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

作者簡介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廣西桂林，順天中學堂畢業，其后自學。中國現代思想家、教授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執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30-1937年從事鄉村建設活動。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為國事奔走，謀求國內團結。其主要著作包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南京十年的鄉村建設》、《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思潮》等。 一耽學堂是致力于學習、體認和普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非贏利性的民間公益組織。2000年12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等首都院校青年學子在京共同參與成立。主要致力于弘揚傳統文化，振奮民族精神，改良社會風氣，凈化個體心靈，普及基礎漢語，推介中文思想。

毛主席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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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毛主席這個人呢，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沒有什么憑借，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么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
　　可是由于這個樣子，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所以黨依靠他，大家也依靠黨，所以，本來他就是孤身一人，可是變成了最高的權威，什么事兒都攬在他手里頭。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這個時候旁人沒法救，因為他的威望太高了太大了。現在好，現在可以讓大家公開評論毛。那個“四人幫”實際上還是他引出來的。現在聽說要公審“四人幫”。現在極力矯正，要集體領導，不要個人出失誤，極力在矯正過去的毛病。可以說多少年來，能夠比較平穩，不是動亂，特別是1966年的動亂，比較平穩、安定、團結、往前進，就是現在這個情況。看這個樣子，特別是今年，今年八月要開會，政府要改組，恐怕改組后的情況要比過去幾十年要好。華國鋒這個人一面是很平常，做事情很平穩，但是另一方面很不平常，他是從基層、從鄉村慢慢上來的，很妥當，很謙虛，所以很多事情是鄧小平在那兒領頭，實際上是大家都在那兒幫助他。所以據我個人淺見，我覺得中國現在情形很樂觀，比過去樂觀。
　　艾：跟50年前的情形來比，現在已經改善的地方，最多是什么？就是說，哪一方面跟50年前比是好的。
　　梁：還是政府跟黨、社會的變化。過去是黨的領導太強，幾乎廣大社會太被動，現在慢慢變了，現在底下慢慢地起來了。現在他們有兩個口號，一個叫民主，一個叫法制。過去沒有法制，（笑）毛主席的話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動，幾乎就是他一個人在那兒動（笑），大家跟著走，大家捧著他。現在變了，現在有法制，工廠里頭車間主任民選，農村的公社，公社有隊長、生產隊長、大隊長，都是推選。（艾：連基層的單位也是……）都健全了。就是那個兩句了，一個是比較有法制了，一個是比較民主了，民主的勢力慢慢起來了，這不是空話，所以在這些地方說，我是很樂觀。
　　艾：依您看，現在政府所實行的計劃，現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現在要實現的計劃，跟一百年來哪一個前人提倡過的計劃最接近？有很多人哪、政府哪，您自己也是……
　　梁：當初的理想啦、口號啦，可是僅僅是理想，僅僅是口號。可是現在呢，比較從前不一樣了，比較不是停留在理想、口號上，事實上慢慢接近。特別是現在看，開出來一個機會前進，過去沒有，過去動亂，就是動亂不厲害的時候也缺乏民主，缺乏法制，何況是有很大的動亂，幾乎是打內戰，鐵路都不通（笑），現在比較上軌道。
　　艾：我說的現在的計劃的內容，跟過去解放以前人所提出來的計劃的內容——過去您也提倡過的——哪一個比較接近、比較相同現在實行的？20年代、30年代、40年代……
　　梁：過去講的都是空話。
　　艾：都是空話？那您覺得，比如鄉村建設運動，您自己也是發起了這個運動，有沒有跟現在的情況類似的地方？
　　梁：有。
　　艾：具體一些。
　　梁：就我自己說，我想要做到的——我曾經說過一下了——就是讓散漫的農民——各自顧身家，顧我一身一家的農民——能夠組織起來，能夠組成團體，現在組織起來了。團體組織是一面，是中國所缺乏的，要趕緊往這方面走。還有一方面就是，中國的科學技術上是太缺乏了、太落后了，那么怎么樣子把科學技術能夠引進到中國來，引進到農業上，引進到農業工業化，這個事情現在也能做了。一個團體組織，一個科學技術，這個兩面，從前我搞鄉村運動的、我想要做的事情，現在都往這個方向走了。
　　艾：我問這個問題要點之一，就是把毛澤東的計劃跟您的計劃比較，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就是您和毛主席的鄉下的合作社的計劃和現代化的計劃。50年代以后，您原來要做的事果然是做出來了。
　　梁：我補一句話，毛主席曾經講過一個叫做《論十大關系》，那個話很重要。那個時候，好像是1956年吧，那個時候就毛本人也是他最好的時候，最好的時候就是他很清醒，很要求各方面提意見、提不同的意見，把自己某些做錯了的自己宣布：這個錯誤我負責，應當是我的事情，不能怪旁人。那個時候是他最明白的時候，后來就不行了，后來晚年就糊涂了。
　　艾：我知道您現在不是民主同盟的……
　　梁：對。
　　艾：以前您是……
　　梁：是發起人。
　　艾：是啊。請您就民主同盟、或者以前別的小的政黨和國家建設之間的關系，或者重要性作個評論。
　　梁：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動的人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幾乎都是夢想英國式的政黨政治：在議會里頭主要是兩個大黨，這個黨上臺，那個黨在底下，監督著這個政府，或者上臺的那個，有什么做錯的，或者不得人心的，下臺，他就上去了，兩黨輪流執政，這就是英國的情況。我以外的人他們都是夢想這個東西。英國，美國也是兩黨。
　　我就是說，這個不合中國的需要，因為中國在物質文明上，在經濟建設上，主要說是在工業上，同國外比較，差得太遠了，太落后了。這樣一個太落后的中國，那非趕緊、趕快，急起直追，把這個缺欠把它補上去不成，要補上這個事情，必須是有一個全國性的政權，采取一定的方針路線，依靠這個全國性的政權，確定一個方針路線，幾十年的穩定的局面貫徹去搞，去建設，才能夠把那個補回來，不能夠你上來，我下去，你上來，我下去，這樣子就不行啊！這樣今天是這樣方針計劃，明天又那樣子，那不行。所以我一個人總是夢想這個樣子，可是旁人，就是說我以外的其他的黨派，他們都不是這個意思，他們都是想學英、美，學兩大黨。可是后來嘛，局面居然落到我所想的，把國民黨趕出去了，大陸上統一了，統一了，共產黨掌握政權，一直掌握幾十年，剛好做了不少事。可惜這里頭還有些動亂，可惜在這個過去的30年里，還有些個動亂，可惜。可是看現在這個樣子，動亂過去了，今后可以邁大步前進，所以我很樂觀。這是我的一個看法，我的希望。
　　艾：這個問題有點關于您個人的生活，您現在經常跟當年鄉村建設的工作人員有聯系來往嗎？
　　梁：可惜，當時的朋友、學生，在一起搞鄉村建設的，十之八九都故去了，都死了，（艾：都死了？）十之八九都死了，就我一個人活的歲數長，（艾：一個沒都有嗎？除了您以外……）幾乎是這樣子。這里有一個我的學生，那就是很少的幾個人之一了。我搞鄉村建設運動，先是在河南，后在山東，他是一個河南人。
　　艾：是河南人？孟先生？
　　梁：對，他是我的學生。
　　艾：他是河南，跟彭禹廷啊……
　　梁：對，他是彭禹廷的學生。
　　艾：噢，原來是彭禹廷的學生。除了他以外，還有別人嗎？
　　梁：當然也還有，不能說完全沒有了，很少了。
　　艾：有來往嗎？
　　梁：在北京的吧，還有一個姓李的，他是綏遠（今內蒙——整理者）人，他現在70歲了，長生也是70過了，他們都是退休在家里頭了。
　　艾：您也不太清楚，還在人世的鄉村建設的工作人員的近況？您也不太清楚？
　　梁：人很少，剛才說的一個孟，還有一個姓李的，都在北京的了，也還有在外省的。比較我認為很得力的學生，能夠替我做事情的，幫我做事情的，好幾個都死了，在抗日戰爭中都是被害死的。
　　艾：啊，是。在香港《光明報》登了很多關于您在抗戰到敵人戰線后的旅行，也是提到山東的很多學生組成一個團，那個團的人幾乎都……
　　梁：嗯。
　　艾：我前天來的時候我提到香港……
　　（1980年8月14日）

獨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沒有繼續深入、繼續去做這個功夫，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好像在自己生活上有好處的，就是無論什么事情，我總是很平淡——平平常常的“平”，淡泊的“淡”。我很平淡呢就是好像沒有多大要求，也不用滿足要求而高興啊、喜歡啊，因為不滿足而生氣、不高興啊，兩面都沒有，兩面都是放得很平，平平淡淡，平平淡淡。比如在毛主席的領導，讓大家都要學習，學習就有學習小組，大概十幾個人啦、二三十個人啦，大家可以隨便談啦，彼此聽聽，有什么心里話，要大家說出來。他們的一個口號叫做“思想見面”，你把你的思想拿出來，我把我的思想拿出來，彼此見面。那么，各自拿出來了，也就彼此有些批評，見面了，我也可以批評你，你也可以批評我。這個時候也是有爭論的，有交鋒的，那么我也就是曾受過旁人的批評。毛主席他有一次批林批孔，那時1973年，在小組會上大家都批孔，我就說在領導黨、黨的方面要批孔，也許在政治上有它的必要，需要批孔，我不大清楚；不過呢，毛主席也說過，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那么好，我保留。我第一次表示我保留，保留不同意見，但是我也絕不說反面的話，不要批孔，我也不說這個話，我就是要沉默，我不說就是。可是盡管如此，一同學習的人，他常常還有意地引逗你，引逗你讓你說話，你說出來，就好批評你。……最怕的是引起圍攻，很多人圍攻（笑），有過這樣的事情。圍攻，那么我就說“好，我靜聽大家的批評吧，我不說話了”。在過去，在1974年、1975年，都有批孔。
　　艾：好像是1976年，報紙登的一個消息說高等干部去拜訪您，就是有個要求，要求您寫批孔文章，而您拒絕了，有沒有這回事？
　　梁：沒有，沒有。
　　艾：沒有這回事，噢。您剛講的情形，意思就是說，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心里會著急，您還是維持您的平淡，所以也不會影響身體，是這個意思嗎？
　　梁：對。
　　艾：是有道理。
　　梁：我還可以說，自從解放后，毛主席提倡大家要學習。學習嘛，大概這些年來都有五個組，五個組人數不相等，一個組也許二十幾個人，多則四十多個人。不是有一些個民主黨派？像是民盟、民革——民革就是從前的國民黨，還有一個民進——進步的“進”，還有九三學社，還有工商聯、民主建國會民建，還有不在這些里的無黨無派，也把它合起來，叫做“政協直屬組”，直屬于政協。剛才我說的話就是在直屬組，我雖然是發起成立民盟的人，可是后來我離開了，所以我后來都一直算是無黨無派，剛才說的就是我在無黨無派小組會上的那個事情、那個情況。他們要圍攻我，所以呢，五個組，就是說九三學社是一組，民革是一組，民盟一組，一共五個組，開一個聯組會，在聯組會上批判我。
　　艾：聯組會它是1973、1974年的時候，還是……
　　梁：1974那個時候，在1974年、1975年都有。聯組會就人多，五個組成百了。有人就上臺去發表言論批判我，先后大概有十多個人批判我，我就靜聽，不發言。不發言也不好，……不發言這個會也就過去了。批判我的會過去了，可是我自己本組那個小組會上，他們還有人問我說：“在聯組上大家批判你，你聽得怎么樣呀?”我就回答，我說古書上——其實就是《論語》上——《論語》上有一句話（寫）：“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笑）我就是引了這個話，答復了大家，我不說別的話了。
　　艾：原來講的是跟您身體特別好的關系，就是……
　　梁：就是從那引起來說的話。自己很穩定。我當時也說了這么一句話，表明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八個字，中文是八個字，頭四個字是“獨立思考”，“表里如一”,表面跟里頭一樣的。“獨立思考”就是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說什么跟著說，不是那么樣。“表里如一”，我心里有什么就說什么，表面跟里頭是一樣的，不隱瞞。一般地說，大家都還對我還好。我跟毛主席坐下來，從容的談話，最后一次好像是1973年9月，后來就沒有再談話了。那一次不是跟毛主席語言沖突了嗎？
　　艾：那是1953年，不是1973年。
　　梁：對，1953年，我說錯了，1953年9月。
　　艾：1977年報紙上有記者訪問您，您是這么說的，就是1953年9月份公開的沖突，跟毛主席沖突以后呢，就不再有這種私人的討論。
　　梁：嗯，就沒有從容的談話了。因為在以前他都派車來接我，接我接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談。他不來車接了，我就去不了了。
　　艾：意思是您住的地方太遠了，還是不能……
　　梁：進不去，只有他派出來的車，那個車回去的時候車不攔阻。你自己想要去見，那不行，到門口就通不過了。
　　艾：那時同毛主席的談話，一般地說，談的題目是什么？是哲學方面……
　　梁：沒有題目。他派車來接你，就到他那兒隨便玩。
　　艾：噢，隨便玩，不是正式的談論……
　　梁：不是，高興就來談一談。有時候我也在他那兒吃飯，吃便飯，沒有旁人，他一個，我一個，江青一個，還有一個秘書長林老先生——林祖涵、林伯渠，四個人。
　　艾：那么，我以為您是研究哲學，他是要講一些哲學方面的，您說不是如此。
　　梁：隨便談。我是從盧溝橋事件，日本侵略中國，從那兒，然后盧溝橋事變6個月我就去了延安，很早。（艾：是，這本書里有的。）從那個時候起，從那開頭吧，好像彼此都很愿意談話，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我記得我第一次到延安，盧溝橋事件剛剛6個月，我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為日本人來了之后，全國有一種崩潰之象，北方就是盧溝橋七七事變，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來。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漢，北京、天津都淪陷了，山東也淪陷了，全國人都是在逃難，你逃難，我逃難，大家各自逃難，崩潰，好像無主了。蔣的政府眼看沒有什么能力，沒有什么辦法。我對他很失望，對南京政府很失望。
　　艾：噢，就因為這幾個月，日本人占領那么多地方，南京政府沒有辦法，您就到延安去……
　　梁：退到武漢的時候，我取得蔣的同意，我說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時候，我心里是很悲觀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難，南京政府毫無能力，怎么好啊？怎么辦呢？我就想看看共產黨是不是有辦法，我就這樣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觀，我是悲觀地去的，他告訴我，沒有問題，中國非有這樣一天不可，非有這樣一個大災難不可，不過日本人他不要高興太早。……這個時候，他正在寫《論持久戰》，（艾：是。）把《論持久戰》的話講給我聽，他說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國，（笑）那是妄想、笑話。中國是大國，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兩國，世界列強不能看著日本人來侵吞中國。“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來列強都反對他。

與毛的分歧
　　梁：……（此處聲音模糊）就不能不談到對老中國的看法、認識；他對老中國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問題呢？就是階級問題。他是階級斗爭，我就說中國的老社會，秦漢以后的社會，特別是從明代、清代600年以來的社會——早的社會我們不太清楚、不大敢說——明清以來的這個社會，在我看，貧富貴賤當然有，可是貧富貴賤可以上下流轉相通，它不是像外國那樣的一個階級，很固定很成型，沒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轉相通。中國社會散漫，流轉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爭不激烈，不像兩大階級，一個貴族，一個農民或農奴，中世紀的，或者后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跟工人兩大階級，中國缺乏那個東西。中國人喜歡調和（笑），斗爭還是有，不過不大習慣斗爭，斗爭的兩面，強大的也沒有。我說這個話，他也不能完全否認。辯論很久了，他最后就說了：梁先生，你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是中國社會還是一個人類的社會，還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說對，你說的話，我完全同意。不過，正因為我完全同意你說中國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這樣子，可是我要強調特殊性要緊。比如說，一個人，你認識這個人，你說你認識這個人，這個樣就……你要說這個人的特色是怎么樣一個人，那么算是認識了這個人。不能從“一般的”去說，說這個人是個人，或者這個人是個男人，這個人是個中年人，這都不行，你得說出這個人的特點，你才算是認識了這個人。因此，我說你這個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國社會的特色的一面。談話就結束了，說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較是這樣。
　　后來，他在北京建國。1950年我到北京，一開頭還是講這個話。在北京見面是1950年的3月份。為什么是3月份呢？因為1950年的1、2月他同周總理在莫斯科，3月他才回來，他回來我才同他見面。1950年的時候，先頭他問我一句，他說你現在可以參加政府吧？我有點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說，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這話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聽起來他不高興，他想拉我拉近一點，可我不想靠近。我當時不想靠近，還是把事情看得錯誤，怎么錯誤呢？我不知道，中國的大局就能夠統一、穩定下來，我不知道，我不敢這樣樂觀，因為過去中國內戰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
　　過去有過去的原因啦，不過我看見那種兆頭好像還好不可免，為什么？因為共產黨的軍隊解放全國，四川最后。我在四川，住在重慶的一個小地方，叫北碚。這個時候入川的軍隊，有三路大軍：從陜西到成都的，是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從長江入川的、到重慶的，有兩路大軍，一路是鄧小平、劉伯承，這個叫二野，第二野戰軍；再一個林彪，叫做四野，第四野戰軍，也是從長江入川，這三路。在成都那邊我看不見，我在重慶那邊。可是我碰到的事情告訴我，很有問題。什么問題呢？我在四川重慶的北碚，有學校啊，我的孩子朋友都在那里。入川的軍隊，大概是二野方面，有一個不太高的將領，像是營長、團長的，他們到了北碚，有一個不記得是營長是團長，中級將官，知道我在那個地方，就來拜訪我，并且跟我談完話臨走時他說：“你一定要到城里去，到重慶街上去看看，我們大軍都到了。”我說我想去，他說“我有一個車給你”，留下一個小汽車。他就囑咐那個汽車司機：明天哪，你送梁先生去重慶。那么我說很好，我也想到重慶看一看。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坐著他留下的汽車去重慶，到重慶我一個朋友的家，地名叫上清寺，送我到那里了，司機就說我去吃飯，我說好，他說我吃完飯再來。哪里曉得他吃完飯之后，他來，說這個車不能給你用了，另外一方面，二方面軍隊抓了我這個車，扣了我這個車，他們要用，因為這車都是原來重慶市長的，也許公用的、私用的車，可是軍隊給扣住了。有時候四野扣，二野也扣，這方面扣了，那方面又扣去，搶奪了，我看這個情況不好。還有一個特別讓我感覺到不好的情況，這個四野的軍隊裝備好，穿著軍裝呀、器械呀、皮鞋什么的，裝備好，有錢。除了四野，別人呢，窮。我想這個事情不大妙，他們已經開始爭奪了。
　　當時不久，我從四川出來到北京跟毛主席見面的時候，全國分六大軍區，那邊是西南軍區，林彪的是東南，后來他回到湖北武漢……不是又有點從前的割據的樣子？割據的樣子不是嗚呼哀哉嗎？！國民黨雖然失敗了，他會不會回來呀？我一向是在兩大黨之間，好像是一個很公正的代表社會的一個人，各方面都可以說話，跟蔣方我也能說話，共產黨方我也能說話，我想還是保留一個中間人的地位好一點。所以我這樣一個念頭，他讓我參加政府，我就說留在外邊不好嗎？這樣的話，他聽了不很高興，我不肯跟他靠近嘛。不跟他靠近，但是他倒是有一點一方面是不很高興吧，一方面還是有點拉著我，希望不要隔得太遠。以后他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談話，有空他就——沒什么問題——就隨便的談談，坐下來吃飯。
　　艾：那您談的是家常話呢，還是……
　　梁：沒有目的。
　　艾：噢，沒有目的。家常話就是家常嘛。
　　梁：幾乎可以說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吧。不過有兩個情形可以說一下，一個就是我很想了解共產黨的一些做法，他們要怎么樣做，怎么樣干，他們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后，要怎么樣做，怎么樣干，我想了解。另外一方面呢，根據這個，我是需要出去看。我想從這個事實上，摸清楚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夠進言、能夠對他說什么話。剛好這個時候他（毛主席）也提出來，他說從前你是做鄉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過，在山東也做過，你看到一些地方的鄉村情況，你現在可以出去看看，我們解放之后有什么變化。我說好，我就接受他的，這個意思也是我的意思。所以在北京見面是3月，我到北京是1月，3月他們在莫斯科，3月10號才回到北京，3月11，大概國務院設宴會歡迎他們回來，宴會上毛主席約我明天12號見面，見面談話這個事。不是決定最近出去看嗎？他就馬上交代秘書長林祖涵：梁先生出去看看，給他預備條件，打電報出去，看哪個省，哪個省招待。最后我就出去，中間還回到北京一次，可是主要的，如果講出去看，看了6個月。因為我從前先在河南做工作，搞村治學院，所以先到河南。那個時候按照他們當時的情況，河南是分為兩省，一個河南省，一個叫平原省，后來還是恢復了，平原、河南還是合并成一個省，當時兩個。當時我就去了河南，看了河南，看了平原，然后再去山東。去山東后回來北京一趟，又出去，出去看東北，東北那個時候分6個省，6個省我都轉了一下，然后回到北京。
　　艾：您在河南的時候，參觀了一些什么地方？有沒有到鎮平那個地方去？
　　梁：沒有去，那次沒有去，可是那邊做工作的那個姓陸的人，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我去東北啊，不是說東北有6個省嘛，他跟著我去，帶了不止他一個人，身邊帶了三四個人一道去，姓黃的，姓李的，姓孟的。
　　艾：那么山東那些鄒平、菏澤地區，以前工作的地方，都去了？
　　梁：都去了。最后是從旅順大連回來的。從旅順大連回來的時候，經過遼寧、經過東北，東北那個時候已經就演習，夜里頭要關燈，怕轟炸，大家都熄燈，或者有燈窗戶簾擋起來、玻璃擋起來。我就回到北京，一看到毛主席就告訴他，說是很可惜啊，怎么可惜呢？因為我看到戰后恢復的氣象很好，我說今天把破壞的重工業鞍鋼、撫順，都是重要的工礦，正在恢復，如果要一打呢，又不能恢復了，可惜了。他搖頭，說是不會打，他說我們根本不想打，美國也不想打，那么，不打也很好嘛。可后來也打了，10月打的。
　　我恐怕再有全國割據的局面，他居然把這個大區都取消了，把東北的高崗都搞到北京來了。我去東北看的時候，高崗好厲害啊，統治東北，好像是跟東北王一樣，他自己有自己的貨幣，跟關內不一樣。后來把高崗也搞到北京來（笑），批判高崗，后來高崗自殺，鄧小平從西南調到北京來，擔任……

我不是一個學者
　　艾：1950年到1953年，您是常到毛主席那邊去？
　　梁：總是他派車接，他不用車接，自己去是去不了，進那個門都進不去，進那個中南海的大門都進不去。
　　艾：我書里是這么說的：您去延安，和他談了一個禮拜，一個星期，一直每天晚上……
　　梁：第一次去，住那個地方住16天，16天里頭有8天見面來的。
　　艾：那么我的判斷呢就是，雖然你們的結論是，您自己注重中國的特點，特別的地方，獨特的地方，毛主席注重的是一般性，不過結果您走以后，就是到1939年，毛主席自己也開始注重中國的特點了，就是說跟以前不同了。他是抗戰的時候一直是比較注重中國社會的特點，而不是它的一般性，所以書里推測您還是對他有一點思想上的影響了，我不知道您覺得這個說法怎么樣，會不會太過分呢？
　　梁：我不敢這樣說。
　　艾：那就是說，您不是當局者，您看到他以后寫的東西，您去以后寫的東西，看他這個政策怎么樣了，越來越像村治公社的這種措施，書里面也是引起了別人的意見，就是說有人覺得是合理的，有人覺得還是您和他有很多很多區別，大大的分別，比如階級斗爭這個問題啊，不過抗戰的時候中共也不是階級斗爭，抗戰的時候共產黨還是鄉村建設，跟您當年鄉村建設很接近了，我書里也不敢很確定是如此，不過好像是這個樣子。也很可能毛主席那時候創造的他的那套思想是按照中國的客觀事實而創造的，那么您自己也是按照中國的客觀事實而創造鄉村建設的理論，也許是因為客觀事實相同，所以您和他理論還是很接近的。
　　梁：可以說入手相同，他的革命的入手是農村包圍城市，他入手是農村，我要建設新中國，我也是入手是農村，從入手是相同。
　　艾：抗戰的時候的延安的情形，根據地的情形，在華北、在華中、在陜西，各種地方，不要說籠統的很相同，就是具體的細節也常常相同的。解放以后，毛主席所注重的很多計劃，也是跟當年的鄉村建設很相同，比較注重鄉村，也有把工業、小型的工廠分散在鄉下，也不要集中在大都市，這是一個，很多啊，書里可以說是算是爭鳴了，我不知道您對這個……
　　梁：是，是這樣的。我不是昨天說過一下，從鄉村入手是沒問題了。入手干什么呢？主要往哪個方向去做呢？兩條，就是讓散漫的農民漸漸地有了團體組織，一面呢，從舊的生產技術來提高人力，要引用近代的科學技術。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兩面，這兩面現在毛主席說的，他從開頭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這是往組織里頭去，不可避免，中國想要進步，一定要散漫的農民要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才好引用進步的科學技術。事實上大家只能走一條路。
　　艾：1950年到1953年，您和毛主席講話的時候，到他家去講話，您剛才說當時是想講什么就講什么。
　　梁：漫談。
　　艾：哦，漫談。話題當然很多，不過您現在還能不能想起一些當年……
　　梁：我都記錄了。
　　艾：您都記錄了?
　　梁：我有記錄，有本子上有呢。
　　艾：噢，那太好了。那您是預備……
　　梁：自己藏著，沒有發表。
　　艾：沒有發表？
　　梁：不過，你想看，可以看。
　　艾：那當然想看啦，假如您有記錄，對我來說當然太好了。
　　梁：明天我可以找出來。
　　艾：不用麻煩，藏在比較難找的地方，不要太急，我當然想看，不過不用太勉強地找。那發生了1953年9月份的沖突以后呢，那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跟您這樣子的……
　　梁：那就是坐下來從容地談話的機會就沒有了。
　　艾：就沒有了。就是開會的時候……
　　梁：可以見面，見面也還握手啊。
　　艾：態度跟以前不同吧？或者說以前比較和氣啊……
　　梁：也還沒有什么，不過他就是匆匆地握一下手，說一兩句話，我們也站著，他來走過，他跟這個握手，跟那個握手，走過去握手的時候說一兩句話，沒有請到家里來坐下來談話。
　　艾：解放以來您和哪一界的人接觸最多，文藝界呢，學術界呢，政治界比較多，還是親戚多，還是當年的老朋友最多？
　　梁：都差不多。因為我過去不是發起過民主同盟，所以這方面有些個舊朋友。再就是從前我在河南辦學，在山東辦學，學生有在這個地方的，也有從外頭來的，見面啊、通訊啊。我學生數量很大，我算一下，可以算是有學生關系的，他管我叫老師，聽過我講課，大概有4000人。
　　艾：4000人，那很多了，所謂“桃李滿天下”（笑）。那住北京的也常有機會……
　　梁：有些個人，故去的多了，他們都……因為普通人到60歲、70歲、80歲，活到80歲不是很多了，很多人都故去了。（笑）可我活得長久一些。
　　艾：那50年代、60年代，那個時候還有很多老朋友吧？
　　梁：有，有些在外省的還通信。
　　艾：現在，當年的很多的人都已經去世了。當然毛主席、周恩來也去世了，（梁：朱委員長也去世了。）您自己當年的陳銘樞、李宗仁、李濟深都故去了。那這么說，50年代、60年代還是跟當年的老朋友很多來往了。我記得研究您生平的時候，1966年，李宗仁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您也是出來接他，所以也許這種情形，往屆的老朋友見面的機會還是很多的。這可能算是個奇怪的問題：假定先生現在返老還童，您能從頭開始，您的事業會怎么樣?

我最佩服的中國人
　　梁：……性格，人的性格、脾氣是先天的，還是先天方面重要，假定說一個人有他先天的一面，有他后天的一面，兩面來比較，還是先天重要，他的性格、脾氣、聰明、智慧，都是先天方面的。
　　艾：那我是弄錯了，一個不當的錯誤，因為我了解，您第一位夫人在山東時候去世的，您的朋友們覺得您和她的關系好像沒有第二位夫人的關系那么密切。反正我弄錯了。
　　梁：我再補充一下（笑），就是我這個第二個太太，她不是大學畢業并且還是教育學系畢業的嗎？她跟我結婚的時候，我50歲，她比我小3歲，她已經47，年紀太大了。
　　艾：這個我也弄錯了。我以為您比她大10年，其實才……
　　梁：我比她大三歲啊，一個女子30歲結婚已經不算早了，到40歲結婚就算晚了，到47歲結婚太晚了（笑）。凡是這樣一個太晚結婚的人，她都是個性很強。
　　艾：是，已經習慣了單獨的生活。
　　梁：個性很強，結果很容易……（笑）
　　艾：我正好把這個弄相反了。那關于您的報紙是說她比您小10歲，我是按照當年的報紙來寫的。
　　梁：她不是歲數太大了嗎？47，太大了，她隱瞞歲數。
　　艾：是，這個我都不知道。
　　梁：她隱瞞了歲數（笑），她自己也隱瞞，中間朋友介紹也隱瞞，是這樣子。
　　艾：噢。
　　梁：實際上她歲數很大了。
　　艾：這個很有意思，我所說的您朋友的印象和當年的報紙上印象跟實際的情況正好相反的。
　　梁：是這樣。
　　艾：很有意思的現象。現在我想，在中國啊，什么地方能去找資料，訪問很多人，還是……我剛想起來，胡應漢先生跟我講，抗戰結束以后，有一天，是在北平，他跟您和您夫人在一起，那么……
　　梁：那是跟第二個了。
　　艾：是，是跟第二個了。問題是談起婦女問題，胡先生說您提出一種理論來，說是婦女不是創造者，是創造創造者的。而您夫人發脾氣說您怎么可以這樣子說呢？胡先生說您就是捧腹大笑，有沒有這么一回事呢？（笑）這么小的事情您可能不記得了。（梁：對。）您對西方的婦女解放運動有沒有高見啊？
　　梁：我不是上次說過了，我有一個外國朋友，他自己叫做衛中，衛西琴，他很深刻地講男女的不同。也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話，你說了。自然，也就說是天吧，天給婦女的一個任務或者說是使命，是生孩子，主要的，在婦女的一生中，就是中間的階段——能夠生育的那個階段，太早了不算，太晚了老了也不算。太早的時候還不是一個很像女人的女人，太老了也不像一個很像女人的女人，正是中間那一段她是一個真正的女人，這個階段天給她的責任、任務，是生孩子。她的任務在身體上，不是在頭腦。男子的任務是在頭腦，所以按照自然的也就是天然的來辦，來做事情，才是對的，不按照天然的，勉強的，不大好。所以他——衛西琴，論調是說關于做學問，乃至于或者做政治家，做軍事家（笑），都不合適。不過也可能做藝術家還可以，這是他的見解。我很同意他的見解。好像是從前有一個有名的哲學家，德國人，好像他說過——叫叔本華，（艾：是。）他說過，女子是什么呢？婦女是什么呢？婦女是一個大孩子，是個小孩，可是不是年紀很小的（笑），是個大孩子。婦女跟婦女容易到一塊兒，比如一個大的會場，婦女跟婦女就湊在一堆，大家交談，男人自然也有成堆的，可是有很多是散開的。你到一個大的會場上一看，有這種情況。婦女坐在一起成一個堆，講話，講得很高興，有一個情況，按北京話吧，不像男人那樣能夠沉住氣，有點浮動。這都是說婦女跟男人性格不一樣，重要的是像剛才說的話，好像自然、天給男人的任務是創造，無論是學術上的創造或是政治上的創造，乃至軍事上指揮作戰的創造，都是創造，這種創造都是應當歸于男人的，不要把這種創造指望于婦女，因為婦女她有她的任務，她有她的使命，天給她的使命。衛西琴這個話我倒覺得很同意，很承認。
　　艾：20年代，您跟衛先生講過這個問題，到現在您的觀念都沒有改變嗎？
　　梁：對男女分別的看法，還是那樣。
　　艾：我不知道，可能您不清楚美國，尤其是美國，歐洲也有，婦女解放啊，要求男女平權，甚至于現在在美國，女子無論是什么事情都有優待，找事，女子有優待，有人在討論女子已經從軍了，不過我們正在辯論的是，是不是應該做戰士？……甚至于一些婦女解放運動比較激烈的，說我們女子根本不要與男子來往，不要跟他們結婚，不要跟他們有性方面的關系，我們女子跟女子在一起才對，聽起來，尤其是中國人，很奇怪啊。第一您有沒有聽說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情況？第二呢您對此有什么反應、意見？
　　梁：我倒是同意剛才那個外國朋友衛西琴的見解。那個朋友就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外國人特別是西洋人，外國的女人像男人，中國的男人像女人（笑）。
　　艾：（笑）那您以為這個有道理嗎？
　　梁：這是說事實，事實上這樣。對不對呢？我覺得說的有幾分對。外國的女人呢，有點像男人，并且她好像還要不單已經像男人，而且還要爭取做男人。
　　艾：您第二位夫人算不算婦女解放運動者？
　　梁：她不是結婚很晚嗎？她一直是做中等學校的教員，師范的教員，中學的教員，一直做了好幾十年的教員。她個性很強，就是難免跟人沖突。剛好碰巧了，不是1966年8月，有那個文化革命運動？她就被打得很厲害。
　　艾：您最佩服的中國人，無論是過去的、或者是現在的中國人是誰啊？
　　梁：我很早、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釗，他號叫章行嚴先生。他寫文章的筆名有時候寫秋桐——秋天的“秋”，梧桐的“桐”。我年紀小的時候，我在中學讀書，14歲到19歲畢業了，十四五六七八，這個時候我就看見章行嚴先生——章士釗了——他的文章，不知道他這個人的名字，姓名不知道，就是看見他的筆名叫秋桐。他寫的文章，一種是歐洲通信，他人在歐洲，寫給報紙，把歐洲情況，叫做歐洲通訊、留歐通訊，我看得很有趣味。特別是呢，他有些個論政治制度的文章，因為那個時候中國要學外國，政治上學外國，那么就有開國會的問題，有議院。議院有一個問題，就是還是兩院制呢，還是一院制？議院跟政府的關系，像英國，政府是對國會負責，對眾議院負責，責任內閣，政黨內閣。他寫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我非常有興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都是熱心中國的政治改造，最欣賞的、最覺得好的是英國式的政治，他剛好是介紹這個東西，討論這個東西，中國要學外國，就是學兩院制呢，還是一院制就可以了呢？有沒有必要兩院呢？他這些個文章我都愛讀，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誰，只留個筆名。這是在我年紀輕的時候，年紀只有十幾歲的時候，而且在北京中學讀書的時候，看報紙、看文章看到這個，我就欣賞這個人，欣賞這個人的議論、文章。
　　后來呢，就看見上海有一個叫《民立報》，《民立報》發表的文章也多半是論政的居多，這個文章筆名就寫行嚴。我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可是我看見行嚴的文章，就想這個人的文章恐怕跟秋桐是一個人，真的姓名我還不知道，我判斷他恐怕是一個人。后來呢，在日本梁啟超、梁任公出了一個刊物叫《國風報》。《國風報》上偶然登了一篇文章，《國風報》多半都是論政的，偶然登了一篇文章，是講把西文、西洋學問的名詞翻譯成中文，翻譯、譯名的問題，怎么樣的譯名算是譯得好。因為過去嚴復，嚴幾道先生他就討論過譯名的問題，他有三個標準：一個是要信——言而有信的“信”，單人旁一個言字；一個標準是信，還有一個達，表達出來，第三個還要雅，文雅。嚴先生論翻譯講究這個，他翻譯外國東西要遵守這三個標準，所以他翻譯出來外國的東西，都是文言的，都是很文雅的，沒有白話。這個問題就叫做譯名問題、翻譯名詞的問題。在《國風報》上看見有一篇文章，是討論譯名、討論翻譯問題，署名叫“名質”——人名的名，物質的質，討論的問題不是論政，跟我看到的文章不相合，這個“名質”用的人名、筆名，既不是秋桐，也不是行嚴，而是用一個很新鮮的“名質”兩個字，但是我一看，這三個名字實在是一個人，我的判斷是這樣，后來證明果然是一個人。
　　這個時候，他在日本出版一個刊物，叫做《甲寅》，這個時候我給他通信，從書信上有來往，我才清楚他的名字是章士釗。后來到北京，我就很喜歡跟他親近，很佩服他。可是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為這位章老先生，他比我歲數大了很多，他是一個很有才的人，多才，多才嘛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爛——吃鴉片，賭博，賭錢，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個、兩個、三個，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歡。雖然很不喜歡，我還是一直到他90歲的時候我還跟他往來。
　　艾：在香港1973年逝世的。
　　梁：對了，93歲。
　　艾：您看這個也不錯，雖然生活上這個樣子，一樣活到93歲（笑），好像沒有影響他的身體。
　　梁：好像是那樣。
　　艾：別人呢，您佩服的就是……
　　梁：這是我年輕的時候很佩服的。再一個我佩服的也是姓章，就是章炳麟，章太炎先生。我覺得他的學問好。他也是……
　　……
　　梁：我認為他是外行，隔膜的，他比較年輕的時候也算是革命的重要人物，他那個時候是有點批評孔子、反駁孔子，可后來又變了，晚年他又佩服孔子。
　　艾：辛亥革命以前，國粹的道理，孔子不要，墨子、荀子還是要，那您對章太炎最佩服的是哪一方面的？
　　梁：學問很深造，人品也個性很強，不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艾：有沒有別人了？您講的……
　　梁：兩個章。
　　艾：后來您到了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您佩服的人有沒有變？
　　梁：如果說那個時候，在中國的名人里頭不是有康梁嗎？（艾：是。）我是很不喜歡康；我佩服梁任公，喜歡梁任公，剛好跟梁任公也有來往、親近，并且這個親近呢是，我嘛比他是后輩啦，小學生啊，他來我家先看我，很虛心，這點我很佩服他。他大我20歲，他從辦《新民叢報》那個時候，我就愛讀他的文章，后來就跟他認識了。像剛才所說的，民國九年（1920年），他居然一個老前輩，很有名望的，先到我家里來看我，我那時候還沒有名，我心里頭很佩服他。那么他為什么來看我呢？原來他這個時候注意佛學，人家告訴他，說我講佛學，所以他來看我。在佛學方面他很虛心，盡管我們是后輩，他很虛心。可惜他給我很多信，我都損失了，沒有保留。（指在“文革”中被毀——整理者。）
　　艾：您跟他有往來一直到……
　　梁：一直到后來，到后來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他故去了。民國十八年我從廣東往北方回來，到的時候他已經故去了，在廣東的時候，他還跟我通信。可是我很不喜歡康。
　　艾：是。尤其是他提倡儒家為宗教以后，好像您……
　　梁：他不是要搞什么孔教會？不過這個問題還小，（艾：這個問題還小？您說他……。）最大的問題是他這個人虛假，很多事他做假。比如他寫文章，有倒填年月的事情，后來寫的東西，他把它作為多少年以前寫的東西。這何必來呢？不老實。
　　艾：對，對。我以為可能您對他的《大同書》會有反對的地方吧，有不同意的地方吧？
　　梁：他不是有本《大同書》嗎？我書架上還有。我覺得這種“大同”的理想，并不高深，不值得去那么樣子吹捧。設想遠的未來的社會怎么樣子怎么樣的，可以設想，可以去做一些個想象，也可以把它寫出來、說出來，不過應當認為價值不大。應當重視科學，不要做些什么幻想。幻想也可以說嘛，不過不會有很大價值，實事求是的這種研究才是有價值的。他這個人很高傲自大，當然他開頭要幫助皇帝維新，開頭那個是很了不起，很有創造性，很有創造精神，可后來不行。
　　……
　　艾：最后的問題是您最佩服的中國人是誰，章士釗還是……
　　梁：兩個章，還有一個章太炎。
　　艾：假如問您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回答會不會有不同？佩服與覺得偉大有分別嗎？
　　梁：有分別。
　　艾：您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物——無論歷史上的人物還是在人世的，是誰？
　　梁：我覺得也不是太過去，也不是現在的，恐怕還是毛澤東。
　　艾：還是毛澤東？那您……
　　梁：毛澤東實在了不起，恐怕歷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不過他晚年就不行了，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的錯誤。
　　艾：那毛澤東最偉大的成就是什么？
　　梁：整個兒地創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這個是百分之百的事實，百分之百的事實。不過他這個人到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做錯的事情。這個錯的事情，失敗的事情，在周恩來沒有。周恩來是中國從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你指不出來他的不好的、做錯的事情，幾乎沒有，非常的完全他這個人。不過，很巧地，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給毛澤東做助手的這么一個人。論人可是最好了，周恩來人最好了，最好。
　　艾：我也倒是覺得您這個說得很對。
　　梁：人人都紀念周，可是對毛，有人就不滿意，某一件事情不滿意。
　　艾：毛主席同中國歷史上的人物來比，您覺得他比較像歷史上的什么人物？再過100年，100年以后的歷史學家研究這個時代的中國歷史，他們會不會把毛的角色和過去的什么人的角色來做一個比較？
　　梁：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一般的說法都說漢高、唐太，漢高祖、唐太宗，一般大概都是說這樣子。可是（笑）毛看這些人，不那樣，好像他看得平常。
　　艾：另外一個問題，您最佩服的外國人是誰？就是說您聽說有，或是書本里認識的外國人，您覺得最佩服的外國人是誰啊？
　　梁：我在哲學思想上最喜歡的，也算是崇拜吧，是法國的柏格森。
　　艾：到現在還是，我記得您當年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您也這么說，您說第一次閱讀柏格森的著作，覺得是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事。所以您還是覺得外國思想家來說……
　　梁：當然德國的康德，我也很佩服他的思想上的深刻。
　　艾：那么政治界的外國人，您有沒有覺得偉大的？

后記
　　23年前，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訪問先父梁漱溟，連續長談十余次，存有錄音磁帶，如今全部轉為文字成書問世。可說這是原本不曾料想到的事，而今竟成為現實；也可以說這是來之不易吧。
　　使此事得以實現者，首推今已98歲高齡的田慕周老先生。正是田老提出，并經手從遠在美國的艾愷教授處索取到這批錄音磁帶的，那是先父身故后兩三年的事，隨后又是田老親自邀約8位年輕朋友（他們名字是：孫明磊、高琳、周偉、周毅、陳波、蘇怡、孫藝、田雷），并自己也參與其中義務地將錄音轉為文字。因此，才得以將這一珍貴的訪談的詳細摘錄，約四萬字收入《梁漱溟全集》最后一卷（卷八）內。這是這一訪談內容首次與讀者相見；時間為1993年。
　　又過去了十多年，現在又由“一耽學堂”的逄飛、徐君、蔡陸、張來周、張佳等同志，再次據錄音逐字逐句，不作任何刪節、修飾或潤色，全部轉換為文字（錄音質量欠佳或因存放過久而模糊不清者除外），共得十余萬字。由于強調了要“逐字逐句”，因此口語中常出現的單詞或語句重復，甚至整段的內容完全相同，僅是詞語上大同相異小而重復出現者，均照錄不誤。這樣就為讀者提供了近于原汁原味東西，使讀者有若現場親自聆聽的感受。現在此書即據此為內容。
　　當此書出版事粗具眉目之后，又與艾愷教授聯系，請他為此書作序。他很爽快地應允，隨后不久即將序言寄來，并附一相片。艾愷教授的漢語真可以說是棒極了；無論是文筆或口語，水平均甚高。由于同一漢字常有四聲變化，外國人難掌控，說話時多給人奇聲怪調之感，而艾愷教授不在此列。他的文字功夫由所寫這篇序言也可見。這是他直接以漢語寫成的，不僅順暢，而且具有一些文言文色彩。這對一位外國人來說是十分不易的。
　　1980年他首次與先父相見時，我有幸見過他。先父故去后，他差不多隔三五年都有機會來北京，來后也多與我們家屬聯系相見，聊聊家常，我也曾請他來家中做客。家里面積較小，又無什陳設可言，稱之為“寒舍”，再恰當不過。如果備有飲食，也甚簡單，而艾愷教授是位平易近人、十分隨和的人，對此全不介意。現在他為此書寫出序言，使此書增色不少。但他對此書所作貢獻遠不止此。訪談有問與答兩方，缺一不可；而且他是一位對被訪者作過專門研究的學者，并著有被訪者的傳記專著，其提出的諸多問題，就深度與角度而言，都非泛泛，這也使談話內容多事關重要。因此可說，這次訪談富有內容，取得了成功，其中自有艾愷教授的功勞。還可以說，他與田老二人同為對此書成書有很大貢獻之人；當然他們盡力的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訪談內容涉及方方面面，讀者讀后便能知曉，無須贅述。但在此愿指出先父在言談中所顯示出的那種心態與神情，值得一說。
　　此次長談時，先父已87歲高齡，可算時屆垂暮之年了，可他不僅頭腦清晰、思維敏捷，而且話里話外不時流露出平和而樂觀的心態，毫無老年人易見的感傷、消沉的影子。例如談到中國文化的傳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們的心目中有多少時，他承認舊習俗多遭破壞，可他說“但不能說一掃而光啊！”“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他還有一種中國人的氣味吧！”，因此他對中國文化在中國的“前途并不悲觀”。至于說到世界的未來、說到人類的前途，他說：“我是比較樂觀的。”那為什么如此樂觀呢？這自然與他自有其堅信不移的理念有關，而這一理念又正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后自己所提出的。他認為人類面臨有三大問題：人對物的問題；人對人的問題；人對自身的問題。三者先后各成為人生的主要問題，而一旦求得其基本解決之后，人類生活的主要問題便勢必由前一個轉為下一個了。也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自上世紀20年代中葉即提出“世界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的主張，至今不移不搖，那么，他為什么自認為“我好像是個樂天派”就不難理解了。
　　不僅如此，他對自身種種經歷遭遇，如“文革”受沖擊、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圍攻等，當艾愷教授問起他時，他承認當時“心里有點不愉快”，可“幾天我就過去了”，且發出笑聲，可說是談笑自若。而當談起先父也曾遭遇過苦難有類似于王陽明先生所經歷的“千災百難”時，如1939年出入敵占區時，他說那“差得多”。可問起他什么時候最快樂時，他卻說都“差不多”；如說有什么差別，就是“有時忙，有時比較清閑”罷了。甚至在談及生死時，他承認，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實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長生，任其自然”就好了。至于一生的成敗得失，如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奔走國共和談中的挫折、失誤等，在先父的心里反有盡責盡力一念，成敗似是在所不計的。末了應指出，此訪談內容對研究了解先父梁漱溟有一定價值，而對這一資料的保存最為關心、最為重視的，莫過于田慕周老先生；現在終于得以成書，流傳于世，保存下來，這是可以告慰于田老的。最后，祝田老健康長壽！
　　梁培寬
　　2005年11月20日于北京
　　田慕周先生（1908— ）名鎬，河南開封人。193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法律系。次年至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短期學習后，即留院工作。先后任編輯、訓練部與鄉師教師。1935年任鄒平實驗縣民政科長。日軍入侵后，隨部分鄉建同人往四川南充省民教館任導師班主任。1940年后曾任職于四川省府及行政院。梁漱溟晚年著述之謄清繕寫工作及出版，多賴田先生協助。《梁漱溟書信集》中收有梁老寄田先生信52件之多，從中可見二人誼兼師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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