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的策劃和醞釀(1978-1982)
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至少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改革開放時代的正式開端。在當時的會議上,擁鄧勢力已經主導了論調,他們討論了文革及其追隨者華的路線,并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他們認為剛剛過去的時代是漆黑慘淡,并允諾將帶來一個新的局面;他們提到了對穩定、制度化的社會的向往,并答應給從前的受害者平反;他們宣布當前主要工作是撥亂反正,并指出今后會有一系列重視建設、擴大開放、放權讓利、搞活體制的政策。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大量揭批文革的文章、活動應勢出現了,相應的關于毛澤東本人及毛主義,關于建國前三十年和整個黨的歷史都需要有新的說法,這下可忙壞了國內的理論和新傳界。然而中央并不希望這些事情擴大深究和沒完沒了,最終頒布了一個文件(《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終止了討論。他們的合法性、正當性總算有了保障。關于生產建設問題,自69年動亂結束就開始了探索;后文革時代有務實的中左政策,華國鋒提出要溫和地過渡;到現在,鄧小平們終于有機會踐行自己的主張------改革開放。然而此時他們的想法已不只是過去右派們的簡單續集,在一個正在全球各處興起的新時代,她將會具有更新的內容,被賦予更深遠的意義。
后來屢被批判的中央極權、政治強制、計劃集中的體制,其實只是過去某個時代的歷史產物,50年代向蘇聯學習過,但在繼續革命的沖擊下,盡管有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維護、爭取,實際上已經被破壞的面目全非,70年代開始恢復,到如今卻又要全面重建了,(并將在整個80年代不斷被完善,再以后則被反復討伐)。鄧陸陸續續地描繪出他所追求的圖景,那將是個穩健的不斷制度(法制)化、規范化、科層化的官僚體系,黨將統轄行政并進而積極領導整個國家,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將既保證權威和統一又考慮到眾議和參與。在實踐上,他嘗試各種民主參與,推行務實政策,手段靈活,頒布大量法律規章,維持政局的穩定和統一,下放自主權給干部,建立起龐大的文官體系,逐步開放民間和行政控制,鼓勵中青年和技術專家,及至帶領老同志們退居二線。新的中央核心胡耀邦、趙紫陽被確定。鄧對他們二人及其體制投入了太多心血,滿心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夠延續并給國民帶來富足。他還大力地清洗革派的死硬分子,試圖清除各派極左勢力的殘余影響;他在全國上下發起平反運動,拯救知識分子、資本家、務實官員等人群;他還廣泛起用革命功臣和元老的后代,將太子黨安插進各個要害實權部門。鄧此階段的政治調整不光是出于鞏固統治需要,更為以后的政改方向劃好了藍圖。
鄧到底要走怎樣的路線,他也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79年北京出現了民主墻,一些青年、學者、學生攻擊共產黨,鼓吹西式民主開放。這種激進舉動走得太遠觸犯了鄧的底線,第一波自由化騷動很快夭折。其實要批判毛主義和文革,不可避免會在不少人心里造成意外影響,新的黨中央失去了相當部分的民眾支持。鄧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有序漸進的改革不許亂來,因為這場運動尚需要黨和權威,需要對整個社會的主導和控制力量。同樣令鄧擔憂的是地方和基層干部的抵制,他能扭轉中央小范圍的思想但無法輕易顛覆全國,他可以清洗少數冒尖的極左闖將但不能撤換大多數干部。鄧需要的是持久的耐心和強大的攻勢。他施展渾身解數,重新闡釋黨的歷史,加大思想理論宣傳,很抓思想、教育、心理工作,用物欲和實利引誘,用形勢和派系分化瓦解。鄧的勢力由此大力擴展并得到了鞏固,通過打擊極左,政治右轉,鎮壓激進自由派,鄧的集團已經成為80年(的中左的)政治局面的主流。他今后的使命主要是繼續勸導或打壓不愿改革的左派,控制改革進度避免自由化和激進主義,保持社會轉型的穩健和漸進。此時,原先的“保守派”稱號早已不再適用,以下本文將以“改革派”等詞予以代替。
宏大的改革開放大致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上面提到過的政制層面的調整和轉型,一是下段將會講起的個人生活、思想文藝等領域的革新突破,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第三個方面是社會、經濟領域的體制變革。在82年以前,此類改革的雛形是這樣開始和生發的:為了繁榮貿易、搞活流通,中央從79年開始決心疏活流通領域,主要做法是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開辟更多的經營渠道,允許自由買賣交易。78、79年間,黨放松了對一些工礦企業的管制,對部分單位進行自主經營的試點,變革對象被減免了義務和責任而享有到自主權和額外利潤,但當時還只是“集體自主化”,而不敢有進一步的動作。另外,79年中央劃定由谷牧主管的廣東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點,經過兩年的爭議、反復,最終中央文件、政策的扶持加上早期先行者的艱苦創業獲勝,81年福建也被劃出特區。改革的關鍵突破口在農村,78年起由萬里和趙紫陽分別主持的安徽和四川開始,推行了所謂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以家庭為單位均分公地,理由是給農民以自主權力和贏余希望有利于提高其積極性。最初的體制改革欠缺必要的基礎和條件,絕大多數人的觀念尚不能接受,但改革還是毅然決然地開始了!
改革初期倡導的東西看起來與先前(的后文革時代)并無多大不同,但正好貼合興奮過后的人民心坎,給以撫慰、喂以甜頭,倒正好順應社會的潮流,并導向和融入鄧的路線。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對初步的改革表示謹慎地接受、暗地的欣喜,只是農村的改革簡單明了且一步到位,相對邁出的步子更大,成功較好,到82年底,土地承包已在大陸基本普及。此時的文化變革也掀起初潮,傷痕文學和朦朧詩先后登臺,鄧麗君、李谷一等各派流行樂興起,《中國青年》的潘曉討論顯現出各種新觀念,喇叭褲、長(燙)發,迪斯科也在城市青年中成為時髦,各式各樣消解正經、軟化激情、逃避自我、小情小調的文藝遍地滋長,與經濟體制和政治意識的改革互相應和。至此,這場變革看來已是無可阻擋了!然后有一點,在意識形態松動的同時,隨著官僚體系的重建,資源被嚴格界定、壟斷,等級劃分嚴明、行政控制嚴格,黨政權威至高無上。大眾表面上自由搞活了許多,但實際上被納入到新的不公體制中。人民在政治顛簸中是分散無力的,維持生計和小恩小惠就足夠滿足了,上層精英滿是報復心理,來不及多思考,一個勁地往深處栽。。。改革形勢至此,不必再說了。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