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變法此文不細說。這里僅僅說說這段歷史中被蒙蔽了的那一部分：“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轉換。

　 按時下流行的“譜系”劃分法。王安石改革之前，后來被稱為大保守派的司馬光與蘇軾其實也是“改革派”：他們都看到了必須改革，區別僅在于改革的方法而已。擇要而言，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是一種“休克療法”；而司馬光認為，首先要使人們守住已有的律法，即有一個法治的環境再穩妥地進行改革；而且改革應該是漸進式的，因為他看到了改革的約束條件：“大壞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寫到這里，我想俄羅斯當年要有這樣一位改革設計大師就好了！）蘇軾的改革思路則是首先整頓吏治，然后才能改革。否則，再好的改革舉措一經腐敗的吏治就成了魚肉百姓的借口。所以，他后來評價王安石本來皆在減輕農民負擔的“青苗法”，最后竟然成了加重農民負擔的罪魁禍首時說：“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為利也”,但實行起來后,“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但王安石的改革一路走去，昔日的“改革派”紛紛變成了他的對手，即后來人們所謂的“保守派”。不僅司馬光、蘇軾與他之間的分合眾所周知，而且與他更親密的起初最為堅定的“改革派”也離他而去。

　　王安石比誰都清楚，改革首先要造輿論。而北宋時期，御史臺諫官的輿論對政局影響最大。所以，為了推行其改革，他不斷清洗諫官中的反對者，前前后后被他清洗掉的諫官達19位之多。改革之初，他鼓動神宗放逐了御史臺中的“保守派”總頭目呂誨。熙寧二年(1069)，由于諫官李常、程顥、陳襄、王子韶、張戩、孫覺等連續上疏反映新法造成的的負面影響，王安石立即解除了呂公著、李常、程顥等人的言職, 同時選拔一批支持變法的官員充任臺諫官。本來北宋官僚政治中的諫官的使命相當于歐洲中世紀宮庭中的“弄臣”，專門上傳民間的不滿以使皇帝知道，所以，神宗本來想讓敢提出反對意見的韓維為中丞, 但為了“改革”，王安石說:“維必同俗, 非上所建立, 更令異論益熾, 不如用繪?！?在這方面王安石絕對算得上是政客，發展到后來，竟然動用特務機關監督對改革有怨言的老百姓，“凡市道之人謗議新法者，執以刑之”。以至于南宋章如愚批評道：“安石作俑，始于鉗天下之口”。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清洗了“反改革派”后，王安石所安插的所謂“改革派”“宣傳部”成員，除了像利用“烏臺詩案”欲置蘇軾于死地這樣的奸臣李定、謝景溫等少數人自始至終高唱“改革”贊歌之外，大多數起初支持王安石改革因而被王安石用起來的諫官，后來竟然走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成了“保守派”。其中，上文提到的由王安石親薦的御史中丞楊繪, 上任后不久就與另一個同樣為王安石所推薦的監察御史里行劉摯等一起, 成為攻擊王安石改革的骨干。 憤怒之下，王安石再次清洗臺諫官，把楊繪、劉摯驅逐出御史臺,起用了一批對改革“絕無異論者”，但讓王安石萬萬想不到的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這批由王安石推薦的變法積極分子如張商英、劉孝孫、盛陶、唐炯等人,竟然再次在反對王安石“深化改革”中充當了骨干分子！幾代由“改革派”轉過去的“保守派”的“頑固”，不能不是導致王安石“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深究這些“改革派”如何變為了“保守派”，就在于他們后來發現，在沒有法治的環境之下，而且官僚系統腐敗已經不可救藥時，“改革”已經完全變了味、走了形。

　　當然，對王安石變法打擊最大的是另外一位同樣由“改革派”轉過來的“小保守派”人物鄭俠。改革之初還是平民的鄭俠曾因為熱議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獎掖提拔成看門官。熙寧六年（1073）年，皇帝還陶醉在王安石改革的成果中：原來空虛的國庫現在已堆滿了財富，而且堆不下后又新建了３２座國庫，再堆不下又建了１０座。用現在的話講，改革使國家經歷了全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但令神宗有些掃興且奇怪的是，繁榮并沒有帶來“祥瑞”，相反，“天雨土,地生毛,天鳴,地震”，最后發展到“ 彗星出軫”這樣的“天譴之兆”。而且從這年秋天開始，一直延續到次年夏天，十個月內國家卻滴雨未下。就在這個關頭，此前支持改革的小人物鄭俠，冒死攜《流民圖》闖入皇宮，痛陳王安石變法如何成為國家、官員與地主三者相勾結剝奪農民的一場盛宴，而使得農民流離失所，哀鴻遍野、路塞餓殍，這才有了“天有異象”。據鄭俠自己稱，因支持改革被王安石擢拔成看城門小官，每天在城門上看到在改革中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農民的悲慘狀況，才成了“反對改革者”。《流民圖》就是他根據他所看到的狀況而繪制的。神宗看完《流民圖》后，始為之潸然，后為之數夜不眠，想不通一場皆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何走到了老百姓對立面。說實話，他本可不必太看重一個小“保守派”的“反改革言論”。但令他想不到的是，這個“小保守派”竟然與他簽下“生死狀”：“倘罷廢害民之法，延萬生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而“蒼天居然有眼”，在神宗下詔暫停青苗、免役等八項新法的第二天，天降大雨，萬民雀呼萬歲！

　　關于王安石變法，正史已有公認：“宋非滅于徽欽，而實滅于神宗”。用朱熹的話講叫作“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用今天的話說，“改革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边@當然對王安石是客氣的評價。說實話，這還是有賴于被視為“保守派”的司馬光與蘇軾等人的偉大氣度，也賴于王安石一開始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后來雖然“親小人，遠賢臣”力推新法，但整體上還算得上是“清官”，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對于他所推薦的一幫“改革派”，歷史則沒有這么客氣：在正史中，章淳、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等，幾乎無一例外是“佞臣”，而且用老百姓的話說，這些人也的確“壞透了”：無一不在借“改革”之名撈足自己的油水并排斥異己。此時，真正的“改革派”是不屑與他們為伍的，這也是從前的“改革派”后來都成了“保守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