令。正像二七年“四、一二政變”的蔣介石一樣，由革命的領袖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的頭子。人們根本就不懂，“以階級的歷史史命劃線還是以大人物的個人意志劃線”，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
使用軍隊的力量，借“三支兩軍”的名義，以恢復文革前的社會秩序建設四化為旗號，解散紅衛兵組織，禁止串聯、剝奪四大民主，批斗不服從指揮、不遵守紀律的群眾，清算文革中的造反派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過錯”。在這里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清查5·16”“ 5·16”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清查5·16”就把全國的文革勢力鎮壓了下去。我們對照歷史上“27年的清黨”、“57年的反右擴大化”，真是異曲同工。“清查5·16”是在全國推行“造反有罪，鎮壓有功論”的，是全面剝奪民眾行使的“公共所有權”，為消滅社會主義中的公有制幼芽、復辟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
“5·16組織”是根本沒有的，在北京也僅僅是個別人，以此名稱給周總理寫過大字報。按照生產資料公共所有的內涵，憲法中人民權力的規定，文革中寫大字報的慣例，就是大字報的內容是錯誤的，也不屬于犯罪。我們知道66年5月16日，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出通知，撤消劉少奇組織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派往各單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組，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5·16通知》是無產階級文革全面展開的標志。毛澤東曾多次提出：清查5·16不要擴大化，對造反派要手下留情。可“清查5·16”自“九大”后到“批林、批孔運動”前，四年之內，在全國各地大規模的一次接著一次的反復進行。林彪出逃后更緊張和激烈。清查的對象全都是文革勢力的頭頭和骨干。各單位都設置了禁閉室、審查站，對他們采用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鞏固和強化國家法權，消滅公共所有權的階級報復行為。正是57年“反右擴大化”在更大規模上的重演，也像27年的“清黨”、只是沒開殺戒罷了。
這時毛澤東在中央又一次被孤立了，只好暫時忍耐、等待時機。到70年廬山會議時，才以“不設國家主席”的方式開始反擊。也就挫敗了林彪集團，恢復國家法權統治社會的陰謀。這時林彪集團除了“甘認失敗”之外，也只能在他掌握軍隊時，使用“武裝政變”的手段，推翻毛澤東的領導，消滅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一條路。當武裝政變的陰謀破產后，林彪就只有駕機出逃了。林彪出逃后，復辟勢力依然很強大，他們依然要推出自己的代表，加強“清查5·16”的工作，全力消滅文革勢力，消滅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權，對毛澤東實行“清君側”。
人們不知道社會科學，不從文革的實質，社會規律上去理解“不設國家主席”的意義。只是就事論事的忙于“清查5·16”，打擊消滅文革勢力，為恢復國家法權統治社會的正常秩序，忘我工作（不能認為是不辛苦、道德品質不高尚）。要知道在私有制下“國一日不可無主”，沒有國家首腦的國家是什么意思呢？“下級服從上級，民眾服從官吏，全國服從一人”，這個行使國家法權最高權力的一人不存在了，這個國家法權不就形同“虛設”了嗎？事實上文革十年，就是沒有“國家首腦”的十年，就是限制著國家對內職能，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十年。也就是最初行使的“公共所有權”與沒有國家首腦的國家法權，反反復復地進行生死搏斗的十年。十年來毛澤東不僅沒有使用過國家法權，而且時時處處與這個國家法權進行搏斗，甚至是所有制變革之后，一直在同這個國家法權斗爭著。所有這些，不僅證明了馬列主義的國家理論是正確的，還證明了國家法權對公有制的存在和發展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起著反對和破壞的作用。
限制國家法權的對內職能，讓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是所有制變革后馬列毛主義改造社會的“既定方針”，是向共產主義前進的本質所在。不僅《法蘭西內戰》及其《導言》、《哥達綱領批判》、《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中的國家理論指明了這一點，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文化大革命即將到來之前，毛澤東在上海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表明了這個問題。其中除了大講革命與法律的關系外，就是講英國與日本的“虛君共和制”。這里的寓意是：虛設一個國家形式，讓它對內不起作用，而要行使“公共所有權”去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我們可以概括為“虛政民權制”。這是當時毛澤東選定的、適合那時國內外局勢、使社會主義制度向前發展的一種形式。我們結合文革前的“五、七指示”，文革中“國家”的作用、五八年經濟建設中國家法權產生“五風”造成的經濟災難，再結合馬列主義的國家理論，去理解不設國家主席的斗爭；還不明白馬列毛主義在所有制變革之后，如何解決“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嗎？
4、新發動前的準備。作為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文化大革命，一旦發動起來，見于兩種權力不能同時行使的性質，只能一個高潮、一個低潮，緊接著再一個高潮、低潮的連續不斷的進行下去，直到公有制的成分占據社會的主導地位。國家法權被嚴格地限定在有限的活動范圍內，無法再興風作浪，干擾公共所有權的行使為止。那種認為文化革命進行了一年，兩年就應該結束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只要毛澤東在，這個既定的目標是不會改變的，兩種性質相反的權力的斗爭，也不允許改變。
文化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為首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普及了馬列毛主義--造反有理論，產生了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模糊意向。但它的目的沒有達到，反而使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更加尖銳、激化。“不設國家主席”的提議又不為人們理解，很長時期以來毛澤東也不用國家法權管理社會。可人們承受著私有制的觀念，也不去理解。處在國家機構中的官吏們，卻以“恢復文革前的社會正常秩序、進行四化建設“為借口，瘋狂地對不覺悟的的文革勢力，進行分化、瓦解、打擊、消滅，以便消滅公共所有權的行使。除毛澤東之外的文革勢力，又受到個人思想水平、意識能力的限制，很少有人能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矛盾，對《十六條》規定的任務也不理解。在復辟勢力的強大攻勢和分化政策下，一些頭頭、骨干爭當宋江，變成了投降派，另一些人抓進了監獄，長期關押、判刑、勞改，也有迫害至死的，更多的人在“清查5·16”中，受打擊、報復、管制。
在革命階級不覺悟、反文革勢力猖狂的情況下，要解決“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只有進行理論上的補課。普及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被斗爭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來了，卻無法讓人接受，無法進行下去。在粉碎林彪集團的條件下，當人們對“昨天才寫入黨章的接班人，今天卻成了資本主義的復辟狂”驚愕不解時，才勉強開展起來。由于“理論是抽象晦澀”的東西，對“理論修養”很差的民族，只有結合事實在威望最高、權力最大的人反復號召下，才造成了“學習理論”的群眾運動。又因為科學理論中的“概念”，與直觀感覺所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完全是兩碼事，甚至常常相反，所以這種“理論補課”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批林批孔”是批判貫通于整個私有制社會，并占統治地位的“剝削、壓迫有理，鎮壓有功論”以便馬列毛主義的“反剝削、壓迫，造反有理，革命有功論”得到普及深入。這是分化瓦解反文革勢力、鞏固壯大文革勢力，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根本方法。“批儒評法”使人們懂得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分為二。“評論水滸”讓人們明白革命隊伍中的路線斗爭問題。以此，讓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民眾，懂政策、講策略，實行“爭取、團結絕大多數、打擊壞中之壞，劃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為奪取文革的勝利奠定思想理論基礎，造就出社會人才。可惜的是歷史偉人與世長辭，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借助于中間勢力的撬板，呼嘯著占領了陣地，從而宣布了文化革命的失敗。
在“恢復文革前的社會正常秩序，建設四化”的旗幟下，不僅消滅了“使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文革成果，而且也消滅了公有制的名義，以及和這個名義相應的“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也就消滅了最初的社會主義，倒退回私有制中去。
七、文革失敗的必然性
文化革命是在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總過程中，宣布了生產資料公共所有之后，使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的革命。由于斗爭的雙方全都處在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中的地位，決定的社會本能支配下活動。當發動領導人去世后，“也就失去了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主體。“客觀必然”作用的結果，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輕松愉快地消滅掉公有制的幼芽，恢復私有制度。
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只顧鞏固政權、搞經濟建設，沒有向民眾特別是共產黨員普及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人們缺乏社會科學知識。包括毛澤東之外的共產黨上層官員，都不懂什么是社會制度，什么是私有制、公有制，都不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本質的內部的矛盾、文革的本質，逃不出社會本能對自己的支配作用。我們從下面四個問題來講述：
（一）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科學的哲學講什么是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人們如何使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腦去反映客體的本質與規律。《人的一般》專門研究人的動物學意義上的本質與規律。指出了“人類的解放，社會的前進”。歸根結底是人類大腦的發展。人的根本屬性是意識，意識的根本職能是“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并且通過這種活動推動自身的發展和社會的前進運動。人們認識改造限制約束自身生存發展的自然力，就要發展生產力。人們認識改造過時的社會力，就要形成“民眾的大聯合”，改變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改造自然力是改造社會力的基礎，只有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改善了，才有可能改變人與人的關系，變革社會制度。無論是生產力的發展，還是社會制度的變革都是人腦發展的外在表現。
當我們研究認識由人這個最小的物質單位結合成社會這個物質實體時，也就進入了研究認識人的社會本質問題。如果說人的動物學意義上的本質是人的大腦，那么人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本質就是這個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恩選集》第一卷，18頁）。社會關系網是社會制度的本質，社會權力系統是社會關系網的主要方面。社會權力系統中的每種權力都有自己的反作用力，所有社會權力反作用力的集合，構成社會關系網的次要、從屬方面。
人要生存首先要有物質生活資料，這些東西都是生產勞動的產品，所以生產活動是社會的最根本活動，其他一切社會活動都可以看成是從總的社會生產活動過程中分化出來的一個部分。為此生產活動的本質與規律決定了社會的分工，社會的組織結構，各部分的職能。所以要認識社會，必須從社會的生產活動入手。具體的生產活動是有一定的規則形式的，用生產方式來表述。生產方式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構成。生產力表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們克服自然力、改造自然物的能動力。生產關系是人與人的關系，是生產活動中人作用于人的權力。生產活動中的勞動者，既要克服自然力，將原料加工成產品，又要受社會力的作用和限制。這就是說生產勞動者既是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力量，又是改造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主要力量。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改造，都是生產勞動者“認識改造客觀必須、爭取相對自由”的結果。不同的生產方式的區別，在于生產關系的不同；生產方式的變革是由生產勞動者反對過時的、不合理的生產活動中的權力實現的。生產勞動者是組成生產力的人。組織管理生產活動而又不勞動的人是代表生產關系的人。化解平衡掉生產活動中權力的反作用力，使這種權力能正常地存在和行使的社會力量，是社會上層建筑的社會職能。處在社會上層建筑中行使社會職能的人，是確保和維護一種生產關系正常存在的人。這樣保護代表生產關系的人，是生產關系改造、社會權力系統變革的阻力。
在一種生產方式內部，生產關系是否適應生產力，從兩方面表示。一是客觀標準，一是主觀標準。客觀標準是用生產力的水平，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來描述。 主觀上的標準是勞動者是否意識到社會的分工，產品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是否用價值和剩余價值規律去看待一切社會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生產勞動的相當多的人，能夠時時處處使用社會科學的最高成果--價值和剩余價值規律，看待一切社會問題時，才能創造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不向工資（包括工分）勞動者普及價值和剩余價值規律是他們的最大失誤，也是最終導致恢復私有制的總根子。科學時代的社會活動家應該根據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來設計改造社會的藍圖，根據勞動階級（包括復雜勞動）的思想水平、制定施工方案和計劃。
（二）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法。階級社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在一定的程度時，必然出現的一種社會結合方式。是生產勞動者與非生產勞動者的終生分工造成的。其中一個階級從產生發展壯大，再到占據社會關系網的主要方面，再到腐朽滅亡，是一個歷史過程。它所能存在的條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程度，隨著生產力發展到更高的程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條件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走向滅亡。作為一個階級改造社會，就是改造社會關系網，改造社會權力系統。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實質就是把“私人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改造成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
一個人或社會集團的社會屬性的變化，相對于一個階級的社會屬性變化要容易得多。一個人或社會集團的社會本質，就是他的一切關系總和，由他所處的社會權力系統中的地位來決定。不同的社會權力系統造成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同一個社會權力系統中的不同地位造成了不同的階級。一個人或社會集團可以在社會權力系統不變的條件下，由一種地位變化到另一種地位，這個人或社會集團也就由一個階級轉化為另一個階級。
不管人們是否認識，也不管過去形成的思想觀念多么牢固，意識的東西最多形成精神的力量，而社會關系、社會權力卻是物質的力量，是一種客觀實在的社會力量。一個人的意識是要支配自己肉體器官的一些動作的，但還有很多肉體器官的動作不受個人意識的支配態。而且，一個人支配自己動作的意識非常容易改變。如果一個人的意志和他所受到的客觀物質力量的作用不一致時，他的動作只能從屬于客觀物質力量的作用。只有一個人對作用于他的客觀物質力量事先認識理解了，并且對它的作用有了充分的準備，制造出相應的物質條件，抵消了這種作用，才能擺脫“客觀必然”對自己的作用，使個人的行為受到“不同于客觀必然的個人意志”的支配。在這里有一個事先的知道，有一個屬于自己支配的足夠的物質力量，還有一個事先的準備。如果不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任何一個人或社會集團，只能受客觀必然的作用而動作。這個人的意識不管是對還是錯都不起作用，只能“違心”的動作。“人之不如愿者十之八九”。為此，辯證唯物主義研究認識一個人或社會集團的行為時，首先考慮他的社會本能，其次才考察他的思想意識；在考察他的思想意識的同時，要考察他是否具備“對抗客觀必然，行使個人意志”的物質條件，是否事先認識到“客觀必然”對他的作用，是否對這種作用事先有防備等。這就是說認識單個人或社會集團的社會屬性的階級分析法，是科學方法。
（三）客觀必然的作用。當我們懂得了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之后，結合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就可以明白文革失敗的必然性了。一是國家法權對社會作用的結果，二是產生不出來改造社會的主體。對于社會來說，已有的社會權力系統，作用于社會的結果，就是“客觀必然”。國家法權是當時存在的社會權力系統，是最強大的社會力量，它是文化革命改造的對象。文革十年雖然對它沖擊了一下，但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系統，卻完好無缺的存在著。不僅如此，正是由于這種沖擊，使國家機構中幾乎所有官吏，對公共所有權恨之入骨，早就下定了決心徹底消滅它。能否做到：只要國家法權能正常行使，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為國家本身就是確保國家首腦一個人管理其他所有居民的工具。當這種社會權力系統正常作用于社會時，社會上還有什么“民主”“平等”，還有什么公共所有權呢？限制國家法權決不準國家有自由，不僅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信條，也是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歷史事實。資產階級用憲法限制法律、法規、法令、命令，利用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利用多黨競選定期選換國家官吏等方式來限制行政權力等。
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所有居民全都組織在不同的集體中勞動、生活、學習、工作，卻存在一個“只能行使國家首腦一個人的意志，不允許人民違背國家意志的社會權力機構。官吏們可以打著國王的旗號橫行肆虐，民眾卻無法抵制、反對官吏的違憲行為。正是這種社會矛盾，才造成了五八年經濟建設中的“五風”猖獗，此后多年都糾正不過來的經濟困難。人們必須懂得只要國家法權存在，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會允許公共所有權行使的。我們知道，直接管理、使用民眾的是國家最下層的小吏。下層官吏也是被自己的上司，憑借著社會職業暴力使用管理著。他們為了保住自己在性質上不同于民眾，成色上略高于民眾的飯碗，為了得到表揚、獎勵、提拔，至少不受批評、撤職或社會職業暴力的懲處，就必須服從上司的指揮，完成任務。以至在上司沒有明確的指示時，也要看著上司的臉色，投其所好，主動、自覺、不遺余力地使用自己手下的人力物力，去討取上司的歡心和喜閱。因為毀掉的人力再多也不是他們肌肉收縮的力量和生命時間的損耗，毀掉的財物也不是他們的財產，他們何必要自找批評、撤職懲處，而不去爭取上司的歡心、表揚、獎勵、提升呢？
“為政者，令行為上”。任何官員都是靠“不遺余力完成指令”的奴才，才能使自己的“令行、政通”。相反，凡是不服從指揮，不聽從命令的下屬，都要當即受到斥責、批評、斗爭、撤換，以至社會職業暴力的懲處。就是，事后證明下屬的主張是正確的，上司對這種下屬也是非常氣惱忌恨的，當時處理錯了，也就錯下去就是了，很多人不能糾正平反和重用。因為上司使用這種人就會造成“令不行，政不通”的情況。事實上，沒有一個主人會使用不服從命令，抵制反對自己意志的下屬和奴才的。主人一般都是要求自己的奴才絕對地不遺余力地執行自己的指令，既是錯誤的指令也必須全力執行，造成的損失不讓奴才負責。相反，違反主人意志而行動的奴才，既是正確，為保住主人的財產、權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人也要常常尋找借口除掉他。因為主人知道這個奴才的能力、智慧比自己高，自己使用不了，還時時擔心他“反賓為主”，取代自己的主人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私人所有權”的排他性決定的。封建文人在小說、戲劇、故事里塑造的道德典型，如包政、海瑞等，除了有意的欺騙外，是沒有多少現實意義的。這就是說，國家法權只要存在，遲早要把公共所有權消滅掉，絕不會讓公共所有權抬頭。不要說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中華民族，57年“反右擴大化”，58年的“五風”，64年撤走工作組后，復職干部對提意見的群眾打擊報復，“九大”后的清查5·16”等，就已經足夠讓社會科學家頭痛了。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文革的實踐，全都告訴人們國家法權是不能長期為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服務的。它只能產生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復辟私有制的社會勢力。無產階級革命家只能“借用”這種社會權力系統改造社會，一旦用它達到了目的，就必須立即限制和削弱它的社會職能，逼著它一步步的走向“消亡”。否則，它就要推翻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改變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擴大、強化國家法權的職能，消滅公有制的幼芽，恢復私有制度。到這里我們得出結論：正是“國家法權”對社會作用的結果，在失去了自覺地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主體之后，文化革命才必然失敗的。社會也就必然的由社會主義退回資本主義去，必然以光速擴大三大差別，迅速的腐敗墮落下去。
（四）改造社會的主體。社會的前進運動，是在人們認識改造社會力的能動活動中實現的。要改造社會，首先從改造人開始，要改造人就需要產生出改造人的社會人才和工具--革命的思想理論系統。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變革所有制，造成了最初形態的社會主義制度。要繼續對這個社會進行改造，首先就要有改造它的理論系統和社會人才。我們從動物學意義的“人”來看，人類社會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變革，就是社會科學的產生、發展，到科學觀念消滅法權觀念，凌駕于道德觀念之上，穩站社會意識活動的主導地位的過程。對社會的科學認識，是指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不是直觀感覺的觀念和形式邏輯的一般概念能夠達到的。這種認識的深度是整個人類歷史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無限反復”地累積起來的認識材料，經過科學地概括和總結而得出的成果。這種認識的成果需要“學習繼承”，需要通過“實踐，認識”地反復來驗證發展。
將人們對社會的認識變成科學，僅僅從馬克思開始，并且在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實踐中由列寧和毛澤東驗證和發展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變革所有制之后，在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進行“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要進行這個社會改造，就必須牢牢抓住普及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這個環節。向民眾普及、向士兵警察、普通黨員普及，向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普及，從而產生出思想水平高、意識能力強，能夠正確地認識面對社會本質和規律的社會人才來。這樣才能在所有制變革后，使更多的民眾擺脫奴隸思想，使處在中下層的干部擺脫奴才性，使上層的大官們逃出社會本能對個人行為的支配作用。這才能使更多的人對最初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緊緊跟上社會的變化。此后，再進行“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革命，才不會遇到當時那樣的阻力。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或是由于鞏固政權的需要，或是根本沒有認識到社會的發展，就是人的大腦發展，以及推動大腦發展的問題，也就忽視了教育的工作。從而使教育陣地，依舊控制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見《七、三指示》），只進行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教學，只注意法權觀念、道德倫理觀念的灌輸，反對與排斥社會科學和馬列毛主義基本理論系統的普及與教學。結果使教育成為私有制的奴化教育，通過嚴格地等級教育、訓練人的等級從屬觀念，使共產黨的學校成了“為資本培養最恭順的奴才和奴隸”的基地。一些人的學齡不短，學位不低，但對社會的認識，卻僅僅停止在直觀感覺的現象之中，或遠離本質的最外層的光環之上，離開本質和規律的深度差得很遠。正是人們對社會的認識遠遠落后于社會的變化，老是以私有制的法權觀念、道德倫理觀念、好壞對錯標準，看待要求改造已經宣布為“公共所有”的社會。當無產階級“認識改造社會”的主體，一旦失去，也就產生不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形不成足夠強大的“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改造社會的自覺革命的力量。資本主義社會權力系統作用于社會的結果，也就要自然自發的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全面恢復私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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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3）－－張宗魯 |
作者: wjs
日期: 2006-08-08 06:40
八、文革失敗后的世界
（一）中華民族。文化革命使中華民族的發展走到了人類社會前進運動的最前端。毛澤東去世之后，立即出現了華國鋒、鄧小平的兩次政變。華國鋒作為中間階級的典型代表，聯合反文革勢力，使用社會職業暴力，逮捕了文革勢力的上層代表，消滅了文革勢力，消滅了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權，恢復了文革前的“使用國家法權確保行使資本職能的社會權力系統”絕對統治社會的正常秩序。全力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鄧小平的政變代表著私有制的復辟勢力和反文革勢力的聯盟，消滅了公有制的幼芽，恢復了封建色彩濃重、買辦性極強的資本主義制度。
國家法權勝利了，消滅了公共所有權，消滅了公有制的幼芽對國家的限制和約束，國家自由了，建立了龐大的特務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系統。勝利了的人們的一切目的和行為都是確保和擴大“大官們”這個階級的權力和利益的。我們知道限制人的行為的力量，除了自然力之外，還有四種兩大類。一類是精神的限制，一類是物質的限制。在精神的限制中，有個人思想觀念的限制和社會意識的限制。在物質的限制中有財權和政權兩種。對這四種作用和限制，共產黨的“大官們”運用得都很純熟。否則他們就不能戰勝日本侵略、國民黨的政權、美國的局部戰爭，生存發展起來。毛澤東去世后，他們的目標方向變化了，共產黨的“大官們”運用這四種方法去統治中華民族的其他人，作奴才奴隸使用，也是得心應手的。
個人的思想觀念是通過生存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形成的，社會意識的限制，就是通過社會輿論來限制人的行為。財權的限制就是控制著所有對人類生存有用的財物，對人的行為限制，政權的限制，就是壟斷著社會財富的人，供給費用，組織起社會職業暴力--國家，去確保私人財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對破壞“私人財權”正常存在和行使的個人、集體、社會集團、打擊、鎮壓、消滅。“國家自由”就是官吏隨心所欲的使用社會職業暴力，對付不服從自己指揮的下屬和民眾（見《哥達綱領批判》對“自由的國家”的批判）。
上面講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教育陣地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領著，學生所受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是資本的最恭順的奴才和奴隸。再加上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系統管理社會，造成的社會環境。在人們大腦中只能形成私有制的思想觀念。主要是封建時代的官本位制、道德倫理觀念，連資產階級的“憲治”、“民主”都不懂。當時的人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公有制、私有制，不知道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價值、剩余價值、階級等等名詞的科學內涵，連天天使用的“貨幣”的本質是什么也不知道。正像二百多年前人們不知道水的本質是“氫二氧一”那樣。也就是說人們沒有社會科學常識，也就沒有科學觀念了。
修正主義復辟狂政變上臺后，首先從上層國家機構中清除執行毛澤東路線的人，提拔重用反毛澤東路線的人，對文革中站在毛澤東路線上，本來極少數的老干部逮捕、審訊、判刑。將文革中入黨提干的人全部清洗掉。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鎮倒黑白，把建國之后所進行的一切有利于工人、農民等民眾的社會改造，包括變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擴大民主，限制國家法權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文化大革命，全都污蔑、攻擊成“左”的路線錯誤，把建國以來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反對變革所有制，站在國家法權一邊，鎮壓消滅公共所有權的中央官僚吹捧成正確路線的代表。
修正主義復辟狂在完成了官吏的大撤換后，召開會議修改黨章、憲法。在黨章中將階級斗爭為綱（即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改成“四化建設為綱”，把黨的目前任務改成“消滅共同富裕，實行部分人富裕”，從而成為復辟綱領，也就使“共產黨”變質成“私產黨”。憲法中加入了“保護私人財產和財產繼承權”的條文，挖空心思的進行“全面立法”來確保私人財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也就使社會主義的憲法、法律、法規，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憲法、法律、法規。這就和“消滅私有制”的共產黨的任務完全相反。
私有制的復辟勢力控制著所有的宣傳教育機構，各種會議的召開，歌頌吹捧宣揚、獎勵私有制的思想和行為。如奴隸制度、封建制度中的個人獨裁專制，一個人說了算的“個人責任制、一長制、專家治廠、專家治國”等。無恥吹捧、歌頌封建時代的“清官”、“好皇帝”“官吏為民作主”“全面法治”。連資本主義制度中限制國家法權的“民主”“憲治”“隨意成立政黨”“多黨競選”“定期選換國家官吏”等都不允許宣講。資本生產方式中很多人在一起勞動，都不承認是“集體勞動”。他們造謠、攻擊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集體勞動、共同富裕”，造成了“人人偷賴耍滑，個個消極怠工”，造成共同貧窮，是“鐵飯碗、大鍋飯，必須徹底砸爛”。把58年經濟建設中的“五風”、造成的經濟困難，污蔑成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不實事求是的承認是國家官吏一個人說了算，生產勞動的人沒有組織管理，生產活動的權力，沒有說話的權力造成的。把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管理、撤換自己的公仆，污蔑攻擊成“迫害老干部”，是“無政府主義”、“極左”、“特大動亂，特大災難”。
中華民族五、六千年的私有制造成的“古老文明”中的：法權觀念、官本位制、道德倫理觀念，太根深締固了。只要官吏、上司說一句話，也就是圣旨、真理，盡管是同一個人、同一個黨早晨說：“私有制壞，公有制好”，晚上說“私有制好，公有制壞”，他們都不動腦筋，只知道跟著喊叫，服從指揮，完成任務。尤其指那些具有“大學文憑”“碩士”、“博士”學位，具有“學者、教授、社會科學家”頭銜的人，都是如此。這種連一點社會科學常識都沒有、從不堅持真理的民族，怎能行使公共所有權呢？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沒有勇氣去爭取，連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不斷擴大民主、限制國家法權的歷史、都不知道。不知道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以生產活動中的權力為最根本的社會權力，而造成的社會權力系統的變革史。連共產黨的最上層領導集團都不知道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史命：就是用公共所有權去代替“國家法權確保私人財權”的社會權力系統，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人們只是隨和著“大官們”歌頌歡呼，（殷糾王、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慈喜太后這樣的“政治專家”）一個人說了算的政治制度。難道社會能不腐敗、墮落，人間的不合理不公平能不飛速拉大嗎？
私有制的復辟勢力掌握了社會職業暴力--國家，控制了輿論，修改了黨章、憲法后，緊接著就是一系列的“化公為私”，將全民人人有份的公共財產搶占為私人財產。將土地強行分割到一家一戶中經營，也就消滅了農村人民公社、恢復了封建的生產方式。將“全民所有、國家經營”的企事業，改成“國家所有，承包給私人經營”，也就消滅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恢復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放開物價，開放市場，“官倒私倒”，歌頌獎勵私人資本，使貨幣由單純的交換媒介的職能，加入了資本的職能，并使資本職能占據了主導地位。使用壘年濫發紙幣（其數量合計達到人均數百倍），貨幣連續貶值的手段，以“大官們”批準的私人貸款方式，作為“承包人”的追加資本和“大官們”親友的新生資本使用，將全民人人有份的公共財產變成了不足總人口百萬分之一的私人財產。讓他們成為跨國公司的總裁，走出國門成為世界壟斷階級的中國成員。
修正主義復辟狂非常明白，他們占總人口的比數太少了。他們要統治住經過一百多年的革命取得了勝利，而又經過十年“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革命，從而走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前端的中華民族，不實心踏地、同心協力地與整個世界的私有制勢力科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這從鄧小平政變上臺前開始，就跪求資本帝國政府的貸款，乞求資本帝國的所有跨國公司來華投資，開辦企事業，并給以特高的（比袁世凱的二十一條要高的多）優惠待遇。這就將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陸地六分之一的中華民族的市場、料源、投資場所、科學頭腦、廉價勞動力，全都畢恭畢敬的交給了資本帝國主義；也就使外國跨國公司的總裁當中華民族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上層官員當他們的買辦，民眾當他們的工資雇傭奴隸。這種局勢通過83年底開始的“嚴打”（鎮壓民眾自發反抗“化公為私”）定格，到86年形成。
要說的一點是：在確立了“化公為私”的政治路線后，他們就以“干部年輕化”的名義，將那些“對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復辟私有制不力”的老干部、全部退休，將文革中堅決反對、破壞毛澤東路線的高干子弟，不拘一格的提拔重用，以此確保“化公為私”的政治路線“令行政通”。
修正主義復辟狂用所謂多種經濟成份，發展經濟建設為借口，欺騙不知道社會科學的居民。以便消滅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恢復私有制的生產方式。多種生產方式的并存，也就形成了多種階級和多種政治勢力，產生出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與斗爭。販賣婦女兒童，從偏遠地區騙來勞動力，通過保安隊這種私人職業暴力，強迫勞動，不開工資，不準出廠門，不準向外通訊，肉體折磨至死后投入硫酸池滅尸；這屬于奴隸制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有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矛盾與斗爭。這種生產方式雖然在使用最現代化生產工具、設備時剩余價值率極高，卻不能存在和發展。國家法權不會保護它，只能是黑工廠、黑礦山。不過凡有這種生產方式出現的地方，都有“自由的國家”中“一個人說了算”的官員作后臺，否則連產生都不可能。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是封建生產方式。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真實對象，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就全力消滅它，18世紀前期這種生產方式就已經絕跡。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有地主階級和農奴階級的矛盾與斗爭。地主就是鄉村官吏。他們完全靠社會職業暴力收租、征稅，征收各種罰款和攤派，貫徹國家法規、維護地方治安、魚肉鄉民，很多地方比封建時代的官吏、地主、爪牙還要兇惡得多。在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壟斷的生產方式競爭下，這種生產方式僅僅是過剩勞動力、過剩人口的貯存地，而且是最優良的最好的貯存地，也是“個人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能夠長期存在的最可靠支柱。它的物質上層建筑就是國王凌駕于法律之上，皇權世襲，國王一個人說了算。它的最高意識形態是宗教神學。1999年春“法輪功事件”就是這種生產方式形成的社會勢力的一次表演，也是修正主義復辟狂恢復宗教，恢復一家一戶經營地一次懲罰。它只能造成越來越嚴重而且無法救治的“三農問題”。即使像老牌資本帝國養活過剩人口、過剩勞動力那樣養活他們。這種生產方式也是嚴重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為它使得社會生產效率無法提高，國內市場無法擴大，現代工具設備、科學技術無法普及推廣到農業。在目前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條件下，這種生產方式內部的地主與農奴的矛盾，不可能激化成大規模的群叢斗爭。因為其中的勞動者太勞累、繁忙，收入太低微，又受到鄉村官吏的欺壓。他們與鄉村官吏執氣劃不來，不如外出打工長期不歸。其長期存在的結果是一家一戶的生產為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特大農場取代。
使用工資購買來勞動力（包括高薪雇傭來廠長、經理、其他管理人員等）進行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與斗爭。它是目前人類占絕對統治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到80年代中期已經占據了中華民族的絕對統治地位，形成了當時非常強大的社會力量。它不滿足于凌駕于自己頭上的官僚壟斷階級的“國家所有”，它要用資產階級的“民主”限制改造國家法權，使其適應于最初資本主義生產的需要。這就造成了87年底和89年的學潮。八十年代末期的學潮，正是對修正主義復辟私有制、消滅社會主義的一次懲罰。
這種性質的學潮失敗也是必然的，也是中國社會上的最后一次。因為它和整個世界局勢相背離。就當時的世界來說雖然是資本主義，卻不是上進革命的資本主義--即商業資本或產業資本領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代，而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即資本帝國主義。就這個帝國主義來說，也不再是金融壟斷，或國家壟斷的帝國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即將形成的帝國主義。在這種世界局勢下，修正主義復辟分子只能將整個中華民族人人有份的生產資料無償的送給幾個人，讓他們成為巨型跨國公司的總裁，才能同具有幾百年歷史的老的巨型跨國公司在爭奪市場、料源、投資場所、科學頭腦、廉價勞動力的角逐中存在發展下去。在這種世界壟斷的環境中，一般中小資本是無法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它們只能依附于巨型跨國公司，成其分支機構和毛細血管才能生存、維持下去。
這就是說原來的官僚壟斷階級要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改變性質、發生分化，分裂成幾個派別，搶占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在這個搶奪戰中失敗的人，僅僅給以較高的退休金（這種退休金隨貨幣貶值在減少）和生活補貼，應付到老死了事。（這也是背判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支持修正主義復辟勢力的一個懲罰）。學潮之后的中央最高層領導人，正是代表了資本世界壟斷的需要。提出了“接軌說”、“全球化”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動員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去跪求外國資本，來統治中華民族，另一方面是用數百倍濫發紙幣，交給其親友作資本，走入世界市場，成為跨國公司的總裁，變成了世界壟斷階級的中國成員。92年蘇聯解體，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帝國主義的世界壟斷時代。二十世紀末加入世貿，標志著中國產生了一批跨國公司，成了新生的資本大帝國，開始與老牌的資本帝國進行角逐。中國政府是世界壟斷階級的政府，是世界壟斷階級中國成員的最忠實的管家。它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更不用說小資產階農民階級、無產階級了。這是自89學潮以來，97年世界經濟危機中銀行呆帳、壞帳地處理，工人解雇下崗、中小型企業破產法，三農問題的產生嚴重化，引進外資，加入世貿等活動中徹底表明了的。
（二）共運逆潮。文革是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之后，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站在公共所有權的立場上看，完全是正當的，合情合理的，維護憲法的行為。站在國家政權的立場上看，就是所謂“迫害老干部”的犯上作亂的造反大罪。這種無產階級的大民主運動，正是當時世界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它繼續發展的需要；所以能夠激發起世界人民進行“民主”斗爭的熱情。在67和68兩年內，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學潮。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學潮對其統治集團、官僚壟斷階級的刺激特別強烈，使這個階級極為驚恐憤怒。毛澤東去世后，中華民族的官僚壟斷階級，消滅了文革勢力，輕松愉快地拋棄了“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恢復了部分人富裕的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使得“大官們”的權力和利益鞏固和發展起來了。這就使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官僚壟斷階級，從驚恐轉到興奮和神往。
中華民族89年的學潮同樣影響世界，在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造成了以學潮為標志的群眾斗爭。從總體上看“89學潮”依然屬于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與斗爭。但在中國和蘇東的性質是不同的。在中華民族中，由于國家政權消滅了公有制的幼芽，恢復了私有制度。同心協力地消滅社會主義，復辟私有制的官僚壟斷階級，在將全民人人有份的公共財產搶占為私人財產時，分裂成了幾個派別，其中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個人獨裁專制派，暗伏的資產階級的世界壟斷派，還有最初社會主義制度的虛幻派。正是“化公為私”的官僚壟斷分子搶占全民財產為私產，使得已經縮減到很小的“三大差別”，迅猛而且無限的擴大著，使得社會的腐敗、墮落無法救治。所有的腐敗墮落全都是損害無權的民眾的，但在私有制意識這種妖霧的毒害下，沒有起碼的社會科學常識的民眾，雖然時時處處進行單個人的本能反抗，對整個社會卻不起半點作用。學潮的發動領導集團，卻是站在恢復不久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代表著新生的資產階級勢力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個人獨裁專制派進行爭奪財產和權力的斗爭。他們利用了民眾“反腐敗、反官倒”的自發斗爭，形成了遍及全國的群眾運動。學潮不保護公有制，不反對私有化，反而認為私有化的速度太慢了。他們主張“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基礎上的“民主”，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中的“國家所有”，反對國家壟斷中的“個人獨裁專制”。沒有社會科學常識的民眾自發地反抗斗爭，除了被他人利用之外是沒有別的出路的。例如奴隸階級反對奴隸制度的自發斗爭，為地主階級利用；農奴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為地主階級的在野派或資產階級所利用；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制度的自發斗爭，為資產階級在野派或共產黨的上層領導集團所利用。這就是說“中國89學潮”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獨裁專制度派的斗爭。
蘇東學潮的性質不是這樣。因為他們沒有直接進行過“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文化革命，沒有經過國家法權消滅公有制的幼芽、復辟私有制的政變；為此，蘇東學潮的性質是“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斗爭。這種斗爭的實質，當時斗爭的雙方都是不認識不理解的，正如除了毛澤東之外的“中國十年文革”一樣。中華民族鎮壓平息學潮，是資產階級的個人獨裁專制派戰勝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而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的世界壟斷派手里。而蘇東鎮壓平息學潮卻是國家法權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公有制幼芽、恢復私有制度。這樣蘇東鎮壓、平息學潮的過程，也就是官僚壟斷階級摘掉社會主義的招牌，拋棄共產黨的衣帽，從而成為“名正言順”的資本主義制的過程。
蘇東的國家政權鎮壓消滅公共所有權，同樣也必須消滅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恢復資本、封建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轉換，生產活動和其他經濟活動中的權力轉換，必然要造成經濟活動的停滯和混亂。掌握、使用社會職業暴力的人，只能向資本帝國乞求資助和貸款，只能跪請其他各國的跨國公司去他們占領的地盤上投資，收買、開辦各種企事業來維持他們國家機構的特高開支。這樣就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人類社會復歸到以美國政府為霸主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中去。恢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俄羅斯，一旦恢復了社會的正常秩序，也只能是一個后起的資本大帝國，其中也要產生出幾個巨型跨國公司，成為世界壟斷階級的俄羅斯成員。俄國的跨國公司也必定要同老牌跨國公司在爭奪市場、投資場所等的角逐中生存和發展。俄國政府也只能是世界壟斷階級的政府，是世界壟斷階級俄國成員的最忠實管家。既然美國政府沒有能力，乘著官僚壟斷階級的叛亂消滅他們的國家，使之變成自己的諸侯國或行省，他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就徹底動搖了。他們所代表的老牌的資本帝國，支持援助了官僚壟斷階級的復辟倒退，最后一定要受到懲罰的。新興的資本大帝國是不允許美國政府的霸權，永遠加大他們頭上的。這就為新的資本大戰播下了種子。
（三）資本主義的暫時繁榮。在使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中，共產黨的上層領導集團出于官僚壟斷的社會本能，同時背叛信仰、出賣靈魂、否定自己的前史，鎮壓、消滅民眾行使的公共所有權，復辟私有制度。毀滅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方式，恢復封建資本的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方式。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方式的轉換，造成了生產的停滯和社會的混亂；鎮壓、平息民眾的反抗，需要收買官吏，支付飛速膨脹的社會職業暴力的費用。這就逼使著掌握使用社會職業暴力的人向資本帝國乞求資助、貸款，跪請外國的跨國公司向他們管理的地方投資、收買停止運行的企事業，開辦新的企事業。這就把原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陸地四分之一的市場、料源、投資場所、科學頭腦和廉價的勞動力出賣給了資本帝國主義。
資本帝國主義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和原社會主義陣營的進攻下，日落西山、氣息奄奄，形將就墓，在二次大戰后、它所挑起的局部戰爭中節節失敗，其本國人民的反戰運動此起彼伏，戰場上士兵們抗拒命令不進入戰斗的情況不斷發生。但由于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上層統治階級的同時背叛，他們不費口舌，不費一槍一彈，垂手得到了如此龐大的市場，投資場所等，也就得到了充足的營養和血液，亢奮起來了，從而出現了垂死資本帝國暫時繁榮的奇跡。
我們反復的講，限制資本生存和發展的是市場（包括投資場所），這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個別國家剛確立時，就反映出來的事。只要能為資本提供市場，它就能夠生存和發展下去。但好境不長，由于當時世界生產力相對于資本主義世界權力系統來說太發展了，如此龐大的市場不足幾年的時間就被完全充塞，1997年也就產生出世界壟斷之后的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從此，人類社會進入了世界摩登、難能發展的死胡同去。
（四）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從1992年蘇聯解體開始，人類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之中去。世界壟斷的第一個社會形態是以美國政府為霸主，行使霸權控制著其他所有國家政府維護著世界壟斷的“正常秩序”。世界壟斷的正常秩序就是占人口極少數的跨國公司的總裁，集中壟斷了全人類生產資料的百分之七、八十，通過“工資雇傭勞動”的方式，控制、限制、使用其他所有人的生存和發展，讓其生存發展服從世界壟斷分子的需要。其中有三、四百家巨型跨國公司就控制壟斷了六十多億世界人口，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美國一個最大的跨國公司的年收入超過了四十多個中、小國家的年總收入。這種壟斷造成了人世間的極不合理，極不公平，使得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成了過剩人口。
世界的權力系統不適應于世界生產力的需要。消滅私有制的世界權力系統，創造共產主義制度的客觀物質條件（指世界生產力），在二十紀初期，就已經具備了。只是主觀條件還遠遠不夠。掌握政、財、文等權的人們堅決鎮壓反對，包括共產黨的上層領導集團，一旦掌握了政、財、文等大掌，就要背叛信仰，出賣靈魂，否定自己的前史，鎮壓消滅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革命。不掌權的民眾受到了黨、政、軍、財、文大權的限制與約束，無法覺悟，形不成改造世界權力系統的足夠強大的力量，這樣人世間極不合理、極不公平的世界摩登也只能存在和增加下去。
九、文化革命的意義
文化革命失敗了。它是作為所有制變革之后，人類社會第一次使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地社會大改造失敗的。它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的功跡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它比1871年“巴黎公社”的意義還要偉大輝煌得多。盡管它的敵人官僚壟斷階級聯合了一切私有制勢力，勾結了全世界的資本帝國勢力，使用了一些無恥的文人，控制著全部宣傳、教育機構，竭盡全力攻擊它、污蔑它。在一個時期內搞得寒流滾滾、黑云壓城。但有思想的人，稍微一想就會明白：那種出賣靈魂、背叛信仰無恥地否定自己前史的叛徒集團，嘴里能吐出象牙來嗎！他們除了確保和擴大“大官們”這個階級的權力和利益，指鹿硬說馬之外，還有什么真理實話可言呢？他們“反手云，覆手雨，反來復去弄機弦”的目的，無非是把中華民族人人有份的財產變成個人的私產，使自己成為世界壟斷分子，進入跨國公司總裁的行列罷了。
（一）文化革命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它普及發展了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使人們對人和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更深入一步，它創立了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的豐富經驗和教訓。下面從幾個方面來說明。第一，文化革命不僅證明了共產主義是理想的社會制度，而且在實踐上讓人們看到了，它是不遠的將來的社會事實。它為人類行使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創造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實際經驗。它使人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理解更加確切、真實。只要世界無產階級形成“民眾大聯合”，粉碎了確保私人財產的社會職業暴力，將跨國公司壟斷的生產資料宣布為全人類公共所有，將分散在其他私人手里的少量生產資料聯合起來公共使用，在世界統一的經濟計劃地指導下，使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將國家陳列到歷史博物館中去，也就進入了共產主義的社會。
毛澤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說過，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人類社會大變革的時代。雖然，由于世界共產黨的處在國家機構中，掌權的那部分人集體背叛，延緩了這個偉大時刻的到來，但眼下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使得私有制的世界權力系統徹底地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它急等著世界無產階級的覺悟，形成“世界民眾大聯合”，用公共所有權的世界權力系統去代替它。
第二，文化革命再一次證明了馬列主義“國家理論”的正確。國家是私人所有權的最典型、最集中的存在形式，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是所有制變革后、阻止反對、消滅公共所有權，復辟私有制度的最主要社會力量。無產階級改造社會，必須借助于國家、剝奪剝奪者、變革所有制。無產階級革命家必須念念不忘馬列主義一再教導的“放棄有關國家的一切空話”，學會使用“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還要時刻準備著，一旦用完之后，就要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它的職能。
第三，文化革命使人們在學習繼承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對“人自身”的認識加深一步，深入到本質和規律之中去。提出了動物學本質和社會學本質的區別，以及兩種本質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發展變化的規律。在這個基礎上將“思想改造”定義到大腦的改造上去。這樣“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的根本屬性中的“客觀必然”，不僅包括了自然力、自然物，社會力、社會，還包括了人類自身的大腦和大腦職能--意識能力和思想水平。
第四，文化革命使人們在學習繼承馬列毛主義的基礎上，加深了對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和理解。重新把握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的內涵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重新理解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網、社會權力系統之間的關系。從而為人們“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能動活動，提供指導。
第五，文化革命和它之前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過程是：理論的創立和批駁，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奪取政權剝奪剝奪者，變革所有制，創立“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生產方式。此后，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最后解散國家進入共產主義制度。這也是由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再到群眾專政，最后是沒有任何專政的共產主義。
在這里資產階級專政，就是使用國家法權確保私人財產和財產繼承權的社會權力系統。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使用國家法權剝奪剝奪者，變革所有制，創造“集體勞動，共同富裕”的生產方式的社會權力系統。群眾專政就是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監督、批評、撤換國家機構中的官吏，限制、剝奪國家職能，使國家消亡，創造和完善行使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一旦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創造并完善了，也就取消了國家法權，不再需要“群眾專政”了。至此，人們應該明白文革在人類歷史上的位置和意義了。
（二）文革對中華民族的促進作用。文化革命失敗了，它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卻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作用，是中華民族前進過程中的一次特大飛躍。盡管勝利后的官僚壟斷分子高喊“個人責任制、一長制、專家治廠、專家治國”，無恥的吹捧歌頌封建制度中的所謂“清官”“好皇帝”，但他們卻無法恢復到“國家首腦一個人說了算、皇帝凌駕于法律之上，皇權世襲”的個人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中去。他們必須還要用“民主”、“改革”的口號，去欺騙著沒有社會科學知識的民眾和文人，便于他們去消滅公共所有權，恢復私有制度。
文化革命改變了中華民族在五、六千年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古老文明”中的法權觀念、奴隸思想--忠君報國、三綱五帝，百姓絕對順從官吏的“美德”。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迷信國家首腦，害怕官僚，他們在官吏面前抬起了頭，直起了腰。官吏在民眾眼里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光輝。在民眾心目中，不可動搖地升起了：什么干部名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們比小民還自私、低劣得多，別看他們威風凜凜、躍武揚威，只不過靠著暴力和權勢，民眾一起來、那個熊樣、連我們草民都不知。至此，中華民族的思想面貌來了一個大變化。他們開始有了“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的意識和要求。一些人要求當家作主，要求參加到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的組織管理中去，一些人要求以一個與官吏平等、有主權的人的資格、生活在社會上，一些人要求“官吏”當民眾的服務員與公仆。他們再也不心甘情愿地做供官吏們驅使，專為官吏們提供剩余價值，鑄造貨幣或其他服務的奴隸和工具。他們所需要的是行使“公共所有權”，與其他所有人一樣平等地參加到社會活動的組織管理中去。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最偉大的功績，是社會進步的需要，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公有制最首先、最重要、最起碼的基礎。沒有這種民主要求，怎么能談到文明社會，沒有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要求和習慣，怎么能談到共產主義。沒有文化革命“炎黃子孫”怎能拋棄當順民做奴隸的思想，怎么能丟掉私有制的遺老遺少們推崇備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準則。我們回想五八年經濟建設中“五風”猖狂成災的根本原因，就是民眾沒有這種民主要求、民主權力造成的。沒有十年文革，奴性最強，順民最多的中華民族，要獲得這種思想解放，需要歷時多少世紀，需要付出多少代價和鮮血。
我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者，是不同于修正主義復辟狂的。我們是從人類的解放、社會的進步這個角度看待歷史的。我們認為整個中華民族的這種精神面貌的大飛躍，就是他的最大進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功績。只有靠這種進步，才能最后結束私有制度，進入事實的公有制度中去，才能最后實現“民眾是社會的主人，代表和一切公職人員是民眾的公仆和服務員”的社會改造。我們最遺憾的是中華民族的這一進步太遲滯、緩慢，至今達不到社會前進一步的程度。如果這種“民主”能在二百年前實現，中華民族也就免去了遭受到列強瓜分宰割的痛苦；如果能在四百年前產生，努爾哈赤的子孫也不可能入主中原，成為漢人的主人。反對的人們、私有制的怪物、官僚壟斷分子，總是嫌中華民族落后得不夠，老是反對民主，千方百計地限制、剝奪民眾說話的權力，總是消滅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的公有制度。
文化革命失敗了，它曾解放過生產力，促進過生產的高速發展。他曾激發了除“走資派“之外的所有人的熱情、積極性、主動性，使幾乎所有的民眾、體會到自己是社會的一員，是社會的主人。在不短的時間內，盡管官吏們全都靠邊站了，對社會不起作用。民眾和他們的代表卻能在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地組織管理中，敢想、敢說、敢做，不求名利、不計報酬、盡心盡力。他們不僅能提供文化革命中民眾行使公共所有權所需要的一切物質用品，而且使全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文化革命前提高了很多。在資本帝國和社會帝國的環形經濟封鎖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糧食基本自給有余，還能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無條件的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不是復辟私有制后的人們，嘲笑當時的民眾“蠢、笨、不為個人，不為錢財、不怕苦、不怕累地拼命大于精神嗎；這種大于精神怎能“耽誤了經濟建設，少生產多少多少財物，造成多大多大的經濟損失呢？”
事實上，文化革命使民眾從“國家法權”的限制、約束中解放出來，行使公共所有權去組織管理一切社會活動，社會才有了生氣，有了欣欣向榮的氣象。在當時行使公共所有權的條件下，在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的口號中，不論那派群眾勢力強大，組織管理生產等公共事務，都是廉潔奉公、盡心盡責的，沒有貪污盜竊、受賄索賄、請客送禮、貪贓枉法，甚至稍有辦事不公，多吃多占，都會有大字報出來批評和制止。即使在個別時間、個別地方、由走資派，特別是“三支兩軍”的軍代表，組織控制的反文革勢力，違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公有制的社會斗爭原則，挑動武斗制造混亂，出現了一些損失；那也是群眾運動中難免的枝節問題。那是文革的對象的罪責，是國家法權對文革的反抗，而不是文革的錯誤。不用階級分析法，不用“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社會根本矛盾與斗爭的觀念看待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事情，就是一個糊涂人。
文化革命失敗了。它曾激發過除走資派之外的所有人的上進心和進取性。民眾要當家作主，要說話、要發表文章、要看大字報、小字報、傳單、報刊、雜志，要聽講演、聽廣播，要對生產、分配消費、教學等一切社會活動的組織管理工作發表意見、提出主張、參加辯論。上自七、八十的太太，下至七、八歲的娃娃都對社會、集體、家庭的事情關心爭論。為此，他們極需要文化、知識、科學，于是民中、民校、五七干校、理論學習班，科技普及推廣隊，科技試驗園地，文藝宣傳隊、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案等，雨后春筍般的出現了。中華民族在激進、在飛躍。公有制所需要的教育開始萌芽產生，它是讓人們產生科學觀念，讓人們在科學觀念的指導下，進入“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的社會活動中去。私有制的教育受到了重大沖擊：它是用嚴格等級制的教育、訓練人的等級從服觀念，向學生灌輸法權觀念、道德倫理觀念，進行奴化教育，使學生成為資本的最恭順的奴才和奴隸服務。
正是文化革命使中華民族產生了激進、飛躍，才打碎了資本帝國和社會帝國二十多年的經濟封鎖，使資本帝國政府低頭認輸，主動承認社會主義中國的存在，來中國建交。相反，正是反文革勢力勝利后，跪著向資本帝國政府乞求資助和貸款，哀求所有外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并傾銷過剩商品，并確保他們在華的最高利潤和最優惠待遇。
文化革命無論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還是對中華民族的前進，都起到了它的巨大作用。并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步將人們故意用來掩蓋其本質的煙幕揭去，它的偉大意義和作用，也就要越來越明確的顯示在全人類面前。正如一個朋友，在1990年全國性的一次學術交流會上說過的那樣：毛澤東的英明偉大，主要表現在所有制變革后他所領導的中華民族的實踐中。
十、文化革命的經驗教訓
文化革命過去近三十年了。它失敗了，受到了共產黨的“大官們”這個掌握著黨、政、軍、財、文大權的社會集團，為消滅公有制、復辟私有制而進行的卑鄙無恥的攻擊與污蔑。它卻給人們留下了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無比輝煌和巨大的財富。它為人類創造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制度，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實證材料。它的經驗教訓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正確地認識處理客觀必然與自覺能動性的關系問題。下面我們對這一經驗教訓分開來認識。
（一）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根據58年經濟建設中的“五風”，和多年糾正的實踐，以及同赫魯曉夫的論戰。認識了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的矛盾，為自己提出了“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改造社會的任務，并形成了意志和決心。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先于任何人的主義。但對于“公共所有權的本質和規律，還沒有完全的認識，對“公共所有權”同國家法權的關系，和如何代替還要逐步地實驗、探索。再簽于58年“左”的錯誤教訓，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非常小心謹慎的，可以用“謹小慎微”來形容。在社教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法權地生死搏斗時，他既不能喪失個人的主動地位，毀掉革命的火種，又必須一步一步地前進，也只能依據面對的社會勢力對此，因勢利導。正是毛澤東主義在形成發展中，文化革命的發動和領導都是利用人們的法權觀念和道德理論觀念進行的。這就產生了它的一個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實踐中必然造成思想的混亂，行動的混亂，為他一去世立即失敗埋下了隱患。
（二）革命活動中的自覺成份。由于毛澤東主義在形成和發展中，文革前的理論準備很不充分，沒有通過相當時間的“理論斗爭”產生出相當數量的志立于改造社會的人才來。在這里毛澤東對民眾的思想水平，意識能力估計過高，對反文革勢力估計不足。一句話對于人的動物學意義上的本質和社會本質，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區分。
（三）兩類不同的規律。文革的失敗，國際共運的逆潮告訴人們：只學習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只注意法權觀念和道德倫理觀念的灌輸，忽視或放棄了普及和教學社會科學和理論科學的社會集團和民族，必然要把自然規律的一般性運用到自己沒有學過、不曾知道的社會規律中去。從而崇賞自然自發，反對“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能動活動，提倡“無為”、等待、觀望的態度，成為“唯生產力論”的支持擁護者。這種社會集團和民族一定要受到歷史的嘲弄和懲罰，一定要吃盡“社會規律自然自發地為自己開辟道路”時，帶來的苦痛。當歷史的嘲弄和懲罰逼迫著人們承認社會規律的特殊性，逼迫著人們去學習、研究、普及社會科學，逼迫著人們把社會科學的教學放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之上時，從而才能使相當多的人自覺的進入“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實踐中去，才能使人類社會進入“自覺自為地發展”過程中去，進入理想的共產主義制度。
（四）思想改造。毛澤東根據社會規律的特殊性，提出并反復強調“思想改造”。文革前樹立了雷鋒、焦裕祿、大寨大慶等道德典型，長期讓人們學習。林彪也選出了“老三篇”在全軍、全黨、全民中作為制度進行普及。文革奪權斗爭的激烈時期也提出了“斗私批修”的號召。歷史證明，這種單純的“道德倫理”教育，對于當時的社會風尚雖然有重要作用，但對于社會的運動變革來說，其作用就太微小了。它阻止不了人們分化成階級和政治派別，它制止不了人們爭取生存，爭奪財產和權力的斗爭；它沒能使文革勢力團結、鞏固，戰勝國家法權，向共產主義前進一步。相反，卻幫助了反文革勢力消滅文革勢力，復辟了私有制度。從而讓人們對這種“道德信條”進行嘲諷和恥笑。這就向人們提出了重新認識“思想改造”，重新研究“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
我們結合文革前后“思想改造”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結合整個人類歷史中的思想發展史，就不能不對“思想改造”進行科學的理解和規定。從科學意義上講：思想改造就是改造人的大腦，提高其職能--意識能力和思想水平，使之對要認識的事物及其存在環境，能夠迅速地達到本質和規律的深度，還能通過正確的推理走到實踐的前面去，指導實踐。在實踐中能事先做好應變的準備，使自己一方立于不敗之地。“思想改造”的方法是學習繼承前人認識的科學成果。不是法權規范、道德規范。其中以學習繼承當代最先進的理論科學系統為首要，這是使個人大腦發展到時代高度的最便捷方法。而后再進入個人的“實踐，認識”的反復中，繼續發展。
在這里“理論斗爭”是推動人類大腦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激發人們學習繼承理論科學的興趣，訓練提高個人的理論思維能力，推動理論的研究與發展，制止盲目、錯誤的實踐，普及正確的認識，使真理掌握群眾成為“精神變物質”的關鍵環節。為此，“理論斗爭”是公有制社會中最經常最大量地社會活動。共產主義主要通過“理論斗爭”將無窮多個人意志統一成社會意志，促進“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循環，推動社會的前進運動。這樣就把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思想改造”，從目的、內容到方法，全都納入科學的指導之中，使之從林彪的道德倫理的歪曲、修正中解放出來。
（五）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史命。自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無產階級認識改造社會，已經有一百五十多年了。這一史命是由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水平、科技成果積累的程度，產生出來的人類社會前進運動的新形式。它是自覺的改造社會的人，在認識了人、社會集團、階級、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基礎上，聯合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去啟蒙、教育、組織、帶領，本能地反抗剝削壓迫的革命階級，使之成為自為的階級；讓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自覺地認識改造社會的人，這樣形成了革命的主力軍。同時組織、聯合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中各種權力的反作用力，造成革命的統一戰線，使革命的力量超過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的力量，粉碎過時的社會權力系統，建立起先鋒隊中的先進人物，使用的社會權力系統，改造社會。無產階級改造社會：本質上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使用“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變革所有制，將社會上絕大多數的生產資料宣布為公共所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后使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建立起公共所有權的社會權力系統，最后解散國家。這里代替國家法權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封建、資本的生產方式時，防止生產停滯，其他經濟活動混亂，造成經濟困難。二是在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之前，必須普及理論科學和社會科學，產生出相當數量的、立志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人才來。
（六）社會人才。唯心主義的天才論，機遇論是反動的。它是目前文明時代、訓練人的盲從思想和奴隸主義，消極等待觀念的理論根據，也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的最后一種形式。辯證唯物主義承認人的差別，肯定人才在“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不僅否定上帝、神仙、圣靈的啟示、誘導，也否定“遺傳基因”決定論。它認為人的社會素質的差別是由后天的生存環境與所受的教育不同，以及各人實踐認識的目標、方向、方式、方法不同造成的。由于這三大類情況的差別，造成了大腦的功能和其他有關肉體器官向著不同的部分、方向發展，抑制了其他部分、方向的發展，使另一些部分、方向退化造成的。在私有制度的最末階段，“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社會活動，是最復雜最艱難的活動，需要有相應的社會人才。沒有這種人才或人才不足，就不會有這種社會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勝利。這就提出了有關人才的產生與培養問題，也就是自覺革命力量的形成與發展問題。這一點上面多次提到，不再重復。
十一、為迎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奮斗
共產黨人是發誓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共產主義制度是生產資料為全人類公共所有。其實質是用公共所有權組織管理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的社會權力系統。共產黨人需要在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指導下，根據面對世界的具體情況提出具體任務和方法，向著共產主義的目標一步步地改造面對的世界。我們面對的世界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壟斷。限制約束每個人生存和發展，造成人間極不合理、極不公平，使社會特別地腐敗、墮落的實質是資本主義世界壟斷的權力系統。
生產資料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物質條件。壟斷了生產資料也就占有了勞動產品，壟斷了整個人類的財富，壟斷了其他所有人生存發展所必須的物資、能量，讓其他所有人的生存發展服從壟斷分子的需要。資本主義世界壟斷的含義是：在人類社會中產生了一個世界壟斷階級，以及確保這個階級的壟斷權，“能夠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世界權力系統。這個世界權力系統使整個人類分化成世界壟斷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五大類型。由于他們在世界權力系統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社會職能不同，政治態度也就不同，也就自然自發地發生著矛盾和斗爭。
世界壟斷階級，是以跨國公司的總裁們為核心，以他們“特高薪”收買的依附于他們生存的“精英”或“科學頭腦”為骨干構成的社會集團。他們中的一部分處在各大國的政府首腦地位進行決策。這個階級的社會職能是行使和確保資本的世界壟斷權。這個階級是目前世界的主人，也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也是限制約束其他所有人正常生存和發展的死敵，是必須打倒消滅的。
官僚買辦階級，目前是以美國政府為霸主，其他各大國政府為骨干，協迫著一些小國政府，由各國政府控制著各自的國民形成了一個世界權力系統。在這個世界的權力系統中除了各大國首腦決策的最上層官員之外的、所有上、中層官吏構成的社會集團，就是官僚買辦階級。他們的社會職能是貫徹、執行世界壟斷階級的政策、政令、法律、法規、法令等，確保和維護資本的世界壟斷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他們屬于世界壟斷階級的物質上層建筑的主要成分。由于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他們要定期選換，但不管誰上臺，都是確保和維護資本的世界壟斷權的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他們是為世界壟斷階級處理日常事務的。其中一部分可以為無產階級或其他階級所利用。
民族資產階級，是指勾結不上官府，沒有跨出國門的中小資本家構成的社會集團。他們要受世界壟斷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的壓迫和掠奪，失去了發展成世界壟斷階級的可能動性，常常要依附于跨國公司來生存和維持，成為跨國公司的支脈和毛細血管。他們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有時也同情無產階級和過剩人口的境遇；不過在用人、斂財的手法上，有些比世界壟斷分子要可惡，因為他們在世界壟斷和官僚買辦的逼迫下，不對民眾苛求無法生存。他們在世界壟斷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團結，爭取的力量，是不太好的同盟軍。
小資產階級是指使用自家生產資料，自家的勞動力進行經營生活的人，其中包括自家進行生產生活在內的農民。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最可靠同盟軍。
無產階級，包括出賣勞動力取得工資而生活的復雜勞動者，包括各企業和服務行業靠工資生活的教職員工，也包括失業、待業、下崗等乞求社會救濟金生存的人，也包括失去了正當職業的無產者流民。目前這個階級的人數比例很大，層次比較多，情況也比較復雜，其物質生活水平也相差較大。他們對革命的態度差別也比較大。他們除了具有反對社會力的限制、約束、爭取生存和發展的一面之外，還有奴隸思想，法權觀念自卑心的一面，他們是自在的革命階級，卻不是自為的革命階級。這個階級能否覺悟，覺悟的速度和程度是關系到會不會產生無產階級革命，以及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進分子，主要是做他們的思想轉化工作，主要是用理論科學和社會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產生出“科學觀念”，投身到“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社會活動中去。
目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每兩個階級之間，每一個階級內部各階層之間、每兩個社會集團、幫派之間，甚至每兩個人之間都存在矛盾。這是矛盾普遍性的反映。改造社會的人，對每一類型的矛盾，都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下面我們提出三大類矛盾，供人們參考。
第一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是目前世界的根本矛盾，它決定制約著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矛盾。不過目前的資本主義是世界壟斷的資本主義，這一矛盾的表現形式也就變化了，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和世界壟斷階級的矛盾。因為官僚買賣階級是世界壟斷階級的工具和奴才，革命無產者爭取生存的斗爭，首先同官僚買賣階級，甚至是最下層的爪牙斗爭。很多無產者根本就見不到，甚至不知道巨型跨國公司的總裁，跨國公司具體怎樣壓迫、剝削民眾也不清楚，這就需要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進分子研究認識斗爭的策略、政策、藝術。人們必須明白，根本矛盾是決之其他所有矛盾的，根本矛盾不解決，其他矛盾就不能最后解決。無產階級革命家暫時解決其他矛盾的目的，也是為著解決根本矛盾服務的。這一根本矛盾的解決，就是消滅資本的生產方式，創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將生產資料宣布為全人類的財富，為世界居民共同所有，并建立起行使公共所有權的世界權力系統，組織管理生產、分配、消費等一切社會活動。人類社會通過行使公共所有權；通過“理論斗爭”、辯論、商討、表決、選舉、撤換等“文斗”方式，解決一切社會矛盾和個人生存發展中的一切問題，將國家法權拋入歷史博物館去。
第二、世界壟斷階級與官僚買辦階級的矛盾。世界壟斷階級是目前世界的主人，官僚買辦階級是依附于世界壟斷階級生存的，從本質上看他們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因為目前世界存在著近二百個民族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他們手里掌握著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占國民人口的數量較大，具有一定的實力。這樣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點，而與統一的世界資本大帝國的行省或諸侯國不同。正是這種民族國家的特殊利益，使得官僚買辦階級與世界壟斷階級產生矛盾與斗爭。也就是說官僚買辦階級不得不代表民族國家的利益，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一定的利益和要求，既要做世界壟斷階級的買辦，又要與之斗爭。這種斗爭表現在行使霸權，反對霸權，爭取行使國家主權，以及民族獨立戰爭之中。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應該學會利用民族矛盾和戰爭發展訓練自己的力量。
第三，世界壟斷階級內部各派別的矛盾。世界壟斷階級是目前世界勢力最強大、人數極少的階級。其勢力就在于壟斷了世界上絕對多數的生產資料，占有處置產品。它可以用資助、貸款、薪金、工資、救濟金等方式，剝奪別人的意志，推行個人意志。也就是讓那些從他們手里得到資助、貸款、薪金、工資、救濟金的人，放棄個人的意志，完成他們指定的任務。目前跨國公司第一位的本質是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的根本屬性--排除其他所有人之外的個人獨占獨享性，第二位的本質是資本生產方式的屬性，也就是市場決定其生存和發展，它要時時處處與其他跨國公司進行“爭奪市場，料源、投資場所，科學頭腦，廉價勞動力”的斗爭。第三位的本質是各跨國公司還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性。它們從各民族國家中成長發展起來，在并存的同類中就有新舊之分，朝氣與暮氣不同，發展的能動力和加速度的差別，市場占有份額的懸殊。在進入退出市場的重重壁壘中，在奪取和保住市場的角逐中，都需要本民族的社會職業暴力作后盾。雖然有世界霸主保護他們的共同利益，但還需要本民族的國家政府保護他們的特殊利益，并且還要設置自己的職業暴力--保安隊確保自己行使的特權。世界壟斷階級的這三個本質，使它在競爭中分裂成幾個派別，分別左右著一些民族國家，形成相應的國家集團，進行著爭奪市場等的角逐。這種斗爭在一定的條件就會造成世界的資本大戰。如前兩次資本大戰那樣。
在目前的三大世界矛盾中，第一個矛盾會產生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與世界壟斷階級聯合部分官僚買辦階級的鎮壓。第二個矛盾會產生出反對霸權的民族戰爭。第三個矛盾會產生出爭奪霸權的資本大戰。通過資本大戰，創造市場，兼并國家，使能夠獨立行使主權的國家越來越少，兼并資本、使壟斷世界二分之一以上財富的巨型跨國公司的數目越來越少，重新確立世界霸主；最后是消滅國界統一世界。在統一的世界資本大帝國中，再產生“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無產階級革命。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曾出現過：從春秋到戰國、秦始皇統一天下，再到大澤鄉起義的過程；它所表明的是在私有制下、社會規律自然自發地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情況。
目前世界的三大矛盾相互相系、相互作用攪和在一起，自然自發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運動變化。我們期盼著產生出相當數量的社會人才來，結合成自覺地“認識改造社會，爭取相對自由”的社會力量，促進人類社會的前進運動，減少或防止社會規律在自然自發地起作用時給人類造成的災難與禍害。讓那些反對、壓制“學習、研究、普及理論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閉口吧！因為他們的主張不符合人的根本屬性，“認識改造客觀必然，爭取相對自由”，不符合目前人類社會“由自然自發的運動方式，向自覺自為的運動方式”地轉化。
從客觀物質條件來看，在整個資本帝國主義階段，無產階級革命都有可能取得勝利，并能存在發展下去。但就其主觀條件來看，就不是這樣，它需要產生出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相當數量的自覺成分來。如果說最初的金融壟斷的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在局部地區（一個國家）奪取政權、創建最初的社會主義制度，那么在最后的世界壟斷的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就可以在世界勝利，創立更高一級的社會主義制度，隨后過渡到共產主義制度中去。
到這里，我們可以說原始社會人類處在不開化的蒙昧時代，社會規律在人們“認識、改造自然力、自然物爭取生存”中，自然自發地起作用，推動社會的前進。私有制社會，人類處在野蠻時代，人們不僅在“認識、改造自然力、自然物中爭取生存”，而且也在“認識改造社會力中，爭取生存和發展”；但由于人們對社會的認識，遠遠達不到科學的程度，認識不到社會的本質和規律，這時人們認識改造社會的斗爭，還處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范圍內，從而社會規律依然處在自然自發地起作用、推動社會前進的狀態下。公有制社會中，認識到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人，已經占總人口的比數相當大，從而“科學觀念”能夠穩占社會意識活動的主導地位，這時社會的發展也就拋棄了自然自發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社會變革，也就是社會科學的產生、發展，并為相當多的人學習掌握，從而使科學觀念戰勝消滅法權觀念，穩占社會意識活動的主導地位的過程。
國際共運史告訴我們，馬克思是第一個把人們對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的人。這門科學在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實踐中，由列寧、毛澤東向前發展了。但由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變革所有制之后，全部精力用在鞏固政權，進行經濟建設上，在教學上采用了“實用主義”的方法。只注意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教學，只進行法權觀念和道德倫理觀念的灌輸，忽視和反對社會科學的普及和教學，也就產生不出改造社會的人才來。在“用公共所有權代替國家法權”的社會改造中，失去了主體的作用，讓國家法權戰勝和消滅了公共所有權，也就產生出國際共運的特大逆潮。
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勝利的客觀物質條件（指世界生產力）早就充分具備了。但作為社會規律來說，只有客觀物質條件還遠遠不夠，還必須具備充分的主觀條件。在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主觀條件中，基本理論系統已經有了，唯一缺少的是系統地學習、掌握了基本理論、而又立志“認識改造社會力，爭取相對自由”的相當數量的社會人才。這種人才需要有較高的社會素質，能夠迅速而正確的認識到面對的人，社會集團、社會、世界的本質的規律。
將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和有關社會科學知識，普及到不甘心受壓迫受剝削，而又決心改變個人悲慘命運的青少年中去，以此造就出無產階級改造世界的人才來。這就是目前為迎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首先要做的準備工作。反對禁止鎮壓、消滅對社會科學的學習研究、普及活動，讓社會規律自然自發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從而人們受到了嘲弄、懲罰，社會出現了災難和禍害；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大官們”，出賣靈魂，背叛信仰，否定自己的前史的行為；還不令人感到羞愧和恥辱，還不認識覺悟嗎？
2005、07、20 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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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紀念《十六條》發布四十周年 －－－推薦者按 |
作者: wjs
日期: 2006-08-08 06:43
今天是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發布四十周年。四十年的階級斗爭的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了毛主席的英名論斷：“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由于以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的反抗和破壞，由于人們的認識水平還沒有達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高度，這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失敗了。但是這次文化大革命所留給人類的思想、政治和文化遺產卻日益閃爍著耀眼的光輝，她象巴黎公社一樣，將永遠指引人類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天堂。
張宗魯是文革的參與者，也是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文革中和文革后打擊的革命者。幾十年來，他象許多人一樣反省和思索，寫出了許多政論文章。他的《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經過近四十年思考的結果。我們推出這篇文章以紀念《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四十周年，以期共同發掘文化大革命留給人類的寶貴遺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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