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一）
宋柏林是筆者不同級的中學同學。文革前一年，他隨家北遷，轉學到了北京清華附中。柏林有此大伙兒都極艷羨的“幸運”，多年后我們才得知，卻是有賴于當時軍內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
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新北京”地區的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中將，好寫回憶錄。他１９６１年底公開出版的《回憶紅七軍》及１９６４年內部重印的《紅軍第七軍簡史》，均提及紅七軍誕生不久、戰斗正酣之時，紅七軍政委鄧小平“即經龍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此一表面看來沒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卻引致了已為中央核心領導的當事人相當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軍委辦公會議奉命宣布：撤銷莫文驊的院長職務。調總政保衛部部長蔡順禮中將任政治學院院長，原副院長孔石泉中將改任新增設的政治學院政委，調中共海南軍區黨委書記、軍區第二政委宋維栻少將，也就是柏林的父親，到京任政治學院副院長。
這一“利用回憶錄誹謗中央領導”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案般為人所知。今天，除卻極個別還在世的當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記得起來。不料近些年莫文驊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憶錄，上述鄧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職，被描述為是林彪要和他“攤牌”，整他。然而后文卻又寫道，１９６６年８月，葉帥電話告訴他：問題可以平反了。不久，經毛澤東批準，總政決定，撤銷原來對他的處分（《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頁６７６－６７８）。
稍為了解黨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時。林彪在這次會議上被決定為黨內第二號人物，而莫文驊得罪了的鄧小平，正受到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嚴厲批評。如果按莫文驊所認定是林彪整他，為什么正當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際，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見，回憶錄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處，尤其是當今一些名人回憶錄。幾乎無處不在的“選擇性記憶”，使回憶錄往往極容易隱瞞了些什么，或又編造了些什么；可能隨某種需要刪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覺，使人墮入了濃濃的歷史迷霧之中，以為真實，卻為虛假。
而日記，只要是未經任何事后刪改“潤色”的原始文本，那么，它以自身固有的不可置疑的真實性優勢，在還原歷史真相的功能方面，在證實歷史事件的可靠度方面，都是回憶錄所望塵莫及的。筆者近年專注于文革史原貌的恢復工作，得知宋柏林竟然保存有這么一批自１９６３年以后四十多年間從未中斷過的日記，大喜過望，征得其同意，將認為最有價值的涉及紅衛兵前期史的一段加以適當注釋，公開出版，以饗讀者。
（二）
眾所周知，“紅衛兵”這一文化大革命的標志性符號，誕生自清華附中。故而，無論從狹義的抑或廣義的概念上說，清華附中紅衛兵這一群體都可以毫無疑問地稱之為“紅衛兵”及“紅衛兵運動”的始創者。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號，首先由清華附中紅衛兵呼喊出來，得到毛澤東首肯，迅速風靡全國。而文革中毛澤東唯一一封直接致紅衛兵的支持信，也是寫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的。
文革前，清華附中與北京四中、師大一附中、師大女附中、一○一中齊名，德智體整體教育水平在北京名列前茅。據１９６６年訪問過該校的日本歷史學家竹內實稱，時該校有學生１３００名，高峰時有紅衛兵２６５人，約占全校學生總數的２０％。作為紅衛兵的主要核心成員，宋柏林經歷了這一群體醞釀成立、叱咤風云，以至迷惘消沉、潰散式微（一小部分人從中得以覺醒）的全過程。他此時期的日記，逐日記之，無一間斷，以其視角所及，見證了這一群體的發展與沉淪，展現了他自己在運動進程中的所思所慮，亦厘清了一些似有定論實欠清晰的歷史細節。
為此，本書將宋柏林自文革發動階段即１９６６年５月至其當兵前夕即１９６８年２月的日記全部刊出。至于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部分選刊，是為了說明當時中學生普遍性的思想動向以及整體的政治氛圍，為文革的發動提供了怎么樣的土壤。
筆者認為，宋柏林日記向研究者提供的有價值的信息是多方面的。
例如，按目前公認的說法，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日期被定格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這一天甚至被認定為全國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成立日。而據宋柏林日記，６月３日出現了“紅衛士”這一名稱，并稱該日“正式建立起組織機構，訂好了反攻計劃”。這使研究者有理由相信，“紅衛兵”并非是該群體最早的、唯一的名稱（據駱小海在本書序言中的說法，張承志小組墻報的筆名是“紅衛士”而非“紅衛兵”）。 ５月２９日被稱之為紅衛兵成立日，不過是事后的人為“認定”而已，將成立日認定在６月３日，應亦無不可，而且可能更為接近事實真相。
例如，據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日記，清華附中紅衛兵日后聞名于世的大字報，原標題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這張大字報及續篇《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后來刊載于同年８月２１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１１期時，標題分別改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及《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部分文革史論著將這張大字報的標題說成一開始就是后者，顯然有誤。
例如，據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日記，在北京展覽館電影廳召開的全海淀區左派學生與周捷辨論會上，“我們清華附中紅衛兵最后發了言，讀了三篇造反精神萬歲。江青等同志很注意我們的文章”，“第一句話就大力贊揚支持我們造反”。日記中沒有詳細記載而經駱小海在本書序言中補充的是，就在這次大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鄺桃生把《一論》《二論》造反大字報的抄件（缺三論）遞給江青，附了一張給毛澤東的條子”，“沒想到毛澤東真地看到了”。
再例如，據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日記，宋這一天“跑了礦院、石油、人大等附中”，“從礦院附中得到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８月２日，不過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后的第二天，作為會議文件之二印發的毛的信已流傳出來，這比一般所說的８月３日王任重將毛的信交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流行說法再提前了一天。日記證實了流傳出來的管道不止一個，既有官方的（主管北京中學運動的王任重），也有非官方的（如宋柏林所得到的）。
（三）
清華附中紅衛兵，是北京中學“老紅衛兵”（“老兵”）的一分子。所謂“老紅衛兵”，以筆者之見，即為１９６６年６月反校領導階段已紛紛成立的，以革干子弟為骨干，“紅五類”為主體的中學紅衛兵。“老兵”此一群體，極有別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反“資反線”后才沖殺出來的“造反派紅衛兵”。
宋柏林日記應可使研究者對于“老兵”有更為深入的了解和認識。以日記中反映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為例，反校領導自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已是“風起于青萍之末”，６月初，達致高潮。反校領導的原因，先是“學校有資本主義教育方向，辦預科就是與黨提出的半工半讀唱反調”（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又有“學校依靠那些亂七八糟的人，打擊我們干部子弟”（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以及“扮演資產階級保皇黨的角色，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依靠……，打擊工農革干子弟，對革命派實行專政”（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
６月８日，工作組進校，至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大中學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新市委宣布撤銷工作組，為工作組主導運動階段。紅衛兵初期歡迎工作組，工作組也肯定紅衛兵。７月上旬，紅衛兵與工作組產生意見分歧，７月中下旬，分歧深化：“張田豐又是大暴露，形勢突變，看來革命風暴，更巨大的就要來臨，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中共文革小組在北大聲稱，“派工作組的作法已經完全不適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舊習慣勢力，撤銷一切工作組，由師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權力歸革委會”（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
伴隨著“紅八月”到來的，是紅衛兵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意氣風發地走上天安門城樓，以及“紅色恐怖”的盛行。這一時期的特征，在日記中得到充分體現。
如關于血統論“對聯”：“關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鬼見愁’這副對聯好得很。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得矯枉。必須造成短時期的紅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現’的余毒，不能使工農、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權牢牢地把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勝利地進行到底”（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
如關于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與十二個學校加上大學各系的紅衛兵，大鬧清華園。拉倒二校門，撕掉了那些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報。清華大學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
如關于學生打學生：“怒火沖天，抄家抄出英國指揮刀，日本大馬刀，北洋軍閥將軍服、匕首等等，真是階級報復，階級仇恨，我們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這是階級斗爭，你打他，他殺你，這是你死我活。不過我從來沒打過人，還有些‘溫良恭儉讓’，沒有最深的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這很危險，對敵人恨的不深，就是對人民愛的不深。你現在可憐他，他殺你時可不可憐你。要敢于斗爭，勇于樹敵”（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此外，日記對“聯動”的活動，老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的沖突，也有較詳細的反映。
筆者注意到一些老紅衛兵的回憶文字，對于反校領導、反工作組，多少會有不同程度的提及。而對于帶有強烈血腥味的“紅色恐怖”時期，則大都刻意回避，這就是“選擇性記憶”的潛意識在起作用。
回憶文字可以回避，日記卻不能回避，除非你對其進行了事后的加工剪裁。本書將這一時期的日記原文照登，應能幫助日后的研究者以全方位的角度審視老紅衛兵群體的全部所作所為。
（四）
１９６６年９月，宋柏林開始了他的第一次串聯。“十一”期間，他繼“八一八”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惟與“八一八”相比，他的革命狂熱已大部冷卻，冷卻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有了第一次串聯所見所聞的沖擊，１０月中旬，他對學校的運動已很不感冒。日記忠實紀錄了他的急速轉變：“形勢變化真快，思想變化更快。上午與劉澤鵬交談了許久，已決意出走，去游盡祖國名山圣水，去大開眼界，看看中國到底有多大，有多美，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戰斗”（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宋柏林屬于“老兵”中偏于溫和、講究策略的一翼。“紅八月”社會上的“破四舊”以及年底“聯動”的活動，清華附中紅衛兵似乎也未認真參與。故而直到１９６８年２月當兵前，除偶爾回校應付一下“復課鬧革命”外，他全部的心思就是讀“雜書”和以革命串聯為名義的外出游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后的日記，使我們認識了與此前６－８月時完全不一樣的“老兵”的另一個側面，而這一個側面，卻是往日的研究者常常忽略了的。
游歷使他開闊了眼界，看到了部隊大院與學校圍墻以外的世界：“紅衛兵全國大串玩是當今潮流，但此流不可久，久則工農兵必激憤。串聯變串玩，此乃路人皆知的事實。其實也是好事，是對中國書呆子們的一次大解放”（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串聯使他了解了紅色中國真實的另一面：“早上８點，下了火車就來到了被白雪覆蓋著的‘蘭州市’。一進車站外的食堂，首先就遇到了許多討飯的人——小孩、大人、老頭，男的，女的。我感到特別新奇，在如今的社會中，竟然還有這等事”（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
“我們是坐在一個運鐵條的車箱里的。同坐的還有一對老頭老太婆，是到外逃荒要飯回家的。他們是向工人要飯票買饅頭，只半個月就要了一大麻袋送回家給娃娃吃，他們自己吃的還不算。他們是甘肅的，說他們那地已干旱４、５年了，年年沒收成，每人每月１８－２０斤紅高粱，吃不飽，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來要飯。每個生產隊有２、３人要飯就很多了”（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
串聯之外是讀書。１９６７年一年間，宋柏林讀了六十多本書：《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金陵春夢》、《赫魯曉夫主義》、《新天方夜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故事新編》、《傍徨》、《吶喊》、《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大策略家》、《初刻拍案驚奇》、《海底兩萬里》、《地心游記》、《戰爭與和平》、《斯大林時代》、《侍衛官雜記》、《州委書記》、《約翰·克利斯朵夫》、《三國演義》、《茹爾賓一家人》、《金星英雄》、《蝦球傳》、《傻瓜威爾遜》、《青年近衛軍》、《匹克威克外傳》、《八十天環游地球》、《紅樓夢》、《貴族之家》、《世外桃園》、《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杰克·倫敦中短篇小說選》、《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唐·吉訶德》、《嘉爾曼》、《九三年》、《震撼世界的十天》、《牛虻》、《近代世界史教程》、《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兩姐妹》、《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東周列國志》、《聯共（布）黨史》、《十日談》、《紅與黑》，等等。
上述書籍，相當一部分為人類精神文明的精華，文革中卻大部列入“封資修”一類。在閱讀這些書籍的過程中，宋柏林幾乎每本都寫下了詳略不一的讀書心得，部分讀書心得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頗有見地。宋柏林還寫下了不少讀書摘要，為保持日記的完整性，本書亦加以保留，從中亦可窺見他當年的關注所在。
（五）
日記此種文本在作為史料使用時，最主要的缺陷，恐怕就是記錄者所處的位置及視野帶來的局限性。如宋柏林，他在文革前期更多關注的，是自己內心世界的凈化和修養，對身邊以外、學校以外的宏大事件，反應和觀察都是比較遲緩的。
本書試圖以注釋的方式擴闊、補充日記中未能完全反映，而日記作者又有所接觸的人和事的背景材料，并盡其所能地將這些背景材料介紹得更為客觀、準確和公允。注釋參考了如下一些文獻數據：
１．《人民日報》、《紅旗》雜志，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
２．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團等組織聯合匯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１－４集，１９６６年。
３．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１－４集，１９６７年１－５月。
４．內蒙古話劇團孺子牛、紅旗戰斗隊等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批判專集》，１９６７年２月。
５．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編印：《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檔案匯編》，１９６７年５月。
６．文藝革司武漢話劇院總部翻印：《江青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指示匯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７．武漢鋼二司新華師總部編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將電影戰線上兩條路線的斗爭進行到底》，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８．福州軍區政治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匯編（二）》，１９６８年２月。
９．江沛：《紅衛兵狂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２月。
１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
１１．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部編：《開國將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
１２．卜偉華：《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的前前后后》（１９９２年２月），《關于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后的一些情況》（《中共黨史資料》２００１年第８０輯）。
注釋以簡略明了為原則。為使讀者了解日記作者思想發展的軌跡，對其看過的受批判電影，革命樣板戲，內部書籍及中外文學、政治著作亦作了簡要注釋，而一般性影片，讀者所熟悉的中國古典、現代作品未有加注。
除明顯的錯別字外，日記原文未作任何改動。日記中明顯的人名、地名錯誤，在原文中亦不作更正，而在注釋中加以說明。
本書收錄了數十幅日記作者所珍藏的照片。這些照片除作者從記者手中取得的幾張之外，大部分從未公開發表過。又收錄了清華附中紅衛兵有影響的幾篇大字報。相信這些極富歷史現場感的照片和帶有強烈文革語言色彩的大字報，可使本書更具可讀性。
何蜀、馬海甸及卜偉華先生分別為本書的注釋提供了重要的建設性意見和原始素材，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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