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7的風尚

      [抬杠門四門主] 于 2006-05-06 15:36:29上貼

      國民黨在占領紅軍根據地后，立刻開始了報復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沖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后，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系、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并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后，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后，“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后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后，非常嚴厲的“保甲制”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余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后，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領蘇區后，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后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后，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墻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后，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余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軍3萬余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后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里，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于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只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并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并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于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里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后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后，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臺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茍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尸體在光天化日之下

      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她們都是遭強奸后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里，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里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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