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點鐘的時候,教導員通知讓我跑步上院長辦公樓。隨后幾個醫生護士都過來了。院長說:軍里給我們一個特殊任務,我們醫院選派你們去接受任務,家里的事你們不要管,你們只帶牙具、換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準帶,紙條也不能帶。我們就回家拿了東西,一輛上海鳳凰轎車把我們拉到西院。這時候叫我們上樓,我坐在西邊的沙發上。當時軍里王景春副政委問:你們都是黨員吧?我說不是,石斌也說不是。他說不是沒關系,以后爭取。接下去他說:同志們沒想到吧,劉少奇要來開封了,派我們去執行這次特別任務,也就是說,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保證他的生活,誰走漏消息,殺誰的頭,黨員開除黨籍,你就是見著親人,見著什么人都不準說;讓張院長領著你們,可能是開封,也可能是別的很遠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說你們吃飯吧,吃完飯就走。我們坐上車,轉了轉,一看就到了北土街這里。警衛連的戰士正在打掃衛生。我們一來趕緊脫了衣服也參加打掃。晚上7點的時候,一切才算就緒。院長叫廚房開飯,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點鐘之前,保衛處長張金貴通知我隨他到機場接人。我坐上一輛救護車,他坐上一輛上海轎車,出新開門往南一直到開封機場。到機場僅3分鐘,從北方來了架飛機。飛機上面有紅燈。天空比較灰暗,陰沉沉的。這時候,從機場西邊來了一輛轎車,燈光很亮,是一輛蘇式伏爾加轎車,淡青色的,下來河南軍區政委王新。飛機停下來,從上面走下一個人,就是專案組副組長老邢。他們在一塊接頭后,我們的張院長通知我說: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還有幾個人,都不太認識。上去了以后,一看機艙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著,護送人員在給他換被子。他蓋的是醬紫色的毛巾被,這時換上粉紅色的棉被。在換被子的時候,我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個鼻飼管。換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為當時我年輕力壯,我抬后面,旁邊一些人抬前邊。擱在救護車上放穩以后,我們和北京來的醫護人員同車出了飛機場。下車的時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門進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醫務人員和開封醫療組的劉醫生,讓我負責內務。又從醫院調來常文秀等三個護士。北京來的同志一個姓曹,一個姓紀,他們向我們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療和飲食等方面的情況。
少奇當時是鼻飼,比如雞蛋湯、雞肉湯、豆漿、牛奶都是從鼻子灌食。還寫了一個飲食單,每天按照這個,定量是五頓。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給他洗洗腳、梳梳頭。
少奇同志到這以后,沒有說過一句話。我們過來他眼睛瞅瞅就閉上,面容很自然。
治療是由劉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療方案治療,我們在這里又給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療。
因為機艙溫度高,少奇同志來這第二天就受涼感冒了,體溫比較高,來這后 就輸液打針。北京的兩位同志在這留了一個星期,我們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 走了以后,從警衛連又挑選了六個戰士參加監護。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點鐘起的床,過來一看,很多人正在搶救。當時搶救我在是在,但來得晚,因為我不是搞護理醫療的。呼吸停止5分鐘還不行就終止搶救了。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凈凈面。然后在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長照的。
后來火化我也去了。出發是在夜間,很晚了。我和六個戰士抬遺體。六個戰士分兩邊,我在前面引導。當遺體抬到前院中間的時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給我一塊大三角巾,說把臉蒙著。我接過三角巾,把遺體移過來,把三角巾往上一擱。當時開來一輛大六九車。我上了車,戰士把擔架遞給我,我把擔架放穩。戰士上來,我從前面車樓跳下來,轉過來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點,我拉上布蓋好。前面引導車坐著老邢、李衛士長、我們的院長。
到了火葬場,我先下來等著。院長先辦手續,辦完手續一擺手,我就命令戰士把遺體抬下來。抬遺體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穿白大褂的在這噴灑藥水,可能是我們院長派人噴灑的。我們把遺體抬到火化爐前。這時過來一個人,也就30多歲,把火化爐打開。我托著擔架前面,六個戰士拉著褥子托著,慢慢擱在傳送車上。火化完了我們就回來了,大概是凌晨1點多。
(師振德,原解放軍155醫院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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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醫療組師振德的文字與周瑞金寫的無人照顧獨自一人完全不同
開封醫療組工作人員師振德寫的 <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里的文字與周瑞金寫的’無人照顧’’獨自一人’完全不同
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里有開封醫療組多名醫生和護士照顧, 每天飲食定量五頓。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給他洗洗腳、梳梳頭。
機艙溫度高劉蓋的是毛巾被,下飛機前換上粉紅色的棉被。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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