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退

　　夏爾·貝特蘭

　　1978年3月3日

　　原載美國《每月評論》1978年7-8期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親愛的尼爾·伯頓：

　　我以極大的興趣拜讀了您1977年10月1日的信，如果我沒有能夠及時回信，那是因為我以前所承擔的一些義務使我不能夠進行此項工作。這也是我為什么未能同意去年訪問中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慮）。

　　您的信中說道，如果我在1977年重新訪問中國的話，我便不會得出我在辭去法中友協主席職務的辭職書里所公布的結論了。我絕對不能同意這一說法。首先，因為中國現在公布的一些文件已反映出某種政治路線，正是這條政治路線的存在使我得出了我所做的結論。其次，在我寫信之前和之后，我見到了很多剛從中國回來的游客——中國的朋友、漢學家、曾經在中國工作的外國留學生和教師、新聞記者等等——他們所告訴我的見聞（即令他們是贊成當前的政治路線的）使我更為堅信我析1976年10月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政治變化以及為之掃清道路的

　　我不打算一條一條地重復我去年那封信中的論點，也不想一條一條地回答您1977年10月1日寫給我的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在此，我愿意解釋一下我是如何分析當前形勢和產生這一形勢的那些事件的，因為情況已經比以前更為清楚了。特別是，在那四個人被清除以后取得勝利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政策，現在已經更明顯了；就是說，那是一種資產階級政策而不是無產階級政策。

　　在下面幾頁中我還將試圖說明，就我的看法而言，為什么形勢會發展到現在這般地步。我想這樣我就能盡我所能來回答您寫給我的信中所提出的問題。

　　

　　文化革命的結束

　　

　　第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是當前形勢和文化革命的關系。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宣布文化革命結束了。這一聲明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它無異于承認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導致了對群眾活動、首創精神和言論自由的極端限制，而文化大革命本來是要發揚這些東西的。

　　事實上，當我們回顧并分析1965-1966年以來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說，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在1967年最初幾個月就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當上海公社這一政治形式被創造出來又被放棄了的時候）[1]。此后，它以“之”字形朝著同一方向繼續發展。因此，宣布文化革命的結束，是一個延續了數年的歷史過程、一個需要做持久分析的階級斗爭過程的終結。這一宣布的方式有兩點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聲明發表的同時，并沒有給文化大革命做一全面系統的總結。不能做到這一點意味著中國其產黨的新領導沒有能夠從勞動人民的立場出發對由于文化革命而產生的積極變化和那些可能產生消極影響的變化和實踐活動加以區別。這就為對文化革命的每一個成果進行事實上的挑戰開了方便之門。事實就是如此，盡管口頭上對文化革命表示肯定，甚至說以后還要進行這樣的革命。如果不對過去進行明確的盡可能透徹的分析，那是很難正確地找到將來的方向的。

　　第二點，在宣布文化革命結束的同時，一年多來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以及官方講話和報刊文章中所闡述的論點，實際上是對文化革命的否定，這是名副其實的躍退。當前形勢的這兩個方面顯然并非出于偶然，它們是某種深刻傾向的產物，是階級之間某種力量對比和組成這一力量對比并反作用于它的政治路線的結果。

　　我料想您是不會同意我上面的提法的，因此，我要發展我的論點。當然，這一論點只能是局部的。否則的話，就必須要做中國共產黨沒有做的工作，即系統地全面地總結文化革命，權衡其得失，回憶在運動開始時所宣布的目標，估計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進步，而在哪些方面有了退步，并分析為什么會發生這一切。只有密切聯系群眾的政治組織才能完成這一任務。還需要為數不少的文件和資料，這些都是我所沒有的——當然，即使我在中國呆上一段時間，我也不可能收集到這些東西，因為在那里，與許多問題有關的文件和資料，都被認為是需要“保密”的。

　　既然如此，我建議先揭露一些近幾個月內所發生的倒退的事實，然后再考慮其發生的原因。然而在著手這項工作之前，有必要回憶一下當時宣布的文化革命的某些宗旨，特別是那些使從前的作法猝然改變的宗旨。它們在某一階段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曾多少得到實現，但現在卻面臨著挑戰。

　　

　　群眾的民主權利問題

　　

　　當我們學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6年8月8日所通過的《十六條》時，我們可以看到它所宣布的根本目標之一，就是促進這樣一條政治路線的發展，它能夠讓廣大群眾自由發表意見，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采取壓服的辦法（《十六條》中的第六條）允許群眾運用各種不同的組織形式以至在廠礦企業、城市鄉村、國家機關和教育機關里建立權力機構。這一行動最終將采用“象巴黎公社那樣的全面選舉制”。當選的成員將不斷地接受選舉他們的人的批評。群眾有權撤換或罷免他們（第九條）。當時并沒有把這一做法看作僅僅是臨時性的，而是強調了它的“偉大歷史意義”。另一條基本原則也得到了恢復（因為它在前一階段并沒有得到遵守），即“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第四條）根據這一原則，黨只能通過毫不猶豫地促進群眾運動來發揮自己的作用。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第三條）。

　　同時，這種批評應當是本著團結和“治病救人”的精神的。最后要達到的目的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第五條）

　　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改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繼續有很大影響的上層建筑，所以“改革教育，改革文藝等等”就成為當務之急了。（第一和第十條）

　　這里也提到了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關系，它強調說，應當給予前者優先的地位。

　　自從1966年以來，運動在發展，它經歷了幾起幾落，這些都需要很好地進行分析，以便充分理解目前的形勢。但是，正如我剛才已經說過的，在現階段不可能進行詳細的分析。這場運動也有它自己的思想方面和理論方面：它使毛澤東和其他一些正在遭到黨的現領導誹謗的人在實踐中認識到改變企業法律上的所有制和改變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這兩者之間的不同，所以他們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指出資本主義企業是可能在“社會主義的招牌下”存在的，中國實行的工資制度和資本主義沒有多大差別，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等等。

　　任何人只須讀一讀今天中國的報刊便不難看出，自從毛澤東逝世后，文化革命的意圖以及伴隨著這場革命的理論上的發展正在越來越公開地被放棄，而所謂的對那四個人的批判則是為此找借口[2]。

　　

　　自從1976年底以來所出現的躍退

　　

　　正像我所說過的，從文化革命所宣布的目標倒退并不是從1976年底開始的。它的開始要更早得多，是和階級斗爭的起伏有聯系的。不過，以毛澤東逝世和那四個人下臺為開端的這一階段是以其倒退的程度和對1966年以來所發展起來的一系列理論分析的公開放棄為標志的。這種放棄意味著否定中國革命對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貢獻——換言之，否定馬克思主義本身。

　　關于毛澤東逝世前所出現的低潮，我想回顧幾個事實。我上文中已經提到關于放棄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員會的事。而這些委員會本身也在逐漸衰亡。這種衰亡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群眾有權撤換委員會成員的原則以及委員會成員的定期改造越來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員會的權力逐漸被相應的黨委會所侵占，那些同屬兩個委員會的人在職能上經常陷于混亂更趨于剝奪革命委員會民主地表現他們所應代表的群眾的愿望和首創性的權利。

　　同樣的衰亡過程也在影響著其他一些在文化革命初期出現的機構。就這樣，我在《中國的文化革命和工業組織》一書中所提到的工人管理小組也銷聲匿跡了。當我1975年秋重返中國時，我只在一個工廠里聽到些關于這些小組的消息（這還是我在參觀所有的工廠時都堅持要了解這種小組是否還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聽到的介紹給我的印象是，這些小組已名存實亡，形同虛設，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則是徹底化為烏有了。

　　這種衰亡意味著在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方面的倒退，因為這是使勞動人民在更大的程度上共同成為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勞動條件的主人的必要前提。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發生的，它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影響的結果，它首先產生于國家機器內部和黨內資產階級勢力，他們正在企圖強化他們的權力和擺脫人民群眾的權力，從而使他們能夠處置形式上屬于國家的生產資料。

　　然而在1976年，這種倒退仍可看作是一個短暫低潮的結果。因為那時，文化革命仍舊在議事日程上，而那時仍在進行的一系列分析闡明了（即使并不總是透徹的）在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中產生革命變革所需要的先決條件。今天，形勢不同了，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在所有各條戰線上進行反撲：在實際措施和具體決策的戰線上，在意識形態立場的戰線上。

　　

　　生產單位的革命委員會和一長制的加強

　　

　　這場反撲的對象就是基層生產單位革命委員會所殘存下來的東西。它同時還企圖加強一任制和黨委員會的專權，以及各種不同形式的“三結合”小組，并且還要嚴格勞動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

　　反撲的最初公開表現之一就是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發表的講話（濟南人民廣播電臺1977年2月1日播送）。在講話所闡述的主題中（這一主題在以后的最高當局的無數次講話中曾反復出現），我們聽到了關于加強經濟領域中黨委作用的必要性，而對革委會的任務卻避而不談。在這個講話和其他許多講話中，只字不提工人們自由發表批評意見的問題。相反，講話人譴責了送到黨委的批評意見，同時片面地強調服從。如果他宣稱：“我們必須依靠工人階級”，那并不是因為這個階級的首創精神，而是因為“它能夠最嚴格地遵守紀律和服從命令。”

　　正如我所說的，提出這些思想已是越來越經常化了。例如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聲稱：“在社會主義企業中，黨和其它組織的關系就是向導和信徒的關系。”同樣的，這里已不再是群眾首創精神的問題，或是向群眾學習的問題了。黨委會大權獨攬，工人們只能唯命是從。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眾或不論那一種殘存的群眾組織的積極性，一律被譴責為是和“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道路”相一致的。對領導進行任何監督就被認為是破壞紀律，同時著重批判那四個人鼓吹工廠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一思想，和他們所講的領導與群眾之間的對立。（新華社1977年5月21日）

　　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理論卷土重來：這是一種曾經被毛澤東正確地譴責過的理論，它認為同一是第一性的，對立是第二性的，這是一種代表斯大林時代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理論。

　　這一正在予以發展的意識形態企圖使干部和技術人員凌駕于工人之上，使后者處于前者的權威和所制訂的規章制度的束縛之中。

　　

　　工廠“專制主義”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場大規模的反撲。這場反撲旨在掃除一切反對工廠內壓迫性規章制度（或被稱之為“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言行。

　　現在聲稱這些規章制度（它們還是被公認為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雖然只是順便提到）“反映了現代化大規模生產的復雜過程的客觀規律”。所以工人階級就必須接受這些規章制度，因為它反映了“客觀規律”。他們還從恩格斯那里找根據，援引他在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辯論中的一個提法。在這篇寫于1873年，題為《論權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寫道：“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3]

　　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正確地指出的，當恩格斯談到不受任何社會組織約束的專制主義和以超越歷史的方式運用“權威”這一概念的時候，他讓自己被辯論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視了馬克思所寫的關于“工廠專制主義”的由社會決定的特點的一切有關論斷。[4]利用恩格斯這段話表明，中國當前正在執行的東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歷史的“規律”的名義，強化工廠里的專制主義。

　　我們在這里看到的并不僅僅是出于“理論上的考慮”，而是企圖說明加強對工人采取壓迫性措施是正當的。從現在起，發展生產，增加產量，提高質量，已越來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積極性，發展工人組織和提高工人覺悟，而是靠強制執行嚴格的規章制度。例如，1977年8月1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說：“絕對不應廢除規章制度。相反，隨著生產和技術的發展，必須嚴格規章制度，而工人們必須一絲不茍地遵守這些規章制度。”在對最后一句話加以說明時，發言人補充道，“這是自然規律（！），生產在向前發展，我們必須建立更加嚴格和更加合理的規章制度。”這是多么能夠調動人們積極性的前景啊！

　　對于那四個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過是鼓吹實行更加嚴格規章制度的一種托詞。早在1976年姚文元就已經判批過這種日益嚴酷的規章制度的思想。他寫道：“在這種嚴酷程度上我們究竟還要走多遠？難道我們還要引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嗎？他們連工人上廁所都要計算時間。”

　　從那時以來就開始毫無顧忌地贊揚“某些資產階級的規章。制度”和“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這些東西“是從工人們的經驗中得來的，所以它們是科學的”！[5]

　　強化馬克思稱之為“工廠專制主義”的借口，一方面是據稱由于那四個人的活動而造成的糟糕的中國經濟形勢，另一方面是“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需要。以后我將會回過頭來討論這些問題及其意義。現在我想著重強調的是：“勞動競賽運動”正是打著有此“需要”的名義進行的——這是一個需要加以論述的運動。

　　

　　競賽運動

　　

　　首先，我想說明一點：蘇聯三十年代的經驗和中國文化革命前那一階段的經驗都表明；一旦競賽不再出于真正的群眾運動而成為上面組織的一種活動的時候，它就絲毫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它變成了一種干部和技術人員為了加強勞動強度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向工人施加壓力的手段。這一運動在更大程度上剝奪了工人們對自己的勞動條件的控制權，從而更加變本加厲地剝奪和剝削他們。在文化革命期間，并沒有發起這一類運動，但這并沒有阻止在某些車間、工廠和礦山里開展各種形式的競賽。

　　顯然是在1977年3月，中國開始了它的“勞動競賽運動”。這發生在全國鐵路工作會議之后，在那次會上曾提出：“鐵路達到大治快上的經驗對其它各部門也是行之有效的。”（新華社，1977年3月12日訊）3月10日的《人民日報》也發出了開展“競賽運動”的號召。3月22日，這家報紙解釋說，競賽運動是為了實現“大治快上”，通過加強勞動紀律來盡快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量。

　　這些運動實際上是由上面集中組織的這一性質在1978年1月7日的新華社電訊中已經表明得一清二楚。它宣稱：為了“迅速發展煤炭生產，煤炭工業部最近組織全國125個煤礦從1月1日起開展百日競賽運動。”

　　這條電訊解釋說，部里要求參加這一運動的煤礦“鼓足干勁，發動群眾，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作為保證連續100天實現采煤數量、質量、消耗、生產成本和其它各項生產指標的措施”，并鼓勵這些煤礦來突破同期的紀錄。

　　這已說得再清楚不過了。這個“競賽運動”就是要使工人服從“指揮系統”，強迫他們不僅要完成（當局規定的）定額，而且還要去打破生產紀錄。

　　這樣的運動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毫無共同之處，倒是適應一整條“恢復對經濟、生產和利潤的領導作用”的政治路線。對于文化革命時期的各項原則來說，這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北京廣播電臺說道：“政治必須為經濟服務。”（1977年11月27日）。在說明這個轉變方面，再也沒有比這個提法表達得更確切的了。

　　

　　企業的利潤、積累和管理權力的集中

　　

　　1976年年底以來所發表的一系列文件和聲明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像這樣的提法究竟意味著什么。所有這些文件和聲明都強調利潤的作用。例如，1977年第八期《紅旗》雜志首先強調的就是企業必須增加利潤，為國家積累更多的資金的思想。它甚至說：“提出開工廠是為了利潤還是為了革命這種問題是很奇怪的。”好像這不可能成為矛盾的實際根源！好像對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本無須加以規定似的！

　　《紅旗》發表的這篇文章又說：“一個社會主義企業以這種方式生產的利潤越多（即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為社會主義創造的財富就越多”。這是假設對于積累起來的資金的使用自然而然是對社會主義有利的。但首先，它甚至連想都沒想，在這場為增加利潤而進行的斗爭中（實際上再也不提工人的積極性、工人管理的作用和群眾的革新創造），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終將被否定。而一旦這種領導作用結束了，那個“生產更多的利潤就等于為社會主義創造了更多的財富”的理論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而且變成了蘇聯修正主義者多年來重復的同一論調。

　　197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態度曖昧地想“擺脫”這個問題。它采用的是一種糊里糊涂的手法——除此之外它還能怎么辦呢？它說到了中國企業的社會主義“本質”和它們所生產的利潤。例如，它寫道：“努力為國家增加積累、增加盈利是社會主義企業的光榮職責。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的利潤與資本主義利潤有著本質的區別。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是工人群眾自覺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物質財富，提供消費基金和積累資金的表現。這同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是根本不同的。……改進企業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義的利潤掛帥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

　　這種聲明和蘇聯經濟學家們在談到“社會主義利潤”和“社會主義工資”時所說的簡直是同出一轍。但要確定某一經濟范疇所表明的現實的社會本質，只靠給它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是不夠的，這要看生產過程的社會條件。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無數文件涉及到這一問題（雖然并不總是很明確），并指出企業為國家所有并不等于它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并不能離開生產關系、勞動分工和管理的形式而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但是今天，官方的思想體系正在力圖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強調的這一點。這種思想體系一味美化利潤，目的就是為了號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和規章制度”——這也就是大大縮小工人進行政治干預的范圍。1977年11月9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到企業所受到的“政治上的損失”，社論指出：這種損失“應該減少到最低程度”。

　　這與那條剝奪工人們、革命委員會和工人管理小組（還有現在很少提到的各種“三結合”小組）在技術上的創造性和管理權，以便把這些權力集中到每個企業的“第一、二把手中”的路線完全吻合。很明顯，這就是當前的路線。這一點可以從余秋里在大慶的講話和1977年10月8日北京電臺廣播的報導中看出來。這些講話和廣播都不厭其煩地論述“企業的第一、二把手必須親自抓積累和利潤。”

　　不管用什么樣的詞句來言不由衷地提醒在企業管理中仍然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很清楚，利潤現已成為當務之急。

　　這一點還有以下幾層含義：一方面，強調利潤是為了加強各級領導的權威，嚴格規章制度和不使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另一方面，堅持企業要盈利，伴隨著思想體系的轉變。今天，實際上再也沒人提到“企業利潤”（指財政利潤和人為地維持資本價值的地區表現形式）和“社會利潤”的區別了，而其重要性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曾被強調過的。從這以后，（財政上）不盈利的企業不再被選為“大慶式企業”了，也就是不再被樹為樣板了[6]。

　　盈利的作用很明顯地也同將在工業“現代化”名義下愈來愈盛行的那種工業化類型相聯系（我在下面還要再談這個問題）。總之，歷史經驗和理論都告誡我們，以這種方式強調企業盈利只能加劇地區之間的不平衡，阻礙地方工業和中小型工業的發展，而地方工業和中小工業的發展方式正是中國（特別是1958年以后）工業化方式的特點，并且取得了可觀的成就。

　　當然我并不贊同那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這一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路線主要是由“某些錯誤”造成的——更確切些說，即使姑且使用“錯誤”一詞，也必須看到那是由某種階級觀點、鞏固資本主義關系和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形式的傾向、生產組織和生產管理方式所造成的——因此，也就是把干部，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放在首位這一傾向所造成的。

　　

　　在工資領域平反對“平均主義”的斗爭

　　

　　我們看到，在工資領域里的現行說法和作法，是由于同一條階級路線在起著作用。這條現行路線的主要方面是反對所謂平均主義、贊成工資差別的斗爭。

　　例如，1977年11月《光明日報》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平均主義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問題”——這確實就是這篇文章的標題。這一論斷與毛澤東在1975年2月說的話背道而馳。毛主席說：“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

　　目前強調反對“平均主義”的一個理由是因為這是再一次利用“物質刺激”的問題——盡管眼下這樣做還是比較小心謹慎的，因為中國工人階級懂得那條路線意味著什么。實際上，在某種情況下，物質刺激采取回到計件工資的形式（在文化革命中，計件工資由計時工資所代替）。而在其他少數情況下，則是以或多或少的獎金形式出現。所有這一切都是打著加快生產力的增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旗號進行的——也就是說，是在具有經濟主義和唯生產力論性質的論點的名義下進行的。

　　與此有關的另一篇署名趙履寬的文章大為重要（新華社1977年11月22日訊）。這篇文章以“按勞分配”這一原則為出發點，力圖（但仍然非常謹慎）為計件工資（當然趙沒有提到馬克思認為“計件工資是最適合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7]）和“利用必要的物質報酬作為輔助形式”進行辯護。

　　這篇文章和其它77年以后發表的類似文章變本加厲地把個人利益當作生產斗爭的推動力。這一利益現在已代替了文化革命中曾放在首位的、為滿足人民需要和建設社會主義而工作的覺悟的作用。

　　這一代替是符合黨內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它只能通過加劇工人之間的不平等來分裂工人階級。在實行計時工資和放棄物質刺激多年之后，又倒退到計件工資和物質刺激，這意味著大退步。這一退步有利于企業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它將會加強在經濟、行政機構和黨內都占據領導崗位的國家資產階級。不管它的支持者利用什么借口，這就是新路線的階級內容。

　　

　　農業政策的新方向

　　

　　自從1976年年底以來，農業問題上的新方向日趨明朗。基本說來，它削弱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并使他們日益服從于一個勞動人民不能對其進行真正監督的、高度集中的領導。這一領導完全憑空決定人民公社應遵循的工作規范，并推廣主要是由遠離直接生產者的機關搞出來的技術革新。

　　這一新方向的階級內容很清楚，它一方面有利于這樣一種生產過程的發展，這種生產過程最大限度地將農民群眾置于中央或地方干部，也就是新型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另一方面，（但這兩方面是互相聯系的）它將創造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農民剩余勞動的條件。這樣，農民就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資金去實現為鞏固國家資產階級權力所必不可少的“四個現代化”。

　　雖然農業政策新方向的階級內容已經很清楚，但它仍然利用了過去對其重要性估計不足的某些確實存在的問題作為借口。首先是生產問題。在10年卓有成效的進展之后，農業生產似乎達到了一個臨界點，有必要超越這個臨界點才能解決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吃飯問題。[8]這些也是鞏固現有生產關系的問題，是改變勞動和生產過程的問題，其中也包括技術變革[9]。同樣，這些也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我在這里是不可能探討所有這些問題的，更不可能聲稱這些問題可以簡單地得到解決，這里只能審查今天所提出的某些“解決辦法”或考慮它們的含義和階級意義。

　　自從1976年底以來，常提到集體經濟組織瓦解趨勢的兩種形式。但很清楚，這同一情況是早已存在的，特別在中國南方的一些大字報中已有提及。其中一種形式見自留地面積的擴大和在自留地里所投入勞動量的增加。早在1976年12月13日南京電臺就提到了這種問題的存在。

　　集體勞動瓦解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對集體農業生產威脅很大因此常被提到）是農業勞動力越來越多地參加農業以外的勞動和無力控制的勞動力外流。這些情況在1977年9月2日新華社散發的一份題為《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報告中已經受到譴責。這一文件提到某些集體或國營生產單位向公社或生產大隊招工，還提到一些公社和生產大隊的社員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其他活動，以至這些公社和生產大隊非生產人員過多。

　　這篇報告廣播以后，各省的電臺提到，黨委正在組成調查組，其任務之一就是要保證那些脫離社隊的臨時工和合同工返回農村。

　　毫無疑問，中國面臨著威脅農業生產的連續性、尤其是威脅農業生產增長的嚴重情況。據我所知，沒有進行任何基本分析來說明這些情況或從中引出結論。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從1976年年底以來已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對此我想多說幾句，因為——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雖然這些措施是（或是看起來像是）在某種程度上互相矛盾的，但它們對我說來是具有明顯的階級內容的。

　　最先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縮減超過規定百分比的自留地。這些措施旨在鞏固人民公社的經濟——它對集體生產的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但這些措施既可用于革命的方向，也可用于修正主義的方向。在目前條件下，修正主義者也要靠充足的集體農業生產來維持他們的“現代化”計劃。

　　1979年12月20日北京電臺所提到的其它措施，旨在限制某些集體的“額外生產勞動。”這似乎包含著對地方工業的威脅，而這種地方工業自從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以來曾得到大規模的發展。重要的是，要繼續發展地方工業，特別是為了縮小城鄉矛盾、保證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滿足群眾的直接需要，有必要繼續發展地方工業。

　　肯定地說，對于集體的額外生產活動的限制似乎是由“勞動力來源問題”所引起的。但這一限制基本上同一條修正主義原理相符合——同集中的工業領導者要控制所有工業生產的愿望相符合。因此不可能設想，它唯一的，甚至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向農業生產提供更多的勞動力。

　　由于家庭或個人副業生產受到鼓勵，農村集市又成為體面的事情；因此，要說限制農業以外的活計是為了給農業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就愈加不可能了。我很難估計，這是對農民的一種“讓步”（以便使他們能夠增加收入）呢？還是為了取得某些在現階段不可能以其它方式獲得的額外農副產品呢？無論如何，這是一條贊助家庭和個人副業生產的路線，這一點已很清楚了。這一路線在1977年秋季舉行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得到了肯定。會議指出，應給予家庭和個人副業生產活動以更大的余地，并且說這些活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克”。會議還指出，不應批判這種活動，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這種批判本身所反映的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新華社1977年10月13日）。

　　我認為尤其重要的是，當前的政治路線力求解決由于“勞力不足”影響中國農業這一問題的方式。這一路線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地對農民采取強制性措施，這些措施是在“合理使用農村勞力”這一口號下實施的。例如，1976年11月23日（海南島上的）海口電臺指出，有必要“學會組織勞力”，要求生產隊服從“生產大隊和公社的統一領導”。它還指出，要把勞動力用在能夠最有效地增加生產和取得最好效果的地方。

　　我并不懷疑，所要達到的“經濟目標”是可取的。但我對所鼓吹的方法是否是“社會主義的”或是否“卓有成效”，卻深感懷疑。實際上，所提出來的這種方法是使統一的領導把農民作為一支勞動大軍，把它安排在他們認為最利于使用的地方。這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勞力的方式。是一種農業本身不得不進行反抗的組織方式。蘇聯集體農莊按照這種方式組織勞力已經很久了，其效果如何是眾所周知的。

　　我們也知道，把增加農業生產的斗爭當“戰斗”，由“總參謀部”或多或少地集中指揮所遭到的挫折。然而最近的一些聲明表明，這種“準軍事”措施得到中國共產黨現領導人的贊同。采取這種措施，說明他們對農民缺乏信任。

　　對于把他們變成“統一指揮”下“進行調遣的勞動力而采取的措施，農民必然地、正確地做出了反應，而這種反應只能進一步證實那種不信任。好像中國農民自己不懂怎樣進行生產，不懂怎樣進行組織來增加生產似的。

　　這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手段組織農民勞動的傾向導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新領導準備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應付這些后果，這些措施已于1977年9月2日由新華社加以宣布。就目前來說，這些措施包括加強勞動紀律，規定一系列勞動定額并根據定額規定報酬級別。這個報道明確地宣稱有必要加強勞動紀律，登記出勤，加強崗位責任制，改進勞動組織，實行“簡單的”（按勞）付酬方法，組織競賽，和對個人和生產單位進行定期的工年鑒定。

　　1977年夏，一些地區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1977年6月16日，蘭州電臺報導了甘肅省合水地委的例子。他們建立了“一套很好的出勤登記方法”并采用了勞動定額制度與檢查制度相結合的方法。這與文化革命以來執行的路線完全背道而馳。在文化革命中，規定定額是極個別現象，而通行的則是自我鑒定的制度。

　　蘇聯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種規定勞動定額和檢查農民勞動的制度只能帶來平庸的、甚至是可笑的結果。

　　

　　“加速的”農業機械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決定加速農業機械化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他們遠不認為自己所鼓吹的勞動組織方式（由于對農民缺乏信心，它只好求助于這一方法）能夠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實在說來，做出農業要走機械化道路這一正確和必要的決定是一回事，而象中國共產黨現在宣布1980年以前“基本”實現機械化那樣的急躁冒進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這種急躁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失望。然而毫無疑問，它是受社會矛盾支配的，事實上，“技術上的需要”決定了必須循序漸進[10]。

　　這種急躁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社會矛盾，加上將農民置于統一領導之下的努力，看來會導致放棄這個被接受的正確路線，即以生產大隊和公社為基礎，各單位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路線。

　　無數文獻已說得很明白，農業機械設備要集中在同幾個生產隊和公社打交道的工廠里。（這使我們想起蘇聯在類似條件下因為同樣的原因匆匆忙忙建立起來的機器拖拉機站，其效果之令人失望已是有目共睹。）這些中心工廠由地方黨委控制。很清楚，發展方向（按現行方針是合乎邏輯的）是要由省一級來領導“偉大的農業戰斗”。省一級掌握著機械中心，并且是通過地區和市來采取行動的。一切都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因而號召各級黨委組成“農業機械化領導小組”。

　　鼓吹這樣的集中化必將剝奪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在制造適合自己使用的小型農機設備方面所曾起過的作用。這種集中化和在進行農業機械化這樣一個嚴肅而困難的工作時所采取的急躁做法正在造成許多困難。談論得最多的是在蘇聯為人們所熟知的、為農業部門提供備用零件的問題。

　　在這方面，先讓我們談一談《人民日報》1978年1月6日發表的三封讀者來信（由新華社同天播發）。其中一封是謝墩公社（安徽省壽縣地區）一位干部寫給洛陽東方紅拖拉機廠的。這封信批評這家工廠沒有正確地解決備用零件問題。這個公社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所需要的零件。（這是1976年冬天的事）在他們給拖拉機廠一連寫了幾封信都富無音訊的情況下，公社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前去。但代表們卻吃了閉門羹。最后還是通過《人民日報》將信轉給這家工廠，它才“重新考慮它的態度”，并對于“主要是由于‘四人幫’[11]對農業機械化事業的瘋狂破壞”而造成的這一缺點進行“自我批評”。這家工廠的管理機構表示決心要“整頓勞動秩序”。

　　謝墩公社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接著說，經過“自我批評”，這家工廠派了幾名技術員到這個公社給他們檢查了拖拉機，并把公社的兩名拖拉機手帶回工廠去購買他們需要的備用零件。[12]

　　給這樣一個看起來不過是一段插曲的事件這么多的篇幅，我覺得那是因為這件事在以下幾方面有重大意義：

　　1. 它表明早在1976年冬，當農業機械化還沒有走多遠時，人民公社已經很難得到拖拉機的備用零件了。

　　2. 它所揭露的情況跟在蘇聯已存在了40年的問題極為相似。

　　3. 如果工廠繼續這樣對待提供備用零件的問題，那么我們可以預料中國在農業機械化實現以后，要冒嚴重的風險。

　　4. 由于工廠的管理機構把缺點歸罪于“四人幫”而借此擺脫窘境，并借此機會“整頓勞動秩序”，即加強勞動紀律，而不是首先解決生產的先后次序問題，及庫存的管理和分配問題，這封信表明，造成這些問題的基本原因甚至根本沒有觸及到。

　　對于任何對農業機械化所產生的問題稍有經驗的人來說，很明顯，當前的加“快”速度表明：正是由于社會矛盾的加劇才產生飛躍前進。[13]這些都和支配農民的企圖相聯系——即和資產階級關系和作法的發展相聯系。反過來，這些發展是在階級力量對比方面發生了變化的見證。這些變化正日益導致這樣一種形勢，即把大量引進現代技術看成是解決一切困難的方法。而中國共產黨力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急切心情，在當前形勢下是很典型的。

　　加速農業機械化和強調“四個現代化”反映了對于技術進步的資產階級觀點[14]。照此下去，現在已開始的這一過程必然會造成積累率大幅度地、迅速增長，而這必然會對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勞動條件產生嚴重影響。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這種在農業中給予機械化超乎其它任何技術變革的優先地位證明了當前政治路線的階級實質。實際上，光有機械化不能解決增加農業生產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機械化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因素之一）。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來解決——發展良種的應用，使用多種化肥[15]——這些首先需要群眾的實驗和群眾的積極性。但是當前的路線并未強調這一方法。它強調的是：農民將愈加服從中央當局，從而可以對他們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勞動，而機械化則是依靠（中央控制的）物化勞動來統治活勞動，它主要是作為保證農民這種附屬地位的更為有效的方法。

　　

　　農業領導機構的清洗

　　

　　明白了這種情況也就能夠明白，目前對于“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這一任務的解釋的全部意義所在。例如，《紅旗》雜志（1977年6月號）上王謙給這一任務下的定義是，為了保證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要加強領導班子的革命化”，“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民”。

　　對于會從字里行間看出名堂的人來說，這意味著對領導班子的清洗，撤換所有不贊同目前關于紀律、命令和“現代化”等觀點的人。這也意味著把現在這種觀點灌輸給農民來對他們“進行教育”而不再是向他們學習了。

　　

　　外貿政策

　　

　　當前經濟政策的方向在許多其它方面也暴露出修正主義特點、雖然在這里不能研究所有各個方面，但必須談一下外貿的某些問題和提出的解決辦法。這方面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文件是在1977年初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的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其中第十六節主要是談外貿。

　　這一文件（北京電臺1977年2月15日廣播）提出了“正常對外貿易”的觀點（這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而且更確切地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提出這一觀點的目的，是為優先增加石油和煤的出口以換取新技術和設備的進口進行辯護，力圖找到支持這一政策的“論據”。而正是這一政策給了中國對外貿易一個（如張春橋正確地指出的）與“殖民地經濟”相似的結構。

　　當然我不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現在所迫求的“目標”，他們當然希望使中國現代化并擺脫帝國主義大國。我所指的是，通過利用資產階級的“正常對外貿易”的概念并給予原料出口以優先地位，是不能使這些領導人達到他們所想達到的目標的。蘇聯近五十年前走的也是這樣一條路，它現在仍舊主要是其他工業國的原料出口國。蘇聯沒能成功地發展可以使它與其它工業化國家處于同等地位的技術，所以仍然繼續大規模地進口技術和設備。

　　蘇聯現在的處境當然主要不是由于某一種“外貿的”觀點造成的，但這種“觀點”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是導致這一結果的政治路線的一部份。根據上述原因以及將在后面提到的其他原因，我同樣認為，根本上相同的一條政治路線現在在中國占了上風。這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這條路線，除了某些特點之外，在三十年代就在蘇聯實行了。[16]

　　順便提一句，我也注意到了“正常對外貿易”這一空洞的觀點并不是孤立的，中國官方文件愈來愈多地使用這一與馬列主義格格不入的詞匯。

　　

　　對教育革命的破壞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看對文化革命反撲的其它具體表現吧，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在提出“我們一定要搞好教育革命”（如1977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中提到的）的同時，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這只能被理解為他們要將教育領域中的反革命進行到底，也就是否定1966年以來實現的大部分變革。對于最近一些決議和文件的研究證明這種事情現在正在發生，而我們在這里又一次看到了“大躍退。”

　　招收學生又一次搞擇優錄取。考試又成為體面的事情，使有學院式書本知識的人處于有利地位。例如，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一方面承認有些有實踐經驗的體力勞動者有可能進入大學，另一方面又強調有必要挑選同級中的高材生和“必須擇優錄取”，并提出要按比例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這就意味著部分地恢復了文化革命前的制度。這一恢復開始于不再要求未來的知識分子和干部必須先在農村鍛煉兩、三年。這也意味著放棄了由各單位群眾推薦上大學的做法。事實上，在1977年10月里，有20％-30％的學生是直接從高中畢業的高材生中錄取的。我所得到的消息表明——這也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他們之中大部分是臨時死記硬背，特為準備應付考試的干部子女。那些有錢人家的、首先是干部的子女所享有的特權就這樣得到了加強。

　　我們在1977年9月18日的通知中所看到的對文化革命前的形勢的大段頌揚，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現領導希望恢復同當時類似的一種局面。

　　同樣有代表性的是重建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嚴厲譴責的雙重教育機構。1977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解釋說：“由于入學人數的限制，參加考試的大多數人不可能被錄取。只要他們勤奮學習，努力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將來還有機會再參加考試。……他們也可以參加其他七·二一工人大學和半日制大學”。這樣，“最優秀”的分子直接進人大學受高等教育，而其他人則被用來壯大熟練技術工人的隊伍。

　　我并不認為文化革命中在教育領域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或是無須進行嚴肅討論的。相反——在我看來這是必然的——根據近幾年到過中國的學生和教師們所談到的情況，我認為，所進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今人滿意，還需要做重大的改進。但看來很清楚，不能通過修復到文化革命前的狀況來實現這種改進，而應該是廣泛地、公開地探討文化革命在教育領域里的經驗和教訓。這需要進行大辯論。但事實上并沒有人大樣做，而只是在聲稱“我們必須搞好教育革命”的同時，倒退回1965年。

　　這種作法同當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進行的整個運動的倉促冒進的特點是相吻合的。然而，首先是重建學術權威的權力和加強知識分子和干部的權力。在這方面，強調數學的重要性是很有代表意義的，因為這種趨勢在西歐和美國也正在發展。這一重要性在無數篇文章中出現，例如，吳文俊在1977年8月11日《人民日報》上的提法是：“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基本上與這一國家的數學發展成正比。”

　　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斷言，其目的是為了提高數學知識和那些掌握這一知識的人的“威信”，這也是強調知識分子作用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它遠遠超過為了恢復在過去幾年中業務知識和理論知識在某種程度上所失去的恰當地位所需要說和做的范圍。

　　同時，有關勞動紀律和勞動規章制度、工廠革委會、工資差別、農業生產組織、加速農業機械化和教學改革等所采取的方向，都對文化革命造就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采取否定態度，也就是說，否定了這一革命的成就。

　　這樣，我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個糾正文化革命——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革命運動——中所犯錯誤的運動，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清算這一革命運動的企圖。

　　

　　從“理論”上清算文化革命的企圖

　　

　　在理論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不敢對文化革命發動正面進攻，因為這就意味著公開攻擊毛澤東的路線，而中國共產黨領導聲稱它是忠于這條路線的——它之所以需要這樣申明，是為了顯得“合法化”。然而，中國共產黨現領導正在開展的卻是企圖從理論上加以“清算”而進行的偽裝的進攻。進攻的方式是繁多的，我僅列舉幾點：

　　最重要的是否定文化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上所表明的分界線。我們知道毛澤東認為這一分界線是根本性的。在他的晚年，他聲稱，他一生曾致力于兩件大事：“一件是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和推翻蔣介石，另一件就是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就這樣把文化大革命和國家的解放相提并論。

　　但是現領導卻在抹煞文化革命所遵循的這一分界線。他們并不僅僅是在實踐和具體政策中使1966至1976年間下臺的那些右翼分子恢復領導職位，而且還在理論上采取了措施；逐漸地不再提文化革命所產生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正式地將從1949年至1966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從1966年至1976年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而實際上是從思想上和實踐上認為前一階段優于后一階段。這樣，它否認1966年以前的政治路線含有阻礙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因素，否認1966年以后的政治路線帶有新的革命方向，而這一方向包含有根本的質變，即向革命新階段的過渡。

　　這種抹殺這一根本分界線的作法表現為對1949年至1968年期間所取得的成就進行片面美化。另外，它還表現為攻擊那四個人，譴責他們強調了那時發生的變化和后來發生的變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義。在這一方面，那四個人受到如下攻擊：“‘四人幫’把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描繪成漆黑一團。‘四人幫’不僅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他們還要以發展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為名反對文化大革命前所做的一切，從而全面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所取得的成就。”

　　北京電臺1977年4月8日廣播同一文件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十七年中雖然有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始終占主導地位。”

　　這一聲明的目的不僅僅是攻擊那四個人，它還過低地估計了1949—1965年間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現領導必須這樣做，因為它自己正在回到修正主義路線上去[17]。這進一步表明，它完全否認1966年以前和以后的革命路線之間存在根本區別，這種區別是與進入新階段的革命運動相關聯的——而現領導已不愿再聽到這一新階段了。

　　在剛才引用的1977年9月18日通知中，我們也發現這種想要抹煞根本分界線的同樣愿望。這一通知譴責那四個人“否認新中國成立以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這一領域（即科學和技術）占主導地位這一事實”。但是這類提法模糊了1949年至1965年間的形勢，正是這種形勢才使文化革命成為必要。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企圖從“理論上”清算文化革命有多種形式和不同的論調。這里有一些特別重要的提法。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每一個企業都是進行階級斗爭的場所，而生產則是在特定的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中進行的。但是現在卻說每一個企業首先是一個生產場所。他們就是以這種片面方法斷章取義地解釋毛澤東的話。1977年4月大慶黨委書記宋振明也不用這一提法。他甚至說，“世界上，每個工廠、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主要任務是生產。”這是一個全世界資本家都重復的令人作嘔的公式。

　　1977年11月的中國報刊又以另一種方式闡述了這一論點。在那段時間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機械地把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分開，從而否認這兩種斗爭是互相聯系的，而前者基本上支配后者。例如，文章指出：“革命是一個階級針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旨在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生產則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斗爭。生產規律與階級斗爭的規律不同”。（1977莊11月27日北京電臺廣播的文件）

　　但這一提法卻閉口不談“征服自然的斗爭”總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特定的階級關系中發展的，而且進行這一斗爭的方法也產生階級后果。馬克思對此早有說明，文化革命從中得出了政治推論。然而今天，現領導試圖使人們忘記這一點，以便他們搞最庸俗的“經濟主義”。

　　這種經濟主義可以從王謙在《紅旗》雜志（1977年第6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為這種思想辯護說，生產關系的變化和當前中國上層建筑中的變化要受“生產力發展”的支配，以此來“加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這里我們發現又回到了“唯生產力論”——一個在文化革命中曾正確地受到了譴責的理論、一個被蘇聯國家資產階級用來擴大和鞏固自己權利的思想武器。

　　事實上，正是這種理論統治了以討論十大關系為借口而召開的十六個會議。如果我們再來研究一下《紅旗》雜志（1977年第1期）就會更加明白了。它對生產關系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只字不提，盡管這種改造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最基本目標。

　　這里所討論的只是“調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那一部分“生產關系”，因為據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

　　現在，人們又回到了不是把階級斗爭、而是把生產力作為革命的根本要素的經濟主義上來了，于是就出現了如下說法：“歸根結底，經濟基礎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而在經濟基礎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這樣，歸根到底還是由生產力來決定生產關系（1977年9月21日新華社電訊稿）。

　　這樣，劉少奇在1956年“八大”上堅持的理論又重新出現了——這些表面上受到批判的理論神不知鬼不覺地又被請出來了。

　　

　　回到“存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題上來

　　

　　為了給這種經濟主義和生產主義提供理論“基礎”，以反對生產關系（同時在勞動分工、干部和技術人員的特權等方面）中出現的任何質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新領導又彈起了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一些老調子。其中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一詞傾向于代替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它起著同斯大林時代的意識形態和蘇聯修正主義中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相同的作用。

　　為討論十大關系的十六個會議所作的評論，談到據說是1956年已經建立起來，現在要通過發展生產力加以鞏固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發現“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概念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其標志是國家所有制。這種標志表明已不再承認一系列矛盾的存在；雖然承認這些矛盾的存在是《論十大關系》的一個主要貢獻，而且即使承認這些矛盾的存在，首先強調的也是同一性而非矛盾性。

　　其中第七個會議表明，由于國家占有工廠，工廠與工人之間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在國家與工人之間的關系上，這種“理論上的”胡說，其目的是宣稱，既然工人是“國家的主人”而國家是“工廠的主人”，因此工人就是“工廠的主人。”

　　這樣，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矛盾（包括列寧在1921年指出那些矛盾）就被簡單的否定了。工人們只需服從下達給他們的命令。因為這些命令是他們自己下達的！真是絕妙的辯證法，目的就在于保護國家資產階級的利益！

　　“社會主義所有制”或“公有制”所起的這種根本作用在其它許多文章中也得到闡明。例如，在開展競賽運動的時候，1977年3月10日的《人民日報》平靜地聲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人民是社會的主人，在這種社會中的關系是同志之間的合作關系。”

　　資產階級的存在被忽略了，當然就更談不上承認黨內和企業領導崗位上存在資產階級了。于是，文化革命的許多基本論點就這樣被否定了。

　　拒不承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根本矛盾是典型的修正主義貨色，紀政在1977年3月號《紅旗》雜志上寫道：“在社會主義企業里工人階級是企業的主人，工人、干部、技術人員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之間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同時，由于分工不同，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屬于內部矛盾。”這樣就否定了階級斗爭，同時也否定了為克服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而進行的斗爭，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但要抹煞十年文化革命的教導絕非易事。特別是讓人民忘記一些人在這10年中所說的話更不容易，尤其是張春橋，他曾對所謂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產生的一些問題發起正面進攻（即使并不總是非常明確）。某些“理論家”不可避免地會想到張的一些說法（同時進行歪曲以易于進行批判），其中一個例子便是林盡染在1977年5月號《紅旗》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攻擊了張春橋在1975年發表的《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中的言論。我們知道張春橋在這本小冊子里嘗試確定中國的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局限性的性質，而當時的提法是這一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張邁進了重要的一大步，因為他強調了這一改造的法律和形式兩個方面。他指出生產關系需要來一個革命性的變革，從而集中說明了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目的。[18]

　　林盡染在他的文章中所攻擊的正是文化革命的這一主要目的，同時也攻擊了與此相吻合的各種理論上的提法。為了使他的攻擊令人信服，林盡染提到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并聲明，由于這一改造已“基本”完成，階級斗爭主要是在思想和政治戰線上發展。就這樣，林盡染刪去了決定性的東西，這就是由工人自己發起的為了改造勞動過程和生產、從而也就改進生產關系而進行的斗爭。他鼓吹以“思想斗爭”即“現代思想”與“舊思想”殘余的斗爭來代替在文化革命中發展起來的階級斗爭（這一斗爭關系到社會勞動分工的不同形式）。這樣放棄階級斗爭意味著將馬克思主義變成它的對立物。它使國家資產階級得以聲言“這些不符合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和工人們仍然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為理由來攻擊工人們可能提出來的要求。

　　正如我們所預見的那樣，林盡染的文章從這一論點的經濟實質繼續寫下去。根據他對“所有制”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改造這一概念，他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主要方面就是發展“強大的物質基礎”。所有這一切就是以生產斗爭代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而這一斗爭需要由專家和技術人員來領導。如果按照這條路子走下去，那就只能加強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和尚未被摧毀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看起來，中國的許多工人和黨的干部不愿錯誤地遵從這些修正主義和經濟主義的觀點。因此為現領導服務的理論家不斷地回到由張春橋的文章提出的許多問題上來，其中登在1978年第1期《北京周報》上的王惠德的文章《為什么張春橋在所有制問題上大做文章》就是一例。在這篇文章中，王惠德責備張春橋在1975年重復毛主席1969年4月說過的“看來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我們的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恐怕大多數工廠——我不是說全部或絕大多數——的領導權不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勞動群眾手中”。

　　根據王的說法，已沒有任何必要考慮企業的管理問題了。因為經過文化革命，“只有—小部分工廠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既然權力在工人階級手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問題也就已經“解決”了。

　　王的提法產生了一系列問題。首先是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的問題。王很詳細地提到了這一問題。他指出：通過文化革命，這一問題已以社會主義占上風而最終地解決了。但王的這種肯定又從何而來呢？從1969年到1975年（從1976年到1978年更是如此）難道不是發生了許多事情嗎？特別是文化革命中被清除的大批右翼分子的復職。難道我們沒理由設想今天的情況比1969年更糟糕嗎？

　　最后，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問題也是國家政權的階級本質問題。張春橋試圖辯證地解決這一問題（我并不認為他是完全成功的。）他表明，政權的階級本質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來決定的，這種斗爭也在黨內進行。所以，政權從來都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它可能落到國家資產階級手中。（毛主席在指出某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也會變成“法西斯”黨時，也提到類似情況。）但是王拒絕以這種方法來討論這些問題，他這樣做當然有他的道理。對于他來說，政權和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了。他還以同義反復的方式引經據典，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解釋，以“證明”這一點。這種方法產生了下列“道理”：“首先，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而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第二，就我們社會的經濟基礎來說，所有制已由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小生產的私有制變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第三，我們要注意不使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落到象林彪那樣的資產階級陰謀家和野心家手中。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

　　這里我們得到的是一系列武斷的結論，而不是說明。頭兩個斷言算它問題已經解決了，最后一個斷言問題卻絲毫沒有解釋1975年“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上存在什么樣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因素，無產階級的專政如何與它的對立面相結合，自從1976年10月事件和華國鋒、鄧小平集團掌權以后，國家的階級本質是否已經改變等問題。

　　除了對上述一切有關事項進行具體分析以外，沒有其它辦法能夠解決財產關系的實質問題和剝奪方式問題。這正是張春橋在他的文章中所力求做到，而為中共現領導的理論家們所不能接受的。對于他們來說，根本不存在任何問題——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只要“努力工作”、“服從命令”以加強和擴大這一所有制就是了。這完全是一個否定關于文化革命的教導、為國家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論點。

　　對于這個問題我再說一點，強調一下“社會主義所有制”這一納粹法律的（這就是說，反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是如何占了統治地位的。這種統治地位可以從薛暮橋在《北京周報》（1977第49-52期）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在這些文章中，他甚至說，在1953年國家通過投資、提供原料、銷售產品和派遣管理人員而把一些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為公私合營企業就足夠了，因為這些企業很快就具有“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性質了。這完全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丑化。它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現領導所實行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農業和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

　　

　　放棄馬克思主義而搞丑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也表現在農業和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方面。由于中國共產黨現領導所宣稱的對毛澤東革命路線形式上的忠誠——而在實際行動上卻相反——使得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手法表現得更能迷惑人。

　　結果大致如下（例如1977年2月10日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的一篇為學習論十大關系第三次會議寫的報道）：一方面，在毛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所制訂的先后順序（即農、輕、重）再次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把重點放在“優先發展生產資料這一客觀經濟規律上”（這實際上是一條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而農業的發展則主要從它對資本積累的貢獻這一觀點來看。第四次會議（1977年2月8日北京電臺）關于專門討淪蘇聯工業化道路的報告中不斷重復、強調這些觀點。這條道路受到贊揚，批評只限于犧牲農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片面性。對于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均衡問題則完全被忽略了。

　　簡言之，這里我們又回到了經濟主義和唯生產力論的觀點上來了。這些觀點正是現行路線的“理論”表現。這不僅是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普遍作法，甚至退回到遠在1956年就在中國流行的觀點上去了。

　　

　　發展“速度”

　　

　　在階級關系上的倒退是與加強知識分子、干部和專家的，也就是國家資產階級的地位相聯系的（下面我還要進一步探討使這種加強成為可能的條件）。這種加強表現在更加重視發展的“速度”

　　這是現領導最關切的核心問題。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國報刊的核心機構把這一點作為1978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的最重要的主題。下面是一些自從文化革命以來曾從中國報刊上消逝了的句子：“建設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為什么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呢？歸根結底，因為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不能滿足已有的成績，……一句話，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是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發展的需要”。

　　這樣，加快“發展速度”據說是從階級斗爭的需要中“引伸”出來的。而事實上，這是以生產斗爭來代替工人的階級斗爭，也就是使工人服從于生產率的“要求”，要他們干更多的活，要更加遵守紀律。

　　強調生產速度在階級關系上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如我所說，它反映了知識分子、干部和專家地位的加強。另一方面，這是進一步加強這些人地位的一種手段——它不僅僅把工人和農民置于嚴格的勞動紀律和生產定額的束縛之下，而且還使知識分子和專家們所起的領導作用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上面引用的社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它給予知識分子、教育和獲得科學知識以起核心作用的重要性。這樣，對加快發展速度的強調也成了攻擊文化革命中進行的教育革命的論據之一。

　　在生產關系方面，強調加快速度——由于它不是同生產關系革命化相聯系，而是同“科學”（它掌握在專家手中）的日益增長的作用相聯系——包含著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統治，由此而來的積累率的增長，以及對資本本身升值的要求的增長。因此，它也就意味著工人服從于利潤的要求。沿著資本主義道路往前走，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資本主義積累的實際限度，而這必將導致經濟危機，嚴重地影響群眾的生活水平和今后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性。

　　蘇聯的經驗表明，雖然這些危機是在特定的條件下發展的，但它們卻是真實的。在這里，我沒有足夠的篇幅來從根本上探討這個問題。我將在《蘇聯的階級斗爭》第三卷里詳盡地闡述這一問題。至于強調加快速度的問題，還須加以進一步的評論。首先，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唯生產力論的口號——“速度決定一切”是同樣的貨色。實行這一口號導致了1932-33年和1936-37年的嚴重危機，伴隨著這些危機而來的是史無前例的政治動亂，而且1938年以后跟著出現的是黨內新成分的根本變化。這一變化就是大量地吸收知識分子、干部、技術人員和專家。

　　第二，現領導為了替它的唯生產力論辯護，不僅乞靈于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做到發展速度高于資本主義”的要求，還乞靈于“結束”所謂的由那四個人造成的“國民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必要性。這一論點是惡劣的謊言。國民經濟根本沒有長期停滯和倒退。從文化革命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到已經有估計數字的最近幾年，不存在停滯現象。電力生產從420億度增長到1080億度（1974年）；鋼產量從1250萬噸增長到3280萬噸（1974年）；煤產量從2.2億噸增長到3.9億噸（1974年），石油從1080萬噸增長到7500萬噸至8000萬噸（1975年）[19]。這種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的說法完全是與現實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對文化革命本身進行污蔑。

　　至于機械產量的增長，那就更為可觀了。如果把1957年的機械總產值定為基數100的話，那么1965年就增長到257，而1975年更增長到1156。而這些數字的來源卻是非常不友好的中央情報局出版的手冊！[20]

　　在1975年至1976年間的確出現了困難，但這主要是跟革命路線和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激烈斗爭相聯系的政治困難，還有1976年下半年。由于唐山地震引起的困難。因此把這些都歸咎于“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完全是歪曲事實。事實上，那四個人從來沒有“控制”過經濟。如果真有破壞的話，應該追究那些主管生產的人的責任——因為他們一方面想把那四個人當成自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們對待工人的態度引起了各種不滿情緒的表現（包括罷工），而那四個人很可能是支持這種行動的。不管怎么說，當發生罷工時，宣傳罷工的責任在于“煽動者”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

　　即使有上述困難，我手頭有關1976年的資料也沒有反映出任何“長期停滯”和“倒退”的跡象。例如，1975年煤的產量估計為4億3000萬噸，而1976年石油產量增長了13％，天然氣的生產增長11％。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產總值比1975平同期增長了13.4％，而1976年上半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75年同期增長了7％[21]。據我所知，1976年下半年的數字沒有公布。

　　也許，由于1976年的事件，某些部門的生產暫時下降。但那并不能說是長期的停滯不前和倒退。

　　上述評論一點也不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速度是不可取和不可能的。但如果放棄了文化革命的基本路線，把階級斗爭降格為生產斗爭的話，這種加速度不可能長久的。

　　實際上，這種降格等于為了資產階級竭力榨取利潤的目的而奴役勞動人民。這意味著放棄工人階級為了實現生產關系和總的社會關系的革命性變革而進行的階級斗爭。

　　

　　關于科學技術無階級性的修正主義思想

　　

　　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現領導以完全顛倒馬克思主義為特色的思想在各個領域產生的效果。我想在這里特別指出的是科學技術領域。文化革命反對派的思想標志是把科學技術說成是全人類的、沒有階級性的。例如他們否認科學技術的發展依賴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關系。而對各種技術的應用會產生特定的階級效果。毫無疑問，這正是帝國主義國家技術發展方式的寫照。這些方法照例是不能單純地簡單地“照搬過來”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服務的。對于科學技術也需要進行改造。文化革命中流行的這一觀點，今天卻正在被忘掉。

　　這種否定技術階級性的極端觀點表現在“企業管理技術”方面。例如《人民日報》1977年3月22日文章批判在管理方面應顧及三個方面即“路線、領導權和相互關系”這一提法。之所以被批判，是因為它沒有提到“發展生產力這一最重要的問題”。發展生產力問題的確重要，但是把它置于階級關系之前，說成是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唯生產力論的立場。

　　另外還必須指出，在現在的思想家們企圖取消階級關系這個主要問題的過程中；“科學性”這一標準占有中心地位。如人民日報又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強調“管理現代化企業需要有科學態度，管理現代化企業需要采用科學方法。”

　　在關于《論十大關系》的第十五次會議的報道（1977年2月14日北京電臺）中甚至宣稱：就“管理企業”而言，有必要保留那些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中”“科學的東西”。這一提法預先假定資本主義的管理屬于“全人類”的科學領域而工人階級可以按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生產部門。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文件引用的是《論十大關系》上一句非常模棱兩可的、被明顯篡改以適合“當前口味”的話。在現在正式發行的《論十大關系》的版本中，我們見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風格、也不符合毛處理問題的方法的句子：“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在文化革命期間由紅衛兵發行的《論十大關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這種版本根本沒有關于“腐朽的資本主義思想意識”的陳詞濫調，更沒有說到任何關于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中的“科學特點”的話。毛澤東的話要簡單得多。[22]很清楚，毛澤東的話被篡改了，以便用他的權威來掩護他們為采用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方式辯護的作法。中國共產黨現領導正走著蘇聯修正主義者所走的同一條道路：在美國企業管理學校里學習企業管理。

　　這種“修改”毛澤東某一著作的作法并不是絕無僅有的事情。現領導經常這樣干。在現在流行的《論十大關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沒有的話。這句話強調要加強中央集權，這與毛強調的權力分散是背道而馳的。這句話是這樣的，“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

　　總之，中國共產黨現領導所接受的、與文化革命中發展起來的毛澤東的論點相抵觸的思想，其特點就是這種把科學技術說成是象生產力一樣、“無階級性”的傾向。須知生產力既有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只有前者才能促使工人階級掌握生產資料。但這一思想不見了，有的只是關于“發展生產力”的泛泛之論。而這一論調同這樣的理論密切相關，即認為只要“社會主義制度”存在，任何發展“物質基礎”的事情都必然會鞏固“社會主義”。

　　

　　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

　　

　　我們可以繼續探討現領導為他們的修正主義以及與文化革命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做法進行辯護的思想觀點，但我并不認為有這種必要。因為我所說的已經具有足夠的結論性。因此，我只想用下列的話來結束我信中的這一部分，當前中國修正主義是以實踐上的狹隘經驗主義和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相結合為特點的。

　　這種教條主義表現于：修正主義者不是對社會的和政治的現實進行具體的分析，而是靠武斷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中斷章取義地引用一些語錄（如我們指出的，有時甚至不惜進行歪曲和偽造），但避而不談這些思想家的理論觀點的發展。例如，對于文化革命前的毛澤東語錄和文化革命中的語錄同樣看待，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于較老的語錄比對較新的語錄更加重視，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為最近的語錄中富有完整的反對黨內資產階級斗爭的經驗。正是這種經驗使現領導感到很難堪。

　　最后，從1976年底開始的這一階段的教條主義，其特點就是力圖把現在的根本的理論問題說成是己經“解決了”，其目的在于防止沿著文化革命打開的方向進一步進行理論分析。在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宣布毛曾經“創造了完整的、精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吳江，1977年9月17日《人民日報》）。把這種理論說成是“完整”的，意味著除了對之進行評論之外，其它作法一律不能允許。因此，這也就意味著提出了一個禁止對這一理論進行詳盡闡述和進一步研究的形而上學的主張。這是力圖使這一理論喪失生命而枯萎。因為理論一旦不能前進，它就會后退。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企圖以毛澤東的理論來反對毛澤東。吳江的“完整的理論”和林彪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實在是大同小異。

　　例如，我們看到了各方面的“大躍退”。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一點，除非你不愿正視現實。那是因為你感到，不管你不愿承認，現實將迫使我們去研究我們認為已經解決或情愿相信是不存在的問題。（我想這正是你的態度，我親愛的尼爾·伯頓。）或者由于你一向或現在認為文化革命是“有害的”，因而否認有“大躍退”。我相信這是大多數現領導的看法。他們片面地美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頭十七年取得的成就（1949-1966）而對1966年開始的革命階段卻實際上閉口不談。說實在的，他們不敢明確地、公開地否定中國革命的最近十年。但是他們對這些年的革命涵義所持的緘默證實了他們采取的是資產階級立場。

　　現在，形勢就是我所形容的這樣。現在需要了解的是，它是如何發展到這一地步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因為對它的答案包含了現在和將來都可借鑒的教訓。

　　實際上，這個問題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和事態的進程有關，它與使“等命路線”陷于失敗的那些政治條件相連，這一失敗自從毛澤東死后趨于明顯了。對于這些事件在當前只可能做到片斷的了解，只是部分地告訴我們造成這種失敗的背后的原因；盡管如此，了解當前形勢的特點自然是有必要的。

　　

　　關于“革命路線”這一詞的含義

　　

　　在著手研究造成“革命路線”失敗的條件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對我加了引號的這個詞的含義說幾句。由于這一詞有時會使人產生誤解，特別是當它被“個人化”，稱作“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時，就更是如此。

　　在現實中，一條實際的政治路線從未“實現過”黨的最高領導階層或是這個黨的領袖——盡管是一個集中制的黨——所制定的方向。一條實際的政治路線總是由給予它生命的社會力量（階級或是社會階層、或是屬于這些階級和階層的人）所決定的。

　　一條政治路線只部分地符合它所要求的原則方向，因為它明顯地表現出這些社會力量的特殊愿望和利益。他們的愿望尤其取決于他們關于“集團利益”的觀念——這一觀念必然要受到他們在社會關系體系中所處地位的影響。這意味著，由黨的領導機構提出的原則政治路線與實際政治路線之間可能或多或少存在著相當的差距。[23]實際政治路線基本上是由給它以實際內容的社會力量來決定的，并且體現這些社會力量的利益、愿望和觀點。

　　因此，把一個領導人或領導機構的方向跟一個黨的實際政治路線等同起來是錯誤的。這一路線并不是他們的“指示”借以存在的形式。它是對于一個客觀進程進行思想和政治干預的結果。它可能會改變這一進程發展的道路，但只是在階級力量對比所決定的限度之內，它能對這一力量對比施加遠非按其原來意圖實現的影響。

　　在政治實踐方面，辨別在一個政治領導集團或個人的指導下的實際路線（即使這一路線多少偏離了這一指導）并不一定是出于耍手腕或系統的“欺騙”。它往往是在只有最高當局所制定的政策才是唯一正式“合法”的政策的時候，進行政治斗爭的那些條件之下產生出來的。

　　例如，中國共產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所執行的路線是“黨和毛主席制定的”，即黨的“基本路線”。因此，可以認為在劉少奇和林彪行使實際權力的階段所“執行”的就是這一路線。據說，即使是在那些時候，盡管有敵對的路線的“干擾”或對官方路線的“破壞”，執行的仍然主要是“基本路線”。

　　這樣就是既承認，又否認官方路線和實際路線之間有分歧。由此而產生的混亂是由于那樣一種作法（實際上是一種唯心的方法）：根據那種作法，實際的政治路線首先是與“思想體系”和以這些思想的“會議”做出的決定相聯系，而不是明確地與體現實際政治路線的社會力量相聯系。的確，在關于現代歷史的研究中，這種作法常常無法避免，因為暴露那些體現一條特定的政治路線的社會力量未必總是可能的。

　　這些看法并不只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歷史。它們也適用于所有社會組織，在這些組織中實際政治路線被看成是由執政黨的最高領導闡明和確定的，并且在這些組織中這條路線看起來的確是這樣確定的。這種表面現象與某種政治關系的存在有關，它也許會產生一個“團結一致的領導”和“鐵板一塊”的神話。或者說，作為其對等物，一個“極權主義”的神話。

　　蘇聯共產黨也不斷地遇到這樣的問題。宣布的政治路線與實際政治路線之間的“差距”又真又假。這些差距通常被說成是“違背”這一路線的例證。在某些階段，這種“違背”是由“組織工作中的缺陷”所造成。例如，在1934年蘇共17大期間提出的“組織工作決定一切”（參看1934年莫斯科發表的關于這次大會的報告，特別是33頁和610頁）、后來把這些“違背”歸咎于“敵人”的活動、“破壞”、“舊社會的殘渣余孽”等等。不管怎么說，這就是明確承認：方針路線和實際路線之間有矛盾（這被描繪成“違背”）和不能夠從真正社會力量的角度來“考慮”這一矛盾。

　　如果我們要回到文化革命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路線，我們就有必要強調，這條路線——總的說來，毛并未否定這一路線，盡管他對這一路線的幾個方面進行了批評——并不只是中國共產黨及其主席的著作中提出的政治方向的“實現”。為了理解這一路線的真正和復雜的社會實質，有必要進行有區別的分析而這在目前是辦不到的。只有這樣的分析才能表明：從社會上和思想上實際介入政治舞臺的這些社會力量（階級和階級的派別）是什么。這些社會力量看來像是毛澤東政治路線的“代理人們”。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一路線的內容。

　　因此，我們必須以極大的保留來使用“毛澤東政治路線”一詞以描繪在1966年至1976年占統治地位的那條路線。

　　我們必須看到：使用某一領袖的名字來描繪某一政治路線會引起一系列消極的后果這一事實。的確，當這一領袖受到高度尊敬時，使用他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懾作用，會阻止對這一政治路線進行批判的分析和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以“來自權威的論點”來代替對事實和原則進行透徹的檢驗。這種代替可能產生極為有害的后果。它會助長產生一種氣氛，即某一領導人說的話被認為是“必然正確”的，而使群眾和黨員不敢提出他們的意見。

　　對于使用“革命路線”一詞也要有所保留。實際上，任何一條政治路線部帶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推行、甚至泡制這條路線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他們并不都具有革命性）的印記。盡管有這些保留，在這里仍然使用這個詞，這是因為我們可以說在現有條件下，1966年-1976年期間占統治地位的那條路線的主要方面表明它是最革命的，跟毛澤東對原則的觀點最接近，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基本上支持這一路線的原因。

　　談了這些之后，讓我們再回過頭來考慮一下造成這條路線失敗的條件吧。

　　毛澤東死后其政治路線失敗的直接政治條件

　　

　　對這些條件我只想說幾句。第一，華國鋒是通過政變獲得政權的。這—政變開始了一個政局轉折，它導致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代替了以前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路線。這些最重要事件的順序是人所共知的。還有其它一些事件我們了解不多或了解甚少。我只談如下幾點。

　　毛澤東1976年9月9日剛剛逝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圍繞著到那時為止所遵循的政治路線的團結自來還未公開破裂。所有的領導人都參加了9月11日-18日舉行的毛澤東的追悼儀式，而王洪文是治喪委員會的成員。

　　9月18日，華國鋒在講話中再次肯定了革命路線的基本理論。他指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他再次肯定了過渡時期階級斗爭特殊性的理論。他引用了毛主席對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的提法：“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在同一講話中，華國鋒還指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的復辟陰謀，批判了他們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他補充道，必須“深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

　　在后來的日子里，領導人中間出現了緊張的跡象。看起來華國鋒好像在9月19日拿到毛主席的親筆文件，29日（在政治局？）一次激烈的會議上，華國鋒指責那四個人篡改了毛主席的一些講話。然而在9月30日的晚上，全體領導人都出席了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的一個“座談會”。[24]

　　在10月初的幾天里，如果你仔細讀報紙就可以察覺到出現了不同的提法。10月6日華國鋒依靠警衛部隊和華北軍事領導人，發動了政變，逮捕了那四個人（據說他們仍活著）。在這些行動中，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被打死。北京工人民兵頭頭馬小六也被打死。[25]（注：這是當時的誤傳。）10月8日，在極其可疑的情況下，一些公認的領導機構的成員被剝奪了自由。其它人也遭到逮捕的威脅。華國鋒“自己”指定自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并保留總理職務。同時，他自我授權壟斷了毛澤東著作的出版和解釋權。所有這些決定都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的，而實際上中央委員會并未開會。[26]從10月10日起，開展了反對那四個人的運動。他們被指控為“修正主義”、“策劃陰謀”，同時發出要求遵守紀律的呼吁。

　　暫時，華國鋒的主席“任命”在報紙上謹慎地發表了。[27]但直到10月21日才舉行了大游行“歡呼”華的“任命”和“慶祝粉碎四人幫”。就在那時，完全違反歷史事實地宣稱毛是反對那四個人的。10月28日，張、姚、王被撤掉在上海的一切職務，而批鄧仍被正式保留在日程上。[28]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10月25日的聯合社論力圖“證明”中央委員會“任命華國鋒為黨的主席是遵照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作出的決定的。這一說法證明在中國共產黨內存在著關于這一任命是否合乎手續的疑問，因此需要賦予華另一種形式的“合法性”，即由毛主席親自指定。實際上，對于按照自己的章程行事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一“合法性”是不適用的。此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作為依據；因為毛的那句不斷被引用的話“你辦事，我放心”——既沒有說明是對誰講的，也沒有說明要他辦什么事情。

　　總之，從10月底起，華國鋒便以毛主席的唯一合法繼承人出現，并開始樹立一種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此后他的照片日益增多的與毛的照片并排出現。[29]

　　從11月開始，對遵守紀律的要求變的更加經常了，還通過一項決議來重建“工廠的合理規章制度”，同時開展了對那四個人的中傷、誹謗運動——這一運動是如此明顯的虛偽，對之根本無需作答。它只能使負責這一運動的人自己名譽掃地。[30]

　　11月底，停止了對鄧小平的批判。[31]12月，唯生產力論的口號日益經常出現。

　　1977年1月，報導了幾起要求鄧小平復職的游行。2月份，外交部長黃華說，鄧將在“適當時機”復職。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議，鄧應予安排工作。也就在這時，“社會主義競賽”運動開始了，同時宣布了加快實現農業機械化。實際上，鄧那時似乎已經恢復了政治活動。

　　至1977年6月底，《人民日報》贊揚了鄧以前曾被批判的觀點，并支持了他對革命路線（現已被說成是那四個人的路線）的批判。

　　最高層的形勢逐漸發展到這一地步。鄧公開地回到政治活動中來了。在三中全會上（1977月7月16-21日）華被正式任命為主席，鄧恢復了他過去的一切職務。在黨的十一大上（1977年8月2-18日），鄧致了閉幕詞。

　　這樣，在罷官16個月之后，鄧又官復原職。中國老百姓對所發生的事情未得到任何真正解釋。他們只被告知，這兩個自相矛盾的決議都是由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的。第一個決議是政治局“一致同意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二個決議是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致同意恢復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職務”。

　　但是這個180度的大轉彎并不是平靜地進行的。這是警衛機關起了很大作用的激烈階級斗爭的頂點。雖然有關他們的作用和所使用的各種鎮壓方式的正式消息很少，但當我們集中起我們所占有的材料（包括直到最近才從中國回來的外國人提供的消息）時，可以很明顯看出，這種鎮壓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大規模進行的。在我們掌握情況的所有省市中，不僅有逮捕，還有處決，看來后者為數極多。[32]特別是在1977年底，報刊也強調了公安機關的作用（例如《人民日報》11月27日，28日）。

　　1977年一年中；伴隨著鎮壓的是黨內的大規模“清洗”。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也很少，因此我們無法估計它的程度。但根據一些從中國回來的曾經同相當級別的干部談過話的旅行者說，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干部進行“清洗”，主要是那些文化革命期間從下面上來的干部，伴隨這一清洗的是以前被清洗的大批干部的復職。因此，到1977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成分比起1976年10月來說距離很大，而更接近于1965年的情況。

　　與右翼分子復職的同時，我們注意到鄧小平的位置得到了加強。他的親密同僚們掌握了越來越多的關鍵崗位，主要的有中央組織部，（決定所有黨的機關干部的任余、調動、提升和免職），[33]其它中央各部和一些省。

　　同時，更多地強調生產，“生產”先于階級斗爭（《人民日報》，1977年12月12日）。伴隨這一過程的是新的批判對象。這些對象目前還沒有明確規定，但人們能夠從提法的改變中看出一些眉目。例如，號召批判“劉少奇、林彪和四人幫”的提法現在通常去掉劉少奇的名字，而且不止一次地表明：“我們不僅要反右，而且要反‘左’”——這最后一個字是帶引號的，說明它并不是指真的左。這種說法看來旨在為新的批判運動開辟道路。正如登載這一文章的《人民日報》（1977年12月12日）所補充說明的那樣，“不少人不能辨別真左和假左。”1978年初，這一運動繼續進行，特別是在軍隊報紙上，（不指名道姓地）攻擊“那些風派人物”最善于“180度大轉變”[34]，現在力圖加入對那四個人的批判，以逃脫他們自己的責任。如果肯定這一方向，那么一定會導致一次新的清洗。這次清洗將打擊那些積極批鄧、又以同樣的熱情反對那四個人的人。[35]

　　如果我們要了解直接導致政變發生的條件，并獲得對這一事件某些后果的一些看法，那么回顧一下伴隨1976年10月政變以及政變之后發生的一些事件是完全必要的。但這并不能解釋這些“事件”為什么會發生——他們是怎樣由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所決定的，以及這些變化為什么會發生。在最后一節中將試圖回答其中一些問題。

　　

　　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和修正主義路線的勝利

　　

　　我已經否定了一個過分簡單化的“解釋”，即認為中國共產黨采取新的路線是由于以前的路線“經濟上的失敗”。這一解釋是根本錯誤的。事實上，如我們所看到的，1966-1976年的全面經濟“資產負債表”是很積極的。當然也可以認為本來可以、甚至應該更好些。在今后的幾年內肯定會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但絕對不能證明不放棄革命路線就不能加快速度，只要對這條路線加以整頓就行了。據我看來，這就是為什么放棄這條路線不能說成是出于“經濟的必要性”而只能說是由于階級力量對比的劇轉所致。沒有1966年-1976年的真正“資產負債表”，試圖說明在這些年中過去的路線是如何能夠或是應該得到糾正是不可能（也是毫無意義）的。只有廣泛的討論和社會實踐才可能具體地清除革命路線更為深入時所產生的錯誤。然而既無廣泛的討論，也無社會實踐。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上海市是一貫貫徹革命路線的城市——它受敵對分子的干擾最少。這些分子嘴里附和而在實際上破壞它。上海的經濟成果甚佳。那些在中國居住過的人，凡是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工廠工作過的，一般都說上海工廠里的工作和生產氣氛同其它地方一樣好，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常常比其它地方還要好。

　　然而革命路線的失敗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能把失敗僅僅歸咎于這一路線的反對者的“伎倆”、“狡猾”和“厚顏無恥”。這些因素當然是起了作用的，但卻不是主要的。如果一條路線失敗了，這是由于它本身在第一方面是失敗的。考慮這一失敗的實質和原因是很重要的，這最終應當從階級關系的高度去尋找。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應得出不僅對中國有影響，而且適用于更大范圍的答案。

　　我再說一遍，目前我們只能得出部分的和暫時的答案，但這也許會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研究的起點，其中也包括批判現在提出的答案中那些被證明是錯誤的東西。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提出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礙是缺乏對當前中國的階級分析，而中國共產黨也還沒有做出這樣的分析，這是一個嚴重的具有重大意義事實。那四個人當中的某些人試圖填補這一空白，但沒有成功。他們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掌握足夠的對過渡時期社會結構作階級分析所需要的理論觀點。這一不足表現為一種傾向，即給現代中國資產階級下定義時，不是按他們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而是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或政治路線——或者充其量不過是表現為資產階級法權影響的分配關系來劃分。從根本上說是把資產階級當作上層建筑的產物而不是經濟基礎的產物。

　　這一不足是由于使用（和馬克思主義相矛盾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這一概念而造成的；這一概念本身被看作是上層建筑的變化對于經濟基礎所產生的影響。

　　造成這一理論上的不足有許多原因，特別是由于缺乏不受現成公式的影響進行廣泛的討論，和由于革命路線的反對派為了反對進行這一階級分析的任何企圖而發起的猛攻。資產階級要保護自己。所以，那四個人的罪行之一就是他們要在中國進行階級分析——據說這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毛澤東早已做過這種分析了——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缺乏對現在中國的階級分析，妨礙了充分理解最近幾年來階級關系發生的變化，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它也是革命路線失敗的原因之一。如果不知道這些階級關系是什么，就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來改變這些關系。一個執政黨如果缺乏這種知識，盡管它力圖使“經濟現代化”，最終也只能保持現狀。[36]

　　沒有任何黨的文件對當前中國的階級和社會階層、工人階級內部的社會差別[37]和人民公社內部的社會差別[38]，做出唯物主義的分析。這一局面的嚴重性怎樣強調都不會過分。缺乏對新的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表現在使用陳腐的貼標簽辦法上面。這類的例子數不勝數。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貧農、中農、上中農，富農和地主等成份項，而這些成份，還是公社成立時的那種含義。[39]而今天這些成份除了作為當前階級和社會階層分析的荒謬的替代物以外沒有任何作用。同樣地，不是對不同路線的階級基礎作真正的分析，而是以貼上以同樣標準區分的標簽的方法來譴責“被批判”的路線。其結果只能是不斷地重復對立路線支持者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罪狀。

　　這里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1976年，一篇題為《偉大的勝利》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報》）宣布說；鄧小平的社會基礎是由與資產階級和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有緊密聯系的“黨內走資派”組成的。另一個例子是，1977年曾接受這一分析的華國鋒在他的十一大報告中指出（當時鄧小平就坐在他旁邊）：那四個人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

　　這種提法說明領導沒有能力或者拒絕在全黨和全體人民面前對被批判的政治路線做出嚴肅的階級分析。如果確實有這樣一種分析卻被當作“秘密”來保守（這種可能性不大），那么，這個政黨就不配自稱是領導廣大群眾的黨。事實上，有足夠的理由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本沒有做出任何基本分析。結果，除了重復那些陳詞濫調之外，拿不出任何更為像樣的東西。[40]

　　當然，造成近年來黨內分裂的有關重大問題的斗爭并不受一項嚴肅而精確的階級分析的引導，但這一事實并不意味這些斗爭和深刻的階級分析不相一致。但它的確意味著。這些分裂被直觀地、普遍地加以理解，因而并不敏銳也不細致。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劃分正確的界線，以妥善處理次要矛盾（它很可能因此而帶上對抗的性質），從而安排好跟完成社會主義過渡所需要的階級聯合相符合的妥協。

　　文化革命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突飛猛進的歷史（從1966年5月到1967年2月[41]），隨后是一系列的退卻和新的進攻。這些退卻主要是由于左派沒有能夠締結基本的妥協和形成必要的階級聯合。毛澤東把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退卻歸罪于上述沒有達成基本妥協和形成階級聯合。這不僅影響了政治力量的對比，還影響了階級本身之間的關系。[42]

　　一些現在被說成是對那四個人的批評的毛澤東語錄——都是斷章取義又加上了適當的注釋——實際上是毛給他們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搞宗派主義，不要操之過急。這些忠告和毛澤東對修正主義路線的支持者抓劉少奇、鄧小平的批評，有著根本的區別。

　　撇開策略問題不談（這關系到政治力量的對比），我覺得，在革命路線的失敗中起決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他們沒能正確處理好知識分子和干部的問題。沒有這樣作的后果之一是：這四個人經常是更傾向于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和除掉他們的對手，而不是貫徹一條具有充分建設性的政治路線。修正主義路線的支持者們卻顯示出他們能夠在工人群眾和知識分子之間建立各種不同形式的聯盟（特別是不同形式的“三結合”小組），但是他們并不總是能夠正確處理這一聯盟的內部矛盾。結果，他們總是傾向于以高壓政策來代替政治領導。

　　于是對抗發展了，由此引起了在左派的支持者這一方面的折磨人和欺凌人的措施，甚至于鎮壓行動。這些常常不是針對真正的敵人而是針對那些僅僅被懷疑是敵人的人。經常采取這類行動的家伙常常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們只是一些表面上靠近左派，實際上企圖利用左派的威望來滿足個人目的的機會主義者。

　　此外，甚至左派的領導人也對科學家們和藝術家們采取一種宗派主義的態度，以至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學藝術的充分進步的道路上設置了障礙。閱讀外國刊物和書籍的權利受到嚴格的限制（這也表現在一些從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出發支持革命路線的積極分子的惡習上）。在對所有文化、電影、戲劇和類似作品的出版要加以嚴格控制的借口下，允許問世的新作品數量很少。在科學領域里，出版的著作數目大幅度下降，大部分科學刊物停刊，甚至連進圖書館也被嚴格限制。

　　正如我所說過的，采取這些措施的也許是革命路線的反對派，他們以革命路線的名義進行活動，實際上是妄圖對它造成危害。無論如何，這類措施不只是使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化生活遭受了無謂的損失，也使知識分子們感到受了欺侮，很可能到最后還遭到一部份群眾的譴責。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是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拒絕支持革命路線，或僅僅口頭上給予支持。

　　革命路線的支持者們并沒有及時改正那些導致他們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發展的行為，反而陷得更深。高壓政策和鎮壓措施一個接著一個。由于這些措施被提到的次數太多了，我覺得沒有必要在此加以重復，即使這些說法是夸張的。毫無疑問，基本上說來，它們是符合某些事實的。

　　綜上所述，我想我們能夠接受阿什莫奈特在他寫的題為《靠高壓來實現革命化》一書中的提法：“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盟并沒有充分形成。在某種程度上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和缺乏諒解甚至正在加深”。[43]

　　高壓政策的成分一旦進入應該是聯盟的東西，它就要蔓延。最后，高壓政策也會加在一部分群眾身上，使不滿情緒增長——例如，在那些被強迫下鄉落戶的年輕人中間，還有他們的家庭中間，沒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釋過他們之所以應該下去的原因，他們對此也沒有充分的準備。[44]

　　群眾的團結因此無法發展。不允許群眾發表自己的意見，越來越多的“代言人”便出現了，他們代表群眾獨立地行動．每次發生這種事情，結果總不是健康的，它為在“自由化”旗幟下進行修正主義的反撲準備了條件。

　　在這期間沒有一個居住在中國以外的人能夠造出一張這些年來真實的“資產負債表”。然而，認出這些斗爭的某些特點是可能的，并且在此基礎上，也能夠理解為什么他們都以革命路線的失敗而告終。

　　這些斗爭的特點之一當然就是它們通常是以宗派主義的方式進行的。這種宗派主義之所以產生，部分地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階級分析，有了這種分析，才能使他們有可能正確劃分階級并形成聯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馬克思主義觀點公式化以至形成教條主義的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爾什維克思想體系的蛻化形式繼續存在的影響，這一思想蛻化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最后竟使馬克思主義走向反面。[45]

　　中國修正主義同樣受其影響。但和革命路線的情形相反，它和這一傾向本身的目標并不抵觸；革命路線則缺乏它所需要用來高度連貫地發展其活動的理論觀點。中國的修正主義絲毫沒有對這種情況感到難堪，正相反，這反倒使它能夠利用那些既是教條主義又是折中主義的觀點。

　　這一折中主義使得修正主義路線看起來不那么帶強制性，因此，毛澤東逝世后，知識分子中的不滿連同群眾中的某種厭倦情緒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加上他們害怕發生內戰）在修正主義路線的支持者們發動政變之后，起來護擁修正主義路線。

　　有助于解釋革命路線失敗原因的近幾年來斗爭的特點之一是，斗爭帶上了強烈的各人色彩。這種斗爭的個人化最后達到了名副其實的“對毛的個人崇拜”。這種崇拜也許在短期內起過某種積極作用，但從全面考慮，它是一種深刻的消極現象：它使一些聰明的修正主義領導人能夠躲在據稱名向他們表示過的信任后面，“以他的名義”說話，或者宣布說他們是他的“繼承者”。林彪和華國鋒的例子表明這并不僅僅是一種假設的可能性。

　　這里談到的這種可能性基于這一事實，即當斗爭變得個人化時，不是主要表現為原則問題和路線問題的斗爭，而是表現為一心想奪取某些位置的私人之間的個人爭奪（盡管通常常總是聲明這些斗爭是路線斗爭），而且這適用于各級領導。

　　此外，這種現象顯而易見地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因素。“奪取政權！”的口號經常導致把政治斗爭變成地位角逐。[46]在這場角逐中，對占據這些位置的人進行的個人攻擊的成分常常大于原則斗爭。然而，這種以個人之間的斗爭代替改變階級關系的斗爭的作法，最終只能在群眾中造成漠不關心和厭倦情緒，因為群眾無法了解這類斗爭怎么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修正主義路線的支持者們乘機利用這一厭倦情緒，標榜他們自己是恢復“秩序”和“安定”的人。實際上，他們一旦在中央取得權力，便從事最惡劣的迫害、清洗和爭奪地位。當然這一切并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他們是背著群眾偷偷搞的。

　　對所有這些還可以作一點補充，那就是政治斗爭經常是微妙的這一特點。這里我僅舉一例。“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夫子）運動”看來有好幾個靶子，要看不同時間和參加運動的人而定。這些靶子中不僅有林彪和孔夫子，而且還有周恩來，那四個人，鄧小平，也許還有其他什么人。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理解這樣的“討論”的意義，而對其他人來說，要求他們承擔關心和參加討論的義務，最后只能變得無法忍受。

　　某些斗爭的微妙性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發動這些斗爭的人們并非真正力圖使群眾參加這些斗爭。這些斗爭只不過是在那些為了得到他們的支持而“求助于群眾”的領導人之間開展的，但利害關系到底是什么這一內容卻很少向群眾做出明確解釋。用同樣的帽子來扣鼓吹根本不同政治路線的人，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一微妙性的一個方面。被扣以各種通用帽子的前領導人被抬出來作為發泄公憤的目標，也就是說，沒有人向群眾真正解釋癥結何在，沒有人幫助他們登上政治舞臺并且堅持住，不被趕下來。在這一點上，上海公社這一插曲就顯得格外有意義了。

　　

　　上海公社：它的迅速消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含義

　　

　　這里我們必須回顧一下。因為上海公社容易被人忽視，而他在理論和實踐上卻有頗大的重要性，所以這就更有必要。我首先要回憶某些事實。

　　1966年11月以后，上海（和其他一些工業城市，主要有天津和東北一些地方）的專搞文化革命的工廠委員會的數目迅速增加，這些委員會在企業中建立了“雙重權力”，他們是按中央文革小組十二點指示批準的機構。[47]

　　在上海的工廠里，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權力和主要由干部組成的生產部門的權力并存。12月底，后看瓦解，而工廠委員會則發展成為群眾革命組織（稱為“司令部”）。雖然它們內部還不統一，但它們一致反對它們稱之為修正主義的當時的市人委領導。1967年1月初，在百萬工人參加的集會之后，市人委垮臺了。[48]

　　1月9日，32個組織聯合發表了稱為“緊急通知”的東西，它提出了一系列的章程，顯然是在為一種治理機構的新形式作準備。全中國的報刊都登載了這一文件，毛澤東親自把它樹為樣板。1月22日的《人民日報》評論說。“在所有革命群眾掌握自己命運的方法中，歸根到底唯一的方法就是掌握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我們工農兵群眾是新世界的當然主人！”[49]在這個城市的墻上出現了標語：“一切權力歸公社！”

　　然而，發展需要時間。直到2月5日，公社才在一個百萬工人出席的大會上宣告成立。發言人宣布說：“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已經完蛋了，一個符合毛主席的教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原則的新的權力機構已經建立起來了……”[50]

　　然而上海公社并沒有得到中央報紙的喝彩，其它一些城市的公社，如太原公社的成立也是如此。這就是說，中央政權既不承認公社，也不正式否認它。二十多天后，以張春橋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誕生，公社不復存在了，而起初張春橋曾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建議和所有發起組織的批準，參加了上海公社的工作。

　　就這樣，在上海和其他城市里，公社這一形式，雖然《十六條》里提到過它，卻被拋棄了，代之以革命委員會的形式。

　　沒有提出過任何說明這種改變是有道理的真正論據，但是主要是在張春橋2月24日的講話中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在那次講話里，他間接地提到了毛澤東對上海公社這一創舉的評論。[51]根據張的說法，毛澤東并不是非難公社的原則，他只是懷疑公社是否是按正確的程序成立的。而且他懷疑這個模仿巴黎公社的樣板是否能為上海這個最先進的工人階級中心以外的地方所接受。他同樣也擔心全中國都宣告成立公社所引起的國際問題。這些意見并不很令人信服，并且與其說是論點，不如說是疑問。不管怎么說，這并不是對公社的譴責，只不過是要求小心謹慎而已。

　　實際上，毛所提出來的原則問題是黨的問題。看來使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給干部們指派的角色和一些造反派要“打倒一切當權派”的趨勢。他問道：“我們是否還需要黨了？”然后他回答說：“我想我們還是需要的，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堅強的核心來使我們在要走的道路上更為堅強。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黨，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黨。這一點是絕不能忘記的”。

　　問題發生了。曾經支持過公社這一政治形式的中國共產黨革命領導人，怎么會在實踐上又倒退回原來的態度，聲稱中國對接受這一政治形式還沒有作好準備？他們又怎樣開辟一條以一系列退卻為特征的新道路？這一系列退卻因局部的、越來越無力的反攻而中斷。

　　就文化革命的具體開展來說，應該考慮兩方面的事實。首先，（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各類革命組織很明顯已無法聯合。他們經常發生激烈的沖突，并且熱衷于搞垮對方，從而存在著造成混亂和大批打倒正直和忠實干部的危險。1967年7月，毛澤東談論了這一形勢，那時他批評了大多數斗爭性最強的文化革命支持者們所表現出來的不能團結和聯合他們應該與之取得協議的人的現象。[52]

　　事實的第二個方面是最高領導人中間的大部分黨員對1967年初發展形勢作出的消極反應。這些黨員基本上沒有采取革命立場，他們敵視文化革命，只不過沒有公開這樣說罷了。因為他們是多數[53]，所以他們呼吁“溫和”是有人聽的，要不是這樣，黨的團結早就完了，甚至連黨本身都不復存在了。

　　譚震林1967年1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表達了許多革命老干部的態度，他說：“你要不要黨的領導？你想把老干部都毀了呀？我在這里以全體革命老干部的名義說，我寧可坐牢殺頭，也不愿眼看著我們這么多老同志遭受屈辱而保持沉默。”[54]

　　由于大部分老干部的態度和保持黨的團結和生存的愿望，使得政治局不得不“縮小打擊面”，并確定個別對象；劉少奇、鄧小平和少數其它官員。另一結果就是人民解放軍和它的領導人林彪被賦予了特殊的作用。從那時起，正是解放軍（通過它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確認哪家是“真正的左派群眾組織”，引導他們實現大聯合，同他們一起左右整個運動。[55]

　　這些決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消亡和軍隊領導人在黨內和國家機關里的影響越來越大。[56]1969年在黨的九大，軍隊領導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被選入政治局的25名成員中，14名是人民解放軍的將軍。標志文化革命初期特點的群眾運動被自上而下組織的批判運動所取代。1971年，聚集在林彪周圍的軍隊領導人對革命潮流帶來的威脅太大，以至林彪被粗暴地消滅了，但這并不能使革命潮流在黨內成為代表多數的傾向，它的代表在政治局委員會中大約只占三分之一。

　　革命路線的支持者們并沒有成功地使他們在黨內的地位加強到足以防止越來越多的右翼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復辟的程度。結果，解放軍和公安機關起了決定性作用的1976年10月政變成了在政治舞臺前沿醞釀數年之久的這一過程的高潮。在許多不同的群眾運動的組織形式中，受上面領導的組織享有優先權。這對這一過程十分有利。這和放棄公社這一政治形式也有聯系。

　　然而這些事件的展開并不足以說明放棄革命路線或是這條路線最終失敗的原因。要說明這些事實需要研究黨和群眾組織，特別是和公社性質的組織的關系問題。這些組織是勞動群眾的權力機構。在這些關系中有很多矛盾的東西。就拿一件事來說吧，勞動群眾遠不是自發地團結和表現積極的。這一情況反映在群眾內部矛盾的發展上，使之有必要發動一場思想斗爭，以便能使無產階級和群眾中的先進分子起到有效的領導作用。這就引起了一個處于各種矛盾之中的革命政黨所應起的作用問題，這些矛盾可能會導致群眾分裂，甚至會引起他們中間所出現的不同思想和政治傾向間的對立。

　　黨和群眾的矛盾關系同樣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權力是掌握在人民群眾、他們的組織和先進分子手里，還是掌握在黨的手里？換句話說就是：勞動人民是行使權力的主人，還是由別人替他們行使權力（假定執政黨在不受勞動人民有效控制的情況下能繼續為他們服務）？

　　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認為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和政治形式。同樣，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說過蘇維埃是勞動人民的權力機構。這兩本著作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列寧在1919年就已注意到了一個消極的事實，即蘇維埃并不像它應當做的那樣，成為“勞動人民的政府機構”，它成了“并非全體勞動人民、而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的，替勞動人民代行的政府機構。”[57]這種形勢并不是注定會改變，它導致了蘇聯勞動人民權力的完全喪失。

　　在1966年8年8日發表的《十六條》中，中國共產黨不那么明確地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一方面，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制度。據說，文化革命中涌現出來新的群眾群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第九條）。另一方面，據說由于有了這些組織形式，“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正在自己教育自己”。如果權力真正掌握在群眾手里，黨的領導是通過黨員的工作來體現的，這一工作是采取說服和解釋的形式而不是以高壓手段強制行使權力，那么這兩種提法并不矛盾。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6年8月12日通過的公報所說的：“搞好這場文化大革命，關鍵在于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先當群眾的學生，后當群眾的先生，不要怕出亂子——反對制造許多框框束縛群眾的手腳。”

　　用革命委員會來代替上海公社這一形式、解放軍在挑選群眾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這些代表擔任革命委員會職務的方式，都意味著放棄了1966年8月所明確采取的方向。

　　正如我們所見。放棄這個方向是同黨的領導內部力量對比發生了不利于革命路線的演變相對應的。[58]這也是由于群眾組織在對待相互之間的關系和對待很多干部的態度上不能聯合、不能避免派性活動所造成的。這一演變以及這些作法看來和關于黨的作用的某種主導思想有關，即認為應把黨的觀點強加給群眾而不是對他們進行說服。同時，這些出同斗爭的“個人化”有關、這兩種現象是同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起主導作用的社會關系的實質缺乏有力的分析分不開的。因為這些關系被稱為是“社會主義的”。[59]

　　這一論斷妨礙了改造社會關系這一長期斗爭的發展（因為它們已經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了。）它還會造成以個人沖突來代替改造社會關系的斗爭，而這些沖突的發展會使小資產階級分子突出出來，而那些對于“追求地位”不感興趣的工人階級積極分子反而被埋沒了。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路線的支持者有時不得不試圖從小資產階級分子中間去尋找支持（這些人必然是不穩定的），有時為了避免由小資產階級的干擾而引起的混亂，他們又轉而依靠解放軍干部或地方干部，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投修正主義分子所好，從而削弱了革命路線。

　　我認為，這些因素說明了文化革命所曾遇到的限制，也說明了毛澤東死后革命路線遭受失敗的原因。

　　

　　“思想遺產”和它的活躍作用

　　

　　前述評論在某種程度上同從三十年代末期布爾什維克思想體系的蛻化形式中引出來的“思想遺產”有關，也同斗爭的“個人化”以及封建的殘余意識有關，中國現在仍舊是這一殘余意識的繼承者。

　　有必要弄清楚，為什么這些“遺產”會得以保存下來。使這些“遺產”仍然起作用的社會關系中的那些因素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風尚是些什么呢？為什么對布爾什維克思想的蛻化形式所進行的批判沒有充分展開呢（盡管毛澤東的某些著作開始進行一定程度的批判）？為什么這一批判所要求的新風尚沒有占統治地位呢？

　　顯然，要回答所涉及的方面如此廣泛的問題是不容易的。在這里我只能提供幾點想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在思考如何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時的一些片斷的想法。

　　首先，我注意到某些社會關系并沒有受到系統的、實際的批判，而正是這些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出來，限制了毛澤東路線的作用，助長了修正主義路線的反撲。這些關系的核心是：（1）存在于黨和國家機器里面的等級關系（更確切地說，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關系）。（2）國家機器不同部分之間互不聯系。（3）黨的基層組織之間相互隔離，它們之間不能正常聯系，只能和上級組織取得聯系。這種隔離和互不聯系給了黨的上級機構以實權，并保證那些典型的資產階級關系不斷再生產出來，而這些關系的特點就是等級制和秘密性。它使得群眾不能任命或者罷免官員。其結果是，后者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公仆，因為他們屬于一個統治群眾的機構系統。

　　這些政治關系是有它的經濟基礎的，這就是未被改造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又反作用于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使得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有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在這一點上，文化革命中對直接的生產過程所強制進行的部分改變由于沒有對再生產過程進行根本的改造而受到阻礙。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制定積累累和各部門之聞投資的分配等）繼續不受直接生產者的控制，而他們充其量也就是在經濟計劃的一些具體細節方面被征詢意見。直接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分離是稍微得到了一點克服，而資本主義商品關系則繼續不斷地再生產出來。

　　同資產階級政治關系相對應的經濟關系是由分配關系上的不平等構成的。這不僅是八級工資制的問題，而且也是分為30級的報酬等級問題。這里也涉及到黨政干部享有的特權，它隨著一個人在這一等級制中的晉升而增加。這些特權包括例如使用公家的汽車、比較寬敞舒適的住房，甚至于一定級別以上的干部還能擁有別墅和去特別商店購買東西（衣服和某些耐用消費品，如電冰箱、收音機、電視機、照相機和錄音機等等）。對于中央一級的領導干部來說，這些特權擴大到擁有幾座別墅，免費乘坐飛機進行個人旅行等等。[60]

　　干部們的這些特權在最近18個月中的一場并非象當局所希望的那樣僅僅針對那四個人的大字報運動中，特別遭到抨擊。最尖銳的一些大字報很快就被撕掉了。[61]然而它們還是給人們提供了一些事實真相。它們表明，不同級別的干部享受著“合法的”特權。他們根據自己在等級制中相應的級別，住在和廣大群眾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里。

　　此外，這些“合法”特權的存在是獲取“非法”特權和有利條件之門，是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東西的泉源，特別是那些中層干部，按中國說法叫“走后門”。像非法建造一座別墅的機會，對干部子女的照顧（使他們能上大學，保證他們在被送去的農村的當地干部照顧下不給他們分配太艱苦的工作等等）。無法估計這些“非法”特權到底有多少（它們都是“合法”特權的產物）。但是，根據最近的大字報，特權頗為廣泛。國家對此采取既反對又容忍的態度，而本來按道理說，防止這些特權的出現是國家的責任。實際上，這些國家機構的成員同樣在享受著這些特權，所以他們對特權的反對只能是有限度的。

　　最后必須補充一點，由于資產階級政治關系的存在和高度的集中對于政治領導人的自行補充十分有利，特別是在“集中”大大超過“民主”的所謂“民主集中制”之下。例如，這種自行補充表現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成員們的合作上。這很容易導致拉幫結黨和裙帶關系。

　　必須承認，“集中”對于“民主”的優勢（就組織形式和政治實踐而言）和黨內禁止完全自由地發表意見有關。提到這樣一點是中肯的，即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也有過同樣的禁令，只不過相對來說，出現得比較晚，它是通過對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1921年）的一項決定進行片面的錯誤解釋而造成的。從原則上講，這項決議并不是要剝奪發來不同觀點的自由，[62]并且它僅僅是作為一種臨時措施被采納的，只有在當時的特定的條件下才有理由那樣做。[63]

　　資產階級政治關系的存在加上特權制度，形成了布爾什維克思想蛻化變質形態的基礎之一（三十年代從布爾什維克思想轉化出來的這些意識形態也是為了在蘇聯的類似的特權進行辯護的）。[64]我想這些關系的存在——假使沒有從根本上對它們進行挑戰的群眾運動——足以說明，為什么中國對斯大林“錯誤”的批判從未以系統的形式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

　　在這方面，早些時候提出的問題再一次出現了，但是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即：盡管對這一制度的批判曾有若干次在群眾中廣泛地開展，但為什么沒有發動一切從根本上對資產階級的政治關系和集權制進行挑戰的群眾運動？

　　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單一的答案。我所能提供的答案的要點都是假設性的和有疑問的。

　　我所說明的第一點可從現存制度在特定范圍內所起的客觀作用中找到。從根本上說，這一作用在于保證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某種統一的形式。因此，如果不被另一種統一的形式所替代，這一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被摧毀的。除非你以另外的東西代替某個東西，否則你是不能真正摧毀它的。但是這另一種統一的形式只能由社會運動本身去發現，理論是無法“發明”的。這里，社會實驗和理論批判相結合是不可缺少的。在這一領域中，加強給群眾社會實驗的限制，使得找不到能夠保證群眾組織起決定性作用的統一形式，同時也不排除一個革新和改造了的黨在思想上起領導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點，必須注意到，廣大群眾擔心現存的統一形式可能解體的心理，有利于防止對現行政治關系進行任何激進的挑戰。就這樣，上海公社就既不能維持下去，也不能作為樣板了。在沒有引起任何群眾抗議的情況下，公社就被放棄了。最后，革命委員會在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壓力下，通過各種社會實踐的再生產，逐步在實際上成為資產階級政治關系存在的一種變相的形式。

　　尤其成問題的是領導方法，它和真正的群眾民主的發展是相矛盾的。后者所要求的是不受妨礙的言論自由和多種形式的群眾組織。然而勞動人民進行干預的多種形式只不過是過眼煙云。（干預是通過文化革命初期大批組織起來的造反派組織”，運用大字報發表大量不同意見和創辦未經新聞檢查的“造反派組織”出版物來進行的。）沒有受到批判的黨的干部，甚至那些從文化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干部很快就對這些干預形式加以限制。他們逐漸取代了原來群眾中不同派別的發言人而成為群眾組織的“代表”。這些“代表”逐漸站穩了腳跟，并被結合進了原來的領導機構。這樣，他們就和原來的基礎一刀兩斷了。他們還通過讓這一基礎反復實踐來扼殺勞動人民的首創精神，禁止他們發表批評意見。

　　這種領導方法同向社會主義前進是背道而馳的，向社會主義前進需要徹底的民主。這些方法由于害怕看到再生產過程的統一中斷及統一的新形式尚不肯定而得到加強。它們同時又由于文化革命中上來的一些干部被融合進一種沒有從根本上受到批判的特權制度而得到加強——某些這類干部一心想保留這一制度以便從中取利。

　　強制實行這種反民主的作法和遵循真正的革命路線以及毛澤東的某些口號，如“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是相矛盾的、這些作法證實了毛本人在1964年所做的分析：他說，中國共產黨從本質上講并不比其他政黨更革命，一個曾經是革命的政黨常常會走向反面，變成反革命的法西斯黨。[65]這就需要黨在允許其它政黨共存的條件下保持領導作用，當然不是通過高壓手段，而是通過思想斗爭。[66]

　　由于所有這些原因，反民主作法的優勢與革命發展的需要是相矛盾的。

　　我們知道，畢竟只有勞動人民自己才能完成他們的自身解放。阻礙群眾活動的前進就等于反對繼續革命。在勞動人民的組織自由受到妨礙時，當“統一的思想”強加在群眾和黨員頭上時，革命是不可能繼續前進的。統一思想的辦法或者是領導上迫害和鎮壓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或者是組織一些討論會，會上人們不過是重復在當時被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在壟斷消息和歪曲歷史事實給群眾活動的道路設置障礙的情況下，推進革命是不可能的。（因為歪曲歷史使群眾無法了解自己的歷史，從而也就不能在對當前形勢采取行動中做到見多識廣、消息靈通。）。所有這些障礙最終只能導致群眾爭取解放斗爭的失敗，導致全面掌握科學知識并以此為基礎進行政治活動、開展社會實驗和發展科學知識斗爭的失敗。[67]

　　一條革命路線如果無視這些要求，或不能保證這些要求得到尊重，那么這條路線就不是完全言行一致的。不管它暫時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最終注定是要失敗的。在中國，這種失敗所采取的形式就是當前修正主義路線的支持者們搞的政變，加上“自由化”的蠱惑宣傳和欺騙性的經濟講話。

　　

　　當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當前的道路的標志不僅是經濟主義和唯生產力論，同時確實還有“自由化”的蠱惑宣傳。在對群眾和革命的鎮壓正在大規模進行的同時，卻大談什么“百花齊放”，甚至“千花競彩”。但這些“花”注定了主要是對知識分子而言的[68]——條件是只要他們在關鍵問題上同意重復黨所說的話就行。事實上“服從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勝利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句話正在被不厭其煩地重復著。而黨落入修正主義領導著手中這種可能性（這正與實際情況相符），卻被想當然地排除在外。

　　奇怪的是，現領導正在恢復一些老木乃伊式的黨派組織，它們已經不代表任何東西，因為它們不再吸收新鮮血液了。[69]這一企圖看來是考慮到毛所提出的各個政黨互相監督的必要性，同時也可以說，主要是使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人物安心的一種方法，因為這些黨派據說是代表他們的。

　　就在新領導試圖安撫知識分子和舊資產階級分子的同時，它卻強化了工廠和人民公社的勞動紀律，事實上還限制了工農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發展經濟”的名義干的，讓工人們期望不久他們將會享受迅速增長的“現代”生產資料和尖端武器的好處。要取得這些東西，需要巨大的積累，所以，除了一點余屑外，勞動人民所能享受的主要“好處”就是勞動的強化和進一步受干部、技術人員和專家的命令的約束——也就是國家資產階級專政的加強。

　　中國共產黨現領導的真正階級本質在它的國際政策中也暴露了出來。由鄧小平闡述的“三個世界”理論的后果，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重。[70]例如，表現在支持法帝國主義對非洲的干涉和支持一些最反動的政權，像非洲的蒙博托，博卡薩和伊迪·阿明以及拉丁美洲的皮諾切特[71]。這一支持的階級意義反而更大，因為它甚至違反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人民感到這是對他們的民主和民族的愿望的一種污辱，這反而有助于加強社會帝國主義的威信，總的說來，后者的策略運用更為巧妙（即使是在同埃塞俄比亞的殖民主義者一起干涉歐加登的索馬里人民和厄立特里亞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時候）。為了證實中國所推行的對外政策的消極作用，你只消和第三世界的勞動人民談談就行了，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威信己經降到了最低點。

　　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國當前的國際政策繼續體現在一種試圖把中國和世界市場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的外貿政策中[72]，以致中國生產力發展的規模必將越來越取決于這一市場的波動。于是，除隱含在激烈的加速積累率中的危機因素之外，又加上了其它起源于國外的危機因素。

　　中國共產黨的新領導遭到了歷史的譴責。從長期觀點來著它只能遭到失敗，正像修正主義的整個歷史所表明的那樣。它將被迫逐漸地暴露自己的真實面目——它將在那些今天無法或不愿看到這一面目的人們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實際上，這個領導現在正坐在火山上。即使他相信自己的諾言，這些諾言也將被事實所駁倒。的確不錯，生產可能在幾年內有所前進，特別是那些給予優先權的工業部門，但是工業和農業的矛盾、城市和農村的矛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最終將會惡化，因為現領導引導中國走的這條道路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

　　很可能大多數中國人民認為黨正在引導他們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許下的諾言將會實現。這種情況，加上那四個人所犯的錯誤，他們的高壓政策所造成的厭倦情緒，說明了為什么有一部分群眾以慰藉的心情，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以相當的熱情來歡迎現領導。

　　然而，當虛假的諾言被拆穿時，事情總歸要變化的。那時，為社會主義進行過長期勝利斗爭的、經過文化革命鍛煉的、在實踐中親眼看到這場革命的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積極成果的、敢于向統治當局挑戰的中國人民——他們是富有經驗的——將繼續大步前進。

　　我們現在無法預見到這一切將在什么時候和怎樣發生，而且將會出現許多曲折，包括黨的領導出現新的分裂。鄧小平的經典性修正主義路線和華國鋒的路線（華看來還企圖保持文化革命某些成分的外表形式）之間的沖突正在發展。但這種波動只是次要的，只有中國人民才是決定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中的健康因素將同他們在一起。

　　在目前形勢下，一切身居國外的中國的朋友們，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有責任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在不干涉中國事務的情況下，首先，他們必須避免做任何可能提高正在把中國拖向通往災難道路的領導人的威信的事情。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人看到文化革命遭到否定，但并不總是明白為什么，可能會對社會主義感到幻滅。對于他們，中國的朋友們必須盡力去解釋修正主義路線是怎樣和為什么會暫時占上風的。這種解釋更顯得十分必要，因為它能夠從根本上揭露毛澤東路線支持者所犯的錯誤，也就是導致這次失敗的錯誤。這種知識對所有愿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就可以縮小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或是其它什么地方重犯同樣錯誤的危險性。

　　這個解釋的任務是長期而又復雜的。我已試圖在上述幾節中開始這一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這最多不過是一個長期的思考過程的第一步，如果要取勝，很多人必須加入進來。總之，我感謝您，親愛的尼爾·伯頓，正是您的信激勵我作出回答，于是我就寫下了這些東西，以此作為對我所答應的解釋的一點小小的貢獻吧！

　　

　　注釋：

　　（1）下面在專門論述上海公社的各個段落中，我還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2）由于這封信是要公開發表的，所以我或者在文內，或者在注釋中詳細說明那些不一定所有的讀者都知道或記得的東西。例如，我提醒讀者：那四個人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王洪文從1973年8月起任黨的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治委。姚文元和江青都是1969年（選出的）政治局委員。他們在1976年10月的政變中被捕，并且在1977年7月全都被“永遠”開除出黨。

　　（3）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伊·列寧著《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頁。

　　（4）哈里?布雷夫曼著《勞工與壟斷資本》（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頁。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工廠強加給工人的紀律時寫以這種懲罰[按：英譯本中，‘懲罰’一詞作‘紀律’——編者]，在勞動者是為自己的利益而進行工作的社會狀態中，本來就是多余的，……（《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頁）

　　（5）見鄧小平主持制定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6）七十年代初總是提倡“社會利益”。這就是說，在某種限度以內，某些企業的“財政虧損”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當這些虧損是同對人民有利的措施有關時是如此——例如控制污染。作為一個無條件的要求，每個企業都必須盈利，就不存在考慮各個企業單位的活動可能產生的各種形式的“社會利益”的問題了。

　　（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5頁。

　　（8）對于農業產量，能夠看到的估計數字很少，特別是具有決定性的“糧食”產量數字更少見，引用這些數字必須有保留。就我所知，中國方面給西方訪問者提供的最新數字是1974年的收獲量，據稱是27490萬噸，這是創紀錄的數字（包括薯類，也許還包括大豆，稻谷是否指原糧還是碾過的不清楚）。1975年，外國專家主要根據各省的材料估計總產量為2.8億噸至2.9億噸。官方材料似乎表明1977年的收獲量達到同樣水平。這兩年的糧食產量頂多和人口增長速度相等。但1970至1975年間谷物產量仍然增加了4700萬噸，即19％——成績相當可觀。我們還應當指出，中國于1977年簽訂的進口谷物合同達到創紀錄的1100萬噸，而1975年為500萬噸，1976年只有200萬噸（數字采自1977年1月10日法國《世界報》、《中國季刊》1976年6月號第817—21頁和《東西方》1977年第4期第112頁）。對西方聲稱1965-77年是標志著不關心生產的年代的那些人，指出中國的灌溉面積從1964年的3500萬公頃，增加到1977年的5500萬公頃，共增加2000萬公頃（1952年總灌溉面積不過2100萬公頃）這一事實不是沒有意義的。（參閱德懷特·H·柏金斯：《中國農業發展的限制因素》，載《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華盛頓特區，美國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28頁與《東西方》1977年第4期第82頁）

　　（9）下面我將探討這些技術問題如何大部被歸結為“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以及其所以這樣做的社會和政治原因。

　　（10）在這一點上，如同在其它問題上一樣，在中共領導內部顯然存在分歧。新華社1977年12月25日發表毛澤東關于農業機械化的一封信（1966年3月12日）是有象征意義的。那封信雖然贊同實現機械化，但對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操之過急的傾向都提出了警告。毛澤東在信中說：“不能一哄而起”并補充說：“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11）對于這家工廠態度的這一‘說明’，使人回想起蘇聯在三十年代那些抱怨經濟搞得很糟（缺貨、產品質量下降，等等）的人所作的陳詞濫調式的答覆，這種相似令人感到不安。所有的問題當時都歸罪于“托派的破壞”，然而在‘清算了托派’之后40年，同樣的現象又出現了。順便提一下，謝墩公社把東方紅拖拉機廠的作風跟一家縫紉機廠進行了對比，后者馬上就提供了所要的零件。奇怪的是這家工廠是上海第一縫紉機廠，而上海是所謂‘四人幫’猖獗的地方。

　　（12）請注意，這類事情給公社和工廠的干部和技術人員提供了由各自所在單位出錢去出差的機會。這些出差人員自己好幾天不出勤，同時卻非常強調要工人和農民作出額外的努力。這也反映了階級關系演變的方向。

　　（13）零件問題只不過是粗暴地加快農業機械化步伐所引起的各種矛盾的一個側面而已。這些矛盾必然要導致機械的巨大浪費，因為這些機器在正常使用它們的必要條件尚未實現之前，就被送到農村去（中國的出版物對于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材料）。另一個問題是機械的保養問題。1977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操縱農業機械的人曾在國家辦的訓練班受過訓的只占總數很小的比例。這一點并非偶然。

　　（14）這個觀點更加重視設備的積累，而不重視生產者集體掌握生產過程。

　　（15）采用這些辦法增加生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亞洲其它國家取得高產正是由于采用了這些方法，其作用遠遠超過了機械化。例如1974年日本每公頃糧食產量為5580公斤，而中國只有1900公斤，稻谷產量分別為6200公斤和3509公斤（見《東西方》1977年第4期第83-85頁）

　　（16）我在《蘇聯的階級斗爭》第三卷中要談這個問題，現在正在寫。

　　（17）顯然我這里沒有篇幅去分析現行修正主義路線跟六十年代初劉少奇及其追隨者所推行的那條修正主義路線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些區別。在我看來，主要區別在于現在強調加快實現工業化的速度，強調“現代化”等等。其區別看來同國家資產階級人數多寡相聯系，現在這個國家資產階級對于老資產階級具有更大的優勢。

　　兩者之間的區別也同如下事實相聯系，為了打破抵抗（這種抵抗因工人階級有了文化革命的經驗，而只會增長），資產階級有必要搞“迫切”的“爭時間”“比速度”的神話。打著這一“必要的斗爭”的幌子，國家資產階級試圖最大限度地加強紀律，加強勞動強度。1977年提工資看來是為了（通過規定提工資的各項標準）來分裂工人階級，和作為加強紀律和勞動強度的對應物。

　　（18）承認張的這些重大貢故當然不應使我們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點，這些弱點表明了客觀上限制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某些局限性。弱點之一是他沒有能夠說明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變革，真正的社會性剝在的前景。他不談這個前景，而主張普遍的國家所有制（被錯誤地稱為“全民所有制”），而這只能維持直接生產者跟生產資料相脫離的狀況。同樣，張沒有看到一旦國家所有制占了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就來自國營經濟內部資產階級關系的發展；而不再是來自小商品生產。

　　（19）數字引自《1976年的中國經濟》，載《中國季刊》1977年6月，第362－4和38頁。

　　（20）見美國中央情報局《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指標手冊》。根據這同一來源，同期的拖拉機產量（以1000標準臺15馬力為單位）從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噸位）產量則從50600增加到335606。

　　（21）數字據《中國季刊》1977年6月注9。

　　（22）見《北京周報》1977年第1期，第23頁。紅衛兵的版本見《共產主義》1972年11月第1期第95頁，以及毛澤東《文本1949—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頁]。

　　（23）在我看來，當談到1966至1976年間實行的革命路線的，這個看法尤為重要。那些年里實際上的政治路線受到下述事實的強烈影響，即最始終如一的革命領袖們（這就是說，首先和最突出的是毛本人）當時相當孤立，比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人們所設想的更為孤立．他們只能部分地使自己的觀點占上風，因為他們不得不依靠極不相同的社會政治力量，而且不同時期依靠的對象也不相同。例如在文化革命最初的幾個月里，他們依靠的是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后來又依靠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等等。（關于這一點，參閱我在下面關于上海公社的論述，特別是注53）。

　　（24）見1976年第41期《北京周報》第5頁。參閱A. Bouc《整風》一書（巴黎，1977年版〕第159頁以下，以及Chen Ying-Hsiang和Claude Cadart合著《毛澤東的兩次死亡》（巴黎，1977年版）第97頁以下。這兩本書的觀點和我的觀眾很不相同，彼此之間也很不一樣。

　　（25）見《毛澤東的兩次死亡》第98頁。

　　（26）頂多部分政治局常委曾開了會。

　　（27）如K. S. Karol著“Da Teng a Teng: Tre anni di lotta politica in Cina”，載Quale Cina dopo la revoluzione culturale, Il Manifesto，第6期，第46頁。

　　（28）見1976年第43和44期《北京周報》。

　　（29）《解放軍報》于10月29日發表題為《華國鋒同志是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一文。這種說法無疑意味著這件事并不是對于每個人都是顯而易見的。

　　（30）除此以外，如果這場運動不是充滿了謊言，那么這個黨還像個什么樣子？其領導人干了像指在那四個人干的那些事，而沒有任何人知情或提出抗議。

　　（31）11月24日，華在毛主席紀念堂奠基儀式上的講活中，就沒有再批鄧。

　　（32）這些處決當中，有些是正式宣布的，或者通過電臺廣播，或者由當局張貼布告。另一些是通過“大字報”傳播的，或者人們看到卡車載著被判死刑的人脖子上掛著牌子，上面寫著對他們的判決。事情發展到這么嚴重的程度，以至有必要公開聲明某些判決以緩期執行為好。很難肯定反右斗爭中執行的死刑比這次少些。然而不管現在怎么說，看來情況就是如此。目前右派分子回到領導地位，無論如何表明了他們不過是被罷了官。此外，毛澤東的路線是反對大規模處決反革命的。例如在《論十大關系》中，毛寫道：“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么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

　　（33）例如胡耀邦于1977年12月出任組織部長。他過去是共青團總書記，因持修正主義觀點在文化革命當中受到嚴厲批判。

　　（34）見Alain Jacob發表在1978年1月13日《世界報》上的文章。

　　（35）還用得著提醒當1976年2月，華國鋒被任命為代理總理時，他建議批鄧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嗎？1976年11月8日軍報提到了這件事，但是顯然華在十一大就沒有再提這件事。

　　（36）W. Aschmoneit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權》一文中發展了這個思想：載1978年 Berliner Hefte，第27頁以下。

　　（37）正如Aschmoneit正確地問道；除了存在八級工資制這個事實之外，我們對于這種差別還知道些什么呢？我們對于技術差別，季節性工人的作用，農村小工廠中的工人和城市大工廠中的工人之間的關系知道些什么呢？

　　（38）Aschmoneit還指出；我們對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變生產技術的運動對于農村社會分化的影響幾乎一無所知。

　　（39）即使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時候，這些成分通常是指土改前的社會區分，那已經是二十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40）當犯了錯誤被撤掉的干部們受批判時，通常也是用老一套的說法；他們兒子都被指控為“間諜”或者“特務”。江青在文化革命期間就是這樣攻擊一些文藝工作者的。現在輪到她自己被指控為“間諜”“特務”了。在這里，也是扣帽子而不進行具體分析。重復使用這個方法意味不是向群眾解釋問題，而是拒絕向他們作任何說明。這樣，他們自己的歷史就被弄得含混了，而且企圖使用篡改過或是偽造的文件以及修過版的照片來破壞他們的歷史記憶，從而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就不再是缺乏分析的問題，而是蔑視群眾的問題了。

　　（41）這一向前突進是從1966年夏天發展起來的。在這以前，曾進行了激烈的意識形態上的階級斗爭，在這個斗爭中，學生和青年工人起了先鋒作用。當我在1967年夏天訪問工廠時，工廠革委會成員們不止一次向我解釋地在文化革命開始時，大多數工人都認為跟自己沒有直接關系，甚至讓前來串連的學生和其它工廠來的工人走開。只是逐步地，通過緊張的宣傳活動；才使廣大工人群眾參加到運動中來。我提同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注意到這個辯證法。她從我對她說的那些話中得出一種看法，認為我把文化革命不看作是真正的群眾運動，而是“先鋒隊在意識形態上試圖把自己的路線強加于人，其結果是產生一個新的反官僚主義的官僚集團”（見M. A. Macciocchi《馬克思之后是四月》〔1978年巴黎啟蒙出版社版），第26—27頁）。很明顯，一個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的先鋒隊是不可能發動家文化革命這樣的群眾運動的。

　　（42）要想發現缺乏能力的原因，需要進行長期的復雜的分析，這是我在這里作不到的，而且我也沒有掌握這樣作所需的材料。這些理由肯定既是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又是政治的。下面我將提到其中一些理由。從意識形態的觀點看，這些理由是跟有關的人遠沒有跟斯大林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徹底決裂這一點相聯系著的。

　　（43）見Aschmoneit《中國》一書第30頁。

　　（44）強制并不一定，甚至也不經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取“社會壓力”的形式。此外，必須記住青年下鄉（其自該的程度不同）的問題不僅影響到知識分子的子女而且也影響到工人子女。

　　（45）我在《蘇聯的階級斗爭》（每月評論出版社1978年紐約版）第二卷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變化過程。這里沒有篇幅再談這個問題。

　　（46）見Aschmoneit關于這個問題的言論，《中國》，第31頁。

　　（47）這個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7日，是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的小報在12月23日發表的（見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集》〔香港1966年版）第133頁）

　　（48）K. S. Karol《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書談到了這些事件（倫敦1975年派）第215頁及以下。

　　（49）1967年1月26日《北京周報》第8-9頁。

　　（50）《文匯報》1967年2月6日社論，Karol在《中國的第二革命》的第227頁上引用。

　　（51）見同書第229-231頁《中國大陸報刊匯編》第4147號曾重印了這個講話的詳細摘要。也可參同毛澤東《大紅書（1949一1971）》，（巴黎1975年版）第224頁以下。

　　（52）見J. Daubier《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1965一1969）》，（巴黎1976年版）第289頁以下。

　　（53）如我們所知：一貫擁護革命路線的人經常不得不依靠各種不同的思想政治傾向（并同它們妥協），這是因為他們無法改變自己的少數派地位所造威的。例如，毛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說，根據當時的形勢。他不能不依靠林彪（從而依靠解放軍），盡管他和林彪在一些主要問場上有分歧。他寫道：我的朋友（指林彪，帶有諷刺的口氣）和他的支持者們強迫我采取行動。顯然，除了同意他們以外我沒有別的辦法。他甚至補充說，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個重大問題上違心地跟別人站在一起，這就是所謂不自愿地改變方向。革命領導人的這種相對孤立處境直到1969年黨的九大時也沒有克服。1971年，林彪垮了，這使得革命領導人們跟那些遠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達成協議。這些干部成為政變所依靠的社會政治基礎。

　　下面我將試圖分析造成那些主張革命路線的最始終如一、最受尊敬的領導人相對孤立處境的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至于其社會基礎，無疑是由于中國無產階級相對微弱的比重造成的。這個階級的積極分子，尤其是青年工人積極分子，形成革命路線擁護者所能依靠的根本基礎（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這個基礎在人數上是弱的，因而有必要跟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傾向達成不同形式的協議。這些協議之必要性以及達成協議的條件，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更激進的理論立場的發展。

　　（54）Karol在《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書第218—219頁上引用。

　　（55）同書第225頁

　　（56）實際上，人民解放軍領導人在若干年內起了決定性的政治作用。有些指揮員無疑贊成革命立場，真正幫助了左派，但他們不是多數。人民解放軍是最不革命化的一個工具。當然，1960至1965年間，它經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然而卻是按林彪的觀點，按照公式化的老一套的公式進行的運動，其效果最終證明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力量對比從來沒有使得革命路線擁護者真正能夠解決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的問題。到1967年，毛仍然希望人民解放軍能夠在干預文化革命的過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參見J. Daubier《歷史》，第293頁）。事實表明這并未實現。人民解放軍的最高指揮部到頭來還是支持了修正主義路線。此外，左派發展工人民兵的努力沒有能充分地持續下去。今天，工人民兵實際上被解除了武裝，處于解放軍控制之下。同時，我們看到反馬克思主義的提法又重新出現，把人民解放軍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

　　（57）列寧在俄共八大上《關于黨綱的報告》1919年3月19日。

　　（58）在放棄上海公社的政治形式之后，黨的作用和群眾的作用之間數度形成緊張局面，但是結果并設有改變實際關系（跟1967年的理由是一樣的）。例如，1974年，許多中國工人提出口號：“我們要作國家和工廠的主人，不作生產和工作的奴隸。”那時，他們支持革命路線的倡導者。今天，在政變以后，這個口號被認為是“反動的”（見P. Tissier《中國新領導1977年的經濟路線》一書，載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產主義》第68頁以下。）

　　（59）我沒有篇幅來談這個重要問題。簡言之，這些分析的弱點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沒有對布爾什維克黨在三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提出問題所造成的。這些觀點認為國家所有制和集體農莊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兩種形式。這個思想是相當站不住腳的。它并不涉及生產關系的任何改變。而且，按照布爾什維克黨在三十年代發展起來的觀點，革命報說已經保證在根本上以“無產階級政治關系”為基礎的統治權威的存在，而忽視了同群眾相分離的國家機器的存在，因而就使資產階級的政治關系得以再生產出來。因此，如果對這些觀點不加批判，就不可能給群眾運動指出它所應沖擊的真正對象。關于這個問題，參見B. Fabrègues《社會主義理論問題》，載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產主義》第40頁以下，特別是第45-49頁。

　　（60）這些特權的存在可以從Roxane Witke寫的江青傳（《江青同志》，波士頓，1977年版）中清楚地看出來。這不是那一個個人獨有的特權。所有的同級領導人都享有這些特權，盡管今天的新領導試圖使人以為只有那四個人享受那些特權。人們知道情況遠不是這樣的。

　　（61）能說明問題的是：各個“單位”（工廠、車間、教育機構等等）在組織討論“限制資產階級權利”以及“按勞分配”原則的應用時，主要涉及八級工資制、獎金等問題，而從能看到的材料判斷，國家官員的高工資（有時比剛進廠的工人高十倍）卻從來沒有辯論過，甚至在討論范圍最廣的那幾年也沒有涉及到。

　　（62）關于這一點，見貝特蘭《蘇聯的階級斗爭：第一階段，1917—1923》，第399頁以下。

　　（63）一般說來，限制表達意見，提供情況，進行討論的自由（在黨內和社會上），作為“保護”統治當局革命性質的一個工具，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它不僅使得形成小宗派、貪污腐化和幫帶關系成為可能，而且更嚴重的是它有利于國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他們拍政變，使得他們更容易利用對民主的限制去鎮壓革命派。今天，繼蘇聯之后，中國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已經不容置疑了。

　　（以）關于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的轉變參見《蘇聯的階級斗爭：第二階段，1924—30》，（紐約1978年版）第一章。

　　（65）這個思想在1964年《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表達得很清楚了。

　　（66）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一文中指出。“不讓發表錯誤意見”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在這同一篇文章中，他說“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各黨派互相監督”有必要——“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

　　（67）這種障礙也妨礙了馬克思說的“自由科學探討”，他說這種探討有許多敵人（《資本論》第一版前言）。

　　（68）這“百花”顯然是掩蓋真相的“門面”，主要目的是欺騙知識分子，對他們做了少許小的“讓步”。這些“讓步”部分是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這是修正主義分子指望實現的，但它們只能是有限的。它們跟修正主義路線支持者們不斷號召的尊重權威和等級制是相沖突的。更主要的是這些“自由化讓步”不可能發展，因為它們跟修正主義路線的倡導者對勞動人民和不愿否定過去的干部們進行鎮壓是不可調和的。例如1978年2月13日《人民日報》號召對所有“反四人幫立場不堅定”的干部都要進行攻擊，使他們不能不“進行自我批評，講清楚自己的錯誤。”從而暴露了這家報紙害怕這些干部“不可避免地”“氣候一旦合適就要煽起（政治）動亂”。

　　（69）例如，1977年12月27日，多年來第一次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民主黨派”參加了這次會議。

　　（70）我這里質疑的是“三個世界理論”本身。要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將占過多篇幅。然而，必須指出，這個“理論”沒有科學基礎，不符合現實情況。它錯誤地假定例如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間，同一性可以超過矛盾性，這個思想跟過去和現在的歷史所教導我們的一切東西背道而馳。歷史表明了使許多“第二”和“第三”世界同家互相反對的深刻沖突（同樣也使“第三”世界內部一些國家發生尖銳沖突）。歷史和當前的現實也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中的大多數國家對于兩個超級大國中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的依賴關系有多么大。如我已經說過的，那些“靠權威來使論點成立”的人聲稱這個理論是從毛澤東那里來的，并不能賦予它科學價值，這個理論埋葬了階級矛盾，且不說國家之間的矛盾。除此以外，甚至這種說法似乎也沒有多少根據，因為毛沒有發表著作討論這個問題。第一次公開宣布這個“理論”是鄧小平在聯合國的講話。

　　（71）1977年10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智利大使它稱他對智利以及其國家元首的印象“極佳”（1977年10月21日El Mercurio以及同一天La Tercera報）。

　　（72）就這樣，中國逐步失去了它作為自力更生建設國家的榜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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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著名的法國馬克思主義（毛派）經濟學家夏爾·貝特蘭于28年前發表的一篇全面評述文革的經驗教訓及華國鋒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文章。盡管由于發表較早，該文未能對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做出分析，而且部分地方由于消息來源所限闡述的并不完全準確。但總的來說，他對于文革的經驗教訓和華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刻的，有些部分到現在看也是非常有遠見的。
值此文革結束30周年之際，為了總結二十世紀后半夜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該文非常值得同志們借鑒、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思考，得出更為準確、完整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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