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

林華國　   

    摘 要：在中國近代，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買辦勢力相勾結，為中國社會的前進設置了更大障礙，中國只有通過斗爭擺脫殖民主義統治，才能走上歷史發展的正常軌道。中國在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經濟技術的落后，而在于統治集團的反動腐朽。對“和”、“戰”問題，應當具體分析。但在外國已經大舉入侵的情況下，“主和”實際上就是投降賣國。把“主和”說成“明智”、“愛國”是對歷史的曲解。近代中國農民的自發反帝斗爭是以籠統排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帶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質上是愛國的、正義的、進步的，把他們的排外與封建頑固派的排外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同樣，對“反排外”也應具體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積極學習西方，謀求救國自強的先進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強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絕不應一概予以肯定。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真正的出路。認為“向西方學習”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的觀點是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

    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一些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有些新觀點對研究工作的深入顯然起了積極作用，但有些新觀點是否正確似乎還須要商榷。
    一、如何看待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
    研究中國近代史，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侵略。按照傳統觀點，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是采取否定態度的。對此，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殖民侵略雖然給中國等落后國家和地區帶來了苦難，但更重要的是帶來了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打破了這些國家長期停滯落后的狀況，把它們拉進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在評論殖民侵略時，應該首先強調它的進步性。他們認為，我們對殖民侵略持否定態度是從“狹隘的民族感情”出發，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同志的觀點是否正確呢？
    我們從不否認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后國家起過積極的影響和推動作用。資本主義在各國的發展從來是有先有后，很不平衡的。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曾遠遠落后于英國，德國、俄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又比法國晚得多。這些曾經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過程中，無疑曾受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巨大影響和推動。這種影響和推動是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的，其中雖然也包括和平的交往，但更多的是通過激烈的經濟競爭以至殘酷的軍事較量。先進國家對落后國家的打擊往往是迫使落后國家急起直追的重要動力。但是，這種打擊只能在一定限度內才能推動落后國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限度就是：落后國家必須基本上保持自己的獨立主權。世界歷史證明，凡是陷入了殖民主義的魔掌，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在它們擺脫殖民統治以前，都被剝奪了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長期處于極端貧困和落后的悲慘境地。殖民統治者雖然也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帶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這種“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主要作用乃是更有效地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以加速殖民帝國的經濟發展，而給殖民地半殖民地留下的則是遍地白骨。當然，殖民侵略客觀上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落后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促使這些國家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是，殖民主義者所允許和需要的只是依附于帝國主義并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性的資本主義（如中國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而對于落后國家的民族資本主義則極力扼殺。它們絕不允許殖民地半殖民地擺脫落后的附庸地位，走上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殖民主義者對落后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起的作用也并不是只有破壞的一面。他們為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進行統治，必須與這些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結成同盟，因此，他們總是致力于保護這些國家原有的落后的生產關系和反動的階級，壓來進步力量，絞殺人民革命斗爭。在近代中國，正是由于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買辦勢力相互勾結，使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由一座增加為三座，給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增加了新的嚴重困難，在中國社會前進的道路上設置了新的障礙。
    有的同志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畢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由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乃是歷史的進步，而這個進步應歸功于外國殖民侵略。這些同志忽略了或有意回避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殖民帝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過壓榨后者加速了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后者在殖民主義的重壓下根本無法擺脫貧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國家被拉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絕不等于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只是變成了殖民帝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墊腳石。這不是一條進步之路，而是一條沒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過斗爭擺脫殖民主義統治，才能離開這條歧路，走上歷史發展的正常軌道，獲得進步與發展。
    二、如何看待近代反侵略戰爭中的“主和派”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是把林則徐、馮子材等堅持反侵略斗爭的人物作為愛國者加以贊頌，而把琦善、李鴻章等堅持妥協投降的人物作為賣國賊加以譴責的。對此，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有的同志認為，在近代，由于我國經濟、技術落后于西方，在對外戰爭中失敗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當時一些人主張妥協投降是有道理的，不應加以指責。有的同志甚至認為，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反對抵抗才是實事求是的負責態度，是真正的“愛國”，而主張抵抗則是不負責任的“蠻干”。
    這里，首先要討論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技術落后能決定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必敗嗎？不可否認，經濟技術水平在戰爭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絕不能把它夸大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因素。戰爭不是單純的經濟技術水平的競賽，而是包括人力、物力在內的各種實力的綜合較量。僅就物力而言，一個國家物力雄厚與否也不僅決定于經濟技術水平（雖然經濟技術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它還與國家大小、自然資源條件以及財政經濟制度等等有密切關系。而且，戰爭的勝負并不是機械地取決于雙方實力的對比，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的實力發揮得如何。而實力發揮的狀況則取決于人心的向背、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是否正確和強有力等等因素。美國獨立戰爭時，美國的人力、物力遠不如英國，但是，爭取獨立的正義事業激發了美國人民極大的積極性，使美國的實力發揮得比英國好得多，從而彌補了實力本身的不足。美國軍隊和民兵雖然裝備很差，供應困難，有時甚至不得不赤足在冰天雪地里行軍作戰，但他們以革命軍隊特有的勇敢和主動精神，靈活地運用游擊戰和散兵戰術，擊敗了數量龐大、裝備優良的英國侵略軍。拉丁美洲的海地進行反對法國殖民者的獨立戰爭時，雙方實力更是極為懸殊：一方是剛掙脫奴隸制的、只有幾十萬人口的落后小國，另一方則是在拿破侖統治下正稱雄于歐洲、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資本主義大國。但是，海地人民經過艱苦奮戰，終于擊敗了實力雄厚的數萬法國遠征軍，贏得了獨立。近代中國雖然在經濟技術方面落后于資本主義侵略者，但其差距遠沒有當年海地與法國之間的差距那樣大。而且，中國不是海地那樣的小國，而是擁有幾億人口和遼闊領土的大國。中國的實力并非全面地處于劣勢。至于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精神，也并不比海地和美國人民遜色。海地和美國人民能打敗強大的侵略者，為什么中國就注定要失敗呢？事實上，在中國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中，也不乏用落后武器打敗侵略者的戰例。特別是在中法戰爭中，馮子材、劉永福、劉銘傳等都曾多次打敗法軍。中國在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經濟技術的落后，而在于統治集團的反動腐朽。林則徐等有膽有識的抵抗派遭到排擠、打擊，他們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民心可用”等克敵制勝的正確方針被當權者摒棄。群眾自發的反侵略斗爭受到統治者壓制。甚至連馮子材等浴血奮戰取得的軍事勝利也被慈禧、李鴻章之流當作屈膝求和的資本。當然，應該對喪權辱國承擔罪責的反動集團中，除了投降派以外還有空談抵抗而不務實際的頑固派。只譴責投降派而忽略了頑固派是不對的，只譴責頑固派而為投降派開脫也是不對的。
    有的同志批評我們在和戰問題上有“形而上學的傾向”，“認為戰是絕對的對，和是絕對的錯，不問任何情況，都把主戰與主和作為愛國與賣國的分界線”。他們認為，“主戰與主和的正義性”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發生轉化”的。例如八國聯軍戰爭時，主戰的西太后和頑固派是十分反動的，應該否定的；袁昶等主和派“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是應該肯定的。
    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形而上學”地把主戰與愛國等同起來，我們從來沒有因為西太后和頑固派曾經主戰就把他們視為愛國者，而是對他們持否定態度。但我們認為，西太后和頑固派之所以應該否定，并不是因為他們曾經一度主戰，而是因為他們對侵略者稍作抵抗后就屈膝投降，與侵略者和主和派一起鎮壓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主和派與頑固派曾經是尖銳對立的。但我們并不能因為否定頑固派就肯定主和派。當時，主和派在向侵略者投降和鎮壓義和團方面比頑固派更堅決，在賣國方面比頑固派更主動。這難道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嗎？
    有的同志一再聲明他們并不贊成投降，只是主張對“主和”進行“具體分析”，不要一概否定。他們提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應輕率地“對外開戰”。他們在進行這種“具體分析”時，卻回避了這樣一個“具體”事實，即：中國近代的歷次對外戰爭都是外國侵略者強加于中國的，從沒有一次是中國主動“對外開戰”。在外國已經大舉入侵的情況下，中國實際上只有兩條路：或者抵抗，或者投降。“主和”實際上就是投降。就八國聯軍戰爭而論，這次戰爭明明是帝國主義挑起的。在侵略軍攻占大沽，進犯天津，正式發動侵略戰爭之后，清政府才被迫宣布對外抵抗。而袁昶之流在外國大舉入侵的情況下，仍然反對抵抗，堅持“主和”。試問，他們主張的“和”不是投降賣國又是什么呢？
    有的同志還爭辯說，在一定條件下，對侵略者實行妥協退讓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唯一正確的作法。他們舉出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事例來證明袁昶等主和派的“正確”。對于這種論證方式，我認為是不科學的。這些同志強調要“從實際出發”，但他們卻恰恰忽視了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的歷史條件和中國近代的歷史實際之間的根本區別。
    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的歷史條件是怎樣的呢？當時，十月革命剛勝利不久，新建立的蘇維埃國家還十分脆弱，而國內外形勢又極其險惡：外有德國的軍事進攻，內有反革命的頑強反抗。當時列寧尖銳地指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德作戰，“可能甚至不需要經過幾個月，而是經過幾個星期，就會把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推翻”，人民已經取得的偉大革命成果就有完全喪失的危險。當時唯一的出路是：對德國實行退讓，爭取一段喘息時間，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并且安排好廣泛而深入的群眾性的組織工作”，使蘇維埃政權得以鞏固。事后，列寧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為什么我們能夠正確地采取布列斯特和約的退卻辦法呢？因為我們前進得很遠，所以我們有退卻的余地。從1917年10月25日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為止，我們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個星期之內建立了蘇維埃國家，用革命的辦法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使作了這個大倒退（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我們還是保留了充分廣闊的陣地，能夠利用‘喘息時機’來勝利地前進，去反擊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這里，列寧清楚地說明了當時對德國實行退讓的目的和條件。退讓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喘息時機去反擊國內反革命叛亂，鞏固剛取得的偉大勝利成果，實行退讓的條件是革命力量“前進得很遠”，因而“有退卻的余地”。這些和八國聯軍戰爭時中國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試問，當時中國有什么“偉大勝利成果”亟待鞏固，須要用退讓來換取“喘息時機”呢？中國什么時候曾經“前進得很遠”因而“有退卻的余地”呢？事實上，從鴉片戰爭起，中國一直在帝國主義不斷進逼下節節后退，到八國聯軍戰爭時，中國已面臨亡國的深淵。難道這時中國需要的不是奮起抵抗而是繼續后退嗎？列寧對外退讓是為了集中力量去反擊國內反革命勢力，鞏固革命政權，袁昶之流則是力圖保持和加強中外反動勢力的同盟，共同鎮壓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二者能相提并論嗎？
    三、如何看待近代中國農民的自發反帝斗爭
    我們認為，在近代，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大障礙，反帝是近代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近代中國各種類型的反帝斗爭，無論是林則徐等愛國官紳領導的，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或是農民自發進行的，盡管各有其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性，但就其主流方面、本質方面而言，都是應該加以肯定和贊頌的。對此，也有一些同志提出異議。
    有些同志認為，中國近代的首要任務不是反帝而是學習西方，而要向西方學習，就必須反對任何排外言行。有的同志提出：“十九世紀末時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排外與反排外之爭，實質上即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爭。”按照這種理論，反排外就意味著堅持資本主義道路，應該肯定；排外就意味著堅持封建主義道路，應該否定。而農民的自發反帝斗爭都是籠統排外的，自然也就屬于應該否定之列了。至于排外色彩特別強烈的義和團，更被某些同志用極其尖刻的語言加以貶斥和嘲諷。他們斷言義和團運動是慈禧等封建頑固派“愚弄和操縱”的一場排外運動，而這場運動卻“被戚本禹籠統冠以‘愛國主義’的美名，這真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莫大之悲劇”。按照他們的說法，“愛國主義”這個“美名”是戚本禹之流別有用心地加在義和團頭上的，誰要是堅持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愛國主義的，誰就是還沒有從林彪、“四人幫”的蒙蔽下擺脫出來。對于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斗爭，他們也表示極大的蔑視。他們說：“擁有強大國際資本，擁有近代工業和近代軍事科學技術的帝國主義列強根本不會害怕這種所謂的反抗，八國聯軍的鐵路與《辛丑條約》的枷鎖很快就證實了這一點。可惜，長期以來我們有些研究工作者對這種愚昧卻是倍加贊賞的。”
    毋庸諱言，近代中國農民的自發反帝斗爭是以籠統排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帶有原始、落后的色彩。對于這類斗爭應該怎樣評價呢？恩格斯在談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民的自發反侵略斗爭時曾說：“我們不要像騎士般的英國報紙那樣去斥責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為，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你可以說，這個戰爭帶有這個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見、蠢笨的行動、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蠻氣，可是它終究是人民戰爭。”這里，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中國人民自發反帝斗爭的落后性，但同時更著重地強調了這種斗爭的愛國性質和正義性質。列寧在談到義和團運動時也曾說：“中國人并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這里，列寧所強調的也是義和團反侵略的正義性質。
    在談論近代中國的排外思想和排外活動時，有必要對農民的排外和封建頑固派的排外加以區別。封建頑固派的排外是為了封建勢力的狹隘利益。他們幻想恢復自己的一統天下，卻不愿進行艱苦的反侵略斗爭，更不愿在斗爭中做出重大的犧牲。每當反侵略斗爭受到挫折，他們便迅速由排外轉為投降。農民的排外則是為了維護民族獨立，反對外國奴役。他們對侵略者的反抗是堅決的，不屈不撓的。農民為了集中力量反抗侵略者，有時也爭取封建統治階級的合作與支持。義和團甚至曾打起“扶清滅洋”的旗號。“扶清滅洋”的口號是有缺點的，但義和團的目的并不是“扶清”，而是“滅洋”（趕走侵略者）。由于清政府在八國聯軍大舉入侵前一直實行對外妥協退讓、對內壓制反帝斗爭的政策，義和團雖然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實際上卻一直在以武力反抗清政府的鎮壓。只是在清政府被迫對外抵抗的一段很短的時間內，義和團與清政府才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過暫時的合作。而當清政府公開向外國投降后，義和團也就舉起了“掃清滅洋”的旗幟。在近代，農民不僅是反帝的主力軍，也是反封建的主力軍。把農民的排外與封建頑固派的排外混為一談是不恰當的。同樣，對“反排外”也應具體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積極學習西方先進事物、主張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道路的先進人物，也有甘心充當帝國主義的走狗和代理人的漢奸、買辦等等。對“反排外”一概加以肯定也是不科學的。
    至于義和團等農民自發反帝斗爭的力量和作用，盡管我們有些同志采取不屑一顧的態度，并斷言“帝國主義根本不會害怕這種所謂的反抗”，但是，一些對中國了解頗深的帝國主義者卻并不敢輕視這種斗爭。還在八國聯軍剛占領北京，侵略者趾高氣揚之時，在中國進行了幾十年侵略活動的帝國主義高級謀士赫德就憂心忡忡地指出了義和團運動所揭示的“不祥”預兆。他寫道：“這是一個純粹愛國主義的自發自愿的運動”，“這個運動己經掌握了群眾的想象力，將會像野火一樣燒遍全中國”。“今天的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國！”“外國的發號施令有一天必須停止，外國人有一天必須離開中國，而目前引起注意的這段插曲就是今天對于將來的暗示。”當歷史的發展遠遠超出了赫德的預料。事實是，義和團運動之后僅僅過了半個世紀，外國侵略者就被趕出了中國，而不必等到2000年。但是，在赫德的擔心早己成為現實的今天，當初赫德憑著反革命的敏感己經覺察到的義和團運動的偉大意義，卻遭到了我們一些同志的堅決否認，這倒是令人深思的。
    四、中國的出路何在
    鴉片戰爭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少先進的中國人曾把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視為中國的唯一出路。這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也是進步的。但是，無論是康有為等發起的戊戌維新運動還是孫中山等發動的辛亥革命，都迅速遭到了失敗。這條路實際上總是走不通。其所以走不通，一方面是由于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買辦勢力緊密勾結，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十分微弱，而且多數民族資本家關心的主要是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缺乏遠大目標和斗爭精神。他們對維新運動尚且不敢積極參加，對革命運動更是疑慮重重。他們害怕革命帶來的社會動蕩會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不但不敢把廣大工農群眾發動起來去同強大的反動勢力進行決死斗爭，反而十分害怕工農的發動。在革命爆發前，他們企圖以立憲來抵制革命；革命爆發后，他們又以各種方式對革命派施加影響，力促革命派向袁世凱妥協，以便盡快結束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竟得不到資產階級本身的支持，它遭到失敗乃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后，不甘心失敗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曾從不同角度總結教訓。陳獨秀和早期的李大創認為，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國民覺悟太低。要解決這個問題，靠政治斗爭是無濟于事的，唯一的辦法是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大力宣傳西方思想文化。他們認為，只要西方思想文化在國民中普及了，民主共和制度就自然能夠實現。他們不懂得，思想文化歸根到底要受經濟政治條件的制約。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根本不可能真正普及。企圖靠文化宣傳來完成政治革命所未能完成的改造中國的任務，乃是脫離實際的幻想。孫中山不同意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主張。他提出，革命失敗的原區在于“單破壞地面，沒有掘地底陳士（指舊官僚、武人、政客）”。“以后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但是，怎樣才能保證今后的大革命能把“地底陳士”清除干凈呢？這個革命要靠什么階級來領導，靠什么階級的力量來完成呢？孫中山回答不了這些問題。
    十月革命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推動人們去探索新的出路。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由西方轉向蘇俄，開始學習馬列主義，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由共產主義者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用馬列主義分析中國的國情，找到了中國真正的出路，這就是經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
    孫中山雖然沒有接受馬列主義，但他也十分重視學習十月革命提供的新經驗。他提出：“我黨今后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推俄國為新式的。吾人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這表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也對學習西方這條道路產生了懷疑，開始探尋新的出路。
    當時，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多數人仍然堅持學習西方的主張。在共產黨內，也有人附和這種主張。大革命時期，陳獨秀把革命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認為革命的結果應該是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并沒有掌握領導權的能力。結果是領導權落到反動的大資產階級手中，革命遭到了失敗，國民黨也蛻變為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政黨。此后，資產階級民主派進一步分化，一部分倒向右派，一部分轉向共產黨。另一部分人繼續堅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他們的號召力遠不能與當年的孫中山相比，當年孫中山尚且無法實現的目的，他們自然更無法實現。
    總之，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雖然曾有不少人把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中國的唯一出路，并曾長期為之奮斗，但這條路始終沒有走通，而且越來越走不通。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走上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后，中國的歷史才出現了轉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變成了獨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歷史事實證明，只有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真正的出路。
    但是，有些同志在總結中國近代歷史時，卻得出了另一種結論。他們提出：“在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打上門來的情況下，我們被迫向他們學習，拋棄落后，爭取進步，使自己現代化，是唯一的出路。現代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沒有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或者實現的不可能是社會主義。” 這里所說的“向他們學習”，顯然是指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這里所說的現代化，也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簡要地說，這些同志的觀點就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只有在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以后，才能搞社會主義。這些同志提出的實際上并不是什么新的創見，而只是重復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派和陳獨秀早已提出并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陳舊觀點。這些同志既然以歷史學家的身分重新提出這些觀點，便理應用歷史回答下述問題：為什么被他們宣布為“唯一的出路”的學習西方之路始終沒能把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難深淵中拯救出來，而被他們視為并非出路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之路卻使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在外國資本主義壓迫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單靠“學習西方”能不能“使自己現代化”？先現代化、再搞社會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能？可是，他們對這些問題卻避而不答。實際上，他們也無法回答。
    歷史是發展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國人民還不可能找到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把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作唯一出路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歷史證明這樣“學習西方”并非真正的出路，但當年他們勇于在黑暗中尋求救國道路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們贊頌。可是，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早已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制度早已建立、社會主義建設已取得偉大成就的今天，我們的某些歷史學家仍堅持如此“向西方學習”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的觀點，這絕不是對歷史的尊重，而是對歷史的嘲弄。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3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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