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原因：是“毛澤東破壞了集體領導”？

　　　　　　　　李月明

　　5月16日晚，當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整整40周年的時候，中央電視臺大家節目播出了對哲學大家任繼愈的采訪。任繼愈老先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就象每一個小孩都要出天花“一樣”，中國共產黨也有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這確實是一種哲學的眼光。然而，當分析到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他說，主要是“毛澤東破壞了中央的集體領導”，我卻覺得這個說法未必妥當。

　　任繼愈是我一向十分敬重的哲學家。也許是因為毛澤東推薦過他的著作？一本是揚榮國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一本是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我在學生時代就闊囫圇吞棗般翻閱過，后來，上世紀80年代初，又看了他寫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綱要》，盡管他的這些書我一本也沒有真正看懂過，但是這卻絲毫也不影響我對他的敬重。然而這一次，我卻還是想說，任老先生的話有點證據不足。

　　為什么說“毛澤東破壞了集體領導”呢？任老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依據是毛澤東自己的話。他說他看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說：“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無效的。”

　　如果說我理解不錯的話，毛澤東什么時候說這些話的呢？是1953年。1977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錄了這篇文章，所用的標題是《對劉少奇、揚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這篇文章在后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八卷本中不知道為什么沒有了。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是怎么說的呢？原文不長，只有兩段，我照錄如下；

一、嗣后，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二、（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
　　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 以其結果告我。

（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

　　就這么兩段文章，大家不妨細細找找看，看還有誰可以看出是毛澤東破壞集體領導的依據來呢？如果單純以任老先生引用的那一句話來看，說“毛澤東破壞了集體領導”好象是可以成立的，毛澤東也確實太霸道了。中央會議決議是組織的決定，不經你一個人看就不能生效，這不是凌架于組織之上嗎？這難道還不是典型的“一言堂”？不是“個人說了算？”

　　可是且慢！如果說毛澤東批評不經他看過便以中央名義發文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的話，那么我想問：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是最高級別的領導，他既未出巡，也未患病請假，以中央名義開會或發文他竟然知道也不知道，這難道是正常的嗎？

　　我倒想起一個故事來：某單位黨委書記出差，副書記在家組織另外三位黨委委員改選。結果呢？書記落選了，副書記成了書記。
　　
　　這當然是笑話，可我還看過兩則資料，不知道是不是事實，大家也不妨分析分析看：

　　一件是發生在才剛剛建國不久的1951年，全國推行了新稅制。新稅制在中央發出文件開始實行后，新年剛過，毛澤東一連幾天接到下面幾個省來的電報、電話質疑。其中，持強烈反對意見的有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毅、有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等。可毛澤東竟然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文件已經發出去了。毛澤東向自己的秘書胡喬木打聽，看是否有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文件自己沒有來得及看，胡喬木說沒有，他自己是看了《人民日報》的文章知道的；毛澤東又給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同志打電話，高崗也不知道，也是看了《人民日報》的文章知道的。毛澤東當然生氣了。這么大的事情，事關大局，事關方向，他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不知道，任國家計委主席也是黨的副主席的高崗不知道，大區書記們不知道，那么誰知道呢？（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師東兵著《西苑風月》）

　　另一件事是在1964年。50年代末，遵照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搞了一線、二線，明確決定，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擔任，黨內一線工作也由劉少奇主持。所以1964年底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關社教運動（后稱四清）的工作會議，按例由劉少奇主持。總書記鄧小平認為這是一般匯報會，出于好意對毛澤東說說：“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毛澤東不以為然。然而湊巧的是，偏偏這次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運動的性質、重點、打擊方向等一系列問題上意見分歧而發生了激烈爭執，毛澤東拿出憲法和黨章來為自己辯護。他說；一個不讓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讓我發言（指劉少奇），為什么剝奪黨章、憲法賦予我的權利？（見《雜文月刊》2000年第7期《法的背后》）

　　關于文化大革命，一段時間來，確實有很多人寫出了很多東西，但到底有多少是可信的呢？不知道。不知道哪個敢信哪個不敢信，也不知道為什么那么多亂七八糟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東西都能堂而皇之地正式印出來。比如有一個叫李銳的，自稱是毛澤東的秘書，寫了很多關于毛澤東的文章，一般人都會想，既然是毛澤東的秘書，當然知道很多一般人不知道的東西，他寫出的東西當然也該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可結果呢？現在才知道，他哪兒是毛澤東的秘書啊。1958年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僅一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在中央各部委都找了兼職秘書,他是其中的一個,不過是個通訊員而已。然而他卻假借毛澤東秘書的身份寫了很多東西，不知道誤導了多少人；還有嚴家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寫了一部長達50多萬字、印了700多頁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原也以為是很有權威性的，可誰想得到呢？原來也不過是“偽史”。

　　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也許我們整個社會現在也看不清它，象我等不學無術之人更是沒有資格、也沒有水平能作出評判，但是，任繼愈大家的話我卻也真不信服，我寧肯相信鄧小平同志的說法，他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大家覺得是不是更有道理呢？

　　任繼愈是大家，又在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其影響當然也是大的。但是也正因為其大，他談到的問題也大，所以我覺得更有進一步辨析清楚的必要。
　　（200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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