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智清對“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于1985年2月5日寫出的“改革反思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的經驗研究》的幾點分析。

背景說明：

國研中心的“改革反思報告”，是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對改革進行系統反思”的

指令之下，于1987年2月5日完成上交的。

對國研中心《改革反思報告》的幾點分析

一、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受趙紫陽總理對改革進行系統發思之命，所

組建的“建設與改革經驗研究小組”，是由觀點、看法、主張完全相左的兩派人組成的

在完成上交的《改革反思報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的經驗研究》之中。

一派的觀點、主張明顯居于主流，居于主導，居于上風地位。而另一派的觀點和主張是明顯處于非主流、非主導和下風地位。

由此我們應該得知：

在中國的經濟理論界，存在占主流、占主導、占上風，掌握政策制定權，掌握公眾話語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也存在不占主流，不占主導，占下風，不掌握政策制定權的中國非主流經濟學派。

二、在《改革反思報告》之中，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觀點和主張與本文的分析

在《改革反思報告》之中，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觀點和主張是：

（一）將農業勞動的轉移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畫等號

在《改革反思報告》（2）中，有這樣的文字：“實現現代化，首先就是使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家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進而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這一過程的核心內容，是將大量原來的生產率很低的產業，主要是傳統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轉向現代工業、商業、科學技術和其他非農產業。”

（二）將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無限抬高“為商品經濟轉化開辟了道路”

在《改革反思報告》（27）中，有這樣的文字：“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通過沖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普遍建立能夠極大激發農民經營積極性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為我國農村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開辟了通路。”

（三）以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作為評價改革與建設正確與否的尺度

以此，全面肯定走入陷阱的改革，同時還為災難的“大躍進”鳴不平，攻擊20世紀60年代初，那次救國民于水火的“調整”。

在《改革反思報告》（1）和（3）中，有這樣的文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八年，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改革、建設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輝成就的八年。”；“1979—1985年，我國原來從事農業的人口中已有一億多人轉入工業、商業和其他第三產業部門。這一事實說明，我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建設，已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在《改革反思報告》（6）中有這樣的文字：“農業勞動力以過高的速度向非農部門轉移，非農部門以‘全民大辦’和‘小土群’的方式擴大過快。”（注：僅僅只是“過高”、“過快”）“調整，把兩千萬已進城就業的農民退回農村，大量新增生產能力被廢棄，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四）以中國農村那與手工勞動為主相適應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成功作為擋箭牌，全面肯定與大機器相對立，與現代商品經濟相對立，與經濟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相對立的改革亂動方針

在《改革反思報告》（27）中，有如此霸道的文字：“繼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在城市改革方面也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進展。表現在：

①在堅持公有制為基礎，國民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通過采取一系列引導和鼓勵的政策，把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改造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經濟；②擴大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企業的自主經營、謀求利潤和自我發展意識；③通過逐步減少國家計劃直接管理的商品品種和數量，擴大了市場調節的范圍；④按照“調放結合”的原則，陸續調整和開放了部分產品的價格，從而突破了原來統一定價的僵化的價格體系；⑤打破了舊的中央銀行“大一統”的銀行體系，建立了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分設的金融組織體系；⑥通過財政分灶吃飯和兩步利改稅，改變了統收統支的舊體制，刺激了地方和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⑦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打破了長期以來閉關鎖國的舊局面，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迅速擴大；⑧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觀念開始增強。在這個過程中，黨中央對改革方向、改革的目標模式等原則問題作了一系列重大決定。實踐證明，這些決定都是正確的。”

（五）反對停止改革亂動，主張繼續亂動的改革，力主改革全面沖關

在《改革反思報告》（30）、（32）、（33）中，有這樣的文字：“現在傳統體制已在許多方面被沖破，舊體制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靈……”；“現行體制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國民經濟在這樣的體制下帶病運行，情況只會日趨惡化。所以，‘拖’決不是辦法，我們還是應當從積極地推進改革上尋找出路。”；“我們設想，應當采取堅決的措施，在近期人為的造成較為寬松的經濟環境，隨即推出企業經營體制與價格、稅收、財政、金融乃至投資體制的配套改革。這樣做，可能有一定的風險，但是不這樣做，中長期的風險可能更大。”；“初步考慮在價、稅、財配套改革的同時，對小型企業，特別是小型商業企業可以實行包、租、賣。”

在《改革反思報告》內，從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白紙黑字所寫就的觀點、看法、主張中，再加上20年亂動的改革史，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其一，中國主流經濟學派是1958年“全民辦、一齊上”的“大躍進”方針政策的設計者，是誤導毛澤東制造“大躍進”的民族罪人（張春橋等誤導毛澤東的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

其二，由于從1958年的“大躍進”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20年中，一直作為紅旗在高高舉起。由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也沒有對“全民辦、一齊上”的“大躍進”運動及其方針、政策進行必要深入的批判清理，再加上改革也沒有進行必要的理論、方針、政策和組織的清理與準備。因而，使禍國殃民的誤導毛澤東制造“大躍進”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一幫奸佞，不但逃脫了歷史的懲罰，而且仍然掌握著政策制定權、政策話語權、公眾話語權、影響高層權……

由此，才使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派，有了將誤導毛澤東的“全民辦、一齊上”的“大躍進”那一套，同樣用來誤導鄧小平，誤導趙紫陽，誤導中國的改革。

其三，那與大機器工業化方向相對，與現代商品相對，與經濟民主化方向相對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一幫不知大機器工業化為何物，不知現代市場經濟為何物，不知經濟民主化為何物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設計制定的。

其四，當《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又一次掀起全民辦工業，全民辦作坊加上全民搞流通，全民走私，全民造假……的改革大亂動，又一次斷送中國的工業化，又一次斷送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又一次將中華推入大混亂中之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已決定對改革進行全面反思，改革極有可能亂動到此為止之時。是掌握政策制定權，掌握政策主語權，掌握影響高層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一幫奸佞，反對對改革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反對停止改革亂動，反對整治改革亂動，并誤導趙紫陽政府進行所謂的“改革沖關”，將改革亂動推向極端，從而引發了“六四”的悲劇。

顯然，這幫奸佞是“六四”悲劇的主要制造者。

其五，鄧小平南巡之后，掌握政策制定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借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掀起改革亂動的狂潮，再次大亂中國，大亂中國金融，險些叫中國金融崩潰、財政崩潰、經濟崩潰……

其六，在朱鎔基主政國務院期間，掌握政策制定權、政策主語權、公眾話語權、影響高層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硬是叫清廉果敢，疾惡如仇，剛直不阿，鐵面無私的朱鎔基所主政的朱鎔基政府，變成將中國的產業，中國的企業，打入世界產業鏈低端的政府；變成將工農基本群眾打成弱勢群體，讓公務員收入翻番再翻番的政府；變成將教育腐敗、醫療腐敗、政府腐敗“新三座大山”壓在中國勞苦人民大眾頭上的政府；變成……

其七，就在人民書記胡錦濤，人民總理溫家寶接替上屆政權，處于權利交接的空檔之時，仍然牢牢政策制定權、政策主語權、公眾話語權、影響高層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一幫奸佞硬是利用那權利交接的空檔，將朱鎔基強力壓住的中小國有企業的改制，將朱鎔基拼命反對的“開發區建設、小城鎮建設”推向極端。

在胡錦濤大聲疾呼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溫家寶三令五申保護耕地，整治經濟過熱的中國土地上，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那幫奸佞，硬是反其道而行之，搞起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運動，將反動封建家族私有制強加給21世紀的中國。搞起圈地毀田的偽工業化的“大躍進”運動，將資源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特別是將糧食危機推向極端……

三、在《改革反思報告》中，非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觀點和主張及本文的分析

在《改革反思報告》中，非主流派的部分主要觀點和主張是：

在《改革反思報告》（28）中，這樣直面改革亂動：“在改革內容上，一些同志自覺或不自覺的以原始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為藍本，認為商品經濟有效運行的基礎是私有經濟，主張大力‘推行所有制改革’。在政策設計上，往往放開一頭，管住一頭，給小企業以各種優惠條件，而很少考慮國有大中型企業所受到的沖擊和積壓。”；“評價某項改革措施的效果，往往是看它是否調動了個別單位和個人的積極性，而沒有分辨這種積極性是否有利于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和是否能夠長期維持。一些同志認為，只要有利于‘搞活’的措施，都是正確的，而不考慮它是否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對地方行政分權，看上去確實地方積極性提高了，但由此產生的盲目布點、重復建設、市場割據、封關設卡的情況日趨嚴重，削弱了中央宏觀調控的能力，還使大城市趨于萎縮。”

在《改革反思報告》（29）中，這樣直面改革亂動：“綜觀八年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其失誤幾乎都可以歸結為在思想上不大重視理論研究和指導，在實踐中又存在一些急燥情緒。”；“‘新招數’層出不窮，雖然搞得熱熱鬧鬧，但對改革和建設帶來的危害更大，可見認真反思，保持清醒頭腦，加強理論研究是極其重要的。”

在《改革反思報告》（8）中，是這樣直面又一輪“大躍進”的：“從1984年開始，一些同志頭腦顯得很不清醒，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

在《改革反思報告》（32）中，這樣直面改革亂動：“東歐國家的改革有足夠的事實說明，這種一戶一率的微觀干預式的企業承包體制，也就是被東歐經濟學家稱為間接行政控制（I B）模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它的最大弊端是企業將一只眼睛看市場，一只眼睛盯著上級主管機關，而并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經濟效益上。全面發包的主管機關具有決定企業盈利多少的行政大權，必然擾亂宏觀調節參數，并使經濟官僚和吏治趨于腐敗。”

在《改革反思報告》（21）中，這樣直面改革亂動：“近年來，在社會經濟效益沒有明顯提高，社會剩余產品沒有大幅度增加的條件下，追求高速度和高消費，使我們付出了吃老本、浪費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一五’時期建立的156項重點項目，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骨干，但多數企業由于只用不養，無力進行技術改造，使設備日益老化，技術日趨落后。采礦業在‘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遍地開花’的口號下，出現了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傾向。據山西調查，鄉鎮煤礦每采1噸煤，要消耗國家12.5—25噸的煤炭資源。”

在《改革反思報告》（28）中，建議改革這樣走向正軌：“應該按照現代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去構想改革的思路，設計改革的規劃。應該盡力避免原始商品經濟中貧富懸殊、貪污受賄、坑蒙拐騙等混亂現象在我國出現。”

顯然，《改革反思報告》之中，非主流派直面改革的論述，已經十分清楚的告訴了人們，1984年10月開始的全面改革，是一場缺乏正確的理論和政策準備，缺乏正確的改革目標與方向，以原始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為改革藍本，以失敗的蘇·東改革模式為改革模式，以“全民辦、一齊上”的“大躍進”運動方式為方式的一場改革亂動。

從《改革反思報告》那直面改革亂動的論述中，我們同樣應該知道，中國非主流經濟學派是一批有學術天良，有愛國天良，敢于為國家、民族、人民而實事求是仗義執言的專家學者。只是他們未能掌握經濟理論屆的主語權，未能掌握政策制定權，未能掌握影響高層權……

四、由于國研中心的《改革反思報告》，其設計制定《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

定》的主流派占主流、占主導、站上風地位。因此，國研中心寫成的《改革反思報告》，不可能對改革和《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行實事求是的全面反思

不可能指明，改革和《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那與大機器工業化對立，與經濟民主化對立的大方向上的錯誤……

不可能提出，推進大機器工業化，推進大企業和大企業體制，推進經濟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針政策。

五、國研中心的《改革反思報告》，實際上是將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兩種完全對立的改革反思結論擺在趙紫陽面前。

畢竟，非主流派在《改革反思報告》中，告訴了趙紫陽，1984年10月開始的全面改革是一場缺乏正確的理論和政策準備，缺乏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以原始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為改革藍本，以失敗的蘇·東改革模式為改革模式，以“全民辦、一齊上”的“大躍進”運動方式為方式的一場大亂動。

如果趙紫陽采納的是非主流派的意見，中國的改革亂動將到此為止。

如果那樣，“六四”的慘案將不會發生。

如果那樣，中國的產業，中國的工業，中國的企業將不會被打入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工農基本群眾將不會被打成弱勢群體，教育腐敗、醫療腐敗、政府腐敗的“新三座大山”將不會壓在中國勞苦大眾頭上，封建反動的家族權貴私有化制度，將不會強加給21世紀的中國。

可惜！歷史告訴我們，趙紫陽采納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派那一幫禍國殃民的奸佞的觀點和主張。

注：摘自白智清著《淚眼看中國》，另國研中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的經驗研究》已全部收入《淚眼看中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