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向遠
研究抗戰時期共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一位值
得注意的人物。1973年,前蘇聯以他名義在莫斯科出版《中國特區(1942—1945)》
一書,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該書中文翻譯本名為《延安日記》。本文就此談點
認識和看法。
一、 關于弗拉基米洛夫其人
弗拉基米洛夫全名為彼得·巴菲洛維奇·弗拉基米洛夫,1905 年生于俄國。早年
在沃龍什農具廠當過裝配學徒工,后到齊霍列茨克火車頭修理廠當裝配工。1927年
加入聯共(布)。1931年參軍入伍,復員后進入莫斯科納里曼諾夫東方研究院學習,成
績優異。1938年5月至1940年期間,被以塔斯社特派記者身份派往中國,在蘭州蘇聯
軍事代表處搞情報工作[1] (P133)。1941年4月至8月,再度來華,到過蘭州、西安
等地。
蘇德戰爭爆發后, 共產國際和蘇聯擔心日軍在遠東地區對蘇聯發動進攻,迫切需要
了解中國內部的國共抗戰情況和日本的軍事動態。1942年5月,弗拉基米洛夫被第
三次派往中國,長駐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此次的公開身份仍為塔斯社記者,實
際身份則是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和蘇軍情報部情報員[2] (P218),主要任務是
收集抗戰期間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重點是針對日本的軍事情報。他在棗
園、楊家嶺等地住過。中國同志給他起了個中國名子叫 “孫平”。 作為共產國
際的重要成員,中國共產黨需要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支持和幫助,共產國際和蘇聯也
對中國共產黨有著巨大影響。身兼聯絡員、情報員和塔斯社記者多重使命的弗拉
基米洛夫精明干練,機警靈活,不僅善于察言觀色,而且忍耐性強。到延安后,他經
常受到毛澤東和其它中共領導人親切接見。為博得毛澤東信任,獲取更多更重要的
情報,為獲得在經濟生活方面的好處,弗拉基米洛夫在毛澤東面前總是笑嘻嘻的,一
口一個“是的,您說的對”。對于毛澤東發表的意見,他總能作出恰好適合毛澤東
心情的評語和結論。在毛澤東建議下,1942年9月,他曾到綏德專區、晉西北等地,和
當地干部及群眾談話,了解基層情況。 1944年8月,他隨同中外記者觀察團參觀王
震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南泥灣。毛澤東對他幾乎無話不談,對他提出的要求
都盡量給予滿足或照顧。經毛澤東允許,他直接同中共中央社會部聯系,由社會部
向他提供雙方需要的各種情報。他還到王家坪軍委總部,從彭德懷、葉劍英處獲得
軍事情報,甚至直接找參謀人員、作戰室工作人員交談,看作戰地圖,參加各種匯報
會。此外,他還同新華社、中共中央西北局、陜甘寧邊區政府等許多單位聯系,獲
取情報。可以講,中國共產黨人對他態度友好,對他在延安工作的支持與幫助積極
而認真。毛澤東送給他一本自己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朱德送給他一枚
八路軍指揮員的圓形徽章,表達了對他的友好情誼。1943年2月為慶祝蘇聯紅軍在
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1944年10月為紀念十月革命27周年,蘇軍情報組曾兩次在
延安舉行宴會,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不僅親自參加,還表示了熱情洋溢的祝
賀。 毛澤東為了從思想上改造和培養弗拉基米洛夫,把他變成中國共產黨人的朋
友,讓他向莫斯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通過他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共產
黨內部的狀況有一個全面而客觀的了解,不僅多次給他作關于延安整風運動的介紹
和解釋,甚至“象上黨課一樣”[2](P221),從1944年6月開始,到1945年4月“七大
”召開前,差不多每隔一周或兩周和他用三四個小時長談一次,向他系統介紹中國
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革命發展各個階段的形勢變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所
取得的成績與遭受的挫折,各個時期黨、政、軍的發展變化,黨內的派別斗爭等情
況。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 毛澤東不僅讓他作為唯一的蘇聯客人列
席“七大”各次會議,指定專人擔任翻譯,還在會后專門把他找來,向他詳細介紹大
會情況。毛澤東經常找他談話,并通過他負責的蘇軍情報組大功率電臺把中共的政
策和主張反映給蘇聯領導人,然后蘇方又通過他把蘇聯的意圖及對中共政策主張的
看法和估計轉達給中共。他可以隨時到毛澤東那里去,毛澤東也隨時可以叫他來。
據給毛澤東與他談話作翻譯的師哲回憶:“每次從毛主席那里出來,孫平總要同我
談談他的體會、感想,他同我談得很好。他很尊敬毛主席。”[2](P222)
不過, 弗拉基米洛夫作為共產國際聯絡員和民族意識極強的蘇聯軍人,深受共產國
際和蘇聯對中國問題的某些錯誤認識影響,對中國共產黨內許多事情都不能正確地
理解。對于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
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的又聯合又斗爭政策,在整風運動中對王明教條主
義錯誤的批判,以及在1944年下半年與美軍觀察組及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的來往,他
都抱有疑慮和不滿。他認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為了抵制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
, 修正馬列主義;對“教條主義者”的批判是破壞中共同共產國聯的聯系,清除與
共產國際有聯系、服從共產國際的黨員;堅持又聯合又斗爭會破壞抗日統一戰線,與
美國建立聯系是要擺脫蘇聯……。在實際工作中,他擅自主張將王明的信件直接轉
給共產國際,把王明生病治療過程中的處方失誤夸大為所謂 “處方事件”,甚至多
次在毛澤東經他的電臺發往莫斯科的報告或信件中私下加上自己的意見。例如,1944年
7月19日,評論說毛澤東的電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不符合實際情況;1945年1月
18日,評論說毛澤東的電報只是一份要迷惑聯共(布)領導人的文件而已。[3]他這
種不合規定和不符合事實的報告, 嚴重影響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
及其領導人的認識和評價,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產生了十分消極
的影響和作用。
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結束在延安三年零六個月的工作和生活,返回莫
斯科。1946年在蘇聯外交部工作。1948年至1951年第四次來華,擔任蘇聯政府駐上
海總領事。1952年,被任命為蘇聯駐緬旬大使。1953年9月10日,在莫斯科病逝。年
僅48歲。
二、 關于《延安日記》
在弗拉基米洛夫逝世20年后,莫斯科出版了署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俄文版《中
國特區(1942—1945)》一書。此書立即在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
1975年,美國紐約的德布爾戴公司出版了根據莫斯新聞出版社提供的英譯本,署名
《弗拉基米洛夫日記》。1976年,臺灣國聯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新據英文本翻譯成中
文版的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1980年,北京現代史資料編刊社據德布爾戴公
司英譯本由呂文鏡、吳名祺、唐秀蘭、石菊英等翻譯,內部出版了中文本弗拉基米
洛夫《延安日記》。由于中國共產黨在1946年12月下旬蔣介石揚言進攻延安時,將
同“遠方”(即共產國際)通訊往來的電稿材料全部毀掉了[2](P202),前蘇聯將共
產國際和蘇聯同中共關系的檔案尚未完全解密。這樣,以前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
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名義發表的這本書,不僅蘇聯和歐美學者當作研究共產國際
與蘇聯同中共關系的第一手資料,包括港臺在內的中國學者的論文和專著中,也經
常能看到引用此書的觀點或材料。不過,我認為,對于《中國特區(1942—1945)》
(即《延安日記》)這本書,尚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應謹慎對待。
從此書的出版背景來看, 它是前蘇聯反華政治需要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后,中蘇兩
黨和兩國政府曾經進行了親密合作。但從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兩黨逐漸在許多重
大的政治和理論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兩國關系不斷降溫。進入六七十年代,隨著
激烈的政治論爭和嚴重的邊境沖突,兩黨兩國的關系急劇惡化。中國加強備戰,反
蘇防修;蘇聯陳兵邊境,掀起反華惡浪。為適應同中國論戰的需要,給蘇中分歧的產
生尋找到根源, 1968年,蘇共中央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尤里·弗拉索夫(一
位蘇聯人民代表、作家)召來整理其父檔案,蘇共中央書記處準備用公開的情報資
料和弗拉基米洛夫當年從延安發回莫斯科的電報為基礎,要尤里 ·弗拉索夫去編
撰一書。5年之后,這本由尤里·弗拉索夫編撰,署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中國
特區 (1942—1945)》 (俄文版)就正式在莫斯科出版了。事實上,正是這種反華的
背景和需要,人們對書中隨處可見的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歪曲、誹謗,甚至
極端惡意的攻擊,也就不難想象和理解了。書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之處,可能加進
的新的“說明”材料,如德布爾戴公司在出版說明中提醒讀者的那樣,這本書既可
以作為一個歷史文獻,也可以作為一個現代文獻來讀。
此書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當年的著述, 它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就值得懷疑。莫斯
科出版這本書,損害了中蘇兩黨的關系,也損害了弗拉基米洛夫這位前共產國際聯
絡員的形象。書中表露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惡意攻擊,使得中國有
學者認為,弗拉基米洛夫“這個蘇聯人由于自己的右傾投降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
思想,竟然墮落到和國民黨反共頑固派一鼻孔出氣的可悲可笑的地步。”[4]在延
安給弗拉基米洛夫作翻譯,與他接觸頻繁的師哲說,這本書以孫平(即弗拉基米洛夫
)延安日記形式公布的大量“材料”, 嚴重歪曲事實,造謠、任意中傷、誹謗中國
共產黨和毛澤東。這些內容同弗拉基米洛夫當年在延安和自己講的話完全不一樣
,“孫平,一個老黨員,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只有偽君子、兩面派、
沒有良心的人才寫得出。”[2](P222)曾任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的前
蘇聯學者羅維奇·杰留辛嚴肅指出:《中國特區(1942—1945)》這本書是以弗拉基
米洛夫日記形式編撰的。書中許多地方,作者一會使用英文資料,一會使用中文資
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譯,有的按中文音譯。不難看出這本書是根據各
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拼湊而成。他進一步認為,在延安當時的環境中,“弗拉基米洛
夫很難寫出這種竭力批評中共領導人的‘日記’”[5]。事實上,該書的實際編撰
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來的一篇講話也承認,《中國特區(1942—1945)》是當時奉
蘇共中央之命,為適應反華需要而作。書中所用材料系公開的情報資料和他父親從
中國發回的電報。他的任務是說明蘇中產生分歧的根源。[2](P223)由此我們可以
肯定,《中國特區(1942—1945)》這本中文翻譯為《延安日記》的書,并非當年擔
任共產國際聯絡員和蘇軍情報員、塔斯社記者的弗拉基米洛夫親自著述,書中材料
也并非都來自于弗拉基米洛夫當時發回的電報資料。對弗拉基米洛夫這個人物,我
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對《延安日記》這本書,我們應當保持審慎的態度。
[參 考 文 獻]
[1] 伍修權.我的歷程[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2] 師哲.在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3] [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M].呂文鏡、吳名祺等譯.北京現代史資
料編刊社,1980.
[4] 廖蓋隆.關于共產國際蘇聯、蘇聯和中國革命[J].黨史通訊.1983(11-12).
[5]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J].1990(4).
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作者單位：西安郵電學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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