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美國著名當代中國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的代表作。本文最初只是該書的摘錄，后因本文作者不時地進行補充，最終便湊成了這樣一篇不倫不類的東西。

摘自《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的文字占此文一半以上篇幅，為與其它部分區別開，引文全部使用紅體字，結尾處括弧內的數字，表示此文在原書的頁碼。本文作者并不完全贊同邁斯納的觀點（邁斯納本人的最后看法也還沒有形成），而是想用邁斯納的著作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對此書的摘錄，也算是取我所需、為我所用吧。

文章的重點，是論述文化大革命的那一章。文革研究現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但是如果僅僅孤立地從文革時期或49年以后來著手，是不可能完全理解文革的，必須至少從二十年代中共的失敗談起，才能弄清文革的來龍去脈。這就是本文第三章的重要性，這一部分的觀點主要是作者自己的。

文革阻止官僚蛻化的嘗試以徹底失敗而告終，那么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呢？本文作者在此闡明了自己的看法，見第四章第四節“出路何在”。

目錄

第一章…………………近代中國的歷史特點：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和政治權力支配著社會
第二章……………………………………………………………………………二十年代的革命
第三章………………………………………………………………………新的革命及其官僚化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第一節…………………………………………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及其指導思想的混亂
第二節………………………………………………………文革開始時三大力量的分析
第三節…………………………………………………………………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一、運動的開始
二、一月革命
三、全面內戰
四、退卻和潰敗
五、尾聲
第四節……………………………………………………………………………出路何在

第一章 近代中國的歷史特點：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和政治權力支配著社會

“自古以來，中國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現代化的世界歷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國獲得了最充分和最復雜的發展。”（頁碼不詳）

自秦朝以來，中國社會大致一直受著由皇帝、官僚和豪紳地主組成的專制官僚體系的支配。在這一體系中，缺乏任何一方，整個體系都不能保持穩固。

到了近代，開始了新的變化。西方的入侵，宣告了舊統治方式的破產，但是整個統治集團卻無力進行自我改良。

““從這一階層中沒有產生任何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現代化精英”（如19世紀后期日本的情況）。……再加上缺乏一個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和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使得中國未能走上被巴林頓•穆爾稱為“通向現代化的保守道路，即類似于明治時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7）

舊統治方式的破產使處在這一體系中最突出、最顯要位置的清王朝覆滅了，舊統治體系的支柱之一不復存在了。大皇帝倒臺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小皇帝——割據的軍閥。政治權力——盡管是分裂的——繼續支配著社會，這進一步凸顯了““現代中國歷史狀況的基本特征是中國社會所有階級的軟弱性”（7）。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近代中國極其重要的歷史現象的社會基礎：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和經濟力量的相對獨立性。在一個沒有任何社會階級處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會階級都軟弱無能的社會里，政治權力傾向于日益獨立于社會階級之外并從總體上支配社會。”（10）

為什么說所有的階級都是軟弱的呢？

豪紳地主階級。傳統的豪紳地主統治階級的權力與聲望的衰落。

““傳統的中國豪紳在一個后傳統的中國社會和知識的世界中，還是維持著其主要傳統；……從這一階層中沒有產生任何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現代化精英”（如19世紀后期日本的情況）。雖然直到共產主義革命前豪紳還握有對當地農村一級的經濟和政治的控制權，但這個階級已經是一個日益衰敗且越來越寄生的階級，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經破產，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更是毫無作為。豪紳的腐敗是阻礙從內部對封建帝國制度進行改造的主要因素，而這樣一來就加速了革命形勢的到來。“（7）

“盡管豪紳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西方帝國主義的沖擊，大事，由此卻沒有產生一個與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交換方式相聯系的社會階級并占據豪紳地主被迫放棄的對中國的支配地位。”（9）

資產階級

“ “盡管現代中國產生了資產階級，但它只是一個人數甚少且經濟虛弱的階級，且依然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借以產生的外國帝國主義力量的階級。”（6）

無產階級

“ “伴隨著一個小而弱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一個主要從事商業和金融業而不是工業的資產階級——產生的，是一個弱小且發育不全的城市無產階級，這是極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6）

農民階級

“ “由于農民地方性自給自足的經濟存在方式的性質，因而農民是一個軟弱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眼界狹隘，缺乏在國家政治舞臺上從政治上表達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

中國農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動的潛力，并的確具有采取革命行動的潛力，但是，靠農民自身是不可能發揮和實現這種潛力的。農民需要由其他階級的成員提供領導、組織和思想體系，這樣才能使農民成為近代中國的行動者，而不再單純是近代歷史上的犧牲品。”（9）

在此要提醒大家注意，不僅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各階級是軟弱的，統治政權也是軟弱的
“傳統的儒家官僚機構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而解體，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樣新的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以其殘暴的鎮壓、腐化墮落和無能而臭名昭著。”（？）

一個軟弱的政權支配著各階級都軟弱的社會，這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突出特征。

““在一個以大規模的社會解體和文化解體為特征并伴隨著巨大的政治動亂的環境中，在一個所有的社會階級都極其弱小，因而沒有哪一個階級能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實際上可以作為一種自主的力量而發揮作用，并對歷史發展的進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13）

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孤立狀態及其在政治上的無能使他們沒有根基，屢遭挫折，因而產生了在中國社會.尋找根基的日益增長的需要。”（21）

第二章 二十年代的革命

““導致在中國“無根”的知識分子與被壓迫群眾相聯合的一系列事件開始于1919年5月4日。這一天標志著現代中國革命的真正開端。”（21）

“正是在“五四”運動所產生的這種新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中，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轉向了俄國革命的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范圍的革命性變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不僅被砍最是現代西方最先進的精神產品，而且還被看作是地具有資本主義形式的西方是階級其余中國的帝國主義關系的否定。……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統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23）

走俄國人的路！既然俄國工農大眾能夠奪取政權，那么中國工農大眾為什么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呢？第一代共產黨人憑其直覺認識到了這一點。

但不幸的是，中國革命剛剛興起時，它所效仿并依賴其指導的俄國革命已經開始蛻化了。中國革命被共產國際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隨著斯大林和布哈林這伙官僚暴發戶掌握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大權，這一理論被推向了極端，成了套在中國無產階級頭上的一個枷鎖。

““國共聯盟打算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卻被看作一場非常有限的革命。在時代的革命言辭的外觀之下，國民黨領導人對“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概念的理解決不會超出他們所愿接受的范圍，他們把這一革命歸結為兩個目標即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對于民主議會的共和國的觀念和理想，他們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事實上，這一革命從其肇端之際起就暗示著中國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質上將是一種軍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確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遲了）在農村進行反封建社會革命。一句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過是一場純粹的民族革命。”（29）

本來十月革命早已經宣判了資產階級革命論的死刑。表面上俄國革命似乎是以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的，但資產階級既不能也不愿來領導這場革命，革命也沒有以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告結束，相反，無產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奪取了政權。在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臺以后，就再也沒有資產階級革命了。落后國家的本來要由資產階級革命所解決的問題，只能由在農民的支持下的無產階級政權來解決了。這就是二十世紀的落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論，這本來已經被俄國革命所證實。下面我們看看邁斯納是如何論述這一點的。

““‘不斷革命’或更準確地說是‘不間斷地進行革命’這一概念，是馬克思寫于1850年的《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明確提出來的。

在一個無法依靠資產階級實現其民主主義任務的國家里，當所謂的國際革命形勢日益成熟時，尚不成熟忍氣吞聲無產階級應該發揮什么作用。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無產階級一旦登上政治舞臺就決不能允許膽怯的資產階級使革命進程半途而廢，無產階級將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且立即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不斷革命論的作用是修改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相應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階段都有一個被嚴格規定了的歷史發展的政治階段命題。這為后來在經濟落后的國家里進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即使是比較弱小的無產階級也有可能抓住政治時機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起碼是在國際革命形勢的情況下有這種可能性。

1905年以后，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歷史環境中，托洛茨基復活并且進一步詳細論證了不斷革命論，因而被認為是這一理論的最初倡導者。

簡略地說，托洛茨基認為，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落后國家的工人階級（特別是俄國、以及亞洲和中東地區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比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更具有革命性，由于事實證明俄國資產階級太軟弱、在政治上太膽怯，無法承擔它既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這些任務便落在了得到農民幫助的無產階級肩上。托洛茨基設想，落后國家中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劣勢將會由其在政治上的力量和斗爭性而得到補償，因而工人將擔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領導。一旦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治支配權以后，無產階級就會發現已不可能將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范圍內，革命的必然結果就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并直接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結果又將反過來為西歐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動力，而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的實現則是落后國家中無產階級政權生存的保證。1906年，托洛茨基在他那部典型的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宣稱，‘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落后國家里，無產階級比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 較高的國家中更快地奪取政權’，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的， 這樣，對托洛茨基來說革命在兩方面將是“不斷”的。首先，落后國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應該‘不間斷’地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于一個國家，落后國家革命的存亡取決于先進國家及時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因為革命進程只有在國際革命的環境中才能夠繼續進行。

這些思想成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指導思想。1917年和1918年的事件彌合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理論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之間除了語義學意義外的一切差別。直到斯大林主義出現后，不斷革命論才成為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異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教義取代了國際革命的觀點，而所有的革命（也許俄國革命除外）都必須依次經過被嚴格規定的社會政治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教條取代了‘不間斷’的革命過程論。”（263 266）

斯大林之流雖然也親歷了俄國革命，但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這一場革命。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那當然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了，無產階級只能在其領導下行動，或者說只能去當資產階級的“苦力”。這實際上是孟什維克對俄國革命的看法，但卻被斯大林之流照搬到了中國。

自愿充當苦力——真是一群賤骨頭啊！你就只看到你有求于對方就沒看到對方同樣有求于你嗎？你不能憑借你的資本爭取在與對方的合作中占據一個更有利的位置嗎？你就不能與對方合伙開一個公司嗎？你就不能進一步爭取擔任董事長嗎？

這套理論否定了中共對革命的領導權的爭奪，使中國共產黨附屬于了國民黨。而中共本來只應與國民黨進行黨外合作。

這套理論否定了民主革命。當時孫中山已處于窮途末路，丟掉了民主共和國的旗幟，轉而依賴軍閥。共產黨不僅沒能趁此機會將這一旗幟抓在自己手中，相反，卻去迎合孫中山，致使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黨、國、軍一體化的道路。

張國燾的反思。

這套理論否定了社會革命。““中國是一個既需要社會革命也要求民族獨立的國家——這兩項任務被證明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24）土地和農民問題根本就避而不談，更不用說勞資問題了。

中國共產黨本來應當堅持這樣的戰略或綱領：

1、爭取民族獨立；2、建立民主共和國；3、與國民黨黨外合作；4、發動工人運動；5、發動農民運動。這樣的綱領會使中共同時作為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社會革命者而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擋他們前進的步伐，中國無產階級在二十年代就可以奪得政權。

即便中共不能從一開始就有如此明確的戰略，那也無妨。只要能保持獨立性，只要時刻同群眾站在一起并且不落在他們后面，那么當革命形勢到來時，指導思想的轉變就能跟得上，革命時機也不會被錯過。就像二月革命前，包括列寧在內的整個布爾什維克當都不認為在即 將到來的革命中無產階級能夠奪取政權，但是列寧回國后使全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一場革命，最終布爾什維克抓住了稍縱即逝的革命良機。

邁斯納也承認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在當時的確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歷史必然地就是不現實。”(37)

首先，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并不像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弱小。大家不要忘了，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就曾爆發出與其數量所極不相稱的驚人的力量。

““無產階級只構成中國人口很小一部分，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企業雇傭的產業工人數量已增加到約200萬入他們高度集中并有計劃地分布在現代中國經濟企業中。對此必須補充道，城市半無產階級的數量更龐大，也許有1000萬人，毛澤東曾將他們叫做“城市苦力”，這支隊伍壯大了城市革命運動的力量。

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并不比1917年的俄國產業工人的人數少多少，政治戰斗力也毫不遜色。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干勁、有組織的創造性、非凡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獻身精神，是20世紀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運動所無法比擬的。

此外，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運動是在一種各方面條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環境中進行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中國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場伴隨著強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的富有戰斗精神的無產階級運動，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運動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38）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其所缺少的，與其說是革命的客觀條件，不如說是革命的主觀條件。中國共產黨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經驗，因而把自己束縛在共產國際制定的政策內并在行動上依靠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出現一個像列寧或托洛茨基那樣的勇敢果斷和遠見卓識的領袖，因而他們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勢提供的勝利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但沒有領導群眾，相反，無論他們怎樣地不情愿和出于無意，他們都接受并執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從而給群眾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927年降臨到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身上的災難在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歷史的必然。蘇聯人創造了一支現代中國軍隊并把這支軍隊交到一個用它來摧毀中國革命的人手中，這也決非預先注定的。這一諷刺性歷史悲劇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并不是因為群眾運動的軟弱無能，而是由于共產黨領導人的軟弱性和局限性，歸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關鍵性決策和政策。”（39）

斯塔夫里阿諾斯也承認這種可能性：“當時中國并不只存在著一種革命，而是兩種：一是蔣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是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蔣的背后不僅有軍官，而且有地主、商人和銀行家，而中共則有令人生畏的群眾力量的支持。在1926年革命高潮中，中共發動了120萬工人和80萬農民，但在這時，他們要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放慢步伐，組織城市中的無產階級暴動和農村中的農民起義。所以雙方的實力對比并不懸殊，但斯大林的指示卻使蔣介石能自由行動而不必顧忌其對手的反應。……綜上所述，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中共領導人在同莫斯科的關系上顯示出更大的獨立性，那么，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由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轉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來是有可能的。上述結論雖不能成立，但可以認為轉變的機會確實存在過（盡管機會多大仍有爭議），不過，這一機會卻由于斯大林的全球戰略以及中共對此戰略不加抵制的態度而喪失殆盡。”（《全球分裂》第？頁）

農會，就是農民蘇維埃；一切權力歸農會，就是一切權力歸農民蘇維埃。農民自己提出了民主的、革命的要求。而靠自己的力量奪取了上海并擁有80萬會員的上海總工會，將自己變為上海蘇維埃也是易如反掌。這樣，在二十年代的中國，本來可以看到一個建立在工農自我組織基礎上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權力支配社會的頑癥。我們并不是在這里賣弄事后的聰明，早在四一二之前，托洛茨基就已指出了這一方向。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有著極大的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舊的生產方式中逐漸地演化而成的，資產階級在發動革命前，就已經獲得了經濟、文化及部分政治的領導權，同舊勢力相比占據著絕對的優勢。資產階級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化的階級，同工人階級相比，他們才有著一貫的明確的階級意識。

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單純的被雇傭地位，使其不可能在奪取政權以前就獲得經濟和文化的領導權（在此可以看到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的不現實性）。在資本主義的“正常”情況下，無產階級更傾向于分裂而不是團結，要依賴于無產階級政黨來保持其階級意識的連貫性。只有在革命危機到來時，無產階級才會擺脫分裂、拋棄對舊統治秩序的順從，爆發出對舊秩序加以沖擊的意愿和力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抓住這一時機，將這一力量集中起來，迅速地對資產階級統治秩序進行沖擊。否則，群眾的革命意愿不會持續很久，他們將重新回到分裂、順從的舊狀態去，從而使革命形勢白白錯過。更不幸的時，資產階級極有可能利用群眾高潮過去后的退卻狀態，對工人階級進行鎮壓，這樣革命形勢就會轉化為反革命的現實。

由此可知先鋒隊的領導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了。二十世紀工人運動的失敗，根本原因就在于，革命所用的條件都具備了，但是卻缺少正確的領導。（此問題留待它處詳細討論）

  第三章 新的革命及其官僚化

1927年的失敗使中國工人運動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此后數年，斯大林的中國政策一下子由極右變為了極“左”，最終使共產黨完全喪失了對城市無產階級的影響。在一次冒險的暴動失敗之后，毛澤東帶領殘余力量走上了井岡山以逃生，隨后就發展為軍事割據。這無意中成了中共不得不依賴的最后的選擇，中共與國民黨一樣，也走上了黨、國、軍一體化來打天下的道路，不同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而已。新的革命在其初期就已官僚化了，它沒有任何的自發的群眾運動及其組織為基礎，但是這一官僚化機構卻在行使著革命的職能，主動地加強與群眾的兩系，并因此而戰勝了強大的敵人。

1949年以后，新的政權沒有以群眾組織為基礎，只是將根據地的官僚機構帶進了城市而已。當然官僚機構繼續著革命的職能，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歷史越往前發展，中國社會越進步，城市里工人階級和學生的政治意識越強烈，那么官僚的蛻化現象就越突出，其與群眾的對立也就越明顯。曾領導過一場偉大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也難以擺脫蛻化的趨勢。

“像在蘇聯一樣，舊政權的剝削階級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新出現的官僚機構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的管理者，他們控制著（即使在法律上還不擁有）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405）
“盡管這些官僚主義著沒有宣稱什么是自己的私有財產，但他們卻日益享受著原屬他們所取代的剝削階級所有的社會特權和經濟特權。”（405）

“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廢除產生的非常明顯的社會結果之一，就是出現了一個居統治地位的、獨立的且擁有特權的官僚階級。無論人們是選擇“新階級”、官僚主義階層還是“國家資產階級”，或其他任何術語來稱呼它，都不會改變這種新的社會現實。”（405）

官僚蛻化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做出了這樣的結論。為了防止這一趨勢變為現實，他在黨內做出了種種努力。當這一切努力都失效后，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來挽救中國革命。

這里一定要注意中俄兩國官僚問題的不同，或中俄兩國革命的不同。奪取政權前，俄國不存在官僚化問題。革命最初幾年也是如此，只是后來官僚集團才產生并以其統治取代了蘇維埃民主，官僚一出現，就是起著剝奪工人階級的權力的反動作用。而中國革命則不同，奪取政權以前，官僚就存在了，他們領導了革命，行使著不可替代的革命職能。奪取政權后，在繼續行使革命職能的同時，他們的反動的一面越來越突出了，其反動的長期結果就是今天的局面。

多說幾句。邁斯納正確的指出了官僚集團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他稱官僚集團是一個階級則是錯誤的，這夸大了官僚統治的穩定性和長期性。蘇聯的官僚們肯定認為自己在整個社會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事實上他們僅僅是一場蛻化了的工人階級革命的產物。作為革命蛻化的產物，他們只有兩個前途。第一，進一步的蛻化將使整個社會倒退回資本主義，從而官僚們的統治也隨之結束。第二，其它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新的革命將會從外部激活俄國工人階級，使其推翻官僚的統治，恢復十月革命的理想。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可能，官僚統治玩世長存的可能。官僚統治就好比寄生在人體器官上的惡性腫瘤，如果任其泛濫擴散，它將會吞是整個器官，殺死人體，從而也導致它自身的毀滅。反之它將被人體殺死，人體將重新獲得健康。
另外，邁斯納還輕信了那種關于俄國革命的官僚化的原因的庸俗的見解：“官僚機構的權力和特權以及它的產生，都植根于列寧主義政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405）這是毫無道理的，見拙文《論俄國革命》。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及其指導思想的混亂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被普遍的冠以“動亂”或“浩劫”的惡名。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運動最終所產生的結果與最初所宣布的理想和目標之間幾乎毫無共同之處。”（392）

“然而，目標和意圖在歷史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當然在精神上也不是無關緊要的。要理解1966-1969年間在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義，其任可嚴肅的嘗試都必須首先正視這樣一項尚未完成的任務：將引發文化大革命的意圖與將這種意圖歪曲為其自身的漫畫的環境區別開來。毛澤東的意圖與他所遇到的環境之間的沖突，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悲劇的核心。因此，討論文化大革命當首先探討它的目的和目標——即使僅僅為了評價這場失敗的重要性。”

“并非像現在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僅僅是因為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以及他對整個權力的渴望。”（399）

“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自從1949年以后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是一些非常現實的問題。它們包括日益發展的社會不平等、領導人和群眾的社會主義理想的衰退以及新的官僚主義階層的頑固的力量等問題。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者擔心這些趨勢的發展有可能使中國變成像蘇聯那樣被“官僚特權階層”篡奪權力。“（399）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基于這樣一種設想：現存的國家和黨的機構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支配，因而正在全社會產生著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

動機是無可懷疑的，其預見性也是罕見的。但運動的最終結果與此反差極大，這同樣也是不容置疑的。動機是按照怎樣的邏輯走向了它的反面呢？這一過程是怎樣具體的展開的呢？動機——過程——結果，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試圖梳理清楚的問題。

讓我們先看一下毛澤東對他所要解決的矛盾的認識及由此設想的解決辦法。毛澤東一度曾作出過最激進的結論，認為已產生了一個官僚主者這階級，盡管據我們所知這種情況非常之少。

“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的前幾年，毛澤東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迄今任何掌權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敢茍同的。毛澤東現在確信，社會主義社會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社會主義轉變”的主要障礙不是過去的資產階級殘余，而恰恰是現在的官僚主義者，是那些從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們變成了統治者，他們憑借政治權力支配著社會并在這一過程中占取了大量社會勞動的果實。”（408）

“如果將這種立場貫徹到底，就會要求進行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簡單的文化革命，這在實際上就是要求用暴力推翻共產黨國家而不僅僅是進行一場精神改造。”（409）

這是一種徹底革命的理論，也對社會矛盾的性質作出了較為準確的判斷。

“雖然毛澤東清楚地認識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現實，并且有時也談到了這種現實，但他最終從中國的官僚主義者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立場上退縮下來。

這里還有感情上的限制和政治上的限制。無論如何，這些毛澤東現在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者曾經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全盤否定他們也就是否定了毛澤東自己領導的革命，否定了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創立的新社會。他寧可相信，大多數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可以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夠重新成為革命者。因此，撇開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轟轟烈烈外，與其說它是一場革命運動，不如說它是一場改良運動，一場非暴力運動。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與其說是出自毛澤東的本意，不如說是出自中國社會的條件。”（409）

從革命的目標退到了改良的目標以后，在放棄了官僚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這一對現實的判斷后，矛盾卻繼續存在著。那么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既然已否定了矛盾的社會經濟的根本原因，那就只好從思想、從意識方面來尋找答案了。

“在從中國處于新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支配下這一政治立場退卻后，毛澤東最終得出了以個人的政治態度為標準來劃分階級的結論。一個人的階級地位不是由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這樣一些適當的客觀標準來決定.相反是由下述更為主觀的因素決定的：對一個人思想傾向的評價，其“政治覺悟”的程度，以及政治活動。毛澤東斷定，在社會主義社會確定一個的階級屬性時，重要的不是過去的或現在的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作為人的“覺悟的行動表現”的“階級立場”，這種規定的長處是，它在廢棄了已不適合1956年后的社會現實舊的階級成分制度的同時，又堅持了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包括“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觀點，而且還沒有把黨的官僚機構都當成敵對階級。” （410）

但是，這種觀點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以主觀標準來劃分階級很容易導致任意地把政治上的對手劃分成“階級敵人”，并且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政治行為而不是社會集團的政治行為。”（410）

在這種理論中，社會中的矛盾的存在被承認了，但是整個官僚集團與群眾的對立的基本現實卻不見了。依照這種理論，在所要解決的問題當中，破的是什么呢？立的是什么呢？

（這種）“在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理論則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所堅持，它支持了毛澤東的下述信念，95%的干部基本土是好的，作為整體的黨是能夠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并清除掉資產階級影響的，但這只有通過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激烈方式才能做到。”（411）

在這種理論中，要打倒的已不再是整個官僚集團的統治，而是官僚集團中的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黨內的資產階級”。毛澤東對依靠官僚機器本身來改造官僚機器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希望用群眾運動來制約官僚機器，他希望能夠在兩者之間維持一個最有利的平衡或妥協。用后來文革中毛澤東提倡的“三結合”的體制來說，群眾運動與官僚機器“結合”在一起，就是毛澤東的理想和目標了。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給中國人民提供了關于階級的三種不同的理論。所有這三種關于階級的理論（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都成為中國人民政治意識的組成部分，他們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進行的一場尖銳的階級斗爭。但是人們怎樣去辨認“資產階級”？為了反對誰而開展階級斗爭？那些年發自北京的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自相矛盾而又含混不清的觀點都無法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或者準確地說，人們都提供了不同的回答，但這取決于人們采用哪一種階級分析的觀點。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無數政治團體或行動者都各自采用最適合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階級觀點，這是不足為奇的。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的理論混亂，對于文化大革命很快蛻變為大混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也使人們能以各種各樣的理論根據和政治理由輕易地給某些團體和個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而橫加迫害。”（411）

第二節 文革開始時三大力量的分析

一、毛澤東和改良派或毛派官僚。

這一派甚至可以說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因為他在黨內的忠實追隨者屈指可數。文革中毛澤東一人身兼兩種角色。首先他是官僚機構的締造者和最高領袖，但是他又對此機構不滿，并鼓動群眾起來造官僚們的反。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企圖讓官僚機構與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在兩者之間維持一個平衡。毛澤東在官僚和群眾中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可以說是兩者之間的仲裁者，他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會占上風，毛澤東選擇和誰站在一起，將會極大地決定運動的發展方向。文革初期，毛澤東堅決地站在造反的群眾一邊，他主要扮演了一個群眾運動的鼓動者和保護者的角色。

二、造反派——群眾。

49年以后，中國工人階級無論在人數還是在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城市里的另一個革命因素學生群體更是不容忽視。但在群眾中，對于官僚和官僚與群眾的對立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認識，從來沒有形成以此認識為基礎的社會思潮，更不用說產生建立在這一思潮基礎上的革命組織雛形了。群眾在思想上過分依賴于毛澤東，他們通常得從毛的言論中才能找到自己行動的理論依據。思想上的依賴自然導致行動上的依賴，群眾造反的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澤東自上而下賜予的。“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么都不怕。”可是假如毛澤東不給他們撐腰了呢？過分依賴毛澤東的群眾將很難再按自己的獨立意志行事。由此看來，在文革開始前，造反派——群眾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便存在著嚴重的不足。文革開始后，群眾雖然不自覺地在將文革這一改良運動推向革命，但是他們自始至終未能明確認識到必須徹底打倒整個官僚統治、由群眾自己掌握政權才是最終獲得勝利的唯一道路。

當然也有例外。 “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個激進的紅衛兵組織的聯盟——‘省無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最激進的并有一套精巧的理論的組織之一，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觀念與毛澤東曾經提出但旋即于60年代中期又放棄了的新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思想結合在一起。他們……批評文革的領導人只糾纏于攻擊個別人而沒有找到中國政治問題和社會不平等的社會階級根源。他們認為，這個根源就是依然掌握著國家機器并且篡奪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的‘新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砸碎現有的國家機構，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則為基礎的中國人民公社。’”（454） 這些思想在省無聯的成員楊曦光寫于1968年的《中國往何處去》一文中，得到了系統地闡述。但就是在這一最激進的綱領中，仍舊是把毛澤東奉為精神權威，繼續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而不敢沖破毛澤東的束縛。

三、保守派官僚或當權派——走資派官僚。

幾乎全部官僚都屬于這一派別，他們分布在黨委和軍隊兩大系統中。如果說只有毛澤東一人及其少數追隨者構成了改良派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說除了毛澤東以外的整個官僚集團都屬于保守派。官僚們既清楚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又清楚他們與群眾之間的深刻對立，與群眾相比，可以說官僚們有著明確的“階級意識”。官僚們拒絕任何改良，決不愿與群眾分享權力。他們深知，只要松一處口子，那么群眾運動就會蔓延壯大起來。只要給了群眾四大自由，給了群眾發言權，那么擁有了言論自由的群眾自然會進一步再組織起來。組織就是政權。這樣就會形成群眾組織即新政權的萌芽與官僚機器這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二者勢不兩立，水火不容。自群眾運動一興起，官僚們便把其當作敵人對待，堅決予以鎮壓，不容自己的特權地位受到任何損害。當然官僚們也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不過是從對其有利的角度來加以解釋。

在對群眾運動直接鎮壓的同時，官僚們還支持自己的支持者建立組織，并打著群眾組織的旗號行動。這些組織或是對成份不好者大打出手，或是對真正的造反派肆意攻擊，這一切行動都緊密地與官僚們配合著。“作為一個常識：保守派（群眾組織）在整個文革期間，為把文革變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間的階段性角色轉換主要是：文革初期他們是資反路線的實現者和執行者，抄家破四舊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們干的，根據毛澤東的定性這是為了“保護一小撮”而去“打擊一大片”的；第二個階段的保守派是以半軍事化的組織出現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為一個進攻者角色，在全國各地引發一個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老田：參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體與文革期間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一、運動的開始

“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的自發行動得到了毛澤東的堅決支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發動起來的。

“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對自己所起的作用的一個概述。

“毛澤東自己認為文革是從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開始的，結合后來的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甚至是作為官方認定的文革運動開始標志的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在最開始采取的幾個重要步驟，都是把重點落在文藝批判上，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去落實和完成這個認識和思想上革命的最后嘗試。然而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官僚機構總是把運動方向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轉移，“過濾機制”的結果是巍然不動，很顯然在這樣短時間內連續出現的過濾機制，已經說明官僚精英群體的問題是，無法在他們把持的組織程序內部去尋求解決的。”（老田：毛澤東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書齋想象中的文革與在實際政治博弈過程中展開的文革進程）

毛澤東的號召在黨內無人理睬，但是在群眾中卻意外地得到了積極的響應，“文化革命”也就隨之變成了“政治革命”。

自下而上的自發群眾運動很快就開始了.......大學生和中學生最先響應毛澤東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417）

毛澤東立即明確對此表示了支持，“他下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廣播和發表了這張大字報（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引者注），在全國的各所學校里，造反的學生組織以迅猛的速度和使人眼花繚亂的多種形式一哄而起。”（418）

對于群眾的自發行動，官僚們的反應則與毛澤東相反。

在6月初的學生騷動開始時，劉少奇就匆忙地向各中學和大學派去了黨的工作組，以努力使這場新的運動保持在黨組織控制的范圍內。（418）

在對付群眾時，官僚們的理論與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無非就是“老子就是黨，老子就是社會主義，誰反對老子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誰就是反革命。”劉少奇們通過工作組利用其一貫的“形左而實右”的手法來對付造反的學生，其具體方式大致有如下幾種：挑動群眾斗群眾；“將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找替罪羊，轉移斗爭方向；組織保守的、御用的“造反組織”。我們在以后還會看到，這些手段都被各地的官僚們所重復利用。

工作組也組織了“造反”的學生組織，這些組織主要由享有特權的黨的干部子女領導，他們支持學校黨委，試圖把文化大革命的攻擊矛頭從毛澤東主義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資產階級權威”是指那些對政治進攻實際上毫無反抗能力的著名的知識分子、教授、教師、作家和其他人。與后毛澤東時代的北京領導人對這些事件提供的說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間首先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迫害的不是毛澤東主義的激進分子，而正是那些由黨組織起來的、力圖在毛澤東主義的進攻中保護黨的官僚主義者的“造反派”。……最開始干這種聲名狼藉的事情的罪犯是那些在黨的機構支持下活動的組織。（420）
除了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以外，工作組組織的學生組織還對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分子的子女——進行迫害。他們發現，使那些過了時的階級成分永久化在政治上是有用的而在社會上則是有利的，他們還發明了“血統論”（或“自來紅”理論），通過這種理論，他們宣稱自己繼承了革命父輩（他們大多數人現在都是政府官員和黨的干部）的革命精神。而隱藏在神秘的“階級分析”之后的政治目的和對知識分子的普遍進攻之后政治目的，當然是完全一致的：保護和維持現存的黨的機構。（420）

直到7月下旬，才制服了劉少奇的反抗，毛澤東下令從學校撤出工作組，譴責了這“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學生造反派現在可以不受黨組織命令的約束而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組織了。他們迅速地重新組織起來，以紅衛兵的身份出現。（421）

8月上旬，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后，在中央取得了多數。8月8日，全會正式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樣，群眾運動不僅得到了毛澤東個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整個黨的批準.

十六條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權利宣言”。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

雖然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對于他們所設想的新政治秩序（以及黨在其中的地位）這一問題還是模糊不清的，但毛澤東卻毫不含糊地號召（雖然是以黨和黨的主席的名義，并且不乏驚人之處）群眾向現存的黨和黨組織造反。（423）

1966年的夏季和秋季，隨著文化大革命從北京擴展到各大城市和各省，對毛澤東主義領導人來說，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既低估了運動將導致的混亂程度，又低估了地方黨組織對運動的抵制能力。（428）

“十六條”雖然通過了，“但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并未因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斗爭還是很尖銳，很復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勢批判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段開始了。

毛澤東在19966年十月下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來做他的同志們的思想工作。首先，毛澤東談了他對運動的興起和現狀的看法。首先，群眾運動“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為此他請求他的同志們的理解，“我這個人闖了這么個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也是難怪的。”然后，他進一步勸說那些官僚們放棄鎮壓，與群眾合作，不要繼續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

但是他的勸告并沒有起作用。會后官僚們繼續其鎮壓政策。

“在今天的主流文革敘述中間，常常說各級黨委和支付是受到沖擊而癱瘓的，這是不真實的，大量揪斗干部和沖擊政府機關是在一月奪權前后發生的事情，政府部分多數停止工作是在兩報一刊發起批判資反路線、基層多數派組織處于瓦解的時候，這個時間要早于造反派的沖擊行為。換言之，“癱瘓”是官員主動“罷工”而非遭遇“沖擊”帶來的，這樣才能夠很好地理解奪權和后來的三結合形式。”（老田： 參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體與文革期間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

（這時）實際上，作為一個發揮作用的國家政治組織的黨已不復存在。在北京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獨攬大權，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指示和講話。但是在各省、地區和各城市，當地黨組織為了生存而固守自己的勢力范圍。任何地方的舊的官僚機構都受過沖擊，但其各個部分幾乎都保持著其完整性，地方機構的領導人一方面表示忠誠于毛澤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極力抵抗當地毛主席的支持者的進攻。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的領導人號召迅速完成“十六條”中宣布的目標之一：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429）

二、一月革命

但是,還有第三種因素是為毛澤東主義者所低估了的，即城市工人階級自發的社會政治激進主義，它很快獲得了自己的動力。（429）

在上海，“到1966年仲秋，反對當局的造反活動從學校擴展到了工廠。” （431）
“先有事實，后有概念。”1966年11月上旬安亭事件后，“工總司”得到了承認。十二月九日通過了“工業十條”，正式授予了工人階級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

毛澤東主義的領導人顯然已得出結論：現在是允許無產階級或至少是上海的無產階級完全參加被稱呼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時候了（433）。

“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462頁）

1967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從當地的、省的、地區的黨的權力機關手中“奪權”。這樣，工人和士兵便作為新的政治演員登上了政治角逐的中心。（428）

“文革發展到奪權，也不是毛澤東當初設想的預案。實際上是當權派為了對抗文革運動，蓄意把社會搞亂的背景下，以棄置生產指揮調度權力的方式來作為一種政治競爭手段，這個時候造反派為了爭取支持，就一面發起反經濟主義妖風，一面不得不承擔起自己并不那么得心應手的、由當權派丟掉的生產和運輸的指揮調度職責。在上海大量的學生走上碼頭參與裝卸貨物，進入工廠與工人一起上下班，極力維持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避免當權派所威脅的“斷水斷電斷糧停產停運”的局面出現。權力最開始并不是從當權派手上奪取的，而是當權派棄置地上逼迫造反派揀起來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與事實指導之下，毛澤東才號召進行大聯合奪權“。（老田：毛澤東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書齋想象中的文革與在實際政治博弈過程中展開的文革進程）

上海工人階級的力量格外強大，而且大多數工人組織能夠聯合起來。奪權首先在上海完成，這就是“一月革命。”

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極力宣傳巴黎公社的原則，幾乎所有上海的政治積極分子都一致支持這些原則。……1967年初，整個上海都可以聽到“一切權力歸公社”的口號。(432) 由于派性斗爭而延滯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終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這一天，上百萬工人集會慶祝“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上海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天”。

但是，上海公社從一開始就不是按照馬克思在187l年提出的原則建立的。馬克思的模式是要求建立“生產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并處于群眾的監督下，群眾有權及時撤換官員，而上海公社的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實際上卻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種權力及合法性不是來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最終來自毛主席的最高當局。馬克思要求廢除常規軍和警察而張春橋卻以公社的名義動用軍隊和公安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事實上在公社政府的成立儀式上，張春橋就強調說，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此外，張春橋在公社的綱領、組織和領導中排除了他的政治對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個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437）

盡管有著如此多的缺陷，上海公社仍舊有著巨大的意義。在這一機構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已不再是黨，而是工人階級自己本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以平民組織為基礎的政權，在權力與社會的較量中，權力第一次起碼在名義上屈從了社會。如果上海公社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變成向巴黎公社或彼得格勒蘇維埃那樣的民主機構，那么將會為全國樹立一個嶄新的榜樣，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將有可能變成現實，幾千年來權力支配社會的頑癥也將就此結束。

但是，當上海人民等待北京以同樣的熱情程度像慶祝一月革命那樣歡呼公社的誕生時，毛澤東（如果不是所有的毛東主義者的話）正在尋求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一月期間，還發生了另外兩起“奪權”事件，一起發生在山西，另一起發生在東北的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在這兩起奪權的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解放軍的部隊。這兩地在推翻了舊的省委領導后其所導致的政治結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干部和軍隊組成的、被稱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其中軍隊是舉足輕重的搭檔，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的毛澤東主義領導人宣稱，“革命委員會”是重建政治權力唯一合適的機構。（437 —438）

“革命委員會在本質上仍是官僚體制的工具，它開始是由軍隊支配，最后是在被重新改造過的但依然是列寧主義式的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并與之合為一體。 （439）

上海公社的建立，超出了毛澤東的官僚改良主義所能允許的限度。在毛澤東身上，保守的一面開始顯露出來了。

毛澤東經常嘲弄官僚們是假洋鬼子，不許別人革命，而這時他也不許別人革命了。

毛澤東曾諷刺別人是葉公好龍，表面上喜歡群眾運動，但群眾運動到來時則又避之唯恐不及，他這時也開始扮演葉公的角色了。

1927年，毛澤東力倡“一切權力歸農會”，40年后，他卻反對一切權力歸公社了。

上海公社成立后，北京一直不公開加以評論。二月中旬，在與上海公社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毛澤東指責公社：“是極端無政府主義的，是非常反動的，……如果什么事都有公社來管，那么把黨放到哪里去了？……必須要有一個黨，必須要有一個核心。”

十六條中賦予群眾的自我組織自我解放的權利被剝奪了。2月24日上海公社被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中國工人階級的自發試驗被禁止了。“上海公社……無論是它的誕生還是它的消滅，在官方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敘述中都只字不提。（439）

據一位老家是上海的人士講，他曾聽到一位當年經歷過這些事件的老工人發出過如下的怨言：“毛澤東，不夠朋友，他讓我們去奪權，我們奪了權，可他又要回去了。”
“也就在這時刻（當然，我們現在才知道），毛澤東本人在面臨他親手發動締造起來的運動進程的后果時鳴鼓收兵了；也就是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時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際，他下令停止對黨的機器的進一步解體，并且迅速的扭轉了這一實驗方向（今天我們當然看到了其明顯的后果）。”（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2003年，第393 頁）

上海公社的取消，使上海工人階級遭受了決定性的失敗，這也對隨后全國的運動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1967年2月的這些事件，是毛澤東主義從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那些目標和允諾中一系列讓步的第一步。

這些事件還表明，中國全部的政治權力最終取決并歸屬于一個人和他的“思想”。……對毛澤東的崇拜已達到了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毛主席不僅能夠決定每個人的命運，也能決定社會運動的命運。
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敢于造反”的權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權利，而是由被神化了毛澤東的權威賜給人民的，因而這也是毛澤東隨時能夠廢除的一種權利。1967年2月，毛澤東規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限度并決定了造反的政治結局。（439）

在取締了上海公社后，毛澤東對三結合的革委會滿懷信心。公社，只有群眾，沒有核心。而舊體制呢，只有核心，不見群眾。革委會呢，在毛澤東看來似乎能將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而避免了其缺點。但是在文字上、概念上能被人捏合在一起的東西，在現實當中則未必能夠真正結合起來。真正的群眾運動、群眾組織怎么能夠與官僚統治、官僚機構結合在一起呢？即便毛澤東想這樣做，但是那些官僚們并不愿加以效仿。毛澤東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企圖讓不能結合在一起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讓他看到這只是一廂情愿而已。

“現在，雙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定勝負的時候。”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頁）就像毛澤東此前曾多次錯誤地判斷了運動的發展方向一樣，這一次他又低估了對立的嚴重性。

“有些事情我們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到。”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472頁）等待他的不是“結合”，而是“全面內戰”。

三、全面內戰

1967年，以“一月革命”告終的上海事件模式為中國其他地方所效法。但在大多數城市和省區里，當地黨組織的力量較為強大。群眾運動則比較軟弱，派性斗爭比上海更為激烈。此外，現在被官方認可的“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受到了兩種因素的制約。首先，到2月下旬已經明確地規定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結局是建立在“三結合”基礎上的革命委員會；其次，2月23日.林彪按照毛澤東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軍介入政治斗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秩序。

毛澤東認為，人民解放軍已完全作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準備。但并非所有毛主席的追隨者都同意這些觀點。（440）他忘了軍隊是國家官僚機構中最具有強制性的、等級最森嚴的機構。(390)

在作為國家政治組織的黨已停止行使其職能以及群眾運動無望地分裂為對立派別的這種日益加劇的混亂局面下，軍隊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仲裁者。……軍隊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組織。”

“為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比較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壓。特別是在1967年2月3月（后來被一些人斥責為“二月黑風”）軍隊強制（有時動用武力）解散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進的學生組織和工人組織。

在一月革命后的許多地方，實際上正是人民解放軍、黨的干部和保守的群眾組織之間的三結合，阻礙了毛澤東主義的文化大革命目標的實現。”（441）

“到1967年4月底，除上海和北京外，在其余27個省、自治區中，只有4個省建立了為官方認可的革命委員會：山西、黑龍江、貴州和山東。在其他地方，原有的黨組織在各種造反組織的圍攻下依然根深蒂固。而各造反組織之間一方面相互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又與奉命前來支持他們的部隊發生了沖突。

1967年春季，各地的軍隊領導人著手恢復“秩序”，這在許多地方意味著保護原來的黨的機器，支持保守派的群眾組織并維護政治現狀，造反派對軍隊的敵意不斷增加。

站在對立面的絕不僅僅限于幾個激進的極端分子，因為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學生及農民對黨的干部懷有深深的不滿情緒，他們反對的也絕不僅僅是“一小撮”被官方稱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如果沒有這種群眾對官僚機構的傲慢和特權的普遍不滿情緒，就不可能解釋為什么數以千萬計的人會響應毛澤東造反的號召。”（443）

4月公布了“軍委十條”，禁止軍隊鎮壓造反派群眾組織。

“軍隊介入后……來了個‘八條’，抓然抓多了，有些革命組織不應取締的取締了，起了壓的作用。‘十條’后，受壓的有起來了，又恢復了，來了個反復。反復好……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491頁)

5月，在一場激進的反擊所謂“二月逆流”和前幾個月的“黑風”的運動中，人們的不滿爆發了。

7月，在全國性暴力和混亂的背景下，產生了實現毛澤東主義過去號召過的“中國公社”的新要求。

為了調解處于爭斗狀態的各派組織，從北京派出了政府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到各省情況嚴重的地區以幫助實現‘革命大聯合’。”（443）

7月，毛澤東親臨武斗嚴重的武漢，他深信通過他的調解可以使各派放棄對立聯合起來。從春天起，武漢軍方就公開鎮壓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軍委十條公布后，軍方的鎮壓行動被迫有所收斂，便轉而支持建立了一個以基干民兵為核心的組織“百萬雄師”，利用其去攻擊造反派。當毛澤東的代表宣布工人總部為革命組織后，軍人和百萬雄師的成員沖擊了代表們所住的賓館并將其中一人抓走，而毛澤東也住在這一賓館內。毛澤東被迫迅速飛離武漢。這就是“七•二O”事件。

武漢的反叛喚起了內戰的幽靈，因為這一事件表明，顯然是國家唯一穩定的力量即人民解放軍也并不完全是一個堅如磐石統一體。（445）

毛澤東一向引以為榮的軍隊竟向他這個締造者發起了沖擊。武漢事件實際上是軍方強人們向毛澤東發出的警告：你毛澤東如果繼續支持造反派，那么我們——你的老部下就要對你不客氣了。要我們還是要他們，你就看著辦吧。

毛主席在公開情況下暫時還保持沉默。（445）

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

四、退卻和失敗

“到8月底，中國看來已徘徊在無政府的邊緣。毛澤東在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時認識到，如果繼續進行作為一場建立在群眾首創精神基礎上的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勢必會冒使全國陷于大規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內戰的危險。（447）

事態的發展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改良遵從著自己的內在邏輯演變成了內戰。文化大革命已走到了決定其命運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毛澤東這個最高仲裁者站在對立雙方的哪一邊。

面對這種出乎意料的內戰局面，毛澤東無所適從，他自始至終也沒能認識到他的改良主義思想的缺陷。“過去……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么幾個人。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哪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531頁）

“過去我們打了二十二年仗，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為敵人不很清楚。……現在是共產黨自己內部分裂，都說是共產黨，人們就不容易搞清楚。”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539頁）

這與劉少奇在四清時所講的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混在一起的觀點幾乎一樣了。人民內部的矛盾怎么也會使雙方兵戎相見呢？其實對立的雙方早就不把對方當作“人民”來看待了，只有毛澤東因為還繼續堅持自己的改良——調和主義立場，而對此不能理解。“敵人不很清楚”，但是在官僚眼中敵人是很清楚的，他們一直把造反派當作了敵人。造反派雖然在理論上過于依賴毛澤東，但他們身受鎮壓，也不會對此毫無認識。

毛澤東處在困惑與無奈之中，對于他來講，出路何在呢？

對于造反派來說，只有徹底打倒整個官僚統治，建立工人階級直接統治的機構，也就是說來一場徹底的革命，才會有一個勝利的前途。但是毛澤東看不到有這樣的可能，而且他也并不愿意走到這一步，在上海公社事件中這一局限性已表露無遺。既然看不到內戰有可能發展成一場成功的革命，那么內戰在毛澤東眼中就只是一場只具有破壞性的內戰了，而繼續支持造反派，也只會加劇內戰的規模而毫無前途。

“我們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有兩個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從此天下分裂……全國到處兩大派，如果統一不起來，這樣會不會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樣全國出現混亂狀況，長期分裂？”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500頁）

內戰是一定要避免的，結合仍舊是要完成的，這就需要對峙的雙方做出讓步。軍方拒絕做出任何讓步，并以武力相威脅。而繼續支持造反派，在毛澤東看來也沒有希望。面對軍方的壓力，毛澤東屈服了。他只好讓對立中的另一方——造反派來做讓步了。而此前他一直是要求官僚們向造反派作讓步的。在靠支持群眾沒能完成與官僚的結合后，現在只好靠壓制群眾來完成結合了。

“他選擇了秩序，實際上，他是選擇了結束文化大革命。” （446）

毛澤東開始為官僚們辯護了：“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

自運動開始毛澤東一直是造反派的支持者，而今他卻開始指責群眾了：“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造反派本來只是仗著毛澤東的支持與保護才能與軍隊抗衡，一旦失去了毛澤東的支持，形勢對于他們來講就急轉直下了。

8月底，中央文革的激進分子王力、關鋒（及戚本禹在稍后）被當作極左的五一六分子隔離審查。

1967年9月5日，軍隊受命恢復秩序，中央命令群眾交出武器并不得妨礙軍隊執行使命。……在軍隊指導下恢復秩序的同時，中央還致力重新建設黨組織和重新建立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政府機構的權威。這一進程是緩慢而艱難的，但卻按照一種秩序的邏輯進行著：已落入軍隊之手的政治權力最終將還給已經復蘇并重新恢復元氣的列寧主義政黨。

這種“正常化”的進程由大量的革命詞藻點綴著，它包括許多文化大命的保留形式，標語和戰斗口號，但更顯而易見的是，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取消了。”（448）

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取消了！

在壓造反派做出讓步后，毛澤東原本“指望通過革命群眾組織的“大聯合”及群眾組織的成員融洽熱情地團結在“三結合”的班子里來作為恢復秩序的解決辦法，但群眾并沒有真正團結起來，更缺乏團結的熱情。至1968年春季，大多數工人由于對這場他們很難搞清其目的和意義的運動產生的沖突和戰斗越來越厭倦，轉而對政治變得冷淡，許多工人組織不是解散就是陷于癱瘓。”（452 -453）

“那些依然留在群眾革命組織中并繼續保持著積極性的造反派，對于他們受命要與之結合的黨的干部和解放軍士兵持不信任的態度。和解是極其困難的，在多數情況下常常是由軍隊強制進行結合。……武斗一直持續到1968年夏季才結束。”（453）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群眾的激進高潮發生在1968年春季和夏初。對軍隊的嚴厲干涉的強烈反抗與官方反對“右傾思潮”的短暫運動混合在一起，使得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斗。……最大的流血事件發生在偏遠的省份。其中最嚴重的莫過于廣西，其省軍區下令殺害或判以死刑的激進的紅衛兵人數之多，即使按當時的流血武斗的標準來衡量也是令人震驚不已的。（454）

而為了盡快“把在政治上最具破壞性的紅衛兵從城里弄走”，發起了上山下鄉運動，以“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為借口，將學生們打發到了農村。

到1968年九月，“全國山河一片紅”，革命委員會在全國都建立起來了。軍方及黨的官僚在其中占據了支配地位。“群眾或更準確地說是那些被挑選出來當群眾代表的人也參加了革委會，但是這些代表很少選自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重要的、自發的群眾組織，而毋寧說是從群眾運動的廢墟中找出來的。”（456） 在以后的數年中，這些群眾組織的殘余也被清除出去了。

1967年夏末退卻的結果，不僅沒能換得官僚們的妥協，而且使官僚們占據了絕對優勢，最終，官僚們繼續獨霸天下，造反的群眾則被掃蕩得干干凈凈。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在關鍵時刻由于其最初發動者的轉向而半途而廢，這沉重地打擊了造反的工人和學生的意志，他們感到被自己的領袖拋棄、甚至愚弄了，他們不過是上層斗爭的工具而已，他們的造反行動成了“徒勞的斗爭和無益的流血”。對精神領袖的失望也變成了對本階級的失望，幻滅、冷漠、灰心、消沉等等從此便成了中國工人階級共同的“階級意識”了，直至今日仍是如此。這才是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最嚴重的后果。

在否認官僚與群眾的對立以重樹黨的權威的同時，需要對過去的全面內戰進行解釋，或者說得找出替罪羊來。這時毛澤東的做法與66年夏天劉少奇鎮壓學生時的做法非常相似，這看起來非常可笑。這是因為毛澤東一旦不再做群眾造反的支持者，他就只能做群眾的鎮壓者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去重復劉少奇的做法了。

內戰首先被歸罪于一個所謂的“五•一六”集團。“1967年“熱夏”的混亂是一個小集團的領導人策劃的“陰謀”的結果。”（449） 此后數年，大概有數量龐大的造反派積極分子被借此罪名加以鎮壓。

這還遠遠不夠。文化大革命的實質這時也變成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繼續”。“解放后留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斗的幕后指揮。”“大陸上有國民黨的殘渣余孽。有些人鉆到我們中央機關來了，或鉆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一次算是一個一個作了清理。”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529頁）

這樣一來，沖突就不是由于官僚與群眾的對立所導致的了，罪魁禍首被推到那些幕后黑手身上了。文革于是又增加了一項新的內容，在全國范圍內“清理階級隊伍”。
毛澤東大概也不相信自己的這些判斷，他曾說過：“一搞武斗就說對方是國民黨，這個我也是罪魁禍首，說是國民黨同共產黨斗爭的繼續”。（《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462頁）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個正式運動，亦即中國共產黨完全復蘇的前奏，是1968 1969年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中使用的標準標志著毛澤東主義在確定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這個問題上的進一步退卻。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規定按照政治行為來確定階級而現在他卻對站在舊路線上的官僚主義者作出了妥協，后者認為，強調社會階級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為了適合當時的政治潮流，對于知識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激進組織的領導人的審查清洗十分嚴厲。據觀察，保守派的政治領導人對“清理”運動的反應十分熱烈。一般地說，整頓運動是從干部擴大到群眾，許多人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了各種形式的迫害和歧視。”（458）

“整頓運動是從干部擴大到群眾”。這只是在重復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做法了。一步被動，則步步被動，毛澤東騎虎難下，只能如此了。

與此相對照，黨的最上層的沖突也不再首先被解釋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沖突了。1968年9月，劉少奇被開除黨籍，其主要罪名變成了“叛徒、內奸和工賊”。“這些荒唐的指控的目的是十分顯而易見：恢復一貫正確的列寧主義黨的革命形象。這樣一來就可以提出更容易使人受騙上當的說法，即劉少奇對革命的背叛不是黨內自然的產物，而是外部力量對黨的侵襲的結果，于是就可以把“兩條路線”的斗爭化為革命與反革命，在整體上保持著革命純潔性的無產階級政黨與從外部滲入革命隊伍的敵人之間的斗爭。”（456）

作出這等結論的影響是非常惡劣的。這樣的指控肯定無人相信。本來劉少奇已因對群眾運動實行“白色恐怖”而名譽掃地，作出這樣的結論后，只會使群眾相信，毛與劉之間的斗爭只不過是爭權奪利罷了，而他們只是被人利用來打倒政敵而已。

1968年，當文化大革命走向衰落時，對毛澤東崇拜卻增長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456） 過去，毛澤東是革命的象征，如今卻成了秩序的化身。在1966年和1967年，聽毛主席的話是要去造反，而在1968年聽毛主席的話則是要服從。“1966年，對毛澤東的崇拜鼓勵了人們卻破除迷信；1968年，對毛澤東的崇拜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迷信。……在群眾運動廢墟上盛行起來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也受到了軍隊領導人的歡迎。”（457） 這時的崇拜一個種極端形式主義的方式（如“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泛濫起來，軍方所提倡的這些令人作嘔的運動，同時也有利于群眾忘掉不久前毛澤東的過激言論。早期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是對于其支持者和保護者的崇拜，是發自內心的，后期則是官僚們有意歪曲而加以利用。后人不清楚這二者的區別，更加重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混亂認識。

1969年4月，“九大”召開了，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了。

196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兜了一圈以后又使人民共和國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的起點。政治權力歸還給了3年前掌握它的黨、軍隊和國家密切相關的三位一體官僚機構。黨在其傳統的列寧主義基礎上得到重建，并恢復了它過去那種至高無上的地位。”（459）

“文化大革命是以對列寧主義的黨的全面進攻為其開端，而以按其正統形式重新建黨而告終結，盡管它打倒了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在1966-1967年間，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在“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則基礎上全面展開的；但到了1969年，群眾運動便分崩離析，在運動中被挑選出來的一些殘余人物為舊官僚政治機構所吸收。”（461）

文化大革命失敗了。

“毛澤主義者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以下述假定為根據的：現存的黨政機構正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486）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結果恰恰是那種被說成是產生“修正主義”傾向的主要根源的政治結構的復辟，而修正主義傾向據說是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文化大革命具有諷刺意味的結果之一就是，一場表面上是反對官僚主義和官僚特權的運動卻擴大了中國官僚主義者的隊伍，中下層政治機構尤其是這樣。”（487）

“（文化大革命）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關系仍然是國家（官僚就是其代表）對社會行使著絕對的統治權。”（488）

“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產生常設的群眾自治機構，而且也沒有解決更為迫切的政治繼承人問題”（不管是青年當中的還是最高層的）。（489）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敗在于，它沒有產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這些制度會使勞動群眾獲得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并最終在發展現代生產力的同時，使勞動群眾自身獲得社會經濟上的解放，從而使整個社會獲得解放。”（485）

“毛澤東主義始終未能認識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又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之一。”（547）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毛澤東的遺產都不包括反對官僚主義統治的制度上的保證。”（548）

“文化大革命在開始時似乎也提出，要進行根本的政治變革。1966年8月的“十六條”曾號召建立“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作為各級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權力機構”，此外，還號召建立一個“像巴黎公社那樣”的“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的機構。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從這些社會主義觀念退卻的歷史。這種退卻從1967年2月毛澤東否定上海公社、贊成建立軍管的革命委員會為開端，以1969年黨的機構的全面恢復并很快將革委會變成執行黨的政策的官僚機構而告終。不管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有什么打算，到最后他只得滿足于重建一個經過了思想整頓的黨，一個經過了改造的國家官僚機構。”（485）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官僚統治的恢復穩固和群眾運動及其組織的徹底消亡，標志著毛澤東的官僚改良主義理論的破產，標志著毛澤東企圖使官僚統治與群眾運動結合起來的試驗的失敗。在中國這樣一個已非資本主義但也還沒有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官僚國家，而且是有著兩千多年的官僚政治傳統的國家，毛澤東真誠地而且一度是滿懷信心地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與官僚機構的結合，能夠解決官僚蛻化的問題，能夠結束社會對權力的屈從的頑癥，能夠避免社會重新倒退回資本主義。但事實并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文化大革命以改良開始，但是群眾一旦起來后，官僚們就堅決加以鎮壓，鎮壓使改良變成了內戰。內戰未能發展為革命。為了避免內戰，迫于官僚們的壓力，毛澤東只好讓群眾運動做出讓步。革命未能產生，并不意味著改良就會有成果。群眾運動的退卻一發而不可收，在官僚與毛澤東的聯合壓力下，徹底地潰散了。結合的希望也就化為了泡影，最終仍舊是官僚們獨自壟斷一切權力。

要么就是鎮壓群眾，要么就是永遠同群眾在一起。

要么就是官僚統治，要么就是工人階級的民主的自我管理（統治）。

要么就是一黨專政，要么就是公社或蘇維埃。

沒有別的選擇，沒有第三條道路。文化大革命的慘敗更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

五、尾聲

九大召開時，毛澤東似乎在黨內取得了勝利，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劉少奇雖然被打倒了，但是劉少奇所代表的官僚機構卻毫發未損。而群眾運動失敗后，毛派——改良派官僚的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毛澤東之所以能夠與整個官僚機構相抗衡，只是因為他身后有群眾的支持。群眾的力量一旦煙消云散后，他就無力再阻擋官僚們蛻化的步伐了。當然只要毛澤東還在世，那就無人敢觸動他，但只要其一死，“人亡政息”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毛澤東在被迫與官僚們一起將造反派鎮壓下去后，他自己也注定要成為被官僚們加以鎮壓的對象了。早在1967年夏末，中央上層最積極的毛澤東主義者王、關、戚就被鎮壓了，這種“逆文化大革命的勢頭而反對頻繁出現的“極左”現象，卻變成了一種長期的清洗，這一清洗一直持續到所有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初領導人（除了毛澤東自己以外）都被趕下政治舞臺為止。因為每當毛澤東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間挪一挪，他的大多數信徒就會發現自己太左了。在某種意義上說，對極左分子不斷清洗，最終將清洗到毛澤東本人身上，盡管直到他去世幾年后才開始這樣做。”（451）

“幾乎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大”剛剛閉幕，宣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輝煌勝利并宣布大會本身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同時，就爆發了新的政治斗爭，“團結”化為泡影。斗爭圍繞著文化大革命中:已經提出來（但尚未解決）的問題展。.文化大革命刺激起來的政治欲望使這種斗爭達到了白熱化程度。但它與文化大革命時群眾反對官僚機構的斗爭不同。中國政治現在已轉變為黨的官僚機構領導人之間的派別斗爭，它完全避開了公眾的視線。”（491）

“如果說，1968年以后群眾在政治上沉寂了下來，那么，政治局情況正好相反。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未解決的問題在這里爆發為激烈的政治斗爭，并把所有的參與者都投入到充滿政治陰謀的拜占庭世界中。”（489）

“這些斗爭和陰謀玷污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史的最后篇章。”（459）在此已沒有詳述的必要了。

在詳細敘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具體發展進程后，它的結果就很自然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了，或者說，動機已按照其內在邏輯演變為最終的結果了。我們再將這一動機和結果集中對比一下。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領導人響亮地宣布群眾民主的原則的情況下開始的。但是，相信了這種宣言的人民群眾從一開始就使自己隸屬于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本人，而這位“偉大的舵手”則作為群眾集體意志的化身而出現。

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場反對官僚特權和官僚壓迫的斗爭（并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但是運動不久就處于中國軍隊的支配之下，而軍隊是國家官僚機構中最具有強制性的、等級最森嚴的機構。

毛澤東主義的領導人起初鼓動群攻擊中國共產黨，并允諾將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政治結構，但正是這些領導人，最后又宣布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實際上一直是“鞏固”中國共產黨，并且此后不久運動就演變成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為爭奪黨的領導權所進行的殊死斗爭。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它的領導人抨擊“四舊”，尤其是中國封建傳統遺留下來的迷信思想的影響，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對毛澤東的迷信崇拜和圍繞著對毛主席個人崇拜而表演的種種原始儀式。

文化大革命響亮地宣稱，其目的之一是把中國的年輕一代培養成五四時期的老一代革命領導人的“革命接班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卻使整整一代中國年輕人產生了政治上的幻滅感和玩世不恭的態度，在大動亂之后，許多青年入將自己的一代稱為“垮掉的一代”。

自從1927年中國無產階級受到蔣介石軍隊的殘酷鎮壓以來，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城市無產階級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躍起來，但是，在運動初期成立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結束之前很久就被上面解散和查禁了，而中國工人階級又一次因為政治上的消極而受到指責。

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號稱是代表農民的利益而反對剝削性的城市，但是大多數農民并沒有從動亂中獲得什么好處，有些農民丟失得更多。

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最初呼吁知識分子加入到反對官僚專制的斗爭中去，許多知識分子響應了號召，但是，在這場惡意反對精神勞動的運動中，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卻成為主要的受害者。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國復蘇社會主義精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但這場動亂最終僅僅是使社會主義的那種理想在許多中國人的心中名譽掃地，從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破壞了人民共和國既存的脆弱的社會主義基礎。”（390 — 391）

文化大革命這場改良運動未能發展為一場成功的革命，最終導致了這樣的悲慘結局。
毛澤東去世時，整個中國到處都充斥著不滿。文化大革命損害了每一個社會群體，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對文化大革命有著滿腹怨言，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沒能從運動中得到任何好處。

早在六十年代，工人階級和學生在被剝奪了造反的權利以后，他們就已遭受了心理上的沉重打擊。緊跟著在目睹了數年的令人厭惡的上層斗爭后，他們更是倍感失望。“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實現其所聲稱的目標，這場革命所得到的僅僅是失敗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滅感，接踵而至的便是群眾的憤世嫉俗的情緒，在經過了70年代凌駕于人民之上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爭和陰謀后，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厭倦了的民族……一個逐漸玩世不恭并對政治十分冷漠的民族。”（549）

官僚統治集團更是不必說了。文革期間造反派對他們的沖擊使他們對毛澤東懷恨在心，他們早就在盼望著擺脫毛的束縛以便為所欲為。而文革的失敗，群眾的不滿，則又讓他們在道義上多了些許自信。

毛澤東死后，官僚們大獲全勝，文化大革命被當作“動亂”和“浩劫”而遭徹底否定。官僚們以改革之名，不自覺的、緩慢的、但最終是成功地在中國全面推行了資本主義。搞社會主義的是這個黨，搞資本主義的還是這個黨，官僚們繼續在社會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就暫且將這個仍舊處在過渡之中的社會稱作是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吧，當然，概念是簡單的，內容是豐富的，削足適履，就這么湊合著用吧。官僚們化公為私、推行資本主義的最有利的條件，就是群眾的冷漠。

第四節 出路何在

毛澤東看到了官僚蛻化的危險，并預見到這一蛻化不可避免的結局將是使中國倒退回資本主義。他的預見今天已經變成了現實，這也正是他的過人之處。但是，毛澤東為解決這一問題所作的嘗試——文化大革命——卻以失敗而告終。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像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使官僚統治與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而且將群眾的力量和意志完全摧毀了，為日后官僚們推行資本主義掃清了最大的障礙。

那么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僚蛻化的問題呢？新的出路在哪里呢？新的選擇在哪里呢？

邁斯納指出了應該努力的正確方向。“向當局造反是群眾的權利……當中國人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這種權利是既非上面所賜亦非上面所能廢除而為他們所固有的權利時，”他們會再次起來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斗爭，這一斗爭通向勝利的“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490）

這實際上回到了馬克思的核心觀點那里去了：“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自己來完成。”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常識，但是在經過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一個世紀的歪曲后，人們都已忘記了這一點。那么工人階級應該如何自己解放自己呢？應該通過何種具體的組織形式來完成這一解放呢？邁斯納并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這也正是他本人的不足。

工人代表委員會——或蘇維埃、公社、工人議會等——的道路就是工人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這既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道路，也是推翻官僚統治的道路。

工人代表委員會絕非像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僅僅局限于俄國的經驗。在一戰后的整個歐洲革命浪潮中；在1927年和1967年的中國；在1936 1937年的西班牙；在1968年的法國；在1972年的智利，它都曾以不同的名稱出現過。

在1968年五月的法國，工人們已經占領了工廠，但是他們卻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如果他們能夠在各工廠建立工廠委員會并將此聯合成工人代表委員會，那么五月風暴就不會半途而廢了。

皮諾切特政變前，已經發生了兩次針對阿連德政府的政變。政府和議會面對叛亂的軍人束手無策，只是依靠各個工廠里自發組織起來的工人才將叛亂鎮壓下去。這些組織本來是可以發展為工人代表委員會的，但“領導”們卻將其解散了，最終他們也因此失去了抵抗政變的力量而被消滅。智利的經驗再次證實了一下觀點：左派即便依靠選舉上臺執政，但僅僅靠遠離群眾的議會是無法對付資產階級的叛亂的；工人代表委員會則有著議會的優點而沒有議會的缺點，只有靠團結在委員會周圍的群眾才能對付資產階級的叛亂。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后，也只有靠工人代表委員會，才能實現工人階級的自我管理、自我統治。

歷史的和國際的經驗在這里我們就不多談了，我們還是回到文革的實際中來，我們就作一回事后諸葛亮吧。我們為文革設想一條理想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能使文革從無望的改良最終轉化為一場成功的革命。

群眾力量的強大及其意志的堅定明確，是革命成功的最根本的保障。首先我們希望文革前群眾中已經歷了初步的思想動員，在這一動員的基礎上類似正當的初步的組織核心也建立起來了。獨立的思想和獨立的組織，是群眾不再象文革中那樣，過分的依賴毛澤東。我們也希望最好毛澤東本人也不再固守他的“結合”的教條。下面我們再分別對上海和武漢兩大城市的運動作具體的設計。

上海公社成立后，還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公社代表不是普選產生的，大概是由各組織推舉產生的；大概有一部分工人沒被吸收進去；繼續容忍軍隊公安等舊官僚勢力的存在。

也就是說，盡管公社已奪了黨委的權，但是官僚機器中的軍隊等力量還未受到沖擊，而公社的當權者則極有可能與之妥協。此時的上海公社與1918 1919年的德國和奧地利的工人代表委員會有些相似，當時在表面上委員會已控制了一切，但操縱著委員會的派別卻只想著與舊勢力妥協，最終導致了舊勢力的全面恢復，而工人代表委員會也隨之被取消了。

如何使新制度穩固下來而不被舊勢力吞噬掉呢？一個革命的派別應該提出這樣的綱領或戰略，按照這樣的綱領行動，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團結群眾、孤立敵人：

1、強調一切權力歸公社。

2、徹底摧毀官僚機構的力量，要求軍隊必須服從公社的指揮，同時在軍隊內部成立士兵公社。

3、武裝全體工人。

4、公社實行普選制，并且經常改選和召開代表大會。

5、公社允許所有的工人派別和組織參加，這些組織和派別可以自由地改組為政黨，如激進共產黨、保守共產黨等，或者說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等。

這些綱領實現后，將會徹底清除舊官僚勢力，使新型民主制度確立起來。

再來看看武漢。

上海的工人階級在奪權以前就已經初步聯合起來了。武漢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官方的力量比較強大，官方有意識地在工人階級內部制造分裂，形成了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兩大組織對峙的局面。這時首要的問題是要克服工人階級內部的分歧。

在這種情況下，在還沒有奪權以前，革命派別就應該號召成立包括所有工人在內的公社。公社并非只能在奪權后才能成立，毫無疑問，公社是一個政權機構，但公社同時也是一個實現工人階級大聯合的機構。此時應通過公社的成立來率先把工人階級聯合在公社內。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各派別應當把分歧從街頭上拿到公社的會議室里來解決，讓選票來決定誰是運動的核心。只有公社才是只需文斗不需武斗的制度保障。號召成立公社可以立即打破官方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陰謀。如果受官方支持的派別阻撓公社的成立，那就意味著故意制造分裂而遭到群眾的拋棄。如果被迫支持，那么武斗也就沒有理由再進行了。公社的成立意味著大聯合的初步形成，在團結群眾的同時，敵人也就被孤立了，公社與官僚機構這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形成了，官僚政權作為群眾的對立面就越發凸顯出來了。公社的成立一下子就解決了兩個問題：團結群眾，孤立敵人。

但這時公社的多數派或者說工人階級的大多數還不愿立即與官僚們決裂而去奪權，百萬雄師——孟什維克——可能在公社內處于多數，而工人總部——布爾什維克則處于少數，或者說多數群眾此時還動搖不定。這時的武漢與二月革命以后的彼得格勒很相似。工人總部應該堅持如下的綱領：

1、一切權力歸公社，打倒舊官僚機構。這將是最有吸引力的口號，為什么一切權力不該歸公社呢？又有誰敢公開反駁這一點呢？百萬雄師若公開反對，他們將失去群眾的支持，如果支持，那么他們實際上就不得不在執行與舊機構決裂的政策；

2、在軍隊中成立公社；

3、武裝全體工人。

當公社里的革命傾向越來越重而官僚機構越來越孤立時，取締官僚機構的時刻就到了，一切權力歸公社就最終變成現實了。堅持這樣的戰略，武漢就會變成另一個上海。

我們還可以為運動設想一個好的國際環境。比如法國的“五月風暴”提前了兩年爆發，而法國工人階級也沒有錯失良機，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法國展現在了世人面前，這會有力地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就像當年十月革命那樣。

不過像我們在前邊所看到的那樣，如果中國革命在1927年就成功的話，文化大革命也就不再需要了。

最好的情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戰后不采取自殺政策，那么今天的世界就不再是這樣了，為那次革命的失敗人類已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文革的悲劇，只是從那時起世界無產階級的歷史性失敗的持續而已。我們這么說，只是提醒大家要用一個世界的眼光來看待我們星球上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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