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村莊的中國政治映象

呂德文

題記：2005年12月5日至12日，筆者在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鎮(zhèn)香花村調查，運氣很好，在這個號稱長壽之鄉(xiāng)的小鎮(zhèn)里，有幸訪問到眾多有豐富人生經歷的老人，還有一些明了事實的村民，他們的一些看法及經歷或許在另一側面表現(xiàn)出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社會的變遷。

一作為民族－國家的中華民國

趙旭林是一個88歲的老人，能訪問到他純粹是偶然。當時我和調查伙伴剛辦完一件事，在路上看到他的胸前戴著抗戰(zhàn)勝利60周年紀念章及黃埔軍校的徽章，像站軍姿似的站在他所開的花紙店門口，精神矍鑠，馬上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和他談起話來，更是發(fā)現(xiàn)他的思路極為清晰，再加上他那精彩的人生經歷，讓我們似乎回到了那個讓人有諸多感慨的民國時代。

1“國民黨不知搞了一個什么運動，把私塾廢除了，只能上‘官學’，但很好，小學不收費。”

民國時期，政府在各個方面都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靠近，加強了對教育的改革及國民意識的控制。私塾同樣被認為是需要廢除的舊的體制，但這種廢除并不是不切實際的，她用可能是更為廉價的官學體制這個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教育體制替代了，使得其治下的人民成了真正意義上“國民”。當時趙老爺子上私塾時，每年只要叫100斤米就可以了，因而，盡管家庭貧寒，同樣上得起學；但是，官學體制中，小學不用交錢，是公費的，這就使得那些想求學的貧家子弟仍可上學識字——盡管大部分人因為家庭特別困難而無法將孩子的勞動時間花在讀書上，整個太平鄉(xiāng)（青城山鎮(zhèn)在解放前的稱呼）只有一所官辦小學，一個班二三十人。

官學體制中小學升初中，考了第一名的可以公費，還有獎學金；第二名的可以公費，其余的就得交費了。這種制度使得特別上進的貧家子弟仍有上學的機會。當時的趙老爺子求學心切，憑著其扎實的私塾時打下的國學功底，只上一年半的官辦小學（主要是學數(shù)學），就考上了第一名，順利讀上了灌縣（都江堰市以前的叫法）的初級中學。初級中學過后，就得上高級中學了，這要在成都才有，其優(yōu)惠政策和小學升初中差不多，但這時的高中顯然是精英教育，“每年要四石米（800斤左右）”，一般人家上不起。趙老爺子當時考了一所名牌中學的第五名，免了200斤左右的米，其余的“靠親戚朋友支持”——這時的民族國家的建設，仍然保留了鄉(xiāng)間救濟的空間，威權國家還無法將其觸角深入社會生活深層處，福柯意義上的監(jiān)控系統(tǒng)遠沒有建立起來，社會保障這個詞在當時估計是不會出現(xiàn)的。

2“參加軍校就是為了抗日，當時認為國民黨是正統(tǒng)。”

無論現(xiàn)在對國民政府有何疑問，但有一個事實似乎是不可否認的，即當時的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國民政府的宣傳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的。趙老爺子說，當時川軍出川抗日，在成都人民公園召開大會，一位唐姓軍長號召大家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日，當場把他的兩個公館的房契交給省長劉湘，捐獻給抗戰(zhàn)基金；馮玉祥將軍來成都募捐，連乞丐也把自己乞討到的錢捐出來，但將軍沒能收，場面催人淚下。趙老爺子正是因為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沖動，“年輕氣盛”，考上了黃埔軍校第18期。

考上軍校后，就集體入黨了，但是，“沒什么，黨在基層沒什么作用”。國民政府的黨國體制在高層是真真切切的，但是，在基層，似乎并沒有太大的控制力，即便是在最為關鍵的軍隊，而且是蔣中正親任校長黃埔系中。這和共產黨的軍隊形成鮮明的對比，共產黨軍隊無論是在對誰作戰(zhàn)，都注意黨的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北伐時期的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員身份對軍伐作戰(zhàn)，沒有忘記基層的政治工作，實際上正式因為出色的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使得北伐初期能順利推進；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黨指揮搶”的原則已經確定并得到實行；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共產黨軍隊同樣利用自己的路線方針巧妙得將黨的任務與民族的責任結合起來。國民政府單純利用民族主義的宣傳來控制下層民眾（包括軍隊）在客觀上忽視了其統(tǒng)治合法性的建設，一旦沒有了外在的壓力（外國侵略），民眾很容易喪失對政府的忠誠。

但是，很顯然的，國民政府當時是抗日的領導，將中正是領袖，趙老爺子就講，“如果沒有我們校長的抗戰(zhàn)，我們現(xiàn)在都是亡國奴”。出于對民族的責任，趙老爺子軍校只讀了兩年就提前畢業(yè)直接上戰(zhàn)場了，三個月的排長見習時間也免了，直接當上了排長，參加了長沙會戰(zhàn)，“一個戰(zhàn)役下來，一個連往往只剩下幾個”。

3“其實我是有機會（參加共產黨）的，但是當時不懂。”

國共之間的爭奪是全方面的，地下黨的活動在國統(tǒng)區(qū)就沒有停止過。當時太平鄉(xiāng)的小學有一個老師是地下黨，也拿一些馬列著作給當時還是小學生的趙老爺子看，但是，“當時我還小，不懂”。過后，趙老爺子上初中、高中、軍校，因為“年輕氣盛”成了國民黨的一員——這個沒有實質意義的黨員身份，使其后來的政治生活注定回因為中華民國的結束而改變。黃埔軍校畢業(yè)的當時的趙姓排長、連長及技術教官，一方面主觀上是為了抗戰(zhàn)，是對民族的忠誠，另一方面有被另一個政權及政黨看成是對黨國效忠，從而成為有特別符號的人。直到抗戰(zhàn)勝利60周年之際，趙老爺子才重新獲得當年抗戰(zhàn)時的榮譽感，每月有政府補助，還撥款讓這些健在的黃埔校友開同學會，每月聚餐一次。

二作為新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高益民63歲，剛解放時只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但對村子里面發(fā)生的事情仍然記憶猶新。

史載，成都剛解放不久就發(fā)生了主要由地主武裝組織的反對新政權的“二五叛亂”。“那天，子彈刷刷刷從河對岸打過來，打在房屋旁的竹子上，落下來”，高益民跟著家里的大人們躲在養(yǎng)豬用的低洼地，上面用門板蓋著。高說，他還看到鄰居幫地主武裝送飯送菜；高解釋說，任何政權在地方都有其基礎，當時成都雖然解放了，但農村并沒有完全由新政權控制，因而有了所謂的“叛亂”——“其實不是什么叛亂，新舊政權交替，（反抗）是很自然的事”。高解釋得應該有道理，一個政權，無論如何，都有其統(tǒng)治的基礎；而一個新政權的建立，也有建立及鞏固基礎的問題。在四川這樣后解放的地區(qū)，也可以說是國民黨統(tǒng)治較為成功的地區(qū)，“國民政府”這個政權的統(tǒng)治合法性在老百姓眼中仍然是存在的，當國民政府的權力喪失時，其權威仍然存在；相反，新政權在奪取政權之后，則面臨著樹立統(tǒng)治合法性的問題，必須建立黨在人們心中的權威。

先是解放軍進入了太平鄉(xiāng)，當時高益民也跑到鄉(xiāng)場上去看，“穿著統(tǒng)一的黃色軍衣，挎著槍，很神氣”，“有一個排左右”。大部隊的到來，意味著太平鄉(xiāng)的政權已經掌握在新政權手中。但是，這顯然不夠，要鞏固政權，就得樹立權威，于是，土改開始了。

趙老爺子這時又出場了，“共產黨利用了我”，因為有文化，在“連中學數(shù)學老師都搞不懂那些土改計算公式”的情況下，趙老爺子協(xié)助土改工作組土改，參加了好幾個鄉(xiāng)的工作，直到1953年結束，“只是解決吃飯，沒得工資”。高益民一個上輩被劃分為地主，“其實沒得啥子”，高益民說，地主其實人很好，還經常支助地鄰；趙老爺子回憶說，他小時候，每年的青黃不接的時候，那些“地主”都會在太平場上煮粥解決那些餓肚子的鄉(xiāng)親，“惡霸很少”。實際上，地方上的村民的經驗與政權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鄉(xiāng)民顯然不會把自己日常生活中極為熟悉的鄰居和鄉(xiāng)親看成是自己的“階級敵人”，他們有自己的生活邏輯；只有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之后，人們才會有所接受——無論如何，香花村的大部分村民是在土改中得到好處，并或許因為此而接受了新政權；但是，他們仍然會保留基于生活經驗的邏輯。趙老爺子說他在歷次運動中都沒吃過什么虧，其解釋是“十一二歲就出去讀書，回來后不偷、不搶、不罵”，別人沒必要對他過不去；高益民母親為人相當好，即便是在困難時期，也樂于助人，去世時“社會上哭的人比屋頭哭的人還多”。在這種生活的經驗中，那些居于廟堂之高的政治理想要想在江湖遠處有所作為，顯然還得與當?shù)厝说纳钸壿嬒噙m應。

三1962年的香花村與中國

高益平62歲，是高益民的堂弟，經歷極為豐富，香花村的老書記。1962年，高益平在生產隊搞科學種田，這個生產隊的試驗是副鄉(xiāng)長親自指導的，全鄉(xiāng)的試點，效果很不錯。高說，他們試種棉花，產量不錯，只是“溫度太低，不能自然暴花”；試種矮桿水稻，畝產達到了畝產800斤（原來的高桿水稻畝產600斤左右），后來推廣了；小麥則由原來的本地小麥的畝產三四百斤提高到600斤。高說，“種子很關鍵”，體制下放后畝產也是800斤左右，和試驗田產量差不多。1962年是反思大躍進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經濟工作的八字方針，農村形勢好轉，香花村的情況似乎也證明了這點。但是，香花村顯然對三年“自然災害”的印象不比別處深刻，“平原還好，不比山上”，“只餓死一兩個”。對于大躍進，似乎現(xiàn)在所有有那個年代的經歷的人都對之心有余悸，甚至有點痛恨，而對其所造成的危害，卻難有準確說法，各地的情況也極不一樣。但是，應該清楚的一點是，能發(fā)生這么大規(guī)模的事件，無論是用“自然災害”還是純粹用“人禍”來解釋都不是能說服人的：香花村那幾年據(jù)說沒什么自然災害，這估計是沒錯的——都江堰這個水利是可以保證川西平原的旱澇保收的；大躍進造成農村勞動力缺乏以及浮夸風所造成的對農業(yè)生產的影響，估計也是事實，但就由此推導出三年災害是某一政策的危害，顯然難以說服別人，似乎恰恰也可以得到相反的結論——在沒有災害的地方，危害的確比較小；而同樣“人禍” 的影響下，之所以會有那些災害程度較高的地區(qū)，顯然只能歸于真正的“自然災害”。

1962年的香花村村民的日子算是好過了，但是，從香花村出去當兵的高益民卻正在中印邊界的原始森林里與印軍作戰(zhàn)。當時林彪當國防部長，高益民所在的部隊是林彪的部隊，被派往前線打頭陣，這時，“裝備立馬換了，五三式步槍換成了五六式的半自動步槍，一次可以打十發(fā)子彈”。高益民參加的第一次戰(zhàn)斗大獲全勝，他所在的連隊只負傷一人，而對方幾乎全被消滅，只有極少數(shù)逃跑了。后來，中國軍隊慢慢推進，遇到了印軍當中的王牌軍——參加過二戰(zhàn)的紅鷹旅，對方在山溝溝里布成了蛇陣，這次在劉伯承指揮下，同樣獲得了勝利，“但是沒有封住尾巴，就差幾小時，讓旅長給逃了”。這次戰(zhàn)斗后，中國軍隊開始回撤，高益民所在的部隊是最后撤軍的。“那里環(huán)境特別好，又生產水稻，又生產水果”，“干脆就在那里駐軍算了”，“那是國際輿論比較大，都偏向印度，對中國不利”，“后來我們撤了，印度軍隊又進來了”——“我們出生入死，好像白打了”。1962年的中印邊界沖突，“我們沒吃虧”；但是，結局似乎并不令國人滿意。但是，無論如何，當時“中央的政策是警告印度，我們不是打不過你，只是讓你”，這種目的是達到了。

1962年的香花村和中國，確實是有許多讓人高興的理由；但是，這種振奮似乎并沒能讓所有人舒服多久，不久，針對基層干部的“四清”運動來了，讓那些干部們提心吊膽地生活了好長一段時間。

四“四清”運動

羅永清有84歲了，是參加過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人，1953年復員時是副排長，“沒文化，提干提不上去”；因為家有老母，死都不讓自己在外面工作，只好在家；一回到家，鄉(xiāng)上的書記就讓他當村支部書記，但堅決不干，“只想種田”，鄉(xiāng)黨委書記來了五六次，還是不得不當上了支部書記。1965年四清運動時，羅永清跟工作隊對著干，因為工作隊每天晚上都得審查這些干部，“大家受不了”，“看不起組長，沒啥子了不起”；于是，工作組長就“開除你黨籍，你沒法了”；這時的羅永清，“整到那步了，愿意去勞改了”，但不夠勞改條件。高益平當時協(xié)助工作隊工作，“工作組長就住在我家”，比較清楚當時的情況：羅永清被查出三個問題，一是拆除小學時，有人揭發(fā)他們幾個廉價買了或分了；二是生產隊瞞產私分；三是當時是學雷鋒高潮，在生產隊勞動擺龍門陣時說雷鋒貪小便宜。本來，羅永清領導下的香花大隊一直都是先進，“紅旗手”，但現(xiàn)在成了反面典型。

還有一個生產隊長也被查出了有問題，一是男女關系不正常，與未滿18歲女子結婚，與地富子女結婚，破壞婚姻法，二是1957年破壞統(tǒng)購統(tǒng)銷，三是“二五叛亂”分子。不過，查出來下了就是了，“農民，沒什么”。

四清運動算是讓那些基層干部受到了一些大震動，高益平說，“四清過了頭，（被整的干部）確實也冤”。但是，當時的基層干部確實“有點脫離群眾”，“老百姓不滿干部的多”，“比如公共食堂”；“老百姓沒什么覺悟——那是當干部是要得罪很多人的”，“反正我也當不了干部，把你整下來，除了口氣”；也有自己想當干部故意整人的——“有些材料是內部揭發(fā)出來的，老百姓不懂”。按香花村的經驗，無論如何，四清運動的初衷應該是切中要害的，官僚主義確實在當時比較嚴重；但是，似乎中國的政治并沒有那種“適可而止”的考慮，一場更大的運動開始了：文革！

五文革

高益全是高益民的親弟弟，文革期間是個積極分子，曾跑到北京參加毛主席第六次接見紅衛(wèi)兵。當時，成都武斗相當厲害，高益全“跑到都江堰鬧革命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派的。高益全講起自己的“光榮歷史”，頗為興奮：當時和幾個人在公社偷槍，結果碰上人了，趕快把槍塞在墻縫間，但第二天不在了，“不知被誰撿走了”；想把哥哥留在家的槍拿出來，但不讓，結果自己自制了一把手槍繼續(xù)“鬧革命”。

香花村的文書比較清楚這段歷史，“1970年前后武斗最厲害”，村里有三大派，一個是“貧下中農革命造反派”，受“成都產業(yè)軍”指導，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受“成都工人革命造反派”指導，還有一個記不清了，受“川大826”指導。三派有“爭地盤”的意思，但三大派之間沒有真槍實彈地干，只是斗村干部，使得村干部“失去公認”，不敢上班、開會。但是，生產隊的莊稼還是“種起”，參加組織的“東跑西跑”，“一個生產隊就幾個人參加”。

文革是涉及全國的大規(guī)模的運動，要認識它似乎并不容易；但是，至少有一點是可以判斷的，農村所受到的沖擊并不是特別大，沒有影響到農業(yè)生產。任何的政治斗爭，到了農村都不太可能影響其固有的邏輯：必須先保證農業(yè)生產，不至于餓死；必須尊重當?shù)氐氖烊松鐣倪壿嫞H疏遠近的判斷應該比別的標準更具持久性。

六后集體時代的香花村

1981年分田到戶似乎在香花村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上面安排分田，就分了；村民發(fā)自內心是很高興的，因而，香花村每年繳稅都基本上可以完成任務。

但是，高村長遇到了一個很奇怪的事，在1997和1998年這兩年農業(yè)稅最重的時候，收稅費的任務還是可以順利地完成；到2000年左右，稅費一年比一年少，但收稅卻越來越難。高村長仔細給我們分析了一下其中的原因，得出了一條：這幾年年輕人當家的越來越多，受到的集體主義的教育少，“以前老人當家都是這樣想的，共產黨給我田種，很感激”，“現(xiàn)在不一樣了，他們這樣想，我憑什么繳稅？”。

可以這樣認為，經過在制度上集體化已經不存在了，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后集體化時代的香花村的村民仍然保留著集體化時代的遺產——集體主義。正是因為這個遺產，使得村民們仍然有國家、村莊的認同。但是，改革20多年來，這個時代所塑造的是自由主義教化出來的一代，集體觀念已經很難再深入人心，甚至會認為有一點集體觀念是不正常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香花村和廣大的中國農村一樣，農民原子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村莊共同體也在慢慢消解。

作者地址：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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