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首度曝光的毛澤東周恩來信函　
    
    國民黨黨史館首度公開共產黨領導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李大釗、陳獨秀等親筆書函。八封首度曝光的書函中，包括毛澤東向國民黨中執委呈交的請辭信，周恩來與董必武營救被國民黨拘捕的廖承志的求情書，還有李大釗寫給國民黨中央及何香凝請辭國民黨婦女部主任的書函等等。
    有關早年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書信，筆者最近由國民黨黨史館取得一批文獻，這批珍貴書信首次公諸于世，對于反映當時時代的情境和當事人的個性特色頗為傳神，兼具史料和玩賞價值，因此筆者略事整理，共饗讀者。

    有關毛澤東的書信有三封，都是他擔任國民黨要職時寫給黨中央的短函。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共“一大”之后，毛澤東即返回湖南領導農民運動，一九二三年毛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三大”，大會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與國民黨合作，三十歲的毛澤東被選舉為中央局委員，開始參與中央領導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一大”上，毛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隨后在上海執行部工作，一九二五年又在廣州出任了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后來由于國民黨內左右兩翼斗爭激烈，毛澤東被迫辭去該職，此后集中心力在農民運動，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南京宣布“清黨”，國共走向徹底的決裂。

      毛澤東宣揚中山思想

    簡言之，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活動的范圍大致在廣州、上海、長沙、武昌等地，年紀在三十一歲到三十四歲之間，政治上算是初生之犢，一方面他參與組建中共的地方組織，領導農民運動，另一方面也在國民黨內主持宣傳刊物，宣揚孫中山思想，具有國民黨重要干部的身份。蔣介石勢力膨脹開始打擊共產黨后，毛澤東勢必要卷入復雜的政治局勢，對他而言，這三年的工作無疑是政治本性的試煉，使他脫離了原來只是寫文章論政的青年時期。

    “信一”是一九二四年五月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的短函，內容是：“平教委員會（按為“平民教育委員會”）諸同志：弟因腦病日增，組織部及秘書處事務又繁，平教委員會常務委員勢難勝任，懇予準許辭職，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務委員會議請到伯倫同志代理出席。毛澤東。”“信二”是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澤東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理部長時寫給中央秘書處徐蘇中的信：“蘇中先生：宣傳部管審員張克張同志，因工作繁忙，請求由錄事地位升為干事，增加薪水以維生活，是否可行請編入星期五日會議日程，屆時將提出討論為荷，此頌，大安，弟毛澤東。”“信三”則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毛澤東寫給中央秘書處林伯渠的請假函，信封上注明“報告中央”；“中央秘書處常務委員諸同志：因腦病增劇，須請假兩星期，轉地到韶關療養，宣傳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辦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為荷！毛澤東。”

    這三封信都是毛澤東擔任國民黨職務時寫給黨中央的，內容都是官僚系統內芝麻小事，這位后來成為中國歷史巨人的毛澤東在國民黨內呈公文時，與今天共產黨的小干部并無二致，管的都是請假、提干、加工資等這類事情。他的毛筆字風格始終如一，但因要面對諸多上級長官，仍有所收斂，字體清晰可辨，大體上都寫在行間，比較他日后領導中共時大肆揮灑的字跡要工整得多了；盡管如此，毛的霸氣依然隱約可見，信中流露著對官僚日常工作的不耐，向黨中央請假時用的是“特此奉告”，信封上那“報告中央”四個字就壓在紅線上，毫無敬意，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在潛意識里便是十足的叛逆性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不同時間的兩封信都提到自己“腦病增劇”，似乎有頭痛的問題，可是過去公開的有關毛澤東健康狀況的相關文獻，并沒有提到這件事。如果未來繼續公開的毛澤東信函還有類似的內容，說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歷史線索，因為身體的常態病痛對于解釋人的特定行為始終是重要的依據。

    談完毛澤東，接著談周恩來。“信四”是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來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寫給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的信：“逕啟者，黨立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如不發委任狀，務祈陳一公函與學校，正式通知此項決議，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職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書處諸同志大鑒，周恩來。”國民黨“一大”時，周恩來人在歐洲，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因國共合作，又出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科總務科主任，一九二四年七月，周奉調返國，十一月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這封信顯示，周被任命此要職半年后一直沒有拿到“聘書”，沒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為這項任命的法令根據，因此周要求中央秘書處出一份函給學校。作為日后的中共領袖，周恩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事的細心以及調和復雜人際關系的能力，即使年輕氣盛的時候，他也已表現出這種人格的特點，放低姿態，堅持底線，爭取最大的團結。不過，歷史真相有時并不像事后所描繪的那樣傳奇，低姿態的背后常是尊嚴的犧牲，有時也可能到慘不忍睹的程度。這里有一份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來和董必武為了營救廖承志寫給孫科的信“信五”。一九四一年初國共關系因皖南事變呈現高度緊張，雙方磨擦日增，因當時中共力量遠小于國民黨，人在重慶的周恩來只能忍讓處理。
    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一九二八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廖在上海活動遭國民黨逮捕，其母何香凝四處奔走，始保釋獨子。抗戰中期，廖承志參加中共南方局的領導工作，在粵、贛、桂、湘、閩等地發展組織，一九四二年國民黨中央駐粵憲兵第七團突擊了廣東樂昌南方局開會的民宅，逮捕了廖承志以下十多名的中共干部。

      周恩來營救廖承志

    廖承志被逮后，具有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的何香凝立刻由香港偕同廖妻手抱幼子，趕赴廣東韶關，先后向余漢謀、李漢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慶監禁，蔣介石經多重考慮后予以釋放。周恩來、董必武聯名寫的營救信由董執筆，信中卻以周為主要名義，文為：“……廖仲愷先生之嗣君承志自港難后返國道經曲江，本擬來渝，因妻分娩，故奉母暫留曲江小住，不意日前與同伴十余人一同被捕，初？司令長官部，后又他移，聞訊之余莫名駭異，承志雖隸籍中共，其平日擁護政府、擁護抗戰、擁護三民主義與我輩毫無二致，犯何嫌疑，竟罹不測之禍，竊所未解伏念。公與仲愷先生舊交素篤，對其遺族愛護逾恒，今承志及其同伴在縲？之中，諒邀格外關切，恩來等旁徨不知所措，用是不揣冒昧，特懇鼎力救援儻，蒙俯允設法營救，俾忠烈之裔重獲自由，無辜之人得見天日，則歿存均感大德于無暨矣……周恩來、董必武謹啟。”這封首次公開的信函，確實讓人開了眼界。
    
    周恩來懇請與廖仲愷有同鄉情誼的粵系大老孫科代為營救廖承志，本屬人情義理，但姿態放低到“周恩來等旁徨不知所措”這種出自古代宮庭演義“臣等旁徨不知所措”之語，仍讓人嘖嘖稱奇。可見“有理、有利、有節”只是事成之后的豪語，權力的真相永遠都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這封信也將周恩來的政治特色表露無遺，重大時刻，他身段的柔軟程度絕對可以超越常人。

    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領袖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前寫給汪精衛、廖仲愷、張溥泉等人的信“信六”，也值得一讀。信中說：“弟與仲遠兄來津講演，此間青年傾向吾黨的意趣甚濃厚，黨員增加率極速，現已超過百人，日內即開選舉代表大會，青年學子頗愿多一、二人到廣州大會，擬請以于樹德兄歸于指派之列為荷。諸先生同意，即乞電請　總理指派直隸代表三人時，于溥泉、勵齋兩先生外，并指派于樹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種名義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滬之旅費暫由他項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擬赴會，已函令舉代表三人并聞。弟李大釗。”這封廣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現新史料，卻生動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領袖某種行動和精神風貌。李大釗為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五四”運動期間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經北大教授楊昌濟的介紹，收容毛澤東為館員，一九二零年共產國際派人到北大見了李大釗，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事宜，隔年七月，各省共產主義小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一大”，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中共“一大”到廣州“三大”約兩年時間，中共的發展很慢，李大釗的信顯示其主要活動方式還是大學的演講，拉攏知識青年為主，甚至連“黨員超過百人”也稱之為超過“增加率極速”，興奮之情溢于言表；換言之，作為當時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天津等地，李大釗兩年內只在學校里發展了上百名黨員，十足的書生造反，這跟日后毛澤東在農村里隨便一拉就是成千上萬的隊伍，實不可同日而語。這多少解釋了，共產國際最終決定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求迅速壯大，因為李大釗這批高級知識分子實在搞不起來。從這個角度看，國共合作確實雙方互蒙其利，國民黨獲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和嚴明的組織紀律；共產黨則擺脫了原來“馬克思主義學術聯誼社”的階段，開始操作龐大的政治、軍事機器，原來純學者型的黨領袖逐漸由真正的行動派和實踐者所取代。

  最后，筆者再舉出“信七”何香凝擬請辭國民黨婦女部部長一職，并恭請孫夫人宋慶齡接任，信內容無甚特奇，不過其字跡端莊工整，文白相間，反映的是時代更替中知識分子的典型，以及“信八”，陳獨秀要求寄發宣傳品通訊錄的短函。以上這些由國民黨黨史館首度公開的珍貴信函，今天讀來，依然興味十足。這些第一手的資料有助于我們捕捉歷史中感性的層面，并能更準確地理解和解釋當時的真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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