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與侯外廬的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論來談中國啟蒙運動史的科學研究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政治舞臺上的風云人物、著名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也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卓越學者。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論中滲透著豐富的學識外，還撰有卷帙浩繁的有關中外歷史、哲學、倫理、宗教、政治學、法學、文學等方面的學術論著。特別是“五四”運動后，他淡出政壇，居大學講席，擔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并兼任南開大學等校教授，學殖益廣，聲華日茂，在學術上代表中國晚生而又早熟的資產階級作出了特定貢獻。如果說他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等，在中國首倡反對封建史觀的史學革命，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理論的奠基性著作，那末，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及其姊妹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是專門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間中國學術、思想的開拓性著作，雖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狹隘的偏見和膚淺的論斷，卻也確實包含了一些熠熠閃光的真知灼見，至今仍有價值意義，并對我們科學地分析研究17——19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很有啟迪。

在“五四”運動的風雷激蕩中，蔣方震于1920年寫成《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邀梁啟超為之作序，梁氏認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保簡⒊骸肚宕鷮W術概論·自序》，中華書局1954年版。以下凡引該書，均簡稱《概論》，并不再注版次。）他將清代學術思想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比擬，不料“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概論·自序》）其篇幅幾與蔣氏原書相當，不宜再作書序，只好獨立成篇，這就是1921年出版、頗負盛名的《清代學術概論》。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是梁啟超1924年整理出版他在清華大學等校講義基礎上形成的一部名著。這兩部學術專著，都以清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線索為內容，可說是“五四”運動所促成的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意識進一步覺醒的思想表現和學術成果。頗有意趣的是這兩書寫法各有特點，孟祥才教授評曰：“《清代學術概論》篇幅較少，言簡意賅，是此期學術的鳥瞰圖，重點側重于‘論’?！吨袊倌陮W術史》篇幅較多，內容充實，是此期學術的展覽館，重點側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氣勢非凡，論鋒懾人；后者侃侃而談，循循善誘，學識服人。二書雖然風格不同，但確各有千秋，都顯示了梁啟超淵博的學識和高超的手筆”，“都是梁啟超學術論著中的佳品?！保舷椴牛骸读簡⒊瑐鳌返?44頁，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的確，梁氏的這兩部著作風格不同，或橫述以立論綱，或縱觀以求博證，但作為時代思潮的產物，其基本思路是前后呼應、一以貫之的，集中體現了他的近三百年中國學術思想史觀。本文擬就兩書之一貫處，綜論其得失，旨在評判梁氏這一方面的史學貢獻，并由此而對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一步深入研究近三百年中國學術思想史略作論析。

一

梁啟超親身經歷了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他以一種朦朧的歷史自覺，把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學者視為自己的思想先驅，并以繼承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等人修當代史及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為己任，肩負著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政治和封建思想文化的歷史使命，放眼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興起過程和發展方向，將明清之際以來的中國思想、學術潮流與宋明理學相比較而考察其異，再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思想相比較而發現其同，如此展開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研究，有綱有目，縱橫交錯，以思潮為經而以學說為緯，既富歷史感受、又具時代意識，可謂獨具只眼。比后來胡適將其所謂“中國文藝復興”既上推到唐、宋以來的“下層文藝”，又下斷到“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學”的謬說遠為高明；亦比錢穆等人僅僅排比人物、纂抄語錄而無史識的論著更為深刻。

大體說來，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成果與特色約有數端：

其一，梁啟超首次將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歷史作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他先是根據與這一時期學術發展大體相當的朝代，稱此期的學術為“清代學術”，或簡稱為“清學”；后又進而認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頁，上海民志書店1924年版。下引該書均簡稱《學術史》，并不再注版次。）也就是大致將17、18、19這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視為一個特定歷史進程，稱之為“近三百年學術”。

對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作這樣的劃界，是因為梁氏認為，明末清初以降，歷史地形成了一股反理學的時代思潮。他說：“‘清代思潮’果何物邪？簡言之，則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保ā陡耪摗返?頁）他從時代思潮的變遷入手，劃出學術思想史的階段，指出：“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于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于一方向，于是相與呼應洶涌，如潮然”，（上書第1頁）這就是所謂“時代思潮”，“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保ㄉ蠒冢岔摚┒髑逯H開始的“有清一代學術”，“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上書“自序”）一反宋明理學的舊思潮，故自成一新歷史階段。

梁啟超當然不可能認識到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對思想文化、學術潮流、意識形態推移的決定性作用，但他試圖用客觀環境和社會心理所制約的時代思潮之變遷來把握學術思想發展之大勢，顯然要比簡單地以朝代來劃分階段、以師承來區分學派的封建傳統學術史論著更為切合實際，更能客觀地反映學術思想發展的客觀進程，在方法論上無疑是具有本質意義的躍進。正因為如此，梁氏僅僅從歷史的現象形態，諸如“環境之變遷”、“心理之感召”、“思潮之形成”等提出并劃定“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如果再深其內在根據，揭示其與經濟運動、政治變局等相一致的思想邏輯，則這一劃界至今仍深有其科學價值。

其二，梁啟超視近三百年中國學術之主流為反理學思潮，具有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啟蒙意義。他認為：“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學術史》第2頁）具有科學精神。其思想的形式特征是“以復古為解放”，（《概論》第6頁）“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上書第3頁）由于梁啟超囿于傳統“漢宋之爭”的認識，把清代學術主流斷為漢學（樸學），而贊之為“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上書“自序”）故竭力推崇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力辨《古文尚書》為偽書，乃“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學術史》第110頁）并高度評價顧炎武在清學界具有“開學風”、“開治學方法”、“開學術門類”的特殊地位，稱其引起“學界空氣之一變，二三百年間跟著他所帶的路走去”，（上書第90頁）是“清學開山之祖”。（上書第83頁）

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在《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曾批評梁啟超將明清之際以后的反理學思潮僅僅歸之為一種治學方法和學術門類的變化，不免失之浮淺，并“有高揚了亭林而抹殺了他儒之嫌”。這一批評是有道理的。但梁啟超說：“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范圍，創草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主之”，（《概論》第9頁）又確為不易之論。明末清初開創的學術新風，重實際、求實證、講實效、尚實行，在學術路線、治學方法上同宋明理學判然有別，堪稱以科學代替迷信、以理性代替信仰、以民主代替專制的近代啟蒙思潮和中世紀蒙昧主義、信仰主義、專制主義尖銳對立的前奏。正如梁氏所說：

    學問之最大障礙物，莫過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對象，照例是不許人研究的，……

新學問發生之第一步，是要將信仰的對象一變為研究的對象。（《學術史》第110頁）

明末清初以來的新思潮，從懷疑“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到稍后的疑古辨偽考據之學，正是開了將數千年來奉為圣物的儒家經典作為研究對象的風氣，故梁氏將這一時期的學術主潮歸之于治學方法雖然流于片面，卻也不無合理之處。

其三，梁啟超縱向地考察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潮的歷史進程，并試圖探究其形成、轉向和衰落的根源。由于沒有科學史觀作指導，他的所述所論自然不可能盡皆正確，但其間確實存在有價值意義之處，絕不可輕易全非。他將“近三百年”學術史分成三個時期：啟蒙期，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閻若璩、胡渭等明末清初學者為代表；全盛期，以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乾嘉樸學大師為代表；蛻分期（清學之蛻分期同時即其衰落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以今文經學為形式的維新志士為代表。并論述了明末清初以來中國學術發展的三個階段，正是沒著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路線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從顧、黃、王等人的早期啟蒙思想，到乾嘉樸學，然后再到晚清的維新運動中“殘明遺獻思想”在歐風美雨滋潤下的重新復活。思想紛繁的“近三百年”學術史，被梁啟超勾勒出樣一條發展軌跡。

梁啟超偏重于從政治上尋求清代學術思潮形成、轉向和衰落的原因。他認為明清之際反理學思潮的出現，一方面是明朝的滅亡，喚起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極痛切的自覺”、“他們對明朝的滅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于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是為政治而作學問”；（《學術史》第14頁）另一方面是“經大亂后，社會比較的安寧，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厲于學”，而“異族入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精力治樸學。”（《概論》第20頁）至于清初“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和“近于科學”的治學方法之所以轉向考據學的畸形發展，成了所謂“科學的古典學派”，（《學術史》第36頁）而未能促成真正科學方法發展的原因，梁啟超作了多方面分析，如科舉制度對于自然科學的排斥，幾千年知識界注重倫理道德而輕視自然科學的傳統，乾嘉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清廷屢興文字獄等等；認為這些因素的綜合，導致清初的治學精神和方法未能走向近代自然科學的道路，而轉向考據古典文獻之途。他的結論是“總而言之，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所構成，凡在社會秩序安寧，物力豐盛的時候，學問都從分析整理一路發展，乾嘉間考證學所以特別盛行，也不外這種原因罷了”，（上書第38頁）而“凡當主權者喜歡干涉人民思想的時代，學者的聰明才力，只有全部用于注釋古典”。（上書第33頁）到了晚清，考據之學衰落而經世致用之風重興的原因，梁氏認為，既來自考據學研究方法的“精善”和研究范圍的“拘迂”、樸學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概論》第51頁）等內在矛盾的加?。挥謥碜杂凇碍h境之變化”，隨著清朝的腐敗，“嘉道以還，積威日弛，人心已漸獲解放，而當文恬武嬉之既極，稍有識者，咸知大亂之將至，追尋根原，歸咎于學非所用”（上書第52頁）的考據；“‘鴉片戰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于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對于舊政治而試奮斗，于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著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上書第58頁）

梁啟超的上述分析顯然側重于從政治現象著眼，也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學術發展的內在矛盾，雖然他未能揭示出明清之際崛起的早期啟蒙思潮在歷史洄流中轉向的社會經濟根源，也沒有深刻發現這一時期學術思想曲折發展的內在根據，但他能夠注意從政治、經濟、傳統惰性和內在矛盾等諸方面，探究特定時代的思潮起落和學風轉變的根源，描繪出“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乎螺旋的發展道路，這在當時可謂匠心獨具。

其四，梁啟超橫向地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逐一進行了歷史分析和評價，其涉獵的學者之多、學科之廣在同類著作中是罕見的。在《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氏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孫奇逢、李颙、閻若璩、胡渭、朱之瑜、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顏元、李塨、王錫闡、梅文鼎、劉獻廷、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錢大昕、王鳴盛、莊存與、劉逢祿、章學誠、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譚嗣同以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眾多知名思想家和學者，及其他許多不甚知名的學者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有的重點評論、有的稍加勾勒，既評判他人，也解剖自己，非常富有特色。梁氏還廣泛地論述了以乾嘉學派為中堅的清代學者在經學、子學、文字學、音韻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譜牒學、歷算學、樂律學、訓詁學以及輯佚、辨偽、校注古籍等方方面面的學術成績，在史料的爬梳剔抉、蒐羅編次上，其功力之深，氣勢之大可見一斑。

無論是對具體人物的評價，或者是對某一學派的分析，梁啟超都不乏創見，或有其獨到之處。他充分肯定明末清初幾位大思想家反理學的啟蒙性質和各自貢獻，尤其認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的確含有民主主義的精神——雖然很幼稚——對于三千年來專制政治思想為極大膽的反抗”（《學術史》第74頁）又稱“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學反動所產人物，便他們不但能破壞，而且能建設，拿今日的術語來說，亭林建設方向近于‘科學的’，船山建設方向近于‘哲學的’。”（上書第119頁）此外，梁啟超極為推崇乾嘉漢學，將其視為清學的全盛期，但他又能很客觀地指出乾嘉諸儒未能貫徹清初早期啟蒙學者的精神，背離了“顧炎武生平最注重的經世致用之學”，（上書103頁）也沒能弘揚王夫之、梅文鼎、王錫闡等人的哲學和科學成就，陷入脫離實際的考據而不能自拔，雖然“一反明人空疏之風，專從書本上鉆研考察”，卻難以“達到他們所謂‘實事求是’的目的”，“他們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費”，（上書第284頁）并謂：“此種學風及其心理，遺傳及于后輩，專喜··殘編，不思創垂今錄。嗚呼！此則乾嘉學派之罪也！”（上書第277頁）

其五，梁啟超根據資產階級維新志士們的切身體會，評判明清之際思想家的啟蒙作用，挹彼泛茲，古為今用，把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當代學術思潮也作為研究反思的對象，總結過去、瞻望未來，力圖在其史論著作中體現歷史感和現實感的統一。他以重彩濃墨描繪了明末清初早期啟蒙思潮對晚清一代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思想誘發，開掘并肯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民主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思想因素都是“極大膽之創論”，（《概論》第14頁）稱王無之思想對“其鄉后輩譚嗣同之思想”“影響最多”，（上書第15頁）又坦言“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引者注）的影響最早而最深”，（《學術史》第74頁）甚至認為清末民初“最近三十年思想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復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上書第47頁）并強調“船山的復活，只怕還在今日以后哩！”（上書第128頁）這實際揭示了一個歷史真象：曾經興盛過的早期啟蒙學者的思想，在清廷專制統治穩固并極盛的相當長時期，因被漠視而沉潛不彰，只是在清末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才被新興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者重新發現其思想價值，產生重大的社會作用，發揮出巨大能量。他由此而深有感觸地寫道：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話，雖或在當時不發生效力，然而那話灌輸到國民的下意識里頭碰到機緣，便會復活，而且其力極猛。清初幾位大師——實即殘明遺獻）——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他們許多話，在過去二百多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忽然象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在跳。他們所提倡的具體理論，雖然許多不適用，然而那種精神是‘超漢學’、‘超宋學’的，能令學者對于二百多年的漢宋門戶得一解放，大膽的獨求其是。他們痛論八股科舉之汩沒人才，到這時讀起來覺得句句親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這種束縛思想錮蝕人心的惡制度拼命；他們反抗滿洲的壯烈行動和言論，到這時因為在滿洲朝廷手上丟盡了中國人的臉，國人正要推勘他的責任，讀了先輩的書，驀地把二百年麻木過去的民族意識覺醒轉來；他們有的人曾對于君主專制暴威作大膽的批評，到這時拿外國政體來比較一番，覺得句句都厭心切理，因此，從事于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運動。（上書第46—47頁）梁啟超的這些言論，決非后人揣度或推論之辭，而是深切地道出了晚清一代志士仁人的身我感受和切身體會，真實地表現了軟弱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更需要祭起其先輩的亡靈來唏醒自己、鼓舞斗志，也生動地反映了黃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啟蒙者被沉潛而又掩滅不了的思想光芒對近代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春雷驚蟄般的催生作用。由早期啟蒙而近代啟蒙確乎是歷史地、邏輯地有機聯系著的。

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論是同他對現實時代的觀察、體驗和反思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爭往往與昨天的斗爭一脈相承，注重的不僅是史家的考訂，更應是其對所處時代精神的弘揚?！皻v史”是活在梁啟超一代人心靈中的歷史，是與當時資產階級的覺醒、奮斗密切相關的歷史。因此，梁氏認為：“史事總是時代越近越重要”，（《學術史》第134頁）明末清初以來的“近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為是不錯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貫徹。以為憑藉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上書第2頁）字里行間滲透著以早期啟蒙思潮的當然繼承者自居、積極為中華民族復興事業而奮斗的歷史感情和現實精神。真摯、熱烈的愛國感情，十分自然地傾瀉在他的如椽史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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