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社會矛盾形成的歷史分析

矛盾是推動事物運動的動力，社會矛盾是推動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任何事物的運動，任何社會事件的發生，歸根到底是由各種不同的特殊矛盾推動的。關于這一觀點，任何人只要稍微靜下心來，觀察一下社會上發生的各種現象，分析一下社會上出現的各種問題，無不是有這樣或那樣的隱含其中的特殊矛盾導致的，而所謂解決問題，就是揭示出矛盾，也只有正確地揭示了矛盾，才能進一步對癥下藥，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會都具有的基本矛盾，而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又有具體的特殊的矛盾決定社會的特性。人類社會自從分化出階級，階級矛盾就表現為一切階級社會的突出矛盾。

這里不妨來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觀察一下階級矛盾的發展變化情況。

在原始氏族部落社會，隨著生產能力的緩慢發展，為了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間，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間就會發生沖突戰爭。在最初的戰爭中，戰敗的一方會被屠殺消滅，后來，戰勝的一方不再屠殺戰敗的一方，而是把戰敗的一方的人口轉化為奴隸。顯然，這樣做的結果保存了人口，也就同時保存了生產力，這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中國社會由此進入奴隸社會階段，在這個階段，氏族部落的成員還是一般延續著氏族部落會議的民主方式，當然，奴隸們是沒份的，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矛盾逐漸上升為奴隸社會的主要矛盾。關于這一點，象人們常說的古希臘時期的那種民主體制其實也就是這么回事。

到了奴隸社會末期，隨著銅器的使用，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一些家族部族的勢力開始做大，他們對傳統的部落聯盟盟主的不滿逐漸上升，更加上不斷的奴隸起義，為了達到他們推翻傳統盟主的目的，他們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而決定爭取利用奴隸的力量，在新的戰爭中，傳統的奴隸社會開始分崩離析。新的社會組織方式開始形成，這就是周朝的分封制。全國的土地重新劃分為一塊一塊的，分封給家族成員和有功之臣，形成一個一個的諸侯，即封建貴族。而在劃分土地范圍之內的一切人口就是諸侯的子民，按歐洲的說法，就是農奴。封建貴族與農奴的矛盾成為該社會階段的主要矛盾。

到了周朝末期，中國進入到春秋戰國時代。這個時期，鐵器已經發明開始使用，而束縛鐵器生產力的就是傳統的諸侯分封制，諸侯的土地是世襲的，不能任意買賣。很顯然，在各國的競爭中，誰能利用好釋放出鐵器的生產力，那么該國的國力就會突飛猛進，成為最終的競爭勝利者。各個國家都在想辦法試圖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增強國力，但最后的勝出者是誰呢？就是大家現在都已經知道的秦國。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廢除了土地的世襲制，而改為鼓勵土地可以自由開荒、開墾和買賣。由此秦國的生產力被解放，國庫日益充盈，終于成長為新的霸主，并統一了中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土地也成為重要的投資對象，無論是為官的，還是做生意賺了錢的，一般都選擇購置土地作為財富保值增殖的手段。地主占有了土地，沒有土地的人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為生，這就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而作為王朝政治統治機構的各級官吏階級自然與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主要聯系，狼狽為奸，成為農民階級的共同敵人。

秦朝所創立的體制一晃就是兩千余年直到清朝，直至近代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苦難更加深重，社會的矛盾更加深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力都壓在人民的頭上。隨著資產階級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封建政府，但農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未改變，帝國主義的壓力也為解除。經過軍閥混戰之后，蔣介石國民黨集團更是坐上了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的位置，中國人民開始深受三座大山的壓力。這就是當時之中國所有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無力領導中國的解放獨立事業，革命的使命歷史地交到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手中。在辯證法高手毛澤東的領導下，聯合農民階級，深刻地分析社會的種種矛盾，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分清主次，結合社會狀況的不斷變化，而調整革命策略，經過一番艱苦的斗爭后，終于逐個將三座大山傾覆，率領人民創立了新中國。

人民創立的江山自然應該由人民享受革命勝利的果實，所以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基本消滅了剝削階級，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中國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中國這個時期面臨的一個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加快生產力的發展。而什么是生產力呢？又應該如何發展生產力呢？這是任何一位對新中國的歷史感興趣的人們必須作出思考的問題。生產力的表現，簡而言之就是人力和機器。人力大家都懂，而機器是什么呢，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機器來自重工業，沒有重工業也就沒有機器，當然也就沒有自主的輕工業了。當然，如果自己沒有重工業，也可以從外國購買機器，只不過這樣一來，這個國家也就永遠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削的對象了，自己也覺無成長壯大的可能。關于這一點只要看一看蔣介石在二三十年代創造的所謂“黃金十年”就懂得了，當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當面臨日軍的戰機、軍艦、坦克、大炮的進攻時，蔣介石所創造的黃金十年卻既不能生產出一架戰機，又不能生產出一門大炮，這個時候，無能的蔣介石自然在日軍面前象一個龜兒子一樣，而所謂的繁花似錦的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在日機的轟炸下，瞬間也就化為烏有，成為一片廢墟。

所以，中國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就必須加快發展重工業，加快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個觀點是大家的共識，這是應該沒有問題的。但新的問題就是，怎樣實現工業化呢？一種觀點就是通過自由市場競爭，模仿英美那樣，逐漸經過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過程來實現工業化；一種觀點就是借鑒蘇聯的經驗，利用計劃經濟，集中人力物力資源，借鑒參考世界上已經成熟的重工業體系的構成，有計劃有目的有針對性地打造自己的重工業體系，實現工業化，這樣所消耗的時間將是最短的，也是最有效的。歷史已然證明，堅持第二種意見的毛澤東是正確的。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兩彈一星，中國今日的狀況將何等艱難呀。

除了上面這個大家都知道的矛盾外，還有一個矛盾大家并不太清楚和注意。

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即公有制，具體表現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社會財富是屬于全體人民的。但這里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矛盾現象。也就是說，社會財富是全民所有，所有權屬于全體人民，但如何管理、使用、支配全民財富卻還有一個路徑問題，怎么辦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人民對社會財富的管理、使用和支配呢？

剛剛經歷從舊社會到新社會、從剝削階級統治到人民當家作主的廣大人民群眾，這個時候還不可能建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還不可能建立起基本的公有觀念，還不可能建立起對社會財富的管理支配監督的自覺性。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財富的使用權實際上基本是由共產黨組織來代為行使的。

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矛盾，是通過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表現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組織內部可能出現兩種分化，尤其表現在領導干部方面。一部分人自覺地認識到，自己不過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權力，相當于扮演的是管家的角色，主人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任務就是為人民群眾打理好全民的社會資產；另有一部分人則喪失了自覺性，想當然地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轉為自己的特權，蔑視人民的主體地位，忘記了自己的管家身份和職責，不自覺地把管家上升為主人了，從而在頭腦里解除了共產主義意識武裝，開始任憑自己的個人興趣來隨意支配本屬于人民的社會資產。這后一部分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走資派，官僚主義者階級，顯然，他們與勞動者階級的矛盾是可能上升為敵我矛盾的。走資走資，就是正在走，還沒有成為資產階級，當然，如果任由他們這樣一直走下去的話，最后就會走成資產階級，蘇聯的崩潰解體復辟就是最好的答案。換一種說法，如果是走資派控制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話，這樣的國家即使還叫做社會主義，但卻更像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畢竟走資派還在走嘛，還需要時間才能走成資本家嘛。對于這個問題，將來西歐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時候也有可能要遇到，當然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畢竟這些國家的民主意識已經經過多年的發展，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但對于象中國和蘇聯這樣從相對落后的社會狀態進入到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情況會要復雜一些，畢竟民主的訓練實在太不充分了。這是一個應該重點注意的問題。

明白了這一矛盾，人們解決問題的思路才會清晰起來。那就是，一是加強對代表們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育增強他們的自覺意識，認清自己的職責；二是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民主訓練，增強他們參政議政的自覺性，增強主人翁的意識；三是不斷改革各種規章制度，不斷把人民的主體地位體現出來，把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貫徹落實，如毛澤東時代“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非常偉大的創造；四是不斷加強法制道德教育，樹立法治理念，不斷地克服和壓制住官僚主義思想的產生發展，將不利因素盡可能地消滅在萌芽狀態。經過不斷地努力，將所有權和使用權有機地統一起來，避免發展到對抗性的程度。

明白了以上道理，這個時候人們再來觀察一下文革前的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中的一些現象，問題就會更清楚了。在大躍進中，一些領導干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作風，正是一種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作風的表現。在社教運動中，有些領導將斗爭的矛頭指向的廣大普通的干部群眾和人民群眾，這不正是官僚主義這種精英意識在作怪嗎？對這類領導而言，以人民為歷史主體地位的平民意識卻是沒有的。

文革作為一場涉及廣泛的人民群眾社會運動，其起因絕非簡單的個人恩怨可以解釋的。而以所謂的個人恩怨來解讀文革的人，其實正是精英意識作怪的一種表現而已。對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人來說，文革正是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表現的時期，是平民意識張揚的時期，也正是對人民群眾的公有觀念和民主意識進行廣泛而深刻訓練培養的時期。如果沒有深刻的社會矛盾為基礎，何以解釋人民群眾參與文革的廣泛性和積極性呢？可以說，文革終歸是社會矛盾的充分運動的結果。按照唯物史觀，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主要體現在對歷史進程，或者起推動作用，或者起阻礙運動。真正的歷史的創造者是人民群眾。民心向背是決定歷史運動軌跡的重要原因。

同樣的道理，只有堅持辯證法的分析方法，才能與時俱進地認識不斷發展的社會的矛盾表現，而不斷地又快又好地推動社會的發展和人類解放事業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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