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權和路線的過渡(1976-1978)
就象中共并非總是在追求集權和強制一樣,文化大革命也并不始終都處在狂熱、動亂之中。從69年末開始,知青和紅衛兵被遣散下放,軍隊通過“(政、軍、群)三結合”控制了局面,社會形勢又趨于穩定,中央也在反思革命的過激,并推行了相當一些務實穩健和恢復調整的政策。當時的革命確實是徹底而無情的,以至于連黨和中央都不時遭到批斗、沖擊,而那種反智、禁欲、顛覆、緊張的生活早已令社會上層精英感到厭煩,因此其中的大多數都丟棄了先前的參與熱情,期盼著這場該死的運動趕緊結束。至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受到的鼓動和控制也少多了,而且出于外交上(全球反蘇統一戰線)策略的調整,對西歐、美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觸。盡管有上述變化,盡管毛是實踐主義者,盡管他們內心承認現實的殘酷,但毛澤東等人畢竟還健在,國家和主流不甘心示弱、認輸,極左理論家們還在繼續爭當先鋒,所以整個的文革運動在話語上仍不放松,浩浩蕩蕩地繼續先前邁進。然而革命的共識、激情、純正均已散失,只能勉強稱之為“后文革時代”了。
毛在最后的歲月里,也曾試圖調和極左派(四人幫)與保守派(鄧小平等)的關系。但76年1月鄧遭到攻擊被迫第三次下臺,以及對關于“(紀念周恩來的)四五事件”的處理上充滿分歧,表明在當時的情形下,兩者形同水火勢不相容。在介于這二者之間的是一個溫和的泛左大聯盟,既對四人幫的激進和跋扈感到不滿,又對鄧小平等人的墮落和變質不敢茍同,這實際上是當時社會上和中央里的主流態度,但其構成混雜且不夠堅強有力,其領袖是新近被扶植起來的“絕對毛派”華國鋒。76年三位開國元勛先后辭世,國內出現數起重大災害,國家上下忙于哀悼和救災工作。而在中央,華國鋒擔心四人幫威脅自己,保守派企圖借機反撲平反,主流也不愿再被四人幫牽著鼻子走,于是大家聯合起來,秘密協商籌備,迅速地清洗了四人幫,并把握住了政權和軍隊。然后昭告于世,但當時給予的說法是相當矛盾的:說這些依賴毛庇護的理論家們是危險的篡權者,說這些曾打倒林彪的人不過是與后者同樣的貨色,說這些激進的文革旗手是犯了立場過右的錯誤,如此這般,可見當時中央的復雜狀況和過渡性質。
根據后來的各方面資料和評論,都認為華國鋒是個(尤其在政治上)不太堅強不太有性格的人。按常規在共產黨政權內部,只有最堅強而無情的人物才能把握住政權。不過在后文革階段,在主流處于溫和混沌的時期,有鮮明態度和強硬力量的人并不見得適合做這種(政策過渡、派系調和的)領導。即使不追究當事人的內心,我們也可以發現當時的局面確實是很令華國鋒尷尬的:他缺乏必要的資歷和人氣,作為短時間內越級提拔的接班人,只有在毛的光環下(和影子里)才能存在;在后臺坍塌后,他處在一個暫時的松散的(不易駕馭的)聯盟內部,受到來自極左激進和鄧派保守兩翼的挑戰,在身邊沒有親信、在中央缺少聯盟。因此合理而必然的選擇即是堅持先前的路線,順著眼下的時代潮流,溫和地向前移動。從77年初開始,中央上下掀起全國上下揭批四人幫的浪潮,同時也為一些被后者擊敗的仇敵平反。到該年8月,文革被正式宣布(勝利)結束,中央指出要在繼續反右的同時,集中精力于社會建設,并繼續先前的較溫和務實的政策。因為要維護中央(和自己)的權威,華在聲討四人幫的同時,肯定文革捍衛毛主義,不允許部分反思的言行變得過火,并醞釀出了著名的“兩個凡是”。
在毛時代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推崇計劃、集中、強制的官僚政治,持精英主義和保守漸進的立場,主張用物質誘導和突出差別來刺激發展,堅持抵制毛主義和繼續革命的觀點;在50年代被劃作右派,60年代被當作走資派打倒,70年以后形勢有變,部分人才得以恢復權勢,當時其在中央的代表如主掌軍隊的葉劍英,負責組織黨務的胡耀邦,我們(在本文第二節之前)稱之為保守派。當然他們的想法其實在很多人心里隱約都有,只是隨著革命浪潮的推進,真正毅然堅持己見敢于忤逆主流的并不多見,在后文革時代的中左大氣候中,這實在已算是較極端的右翼了,再加上一些企圖平反、奪權的人,就聚集成了一個人數少卻強有力的集團。他們擁戴的是(僅次于已死去的保守派頭號人物劉少奇的)鄧小平。鄧既有資歷,又善權謀,手腕強硬,關系深廣,在71年就已被各派各界看好。保守派借著批判四人幫的大氣氛,利用在中央把持的權力和輿論,四處放話造勢,要求平反四五、恢復鄧的職權,終于在77年7月,鄧重新成為政治局五巨頭之一。保守派隨之加緊了全面反撲,在中央的理論和輿論界引發爭論,要瓦解“兩個凡是”和華的權威;在地方進行大量游說拉攏,擴充影響壯大聲勢;同時積極串聯曾被打倒的干部(及其親友),祭起進步力量代表和救世主大旗---借以達到搞臭文革和毛主義(及華國鋒)的目的,并在此過程中撈取聲望和權利。
76-78年間的普通民眾生活和思想并沒有多大相應變化,激變和陰謀只懸浮于上層而大眾是對之并不敏感的。當時大約沒人領教過奧威爾在《動物農莊》中的絕妙諷刺,他們的反應倒是會跟71年林彪倒臺前后差不多。而在經歷過十余年革命沐浴,并在其中鍛煉成長的普通干部中則會引發不安,很多人的內心、信仰遭到毀壞,對社會停滯、中央混沌深感不解,然而事情還遠不止于此,幕后強大的手已經下決心要扭轉乾坤了。78年上半年保守派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盡管華派企圖壓制捂滅,對方還是果斷地運用了手中的權勢和人脈,成功地將理論討論繼續擴大和深化;加上鄧等人物一年多來的奔走努力,相當多的實權人物、地方諸侯紛紛知趣地轉向支持此文,“兩個凡是”和華的權威終究不復存在了!華在言語和立場上全面妥協,但對手沒有絲毫滿足、停頓的意向,盡管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這兩年的變化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78年11月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保守派和新近的加盟者發動了最后的一擊,他們分頭在各個小組上討論起“理論”來,整個會議變成了對華派及其路線的聲討和抨擊,并且持續了超常規的時間(以便使討論進行得淋漓盡致,以便充分做好中間派的工作,以便給場外軍隊的行動以足夠的時間)。過渡時代于是結束了!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