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于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zhí)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親自制訂和領導的代表無產(chǎn)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xiàn)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chǎn)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chǎn)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nèi)，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于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zhì)是“站在反動的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chǎn)階級專政，將無產(chǎn)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chǎn)階級的威風，滅無產(chǎn)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于派工作組的結(jié)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fā)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xiàn)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jié)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后，還難于扭轉(zhuǎn)，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后，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范圍內(nèi)繼續(xù)產(chǎn)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后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么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后，直接目標對準資產(chǎn)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領導人壓制革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隊人數(shù)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用農(nóng)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jīng)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群眾運動，把群眾當做阿斗，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jié)果扼殺了已經(jīng)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fā)生打擊左派、學生斗學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棄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xiàn)象已經(jīng)明顯的表現(xiàn)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復提出了撤消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干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xù)了五十多天，結(jié)果發(fā)展成為路線錯誤。由于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shù)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志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別是由于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chǎn)生了對工作組態(tài)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有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shù)是革命的，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jīng)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后，不久就出了壓制打擊左派，群眾斗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志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于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于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xù)了五十多天，發(fā)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只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zhì)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斗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chǎn)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chǎn)階級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fā)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學校實現(xiàn)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他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迎頭痛擊資產(chǎn)階級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一切挑戰(zhàn)，用無產(chǎn)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chǎn)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jīng)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fā)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nóng)群眾、革命干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只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xiàn)，因為只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形勢極好，群眾普遍運動起來，沖擊著一切牛鬼蛇神，沖擊著黨內(nèi)的資產(chǎn)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于讓工作組去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jié)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斗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chǎn)階級志氣，滅無產(chǎn)階級的威風，是一點也不冤枉的。現(xiàn)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的錯誤，一經(jīng)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xiàn)了非常廣泛的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出現(xiàn)了紅衛(wèi)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zhàn)斗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fā)展到社會，由本地發(fā)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沖擊一切牛鬼蛇神，戰(zhàn)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yè)，無疑這對教育和鍛煉年輕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工作的高位，對毛主席的戰(zhàn)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zhàn)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制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jīng)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誨和指示，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chǎn)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chǎn)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fā)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nèi)斗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地加以檢討和清理。沒有跟好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密切相連。長期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的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干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diào)查研究，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閉塞的地位，發(fā)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要發(fā)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長期不自覺，產(chǎn)生并發(fā)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jié)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志、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自己，并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chǎn)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xiàn)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現(xiàn)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yè)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jié)力求做一點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時間內(nèi)，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范，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即時想主席請示報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zhàn)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于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象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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