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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到1976年的兩年時間里，我經歷了藝術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段歷程，這是一件在當時屬于“非常機密”的工作。 工作的內容是為毛澤東錄制詩詞和傳統劇目，這是后來才知道的。 當時，為什么錄，為誰錄，錄下以后干什么等等都不知道，也不許你知道，只知道這是一件“極其光榮和秘密的工作”。只知道，在當時錄制這些還屬于“封、資、修”的東西絕對是“最上邊”的意思。 1975年2月，那時候，我還在上海京劇團《海港》劇組忙于演出。有一天，領導通知我去北京參加一項錄音工作，具體內容不清楚。于是我趕忙整理行裝赴京。還有一個人是上海民族樂團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 我倆下榻的地方是北京和平賓館，住在東院最里頭。到達后，有專人給我們分配任務，交代注意事項和紀律。我的任務是錄詞曲。閔惠芬的任務是先學京劇唱段，然后在京劇樂隊伴奏下，用二胡拉出仿人聲的唱腔。記得閔惠芬先是由李慕良先生教唱，學會以后，就由李先生一句一句摳，再研究怎么能用樂器拉出味兒來。 我接受的第一項工作是錄制宋代詞人洪皓的《江梅引》，全詞共四首。這四段詞是由傅雪漪先生配曲。那時候，中國歌劇舞劇院曾有一個琴箏瑟樂器改革小組。伴奏就由這個小組的成員吳文光彈奏古琴，加上一支簫。先錄制了《江梅引》中的第一首《憶江梅》，送去審聽后，竟受到“上邊”的肯定夸獎，我心里稍稍寬慰了許多。畢竟是多年不唱傳統的段子，效果如何當時多少還有些吃不準。由于頭一曲錄得不錯，又接著錄制了后面三首。有時是“上邊”提出要求，理解后再錄；有時是錄好后“上邊”又提出新的要求，這樣反反復復，竟錄了七八次。這一階段，文化部當時的負責人經常親自來抓我們的工作，并告訴我們，錄制的曲目要送給“上邊”的領導人聽。我們也只是聽著，從不敢多問什么，心里只想把聲音錄得好一些，盡量別出紕漏。 大約是在4月份，我們又與陸續來報到的其他同志被車送到釣魚臺國賓館。當時“中央文革”的負責人接見了我們。具體的內容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說要成立一個錄音錄像組。參加的人北京的有中國京劇團的李少春、李金泉、賡金群、高盛麟等著名藝術家，還有當時北京京劇團的洪雪飛、萬一英和侯少奎等青年優秀演員。上海來的有方洋、劉異龍、閔惠芬等人。 錄音和錄像是分成兩攤同時進行的。正式錄音前，先把辛棄疾、張元干、李清照、蘇軾的詞都印成了大字本發給了大家，請專人負責注釋，把時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簡要情況，詞的意思，作者是在什么情況下寫的這首詞等等一一講給我們聽。時間是一個星期每人發兩首，先做案頭、醞釀、練唱、合樂，等感覺差不多時再去錄音。拍曲是傅雪漪。傅雪漪是北京市人，滿族，曾于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師從黃賓虹等研習國畫。1940年起開始學習昆曲藝術，主持過北平昆曲學會。自1951年起，從事音樂創作和研究工作。曾先后在中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戲曲學院等任教。 那時錄音是有時候大家共同準備同一首曲目，比如錄岳飛的《滿江紅》，我和岳美緹、計鎮華等都唱，送上去審聽一兩天后就會傳達意見，說誰這首唱得比較好，什么地方好，但從不說這話是誰講的。 與錄音組同時展開工作的錄像組，規模也相當大，記得李少春、高盛麟、李和曾、關肅霜，天津的張世麟、厲慧良和天津京劇團的一大批人都被集中到一起。上海京劇團武旦張美娟，昆劇前輩俞振飛、方傳蕓等先生和上昆演員王芝泉也趕到北京，錄制傳統劇目。 我參加了《游園》、《思凡》等昆劇的錄像。 就在我參加錄音組工作期間，忽然接到一個為晚會演唱古曲詩詞的任務，那是一次為招待英國前首相希思的外事演出任務。能在這種場合，演唱傳統的古典詩詞，對我來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后來，這種任務也漸漸多起來，招待的外國貴賓有馬來西亞總理、菲律賓總統夫人、丹麥首相等等，還有一次是為朝鮮金日成演唱，每次演出非常隆重。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參加了招待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演出，我和岳美緹分別演唱了古曲。當悠揚的旋律在人民大會堂回蕩的時候，我被傳統藝術的魅力深深震撼，久久陶醉其間。 1976年7月初，第二階段的工作開始。這時的錄音組已經比前一階段的規模大了許多。似乎是更加有組織有計劃，步驟也更嚴密更精致了。整個一個錄音組就占滿了當時位于北京東單三條的公安招待所，大組下面分成兩個小組：聲樂組和器樂組，另外還專門成立了一個注釋組。前后總共應該超過100首。 由于要求嚴格，大家誰也不敢懈怠。像我們聲樂組的同志不僅理解了曾經演唱過但并不完全明其就理的曲目，而且在文學、歷史典故、歷史常識方面都有很大地提高。像器樂部分要求人聲化，要模仿出人說話、唱歌時的氣息和意境，所以每個人都狠下了功夫。那時他們哪個地方該顫音，哪個地方要揉腔，都恰到好處，活靈活現。如用二胡演奏的程派《鎖麟囊》、荀派《紅娘》等段子，真是好聽極了。 錄音仍然是錄一次就送上去審，聽審查意見，不行就打回來重錄，直到“上邊”滿意為止。 終于有一次，是全體開會，聽傳達審聽意見。“中央文革”負責人忽然眉開眼笑地說：毛主席聽了你們的詞曲，聽了岳美緹的唱，聽了蔡瑤銑的唱，說好像覺得岳美緹大概比蔡瑤銑大兩歲吧?大家一聽就都笑了，我趕忙說：“對對對，岳美緹是比我大兩歲。”這一下，我們才明白，原來是為毛主席錄音，我們的心豁然開朗，毛主席在關心著傳統藝術的恢復整理工作。頓時一種親切感涌上心頭，大家互相用眼神傳遞著信息，每個人都顯得很興奮，如沐春風。正是從這時開始，我們才真正了解到是毛主席在關心著這項工作，體會到毛主席的關懷有多么具體和用心良苦。 那時候，有一些被重點圈定的詞，像張元干的《賀新郎》，辛棄疾的《南鄉子》和《水龍吟》等，都是幾個人同時錄，幾乎每一首詞都不下三四遍地經歷過送審、打回、修改、重錄這樣的過程。 這樣反反復復，也就慢慢習慣了。還有一次，岳美緹生病回上海，病剛好就又被十萬火急地召回到北京，重唱南宋時期張元干的那首非常有名的詞《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在這次重唱時，“上邊”指示把原詞中的末一句“舉大白、聽《金縷》”改成“君去也、休回顧”。錄好后，江青召集大家聽回放的錄音，唱到這句時，江青不無得意地自言自語道：“這是毛主席改的，為我改的!”我們不敢說什么，但更感到毛主席和錄音錄像這件事有很大的關系。想著詞中的“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的意境，大家心情頗為復雜。 過了很久，大約是在1994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我才知道，當年毛主席改張元干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為悼念董必武的，改動的這首詞收在《毛澤東詩詞全集詳注》一書中，題目叫《賀新郎·改張元干詞悼董必武》，而根本不是為江青改的。當年簫的伴奏者張曉輝當時是東方歌舞團的演奏員。他寫道： 曲子錄好后送毛澤東處，周恩來等政治局的常委委員也每人送一盤。 詞曲送到了中央領導處后，很快就從中央反饋回對該詞曲錄制效果的反映。這些反饋主要是毛澤東的意見，后來我們慢慢才知道，毛澤東非常愛聽為他專門錄制的這些古詩詞演唱音樂，每首曲子都反復聽多遍，有時興致所至，還讓改動古詞的幾句原詞，讓錄制組重錄。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毛澤東對張元干《賀新郎》一詞的修改。這首詞由在樣板戲《海港》中飾演方海珍的蔡瑤銑演唱，而且演唱有很特別的地方：先用南曲演唱一遍，又用北曲演唱一遍，據毛澤東身邊人員回憶，毛澤東對《賀新郎》情有獨鐘，非常愛聽。 這首曲子錄好送到毛澤東處，時隔數日的一天，毛主席突然改動了譜曲詞中的最后兩句：將“舉大白，聽金鏤”改為“君且去，休回顧”。 為什么要改這兩句?事隔多年從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我們才了解到：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國家的又一“砥柱”傾倒了，那一天，毛澤東非常難過，一整天就沒怎么吃東西，也不說話，讓工作人員將《賀新郎》錄音整整放了一天。過了不幾天，毛澤東就把《賀新郎》詞中的最后兩句改為：“君且去，休回顧”，讓錄制組重錄，說是原來的兩句“舉大白，聽金鏤”太傷感了。 在錄音工作進行的同時，錄像工作也比前一階段更上規模。不僅要把較好的詞曲按照錄音對口型、對演奏進行錄像，而且還要套拍一部電影。像我和岳美緹錄的《琴挑》、《思凡》等劇目，先是在中央臺錄了像，然后又在上海拍了電影。 對于我來說，還有一項特殊任務至今難忘。這就是在第二階段工作開始不久的時候，當時的文化部負責人專門點名要我演唱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著名長詩《琵琶行》。之所以把這首詩作為重點，據說有兩個緣故。一個是因為毛主席非常喜愛這首詩，他老人家還經常用毛筆默寫全詩；一個就是以前所唱的宋詞都有詞牌，元曲有曲牌，無論是《滿江紅》、《水調歌頭》還是《醉花蔭》，都能在《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和《碎金詞譜》里找到相應的范例，這樣演唱起來就有相當的依據，創作的難度相對較小。而這首《琵琶行》長詩，沒有現成可供借鑒的資料，一切要從頭做起。當時于會泳親自抓這項工作，前后召開了四次會，最后確定由連波主創、周大風等配合，為詩譜曲。直到最后，由于會泳親自修改、審聽，最終取得相當的成功。 張曉輝回憶道：“我們當年錄制的這些古詞典現存放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這些磁帶記錄有工作人員按毛澤東喜愛曲子的程度隨手做下的記號。 “毛澤東特別愛聽的曲目盒子上畫有○型字樣，在岳美緹演唱的岳飛《滿江紅》，蔡瑤銑演唱的張元干《賀新郎》，楊春霞演唱的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磁帶盒上，就畫有○型鉛筆字樣。另外在岳美緹演唱的薩都剌的《滿江紅·金陵懷古》、計鎮華演唱的《漁家傲》、方洋演唱的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等作品上都留有不同的記號。” “我來到錄音組，為毛澤東錄的第一首曲子是唐代白居易的詩《琵琶行》，而所配詩的曲子，是用已流傳多年的《春江花月夜》改編的，由蔡瑤銑演唱。該曲主要是琵琶伴奏，內有古簫的伴奏，我是吹簫者。” 《琵琶行》的錄制完成，標志著錄音工作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我也最后一個離開錄制組，回到了闊別多時的大上海。 歷史過去了30年，回想當年我參加的錄音錄像工作，單就藝術而言，還是相當有意義的。在眾所周知的那樣的歲月里，能動用最好的人財物力和技術設備，為老藝術家進行舞臺實錄性的資料保存工作，客觀上起到了搶救、繼承瀕于失傳的傳統藝術的作用，所留下的資料也就相當權威，彌足珍貴。如今，隨著許多前輩藝術家相繼謝世，這些資料的作用也就越來越明顯。 在詞曲方面，這項工作的價值就更大一些。 中國的古典詩詞曲賦本身就是能夠吟唱的。因此，通過聲樂的形式，把書本上的無聲文字，轉化成立體的聲像，其意境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也更利于傳播開去。 那個時候，人們只能聽，只能唱樣板戲。如果誰要是偷著唱偷著哼傳統戲，被人發現或被人揭發，那絕對是罪過。 只有毛澤東能改變這個狀況。 到“文革”后期，到毛澤東晚年，他再次想起了他非常喜歡的詩詞和傳統劇目，想起了這些被“打倒”的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 這時，時間已經過去了10年。 我無法推測毛澤東當時是如何想的，在1975年，全國還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以“內部”和“秘密”的方式，集中最優秀的藝術家進行傳統優秀劇目的錄制在當時絕對可以說是一個“信號”。客觀上，為保留這些優秀傳統劇目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許多當時被戴上“文藝黑線人物”帽子，或已被迫改行從事其他工作的藝術家們。像我的老校長俞振飛和我的同學岳美緹等就是直接從“牛棚”和工廠來到北京參加這個任務的。 參加錄制任務的這段時間并不長，但對我來說，別具一番意義。它使我豐富了自身的藝術修養。事情已經過去了近30年，回過頭來看，如果公允地評價它的話，這段經歷使我在以后的藝術觀念上有較大轉變、藝術視野有更大拓展，藝術表現力上也得以錘煉。 對于許多當年曾參與過這項工作的人來說，他們的感受相信和我也是一樣的。 2003年，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江蘇省委、中央電視臺聯合攝制的20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獨領風騷——詩人毛澤東》第16集《故園寄思》中，再次提到了這段往事，提到了晚年的毛澤東聽了由我演唱的《琵琶行》之后那“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心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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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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