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一

有個老農說：解放前，俺村里就有一個地主，倆富農，那時候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專家們當然比老農高明多了，他們溫情脈脈地告訴大家：少數先富者會大發慈悲，幫助千千萬萬的窮人達到共同富裕。

我不知道別人信不信，反正我不敢這么樂觀。因為現實是那么赤裸裸的擺在眼前。但我也沒有那么悲觀，沒有悲觀到認同“剝削越多越好”或者“搞一段資本主義”的名言。

在歷史上，幾乎每一次革命都會出現倒退，革命的上升階段如同煙花晚會一般繽紛燦爛，激動人心的歷史事件接連發生。但是到了革命的低潮期，人民的情緒很快變得失望。因為人民對革命的期望值，總是大于革命成果的。而革命的得利者這時候也渴望穩定。在革命的低潮期，盡管革命的政治成果很快發生變化，但是，相對而言，革命的經濟成果卻能夠得到較長久的保存。

總的來說，革命會有倒退，但不會退回原來的起點上。進兩步，再退一步，歷史往往是這樣前進的。

二

毛/澤/東講，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滿可以再加一個橫批：歷來如此。再過一千年，也還是有左中右。

今時今日，在中國進一步向資本主義演化的現實進程中，不同社會集團及其代表各自表述，在朝野中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派別。

當前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其結構既不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也不是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而是金字塔型。在金字塔頂端的是黨內從資本主義化進程中受益的官僚集團和買辦勢力，其次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依附官僚、內外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右翼，他們是社會的主流，新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擁有的意識形態。近年又從中分化出新國家主義思潮。在金字塔底端的是工農和無業者，他們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官僚和資本家肥碩的臀部，偶爾通過網絡唱唱反調。

知識分子右翼操縱輿論導向，表面上不可一世，實則不堪一擊。他們忘了自己只是皮上的毛，忘了自己是老幾，把尾巴翹得高高。朱學勤曾經問：我們要是掌權，你們會采取什么行動？如果有這一天，左派將熱烈歡迎。皆因改良派畢竟還有欺騙性，要打倒不容易，打倒他們可就簡單多了。一次朗顧之爭，他們已經是在民眾中間臭不可聞了。連民族資產階級也不待見他們，官僚集團也正在拿他們當替罪羊，正如1957年和1965年所做的那樣。知識分子右翼脫離實際，清談誤國，最終也誤了自己。

官僚集團雖然掌握大部分政治、經濟和組織資源，但他們腐敗無能，倒行逆施，已經完全耗盡了統治的合法性，而且內部分化亦極其嚴重。

官僚買辦集團是最反動和最腐杇的，實行的是一條對外妥協、對內恢復精英統治的傳統主義之路。

買辦集團禍國殃民最甚，同時又最孤立。一個“寧贈友邦，莫予家奴”的政權，一個剝奪人民衣食，無視人民尊嚴的政權，人民是不會為之犧牲的！他們手握兵權，自以為得勢，但時候一到，他們賴以存在的軍隊會掉轉槍口對準他們。

部分官僚買辦分子其實知道他們腳下是火山，但早已準備好護照，且將資產及兒女轉到發達國家了。所以他們不怕中國亂，不怕中國這艘船沉，他們要把中國偷光搶光，毀尸滅跡，再到外國享受文明生活。

在官僚集團中，也有一部分人試圖以三個代表否定革命，肯定剝削，借以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但是，黨本來就是靠革命起家，否定了革命，統治的合法性何在？如果新資產者上臺，會將他們一腳踢開，甚至地主、資本家的后代也會算起五十多年前的舊帳來。

另外一部分人試圖實行改良，甚至有向左轉的傾向。而左派亦寄希望于左轉。這是革命低潮時期革命力量處于劣勢時的客觀表現。另一方面，一些激進派不愿意看到改良派執政，害怕改良主義會將革命推遲數十年。

我支持改良派，假如他們能夠有效緩和社會矛盾，求得數十年的安定，我自然拍手稱快。因為革命只是手段，其目的也不過是追求國強民富而已。

可惜，中國這輛列車已經被引入資本主義的坌道，已不是任何個人力量所能阻擋的。改良派因其局限性，不可能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又怎能赤手空拳阻擋歷史的火車頭呢？事實上，江李也曾左轉，但九二年的春風一吹，只好見風轉舵了。新領導人也不會例外。能不能向左轉，不是取決于他個人，而是取決于階級力量對比。

我看，改良派所能起到的歷史作用，只怕與他們的初衷相反。他們的改良將為左派提供更大的空間，使階級力量對比向有利于民眾的方向轉變。他們還將使整個統治集團產生裂痕，最終激化矛盾。他們往火山潑水，卻不知火山不但不會熄滅，還將會噴發。在歷史上，革命往往是在統治集團實行改良的時候發生的。

三

左派原本以黨內的老派馬克思主義者為階級基礎，“左王”鄧力群是其代表，他們人數較少，政治勢力已很小，政治基礎日漸薄弱。后來又加入喝了不少洋墨水的新左派。

左派原本具有深厚的理論資源，但在實踐斗爭中往往顯得蒼白無力，其病在于，一，門戶太嚴。左派中的毛派、托派、斯大林派以及新左派，往往各執一辭，門戶之見甚深。二，根基太淺。對馬克思、黑格爾、康德的經典，左派中別說讀通，讀過的人亦不多。這是造成理論素養薄弱的原因。三，實踐太少，以致被稱為“書齋里的革命派”。革命的力量越是弱小，理論上的無謂的內斗越是兇，機會主義越是盛行。當前的左轉論即是一例。

但是，九十年代以來，在資本主義化進程中，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中下層受到嚴重損害，甚至于大部分中產階級也因為極其短視的住房產業化政策而淪為“房奴”，思想急劇激進化。而工農則日益絕望，據公安部報05年全國群體性事件達7萬余起。

目前左派力量遠遠未有效整合。假若這幾股勢力合流，中國大地將天翻地覆。這是統治集團十多年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后果。

四

新國家主義由何新揭搘旗幟，楊帆等張大其勢。一個集中的、強有力的政權，確為現階段的中國所必需。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新國家的力量從何而來？沒有新的社會（階級）力量對比，就沒有新國家。難道我們能指望專橫的官僚買辦行行好，施舍一點權力不成？難道我們能指望驕縱的新資產者會出錢給我們成立工會不成？

官僚集團絕不會放棄權力的。因此，新國家主義只能是以部分改良派的民族資產階級為統治基礎，對內發展經濟，實行專制。鎮壓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買辦集團，以統一的國家力量，對外抗擊新帝國主義。

新國家主義的前景可能性最大，也最危險。新國家主義掌握的各種資源較左派多得多，欺騙性又較右派大得多。民眾很容易受民族主義所鼓動，新資產者是樂于托庇在國家強大的羽翼下。反對派或被鎮壓瓦解，或受其民族主義目標吸引。左派、右派、黨內官僚買辦集團和黨內改良派搏奕的結果，很可能會沒有一派取得徹底的勝利，最終是產生一個新權威政權。

新國家主義假如成為現實，將使中國人民數十年內不得翻身。當然，它最后的結果，也是走向自我否定。因為新國家主義是力量平衡的結果，而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不論新國家主義者的主觀意愿如何，在客觀上，面對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絕不是改良派和民族資產階級能夠解決得了的。

五

只有建立以工農聯盟為根本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才能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也就是說，以工農聯盟為根本基礎，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地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抑制買辦及外國資本對中國國有和民族產業的破壞性競爭，保護國家和民族產業、保護中國的市場和文化，使國家成為聯合協調各階級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權。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現民族復興、社會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沒有第二條道路。

1968年7月28日毛召見韓愛晶等造反派領袖時，韓愛晶問了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

毛回答說：“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當年蘇聯工人農民眼看著蘇聯紅旗落地，沒有誰說一句話。我們現在也很悲觀，因為民眾的冷漠和無知。但是工人農民不會永遠那么輕信，上街頭看看就知道了。而造成民眾左轉的，不是別人，正是統治集團。

現在主流自以為得勢，事實上確實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他們。唯一能將其打倒的力量，就是他們自己。

所以，如果存在這樣一種情勢，令主流忘乎所以，蠻干胡來，硬走極端；如果能夠誘使、逼迫其在條件尚未成熟之際進攻，那么，他們將不斷制造對立面。而民眾的憤怒不斷積累，組織能力越來越強。如果是這樣，那么主流越是強大，自己打倒自己的日子越是來得快。

這就如唐太宗打仗的辦法，先守不攻，讓敵人進攻，不準士兵談論進攻的事，談論者殺。待敵人屢攻不克，兵士氣憤已極，才下令反攻，一攻即勝。現在，主流經濟學家已經制造出對立面，站到了民眾的反面。他們已經給自己挖好了墳墓。他們越是瘋狂，越是容易走向滅亡。

他們一定會走向滅亡。因為中國不比蘇聯，中國人口多，資源少，經濟水平落后。越是落后的國家越容易革命。他們這樣搞是行不通的。

主流往往是最好的教員，他們能起到左派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毛/澤/東在革命勝利之后多次說過，要感謝日本，感謝蔣介石。要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勛章。

今天我們也要感謝朱某人，感謝顧雛軍，感謝張維迎的“吐痰論“，感謝焦國標說要一元錢賣掉中國政府，感謝美國人往中國使館扔炸彈。他們的所作所為教育了我們。沒有他們，我們還在做著盛世的美夢。如果中華民族得以復興，至少有一半的功勞是屬于他們的！

六

目前左派內部派系林立，暫時還沒有一個能為大家所接受的核心(在理論上與實踐中都沒有)。目前左派目前也尚未提出一個既能全面總結傳統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經驗教訓，又能較好把握時代變化特點，能有效整合反映現實各階級階層力量愿望的綱領方針。

左派要作好準備。留給我們的時間可能不多了。別看他們現在不可一世，然而在歷史上，暴風雨轉瞬即至，統治者土崩瓦解，這樣的事情還少嗎？投入戰斗，然后才見分曉。

沒有理論不要緊，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許多事情覺得無法可想，但是來到群眾中，要一百個一千個好的想法都有。現在左派人士與工農的直接聯系是基本疏離的，以至于眾多民間維權活動的背后支持主要為右翼所占據。這才是致命的。脫離了群眾，也不可能有正確的理論。左派被人稱為書齋里的革命派，甚至說成老人俱樂部，這樣下去才是沒有前途的。

在我看來，左派應以建立工農聯盟為根本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為目標，致力于整合左派力量，團結工農、民族資產者和黨內改良派，分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中力量反對最腐朽無能、最反動的官僚買辦集團和知識分子右翼，從而有效打擊官僚買辦集團和右派，造成有利于左派的力量對比，促進新的階級結構的形成，促進階級意識的覺醒，最終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

如果我們不促進新的階級結構的形成，不促進階級意識的覺醒，那么我們民族的前途確實是令人悲觀的。

政治斗爭的真諦就是團結自己，孤立敵人。左派不應動不動就大喊革命，結果自己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在民族利益下，可以與其它集團合作，但不能對官僚集團的自我改革，包括HW新政抱有幻想。歷史一次次地證明，官僚集團是不會自動放棄權力的。

對于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有準備，對于犧牲要有準備。在歷史上，往往是革命者苦口婆心說了許多年，而群眾只是站得遠遠的。“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這是許多革命者的下場。當年魯迅時代是這樣，現在也不會例外。前面說到韓愛晶見了毛/主/席，正準備走的時候，毛又回來了，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雖然如此，造反派小將還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甚至永不錄用。這有什么法子呢？歷史就如煤的形成，耗了許多材料，結果只有一小塊。

1966年，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信中預言自己死后右派會上臺，但他同樣也預言右派在臺上不會太久：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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