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文革四十年祭
 

--------------------------------------------------------------------------------
 
時間：2006-5-7 8:32:22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 作者：王霄 
  
楔子

離五·一六還有半個多月，網上已經見到個別紀念文革的文章。

屈指一算，今年已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了。

文革那年，我正好是一個小學畢業生。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雖然不敢說一生的命運受文革影響最大，但對文革的痛切之深與反思之力，則絕不在父兄輩之下。雖然四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從一個少年變成了“二毛”（古人謂頭生白發），但文革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極其罕有的事件。對于這一個事件，其親歷者如果不將它完整地紀錄下來，是對后代的犯罪（在這一點上我贊成巴金先生建立文革紀念館的建議）。但其親歷者如果不能真正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就不但是對后代的犯罪，而且是對我們自己的污辱。

一

1981年，在文革結束5年后，中國共產黨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種以“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形式，對黨的重大歷史問題加以審視和結論，在中共歷史上此前僅有一例，即1945年４月２０日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也是曾經附錄于《毛澤東選集》中唯一的一份非毛的著作）。由此可見文革影響之大及當時形勢與任務之迫切需要。今天來看這個《決議》，仍然為它的許多犀利和深刻的見識而感嘆。

但是，坦率地說，要對于文革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作出全面的、客觀的評判，五年的時間距離是不太夠的，太近了，可能還看不大清楚。另外，當時作出這個決議時的中共領導人，都是文革中受到政治打擊迫害、九死一生的老共產黨人。他們對文革可謂深惡痛絕，錐心泣血，表現在《決議》中和其時的其他講話中，就是對文革和文革據以發動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全面否定”。不但對文革要全面否定，而且對文革中“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領導人、“站錯隊”（這個詞是一個文革語言）的領導人和由于在文革中取得利益因而對文革感情上難以割舍的領導人，也基本上做了各種清理。

1983年，中共開始整黨。我那時正在西北某省的省委宣傳部工作。整黨的首要內容是要進行全面否定文革的教育。在一次小組討論中，當著一個省委副書記和省委常委、我部部長的面，我們部某處的一位副處長，公開地講：“文革不能全面否定”。

當我為這位仁兄的荒唐氣憤同時又為其冒失擔心時，在座的兩位省委領導卻聽若未聞，并未作出什么嚴厲的舉動。之后，這位仁兄的仕途走得也挺順，看來根本未受“不能正確對待文革”的影響。

后來這些年，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與不同身份的朋友交談，在說到文革時，盡管全面否定仍然是主旋律，但是對文革唱贊歌的也頗有人在。這種對文革的態度的迥異，集中地反映在對毛澤東主席的態度上。

文革結束時，由于那時毛在政治上還是一把刀子，一面旗幟，各種政治派別都要爭當他的正統傳人，所以毛的頭上還頂著他那雖然黯淡不少，但卻依然燦爛的光環。不過實際上，在政治斗爭勝負已定并由當權者為毛作了一個蓋棺論定的結論之后，毛很快就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淡去了。在新的時代——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的高歌猛進中，人們似乎已顧不上再去回憶這位老人，新中國之父。只是時不時地，從地球的某個角落射來幾枝非毛的冷箭，或者，從毛自己的故鄉，偶爾傳出或褒或貶的喁喁幾句話語，很快湮沒于時代的喧囂。

但令許多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地突然掀起了一股毛澤東熱。人們懷念毛澤東，敘說毛澤東，歌唱毛澤東的老歌又唱起來了，追憶毛澤東的文章又連篇累牘了，毛的像章成了值錢的文物，毛的新版畫像甚至被掛在幾乎全部中國汽車的前窗，成為司機的保護神。沉寂十多年的韶山，又成了人民瞻仰的圣地，其興盛超過往昔。到1993年，即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時候，這股毛澤東熱達到了高潮。那一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親自到韶山，向這位偉人行弟子禮，并為新樹的毛的銅像揭幕。

毛澤東的幽靈，在中國上空徘徊。

而文革的夢魘，也不時在某些人的腦海中浮現。

但是，奇怪的是，已被“全面否定”的文革，似乎成了一個討論的禁區。不但巴金老人的建議被置若罔聞，而且，所有關于文革的學術討論，都不能見之于公開的報刊。一場影響了甚至決定中國今天走勢和中國共產黨今天面貌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決議》之后，很快就被國人忘卻于腦后――除了個別文人的聲淚俱下的口誅筆伐。不但重慶郊外那個著名的“紅衛兵之墓”黍草離離，在秋風下嗚咽著青春早逝的悲愴，而且，那場震憾天聽的“四五”事件，也隨著那一首首曾經令人熱血賁張的詩歌的喑啞，從我們的腦海中淡去。

終于，文革在中國大陸成了一個欲說不能、欲說無言、欲說還休、欲說倉皇的話題，只是在民間間或引發酒后的議論。奇怪的是它在海外卻成了一門顯學。

其實，上世紀的毛澤東熱已經預示了一種思想的復歸。

懷舊的導因是現實。對毛的懷念也是如此。這種懷念是以一種新的評價為基礎的。的確，對重要的、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間上的遠距離才能看得更清楚。這不僅是因為與這個人物或事件有關的一些重要史料被鉤沉發現，更重要的是，在其后的社會發展中的新的事實，會復證文革及毛澤東生前的思想和行為的意義，從而使人重新思考，得出與往不同的結論。

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重新評價，可以從近三十年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情況得到鑒證。在經濟有了巨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從整體上講有了極大提高之后，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環境破壞、社會道德滑坡現象是如此的嚴重，大大超過了毛澤東時期。黨和人民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不如毛澤東時期。毛澤東熱的興起，其內在的社會根源在此。

顯然，對于文革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不進行后續的研究與思考，是不合常理也不合輿情的。但同樣重要的是，這種重新的思考應當是基于理性而不是感情的。在文革發動已經四十周年的時候，雖然也許還不是重新討論與評價文革的最佳時期，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討論是必要的。

二

首先，這種思考不應該是對文革全面的“否定之否定”。

文革雖然是一個原因極為復雜、表現形式極其多面、動員程度極高、關聯階層極其廣泛與深刻、社會動蕩極其劇烈、影響國家與個人命運極其巨大、成果及其豐富而正負懸殊、代價極其慘重的歷史事件，但就其對人的生命的漠視與人性的毀壞、對人類文化的戕害的角度來看，說它是中華民族當代史上的一場災難，并非過甚其詞。

搜遍所有歷史學家對人類各類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都難以對這一場“大革命”的奇特與光怪陸離進行類似的概括：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背景下，一個具有古老文明和最多人口的大國，其最高國家領袖一個人動員了所有的社會草根階級，對一切所有不同于他們的階級――創建這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和大小官僚、知識精英、并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進行了權力、思想乃至人身的圍剿與消滅；一切既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而代之以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人的人生道路與命運充滿戲劇性：一個居江湖之遠的“下愚者”，可以一躍成為國家的領導人，而原來的國家主席卻拿著《憲法》在屢遭羞辱之后發配他鄉，含恨死去，死后甚至不知尸骨之所在；7億人以一個人的思想為思想，這個人不但成了國家命運與前途的保證，而且每一個人的命運都與他相連；整個國家似乎成了兵營，而軍隊既是大革命的支撐力量，又是它的受害者；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卻陰謀暗殺偉大領袖，失敗后倉皇出逃，折戟沉沙；而在這場革命中打先鋒甚至流血犧牲的青年學生，最后卻被分配到農村和工廠去接受“再教育”；綿延千萬年的傳統文化被徹底顛覆，同時表現了藝術極高水平的八個“樣板戲”和一本小說統治了文學藝術舞臺；人性的最高尚與最卑污像天使與撒旦親密攜手那樣來到人間，前者在大革命的拷打中放射眩目的光輝，后者在大革命的扭曲中散發駭人的惡臭；經濟在混亂中艱難地發展，甚至出現了“兩彈一星”的奇跡；昔日的國家盟友成了兵戎相見的寇仇，而昔日的死敵卻在世界一片驚愕中移樽就教，相與握手言歡；天下大亂的國內形勢卻迎來國際大好的形勢，中國終于進入了聯合國，并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

也許我不應該用這種感性的語言來描述這個大革命。現在讓我們馬上來看看1981年中國共產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于文革的評價吧：

（１９）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于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２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以上對文革的結論是極其簡煉和鮮明的。請讀者認真閱讀以上的結論，因為我在后面會多次引用這個結論中的文字。

也許今天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也就是從新中國建立后到文革發動的十七年的時間里，全面考察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脈絡，去發現文革的動因。如果這樣，我們會發現，文革絕不是毛澤東一時的思想沖動，而是有著深刻的、一以貫之的理論思考與強烈的現實憂慮的。我絕不同意文革是權力之爭的說法，如果那樣，當年已經實現絕對家長制、一言堂的毛澤東，不會運用文革如此劇烈的方式來清洗如此眾多的“階級敵人”。文革初期，已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力和人身自由的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這場運動只是要打倒他的話，那么他情愿去當一個農民，而使這場運動結束。毛澤東斷然拒絕了劉少奇的建議，證明了他并非僅僅是要打倒少數幾個政治對手而已。

用《決議》的話說，就是他的舉動，是基于一種對形勢與政治局勢的判斷和對中國政權與前途命運的憂慮的。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歸納毛澤東的錯誤，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毛澤東沒有抓住新中國建立后社會的主要矛盾，也沒能為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提出適合形勢任務要求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綱領。這個主要矛盾，用八大的政治報告的話說，是“先進的政治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或者說是“先進的政治社會制度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因而，他沒有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也沒有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經濟的道路。從這點說，毛澤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發展的終極性的力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與任務，將更加激烈的階級斗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作為新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將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也就是反修防修，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壓倒一切的主要任務。他時刻警惕著執政后的共產黨的變化。建國后，他就不停地發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四清、社教，以清肅黨內的腐化分子。當這些從上而下的運動都未收根本之效，甚至當他作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的判斷之后，他就不惜以文革也就是“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并創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如果說在此之前的政治運動還主要是打擊同路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中下層變質官員的話，這次，他把自己的親密戰友、掌權的黨內當權派幾乎是統統打翻在地，把舊的國家機器全部打爛。

第二，毛澤東雖然依靠人民大眾作為文革的主力，并以異乎尋常的形式來調動和組織人民群眾，不僅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來作為人民群眾在日常社會生活中表達政治權利和制約當權派的手段，而且在文革中用群眾聯合、造反、奪權、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來作為改變舊有政治權力架構和建立新的政權的形式。但是，這種大民主依然沒有找到真正的民眾參與政治的成熟的、有效的途徑，沒有實現民主政治的有序和理性的制度安排，不能做到長治久安。它只是一種民眾基于革命狂熱和派別利益而實現的非規范的脆弱的政治組合，很快就表現出群眾運動的野蠻、盲目、淺薄和失控，并且給種種野心家、陰謀家以可乘之機。這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他所期望的文革在三年內結束的計劃遲遲不能實現，隨著時間的發展，恰恰是文革這場運動涌現的各種“新生事物”本身給自己不斷造成新的的問題和新的任務，使得毛澤東為解決這些新的矛盾和問題耗盡了他的生命，到臨終前不得不坦承他一生所干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恐怕贊成的人不多”；二是新生的紅色政權和各種企事業單位領導機構即“革命委員會”雖然吸收了軍隊和革命群眾的代表，但是為了維持其正常的運轉，以避免國家和各種組織的癱瘓，仍然不能不依靠表現良好的走資派和技術專家，連毛澤東自己都不得不再把已經打碎的舊的政黨和國家機構重新拾起，并且對那些治國的官僚作出政治上的妥協和讓步。這種情況是令他不能滿意的，因此他不得不要求這種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

第三，毛澤東拒絕了一切人類的先進文化和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特別把這種文化的載體的知識分子作為資產階級的特殊階層進行了嚴酷打擊，從而使文化大革命更具有野蠻的色彩，實際成為“大革文化命”的運動。知識分子在新中國建立后，在與中國共產黨渡過一個簡短的蜜月期之后，立即成為屢遭貶辱和打擊的對象。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如果按照毛澤東對共產黨變質的擔憂的話，他其實更應該從知識分子對黨的批評和建議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也就是從人類已有政治文明中吸取先進的營養，從而形成一種更為合理、科學和文明的政治制度。但是，無論是在文革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還是在文革中，知識分子都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所不同的是，文革前毛澤東是依靠共產黨的力量來打擊知識分子的，而在文革中毛澤東索性連共產黨中他的戰友與知識分子一勺燴了。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喜劇：文革前所有參與迫害打擊知識分子的包括從中央和地方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干部，文革中卻遭受了比知識分子更為嚴酷的打擊，與當年他們打擊的對象一同被關進“牛棚”，其待遇甚至還不如知識分子。因此，文革是一場文化的浩劫，是一種文明的倒退。這一點，大概與毛澤東本人的文化知識背景與農民起義領袖本質的個人缺陷緊密相關。

三

如果說在文革這樣一場大劫難之后，促使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痛定思痛，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進道路和實現方式進行了全面的徹底的反思，并從而找出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的話，那么，顯然文革有其促使人們覺悟的積極意義。當年人們恐怕更多地是從這個意義上認為文革不能“全面否定”的。但是，當我們自以為對文革和毛澤東作出了科學全面的評價，并找出這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之后，中國二十八年改革所展現的現實社會情景，卻突然使人們不由自主地回過頭去，重新審視文革和毛澤東的理論。

后毛澤東時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變化，在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正是在這個基本路線的指引下，中國步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最引人注目的成績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人民物質水平的極大提高。中國人民不但解決了毛澤東時代和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而且實現了初步的小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一個重要的經濟力量，并由此在世界取得了更大的政治影響力。

但是，在肯定這一巨大的歷史功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前述的社會公平問題、政治民主問題、環境問題、社會階層的嚴重分化甚至斷裂問題、特別是權力腐敗問題和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問題，較之毛澤東時代顯現為一種更為嚴峻的情勢（這里我沒有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因為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也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以致在改革開放給人們帶來如此多的好處后，中國社會卻出現了從某種意義上說相當嚴重的緊張局勢。

毛澤東的幽靈在空中俯瞰他所熱愛的中國大地，他所看到的情景，究竟是讓他發出一聲嘆息，還是展現會心的一笑呢？

當然，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文革時代，但是，這并不防礙我們從毛澤東的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追索有價值的東西。今天，在時隔四十年之后，我想我們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文革的實踐，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相當寶貴的理論遺產和實踐經驗教訓。

這其中最寶貴的，就是如何保證政權的人民本質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途徑。質言之，就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四

民主和自由，曾經是中國近代以來覺悟的先進群體為之奮斗的兩個目標之一（另一個是獨立與富強）。在經濟落后、國力艱難、生靈涂炭、內憂外恥的現實下，當年無數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經過無數探索和失敗，終于認識到必須改變國家的政治體制，實現憲政，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真正使國家富強，民族獨立，人民幸福，從而使這個古老的中國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個革命的運動，被稱之為“民主主義革命”，由此可見民主之重要。共產黨成立后，立即加入了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革命，后來并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兩方面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8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下述毛澤東引文若同出此書，僅注頁碼）正是在這兩點上，共產黨形成了與國民黨政治上的分野，并以此爭取并領導了全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毛澤東在1940年2月20日發表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對當時的民主任務也就是實行憲政有更明確的闡述：“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于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為什么談憲政呢？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們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啊！’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多年以前，我們就遇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這個叫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于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愿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背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697頁）

不但在抗日中毛澤東是如此高度地提出民主、自由和憲政，而且在中國抗日即將取得勝利時，在中國面臨專制與民主、分裂與統一、貧弱與富強也就是黑暗與光明兩種命運時，毛澤東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廢止它。……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么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967～968頁）

在主張實行民主的同時，毛澤東對執政后人民政權如何不改變性質也有自己的回答，這就是在著名的“窖洞對”中，他說我們找到了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以獨立、民主為旗幟的中國共產黨，得到了中國廣大的、各階層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那首著名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唱道：“共產黨它一心為人民，共產黨它一心救中國，它領導人民走向幸福，它領導中國走向光明，它堅持抗戰八年整，它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建立了敵后根據地，它實行了民主好處多。”爭取獨立、改善民生、實行民主，是人民擁護共產黨的三個根本原因。

在取得全國政權后，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功過各半，但他在實行民主上，從某一方面說，有了很大的退步。當然，這并不是說，毛澤東對民主沒有興趣，不，他對群眾式的大民主仍然有著強烈的使命感，進行了諸多大膽的實踐，但是，這些實踐，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我這里不想對新中國的政體設計提出質疑。在當時，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在其領導下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這種議行合一體制，是唯一的選擇。問題在于他曾經批判過的一黨專政在新中國有了延續（雖然這種奇怪的延續也許并不以一黨之私利為基礎）。同時，在如何真正地實現民主上，他也缺乏系統的思考與有效的制度設計。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在建國后第一次試圖以民主的方式來整頓和幫助共產黨，是1956年的共產黨整風。我們不能說整風的動機和起始階段毛澤東不是真誠的，他看到了他的戰友們在取得政權后，既存在著“治理”上的不適應，也存在著腐敗的危險。但是，整風的結局是大家所熟悉的，它變成了反右。這是毛澤東本人和中國共產黨正式地與知識分子的決裂，也是毛澤東本人與人類成熟的政治成果的決裂。結果，一場借助民主形式的政治改革或改良，卻因為毛澤東本人擔憂共產黨統治地位的動搖而變成了一場“陽謀”式的反民主運動，基本扼殺了中國其時所有的最優質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力量。

但是毛澤東對人民政權不改變顏色的憂患依舊。他堅決地重提階級斗爭，并將其規定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為此，他不但違背當初的承諾和《共同綱領》以及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規定，提前進行了工商業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在農村實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試圖在消滅已有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同時，從經濟上鏟除產生新生剝削階級的制度土壤，而且連續不斷地進行政治運動，其斗爭對象不僅是“人還在心不死”、試圖“復辟”的老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而且包括了蛻化變質的革命者，以及已經大傷元氣的知識分子階層。

為了達到政權的顏色不變和保證工農兵的利益，他最常用而且最熟悉的手段，就是發動群眾，因此他賦予群眾“四大”的政治權力，并給予人民大眾無數頂政治和社會的桂冠，如“卑賤者最聰明”，“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群眾給我們上課了”，而領導人經常是以“小老太太”的面目出現，知識分子，則不過是什么實際問題也解決不了的“最愚蠢”者。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呼應，則表現在極高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上。其實，這種積極性，不單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熱情和階級斗爭的覺悟，從本質上說，它表現了人民群眾中蘊涵的民主權利的本源性。

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集團“變修”的事件，給了毛澤東極大的震動，他開始更多地思考中央出“修正主義”和赫魯曉夫式人物的問題。他終于認識到，僅從基層進行這些“保持先進性”的教育和運動是無濟于事的。他認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現在回顧文革，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文革并非僅靠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就能如此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中國七億人民以火山爆發般的政治熱情“關心國家大事”，甚至不惜流血犧牲，甚至不惜六親不認，其情緒之激昂，其動員程度之廣泛與深入，顯然有其深刻的社會現實基礎，而不僅僅是出于對毛澤東個人的近乎宗教的個人崇拜。應當看到，在文革發動時，官僚的異化和政權的顏色確實有其可虞之處，人民群眾同當權者的矛盾確實出現了，并且在某些方面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中國的社會存在著深刻的體制危機。這處危機，既體現在主權者對執政者缺少控制，也體現在中國的社會調節機制的僵化與缺乏。從前者說，腐敗在當時是一個確實的情況，而不只是毛澤東“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完全錯誤的的估計”；從后者說，表現在以下兩點：①調節過程的非連續性，不是經常調節，不斷調節；②調節方式的單一性與強制性，；不是像一些發展較完善的社會那樣通過健全法律、利益協商與妥協、經濟杠桿、文化開放交流等多種手段，而只是片面地強調政治思想工作和各種政治運動強制進行。總而言之，缺乏利益調節的制度化的安排。

二是毛澤東在文革中依靠人民群眾也達到了極致。他試圖拋開一切中介，以他個人同人民直接結合的方式，來開展這場革命。他撤出了共產黨據以領導這場運動的各級工作組，號召人民組成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組織，打倒一切黨委和政府，向所有的政權和單位奪權，然后建立類似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委員會，來掌管新的權力。至此，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力已經不僅是此前的僅以“四大”也就是言論來對當權派的監督，而是直接進入了權力中心。

應當說，毛澤東也就是文革的這兩個特點，在今天也有某種價值。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政權的性質必然會發生變化。即使如毛澤東這種立場堅定、頭腦清醒和不斷革命的領袖，甚至采取了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端的辦法，也無濟于事。毛澤東的悲劇在于他不肯放棄一黨專政的根本政治制度，雖然他打破了這個黨的舊的權力體系，但是當那些走資派被清除后，他馬上在新的人事格局下恢復了黨的絕對權力，將黨的“一元化”領導推向極致。甚至為了加強這個一黨專政，他采取了軍隊管制的辦法，不但在黨的中央層面軍隊代表占了一半以上――以致外國人懷疑中國是否是軍人專政――而且所有的政權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班子，都有軍代表的參加，并處于一把手的位置。然而教訓在于，即使如此，新生的紅色政權幾乎在它一成立，就又開始了腐敗的進程。不但造反派要在紅色政權中分肥，而且紅色長城的軍代表也迅速開展了諸如“走后門”的種種不正之風，以至于反“走后門”差點演成一場政治運動。同時，文革產生的特殊的權力集團如以“林副統帥”為首的槍桿子集團和“旗手”江青為首的筆桿子集團，也開始了激烈的權力之爭，其結果是人所共知的。新生政權的顏色蛻變從其速度和廣度而言，超過了文革以前的政權，這恐怕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簡單的革命不能解決政權不改變顏色的問題，這是文革給我們的教訓之一。

教訓之二，是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即使被動員到如此廣泛和深入的程度，但是如果沒有形成科學合理的制度化體系，也是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有效的。從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打砸搶、派別林立與大規模的武斗，到文革后期的三結合的革委會在保障人民群眾利益包括政治權利方面的形同虛設，既反映了群眾運動巨大的盲目性、破壞性、無政府主義與獸性，也表現了真正的民主參與與民主監督的實質性的、制度化的缺乏。前述新生政權迅速改變顏色的事實，從另一方面表明文革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制度化缺陷。毛澤東不懂得也不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理論，雖然他在取得政權前贊成憲政，但對“資產階級”民主卻嗤之以鼻。他雖然高喊“人民萬歲”，認同人民主權，對政權的人民性質念念不忘，對人民的疾苦縈系于心，卻不能真正通過制度化、程序化的規范方式，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權利。結果，被他高度稱贊和高度期待的群眾運動和大民主方式，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變成野心家的政治工具，具有“痞子運動”的色彩，即使動員了人民群眾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能量，也往往導致功不抵過的結果。

對于這種教訓的根源，《決議》作了極為精辟的總結：“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在反封建斗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但是，正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一書作者所說：公式錯了，結果錯了，難道問題也錯了嗎？

五

文革結束半年后，也就是1977年的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人民萬歲》，以紀念一年前的“四·五”天安門運動。這篇社論高度評價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作用，認為正是人民群眾而不是別的什么政治力量，為結束文革、開辟一個嶄新的時代作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貢獻。但是，這篇社論很快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認為它否定了黨的領導作用。

其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史出現了更多的奇怪現象。重新獲得政治權力的老一代共產黨革命家，對文革后萌生的新的社會民主思潮作出了先是猶豫、繼而堅決的拒絕。首先是西單“民主墻”事件，包括鄧小平、胡耀邦等開明領袖在內，對西單民主墻上的民主呼聲予以了否定。依靠人民力量重登政治舞臺的鄧小平先生，一方面客觀評價了差點置他于死地的毛澤東，另一方面迅速地通過全國人大取消了《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款。同時，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地上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民間刊物（大多數是呼吁民主和反思文革），一律以非法之名予以取締。在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線之后，幾乎在同時，也就是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務虛會上，由鄧小平而不是別人宣布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后，在1979年～1980年的大學生民運、1981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的學潮、1989年的政治風波等事件中，中國人民或者中國人民的一部分，與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表現了巨大的矛盾與沖突。

當然，這些事件，也許各有其發生的特殊背景和誘因，也各有其不同的具體訴求內容，甚至也許泥沙俱下，混進了一些居心叵測的壞人，但這些事件矛盾雙方的焦點，就其總的歷史性質來說，都是民主與一黨專政的斗爭。關于這一點，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說得很清楚。比如，在1987年《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中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核心是否定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重要文獻摘編》，2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正是因為對“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夠鮮明，態度不夠堅決”的原因（起碼是表面的原因），胡耀邦被免去了中共總書記。之后兩年，另一位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胡耀邦的接班人趙紫陽，也因為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不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而再遭免職。

現在來看當年的這些事件，讓人有一種觀看喜劇的感覺。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問題呢？難道自由不是共產黨自己的奮斗目標？難道自由還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民主還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難道自由化、民主化不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上的奮斗目標？更讓人感到滑稽的是，在這些事件中，某些當權者所采用的一些手段，正是文革中的捕風捉影、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以我劃線、殘酷打擊，而熱衷于搞這一套的人，是在文革中吃過大苦頭的相當一級的負責干部。

文革結束后，中國共產黨的最大的歷史功績是工作重點的轉移，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完全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特點。但是，“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過于重視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水平的提高，而沒有看到中國人民在文革結束后，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要求不僅是這一點，還包括了民主權利的實現。這是一種基于基本人權的要求，也是對于文革的一種反思后的覺悟。對于后一點，中國共產黨從整體上并不認同，而是簡單地認為是文革的余緒和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或者更嚴重，是國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陰謀，于是出現了前述種種的打擊與壓制，并且不惜付出動用軍隊向群眾開槍和撤換兩位總書記的代價。當然這種代價不過是一時的和次要的代價。歷史發展馬上會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更為慘痛的代價。

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表現了另一種帝王思想，即只有中國共產黨和其領袖才有資格為人民安排幸福生活和引導國家強大。從根本上說，鄧小平比毛澤東更重視一黨專政。他的第三次復出是依靠人民力量的――無論是“四·五”天安門事件，還是文革結束后漫卷全國的呼喚“鄧公”的群眾運動――但是當他重新取得黨的最高政治權力后，他使自己在國家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上，處于與人民某種對立的位置。當然，鄧小平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提出者，當時強調黨的絕對領導不無其道理。同時，他也睿智地看到了在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并進行了部署，雖然他指出這種改革的近期目標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黨政分開等等。但是，當遇到政治上的大的挑戰后，中國共產黨的政改馬上停頓了，代之以更加強烈的一黨專政。這樣一路走來，中國今天的局面，證明了壓制人民民主，會造成什么樣的重大的社會問題，帶來怎樣的長遠的后果。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鮮明特點，是在接受市場經濟的同時，拒絕民主政治。其實，正如鄧小平所說，計劃與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上的標準，民主與一黨專政也不應該是劃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治上的標準。資本主義發展到當代，最大的成績是通過吸收社會主義的經濟觀點，改造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通過政治設計，為社會不同階級的利益表達和博弈，為建立和諧社會和抑制權力的異化，提供了制度化的安排與保證。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融合的趨勢，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是在政治上，社會上，價值觀念上。

我們毫不否認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中國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極其嚴重的腐敗，中國社會出現了極其廣泛、嚴重而尖銳的社會矛盾與沖突，中國的經濟增長付出了環境、資源、民工血汗的巨大代價并且效率很低。中國目前所有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都可以在不民主這一點上找到根源。雖然，我們承認中國發展必然要有代價，但是，如果這種代價是早有預期并有避免辦法，卻沒有能夠避免的話，那么，我們就要探討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何在。

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對中國人民就會有重大的啟發。

――關鍵是政權的性質。即我們的國家政權，是否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當然，我們相信今天中國的最高政權的主要領導人，是“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但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腐敗問題和社會不公問題發展到如此的地步，甚至在世界上也是極為突出的，這，恐怕就不是鄧小平先生所愿意看到的。但是，這樣一種結果，無論我們怎樣分辨，難道能夠把它和我們這近三十年來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政治體制分開么？

我們黨總是愿意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總是認為自己比人民高明，結果呢？不但人民對我們意見很大，而且我們黨的組織肌體由于缺少必要的監督，發生了如此嚴重的病變。

關于反腐敗，鄧小平先生沒有少講，所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專門機關和各級黨委也沒有少抓，已經殺到副國家領導人了。但是，腐敗越來越嚴重。問題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

――依靠人民來領導和監督執政黨和政府。如果我們能夠服從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愿，通過制度安排，讓人民有序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并通過合法的形式與規范的平臺，進行各個利益群體的利益博弈與妥協，同時讓人民群眾依法并通過多種途徑對執政黨、政府和各級官員進行必要的監督，那么，我們的執政黨和政權就不會改變顏色，經濟發展就會更健康，社會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就會更加強，改革開放就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上述兩點啟發，其實是有內在聯系的。沒有第二點就不會做到第一點。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當然民主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不民主更不能解決問題。有人說我們國家太大，人口太多，國情復雜，不適宜于民主。其實，國家大，人口多，國情復雜，正是實行民主的必要理由。難道中南海一道政令，可以適應于全國每一個地方的情況么？難道黨中央的幾位領袖，可以監督全國數百萬的機構和官員么？

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任何改革都不能成功，任何發展也不會科學，任何社會都不會和諧，任何政治領袖和政治團體，都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

自由與民主，是人的基本權利。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敢于否認這種權利。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卻在反復強調“我們更加重視‘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力能夠截然分開么？不錯，近30年來，中國的經濟確實飛快地發展了，但是人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如受教育權、醫療保障權、住房權、按勞分配權、呼吸新鮮空氣權、飲用清潔水權、食用安全食品權等）卻因社會不公不義遭遇了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更大的困擾。問題在于我們社會的利益格局和調節機制，要言之，政治體制。如果執政者不能從這個高度上認識問題，全社會已經高度緊張的情況可能會惡化。

美國人經常講中國發展的不確定性。其實，中國人民盡管沒說（也沒地方說），內心也是充滿對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的擔憂的。老百姓有了錢不花存銀行，以支付各種可以預見的沉重開銷和應對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是這種擔憂的一個極其顯著的表現。只要不民主，中國的社會走向就是只依靠幾個領袖，這存在著太大的風險。“六四”以后中國社會發展的搖搖擺擺，證明了中國人治的危害。鄧小平先生在“六四”之后著名的講話中，說人民反腐敗，但不反改革，因此他充滿信心地宣稱“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要照樣干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鄧小平文選》第3卷，307頁）但是，到了2003年，中國卻出現了全民族的改革反思，人民終于對改革發出了疑問，并堅決反對損害自己利益的、殘酷無情的、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和社會不公的所謂改革。

不是改革不對，而是改革走樣。為什么會走樣呢？

這時讓我們再重溫前引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的這段話：“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于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

如果把這段話中的“抗日”和“獨立”改成“經濟建設”，那么，這段66年前說的話，多么具有現實中國的針對性啊！

看看這段話，再回顧前述毛澤東在同一文章中說過的關于民主與憲政的話，看看他所批判的國民黨頑固派，難免感慨系之。難道在對待民主的問題上，奪權者和掌權者真的那么判若兩人么？

    結語

    在人類和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十年文革僅僅是一瞬間。但文革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太豐富了。我們當然不希望文革重演，文革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場悲劇；發生了悲劇而不能很好總結經驗教訓，那就是第二場悲劇；很好地總結了經驗教訓而不能轉化為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那就是第三場悲劇。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是妍媸并存的，它的優點與缺點雜揉在一起，重要的是小心的剝離，從其中發現閃耀著光芒的成份，以作為我們今天在改革開放中的參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