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業的制度變革及其績效

漆光瑛

一

在我國，農業的制度變革與其他經濟領域如工業、商業相比，是比較頻繁的。同時，由于農業在我國的特殊地位，農業的制度變革，不僅影響了農業經濟自身的發展，而且還影響了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自解放以來，我國農業的制度變革主要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本文所談的制度，是包括土地制度及農業的經營方式）。

第一階段，是實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黨中央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簡稱《土改法》），于同年冬季在全國國內大規模地展開了土地改革。《土地法》的總則提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這樣，就明確地規定了土地改革的基本內容，這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將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是我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第一次最大最徹底的農業的制度改革。于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地改革，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并建立了與此相聯系的農民家庭的經營方式。

第二階段，是實行農業合作化，改造個體小農經濟。我國的農業合作化是分四個步驟實行的。1952年在農村推廣互助合作運動，建立農業生產互助組；不久，互助組發展為初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初級社）；在1955年下半年農村出現了農業合作化高潮，初級社迅速轉化為高級社（即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8年12月實現了全國的人民公社化，建立了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農業合作化的結果，是將農民的個體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是將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過渡到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此相聯系，農業的經營方式也發生變化，由以農民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經營方式逐步發展為集體經營方式。

第三階段，在保持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廢除人民公社，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展了在農村以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迄今為止，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大致有三個過程。首先，承包形式由包工發展為包產。在包工形式下，生產隊將生產過程的某些環節包給作業組或農戶，然后根據統一定額對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考核與檢查并換算成工分，生產隊成員按所得工分參加分配。當時，勞動報酬還沒有與最終產出發生直接的聯系。以后在包產形式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內部職能和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生產和經營管理的職能由生產隊一級轉向了承包者。其次，明確承包者。剛開始，作業組是承包者，即由若干農戶自愿聯合的作業組對生產隊承包，這時，盡管生產和經營的單位比原來的生產隊縮小了，但是，作業組內仍然沿用原生產隊的管理和分配方式。以后，承包者發展為農戶，進一步否定了生產的集中管理方式。第三，在農戶承包的前提下，由包產到戶轉向包干到戶。包產到戶，是指生產隊把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包給農戶使用，由承包產量指標定工分，勞動成果歸集體共同使用，扣除集體提留后，再按工分分配給農戶。生產隊仍實行集體經營，統一核算。包干到戶，是指勞動成果除了繳納國家稅金和集體提留外。直接歸農戶所有。實行包干到戶，集體所有制的所有權已同經營權分離，農戶有了經營自主權，農戶成為進行獨立商品生產和經營的農業經濟實體。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建立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在不同形式上相結合的農業經營方式。

二

新中國建國五十年我國農業的制度變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怎樣呢？也就是制度變革的績效怎樣呢？

土地改革的實行，使農業生產很快得以恢復并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在1952年就恢復了被長期戰爭破壞的農業生產，并超過了解放前最高的年產量。以糧食和棉花為例（以解放前最高年產量為100）。棉花在1951年就超過了解放前最高的年產量，糧食也在1952年超過了解放前最高的年產量。1950年到1952年，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速度為14.1%，這是建國以來農業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時期。

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就拿工業生產來說，1950年工業生產全面恢復，1952年與1949年相比，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7%上升為26.7%；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28.8%上升為39.7%。1952年工業各項產量均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產量。

顯然，我國農業制度的第一次變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促進的、積極的。

實行農業合作化（包括公社化），我國農業制度的第二次變革，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比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從1952年到1955年，雖然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而這一年的農業總產值和糧食產量都有顯著的增長，糧食產量達到了3 855億斤，全國除災情嚴重地區外，75%以上的農戶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這一段時期，正值從互助組到初級社的發展時期。從1956年開始，農業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建立高級社，不久又實現公社化。從1959年起，農業生產就連續三年大幅度下降，國民經濟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直到1962年，黨中央公布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明確了公社是以生產隊為基本的生產和分配單位，農村的生產關系才穩定下來，農業生產才得以恢復和發展。從表1和表2可看出這一情況。

表1  工農業總產值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17頁。

我國農業制度的第三次變革──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已進行了20年，目前仍在繼續。這一制度變革對農業生產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起著促進作用的。糧食總產量1978年為3 047.7億公斤，1984年為4 073.1億公斤，1990年為4 462.4億公斤，1996年為4 800億公斤②。從農業的國內生產總值來看，也說明這點。（見表3）。

表3  農業總產值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第42頁。

三

   我國農業的制度變更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表明了制度這一因素的重要作用。以科恩、諾恩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很重視對制度的研究，他們把制度視為一種稀缺的資源，將制度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新制度經濟的分支之一──新經濟史，著重研究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們強調，制度變遷、制度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我國的農業制度變革來看，經濟的發展，制度變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制度變革之所以能促進經濟發展，是因為通過制度變革，或能調整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或能創造新的激勵機制，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

土地改革的完成，是一次土地制度的大變革。為什么它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呢？因為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經濟關系；因為它在新的經濟關系基礎上，適應當時農業生產以手工勞動和耕畜為主的生產方式，保持了農民家庭的經營方式。舊中國的農業經濟是地權集中而耕地分散，大量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同時土地又分散給農民耕種。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全國大約有三億農民獲得了七億畝（4 600多萬公頃）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在歷史上，農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同時，農民還因此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納的大約600億斤（3 000萬噸）糧食的地租，這一部份勞動成果就轉化為擴大生產和改善生活的基金。農戶是生產和經營的基本單位，農民第一次能為自己而生產，這樣，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解放的農民，其個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得以發揮，其結果，不僅使自己的家庭經濟，也為整個國家的農業經濟帶來大發展。

為什么互助組──初級社，這一段時期的制度變革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呢？因為，它不僅克服了土改的制度變革的局限性，又注意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保持對農民的激勵機制。土改后的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狹小，按全國各地平均計算，農民每人只有三畝耕地，每戶只有十四畝（在南方許多地方，農民每人只有一畝甚至幾分耕地）。其他生產資料占有量也很多，據1954年統計，全國農民平均每戶占有不到一頭耕畜，每兩戶才有一個犁，每10戶才有一架水車，貧困的農戶更少，這樣的生產狀況是難以取得規模經濟的，是難以抵御天災人禍的。所以，農業生產在1953年和1954年發展緩慢，1953年和1952年相比，糧食增長1.8%，棉花下降9.9%；1954年和1953年相比，糧食增長1.6%，棉花下降9.3%，農業生產這兩年的停滯，除了遇上自然災害外，更重要的是表明當時的小農經濟已用盡了自身的潛力，制度需要變革。實行農業合作化的互相組──初級社的這一時期，逐步擴大集體勞動，逐步克服集體勞動與分散經營的矛盾，農民的經濟利益得到尊重。互助組是實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集體勞動，這一集體勞動是通過各個農戶把他們的勞動力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作為私有的生產要素交換使用的，當相互交換使用中不能完全相抵的部份，必須用現金或實物來補足。也就是說，農戶所擁有的勞動力和農具等生產要素不是無償使用的，初級社是實行土地入股，集體經營。初級社一方面實行土地統一經營，打破了個體農民經營的狹小規模，另一方面，對社員交來統一使用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還保留社員的所有權，對其擁有的生產要素的使用給予適當的報酬，也就是說社員除了得到勞動分配一部份的勞動成果外，還能從土地分紅得到一部份勞動成果。

80年代初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次制度變革，重新恢復了對農民經濟利益的重視，重新確立了農戶的經營自主權。這不是對土改后所建立的農戶為單位的經營方式的簡單回歸，而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在已建立一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上，實行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農業經營方式。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是把應該由農民自主支配的土地交給農民，突破了占有方式必須與經營管理方式相一致的傳統觀念，在維護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前提下，保證了農戶的經營自主權，使勞動者、生產者與經營者統一起來，從而創立了新的激勵機制。

對于經濟的發展，制度的變革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制度變革都能帶來績效，如果制度的變革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或是制度變革過于頻繁，那么，制度變革則帶來負效應。在我國的農業制度變革過程中，由初級社──高級社，再由高級社──人民公社，制度變革的結果并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我國農業合作化原計劃在土改后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來完成，這在工業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進行對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必要的。然而，從1956年開始，改造要求過急，改變過快。當初級社還未鞏固時，就用一年左右時間過渡到高級社。在高級社，取消了初級社時的土地分紅，土地耕畜等主要生產資料通過折價形式歸集體所有，社員的勞動報酬以工分制形式實行按勞分配。緊接著，在1958年實行公社化，在公有制“越大越好”的思想支配下，到處吹刮“共產風”，有些地區出現了公社為統一的生產和分配單位，個別縣還辦了“縣聯社”，要求全縣實行統一分配。集體所有制名存實亡，忽視了農業生產特點，忽視了我國農業生產較落后的狀況，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勢必阻礙農業生產發展。

在考察農業制度變革所帶來的績效時，還應同時考察到當時所處的大環境。農業制度變革是整個中國制度變革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農業制度變革所起的作用是與整個大系統變革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比如，土地改革，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開始的，當時中國已由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轉變成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基礎的新中國，這時國家在農業稅上，提出了“按常年產量依率計征、依法減免，增產不增稅”的方針，對農業發放了大量貸款；合理地調整了工、農產品的比價。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廢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從而帶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又比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與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密切相關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才能保證農戶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地位，才能使從公社體制下所釋放出來的土地潛在的生產力有了廣闊的市場，從而，使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積極作用能夠長期地起影響。

注釋：

①薛暮橋：《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頁。

②袁恩楨：《世紀之交的十二大關系》，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第81頁。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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