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國人回憶錄中西方傳教士充當間諜的證據

西方人的傳教士不管是哪個教派的，從來都是充當殖民者的幫兇，輝煌的印加文
明實際上就是毀在傳教士手中，殖民軍要的只是金銀珠寶，而傳教士卻以印加文
明是異端為名銷毀了幾乎所有的印加書籍，給人類文明留下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今年是義和團運動100周年，一百年前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震撼中外的反
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是把反對利用宗教作為侵略工具、反對列強瓜分和抵抗
八國聯軍結合起來而進行的民族自衛戰爭。它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反對
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性，表現了中國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慨；沉
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狠狠地教訓了入侵者，對中國當時面臨的
亡國危機起到了挽救的作用。周恩來對義和團運動曾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斗爭
是五十年后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為爭取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獻出
生命和鮮血的義和團先烈們，丹心碧血，將青史永垂。
　　

　　　　為“基督文明”而戰的八國聯軍（許多傳教士也不例外）在攻打北京和
北京陷落后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的全部罪惡是罄竹難書的；西方在華的強力傳
教與“護教”軍隊在中國人心靈所造成的極端痛苦與屈辱，中國人民也是不會忘
記的。本文僅就義和團運動時期，洋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略作敘述，以茲紀念義
和團運動并緬懷先烈。
　　

　　　　義和團運動期間，洋教士無惡不作，始終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們從干涉
、參與武裝鎮壓到搶劫，直至設計進一步侵華方案，欠下了中國人民數不清的血
債。
　　

　　　　19世紀末到1900年春，義和團在山東、直隸和京津迅速發展，帝國主義
大為震驚，列強公使紛紛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嚴懲義和團，以后又發
展成八國聯軍侵華。洋教士也興風作浪，推波助瀾。
　　

　　　　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
溥，他早在山東時就用各種手段搶占房地產，以擴展他的地盤。他以《字林西報
》專欄作家的身份，大寫文章、廣造輿論、誣蔑和謾罵，并要求鎮壓中國人民的
反帝斗爭。他于1899年12月2日，向駐京美國公使館發出了下列電報：“拳民叛亂
在山東、直隸兩省的20個縣迅速蔓延。槍殺、放火、暗殺之事有增無已，其明顯
目標在殺害基督教徒，驅逐所有外國人。除非四國公使聯合起來，使用壓辦，則
龐莊—臨清—濟南府的美國人，認為形勢是毫無希望的”。（麻海如：《華北公
理會七十五年》，第64頁）同年《字林西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北方火
災臨頭》。他疾呼“若不從速撲滅，則全帝國將無外人可居之地，甚至連將來的
勢力范圍也就沒有了”。明恩溥還親自出面控告魯西道臺吉燦升，平原縣令承泗
、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和屠縣的秦應舉等，“懲辦拳民不力”。袁世凱任代
理山東巡撫后，他又和袁商討有關鎮壓“大刀會”事宜。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也竭力參與帝國主義列強鎮壓義和團的活動。1900年
春，李提摩太到美國出席“環球基督教會議”和“布道差會會議”。在會上，指
陳中國局勢的嚴重，預言不久將有“變亂”發生，要求各個傳教機構采取共同行
動，設法弭止。接著又到波士頓、華盛頓、紐約州等地，發表演說，會見美國政
府要人，請求美國干涉正在中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返華途中，他聽說義和團運
動已經由直隸發展到許多省份，便發電給上海的英國總領事，轉請英國首相要求
中國各省督撫對在華英人的安全負完全責任，如有事故發生，惟該督撫是問，提
供了“東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年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區法籍主教樊國梁致函畢盛，因義和團在
京師及直隸發展迅猛，請法國武裝人員駐北京，“保護我們和我們所有的東西”
。（《藍皮書》，第72頁）
　　

　　　　1900年5月末，傳教士們一再向榮祿、裕祿、順天府尹和總理衙門發出緊
急函件，要求他們迅速鎮壓義和團，保護洋教勢力。樊國梁寫信給榮祿說：“…
…即是保安、安肅、安興、新城、霸城、霸州等處拳匪日眾，兇焰甚熾，眈眈虎
視，……本主教目擊如此情形，不得不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閣下遇便代為奏明
皇太后，設法救教民于水火之中也”。“若不作速想法嚴辦”的話，列強將“護
教弭亂”，將要“仿效占據膠州之故事”，各國軍艦“將銜尾而至”，“數平匪
亂”。（樊國梁、林懋德：《信稿錄存》1900年，《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3期
，第23頁、26頁、20頁）
　　

　　　　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炮臺，7月14日，天津陷落，在準備向北京
進軍時，聯軍搜羅了不少傳教士充當侵略軍的向導、翻譯、情報官等。
　　

　　　　樊國梁在給巴黎遣使總會白登卜的報告中說：“我們在京城有一所中法
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
，……這是為了提供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
的，他們都受到法國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們報告，我手中已掌
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處。”［《遣使會年鑒
》1902年（合訂本），第71頁－72頁］
　　

　　　　法國遠征軍伏依龍軍團司令福里在給天主教北京教區副主教林懋德的信
中透露：“自從聯軍開到直隸境之后，你非常樂意派遣傳教士們以隨軍司鐸身份
加入軍隊，我們對他們在各方面無不盡量照顧。…他們離開自己傳教的職務，在
各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為軍隊服務的熱情和誠意，是值得我們十分感激
的”。（《傳教雜志》1902年合訂本，第123頁）
　　

　　　　除天主教傳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傳教士也有人擔任情報官的職務，丁
韙良、明恩溥等都脫去了道袍，成為翻譯官，并拿起了武器。義和團開始包圍使
館時，丁韙良搬進了英國公使館大院，領了毛瑟槍，參與巡邏和槍殺義和團。明
恩溥也借華北公理會舉行年會之時，跑到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與丁韙良等
一起荷槍實彈地鎮壓義和團。
　　

　　　　在天津的英國傳教士寶復禮被英國遠征軍雇用，任遠征軍情報處官員，
隨聯軍進攻北京，他還帶幾名中國教徒充當便衣密探。據他自己說：“情報處負
責繪制每天的行軍地圖，……圖上標明每一村莊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獲得的其
他情報，包括敵方的炮位、炮數和戰壕；事實上，這張行軍地圖對軍官們的重要
性等于航海圖對船長一樣。……在我們出發前5天，首先派出兩名基督徒學生充當
密探，……當他們回來向我們報告時，我把他們帶到司令部，……他們提供的全
部情報在地圖上一一標明。……這已成為每天的日常公事”。（《傳教雜志》1902年
合訂本，第123頁）寶復禮在跟隨聯軍打到北京的過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據
他自己的敘述：“這時我們已捕獲了不少俘虜，……通常是把他們編成12人或20人
一隊去拖船或推車。……凡敢于逃跑的
　　就立即射殺。……我的一部分任務就是審問這些俘虜，把所得的情報給情報
處”。（《跟隨聯軍從天津到北京》，第80－81頁，第101－105頁）他又說：“
8月12日，參謀長巴魯將軍把我叫去，……把竇納樂的一封急信出示給我看，……
內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適宜的地點，并附有一份作戰計劃書。……我認為他要
我們從永定門打進城去的建議是錯誤的；首先，這樣做使聯軍多走三英里路，這
將浪費時間；其次，永定門要比東南城沙窩門堅固得多。我們建議從沙窩門（即
廣渠門為外城的東門）打進城去。我的意見被采納。……13日黃昏，先頭部隊出
發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兩點鐘跟隨將軍率領步兵團出發攻城”。（《
跟隨聯軍從天津到北京》，第101頁－105頁）實際上寶復禮早在被英軍雇用前就
已為他們效勞了。1900年7月14日八國侵略軍攻陷天津。寶復禮奉命帶一名騎兵上
尉去搜查總督（裕祿）衙門，把總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帶走。
　　

　　　　從以上可知，所謂“傳播基督福音”的傳教士已撕去其偽裝，成為八國
侵略軍的一部分，直接參與了武裝侵略的行列。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后，燒殺擄掠，“京內尸積遍地，腐肉白骨縱橫。”
（《義和團》第1冊，第90頁）他們在北京下令大殺、大搶、大燒三天，實際上豈
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難書的。就連后來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的
瓦德西也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
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義和團》第3冊，第123頁）當時各國在北京的傳教
士，各國公使及其隨員，也都趁火打劫，大發橫財。
　　

　　　　以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為首的傳教士們，在法國公使的同意下，
下令教徒搶劫，樊國梁自己也參與這一行動，從8月18月開始，連續搶劫了8天。
1901年樊國梁同巴黎《時報》記者談話時承認了這一事實。他說：“我們應該不
應該下令搶劫呢？我于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
立刻準我所請”。（《遣使會年鑒》1902年（合訂本），第69頁）樊國梁于是公
然出了“布告”下令教徒搶劫，并規定教徒搶劫不滿50銀兩的，不用上繳。超過
50銀兩的，一切搶來之物都應歸公，堆入一處，然后大家均分。命令如下：“（
1）每戶為全家使用，在解圍后八天之內所抑之糧、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總值不
超過五十兩銀子（折合175法郎），可視為無義務償還，因為這些東西屬于絕對必
需。（2）每戶或每人于上述期間所搶之物，價值如超過五十兩銀子的，應負責償
還，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將多余之物歸公”。……（《遣使會年鑒》1902年
（合訂本），第229頁－230頁）據美國《紐約先驅報》1901年1月9日的報道稱樊
國梁僅在一處王府立山家里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100萬兩銀子。樊國梁也不得不承
認自己搶劫，但他只承認搶劫了二十萬零四十七銀兩又五十枚”。［《傳教雜志
》1902年（合訂本），第121頁－123頁］八國聯軍是同天主教傳教士一起進行搶
劫的。1900年12月14日，法國的《北方醒報》登載了某回國士兵的陳述道：“從
北堂我們開向皇宮，修士們跟著我們去，……他們慫恿我們屠殺、搶劫，……我
們行搶都是替教士干的。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
實際搶了八天。教士們做我們的向導。我們進一家就隨便拿東西，我們把店掌柜
抓了當仆役，教士們把搶來的東西，讓他們背著運到北堂去了……”天主教的傳
教士還到各個縣勒索巨額賠款。
　　

　　　　基督教傳教士和天主教傳教士一樣瘋狂地參與了搶劫的活動。丁韙良也
是搶東西的強盜。他對當時的北京情況是這樣描寫的：“有一大半居民放棄了他
們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們倉惶逃跑，他們的衣櫥里塞滿了值錢的皮貨
，地板上撒滿了最華麗的綢緞，有些地方滿地都是銀錠。多么誘惑人去搶劫啊！
”（丁韙良：《北京被圍目擊記》第131頁，第135頁，第136頁－137頁）丁韙良
承認自己“干了一點小小的搶劫”。他還描述了美國公理會都春圃牧師在一處王
府搶劫的情況。他說：“美國公理會在一處王府駐扎，都春圃牧師發現該
　　處和附近一帶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貨、綢緞和其他值錢的東西。他向軍隊和使
館做了通告，把這些物品拿出來公開拍賣”。（丁韙良：《北京被圍目擊記》，
第131頁，第135頁，第136頁－第137頁）
　　

　　　　美國公理會梅子明牧師的搶劫活動更為瘋狂，可謂是典型。他在使館解
圍前就已動腦筋要搶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選了他以前住處東首的
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會同幾個傳教士，帶領200余名教徒占領了王府。他們首先
搶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裝起來。在他的指揮下，兵分兩路，一路
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圍的各個客戶家中進行搶動。他的一部分親筆信，
反映了他當時的強盜行徑。如8月20日從蒙古王府他寫的信中稱：“由于我是王府
的頭頭，我突然變成了一個顯赫的人物，周圍的鄰舍把我當做一個王子對待”。
他在8月29日的信中說：“今天我在這里前主人藏財寶的閣樓中發現大量的珠寶、
紋銀和四只表。我們將盡快地把這些財寶全部運到美國公使館的保險庫中去”。
9月18日的信說：“福西士上尉帶了二百名騎兵到北京東郊沙河和別的地方進行掃
蕩，我擔任向導和翻譯。我們放火燒了兩個義和團總部，摧毀了一些軍事設施”
。（博恒理：《梅子明傳》，第190頁－191頁，195頁－199頁）梅子明還將劫物
進行公開拍賣，甚至私設公堂審問群眾，進行逼供和敲詐勒索，并要他們供出義
和團人員的去向。他還不時地跑到鄉間去強迫派糧、派食物，要他們運送到侵略
軍的軍營中去等等。
　　

　　　　傳教士們還到處任意勒索賠款，“用人頭抵人頭”殺害無辜農民和索取
銀兩。從1901年到1902年，僅北京和直隸自籌賠償給教會和傳教士的銀子竟達11124012兩
，這些都是在簽訂條約之外的額外勒索。
　　

　　　　對傳教士們的強盜行徑，李佳白在1901年美國出版的《論壇》雜志上，
發表題為《搶劫倫理學》一文中卻為之辯護。他說：“搶劫是戰爭的戰利品，倘
若中國人不愿被搶劫，他們就不應該發起這場戰爭”“搶劫是一種高級倫理學”
。他還對自己未能進行更多的搶劫表示遺憾。可見這位傳教士的帝國主義本質。
　　

　　　　美國著名的進步作家馬克·吐溫對當時傳教士們在中國的暴行作了義正
辭嚴的譴責。他寫了題為《給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長篇文章，發表在1901年2月出
版的《北美評論》上。他首先引用了一段1900年12月24日《紐約太陽報》刊載的
該報記者錢伯蘭從北京梅子明處直接采訪的消息：梅子明“已為每一個被殺害者
索到三百兩銀子，并強迫對所有被毀損的教徒財產給予充分的賠償。他還征收了
相當于賠款十三倍的罰金。梅子明先生聲稱：他所索取的賠款，比起羅馬天主教
來，還算是適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抵人頭’，他們為
　　每個被害者索取五百兩銀子”。
　　

　　　　接著，馬克·吐溫評論說：“梅子明先生為了清算別人的罪行，從貧困
的中國農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罰款，因此讓他們、他們的妻子和無辜的孩子們勢
必慢慢地餓死，而可以把這樣獲得的殺人代價用于傳播福音。他這種搜刮錢財的
絕技，……正具體地表現出一種褻瀆上帝的態度，其可怕與驚人，真是在這個時
代或任何其他時代都是無可比擬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聰明謹慎的手段來
經營，是一個聚寶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戲，這里面有更多的錢，
更多的領土，更多的宗主權，以及更多的別種利益。”馬克·吐溫的正義
　　譴責擊中了要害，使這些干壞事的傳教士張惶失措，美國的反動勢力也為此
慌了手腳。
　　

　　　　不僅如此，傳教士們還為帝國主義強盜設計了義和團運動后如何進一步
侵略中國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為列強擬訂了一份“如何在中國恢復秩序”的
“意見書”，印發給西方各國政府機構參考，重彈他在維親運動期間提出的“國
際共管”的老調，其內容如下：“目前中國既然沒有一個被各國信任并能執行條
約義務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權已通過一個秘密策劃使全國陷入戰爭狀態，……各
國被迫必須組織一個新的、能夠維持永久秩序、使中國人和外國人獲得持久和平
與繁榮的聯合內閣。1、這個內閣將由一半外國人和一半中國人共同組成。2、每
個能派遣10000名常備軍駐扎在中國的大國得派2人為閣員。3、中國的總督
　　和巡撫得推派同等數目的人（譬如說2人）為閣員。這些人必須是列強所絕對
信任的。4、這個內閣的主要任務是：（1）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2）保障
中國的領土“完整”；（3）毫無歧視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個或幾國的
利益；5、新內閣將不受任何一國的直接管轄；6、應組織一個國際法庭處理這個
聯合內閣產生的一切問題；7、在過渡時期責成各國督撫負責各自轄區內的秩序，
不可派遣軍隊援救北京”。（《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頁）
　　

　　　　同年7月，丁韙良也草擬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國書》，叫嚷：“讓基督教
列強把這個異教的帝國（指中國）瓜分了，使中國跟著新世紀的到來而出現一個
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變了主張，向各國公使提出新的主張。9月15日出版的
京津《泰晤士報》上正式發表了他的“以華制華”的方案。其內容有：“1、為了
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災難，在各大國共同擬定下，將慈禧放逐，恢復光緒帝的合
法權利；2、取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后頒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黨羽的委任
狀，新政權許可者除外；3、恢復光緒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國批準后執行；4、讓
各國劃分勢力范圍，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勢力范圍內的各省督府的行動。丁韙良進
一步提出：“對中國來說，完全的獨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計劃可使現有的
機器保持運轉，避免無政府狀態，有利于進步，并可獲得中國人中間最開明的人
士的支持。另一個選擇是推翻清朝，由帝國進行正式瓜分，這是一個包含長時期
和痛苦磨擦的過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國可有時間醞釀他們的政策，推動逐
步改革，這比公開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獲得的利益要更為廣泛。利用中國人治
理中國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辦法不可能達到目的”。（丁韙良：《北京被
圍目擊記》，第145頁－147頁）
　　

　　　　同年9月28日，丁韙良在路經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英僑
禮拜堂）發表演說，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張，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見”，即
“若能有一個由外國官員組成的強有力的委員會來指導這位年青的皇帝進行治理
中國，和平與秩序就可以恢復。像目前這樣的暴亂必須要采取預防的措施。為此
目的，就必須解散中國軍隊，接收所有兵工廠或加以推毀。當你抓到了這只老虎
以后，就必須拔掉它的牙齒，斬掉它的爪子。……”（《北華捷報》1900年10月
3日，第729頁－730頁）這一番話中其猙獰面貌完全暴露無遺。
　　

　　　　很顯然，丁韙良的新“計劃”，是要求由各國組織“聯合委員會”，通
過扶植傀儡來控制清政府，并實施對中國的“改革計劃”，使中國成為各帝國主
義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僅僅是傀儡政權的外殼。
　　

　　　　丁韙良后來又寫了《北京被圍，中國抵抗聯軍》一書，除了惡毒地攻擊
義和團外，還為美帝國主義出謀劃策。他在提出“以華制華”政策之后，又為美
國提出了領土的要求。他說“假如讓我在中國境內挑選任何地方以代替戰費的賠
償，由中國割讓給我們一個‘立足點’，那最好是海南島，這是一個在香港與菲
律賓之間的踏腳石。它只有西西里島的一半大，但在出產方面可能是同樣富饒。
那樣我們就有一個踏實的基地，使我們在有關中國前途的一切重大問題上有發言
權。60年前英國要求香港島并不是為了掠奪土地，它所要的是一個根據地，一個
轉動世界的支點。對我們來說，為了取得海南島而進行談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
侵略。
　　

　　　　……美國應當像英國一樣，不因懼怕發展而放棄它光榮的卓越地位。…
…我們將領土擴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將我們的勢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國，是由于自
然的伸展。……在中國，直到目前，我們的政治影響一直不夠顯著，但現在有一
個很大的機會出現了，上帝不允許我們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來，我們
并不需要大塊土地作為我們的立足點。如果一個海南島不夠稱心的話，再有一個
大陸上的海口就可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也就是說，有了一個作為我們海軍艦隊的
避風港，一個駐防陣地，使我們軍隊為了反對某個貪欲的國家企圖吞并中
　　國時，或是為了鎮壓另一次像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這種世界的暴動時，有一個
集結的所在”。
　　

　　　　丁韙良揭開了“善良的傳教士”面紗，顯現出了殖民主義者的原形，為
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出謀劃策。
　　

　　　　以上僅是洋教士在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一部分，已可見他們侵略中國的
活動，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洋教士參與鎮壓義和團的罪俱在，不容抵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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