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長征”與“重走長征路”
雙石
“長征”與“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的概念:長征,是指土地革命戰爭(亦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間,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實施的戰略大轉移。
紅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0日從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長汀、寧化(福建境內)、瑞金、于都(江西境內)出發,途經閩、贛、粵、湘、桂、黔、滇、川、康、甘、陜11省(當時的省屬),翻越夾金山、夢筆山、長坂山(亞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人跡罕至的茫茫大草地,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吳旗鎮。根據紅一軍團直屬隊里程統計,紅一軍團軍團直屬隊的總行程為18088里,而據一般記載,走得最遠的部隊,行程超過25000里。
紅二方面軍(紅二、六軍團)1935年11月19日從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桑植縣劉家坪出發,途經湘、鄂、黔、滇、川、康、青、甘、寧、陜10省92縣,翻越哈巴雪山(玉龍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亞卡山、海子山、馬巴亞山、惡熱山(4902米)、麥拉山(4921米)等8座雪山、1936年10月22日在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紅二、六軍團的長征總行程為20050里。
紅四方面軍1935年3月28日,為策應長征中的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實際上開始了戰略轉移——也就是開始了長征,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經歷了許多曲折,其間又經歷了南下的反復,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共同北上,轉戰過川、康、甘3省,行程10000余里,三次跋涉雪山草地(紅四方面軍翻越的雪山有夾金山、夢筆山、虹橋山、長坂山、昌德山、打古山、黨嶺山、巴郎山、鷓鴣山等多座),于1936年10月9日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紅二十五軍于1934年11月16日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何家沖出發,途經鄂、豫、陜、甘4省,于1935年9月15日在陜甘革命根據地延川縣永坪與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行程近萬里。
另外,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從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遂川橫石出發,開始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1934年10月24日,在印江縣木黃鎮與紅二軍團會師,行程6000余里。雖然紅六軍團這次西征長期沒有被列入“長征”范疇,但筆者認為,紅六軍團以“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義率先開始的“西征”,實際上是“長征”這個戰略大轉移的先導,應該也屬于“長征”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各主力紅軍長征的路線不同,行程當然也不同。而以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行程為最長,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主要是指紅一方面軍“走得最遠的部隊”的行程。
哪支部隊走得最遠?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
紅軍長征是一個復雜戰略機動過程,因作戰、籌糧、宿營、擴紅、宣傳、佯動及機動需要等等原因,就是在同一方面軍向同一方向前進的各個部隊,也不可能總是走在同一條路線上。走回頭路,走弓背路,走冤枉路,都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其間還有一些部隊因各種原因脫離原建制的部隊而參加另一個方面軍的長征等,所以要準確復原統計出走得最多的究竟是哪支部隊,實際上相當困難。
以中央紅軍的長征為例,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一、三、五、八、九等五個軍團的戰斗部隊和軍委直屬縱隊。進入黔東南后,紅八軍團撤銷,軍委各直屬縱隊縮編,這個基本建制一直保持到進入川西北高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爾后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紅五、九軍團和軍委縱隊的一部分至此則脫離中央紅軍建制,參加了紅四方面軍的南下行動(也是長征的一部分)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后再次北上的行程。所以,真正自始至終參加完中央紅軍長征全程的軍團一級部隊,只有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部隊大部。而列入紅四方面軍建制的紅五、九軍團,又參加了紅四方面軍的南下行動及再次北上,其行程肯定也遠超出了“二萬五千里”。
再如紅二方面軍的紅六軍團,在長征開始前兩個月,他們就退出湘贛革命根據地,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率先開始戰略轉移。一年后又與紅二軍團一起,從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出發,參加了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其行程估計也早已超出“二萬五千里”的范疇。
至于紅一、三軍團中究竟哪支部隊行程最長,這需要根據有關資料繪出各部隊長征行程的詳圖,并對其里程進行圖測和實測。而由于原始資料缺失、錯訛等各種原因,雖然各地有關部門作過一些工作,但成效卻并不如人意。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出版過一套長征路線詳圖,已出版的略圖也有諸多錯訛。比如《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中紅九軍團在黔西北的長征路線,就把大方的“貓場”誤作織金的“貓場”——川黔邊一帶,“狗場”、“貓場”、“牛場”、“雞場”地名非常多,往往不出幾十里方圓,就有多個重復地名。
筆者根據各地區史志資料和現存的歷史檔案,嘗試著恢復中央紅軍團以上單位的行進路線,但感覺難度相當大,恐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尤其是實地考察實測。不過,根據已繪出的團以上單位的路線詳圖與現有的紅軍日記和檔案資料以及已知“重走長征路”者的行程比對,個人感覺中央紅軍“走路最多”的部隊,其行程肯定會超出“二萬五千里”。
“重走長征路”的困惑
目前國內國外都有許多人“重走長征路”,但多為體驗性質,實際上走的都是大的節點。筆者迄今還沒有發現有誰按“走得最多”部隊的路線來克隆過紅軍長征行程。加上時隔多年,紅軍長征路線上的許多行政區域和道路的變化也很大,知情人或當事人故去的很多(就是當事人的回憶或日記,也因各種原因會產生多種錯訛,需要與相關歷史檔案比照鑒別和辯折),有些本來就鮮為人知的行進路線更是被長期忽略了,甚至可能還有尚未為人知曉的路線。當年紅軍在是過路,在許多地區行進都沒有大比例尺地圖,只能靠偵察和詢問向導標注路線,許多地名是靠譯音來標記的,錯訛當然就在所難免。
至于行程記錄上的誤差恐也在所難免,以紅軍長征的條件和需求,不可能對所行進路線都進行實測,所以里程記錄上的誤差肯定也存在。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誤差”既可能有多估也可能有少估,比如根據耿飚和李聚奎回憶,從金沙江的龍街渡口趕到皎平渡渡口的行程是120里,然而筆者在圖上用折線法測出的平面距離就遠不止這個數字,更何況這一段行程全是陡峭峽谷山澗的崎嶇小道。
紅軍長征是戰爭行動不是體育競技,具體行程上的各個節點也不是簡單的直接遞進關系。有時圍繞著一個節點,往往會產生諸多政治軍事行動,這些政治軍事行動本身也是行進的過程。長征中的“走”和“打”是一對孿生兄弟,“打”本身也要產生行程。紅軍長征是數萬人的大兵團機動,不會總是擠在一條道路上行進。其間為了籌糧、就糧、宿營、擴紅、宣傳、佯動以及機動本身的需要,往往是分多條道路行動的,“多條道路”的行程當然也不一樣,有多的也有少的,“多”和“少”的日行程相差數十里是情理中事。比如根據時任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秘書的童小鵬日記記載,二渡赤水再占遵義后,軍團政治保衛局在遵義附近休息,而與此同時紅一軍團的戰斗部隊卻在追擊中央軍的敗軍,直至烏江渡口,爾后又返回遵義至懶板凳(今南白鎮)、遵義間集結,這兩者之間的行程差就已經是百里以上的范疇了。又比如紅軍在安順場渡口強渡成功后,還向下游追殲逃敵扼敵反撲以鞏固渡口,由此產生的往返行程也在百里開外。
筆者曾設想真正盡可能貼近的克隆一回各主力紅軍的長征路線,但這個設想不太可能以個人行為完成——“你不可能同時涉足兩條河流”,雖然筆者曾經嘗試以摩托為代步工具對長征的一些局部路線進行過考察,但也痛感到個人力量的單薄。現在筆者所設想的“重走長征路”,是需要組織一支多人考察隊,分組模擬軍團一級甚至團一級部隊重走長征路,并進行路線里程實測等考察活動,完成一套詳盡的、地理要素完備且有關數據相對準確的長征路線詳圖。筆者認為,這或許比建設紀念館耗巨資打造“紅色景觀”什么的要有意義得多,宏觀的長征歷史我們已宣傳了幾十年,但微觀的具體的詳盡的盡可能準確的長征歷史的基礎數據復原,我們關注得還遠遠不夠,許多宣傳長征的文學作品甚至史志或學術著作的撰文者在寫作時都不參照地圖(也難怪,大比例尺圖很難找),有些文字以訛傳訛流傳了多年。所以也難怪許多一知半解的洋人大概齊地走了一回長征路就敢浪言要顛覆長征歷史數據。
“重走長征路”的探險體驗型旅游開發價值
有兩個洋娃娃前些年走了一回長征路,自稱是“準確測量”了里程,不知他們用的是什么先進方法,估計就是GPS測出了行進軌跡投影吧。然而GPS是個好東東但也是個有局限性的好東
圖一:從冕寧縣城到彝海 |
圖二:從磨西到瀘定 |
“重走長征路”其實對長征行程中的地方具有相當的探險型旅游開發價值,紅軍長征經過了中國西南西北諸多有著顯著地理特色和少數民族風情的地區,奇山異水,雄關險道加上風土民情,本身就是紅色旅游的豐厚資源。各地有關部門是否可以考慮在準確勘定紅軍各部隊長征路線的基礎上,有意識地在當地群眾中培訓一批略且專業性的向導,利用馬幫等各種特色代步工具為有“重走長征路”的人們帶路導游?想必這比圍著豪華的紀念館看文物更刺激也更具吸引力,或許還能發掘出更豐富的旅游文化內涵來。在有些已經廢棄的天險地段,還可以設想在建立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讓游客對當年紅軍跨越天險的情景進行模擬體驗,以使娛樂性與教育性有結地結合起來。
紅軍長征是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文化遺產,如何開發利用這些遣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許多耐得住寂寞的艱苦工作。筆者希望與更多的有志于此的同道共同努力,在這個課題的研發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圖三: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戰役中各路部隊行動路線略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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