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周恩來
有人問：劉少奇這么多錯誤，為什么不早批判？為什么到這個時候才批判？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這些同志看問題就是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沒有把我們黨的整個歷史串起來看。一個人犯了錯誤，如果不改，總是積少成多的。不會是一下子從犯錯誤那天起，就把他的錯誤定下性質。除非是現行犯，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現行殺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錯誤的，都是逐漸發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錯誤變成反面教員了。毛主席指示我們：不僅要總結正面的經驗，還要總結反面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才完全。犯錯誤是允許的，有時甚至于總結錯誤的經驗也是需要的，能夠總結起來也是好的嘛，其實大錯誤也要允許人家改，也要多次觀察才能定論。不能一下犯了大錯誤，就一棍子打死？我們無產階級是階級社會的最后一個階段，是要把一切階級都消滅了的最先進的階級，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僅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類，解放全人類，自己才能得到徹底解放，這是無產階級的心胸嘛。推翻了資產階級，進而解放全人類，徹底解放自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的話。毛主席常常講，最近還講這個問題，最近在一個介紹軍訓的批語上，又引了這段話。我們懂得這個道理，無產階級的心胸是應該寬廣的，應該從各個角度來考驗每個領導人。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的時候，團結了包括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這些都是與科學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爭，一方面團結他，為了推行革命運動。巴黎公社主要成員并不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共產黨，而是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主義等等。但是當巴黎公社起義后，馬克思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別一派而不支持，總希望他能搞成功。失敗后總結了經驗教訓。列寧當著黨內爭論的時候，他團結了一切贊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變成了一個時候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在一次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上變成多數，以后又變為少數。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決定十月革命起義的時候，黨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維也夫，這兩個政治委員出賣了革命，他們在黨外的報紙上泄露了起義日期這個機密，等于是叛徒。他們承認錯誤后，列寧也把他們留在政治局里頭。托洛茨基參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但是他吸收他在俄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局里頭，差不多整個列寧在世的時候，政治局里頭是幾派的，不是都跟列寧思想一致的。列寧死后，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事業，差不多十年以內，都是按照列寧的路線，團結這些不同意見的人。經過激烈的爭論，這些人承認錯誤以后，都容納下來了。這說明判斷一個人，要經過反復的斗爭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經在民族問題上犯過錯誤，他自己承認的。列寧在《兩個策略》一書中所批判的孟什維克的一個機會主義者后來也承認了錯誤，他說列寧的指示是對的（此處由幾個字看不清）決定的是真理，而他自己當時等于一個鬼，說了完全是反動的話，現在承認錯誤，斯大林還是把他容納在共產國際里作工作。這都是允許的。對犯錯誤的人，你還得經過多次考察，這是列寧主義的路線。
斯大林在蘇聯憲法公布以后，認為國內的階級斗爭熄滅了，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了，一切黨內的矛盾，就是敵我矛盾，而且都是來自國外，通通說成是人民公敵，這個當然不妥當，所以肅反就擴大化了。在中國毛主席的組織路線、干部政策一向是馬列主義的，而且有發展。思想斗爭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批評和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團結——批評——團結，成為黨內斗爭的一個規律。對于犯左傾路線錯誤的人，毛主席用這個政策，對于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也用這個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饒集團影響的和彭黃集團影響的，都是采用這個政策，這樣就孤立了反黨頭子和犯有嚴重錯誤而又不改的頭子，而多數人爭取過來了，這使我們黨能把民主革命斗爭領導到勝利，現在又開展社會主義革命。這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也是經過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的。譬如拿劉少奇來說，他的錯誤是逐步發展起來的。遵義會議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間，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風。當時整風是在戰爭的年月中進行的，只能在高級干部中進行。而且當時在高級干部中，能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不算多，真正學習毛主席著作，貫徹毛澤東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過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只要能這樣做，就是好同志了。當時看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在歷史上犯錯誤較少，甚至沒有犯過路線錯誤（這是一般的說，現在應該再深一步地看這個問題了）。相反地，當時把劉少奇看是白區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區工作“模范”自居。鄧小平當時又成為江西執行“左”傾路線中受打擊的人物，當時“左”傾路線所反對的，在名稱上叫做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覃、謝××、古×。后三位都犧牲了。唯有鄧小平還在，又居首位，結果他就變成了好象是個正確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對這兩個人不得不給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給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黨章報告中，劉少奇提出要學習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毛澤東思想，全黨要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的工作的指導方針。所以在那個時候當然要給予信任。這就說明，對劉少奇、鄧小平需要進行二十多年的考察，這個問題我今天不能詳細地講了。這個問題以后還會有報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劉少奇的錯誤是逐步發展的。戚本禹同志從《清宮秘史》這個電影說起，追溯到歷史上所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他只開了一個頭，沒有講具體內容。如果我們簡單地敘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時間，原子彈出現，有許多人被原子彈嚇倒了，當時連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動，生怕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寫了那篇關于國際形勢的文章，說一個時期不會有反蘇戰爭的，反蘇戰爭是一種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國主義侵略的是中間地帶。這個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實際上是毛主席通篇改過了的，只是發表時還是用陸定一名字。編《毛選》四卷的時候，我們對陸定一說，最好你寫個編者按語，說這篇文章是毛主席寫的。他根本不吭聲。因為這樣一來，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嗎？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強加別人，既然以陸定一的名義發表了，現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贊成我們的意見。當時就是那么一種情況。后來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我昨天講了這個事，毛主席那個時候到重慶去，完全是要證明中國共產黨敢于到重慶去和蔣介石談判。中國共產黨要爭取和平，要暴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面目，以后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為日本投降以后，蔣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戰，你如果說他不是抗戰的人物，有人會不信，所以需要這樣一個暴露。但是當時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相信民主可以實現，和平也可以實現。當時蔣介石還不放棄軍權。但是劉少奇九月在黨校作報告，然后第二年一月發表了一個正式報告，就講這個問題。我參加了舊政協開會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匯報，劉少奇也在場，毛主席說的很清楚。毛主席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于我們積蓄力量，便于我們訓練軍隊。我們一方面要訓練軍隊，一方面要搞好生產，第三方面要加緊土改，準備戰爭，準備戰場。這個精神就把問題說穿了嘛。毛主席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會議上簽字，表面上說這個政協決定不錯。但是劉少奇對黨校報告講的那些東西（今后會印出來）完全是另一種說法。這是一個關鍵問題，我親自可以證明的。劉少奇那個報告我沒有聽到，現在從文件堆里找出來了。你們聽到過嗎？后來劉少奇這個報告被高崗抓住了。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戰爭勝利的前夜，我們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開七屆二中全會，這個會議上毛主席的報告論斷我們解放全中國以后，中國的民主革命勝利了，我們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今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斗爭，也就是兩條道路的斗爭。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來的，這個會是三月開的，四月我們進了北京，四月二十號大軍過江。五月初劉少奇到天津，也沒有向毛主席請示，就和資本家（就是他的親戚和其他資本家）談話，大談什么今天中國資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現在歡迎資本家來剝削，來開新工廠，這樣就可以發展中國的經濟，甚至說什么剝削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你們聽吧，這象話嗎？有人說，你當時為什么沒有注意他呢？那么一個負責同志出去講演，我們到處派人跟著也不象話嘛，但是毛主席也聽到一點。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一個是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另一個就是提出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總路線，其中的一條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國的私營工商業。你們看，對私營工商業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無發展之意。更早一點提出的頂多是“勞資兩利”嘛。就是說資本家剝削得來的利潤，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給資本家，此外我們還有稅收。這完全是針對劉少奇的。不過當時沒有全面談他那個演說。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們進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為是老區，很快就搞合作社，這是好事。劉少奇不贊成農村搞合作社。他說，現在需要鞏固新民主主義階段，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們說，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之時，兩個革命階段應該銜接，因為我們在民主革命中，已經準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譬如，我們進了城就沒收了外國的企業，或者把他接收過來，或者把它封存了。沒收了漢奸的企業，接收了官僚資本，在全國來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這么多工業企業掌握在國家手里，又有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就開始了。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鄧小平作的組織報告。這兩個報告，受了蘇共二十大的影響，受了赫魯曉夫反對個個迷信的影響。當時我國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劉少奇錯誤地認為，生產關系進步了，生產力落后了，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因為我們的生產力要發展，舊的生產關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要改革生產關系，所以私營工商業要變成公私合營，手工業要合作化，農業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產力，怎么能說生產力落后呢？他把這個作為國內的主要矛盾，忘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矛盾，忘掉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許多的事我就不說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國內經濟困難時期，蘇聯撤退專家，毀棄了條約，還遇到三年災荒，我們許多設備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來解決。這時正如廬山會議決定所說的，引起了一股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出現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大聲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別重申了七屆二中全會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并根據這個學說寫了十中全會的公報。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從理論上闡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進行階級斗爭，怎樣來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實“右”路線，那一種運動的方式，也就埋藏了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頭兩個月派工作組的錯誤，撇開廣大群眾，叫所有干部靠邊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戰術，扎根串連冷冷清清地搞四清運動。劉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園大隊的四清經驗，要把它廣為傳播，一直到這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批判的東西也就很多了。現在我們就應該對劉少奇作總結了。總之，毛主席對劉少奇不是不批評的，中間有幾次是書面的批評，最嚴厲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運動中間制定二十三條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經過二十年的幫助，扶不起來。
（編者按：這是周總理在廣州駐軍干部會議上講話的第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國際形勢；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軍隊現在所擔負的任務。）
原載《魯迅戰報》
河南二七公社中南煤管局《衛東》總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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