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秦淮漁夫

中國黨在建國后，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戰爭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這使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和影響空前提升。人們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沒有人會懷疑其領導的正確，更不用說會有誰對毛澤東的地位提出挑戰。

蘇共二十大以后，反對個人崇拜已經成為各國共產黨通行的口號，中共當然不會公開提出異議。然而，與半年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不同，反對個人崇拜并沒有成為八大的主要話題，眾多大會發言對此都沒有涉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報告也只是從肯定蘇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個人崇拜問題。盡管在制度層面做出了一些加強集體領導的規定，但中共并不認為在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鄧小平在報告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里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于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1-92頁。]”

鄧小平報告的基本口徑是：反對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正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對個人的歌功頌德；領袖是需要熱愛的，這不是個人崇拜。

毛澤東對于蘇共批判個人崇拜的心情是雙重的——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解除了套在中共頭上的緊箍咒，正如他后來對蘇聯大使尤金講的：“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一個經常壓抑我們和妨礙我們正確理解許多問題的蓋子。是誰為我們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地理解個人崇拜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毛澤東與尤金談話備忘錄，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5，д.589，л.173-179。]擔心的是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和取消個人崇拜的做法將導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蛇無頭不行”的混亂局面，所以他才認為赫魯曉夫“捅了簍子”，并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談到：“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2頁。]并在后來又說，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毛澤東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夫的談話，1956年10月31日，轉引自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頁。]

具有實際意義的是，毛澤東不著眼空泛的“反個人崇拜”，而是從國家大局出發，在根本上對黨和國家根本的政治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加強集體領導。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就提出了分一、二線的設想。

1954年3月初，毛主席修改審定了《憲法草案初稿說明》，并署上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組”的下款。這是一篇重要文獻，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小組起草憲法的指導思想。

《說明》特別講到國家主席問題，是這樣寫的：“草案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制度，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我國歷史上的總統制完全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腦，并不具有特殊的個人權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和國務院提出建議，或召集最高國務會議，因而向國家作出他的貢獻。”

為什么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作過這樣的解釋：“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了個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在起草憲法的過程中，曾一度考慮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議長和付議長，后來改為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和付委員長。）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了毛病，那毫無辦法，只好等四年再說。（當時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四年。）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沖作用。”國家機構設國家主席，這同黨中央領導班子分一線、二線和當時正在醞釀的黨內設付主席和總書記，是出于同樣的考慮。這是毛澤東為保證黨和國家的安全而對領導體制提出的重要建議。毛澤東還提出設國家付主席的問題。他在憲法草案的最初稿上批示：“設付主席一人，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付主席代理之。”后來，他又在草案四讀稿上批示：“付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職權，此點必須加入。”這些內容都寫入了憲法。: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并服從于他。”（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54年3月2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這一條，是毛澤東提出并再三堅持[z1] 的。

毛主席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早在八大之前1956年夏天，就在中央內部幾十個人的會議上提出過。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在這里還要談一下關于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云同志。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象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下不得地了。我們就是要準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必要。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于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臺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么什么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志。這并不是說別的同志不可以當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夠干的都干。”  

    七大之后中央設立的書記處，不為辦事機構，而為決策機構，書記處五大書記實為五大常委，陳云、彭真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居然就任書記處候補書記，可見書記處之力度，而在書記處、政治局之下有一個秘書處，為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領導下的黨務機構，任弼時、李富春等人都是最初的秘書處主要負責人。建國之后，特別是高饒事件之后，秘書處的地位日漸突顯。一九五四年，毛澤東找鄧小平、譚震林、劉瀾濤、李雪峰、胡喬木、楊尚昆、宋任窮、馬明方、林楓九人談話時明確指出：“把你們從大區調來到中央做副秘書長，是配合小平工作的，以后中央的事就由你們來做，對外統一用中央的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的名義。”這是毛澤東把秘書處作為中央一元化政治絕對領導的書記處的鋪墊由此開啟。

    而此時的中央秘書處盡管有了中共中央的名義也就是說等于有了印信，卻是沒有辦事的“衙門”，尚在籌備醞釀階段，還沒有在黨的代表大會等公開的形式上得以進一步完全確認，而秘書處的工作雖則可以伸手到黨務之外，但是，影響面極度有限，更多的則是上傳下達的收發工作，隨著工作的逐步展開，毛澤東醞釀的全面確立秘書處的地位，給予秘書處最終的中共中央代言人資格的步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那就是設立另一種意義上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以秘書處的原班人馬作為新的書記處的底子，在此基礎上，擴大書記處成員，使之能夠在黨內負起全面領導責任。

　　在書記處之前，毛澤東專門找鄧小平談話，委以重任，用李雪峰的話說：“毛主席對小平同志那時候非常欣賞。”小平開始仍然堅持新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負責傳送和收發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文件，毛澤東不以為然，他對書記處的任務這樣指示給鄧小平：1.書記處不是滿清的內奏事處，是中共中央的直屬機構，凡是中央的事情都要管，中央的事情都要抓。2.書記處對外一律用中共中央的名義。3.書記處直接對他本人和常委負責，行文用平咨。

原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李雪峰、宋任窮在回憶這段歷史時都提到了毛澤東的這個著名的三點指示。毛澤東的三點指示等于明確了書記處之于中央的地位和作用，小平因為剛來中央，初接新的工作，自然要謹言慎行，而毛澤東則一再給鄧小平打氣、撐腰，為了進一步烘托即將出籠的書記處的力度，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做了對鄧小平的評價的著名講話和加大書記處的外延與觸角即成立中央五個領導小組的決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七屆七中全會上就鄧小平預備當選總書記一事，毛澤東說：“至于秘書長（秘書處）改叫總書記，那就是中國話換成外國話來說，他（小平）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是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說我給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眾人笑）我看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和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的好呀？也不是，他跟我一樣，有很多事情都辦錯了，有很多話也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說他行，順不順的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他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也有，就像不滿意我的一樣，你說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不過大體來說他比較公道，顧全大局，處理問題比較公道，犯了錯誤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可以說是誠惶誠恐的，他是經過黨內斗爭過來的。”

    毛澤東這篇講話可以說是黨內歷史和毛澤東本人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給一名高級干部如此的宣傳和評功擺好。就毛澤東來說，給一位比自己小十一歲的小字輩的鄧小平如此的評價也是破題頭一遭，在通篇講話中，毛澤東幾次提及“他和我一樣”，把鄧小平和自己相提并論，即使后來林彪列入黨章成為法定接班人時也沒有受到這樣的高度的概括。

    在1956.9.28日選舉產生的八屆中央書記處名單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

    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原來中央秘書處的主要成員基本都被囊括進入了新設立的書記處，而書記處本身也囊括了我黨高層的所有精英實力高才，其后，補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成員，國務院只剩周恩來總理一人，新成立的書記處成了當仁不讓、不折不扣的黨內第一內閣。翻檢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中央有關指示，抬頭一般都是：請劉、周、朱閱，交小平辦。（以后增加了林彪），而毛澤東在主管經濟的會議上一般這樣提及鄧小平和周恩來，毛澤東說：“小平、恩來是經濟方面的軍師，你（指的是劉少奇）要和他們多溝通意見。”小平在前，恩來在后，可謂意味深長，更為主要的是，書記處已經全然按照毛澤東預定方針進入中國政治決策層的主車道。

毛澤東在八大之前的講話意猶未盡，次年十一月赫魯曉夫訪華，毛澤東接見他時，明確的指出：“我們黨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接班人，鄧小平是一個，你可能不知道，我現在向你介紹他，他以后到了你們那里，你們對待他就像對待我一樣。”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組織上給予書記處更大的權力，四月間，中共中央成立五個領導小組，即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分別任命陳云、彭真、王稼祥、聶榮臻、陸定一為組長，小組具體工作歸口管理中央書記處，這就是說以陳云、彭真這樣的黨內老資格也要對小平請示工作，至少先報書記處和鄧小平知道。而這五個位高權重的小組從組長到一般組員的名單都是毛澤東責成小平擬就，稍后，毛澤東除了提出增加譚震林為財經組副組長、王鶴壽、趙爾陸為組員外，無一增減。同年十二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做了題目為《帝國主義及其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報告，此前寫就一文題目是《關于帝國主義及其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毛澤東送鄧小平閱：

    小平同志：

    我寫了一篇小文，請你斟酌，如覺可用，請下發給與會同志，望告。

                  毛澤東

                  1958.12.1

前面我們提到，毛澤東自己說過對書記處及其負責人行文用平咨，這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八大二次會議后，中國大地掀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共產黨執政后，我黨在世界處于兩極對立時期在單一意識形態指導下，利用有限社會資源進行的一場社會主義大建設運動。

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的負面影響在1958年夏以后逐步已露出苗頭，于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開始了糾“左”。

由于“官僚主義”和“左傾幼稚病”的影響，“五風”肆虐，毛澤東為糾正“五風”作出了極大努力。

毛澤東在與“五風”的錯誤進行斗爭中，處境孤立，步履艱難。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所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要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里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一線領導層刮“五風”的一些人）。”

1958年后“浮夸風”的興起，不應該說是在“三面紅旗”決策下全黨失去理智，而是源于黨內一些人簡單地使用“戴政治帽子”的方式作為管理手段，他們在竭力大搞“反右擴大化運動”的后期，接著在黨內大搞“拔白旗”運動，結果造成一種很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各級領導人被逼用“謊報數字”來過關，進而導致浮夸風的興起和蔓延。毛澤東為此召開過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等，反復談到要“壓縮空氣”“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對一些“冒進分子”如吳芝圃、曾希圣等提出批評，并親自主持會議“壓指標”都無法生效，甚至毛澤東還以個人的名義寫了一封信，要求發到“小隊長”這一級，讓他們不要管上級那一套高指標。毛的這封信最終沒有發到小隊長手里，根據鄧力群的回憶，是遭當時在中央工作的李井泉扣押而沒有下發。可以看到，浮夸風的興起，不能不說和各級執行層面停留于戰爭年代管理事務的強悍簡化有一定關系，不是因為決策原因或者路線決定的。

為了統一全黨糾左步調，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做《關于權力集中到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說明》的發言，又一次無比明確的談及了他和鄧小平的關系，毛澤東說：“我這個人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也就是大元帥，小平掛副總司令，也就是副元帥，我們一正一副。”（毛澤東《關于一切權力必須集中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講話要點》，《中共中央文獻匯編》一九九一年第三期）毛澤東還指出：“小平同志呀，你掛帥了，你是總書記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也是我的總書記，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嘛。”（引文同上）毛澤東在上海期間和柯慶施等中央領導多次提出：“大政方針決策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小平負責辦，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少奇，第二是小平，中國只能有一個核心，權力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那就是中央，中央具體的小平和書記處抓。”（引自《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

八大以后，1957年月日，毛澤東接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團長伏羅希洛夫時，提起不當主席之事，打招呼。

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商談幫助共產黨整風時，他對他們表示，到二屆人大時他想辭去國家主席。5月1日，陳叔通和黃炎培聯名寫信給劉少奇和周總理，力陳不贊成毛主席辭去國家主席。認為在15——20年內，“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變為好”。因為：“集體領導中的個人威信，仍是維系著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tang2] 。” 《文獻與研究》（1982年第一期）毛澤東5月5日將此信批給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傳閱，他在批語中說，“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并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他要從1958年起擺脫國家主席職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他請劉少奇[tang3] （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一次，取得一致意見。他還要求把這封信連同他的批語印發到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黨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區黨委及全國人大所有代表和政協委員，他認為此事應展開討論，才能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見。

毛澤東對陳、黃兩人信中陳述的理由一一作了解釋。

信中說：“不說擁戴的空話，而要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我們的國家由民主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就七年來說，發展要算勝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發展超過了鞏固，就是不可以說國家已經鞏固了，何況臺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斗爭的時候。在此期間，最高領導人還是不更動為好。”毛澤東在這里注明“以上兩個理由，因時間太長，連任四年，問題還是存在，故不宜論及。國家的根本鞏固，現在已經有了，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說到國家的完全鞏固，依蘇聯經驗，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臺灣解放和兩個陣營對立時間可能更長”。

信中說：“誠然要強調集體領導，但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仍是維系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毛澤東對此寫到：“我仍存在，維系人心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

針對信中說到擔心人民的惶惑和國際間可能的謠言，毛澤東說：“事前在人民中展開討論，說明理由，可以減少惶惑。那時我將公開聲明理由。”而“真相自明，謠言便息”。

毛澤東在信后寫了一段意見，再次說明他提出辭去國家主席是深思熟慮的：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主席、副主席連選時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會修改憲法，“第一任主席有兩個理由說清楚可以不連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1958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做主題報告）。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現在黨內高級領導同志對此事想通了的多起來了，而黨外人士因為交換意見太少，想不通的還多，因此，有提出來從容交換意見的必要”。

5月8日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陳、黃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語，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見。

1958年6月20日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宦鄉給外交部發來一封電報，詢問外界所傳毛澤東辭職事是否確實，毛澤東在月日親自給他回電，證實“我決心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認為有利，正向地縣區鄉干部通知，并展開辯論，以免臨時顯得突然。國內民主黨派已通知并醞釀一年多了。在華外國人，如蘇新使節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魯等亦已談過。”

1958年12月9日晚上，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同意毛澤東關于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建議的決定以電話形式通知到了各省市自治區。兩三天后，傳達到了人民公社。12月日這個決定在《人民日報》上公布。

此事經黨內充分醞釀，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才作出決定。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改選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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