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光輝是遮不住的

——紀念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民歌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也是毛澤東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四十年前震動世界的這次大革命，在毛澤東逝世后被中國黨內的走資派和政治庸人徹底否定，并策動所有的輿論工具，鼓動起所有的資產階級理論家和無恥文人對其妖魔化，甚至不惜使用潑婦罵街和造謠污蔑的卑劣手段。特別是他們利用專制手段剝奪了擁護文革人們的話語權，事實的真象被掩蓋了起來。然而，歷史進步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烏云遮不住太陽，紙里包不住烈火。今天，文化大革命所顯示的真理光輝，由于蘇聯東歐劇變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的反證，更加鮮明地展示在中國以及世界人民面前。

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做了三件事：

一、從理論和實踐上提出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科學論斷，指明死不改悔的黨內走資派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的主要敵人，宣告對走資派造反有理。

二、讓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自己起來監政、參政、管理企業、管理經濟、管理國家，真正當家做主人。

三、開展“四大”并將其寫進憲法。

文革四十年來，中國兩個階級、兩種力量激烈斗爭的焦點正是這三條。這三條，對于黨內資產階級顯然是不利的，對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來說，卻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它科學闡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分清了敵我，明確了依靠力量，使現代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第一次走向科學。本來，毛澤東和人民都不情愿黨內走資派從革命隊伍中分裂出去；然而客觀事實如此，客觀規律如此，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唯一的結論只能是：走歷史必由之路。

(一)

1981年，《關于黨內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不承認黨內資產階級存在，武斷地說：“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若誠如其所說，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都被打倒了，合乎邏輯的結果應該是文化大革命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決議》卻沒有這樣說，反而不得不承認：在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中，“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再看看1979年之后，當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走資派全部平反、重新掌握黨和國家與各級最高權力之后，二十多年整黨，越整黨風越壞。至今仍有4000名黨內高官外逃，攜走國家財產500億，每年處理腐敗案件平均不下數萬起。公有制經濟大部分被摧垮，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失去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重新淪為廉價勞動力和被剝削者，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原來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被逐漸改變著性質，社會主義原則從根本上被瓦解。鄧小平自己也說：“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

所謂“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自己撕掉了假面具，用實際行動證明他們不過是一批熱衷于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異己份子。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批判走資派是完全必要的，走資派的存在并非《黨內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說的“毫無根據”，而是鐵的事實。走資派的問題并非我國社會主義所獨有。造成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蘇聯轟然解體，一朝傾潰，蛻變為資本主義的，不是原有的富農、資本家，而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歷史雄辯地證明，毛澤東關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科學概括。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只有奮起開展反對走資派的斗爭，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鞏固和發展。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生產資料絕大部份歸人民所有。這一點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此，促使我國生產力以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無可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的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也就是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沒有完成。這一點又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需要社會主義在前進過程中逐步創造條件予以改變。所有制包括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所有權雖然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內容，但所有權還不能等同于所有制。管理權、處分權對所有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絕對不可忽視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話，管理者就會利用他們持有的管理權、處分權改變所有權，從而改變所有制。

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有限度。任何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還不可能一下子直接由絕大多數人共同管理、處分生產資料，都不可能一下子消滅分工。真正實現絕大多數人共同管理生產資料有待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有待于產品的高度豐富、有待于人們的覺悟條件的形成。所以，人民選擇久經考驗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領導管理、處分生產資料，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時，人民也清醒地看到，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并非每一個人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些人本來就只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一些人在地位變化后思想也會變化。當著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毛澤東為代表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時候，管理權、處分權就和所有權趨于一致；當著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走資派手中的時候，管理權、處分權必然與所有權發生背離，一旦這些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改變所有制、復辟資本主義就很容易。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就指出：“民主革命解決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中，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326頁)。

一九五九年他又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教科書筆記)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講話中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后來又講：“我看所有制還沒有解決，不是全部沒有解決，是相當一部分沒有解決。”所謂所有制沒有解決，主要的，就是指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

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新的剝削產生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焦點。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生產資料基本公有的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的矛盾，表現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消滅的政策，而是采取贖買的政策。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定息(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仍不同意改變這個政策)。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并沒有消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盡管經常動搖，多數還是能接受社會主義的，真正處心積慮復辟資本主義的只是極少數大資產階級頑固派。對于他們當然不能掉以輕心。但他們真的要想將復辟希望變為復辟行動，單憑他們自己的力量則絕無勝利的可能。這是因為他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被限制，從量上也無法與公有制抗衡；而且管理權、處分權也主要掌握在黨和國家管理人員手中。同時，廣大工農群眾也不認同。所以，他們只能在黨內尋找代理人。黨內走資派則不同。他們掌握著龐大的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又是以共產黨的領導干部的身份出現，在工人農民中有較大的欺騙性。黨內走資派的這些特點，造成對社會主義制度，對人民民主權利的最大威脅。搞社會主義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要敵人。

不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階級、階級斗爭，不承認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與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不是一個真正、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黨內資產階級總是散布階級消滅論，并把階級斗爭的解釋權抓在自己手里，把專政的矛頭指向人民，以便于復辟資本主義，壓制覺悟民眾的抵制與反抗。文化大革命始終堅持批判斗爭走資派的大方向，高舉向走資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擊中了要害。

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通過建立和發展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實現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當家做主。公有制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根本條件，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選擇，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任何離開建立和發展公有制去談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都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不過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一種詮釋。“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口號是違背社會主義憲法、損害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必然損害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利益的口號。歷史證明，小崗村經驗沒有給農民帶來共同富裕，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改制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黨內走資派的標志就是利用管理權、處分權改變所有權，推行私有化，為個人和小集團謀利益，顛覆社會主義；就是利用人民給的權利損害人民根本的政治、經濟利益。黨內外的走資派就是新的剝削者、壓迫者。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其實質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當前，關于改革方向的大辯論，其實質同樣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只有抓住兩條道路斗爭這個根本問題，才能解決兩極分化和黨內腐敗問題。決不能把腐敗反腐敗看成主要矛盾，那樣將會重蹈“四清四不清矛盾”的舊路，必然傷害大批可以挽救的干部，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靠所謂“高薪養廉”不行，單靠說服教育也不行；靠一部分管理人員監督另一部分管理人員的方法在實踐中也已失敗。只有批判走資派，努力搞好公有制經濟，動員和依靠所有權者(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起來監督，并且政治局委員首先做出表率，腐敗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離開文化大革命提供的這些經驗，企圖從資本主義國家尋求辦法，只能是徒勞。

一方面說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又斷言資產階級已經消滅并且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種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國實際，而且有悖于邏輯的荒唐理論已經在中國人民中間失去了公信力。把這種荒唐理論奉為社會主義旗幟，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恥辱。

(二)

四十年前，一大批不知名的小將，普通工人、農民奮起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舉一面大旗天也旋!使我們至今回憶起來，仍不禁熱血沸騰，心潮澎湃。特別是一批穿著工人、農民普通服裝的勞動者的代表坐上中共九大的最高議席的情景，更是開辟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氣象。這一切都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巨音又一次在神州大地雷霆響起，這才真叫做人民翻身做主人!

人民監政、參政、管理經濟、管理上層建筑、管理國家，真正當家做主人。這本來是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是生產資料基本公有所必然賦于的勞動者的最根本的權利。任何社會政權建設的本質都不過是保證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與所有權保持一致，保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者當家做主，任何社會最終都不得不承認勞動者的歷史進步作用；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當家做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涵義。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上張揚了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意識，文化大革命在這一方面顯示的歷史進步作用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分。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批語中就十分明確地提出：“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領導人民進行了偉大實踐。黨內走資派仇視人民當家做主，將其污蔑為無政府主義。他們一上臺就迫不及待地將工人、農民、勞動知識份子的代表從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上趕走。宣布今后不再搞群眾運動。一些資產階級庸人看不慣人民當家做主，他們把陳永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說成是中國的悲哀；對王進喜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名言進行書齋式的批判。但是，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宣告，文化大革命在政權建設方面所昭示的歷史進步意義永遠不會磨滅，上述這些新生事物必將再一次以更成熟、更強大的姿態磅薄于中國大地!

單憑少數人管理國家，是私有制的孑遺。沒有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直接監督和參與，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也不可能實現社會公正。是不是相信和直接依靠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群眾，是真假社會主義的試金石。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鄧小平、萬里加上一大堆幕僚，搞不好一個分田到戶的小崗村，而基層普通黨員吳仁寶、王洪彬們卻能帶領群眾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而大獲成功。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黨的領導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黨委領導、技術人員與工人三結合”的企業管理方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是毛澤東同志總結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前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管理經驗；這些管理經驗，加上文化大革命中老中青三結合、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工人代表大會、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等新創造，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廣泛推廣不僅在中國產生了卓越成效，而且受到世界理論界、管理界的高度重視。現代管理所推崇的扁平式管理，其實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為旗幟的現代人民革命運動的產物。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數典忘祖，只講學習資本主義管理經驗，不批判資本主義管理中的非科學成分；并且絕口不提繼承我國社會主義已經創造的先進管理經驗，除了顯示其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切心情之外，在理論上根本提不出任何有進步意義的管理思想，在實踐中更是一個個把公有制經濟搞垮、最終不過扮演了一個社會主義叛逆的歷史角色。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是一個最具爭議的話題。在現今流行的電視劇、小說及其它歷史、政治著作中，造反派被概念化、妖魔化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這種認識成立，就必須證明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社會不公、消滅了剝削壓迫。然而現實是：在文革結束近30年之后，社會不公、官員腐敗、兩極分化仍成為最熱門的話題。既然存在社會不公、官員腐敗、兩極分化，為什么不允許造反派存在?為什么壓迫有理和剝削有理而造反無理?為什么造反派就應該被打成反革命?這樣一個明顯的大道理，為什么在中國竟被顛倒?請問，攻擊毛澤東晚年思想、自詡為黨的正確領導的代表們；請問，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有誰能公開講清這個道理呢?

中國共產黨就是造反起家的，共產黨也曾被罵為妖魔，但共產黨最終獲得了人民的信任!恰恰是持續多年妖魔化文化革命和造反派的反毛浪潮，動搖了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合法性。

造反派今天被打成“反革命”，但歷史也將證實：造反派，就其核心來說，正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敢于同走資派進行斗爭的先進份子!

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功績：(1)不怕壓迫、不怕犧牲，敢于同走資派展開斗爭，斗私批修，站在保衛社會主義的最前線。(2)批判了封建血統論，批判了奴隸哲學，并取得輝煌勝利，使人民思想獲得了又一次解放。(3)繼承和發展了巴黎公社民主傳統，創造了民主直選、隨時更換、勤務組主動接受群眾監督，無條件允許批評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4)樹立了既當官又當老百姓，不脫離勞動，不脫離群眾，不追求報酬，大干社會主義的新干部形象。他們從來不說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那樣的混賬話。

(三)

民主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同黃炎培的講話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必要性和核心內容：“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這是資本主義民主能夠實現的高度，但人人起來負責，卻是資本主義民主不愿意也不敢達到的高度。文化大革命既實現了人民監督政府，又實現了人人起來負責，是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一次民主運動。她進一步批判了封建特權意識，高舉對走資派造反有理的旗幟，將四大寫入憲法，沉重地打擊了黨內資產階級，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中極大地張揚了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意識，鼓舞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使一切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免陷入邏輯混亂之中。

有人說毛澤東獨裁，但又說毛澤東倡導并在文化大革命中領導人民實踐的大民主是無政府主義。獨裁和無政府主義是兩個完全不相容的概念。從邏輯角度來看，不可能同時并存。特別是他們在中外歷史中找不出一個敢于動員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自己領導的政府的陰暗面的獨裁者的例子，毛澤東沒有處決過一個自己的政敵，在黨內斗爭中率先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英明原則，在文革中提出“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的口號，使今天的黨員和人民仍深受其惠。所以，黨內資產階級對毛澤東同志的這種攻擊無法使真正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認同。“毛澤東熱”一再興起。相反，黨內資產階級重新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之后，卻迫不及待地取消四大，宣布不搞群眾運動，二十多年提不出任何新的民主理論，害怕民主。他們攻擊毛澤東同志的棍子全都打在了自己頭上。實踐證明，毛澤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偉大開創者，而黨內資產階級則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踐踏者。

有人指責文化革命是一次造神運動。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并非全無道理。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就說：“我們也會感動上帝，這個上帝就是全中國的勞苦大眾。”全國解放后，一部分黨員在地位變化后，就象以往的農民起義領袖一樣，一心想騎在人民頭上做老爺，忘掉了勞苦大眾是共產黨心目中的上帝。毛澤東決不容忍這種現象在黨內蔓延，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這個神重新在共產黨員的心目中樹立起來。他高呼人民萬歲的口號，他告誡全黨“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他憤怒地指責“凡是鎮壓學

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他指出“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他把“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刻在新華門迎壁墻上，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黨和政府的最高準則。他主張把四大寫入憲法，把允許罷工寫進憲法，賦予人民至高無上的監督權利。同時，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完全正確的，錯了就做自我批評并立即在實踐中改正。為人民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利益改正錯的。恰恰正是毛澤東徹底的人民主體思想受到了人民應有的尊敬、信任和愛戴。有人把人民對于毛澤東的這種由衷的感情叫做盲目個人崇拜。暴露了這些資產階級家伙們看不起勞動人民，把廣大人民看成愚氓的反動世界觀。在階級、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任何階級都需要與自己領袖的團結，都需要對自己領袖的高度信任。如果這就是所謂個人崇拜的話，那么，有一點個人崇拜在一定時期內就是必須的。用強權維持的個人崇拜是不能長久的，而人民發自內心的愛戴是不會消失的。在毛澤東的全部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被否定、并且去世多年之后，人民仍然深切懷念他。這就說明當年不是什么盲目個人崇拜。至于林彪等人搞什么大樹特樹，一句頂一萬句，也不是真的崇拜，而是別有用心。當時就遭到毛澤東批評，根本不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文化大革命正是沖破種種所謂盲目崇拜而呼嘯前進的。文化革命初期，一聽造反有理，有些人就說：“共產黨領導的天下，造什么反”，這是不是一種盲目崇拜?群眾給基層黨委領導貼幾張大字報，有些人又高喊保衛黨委，保衛×××的口號，并竭力要把貼大字報的群眾打成反革命，這才真正是盲目個人崇拜!

有人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稱作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把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稱作農民革命，把毛澤東和中國農民一概視為封建意識的承擔者。其目的顯然是要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合理性。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歷史知識和理論水平低得可憐!他們既不懂中國，也不懂世界，如果花費筆墨認真同他們在這些問題上辯論，簡直是一種浪費!中國沒有什么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李慎之要中國做美國的孫子；做孫子自由嗎?李慎之上書向走資派乞求自由，乞求的自由是自由嗎?中國的所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政治家，其實不過是一群帝國主義豢養的、想把中國變成外國殖民地的中國人民的叛逆罷了，他們不僅否定毛澤東，同時也否定共產黨，甚至否定孫中山，然而卻不否定晚清政府。這樣就暴露了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封建余孽。

民主是一個歷史的范疇。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希臘奴隸制民主、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地主階級民主和以文藝復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除了死不改悔的黨內走資派和社會上企圖用陰謀或武力顛覆社會主義的勢力之外，所有的人民都能充分享用。

“在共產制度下，民主是一種災難”。說這種話的人你能夠相信他是一個愛好民主的人嗎?

二十多年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人，你能相信他會發揚民主嗎?

民主從來都不是空洞的口號，都是階級利益的一種訴求。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有沒有權力克服敵對勢力及其影響的問題。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監政參政，管理經濟和上層建筑，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明確目標。

民主總是要有一定的形式。比如言論自由、游行示威、罷工自由、政黨制度、民主選舉、政體等等。四大是適合中國國情，便于工農群眾參與、成本最低、最準確迅速的信息傳遞方式，它是少數人管理國家所造成的各種弊端最有效的消彌者，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民主的最好實現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實踐中，四大固然出現過一些缺點，但它所顯示的進步作用仍然百倍于它的缺點，而且比較取消四大所造成的惡果來說，損失要少得多。開展四大是對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的極大信任，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詮釋，是民主集中制的主導內容，是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必要前提。高喊民主而又害怕四大的人，不過是好龍的葉公罷了。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又害怕四大的人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民主是和神主、皇主、官主、資主相對立而存在的，是反壓迫、反剝削的旗幟。四大對于黨內走資派和那些擁護官主資主的人來說的確是一種災難，但對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等大多數人來說卻是一次偉大的節日。

(四)

文化大革命這三件事，對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確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它使社會主義的科學觀念深入人心。蘇聯無論革命前或革命后都比中國先進，生產力遠較中國發達，社會主義革命時間更長，國際地位也較中國高得多，但是，蘇聯可以一朝傾潰，一步回到資本主義，中國卻不可能，卻始終不敢丟掉社會主義的旗幟，只能采取欺騙的、漸進的方式。盡管如此，仍不斷受到姓資姓社的質問，步步遭到人民反抗。全國有數千個集體經濟在風浪中巋然不動，而且都比小崗村成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功績。文化大革命預言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而中國的走資派十多年后還要和戈爾巴喬夫“忘記過去，共創未來”。蘇東劇變的發生就已經從實踐上證明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荒唐可笑，證明了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和實踐。

舉世公認，社會主義改革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革一開始就存在兩條路線。一條是以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前者以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改革的新思維》為理論依據；后者以《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講話為理論旗幟。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將蘇聯引向崩潰，已經成了歷史鐵定的事實。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社會主義理論走向科學。文化大革命完善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階級斗爭學說，文化大革命所開創的勞動者管理經濟政治、管理國家的新時代，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四大”，都必將繼續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認識和掌握；文化大革命在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醫療衛生工作等方面提出的問題，創造的經驗，至今越來越成為進步人士和廣大人民的共識。無視或者企圖抹掉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開始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是一種不尊重歷史、不尊重歪曲事實的可笑行為。一提二十多年來的改革，就不允許人民評論，不承認社會主義改革存在兩種方向、兩條路線、兩種前途，也是一種不尊重歷史、不尊重事實的形而上學觀點。要保證社會主義改革健康發展，當前就必須破除這種形而上學觀點，就必須認真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必須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讓工人階級、農村勞動者、勞動知識份子講話，就必須追查公有制經濟被搞垮、人民失去經濟政治權利的真正原因，就必須在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中檢驗共產黨的先進性，就必須樹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指導地位。

一些自詡為改革理論家的人，總在那里洋洋自得當年關于真理標準的辯論。似乎是他們發現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真理，殊不知，這是列寧和毛澤東研究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時，早就論證過的革命原理，而且革命導師同時還特別強調了辨證唯物的反映論中人的思想、理論對于實踐的辨證作用，以避免革命的認識論蛻變為庸俗的反映論，使革命哲學變成庸俗的實用主義的可恥工具（請參閱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毛澤東《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況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1960年代，就是當時高等學校通用哲學教材中“真理”一章的專門一節，是一個毛澤東號召人民學哲學時代的基本概念，絕對不是蓄意非毛的御用文人的天才發現。他們的特別“天才功績”，僅僅是在于抹殺實踐的歷史本性，用蜻蜓點水式的實踐、瞎子摸象式的實踐代替馬克思主義哲學意義上的實踐，為掀起非毛反毛惡浪推波助瀾。

我們現在要問這些天才的哲學家和信奉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哲學的黨政官員，你們敢不敢讓全黨全民對毛澤東身后的30年的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也來一次實踐對于真理的檢驗？既然你們曾經大談什么“解凍”和“思想解放”，為什么不能把這個得來不易的認識民主機會，公平地讓給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公平地給予我們黨的每一時期的理論、政策與實踐？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提法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抵觸的部分，都必須接受實踐檢驗。凡是不利于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不利于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理論和實踐，不利于無產階級的國家安全與長治久安的理論和實踐都應該受到嚴肅批判和全力糾正。

未來中國的發展變化，必將證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革命的理念與實踐，是發展了的戰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必將科學地總結文化革命正反兩面的經驗與教訓，歷史在試錯之后又會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破浪前進。讓歷史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庸俗的實用主義見鬼去吧！

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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